政治科技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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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墨子確認客觀存在的真實性，主張“以名舉實”。他說“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2]346“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2]349這就是說，客觀世界是實實在在的，由這種客觀世界的實在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才構成“名”，（概念、觀念），“名”是由“實”而獲取的。墨子認為，人類的知識是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得到的，進而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梁啟超著《墨子學案》，有云：《經》“知，材也。”（《經說》），“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維的神經系統）《經》“慮，求也。”（《經說》），“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維）。《經》“知，接也。”（《經說》），“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見。”（即指客觀的反映）《經》“忽，明也。”（《經說》），“忽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認識事物）認識事物的4個要素：感官、思維、感覺、推理，作為不可或缺的過程有機地聯系起來了。墨子以重實為條件來認識客觀世界。他主張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親自動手實踐。他強調“以察知耳目之實”為“察知有與無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從“以實舉名”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論呢？他不過是將自己的意志說成“天”的意志。他說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說：“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認鬼神，墨子則堅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爺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規矩。“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2]217“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實際，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當作信條，這是怎么統一于他的學說中的呢？原來墨子認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天下豈亂哉？”[2]251他是為了借宗教鬼神當作推行他政治主張之萬能的工具。故他說：“當若鬼神之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來，這樣去擴大宗教的作用，將宗教的作用現實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眾的服依。墨子為實現其政治改革運動，組織了一個宗教團體。一方面宣傳教義以擴大其政治影響，另一方面借籍其教義去訓練信徒，“以自苦為極”的精神去履行教義。《淮南子•泰族訓》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1]1204在當時，墨家學派人數眾多，多具社會活動能力。《墨子•公輸篇》說：“臣之弟子禽滑離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4]155由此可見，墨家學派的勢力及其社會活動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當時社會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堅定性、紀律性、實踐性及其以“自苦為極”的犧牲精神，爾后都存于中國農民乃至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構成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兼相愛”、“交相利”和“尚賢”、“尚同”的政治學說

篇（2）

“以計算機為核心的現代教育技術應用于教育將會極大地促進教育的發展，將會帶來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模式、教育過程的深刻變革”。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在探索政治學科素質教育的實踐中，信息技術輔助教學已由開始時在優質課、示范課上的“表演”，逐漸向實施素質教育的主陣地——課堂教學邁進。信息技術輔助課堂教學，有利于促進思想政治課教學內容呈現方式、教師教學方式、學生學習方式和師生互動方式的變革。因此，我們應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到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課教學整合的研究中，努力提升自身信息技術素養，講究科學與實效，使信息技術真正成為學生認知、探究和解決問題的工具，培養學生的信息素養及利用信息技術自主探究、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思想政治課教學實效。

一、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課教學整合的重要性

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課教學的整合，突破了時間和空間、微觀和宏觀、歷史與現實的限制，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課教學容量和效果，對思想政治課教學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興趣是促進學生學習的興奮劑，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巨大內驅力。正如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所說：“一切有效的活動須以某種興趣作為先決條件。”教學實踐證明，學生一旦對所學內容產生興趣，就會表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中學思想政治課系統地講解經濟學、哲學和政治學理論常識，是一門科學性、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在傳統的課堂教學中往往容易上成抽象的理論課或是大道理堆砌的說教課，顯得枯燥空洞，學生興趣不大，積極性難以調動。而計算機多媒體技術生動、形象、感染力強，利用它設計出仿真直觀情境，能把思想政治課課本中抽象的理論和原理用直觀的視、音頻的形式表現出來，為學生創造學習知識的實際情境，通過聲、形、色、畫刺激學生的感官，誘發他們的好奇心，從而充分調動起學生全面參與學習的熱情。

（二）有利于化解教學難點

從思想政治課的特點來看，基本概念、原理和觀點較多，內容抽象，理論性強。在教學中，教師如果囿于理論的演繹，將會出現“教師頭頭是道，學生頭頭霧水”的現象。而利用多媒體處理信息方便快捷，教師精心選擇好、設計好流程，合理解釋和演示，通過其聲、畫、形把思想政治課中的概念、原理等抽象的東西變成具體的、形象的東西，使學生易于理解，便于記憶，同時能牢牢掌握，在教學中也就容易突出重點、突破難點，把教師從繁重的備課、講課中解放出來，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如在介紹“運動與靜止的關系”時，我制作了這樣一個課件：畫面一是高速行駛的列車，車上有乘客，車外有樹木；畫面二是列車在一個運動著的透明球體中運動。通過這兩個動畫，學生就很容易弄清楚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關系。

（三）有利于活化教學內容

思想政治課教學內容理論性較強，與中學生由特殊到一般的認知特點存在著較大的距離。鑒于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結合教材內容，輔之以鮮活、生動、真實、直觀的多媒體技術，將聲音、圖像、動畫、文字等融為一體，利用其直觀、形象的作用，將教學內容化靜為動、化遠為近，超越時空界限，模擬再現我們所需要情景，使抽象概念具體化，深奧原理形象化。

（四）有利于促進師生互動方式的變革

網絡技術還可以實現遠距離師生互動，加強師生、生生之間的跨時空的交流與合作，使45分鐘的課堂教學從時間與空間上得以延伸。信息技術使師生主動與被動的關系變為平等、和諧的關系。這種轉變從而使思想政治課實現了對人的素質的培養，而不再是圍繞知識傳授轉圈子。

二、信息技術運用于思想政治課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運用目的不明確

運用多媒體目的在于優化教學結構，提高教學效率。然而，一些政治教師對此并不十分明確，很多時候只是為運用而運用。如果是運用多媒體投影課本上已有的文字、圖表，就僅僅局限于對教材材料的機械翻版和簡單重復，或是用多媒體代替板書。這些，都是對多媒體輔助教學的錯誤理解和運用。

（二）課件設計喧賓奪主

在課堂教學中，每次使用多媒體課件要解決什么問題，必須十分明確。可是我們許多政治教師設計的多媒體課件，既有精彩紛呈的畫面，又有悅耳動聽的音樂和解說，結果片面追求視聽效果，沒有注重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實際效果，甚至忽視多媒體輔助教學的真正目的——強化教學重點、突破教學難點，幫助學生有效地學習政治思想理論，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在課堂教學中，這種喧賓奪主的課件，不僅達不到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的目的，反而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沖淡了教學主題。

（三）課堂容量過大

多媒體具有強大的直觀顯示功能，可以使教師在較短的時間內呈現大量的教學內容。但當這些內容超過了一定的“度”時，多媒體輔助教學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課堂內容過于飽滿！往往是教師連續不斷地向學生展示搜集到的事例和材料，卻沒有給學生留下足夠的思考、活動時間，并且忽視了對學生學法的指導。

（四）課件內容的選擇不夠恰當

有些政治教師在制作和使用多媒體課件時，喜歡選擇一些動畫、漫畫圖片，或隨意性地選擇一些比較陳舊的材料進行教學，忽視了新課程內容與學生生活及現代社會和科技發展的聯系，忽視了思想政治課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和真實性、時效性較強的特點，結果直接影響教學目標的實現，導致教學效果不明顯。信息技術運用于思想政治課教學存在的上述問題，制約了課堂教學效益的提高和“三維”目標的實現。

三、推進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課教學有效整合策略

（一）要轉變教學觀念

信息技術只有真正同學校的思想政治學科教學目標、教師的教學過程以及學生的學習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時，它才會發揮出巨大的教育價值。教師掌握信息技術的高低，并不意味著他就能實現信息技術與課程的成功整合。運用現代信息技術輔助教學，要求教師必須對教學過程重新設計，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由傳統的“教師學生”單向模式轉變為“教學、媒體、學生”三維互動模式）和教學組織形式，使得以講授為主的傳統的班級教學發展為班級教學、小組教學（小組媒體教學法、微型教學法）、網絡教學（交互式網絡教學法、遠程教育）并舉的局面。這些變化都要求教師必須首先轉變教學觀念，研究新型教學模式，將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學科教學目標、教學過程尤其是學生的學習過程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教育價值，推動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過程。

（二）要明確整合的原則

先進的教學技術不等于先進的教學方法，先進的教學技術也并不一定能產生好的教學效果。當前思想政治學科信息技術和課堂教學整合有許多理論問題有待研究，如：信息技術如何與課堂教學整合；多媒體技術下的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多媒體手段與傳統教學手段的結合；適合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多媒體軟件的類型；多媒體軟件的評價標準；多媒體教學對教師隊伍建設的影響等等。弄清這些理論問題可以使教學行為更加自覺、更加主動、更有實效，信息技術的發展才不會陷入盲目之中。

運用計算機輔助教學應當遵循以下原則：（1）目的性原則。（2）最優化原則。（3）服務性原則。（4）啟發性原則。通過情境設置，引發學生思考和討論，洞察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系，培養獨立思考和自學能力。（5）適度性原則。

（三）要切合學生實際

在網絡課件使用過程中，教師應對學生提出明確教學要求，布置學習任務，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加強指導，不能把網絡課上成“牧羊課”、“網絡瀏覽課”，對學生放任自流，浪費時間。

現代信息技術教學手段與傳統教學手段的關系應當是一種有機整合的互補關系，要注意避免將多媒體設備當作“現代化的黑板”、“知識的灌輸者”來使用。因此，新形勢下教師在努力提高自身使用網絡、多媒體技術的水平和課件制作水平的同時，還應積極學習和研究教學理論、教材、教學方法。唯有此，才能真正以現代信息技術為媒介，構筑思想政治新課堂，完成培養適應時代要求新型人才的育人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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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6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08-0099-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對培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思政理論課教學中實施“課題制”教學模式，引導90后大學生帶著中國化的諸多理論問題深入基層，調查當下中國社會民生、輿情、經濟、生態等現實問題。由此不但緩解思想政治理論課“滿堂灌”的壓力，改善教學效果，提高教學質量，還能培養大學生獨立思考、調查分析的良好學習習慣，逐步養成不唯書、不唯師、不唯上，只唯實的科學精神，最終促使學生創新思維和創造能力的形成。但隨著逐步深入推廣，課題制教學模式的實踐目前卻存在著“學生參與課題的表面化和形式化；課題研究的重復性和低層次性；研究論文或調查報告質量普遍不高，應付了事現象嚴重”[1]等問題，課題制教學流于形式，直接影響了思政理論課的學習效果。造成上述種種問題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指導教師在課題制實踐過程中的方法問題，有學生課題研究中的方向把握問題，有課題研究學習目標的確定問題，還有考核方式的選擇問題。在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四個結合”和 “三個調整”是解決思政理論課“課題制”教學模式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的關鍵。

一、思政理論課推行“課題制”教學模式需重視“四個結合”

（一）課題研究和理論學習相結合

課題制教學過程中，課題的選擇確立、組織實施和結題報告的全過程，是大學生將與中國國情、民情有機地結合起來的過程。所以，課題制的實施不能和課堂上的理論學習脫節。指導教師必須引導學生帶著所學的理論知識，帶著渴望在現實中找到答案的問題，通過寒暑假“三下鄉”、青年志愿者服務以及社區援助活動等實踐活動形式，接觸基層社會，體驗民生民情，并在真實鮮活的事例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發，使學生將一些枯燥的理論知識通過實踐化為感性的認識，讓學生在實踐中進行自我教育，提高對理論的鑒別力、判斷力和選擇力，把中國化的內化為自我情感需要，逐步認同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培養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二）課題制學習與科學研究相結合

“課題制”倡導“以學生為主體，在學中做，在做中學”[2]，師生共同參與，將的觀點和方法與大學生思想實際和社會生活實際相結合，帶動學生實現理論知識和科學觀念的意義建構，并促進嚴謹治學態度和創新人格的形成――這就要求學生要有高水平的學習策略和一定的研究技能。所以，幫助大學生“克服課題研究的盲目性，培養問題意識”尤為重要。指導教師可以利用辯論、對話等形式，逐步引導學生找準自己既有興趣且又有能力承擔的研究項目。另外，指導教師還可以鼓勵學生帶著這些項目積極參與全國大學生“挑戰杯”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創業計劃大賽等學術科技“奧林匹克”大賽，逐步發現和培養一批在學術科技上有作為、有潛力的優秀人才。

（三）課題制教學法與其他多元化教學模式相結合

任何好的教學模式都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較多的輔助教學形式。課題制教學法強調對某一問題的深入研究，只有通過研究才能獲得新觀點、新體驗。這就需要學生在掌握了基礎知識的同時，還要保證對學科體系的全面把握，同時，也對學生邏輯思維能力、文字駕馭能力以及團隊協作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為此，為了保證思政理論課的教育教學質量，我們必須要建立多元、立體化的教學方式來支持課題制教學實踐。在保證課堂系統性理論教學的同時，還可以利用網絡的便捷，建立輔助學習平臺，展示一些課程簡介、課程規劃、案例視頻資料、經典著作、政策文件匯集等；設置討論課，師生共同對某些有爭議的焦點問題展開深入的討論；重視課題研究的答辯環節，引導學生繼續發揮團隊協作的優勢，充分展現集體的智慧和力量。

（四）教師主導性和學生主體性相結合

蘇格拉底主張教育不是知者隨便帶動無知者，而是使師生共同尋求真理。[3] 把學生從“填鴨式”的灌輸思維模式下解放出來，是為了讓學生在更廣大的空間中得到更多，即“學會怎樣學習”。“課題制”教學從課題研究方案的制訂、課題小組的成立、研究計劃落實、研究方法的選擇，到資料信息的收集處理、研究成果的形成和展示，都應自始至終以學生為主體。而教師的主導性則應有全新的闡釋――在課題制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師在與學生共同將研究方案確定以后，需要暫時退到后臺，但并不意味著退出教學舞臺，而是要在后臺為學生學習、怎樣學習提供各種支援。教師要認真構思實踐教學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和具體方案、熱心指導學生學習小組課余活動、為學生查找資料提供方便、聯系專家小組成員指導學生成果等等。

二、思政理論課推行“課題制”教學模式需解決“三個調整”

（一）調整課程考核方式，過程與結果并重

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考核方式多為閉卷考試①，這種考核方式因其過分強調理論知識的死記硬背，突出終結性評價，忽視學習過程性和評價的診斷性而長期受到學術界的詬病。

課題制教學貫穿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習的始終，無論是選題、調查，還是形成最終的研究成果，學生的理論知識架構、邏輯思維能力、文字駕馭水平、科學創新精神，乃至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情操均在此過程中得以集中展現。所以，這就要求該門思政理論課必須對原有課程考核評價方式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變革。增加學生課題研究成果在期末總評中的比重，且重點考察其“興趣度”、“掌握度”和“實效度”；增設“面試+答辯”環節，考察課題研究團隊的綜合素質；盡可能地跟蹤記錄學生平時學習的翔實情況，使考核評價經常化、具體化、客觀化，采取過程與結果并重的“齊頭并進”式的評價方式。

（二）調整教育目標，分層指導教學

課題制教學的目標是根據社會發展和學生成長的需要，通過相關的教學活動使學生在政治、思想、道德、法紀、心理、審美等方面所要達到的質和量的總的設想和規定，目的是激發學生學習中國化理論的興趣，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團隊合作精神。[4] 由于學生的水平層次不能整齊劃一，所以，在思政理論課的課題制教學實踐過程中，在確立教學目標時不但要充分考慮不同學生的年齡特征和認知水平、學生的理論水平和興趣關注點。針對學生的多層次性，分年級、分專業、分批次，逐步推廣課題制教學模式――這樣才能滿足學生內在需求的多元化。指導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基礎分層（文理工藝的學科差別）、需求分層（升學、考公務員、創業等不同要求）和興趣點分層（民生、輿情、經濟、政治、心理等不同領域），也可以對課題本身難度進行分層（難、中、易），學生再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有能力承擔的課題項目。通過這種分層指導教學還可以解決教學目標與考核目標不一致的矛盾，更能有效地激發不同層次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學生參與思想政治理論學習的熱情。

（三）調整師資定位，加強師資自身知識儲備

傳統教學指導方式已經不能滿足課題制教學的實施。教師要想成為這種研究性教學模式的引導者和組織者，就必須重新定位。思政理論課教師通常有著較強的思政理論功底，但課題制教學模式則更注重理論向實踐的轉化，教師的主要任務就轉變成“激發學生對探索求知的責任感，并加強這種責任感”[5]――這就要求思政理論課教師必須完成以下轉變：從“知識單向灌輸的專才”向“能夠開發專題、設計教學流程并全面組織教學過程的通才”方向發展；從“單一研究理論問題的理論型教師”向“更注重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復合型教師”轉變；從“對教學中一般問題的研究”向“國情民生問題研究”方向轉變。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篇》）作為萬物的靈長，人區別于物并稱其為一個人的根本依據在于人具有主體性。鑒于此，重點關注“四個結合”和 “三個調整”，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激活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才是課題制教學實踐模式的關鍵。

[注]① 近幾年高校在逐步改革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考核方式，部分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如《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思想與三個代表概論》等已經是開卷考試。

[ 參 考 文 獻 ]

[1] 周慧芳.課題制學習推廣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2）.

[2] 王升.研究性學習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篇（4）

計算方法的特征及應用結果說明

篇（5）

直到目前為止，政治課給人的印象始終是講大道理、背死教條、死記硬背、枯燥無味。這里有歷史原因、社會原因、也有我們政治課自己的原因，如果教學與學生實際相脫節，與學生認識水平相脫節，結果學生聽起來必然索然無味。要使學生學有所獲，知行統一，就必須合理安排課堂教學，從學生關心的問題出發，有目標的入時政。這要求教師必須掌握教材，從學生的認知水平出發處理教材，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用精練的語言準確的傳授基礎知識，揭示知識內在聯系，教會學生在體系中把握知識。在此基礎上，合理利用課本事例，恰當引入時政。從而使政治課教學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引人入勝。為了使引入的時政事例具有針對性，教師要注意博采，廣泛選材，電視、廣播、報紙、網絡都是選材的常用信息渠道，要注意精挑細選、歸類存檔。一般來說這些材料最好是學生熟知的，別總搞獨家報道。獨家報道雖可以引一時之趣，卻會使學生感覺到距離千里。因此我常從新聞聯播、焦點訪談、經濟半小時、生活、本市晚報等學生熟悉的材料中選擇。學生常有“怎么我沒有想到？”“原來個中竟有如此奧妙！”的感慨。漸漸也在日常生活中去尋找這種平凡中寓神奇的感覺，這種教學使學生體會到政治課對生活的指導性，由此激發學生探索精神和求知欲，并培養了良好興趣下的自主學習精神。這比傳授知識本身具有更大的意義。

二、 在預習中引入時政，激發學生主體意識

為了使學生深刻理解課本的精神，提高課堂效率的關鍵是激發學生興趣，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預習在這一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引導學生搞好預習，我設置了“預習通知單”，一般預習通知單的設置要講究方法，否則預習變成了家庭作業，會使學生感到厭煩。根據教材合理設置問題，巧妙引入時政是設置預習通知單的關鍵。如講到“紙幣和通貨膨脹”時我設置了這幾個問題：

（1） 你手中有五圓假幣，你會怎么辦？這么做的原因？

（2） 若你父母明天都漲一級工資，你認為一定是好事嗎？

（3） 物價是不是越低越好？

這樣，從基礎知識出發，小到生活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大到對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分析，恰到好處的激發了學生的求知欲。實踐證明，學生希望得到這樣的預習通知單，他們感到有很多豐富多彩的未知世界在等著他們探索、發掘，而基礎知識是采掘機。

三、 采用多種教學形式，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

傳統政治課以教師講授為主，往往造成“一言堂”的結果，為提高參與意識，我主張積極進行教學形式的改革。變政治課的“引人入睡”為“引人入勝”，使學生活中求獲。具體的說我用以下幾種方式在日常教學中加強時政訓練。

（1） 知識點評

指在預習通知單的基礎上，先讓學生結合自己實際發表觀點，列于副板書。然后，通過傳授分析掌握新知識提高學生認識能力，課堂小結之后，請學生點評先列的觀點，教師予以總結。這樣無形中增加了學生學習基本理論的目的性和趣味性，培養了，學生運用基本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課下作業再設置拓展型的“學而用之”：你還能用這些知識分析那些現象？從而順利完成知識遷移。

（2） 時政快訊

政治課不僅要重視課內所學，還要不斷開闊學生視野。如果學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其結果是非但圣賢書沒讀明白，窗外事也一無所知，學生視野狹窄，能力低下可想而知。為此我特設置了時政快訊欄目。時間一般是一周一次，但不確定，若重大事件發生時，甚至可以一天兩次及時報道，組織者可以是學生也可以是教師。內容可以是國內外大事也可以是班內或學校的新聞。期末評選出反映知識點、熱點的最佳新聞和典型材料的報道，對報道事件及時準確、報道效果反映很好的通訊員予以獎勵。時政快訊活躍了課堂氣氛，開闊了學生視野，使學生樹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思想。

（3） 自由論壇

我們常說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但在具體的操作中，由于課時所限、教學內容多的原因，真正讓學生發表意見的機會并不多。因此，我利用課余時間組織了自由論壇欄目。在這個自由的時間里，學生就某個問題暢所欲言，或辯論、或演說、或私語，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論題的確立、會場的組織都是學生，教師是配角。回顧一下，曾有許多熱點問題我們討論過，以政治為主，也有別的方面的，如：家庭投資與股票、再就業、大學生不包分配，科學幻想、以及中學生早戀等，討論過程中，教師應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合理評價他人的觀點，幫助他們提高認識水平和能力，教師可以發表意見，但話不宜多，重引不重論，否則，限制學生的思維，不利于創造力的培養。在自由論壇里，學生感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主動發現問題，明是非、辨美丑，不經意中形成了歸納、演繹、分析、綜合等高層次的能力。

（4） 課本劇

課本劇是指為強化教學內容，根據課本題材組織學生編演的舞臺劇的一種活動形式。一般來說，語文課的小說單元、外語課的口語訓練常采用這種形式。為提高政治課的參與意識，我在立足政治教材的基礎上，改進了這種形式以適合本學科教學的要求。具體作法是以教材知識點或某一社會熱點為內容，借鑒成功電視欄目的形式如：焦點訪談、今日說法、新聞調查等，由學生擔任記者、主持人、嘉賓，編演案例。在講解《稅收及其基本特征》《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框題時，我采取這種形式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以小組為單位，評比出最佳主持人獎、最佳構思獎、最佳表演獎，充分調動 了學生的積極性，以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強化了基礎知識，提高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培養了全方面的素質。

實踐證明，把以上多種教學形式靈活運用于課內、課外，徹底地改變了傳統政治課給學生的印象，使學生變厭學為樂學，變被動吸收為主動探索，拓寬了視野，發展了能力，帶來了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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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

篇（7）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篇（8）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09)-09-0045-02

史學界對“同文館之爭”的原因、經過、性質等問題，從思想、文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論析，但其中仍有未發之覆，特別是對爭辯過程中洋務派提出的“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張少有論述。本文試從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內涵和理論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館之爭”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務派的科學觀。

一、從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體的擴大

在古代中國，工業領域的科學技術被視為“奇技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傳承科學技術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國委諸匠，西人出諸儒”，大致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但中國歷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對士人提出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時代要求。

1840年的爆發，拉開了中國近代史和“西學東漸”的序幕。作為“西學”重要內容的西方科學文明，開始傳人中國。學習和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很快成為中國先進人士的共識。

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學文明的器、技層面(即所謂“堅船利炮”和“長技”)。由于傳統的社會分工，在時人的言說中，工匠成為當然的引進西方器、技的群體。如在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中，“師夷長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隨著西方科學書籍的翻譯、介紹，人們漸漸認識到，“堅船利炮”和“長技”的背后隱藏著科學原理，而高深的科學原理卻是中國工匠難以掌握的。

成書于1861年的《校鄰廬抗議》(馮桂芬著)，即明確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的思想主張，標志著先進國人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已從器技層次進到學理層次”這里的“西學”是包括算學、重學、光學、化學等學科在內的自然科學。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以往論者所忽略的地方)，馮桂芬還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人才要素進行了詳盡透徹的分析。馮桂芬指出，輸、佳之巧至難也，非上知不能為也；圬鏝之役至賤也，雖中材不屑為也。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必不合之勢矣，此所以讓諸夷以獨能也”。普通工匠很難掌握精深的科學原理，而能夠掌握科學原理的“聰明智巧之士”，卻鄙薄體力勞動，不屑將之應用于生產實踐。從歷史的事實來看，馮桂芬在的前夜，從理論上預料到了即將興起的近代軍工企業發展中的難題。

幾乎與《校分廬抗議》問世同時，洋務派掀起了引進西方機器生產和創辦軍工工廠的浪潮。據統計，于1866年底“同文館之爭”發生前興辦的近代軍工企業有：1862年，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1863年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洋炮局和蘇州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1865年李鴻章創辦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機器局。在生產實踐中，洋務派果然遇到了馮桂芬所料到的困難：為了引進西方技術，就不能不去學習作為這些技術之基礎的科學原理，但高深的科學原理又是工匠難以掌握的。1864年’李鴻章不得不承認，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彈雖與外洋規模相等，其一切變化新奇之法竊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認識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學習科學技術方面的劣勢：“今之入局學造者，內地正匠耳。執何伐柯，所得者不過彼柯長短之則”。工匠科技素質的落后，造成軍工企業生產的槍炮、彈藥等很難達到西方先進水平。“愿為者不能為”的難題，成為洋務派實現自強理想的障礙，迫使洋務派拿出解決方案。如上所述，馮桂芬認為只有士人才具備掌握科學原理的智力條件。洋務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張，試圖將士人引入學習西方科學的隊伍。

二、“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內涵與理論漏洞

1866年12月，洋務官僚奕新奏請朝廷于同文館中“添設一館講求天文算學”，并建議招收科甲正途人員人館學習。此舉遭到以大學士倭仁為代表的頑固官僚的反對，遂引發了一場圍繞同文館應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而展開的論爭。這場論爭被后世史家稱為“同文館之爭”。在論戰過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張。這一思想主張具有以下基本內涵。

第一，它用“理”來指謂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理層面晚清國人有時稱際西方科學為“理學”、“理科”“理”是中國古代哲學中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范疇，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領悟(即所謂“格物窮理”)，屬于人的心智活動。奕新等人奏請招收科甲正途人員人館學習天文、算學，正是基于智力條件的考慮：“查天文、算術，義蘊精深，非夙知勤學用心之人，難以漸窺底蘊，與專習外洋語言文字之學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員“研經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專，程功自易”洋務派還進一步將西方科學納入儒家“格致”之學的范圍，認為“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這就對士人研習西方科學的合法性進行了論證，能夠在文化心理上減緩引進西學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決“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難題的方案。一方面，洋務派為了吸引士人學習西方科學，一再強調“并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體力勞動的心理。這對于消弭“能為者”(士人)的顧慮，進而解決“能為者不屑為”的難題，無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務派之所以選取士人學習西方科學，乃苦于“以中國自造輪船、槍炮等件，無從人手”的現實，認為“若得讀書之人旁通其書籍、文字，用心研究，譯出精要之語，將來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說，士人學有所成后，須用所學知識來攻克軍工企業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難關以及指導工匠進行生產實踐一按照馮桂芬的說法，就是“從受其法，以授眾匠”。洋務派相信，“愿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識方面的指引，其“不能為”的問題也就得到解決。

“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論上不失為一套解決“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難題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邏輯思維E的誤區和漏洞。從歷史的事實來看，這套方案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問題，給帶來消極影響。

首先，洋務派高估了士人在學習西方科學方面的優勢對引進西方科學的難度認識不足。中國傳統經史之學與西方科學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經史之學見長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學方面，并不如洋務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頑固派就曾敏銳地指出，“竊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細，本系專門之學，與策論等項不同。每有學問索優而不明歷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詞章，蓋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數學必歸于實測，聰明異用，難易攸分”。洋務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學習西方科學的優勢，從根本上說，還是深受“華人之智巧聰明不在西人以下”的華夏文明中心觀的影響。而頑固派否認士人的優

勢，并不能說明頑固派已經擺脫了華夏文明中心觀的束縛。因為頑固派否認士人學習科學的優勢，是為了論證“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制造輪船、洋槍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較洋務派更為狹隘。

其次，洋務派用“理”來指謂西方科學。將西方科學形而上化，客觀上規定和強化了士人以冥思、領悟的方法來學習西方科學。這種方法與西方科學注重實驗和操作的實證方法背道而馳，卻被廣泛地應用到洋務學堂的科學教育中，最終嚴重限制了科學人才的培養。1896年，李端槧在總結三十年來洋務學堂辦學經驗的奏折中就指出，“諸學或非試驗測繪不能精，或非游歷察勘不能確。今之諸館，未備器圖，未遣游歷，則日求之于故紙堆中，終成空談，自無實用”。直到1897年，梁啟超還強調用“觸悟”的方式去學習西方科學：“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學，衣被五洲，震棟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洲人士之聰明非弱于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異也”嗍。從深處說，這是“空談性理”的傳統文人心態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務派精心挑選的士人，將面臨兩個重要的任務：一是學習西方科學，二是指導工匠進行生產實踐。但洋務派似乎始終忽略了一點：學習西學是一回事，指導工匠又是另一回事。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們并不知道怎樣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樣是頑固派觀察到了這一點。頑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員明其理，悉其源，將來造輪船時，勢必引繩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紛紛探明江海水勢淺深，教水手運用制敵之法，有如是之勞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認，頑固派確實看到了某些問題的癥結所在。

通過上文的分析，不難發現，“同文館之爭”還關涉到洋務派與頑固派圍繞引進科學的人呢才要素、技術管理等問題進行的論辯。而這正是以往學術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篇（9）

從國際上來看，有的國家設置共享稅，有的國家不設置。目前，采用專享稅形式的國家有法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德國實行按比例分成的共享稅；美國則按照共享稅源、分率分征的方式建立獨立的中央稅與地方稅體系。我國在分稅制改革中，大體將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但目前我國共享稅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共享稅設置過多。在我國，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證券交易稅均為共享稅，甚至本應屬于地方固定收人的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等也帶有收人分成的痕跡。

2、共享稅設置不規范。主要表現在不應該設置為共享稅的稅種設置為共享稅。如增值稅作為中央和地方共享稅，主要是從兼顧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的經濟利益出發，但增值稅與地方的經濟利益關系密切，而稅基流動性很大，作為共享稅存在稅負轉移問題，會導致地區間稅基與稅源的爭奪。又如個人所得稅作為政府收人再分配的重要工具，從其稅種性質與功能來講應該劃歸中央。又如資源稅作為共享稅也存在著不少弊端。資源稅作為共享稅不利于國家資源的合理開發、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利于自然生態的保護和環境治理、不利于打破傳統的自然經濟觀念、不利于地區間的公平競爭等。又如證券交易稅作為共享稅有失公平。證券交易稅來自全國，而受益的只有中央與少數經濟發達地區。共享稅設置的不規范還表現在共享稅的設置不是根據稅種的性質、事權與財權相對等的原則，而更多考慮的是中央與地方財力的劃分。如按照行業、所有制形式和重要性(是否重點企業)、行政隸屬關系等標準設置共享稅。

3、共享稅中中央所占比重過大。中央共享比例過大削弱了地方可支付財力和地方政府的職能作用，挫傷了地方政府和地稅部門的積極性，而且打破了分稅制改革中建立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的平衡格局，不利于分稅制財稅管理體制的完善。中央與地方稅種的劃分應建立在充足稅源，稅收體系健全的基礎之上。我國財政體制的現狀是地方稅收體系尚不健全，但同時存在大量的預算外資金，共享稅中中央所占比重過大也導致地方預算外資金的擴張。

二、共享稅設置必要性

共享稅設置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央與地方稅收比例的調解，一般來說不可設置過多，否則會造成中央與地方稅收征管上的惡性博弈、影響中央與地方的稅源和稅收體系。共享稅設置的必要性取決于在按照事權與財權原則劃分中央與地方稅種后，中央與地方稅收收入的比例是否合理。在當前的稅收收入條件下，若將增值稅、消費稅、關稅、資源稅、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作為中央專享稅，其他稅收作為地方專享稅，中央稅收占全國稅收的比例為70％左右。若加上預算外收入資金，中央稅收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60％左右。相對于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的理想度來說，可以將上述稅種作為中央專享稅并且不設置共享稅；但相對于現行中央與地方稅收比例而言，在地方稅系尚未健全的前提條件下，若不設置共享稅將導致地方稅收收入的大量減少，見表一。所以在當前形式下，設置適當的共享稅是合理的；但長遠來看，只要中央與地方稅收收入的初次劃分能夠達到財政的分配平衡，就沒有必要設置共享稅。

三、現行分稅制下共享稅的設置

篇（10）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成功，在學科建設、教育理念的更新、課程設置與教材的改進、教學方法的綜合運用等方面，我國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取得了較大進步。

一、當前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現狀及問題

（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有待改進。

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是連接教育者與教育對象的信息橋梁。目前，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缺乏系統性。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這四方面構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體系，其中政治教育是核心。我國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堅持以意識形態教育為主體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缺乏針對性。有些教師沒能根據學生的思想情況，沒有充分研究他們所關心的熱點問題、感到困惑的疑點問題，更沒有系統地通過運用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學生所關心的熱點問題和現實問題，結果難以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教學方法難以適應時展的要求。

在現有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硬性灌輸。硬性灌輸的表現是教育者單向地向受教育者傳授知識和價值理念，忽視受教育者的理解程度和實際感受，受教育者被動地接受教育內容。二是忽視實踐教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不是單純的思想政治理論知識教育，而是要理論聯系實際，能夠使學生將基本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由于安全和經費的考慮，一些學校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積極性不高，實踐教學活動流于形式。

（三）教師隊伍建設的水平有待提高。

教師隊伍建設水平與思政課的主渠道地位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專職教師數量不足。由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專職教師數量不足，大班上課的現象比較普遍，制約了教師教學質量的提高。二是教師綜合素質亟待提高。這里的綜合素質包括：思想理論修養、教學科研能力、人格魅力等方面。三是部分教師缺乏教學熱情。高職院校中部分老師由于教學時間較長，導致了一種教學上的疲態，同時，因科研壓力較小，缺乏一定的動力，致使他們在給學生上課時沒有充沛的熱情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是一種教與學的惡性循環。

二、增強和改進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的對策

（一）豐富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

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比較研究，這不僅是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也是學科本身發展的要求。世界各國高校對大學生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一般不用“思想政治教育”這個名稱，而是使用公民道德教育、生活教育和通識教育課程等說法。發達國家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豐富多樣，對我國具有借鑒意義，如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包括：公民教育、歷史教育、經濟交易、法制教育、宗教教育、性教育、生活教育等；而英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則包含公民教育、倫理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此外，發達國家也很注意在各學科中滲透思想政治教育，這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二）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方法。

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貴在得法。在課程教學中，應充分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價值功能，通過多種手段和不同媒介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隱性教育和隱蔽滲透[1]。要改變單一的"灌輸式"的教學方法，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除了課堂講授法外，還可以選擇討論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多媒體教學法、社會實踐教學法等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為我們所用，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例如，通過開展社會實踐教學，可以超越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教學的限制，使大學生有機會體會和觀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巨大變化，有助于他們確立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從而增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對大學生政治認同的引導力。

（三）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素質。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應該是立場堅定，綜合高素質較高的教師。對于高職院校教師的個人素質提升主要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一是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二是高尚的師德有為人師范的品行和個人魅力。三是深厚的理論素養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基礎。四是將理論教育與客觀實際相結合，以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實施教學。這些要素涵蓋了成為一名優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努力方向和目標。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隊伍應該是一支由教學領軍人物、中青年帶頭人、骨千教師構成的隊伍，既包括廣大骨干教師，也包括專業領軍人物和學術帶頭人[2]。

三、結語

總之，增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是一個系統工程。只有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重要地位的認識，改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綜合運用多種適應時展的要求的教學方法，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整體素質和教學能力，科學設置思想政治理論課考核方式，借鑒國外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經驗，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得到進一步提升，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