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資本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08 14: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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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利用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有效期限（M）、違約風險暴露（EAD）等風險參數，較為全面地勾勒出單筆風險暴露所面臨的風險，亦將其作為監管資本公式的重要輸入變量，以確定所需的監管資本水平。
（一）監管資本要求與違約概率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違約概率（PD）是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債務人不能按合同要求償還銀行貸款本息或履行相關義務的可能性。在內部評級法中，PD由商業銀行自行估測。在非零售內評體系中，PD是針對債務人自身風險的評估，多受到債務人財務情況、經營特點、系統性風險等因素的影響。在零售內評體系中，PD則是針對債項而言，除了受到債務人自身風險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抵質押品、保證、業務品種等債項因素的影響。從監管資本公式結構來看，PD對監管資本要求（K）的影響最為復雜，不僅僅來自于自身，還來自于資產相關性（R）、期限因子（b）等中間參數，且影響是非線性的，故較難得到K與PD之間清晰明了的數理解析關系。鑒于此，本文采用圖形法分析K值與PD之間的相關關系求K與PD之間關系具有一定的共性。K（PD）是PD的非線性上凸函數，在[0,1]的PD取值空間內，K值存在極大值點，所對應的PD為PDK極大值。當PD小于PDK極大值時，K與PD呈正相關關系，即PD越大K越大，而當K大于PDK極大值時，K與PD呈負相關關系。以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為例，當LGD為45%，M為2.5年時，該PD接近30%時，K達到極大值0.1991，RW為248.83%，而大部分非違約零售客戶違約概率在30%以下，即服從PD越大K越大的規律。值得注意的是，在PD低于PDK極大值時，K隨PD變化彈性從富有彈性逐漸變化為缺乏彈性。資本要求K與違約概率PD值之間“先升后降”的相關關系，充分體現了內評法對資本、撥備等風險抵御措施的目標界定。當違約風險足夠高（即PD大于PDK極大值）的時候，風險暴露所蘊含的風險基本可被預測由撥備所覆蓋，體現為預期損失PD*LGD，相應地無法被預測的非預期損失會隨PD的增加而減少，體現為監管資本要求（K）的逐步下降。目前大部分商業銀行采用主標尺進行PD估測，即將PD∈[0,1]的取值區間劃分為若干個風險級別，用各區間平均PD作為該級別所有債務人的PD值進行監管資本計算，由于PD較低時，K相對于PD的變化是富有彈性的，所以應盡可能細化低PD風險級別劃分規則，減少因級別平均PD替代債務人真實PD而產生的資本耗費。同時，在非零售內評初級法下，合格保證的風險緩釋作用表現為保證人PD替代債務人，即在滿足監管要求的情況下，將債務視作合格保證人的債務，采用較低的保證人PD替代債務人PD計算監管資本需求，因此選擇低風險的保證人是獲取資本套利的有效途徑。
（二）監管資本要求與違約損失率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違約損失率（LGD）是指債務人（或債項）違約后所產生的損失比例，即違約損失率=1-違約回收率。在非零售內評初級法下，LGD由監管給定，高級債權LGD為45%，次級債權LGD為75%。在非零售和零售內評高級法下，LGD由商業銀行自行估算，可考慮抵質押品、保證、經濟環境、業務品種等因素。以非零售風險暴露監管資本（K）公式為例，計算K與LGD之間的一階導數、二階導數，并繪制K與LGD相關關系圖①。dKdLGD=[N(11-R×G(PD)+11-R×G(0.999))-PD]×{}11-1.5×b×1+M-2.5×b>0（2）d2KdLGD2=0（3）從公式（2）、（3）和圖3可知，各類型風險暴露的監管資本要求K相對于違約損失率LGD單調遞增，即LGD越高，K值越大。對于同類型風險暴露，單位LGD變動帶來相同絕對量的K值變動，但對于不同類型風險暴露，資本要求K與LGD的彈性略有差異。相比較而言，金融機構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一般企業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中小企業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其他零售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合格循環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即單位LGD變動給金融機構風險暴露K值所帶來的影響高于給一般企業所帶來的影響，該原理可以此類推。在很大程度上，PD是用來衡量作為“第一還款來源”的債務人自身風險的，LGD則是衡量以抵質押物為代表的“第二還款來源”風險的。與權重法相比，內評法更大范圍的認同第二還款來源的風險緩釋作用，而且在高級法和初級法下處理方式略有差異，總體來看，高級法下商業銀行具有更大的靈活度，可認定的合格風險緩釋品范圍更廣，且合格保證的緩釋作用可體現在PD上亦可體現在LGD上。因此，在高級法下，合格風險緩釋品所能提供的監管資本套利空間更大。
（三）監管資本要求與有效期限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債項期限（M）是較為重要的業務風險評估因素，通常情況下，業務期限越長所面臨的業務風險和波動性越大，所需消耗的資本也有所提升。為了體現期限對業務風險的影響，在非零售風險暴露的監管資本要求（K）公式中引入有效期限（M）作為模型參數。在非零售內評初級法下，除回購交易類業務
（四）不同類型風險暴露監管資本要求的系統性差異
考慮到各風險參數、系統性風險、成熟期調整等對不同類型風險暴露業務風險所產生影響的差異性，信用風險內評法設定了差異化的監管資本（K）公式和相關性（R）公式，使得即使在相同風險參數情況下，不同類型單位風險暴露所消耗的監管資本各不相同底層平面最遠的曲面代表金融機構風險暴露，第二遠的曲面代表住房抵押貸款，第三遠的曲面代表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第四遠的曲面代表中小企業風險暴露，第五遠的曲面代表合格循環零售風險暴露，離底層平面最近的曲面代表其他零售風險暴露。
1.資產相關性（R）公式的差異性作為內評法監管（K）公式的重要中間變量，不同類型風險暴露的相關性（R）公式略有不同，以體現不同類型風險暴露與宏觀經濟之間差異化的相關性。首先，吸取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為了防范金融機構與宏觀經濟之間高相關性所潛在的巨大風險，部分緩解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窘境，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風險暴露設定了嚴格的、懲罰性的相關性計算公式，即以一般企業風險暴露資產相關性公式為基礎，乘以1.25的懲罰性倍數，使得在相同風險參數情況下，金融機構風險暴露K高于其他各類風險暴露K。其次，由于中小企業單筆風險暴露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弱于一般企業，故以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相關性公式為基礎，予以一定程度的規模優惠，且規模越小優惠幅度越大，使得在相同風險參數情況下，中小企業風險暴露K低于一般企業風險暴露K。再次，在相關性（R）公式中引入差異化的K-fac-tor，其中非零售風險暴露R公式中K-factor為50大于零售的35，K-factor越小，R隨PD增加而遞減的速度越慢。最后，區別對待不同類型零售風險暴露的相關性問題，給予資產高度分散的合格循環零售和其他零售風險暴露較低的R，而給予高度依賴于房地產市場和宏觀經濟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較高的R，以至于在LGD相等且PD較高的情況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資本要求甚至會超越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的。
2.監管資本（K）公式的差異性從監管資本（K）公式自身結構來看，僅區別對待非零售和零售風險暴露，即在非零售風險暴露中K公式考慮期限調整因子，在M∈[1,5]的取值空間內，期限調整因子為保守性調整，與違約概率（PD）、有效期限（M）相關，且M越大，期限調整因子越大，即有效期限越長保守性調整幅度越大。堅持“風險越高的業務所需監管資本越多”的核心原則，內評法監管公式不但給予不同類型風險暴露差異化的監管資本公式，以區別對待業務風險與監管資本需求之間的影響關系，而且不同類型風險暴露之間平均風險水平的絕對差異，也會對各類風險暴露的監管資本總需求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以非零售風險暴露為例，在通常情況下，銀行風險暴露平均風險水平<非銀行金融機構風險暴露平均風險水平<一般企業風險暴露平均風險水平<中小企業風險暴露平均風險水平，對于平均風險水平較高的風險暴露而言，較高的平均風險水平完全有可能會侵蝕掉監管資本公式給予的資本優惠。因此，在內部評法級下，下大力氣加強風險管理，提升“識別風險、控制風險和化解風險”的能力，降低業務總體風險水平，是獲得監管資本套利的最根本途徑。
三、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下監管資本套利策略建議
綜上所述，由于在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下，監管部門制定了不同類型風險暴露差異化監管資本計算公式，將體現單筆風險暴露特點的風險參數作為參數輸入模型，因此為商業銀行保留了監管資本套利的可能。在資本日益稀缺的市場環境中，商業銀行應在確保所持有監管資本能夠抵御經營風險的情況下，采取較為靈活的策略方針，獲得監管資本套利優惠不失為增強核心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重點可考慮以下措施。
（一）積極推進內評應用，推動監管資本管理目標與業務發展方向的協調統一
在內評法下，商業銀行監管資本需求與資產結構、平均業務風險水平緊密相關，為了取得監管資本管理目標與業務發展方向的協調統一，商業銀行應積極推進內評風險參數在信貸全流程的使用，以風險水平為重要參考因素，執行差異化的準入、授信審批、貸款定價、績效考核、限額、信貸、貸后管理等政策，促進行內資源向“高風險收益，低資本消耗”的業務傾斜，通過提升優質客戶占比、增加合格風險緩釋品比例、減少中長期業務占比等方式，有效降低業務風險，獲得監管資本的節約。
（二）優化資產結構，促進零售業務和中小企業業務發展
考慮到各類資產風險與宏觀經濟的相關性差異，在相同風險參數水平下，監管部門給予資產分散度較高的零售業務、中小企業業務一定程度的資本優惠，而對系統性風險較高的金融機構業務予以本懲罰。鑒于此，商業銀行在完善風險控制手段的前提下，要不斷優化資產結構，降低金融機構業務占比，提升零售和中小企業業務占比，將開展零售和中小企業業務所獲得的監管資本套利優惠切實轉化為競爭優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權重法下銀行業務被賦予較低的風險權重，這與內評法的資本懲罰有較大差別，因此在大部分情況下，商業銀行采用內評法計量其所開展銀行業務的監管資本需求時，會較權重法計量結果出現一定程度的資本浪費。
（三）以組合管理模式積極推進微型和小型企業業務發展
依照內評法要求，若商業銀行采用組合方式管理符合標準的微型和小型企業業務，可將其作為其他零售風險暴露計提監管資本，在相同風險參數情況下，此舉可大幅節約資本。因此商業銀行可通過開發微型和小型企業業務組合管理工具，制定組合管理政策，設置組合管理流程等方式，完善組合管理模式，積極推進微型和小型企業業務發展，在不斷提升管理水平的同時，獲得較大規模的監管資本套利。
（四）提升合格風險緩釋品的覆蓋比例
更大范圍地認同合格抵質押品、保證等風險緩釋品對業務風險的降低作用，是內部評級法的一項較大改進。為了充分挖掘內評法此項改進所帶來的資本套利空間，商業銀行應下大力氣提高風險緩釋品的監管合格率及有效覆蓋率，這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大力氣。一要加強風險緩釋工具的內部管理，努力縮小抵質押品的業務合格性與監管合格性之間的差距，最大可能地在業務層面和資本層面均發揮抵質押品的風險緩釋作用。二要將風險緩釋品合格性認定監管標準提煉成可操作的業務規則，并輔以詳盡的制度和系統實施方案，提升監管合格的可執行性。三要加強培訓宣導，引導一線業務人員在業務可行的情況下，優先選擇滿足監管合格性認定條件且緩釋效率較高的風險緩釋品，同時盡可能避免房地產及其他抵質押品價值與對應風險暴露價值的比例低于最低抵質押率的情況。四要加強對風險緩釋品的合格性認定信息、風險緩釋品與債項對應關系的收集及系統記錄，防止出現因無法進行合格性認定、確認對應關系等原因，導致風險緩釋品不能發揮監管資本節約的作用。
篇（2）
（2）農業項目投資缺乏系統的科學管理辦法。農業項目的投入、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科學管理。事實上，現在的農業項目管理缺乏一套規范的實施管理制度，導致農業項目管理良莠不齊、缺乏準則、難以界定、效益不高。
（3）農業項目管理人才的水平有待提高。項目管理是一項應用性、技術性、原則性都要求較高的管理工作，目前的項目管理人才，基本上是各個行業的專業人員在其主持的項目管理中成長起來的，其能力的獲得靠的是經驗、悟性和積極的自我提高。但是，擁有項目管理理論和實踐經驗的人才較少。
（4）農業項目的資金劃撥與項目的實施時序失調。農業項目資金，一是通過財政部門層層下達，二是通過主管部門直接下達。由于資金下達環節多、到位慢，容易被截留挪用。此外，農業項目實施季節性較強，由于資金到位不及時而造成延誤項目實施季節的事例仍然存在，因為延誤實施季節，使得有些項目實施的效果未能達到預期目標。
（5）農業項目需求資金預算不夠完善。在編制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資金預算模塊中，資金使用計劃不夠細化，編制比較粗糙，資金預算沒有經過細致深入地調查研究，而是東拼西湊形成的，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隨意變動性較大，項目市場調查及前景預測過于樂觀，后續效益難以實現。而且，農業項目建設期限過長，也會影響項目投入資金發生較大的變化。
（6）農業項目的總結驗收和成果推廣工作有待加強。較多的農業項目工作完成后不注意及時組織總結驗收和評估，不利于后續項目的繼續進行和深化研究，不利于項目成果的推廣應用，項目效益的時效性滯后，導致效果不明顯。
2做好農業項目管理，提高項目效益
（1）加強組織領導工作。負責農業項目管理的各個部門、單位和相關負責人，要牢固樹立服務“三農”的思想，本著對黨和群眾負責的一致性原則，加強服務“三農”意識，精心組織實施好農業項目，建立項目庫統一管理農業項目。項目一經立項、審批，要按照項目建議書，由項目審批單位與項目實施單位簽訂“項目實施責任書”，落實項目責任制，配備具有完成項目工作能力、專業性強的專人，負責項目的檢查和日常實施工作。按照項目計劃和時序精心組織實施，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適時組織相關人員跟蹤督促實施情況，做到對項目進度了如指掌，對項目質量情況心中有數，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2）強化監督檢查工作。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加強對項目實施的監督檢查，如發現影響項目據實實施而需要進行計劃調整的情況，項目的實施單位和負責人要及時向項目審批單位申報辦理實施計劃調整的審批手續，項目審批單位要根據實際情況及時作出予以調整的決定，以便項目能夠順利按時實施。
（3）嚴格資金管理。在項目資金的使用及管理工作中，為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項目資金管理單位要根據項目實施單位的項目實施進度情況，按照項目實施責任書實施時序的要求，及時撥付項目資金，并指導項目實施單位對項目資金進行規范管理。項目實施單位對項目資金要建立項目專戶管理，嚴格實行專款專用、項目資金單獨核算的管理制度，要求有自籌配套項目資金的，要認真落實配套資金的到位工作。
（4）完善各項管理制度。要加強項目管理的人才制度建設，建立穩定的支持、長效機制，培育優秀的科研人才和團隊，促進形成有益于持續發展、不斷創新的長效機制。建立專家評審委員會，負責對項目的設立、可行性報告進行審核及提出合理性建議，保證項目投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建立項目負責人責任負責制，完善項目責任書的簽訂內容和范圍，明確各自的職責和任務，加強監督檢查、績效考評、年度評估、執行情況報告和總結工作。建立健全項目經費管理制度，明確經費的使用和審批權限，按照項目實施時序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考核，加強項目實施單位對資金管理的監督檢查，確保資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有效。項目實施過程中產生形成的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要明確管理及使用權屬，嚴格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進行管理。
篇（3）
人力資本根據它的存量不同，可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員工．另一類是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階層。后者屬于核心資源，技術階層和經理階層在企業里處于骨干和領導地位，在通常情況下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稱為企業的核心人力資本。他們不再是傳統經濟時代資本雇傭勞動定律下的受雇員工，而是以知識資本的投入決定企業的競爭能力和應變能力的重要因素。所以，建立有效的核心人力資本激勵機制已經成為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問題之一。
企業核心人力資本激勵應該遵循以下基本原則。首先，要以物質激勵為基礎。追求物質利益是經濟人最本質的特征。其次，要遵循動態激勵原則。要根據核心人力資本的時效性對其具體所有者進行及時調整。要建立競爭機制，使優者上，庸者下，保持企業核心人力資本的活力。再次，要遵循以人為本原則。
第一，物質報酬激勵。
盡管薪酬是一種外部激勵因素，但在當前它仍然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激勵方式。因為薪酬提供的物質生活保障，不僅是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也是產生更高層次需求和追求的基礎。一個能吸引和留住優秀的核心人力資本并激勵他們不斷開發自己潛能的薪酬系統，應具備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一是薪酬分配的公平性。人們的公平感與不公平感是通過投入(貢獻)與產出(報酬)的比較而產生。管理者為了保證薪酬系統的公平性應遵循三條原則：薪酬反映核心人才的價值；薪酬反映工作的價值；薪酬反映工作的績效。
二是薪酬水平的競爭性。要使薪酬具有競爭性，并不是薪酬越高越好，薪酬的競爭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企業所處的地理環境、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差別，決定了薪酬的競爭性對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內涵。企業一方面想通過較高的薪酬吸引足夠的人才，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地減少人力資本成本。由于吸引優秀的人才還受企業文化、名氣、員工發展機會等因素的影響，所以所謂有競爭性的薪酬水平應該是保證吸引足夠所需優秀員工的最恰當的薪酬水平。
三是薪酬設汁的動態性。任何事物都處在變化發展中，科學的薪酬制度只是相對的，環境的變化和組織的發展要求對薪酬體系予以相應的凋整，薪酬體系要具有動態性。
現在國際上對核心人力資本的薪酬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內容：工資、獎金、期權和股權、津貼、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險等。期權和股權這種剩余索取權激勵是使核心人力資本獲得合約固定支付之外的貨幣收益。這種激勵立足于企業和經營者雙方的長遠利益，通過共同利益使經營者行為有利于企業持續發展。剩余索取權激勵的中心環節是設計立足長遠激勵的薪酬體系。
核心人力資本被激勵的程度不僅僅取決于報酬的價值，而且還要受個人做出的努力和獲得報酬的概率的影響。核心人力資本的業績由個體被激勵的程度、個體的情況(能力及對工作的認識)與外部環境、人力資源管理的各項職能所決定。工作業績可以帶來內在報酬儲如成就感)和外在報酬(諸如工作條件)，所以要達到激勵目標就要對管理型人力資本業績進行考核，考核結果作為報酬的依據。若管理型人力資本獲得的報酬(itr)與他們想取得的公平報酬一致時，將會給員工帶來滿足感，由于需求得到滿足，員工便會產生新的需求。若RP和RE不一致，就不能使員工需求得到滿足，這時組織就要對企業的激勵機制做相應的調整。由此可見企業必須將努力一業績一報酬一滿足這個連鎖過程(波特一勞勒綜合激勵模型)貫徹到管理型人力資本的激勵過程中去，以促進他們積極行為的良性循環。
第二，企業文化環境激勵。
核心人力資本的道德建設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
企業文化氛圍是推行人力資本管理的”軟”環境。這種”軟”環境其實并不軟，更不可或缺。沒有它，其他激勵方式都是無水之魚。要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核心人力資本的社會文化氛圍，使其所有者和投資者具有較大的精神期望效用。美國和日本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企業家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因此不可忽視社會文化氛圍對核心人力資本激勵的積極作用。現代社會強調人的能力的巨大差異性和受益方式的差異性。人的能力的差異導致了人在企業中的分工不同。在承認能力差異及分工不同的基礎上，西方文化強調，正因為人的能力不同，分工不一樣，所以，人們在企業中的收益方式也不一樣。有的人的收益是資本的收益，有的人的收益是勞動的收益，而資本收益和勞動收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收益。勞動收益之間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而資本收益之間的差距則可以是巨大的，更是遠遠高于勞動收益。因此，在亞洲一些國家的企業中，員工的總體收益差距是ioo多倍，歐美國家的差距是200多倍。承認這種差距的合法性，也就意味著承認資本收益的合法性。只有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才能不斷提升核心人力資本的地位，實現對核心人力資本的激勵。
第三，職業道德與精神激勵。
篇（4）
一、經濟機制設計理論對資本項目監管的借鑒意義
經濟學中不對稱信息也稱不完全信息，指的是市場中某些參與人擁有但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委托�關系的最一般特征是委托者與者之間具有不對稱的信息。其中掌握私人信息多者稱為“人”，掌握私人信息少者稱為“委托人”。經濟機制設計理論主要研究的是：對于委托人任意給定的一種目標，能否并且如何設計一個機制使人達成這種目標。
經濟機制設計是一類特殊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其中委托人處于主導地位，即由委托人選擇機制或者設計一個博弈規則。委托人設計機制的最大目的是最優化實現自己的目標。但這樣做面臨兩個約束：一是參與約束，即人對機制的認同，在參與機制下得到的好處必須大于或等于其不接受該機制時得到的利益(主要表現為機會成本，有時也表現為欺騙收益)。二是激勵相容約束，人在所設計的機制下，必須有積極性自愿選擇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動。一個有效的(或者說相對最優的)、可實施的機制必須既滿足參與約束又滿足激勵相容約束。委托人的根本是設計一個激勵(獎懲)規則以誘使人從自身利益出發吐露實情，同時選擇對委托人有利的行動。
典型的機制設計存在三個步驟：第一步，委托人設計一個“機制”，即博弈規則；第二步，人同時選擇接受或不接受委托人設計的機制。第三步，接受機制的人根據機制的規定進行行動。
對資本項目的監管主要在于對資本流入和流出的監管，流入和流出必然涉及到外匯賬戶余額的變動。而這一切都是以經營外匯的銀行(包括中資和外資銀行)為運作中介的，可以說銀行是外匯管理的關鍵環節。實踐表明，外匯局在履行監管過程中與被監管者(各經營外匯銀行)之間實際上也構成了一種委托與的博弈關系。從對企業在銀行賬戶中資金流出、入及銀行自身外匯經營情況的掌握看，外匯銀行處于信息的優勢，屬于人的地位。外匯局對信息的了解具有不確定性，處于信息的劣勢，屬于委托人的地位。外匯局要想獲取真實信息，或者說保證銀行作出對監管目標有利的舉措，就必須設計和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
因此，為了順利實現我國外匯管理“十五”規劃，進一步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對前述委托�與機制設計理論的借鑒成為改革現行資本項目管理機制的指南。委托�機制的好壞直接決定著外匯監管的成本和效率，其既可作為檢驗改革是否有效的標準，也可以啟發改革設計的思路。
二、資本項目監管激勵機制的現實缺陷與表現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了對資本項目的外匯監管。但是由于對經濟機制設計理論借鑒與實踐的缺乏，仍然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現實缺陷。具體表現為：
1、博弈規則不完善。對有些資本項目業務的監管缺乏相應的法規依據，無法可依；有些雖有規定卻不健全，對違規行為的處罰規定過于籠統和簡單。無論是對人還是委托者，則要么存在無法可依的“真空地帶”，要么出現有法不依的“監管寬容”。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更是出現了大量通過行政命令、規定和通知實施監管的現象，監管顯得盲目和浮躁，執行起來無所適從，達不到預期的監管目的和效果。
2、博弈信息不真實。資本項目基礎數據失真，家底不清。主要原因在于一些經營外匯銀行把關不嚴，甚至搞假賬、假表，弄虛作假，使得一些企業逃、套、騙購外匯和非法買賣外匯行為時有發生。這些人“人為”的不正常因素往往誘使委托人��外匯管理部門的監管跌進“信息失真的陷阱”。東南亞金融危機啟示我們，如果外匯監管部門對有關信息掌握和預見不夠，家底不清，就很容易在發生危機后，不能迅速采取應對之策。
3、監管手段落后，成本居高不下。在國外外匯項目監管普遍的是中央銀行專門設一個管理局，然后下邊再借助于各商業銀行進行間接管理。但在我國卻似乎存在一種對外匯銀行不放心的心理，外匯管理部門對可以不直接監管的項目也親力親為，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引致管理成本不斷加大，而監管信息獲取和效率并沒有等比提高。同時，過分增加監管程序和環節，使得銀行和企業的經營效率降低，沒有達到“雙贏”。
4、激勵和參與軟約束。資本項目監管的主要目標是調控資本流出、入，維護國際收支平衡，但這一目標和銀行的利益并沒有很好地協調，銀行在主觀追求利益的同時，客觀上和外管目標并不完全一致。相比遵從現行資本項目管理規定所付出的代價，一些銀行和企業更愿意獲取違規收益，一些個人則通過欺騙獲得額外收益而飽私囊。相應地對這些違規機構和個人的處罰卻一般是既往不咎或象征性地罰點款了事。處罰成本明顯小于違規收益，使違規現象無形中得到縱容，形成檢查一過違規重演的惡性循環，外匯監管激勵效應大打折扣。
三、資本項目有效監管激勵機制的對策設計
1、建立完善的監管博弈規則
(1)明確監管機制設計的目標。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經濟發展背景下，資本項目監和應有相當具體和有所側重的目標。只有監管目標明確了，才能設計一個有效的監管博弈規則和激勵機制。
(2)完善和提升監管博弈規則。完善的“博弈規則”是監管激勵機制建立的基礎。要改變當前大量通過行政命令、規定和通知實施監管的狀況，適時地將其成熟的內容上升為法律，從而使其具有相應的權威和威懾作用，并在一定時期內保持法規的穩定性，以便于“委托人”和“人”遵從。同時要完善立法機制，規范立法程序，保證法規的科學性、前瞻性和適用性的統一。
(3)由于一些監管數據統計對外匯銀行利益沒有實質影響，銀行往往沒有利益動力。因此，為了強化監管，在外匯管理法規中應明確規定銀行及時提供真實、準確、完整數據和資料的職責。對不認真履行職責的，要加大懲罰力度，以保證信息源的真實性。
2、建立暢通的監管信息機制
(1)實現信息一體化。要構建外匯監管信息共享機制，避免各部門收集和使用信息的零散性和片面性，達到監管信息互訪、信息資源共享。這樣就能構造一個高效、快速、準確的監管信息系統，盡快打通由于信息渠道不暢所帶來的瓶頸束縛。
(2)建立現場和非現場監管檢查的信息互補機制。現實中激勵機制設計面臨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建立對人經營的評價標準。委托人總是希望評價標準盡可能客觀一些，因為評價標準越客觀，對人努力水平的推斷就越準確，激勵機制就越強。要致力建立和健全一套科學、合理的監管指標和分析評價方法。對情況出現異常、向不利方向變化幅度大的銀行，要及時進行預警質詢，并酌情進行現場檢查，現場檢查情況則反饋給非現場部門，形成信息共享和互補機制。
(3)外匯局應對外匯管理所需的信息進行歸納和整理，制定詳細的信息需求和填報說明，形成信息指引，并且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和前瞻性。銀行則相應設計和調整會計科目及報表系統，這樣，外匯局就能夠直接從銀行所報報表上采集所需的外匯管理信息，完善非現場監管，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外匯局對信息要求隨意性大，則必然會加大自身和銀行獲得所需信息的成本，也影響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3、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
篇（5）
二、國內學者對過程監管概念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過程監管的研究還比較粗淺，仍停留在對過程監管進行一般性的介紹，包括定義、特點、優勢及與傳統監管方式的比較。
胡懷邦(2005)對過程監管做了比較具體的闡述，他認為過程監管是風險性監管的監管程序，“與傳統的監管方式相比，風險監管不再僅僅局限于對個別指標或瞬間結果的考核，而是面向整個銀行經營業務全過程的跟蹤監控，是一個首尾相接、循環往復的連續跟蹤監控過程，通過‘了解被監管機構——風險評估——策劃監管工作——確定現場檢查范圍——實施現場檢查——輔以連續性的非現場檢查——進一步了解被監管機構’這樣一個前后相繼、螺旋上升的監管循環，對被監管機構營運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進行考量評價，整個過程堅持‘盯住風險’的原則，緊緊圍繞被監管機構的風險狀況而展開，始終強調的是對風險的分析、評價、預測、預警，并通過優化監管工作流程，提高監管工作的時效性、預見性和前瞻性，同時還通過審慎監管會議、聯席會議、監管例會、監管咨詢書和預警通知書等形式，加強信息的反饋工作，對風險及時進行‘窗口’提示，疏通監管意圖的傳導機制，提高監管效率。”[1]
金雪軍、李紅坤(2005)將過程監管定性為對資本充足性的監管方式。作者通過對比規則監管和過程監管來闡述過程監管的內涵。他們認為，規則監管制定了被監管企業必須遵守的規范性標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用以評估銀行必須持有的資本金數量的簡單機械公式的應用，它針對所有的機構是一致的、標準化的；過程監管則拋棄了標準化的想法，也不認為定期的報告制度對評估銀行的金融健全性是充分的，它強調過程的完整性代替資本金計算的標準化和定期報告制度。因此，在很多方面，這兩種監管方式是完全對立的，體現在：(1)過程型管更難于實施，因為銀行在其內部體系上具有多樣性以及在評估資本配置機制的充分性時涉及到相機抉擇；(2)過程監管包括由個別銀行用其專有信息所決定的一些措施，而這些措施很可能是銀行出于競爭的考慮不愿意公開的；(3)由于評估這些過程有賴于特定機構的專有信息，因此往往難以重復和驗證，從而在透明度上不如規則監管；(4)從設計和實踐的角度來講，過程監管的目的并不在于使所有銀行都服從一個統一的風險計量框架，因而其結果在銀行之間不具有可比性。[2]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到，過程監管是一個抽象的監管模式的概念，它包括兩個重要的監管元素：一是激勵相容的監管理念；二是創新的監管工具——VAR監管方法等。下面筆者對就這兩個監管元素在國內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
三、國內學者關于過程監管理念和工具的研究綜述
1.關于銀行激勵相容監管理念的研究
國內學者主要在理論層面對激勵相容的新銀行監管理念進行研究，體現為對激勵相容監管理念的內涵進行深入分析，對激勵不相容的危害進行闡述，設計我國監管激勵相容的機制，對我國引入監管激勵相容理念提出構想。
首先，激勵不相容的監管會帶來一系列危害(何自云2004、陳正勇2004)：使監管失效；給商業銀行帶來巨大的監管服從成本；產生非常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金融創新。[3]徐衛國(2005)則細分了多種激勵不相容的監管方式所帶來的危害，認為，(1)嚴厲管制導致激勵功能基本喪失，帶來監管權力尋租、服務效率低下，金融創新被嚴重遏止；(2)負向激勵誘發違法違規行為，一是對違軌者懲處過輕，導致“劣幣驅除良幣”，二是對經營者約束不夠，導致道德風險；(3)監管越位導致“三大支柱”人為割裂，使監管效率難以提高，監管成本居高不下。[4]
在我國，由于監管部門長期以來片面強調監管技術和監管手段的引進，忽視了監管環境和監管文化的建設，激勵不相容的監管思維和做法普遍存在。魯志勇、于良春(2005)以預先承諾制為理論基礎，討論了激勵相容監管機制的設計，并以中國銀監會實施的監管收費為例，對這一機制在我國銀行業規制中的應用進行了案例分析，他們認為，從激勵相容的角度看，這種操作程序不符合激勵相容的要求。[5]蔣海等(2004)則運用博弈論的理論框架探討了我國金融監管激勵缺失的主要原因，認為當前的金融監管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導致的監管當局提供有效監管激勵的缺失及金融機構普遍的道德風險是造成金融監管失靈的主要原因。[6]
因此，建設我國激勵相容的監管理念是必須的。何自云(2004)、陳正勇(2004)認為，激勵相容監管的核心要素是：在監管中融合銀行的經營管理目標；在監管中融合銀行的內部管理；在監管中融合市場約束。蔣海等(2004)提出了形成激勵相容監管機制的主要措施與制度安排：(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進金融監管的透明度建設；(2)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形成合理的監管制度安排；(3)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與監督。徐衛國(2005)提出了我國銀行監管激勵相容的構想，包括創新方面，建立金融創新激勵機制、實施監管事先承諾制度、不斷完善銀行差別監管；約束方面，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發揮外部評級作用、強化行業自律監督；相容方面，監管部門與銀行必須在理念、行為和文化等領域達成共識。
2.對西方各類銀行監管方法的介紹和分析
劉宇飛(1999)，黃智猛、吳沖鋒(2000)，郭亮(2004)，圍繞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演進，介紹了到目前為止西方針對市場風險監管所提出的三類監管方法，即標準方法(SA)、內部模型法(IMA)和預先承諾方法(PCA)，分析了VAR方法在內部模型法和預先承諾方法中的運用，并探討了各類方法的優點、缺陷及其在實踐操作中的困難。
趙永偉(1999)則側重于對內部模型法和預先承諾法的比較，作者論述了預先承諾法與內部模型法各自的特點，分析兩種方法下銀行內部的問題和銀行聲譽所產生的扭曲效應，得出通過構建最佳的激勵相容方案可以消除扭曲效應的結論。[7]
陳珠明、陳建梁(2001)對金融機構資本監管的激勵相容機制——預先承諾制的有約束最小化預先承諾制模型進行評價后，給出了其修正式，研究了最優資本金的配置，不同類型銀行和金融機構持有資本量之間的關系，最后構造了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PCA模型。[8]
金雪軍、李紅坤(2005)亦對各類監管方法進行了研究，并進一步探討了它們在我國的適用性。作者認為，標準化監管在我國銀行監管中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內部模型法應成為對內控制態度嚴謹的銀行進行監管的首選方法，是今后一段時期內銀行監管的發展方向；預先承諾法的監管理念更加合理，然而由于具體操作方法有待改進，在發達國家尚處試行階段，在我國更難施行，但應密切關注。
3.VAR方法在我國風險監管中應用的研究
(2004)認為，引入VAR方法可以完善我國銀行監管法規中的審慎經營原則。首先，作者分析了我國監管法中審慎經營規則及其實際運用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對于監管者，法律條款規定的弱操作性，導致了低效監管；對于被監管者，無法擺脫信用風險的危機，沒有恰當關注市場風險，并遏制了金融創新。因此，通過引入VAR方法和相關補充理論，可以完善銀行監管法規中的審慎經營原則。作者進一步指出，通過引入VAR方法完善我國銀行監管法規中審慎經營原則，應該做到：(1)在監管法案和原則上強調基于VAR方法的風險監管方法；(2)在銀監會內設立獨立性相對較高的風險控制部門；(3)設立風險管理基金；(4)根據VAR的構想，配套改革銀行內部控制制度，建立風險預警機制，使其控制標準數量化、科學化。[9]
鐘毅(2004)從技術的角度，利用VAR模型構建一個市級風險監管信息系統。他分析了系統開發的需求、主要技術、目標和設計原則，并規劃了系統功能的七大模塊，從而設計了一個完整的市級風險監管信息系統方案，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
由于VAR模型存在種種自身的局限性，利用壓力測試來彌補VAR的不足十分必要。楊軍、朱怡(2004)、楊鵬(2005)對壓力測試及其在各國包括中國的實踐進行了一般性的介紹，最后給出壓力測試在我國金融監管中應用的對策建議：(1)敦促各銀行建立壓力情景所需的風險因子模型；(2)先行了解實務界現行的需求與做法，制定適合本國銀行業使用的規范；(3)加強情景分析和模擬分析；(4)推動銀行對大額貸款人的還款能力進行壓力測試；(5)考慮將分析結果作為銀行財務報告的項目之一。
四、國內學者關于金融監管從規則監管到以風險為目的過程監管的轉變的研究綜述
1.過程監管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困難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第二支柱強調了監管者的日常監督及幫助銀行進行風險管理自治的角色。黃輝(2006)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執行支柱二面臨多方面的挑戰：(1)執行支柱二的有效性從根本上取決于監管者的權力和能力，但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監管體制中政府因素過多，作為被監管的銀行并不懼監管者；監管者的業務水平也有待加強。(2)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尚不健全，可能增加系統風險。(3)在中國，銀行業本身的結構也將嚴重影響監管標準的執行，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國有性質，使監管的獨立性大打折扣。[10]
朱軍林(2003)認為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在發展中國家實行需要具備一定的基礎要素，包括健全的法制體系、完善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獨立的監管機構、規范銀行內部關聯貸款等。
2.我國如何實現從規則監管到過程監管的轉變
在由規則監管向規則監管及過程監管并重的轉變過程中，唐雙寧(2001)認為我國應該：(1)調整監管思路，實現從“事后化解”到“事前防范”的轉變；(2)以防范風險為基礎，建立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和早期預警系統；(3)確定監管周期，實施動態、持續監管。
王兆星(1999)提出我國要逐漸由過去粗放型監管方式向風險目標監管方式轉變，做到：(1)使非現場監測和現場檢查成為有機的整體，成為監管連續過程的、相互補充的兩個重要環節；(2)強化現場檢查的計劃性、協調性和連續性，盡快實現監管的常規化、制度化和程序化；(3)通過加強和完善非現場監測，充分發揮其預警功能，使我國的銀行監管體系從事后發現和化解風險盡快轉向事前預警和預防風險；(4)建立每家被監管銀行的綜合檔案，以實現連續性的跟蹤監管。
劉代學(2003)主要通過借鑒香港風險為本的監管制度，提出了對內地銀行監管工作的啟示：(1)轉變監管理念，積極培養先進的監管文化，建立正確的監管取向；(2)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健全規章制度，編制一步具有約束力和比較具有操作性的《銀行監管政策手冊》；(3)改進監管方式，提高監管工作效率；(4)合理確定監管者的責任，明確區分監管工作奮斗目標和監管職責；(5)建立一套現代化的、科學高效的數據采集、處理和供應系統；(6)建立一套有利于監管人員迅速成長的人事教育制度。
胡懷邦(2005)在深入分析過程監管的內涵后，提出對于我國銀行業監管而言，要從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的實際出發，以有效控制風險為基本導向，選擇合適的監管制度，制定適當的監管政策，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真正貼近中國銀行業風險實際的監管模式：(1)監管機構應實現良好治理，完善監管主體；(2)在對被監管機構風險狀況及管理水平進行考核評價的同時，積極推動商業銀行的各項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內控體系；(3)監管要注重轉軌過程中的特殊風險類別，如體制性風險；(4)逐步提高商業銀行經營的透明度，重建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和市場約束機制；(5)高度重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密切結合。
任月娥(2006)提出我國金融監管的改革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轉變金融監管的理念，放松不適當的管制，在監管的過程中考慮監管成本與收益；(2)在行政監管的同時，要加強市場的約束力量和銀行自身管理能力的培養；(3)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加強信息披露的要求；(4)建立新型的監管協調機制；(5)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加強監管的國際化合作。
五、簡要評述
通過以上的文獻綜述，筆者發現，關于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過程監管模式的研究，在每個分主題上，都有不少的文獻。但考察完各個文獻之后，筆者感到仍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過程監管模式本身具有實踐性較強的特點，需要從各國監管當局的規則中歸納、比較、提煉出共同點，上升至理論層面的探討，但國內文獻仍缺乏這方面的實踐經驗總結以及對過程監管具體內涵和實施方法、過程的歸納概括。
第二，對過程監管模式中包括VAR各種監管模型還欠缺深入詳細的比較論證和模型的驗證，特別是要結合中國本土銀行目前各種內部模型的開發實踐來進行選擇。
第三，鑒于我國銀行業的監管尚停留在規則監管模式，再考慮到我國本土銀行較為落后的風險管理能力，如何結合我國的監管實踐以及銀行的風險管理事務，提出有針對性、可操作性強的監管模式轉變路徑和具體有效的監管模型，尚缺乏深入有效的研究。
參考文獻：
[1]胡懷邦.風險為本的銀行監管：國際經驗及其現實啟示[J].杭州金融研修學院學報，2005，(3).
[2]金雪軍，李紅坤.國際銀行業監管標準嬗變途徑分析[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5，(4).
[3]何自云.激勵相容的銀行監管[J].財經科學，2004，(5).
[4]徐衛國.銀行業激勵相容監管問題研究[J].浙江金融，2005，(8).
[5]魯志勇，于良春.銀行激勵相容監管的機制設計[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5，(5).
[6]蔣海，蕭松華，齊潔.金融監管效率的基石：激勵相容的監管機制[J].當代經濟科學，2004，(7).
[7]趙永偉.激勵和聲譽扭曲——市場風險監管中VAR法同預先承諾方案的效果比較[J].華南金融研究，1999，(12).
篇（6）
關鍵詞：核心人力資本資本產權法人治理企業文化
一、資源管理新概念：核心人力資本
一些經濟學家在探究經濟總產出的增長何以比要素投入增長更快的原因時，發現健康、教育、培訓和更有效的經濟核算能力等等，是現代收入增長的日益重要的源泉。這個認識一般化后，人力資本理論就將經濟學關于“資本”的理論，推廣到對“人力資源”的分析上來，把人的健康、體力、技能和知識等看成是一種資本存量，它構成未來收入增長的源泉。在西方發達國家人力資本概念已被普遍接受并且引發了一系列的管理革命。在我國，人力資源的概念已得到認同，但對人力資本的概念，特別是將人力資源資本化管理卻還有待進一步深化認識。資源和資本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卻有著本質的區別。首先，人力資源是一個數量概念，指在勞動活動中運用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它側重于對生產過程中所投入人力的量化描述。人力資源是人力資本的基礎，但人力資源不一定就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個質量概念，它反映勞動力素質的差別，是指通過資本投資形成的，凝結于勞動者身上的并能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價值的知識、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資源要成為人力資本得經過一定的轉化過程，這個轉化過程需要初始投資和教育以及培訓等。其次，在使用上，對于人力資源，人們多考慮其可獲得性與擁有；而對于人力資本，就應更多地考慮投入與產出的關系，考慮如何使其增值生利。
一般認為，國際競爭實際上是企業競爭，企業競爭力源于包括企業全體員工在內的人力資本。然而更深一步看，有專家指出，現代企業的競爭力，主要依靠企業中的“核心人力資本”。所謂核心人力資本，是指企業中的技術創新者和職業經理人，這是因為，市場競爭的關鍵在于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創新，在于技術與市場的結合度。傳統管理思維認為，追求企業技術創新就會保證企業成功。然而，新經濟下的市場運行與商品競爭，技術創新還必須與市場相結合，才能不斷開拓出新的市場，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因此，技術與市場創新兩個層面上的核心人力資本，是構成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決定因素。
二、核心人力資本引發的管理制度革命
近年來，核心人力資本已引起知名企業普遍的高度重視，在管理上對“核心人力資本”也更加突出。從國際經驗來看，核心人力資本管理作為制度安排進入經濟運行過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企業產權制度調整
“資本”的產權，如同其他“物”的產權特性一樣，是指那些可以投到生產過程中生利的“物品”的權利，即資本品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讓渡權等。但人力資本產權具有幾點與眾不同的顯著特征：①人力資本天然歸屬個人。機器可以搬來搬去，廠房可以東拆西建，貨幣資本更能無腿而行天下，但人力資本的每一個要素，都無法獨立于個人。②人力資本的產權權利一旦受損，其資產可以立刻貶值或蕩然無存。當產權受損到一定地步時，產權的主人可以將相應的人力資本“關閉”起來，使這種資產的經濟利用價值一落千丈，甚至瞬時為零。③人力資本具有主動性，總是自發地尋求實現自我的市場。這正是些特征決定了在人力資本管理上必須有創新。
據抽樣調查，國際上人力資本在企業中所擁有的產權數量，已經達到了企業總產權數量的38％左右。“核心人力資本”已經與貨幣資本一樣，進入企業股權，參與更大份額的知識資本分配。也就是說在企業制度安排中，不僅僅是出貨幣資本者擁有產權，出人力資本的也擁有產權，并且人力資本產權的比率已相當高。道理其實很簡單，作為資本，人力資本也應同貨幣資本一樣得到產權收益，這種產權收益就不僅僅是工資（因為工資只是勞動的報酬），而必須有工資以外的資本產權收益。基于此，西方國家在考慮人力資本的回報形式時就建立了相應的人力資本的薪酬制度，雖然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薪酬體系，但目前，從產權制度上對于核心人力資本用得較多且最有激勵意義的是采取股票期權的辦法。
所謂股票期權是指在本公司工作的最大的功效在于從制度上長期保留和吸引優秀的高級人才（核心人力資本）。同時把企業支付給高級人才的現金水平控制在最低的水平，由于股票的期權性質，使企業牢牢控制高級人才的日益積累起來的龐大資產，使得他們在"金手銬"下積極努力工作。年薪支付的現金額越大，企業長久的安全性就越受威脅，長期獎勵計劃占報酬的比重越高，企業高級人才自身價值風險就越高。
（二）法人治理結構的變革
法人治理結構主要是協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關系，國際先進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是完善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而是完善企業中貨幣資本與“核心人力資本”的關系，即出資人與技術創新者和經理人的關系。人力資本作為企業制度安排的重要要素，已登上了社會經濟的歷史舞臺。西方國家CEO（首席執行官）的產生就是一個典型的說明。CEO是總經理加上50％的董事長，他雖然不是企業的出資人（實際上是人力資本），但是由他來對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拍板。CEO的形成解決了董事會在經營方面的一個嚴重缺陷，即：在現代經濟活動日益復雜的條件下，出資人往往沒有能力判斷企業的投資方向。為了避免董事會投資決策失誤的問題，需要職業經理人來確定投資方向，防止經營失誤，因而在董事會并沒有能力保證投資決策正確的條件下，與其完善董事會，還不如將經營活動全部交給人力資本。對CEO進行約束的戰略決策委員會的人員主要是社會上在企業管理、經濟學、法學及各種產業方面的知名人士，這些人顯然也不是出資人，而是屬于人力資本范疇。與戰略決策委員會相對應的是還出現了一個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更不是出資人，而且在企業中沒有任何經濟利益關系，但是獨立董事的投票權和出資人的投票權是一樣重要的。獨立董事往往是經濟與法律等方面的權威人士，也是人力資本。
從CEO、戰略決策委員會、獨立董事的產生可以看出，核心人力資本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地加強了，出資人的權利僅僅表現在產權利益回報上。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在保證貨幣資本保值增值的條件下，可以獨立地經營企業，并不是只有日常經營權。可見，人力資本的產生特別是核心人力資本已經在西方國家引起了對法人治理結構的大調整，我國在法人治理結構調整方面應著重思考這個問題，否則我們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也會走入誤區。
（三）企業文化的調整
有人研究過世界500強企業的一些案例,發現人力資本概念的產生對企業文化的調整起到重要作用。因為人力資本真正運作是與核心生產力聯系在一起的.現在任何一個企業想在世界搞一種壟斷，必須依靠核心技術，我有這個技術，你沒有，我有就可以壟斷。你要打破壟斷就必須嘗試更高的核心技術，這種核心技術的產生是企業家和技術創新者共同運作的結果。推動企業發展的力量已經不是原來講的一般的工人，而是核心人力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這種核心生產力的產生必然引起企業文化的重大變更。企業文化是一種價值理念，和社會道德是同一
個范疇，是企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企業主要依靠制度約束人們的行為，企業制度失效的時候就要靠企業文化的約束。國外企業非常注重在企業文化上對人力資本的激勵。也就是說，人們必須在思想上認同人力資本。正因為如此，現在國外企業文化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就是強調等級制。在強調等級制中，首先是強調人的能力是有很大差異的，人的能力有差異導致了人在企業中的分工不同。在承認能力大小不同及分工不同的基礎上，西方企業文化強調：正因為人的能力不一樣，分工不一樣，所以人們在企業中的收益方式也不一樣，收益水平差距很大是正常的。有的人的收益是資本的收益，有的人的收益就是勞動的收益，收益差距有時高達幾百倍。如亞洲國家企業中的人們的總體收益差距是100多倍，歐美國家的差距是200多倍。西方企業的企業文化所強調的內容，實際上是對核心人力資本在企業文化方面的激勵，這種激勵導致了企業文化內容的重大調整。我們國家沒有這種企業文化，結果一搞人力資本持股，就搞成新的“大鍋飯”----員工持股，因為人力資本在這里沒有理念上的支持，我們現在還沒有有利于人力資本特別是核心人力資本發揮作用的企業文化。
以上三種制度安排是人力資本在整個社會運轉過程在國際上所反映出來的新動向.我們國企今后的改革有必要仔細思考和研究這些動向，如果我們的國企改革或者是民營企業發展不注意人力資本的存在，尤其是新生產力的作用,在企業的產權制度設計、法人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方面不做根本性的調整和改革，我們企業要創造核心競爭力是將很難的。
三、對加強我國企業人力資本管理的幾點建議
1、人力資源管理從后院走向前臺
目前國企人力資源管理仍處于傳統的人事管理階段，職能多為工資分配方案的制定和人員調配、晉升、培訓等，尚未完全按照企業發展戰略的需要將員工包括管理層作為統一的規劃，更未能制定出符合國家政策的選擇、培訓、任用、激勵等規定，以達到盡可能利用人的創造力，增加企業及社會財富的目的。傳統的人事管理存在很多弊端，使我國企業人員很難做到人事相宜：①企業行為政府化。潛意識中政治氣氛濃厚，重名而不重實；②企業領導更換頻繁，導致企業行為明顯短期化，只重眼前利益，而人力資源管理的重心則是中長期規劃。國企領導較少考慮到戰略、文化層次，即使制定了戰略目標，也不能保證它在下一任內的延續性，相應地企業更缺乏支持戰略實現的長期人力資源規劃；③人力資源在國有企業尚處于理念傳播階段，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引進，又較普遍地模仿照搬西方經驗，只是簡單地嫁接一些技術工具和工作程序，忽視或沒有意識到與民族性、文化傳統、行業特征及企業具體情況的結合；④企業文化建設范圍狹窄，內容陳舊，對員工的凝聚力微弱。多數企業對企業文化的理解還很膚淺，也沒有明確的價值觀。
由于人事配置手段落后，形不成合理流動的優化配置機制，以致企業的人事安排往往是因人設崗。因此，企業人力資源部門極需轉變職能，由傳統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資源管理轉變，由職位管理向整體性開發管理轉變，由常規性人才管理向戰略性人才開發轉變，由靜態管理變為動態管理，通過生涯管理、人事研究、追求工作生活品質等，為企業使用人才注入活力。
2、建立核心人力資本產權制度
目前我國在企業產權方面尚未建立人力資本概念，對一個企業來說誰出資誰就擁有產權，這套制度顯然無法安排、解決人力資本的問題。我國的國有企業為什么總是搞不好?恐怕得從產權制度上找原因。一方面由于老板缺位（企業產權名存實虛），企業經營者與企業利益不緊密相關，缺乏把企業辦好的最基本的利益沖動。另一方面，有的經營者非常出色，但是卻沒有承認他們人力資本的價值，僅僅給點工資，更談不上使他們擁有企業的產權。這樣極易導致部分人心理失衡，于是出現所謂的"59歲現象”及大量在職消費。民營企業也一樣，如果出資人僅僅強調自己的收益，沒有看到企業真正的人力資本收益，這個企業最終也做不大.因此,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企業發展，應該注重處理好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互關系。這種關系處理不好，最終必然導致企業缺乏活力。
在現代國際競爭中，企業家群體等核心人力資本是我國經濟的財富。我們要想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在提高他們自身素質的同時，必須盡快制定和建立健全企業家激勵機制，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有人才研究專家建議實行核心人力資本產權制度：一是技術成果入股制度，不再具體規定技術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例，而由市場決定。也就是說由技術持有者與資金持有者根據成果的研究成本、轉化成本、市場前景等因素確定。二是對技術與管理骨干（即核心人力資本）實行持股制或股票期權制。近來在國際企業經營管理中，出現用股票期權等“金手鏈”扣住人才、提供給人才未來企業被兼并、破產等風險保障“黃金降落傘”拴住人才等，不失為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3、重視人力資本市場化運作
是資本就必須關注其效益和增值性，資本增值不是靠政府行為能實現的，而是在市場中去實現。目前，在中國4000多萬干部中，企業干部近1500萬。企業經營管理者和技術創新群休是重要的資本，但由于大多數經營者都是由行政任命所壟斷，忽視了“以人為本”的用人之道，在一種并不良好的環境中以低成本利用著高價值的人才，因而經營者缺乏職業經營者的理性。鑒于此，在我國的人力資本運作中如在選用和更換企業經營管理者，或者企業進行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改造時，應該引入市場機制。
篇（7）
1引言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互聯網金融開始出現，并且迅速發展。所謂互聯網金融，它是指傳統金融機構依托互聯網平臺，利用互聯網技術、電子信息技術，實現融資、投資和信息中介服務的一種新型業務模式。互聯網與金融結合，對傳統金融業是一種全新的變革，對銀行、證券等提供服務的方式和效率產生深刻的影響。互聯網金融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既需要市場驅動，也需要政策助力來促進發展。然而，伴隨高速增長的是行業的信用風險也在呈上升趨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商品資本向貨幣資本的轉化這“驚險的一跳”蘊含著巨大風險，其原因在于，如果互聯網金融的信用風險超過一定程度，導致信用破產，進而引發資金鏈斷裂，使得企業破產，那么企業就會解雇大量員工，使得工人失業，最終造成整個社會經濟危機。所以，在經濟風險的防范中，對互聯網金融信用風險的防范就越來越凸顯出其重要性。馬克思的貨幣、信用和危機理論常被當作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雖然不能把西方國家的理論經驗直接照搬到我國，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及信用理論，對分析我國互聯網金融信用風險有著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全面系統地研究互聯網金融信用風險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一方面，互聯網金融行業在我國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目前已有的文獻大多是研究互聯網背景下對傳統金融企業的沖擊性影響，或者從實證角度研究互聯網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而從信用風險防范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的文獻卻很少，從馬克思信用理論視角去分析互聯網金融信用風險的相關文獻則更少。因此，從信用風險防范的角度著手，對于豐富國內該領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行業在我國屬于新興行業，發展迅速，但行業整體的運營顯現出巨大的信用風險。如何規范行業的整體發展，降低發展帶來的風險就顯得尤為重要。
2研究現狀
關于信用這一概念的內涵和本質，馬克思從經濟學和倫理學2個角度進行了闡述。經濟范疇中的“信用”是種經濟利益關系，反映了一種特定的生產關系。國內其他學者基于這一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柴艷萍（2013）[1]從誠信與信用的關系出發，提出了信用實現的條件。胡為雄（2010）[2]通過對馬克思相關政治經濟文獻的挖掘，認為信用和虛擬資本是馬克思上層建筑概念的隱喻。馬超（2008）[3]強調信用道德水平與信用經濟水平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在互聯網金融信用風險管理方面，也有很多學者作了相關的研究。陳秀梅（2014）[4]指出要從制度設計和標準制定2個方面入手，多方面建立互聯網財務管理體系。謝平、鄒傳偉（2013）[5]認為，我國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存在明顯差異。由于大數據技術和傳統金融的變革推動了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可能會使互聯網金融存在巨大的潛在信用風險。既然大數據技術在推動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也可以將大數據技術作為一種手段，利用其去管理信用風險。劉蕓、朱瑞博（2014）[6]認為互聯網金融應與信用體系等傳統金融領域相銜接，使整個行業的信用風險管理更加全面、完善。
3我國互聯網金融存在的信用風險及原因分析
馬克思的信用理論包含了信用產生和功能，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各要素在生產、分配、消費等環節的對立加速。在資本主義社會，各要素之間對立的最終發展趨勢是相互分離，最后以危機的形式趨于統一，周而復始，具有周期性。在統一的過程中，有些是以特定的信用風險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網絡金融的信用風險就是其一。網絡金融信用風險是指網絡金融融資借款人在合同到期日不履行合同義務，構成違約的行為。這種違約風險是客觀的信用風險。此外，由于網絡金融交易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離，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以及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使得網絡金融存在人為的違約信用風險。還有，網絡金融的信用風險也有其自身的特點：隱蔽性強，因為交易的時空分離為其作“掩護”，使得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很難辨別真偽；傳播速度快，依靠互聯網信息技術，信用風險可以很快進行大范圍傳播；范圍廣、監管難，大數據技術為其提供了廣闊的應用空間，且發展速度極快，還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其進行約束，難以實行監管防范。網絡金融信用風險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分類。根據來源，可分為狹義信用風險和廣義信用風險。狹義信用風險是指從借款人角度出發的信用風險。廣義信用風險是指從借款人和貸款人2個角度分析的信用風險。按其性質可分為故意違約信用風險和強制違約信用風險。故意違約信用風險指借款人因道德缺失、信息不對稱、主觀故意等，在客觀上能夠履行合同的情況下，不履行合同，給交易對方造成損失的可能性，通俗來講就是有履行能力但卻不愿意去履行合同。強制違約信用風險是指互聯網金融信用風險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使得借款人由于非主觀故意而無法履約。網絡金融信用風險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我國信用體系發展尚且不完善，經常會有惡意逃債的現象發生。如果融資平臺不能夠有效驗證交易雙方的真實身份，很容易誘發信用風險。除了機構與客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外，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也加劇了網絡金融的信用風險。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發展時間還比較短，配套法律法規尚未形成。互聯網金融在經歷了最初的迅速而無管制的發展之后，其法律風險也逐漸暴露出來。互聯網金融的虛擬性，很難對借款人形成有效約束，可能導致貸款達到約定日期，仍不履行還款的義務，信用風險爆發。
4互聯網金融信用風險的防范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針對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存在的信用風險，提出以下幾點防范措施。
4.1完善互聯網金融信用的征信體系和監管體系
戰略層面，應該加強信用文化和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政策層面，應該建設互聯網金融征信制度，并且加強互聯網金融信用征信的監管，加強互聯網金融信用信息安全管理和個人隱私保護。對于傳統金融的法律法規、網上證券交易、支付安全等條例，已經不能滿足瞬息變化的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應該及時完善法律體系，保證相關利益者的權利與義務。
4.2提高互聯網金融信息安全技術
立足從業人員和互聯網金融平臺，注重安全設施的投入，包括設備、技術和人才的投入。加強內控設施的落實，成立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部，建立健全內控責任制，不違規。增強自律能力，在業務許可范圍內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開展業務，加強風險防控策略研究，提高自律能力和風險應對能力。逐步完善內部運行機制，提高科學管理水平，將內部管理變得科學化、規范化。
篇（8）
2007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以驚人的傳播速度和破壞程度橫掃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發的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危機的產生背景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金融資本階段,因此為了更清晰地分析在新階段下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和過程,避免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機造成的損失,首先有必要正確認識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特點,然后通過對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過程研究,分析危機爆發的必然性,最后得出結論和啟示。
一、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特點
壟斷金融資本是對壟斷資本的發展。根據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奇的論述,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規律是剩余隨著這個制度的發展而在絕對數上和相對數上增長。為了吸收這些日益增長的經濟剩余需要開拓新的途徑作為消費和投資的補充,比如銷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軍事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然而這些途徑都不能有效吸收經濟剩余,持續的生產過剩導致20世紀70年代滯脹局面的產生。于是在危機背景下,資本主義開始了由壟斷資本向壟斷金融資本的轉變。壟斷金融資本具有其鮮明的階段特點。
(一)經濟金融化
經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的本性是不斷追逐剩余價值,但隨著機構成不斷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呈下降趨勢,這使得經濟剩余在實體經濟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資本卻可以完全擺脫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權和靈活性,滿足其獲得價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資本相對于實體經濟資本迅速膨脹。
(二)金融虛擬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總值達到596萬億美元,是全球股市總值65萬億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總量54.5萬億美元的11倍。其中美國金融衍生產品總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國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門走向壟斷并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金融部門正日益走向壟斷,"1990年美國最大的10家金融機構只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0%;今天它們擁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機構現在持有金融資產的70%——這是從1990年的12%上漲起來的。"這些巨型金融機構在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當工業企業與金融機構組成"金融——工業聯合體"后,金融部門的定價權力顯著提高,金融的觸角滲透到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包括微觀層面的非金融企業通過融資獲得資金,企業利潤來源以金融業資本為主,和宏觀層面的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利潤總量比重上升,國際間的經濟活動以金融資本運動為主,各國間實物和服務貿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
由于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對滯脹問題解決乏力,新自由主義逐漸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導地位,其核心主張是盡可能減少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對經濟關系的調控作用,實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其中,關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國開放金融市場,實行外匯交易自由化,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
二、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危機爆發的過程
在壟斷資本階段,壟斷公司控制著市場運行和產品價格,這些巨型公司為了避免盲目的價格競爭損害各自利益,他們共謀確定產品的市場價格,在面對相同的價格水平下,各個公司通過削減成本獲得利潤。在這種運行機制下,產品的價格競爭是禁止的,而生產要素的價格競爭,尤其是勞動力的價格競爭卻明顯加強了,壓低工人工資成了削減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潤源源不斷地集中到壟斷公司手中,而工人面臨的卻是"工資崩潰",陷入"絕對貧困化"。這時的經濟產生了一對極為嚴重的矛盾,一方面,資本家手中積聚了大量剩余,并且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們希望通過新投資使這些剩余創造更多的利潤,即提供更多的供給;另一方面,工人受剝削的程度加深,身處"絕對貧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資本擴張的壓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羅·斯威奇所說的資本主義"過度積累的趨勢","這種過度積累的趨勢在成熟的、壟斷的資本主義中日益顯著,減少了增長率,并因此喚醒了經濟長期滯脹的幽靈。"
為了擺脫滯脹困境,一種新的吸收剩余、創造利潤的方式迅速受到資本家的青睞——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桿性,通過買賣金融產品,資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場中迅速實現資本增值,輕松繞開實體經濟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產生的增值障礙,并且隨著現代銀行業的發展和不斷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義極力消除資本流動限制,主張減少金融監管,金融成為資本逐利的追捧對象,并日益在經濟運行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
此時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決,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資本對金融的狂熱已經使整個經濟建立在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礎之上,一旦借貸某一方在某一環節出現問題,結果就是一系列連鎖債務危機和支付危機。在這次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中,次級抵押貸款償付不足成為導火索,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危機,然后迅速傳至全球,導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
三、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危機爆發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劇膨脹
在《資本論》中,生息資本的運動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職能資本增值過程,可見生息資本與職能資本應是緊密聯系的。然而,隨著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創新,以及現代銀行制度的不斷成熟,金融資本幾乎完全脫離了實際經濟,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行為就可以迅速實現G-G’的價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桿性,資本回報率可以達到自身價值的數十倍至數百倍,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虛假財富急劇膨脹。
(二)新自由主義推波助瀾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實際是為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正如西方學者約翰·B.福斯特所說,"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的復活,而是日益表現為全球規模的大資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產物。"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聲稱要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但在面對金融損失時,他們則拋開了"市場化"、"自由化"的原則,積極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機構,并社會化這些損失,而在金融泡沫擴大時期,則恢復了不干預政策,放任金融泡沫無限膨脹,使企業充分獲利;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工人貧困化程度加深。對于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級抵押貸款償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經濟危機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內部矛盾的自我調整,因此,生產關系內部矛盾是經濟危機產生的潛在動因。壟斷資本主義的矛盾在于"它總是形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為吸收日益增長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為使這個制度和諧運轉所需要的消費和投資出路。……所以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狀態就是停滯。"壟斷金融資本雖然通過金融途徑對壟斷資本進行了部分修復,表面上解決了剩余的生產和吸收之間的矛盾,但從本質上分析,這種修復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調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發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事實上,在壟斷金融資本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決,就會存在爆發危機的可能,而在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化帶來的危機將是更深刻和更長期的,"這是當前危機的最大可能結果"。
四、結論和啟示
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從壟斷資本到壟斷金融資本的發展只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內部的調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金融資本脫離實體資本迅速膨脹,產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逐利、尋找吸收剩余的途徑的必然結果,因此僅從金融角度探索解決危機的做法只能起到暫時延緩下次危機到來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經濟災難。
不可否認金融部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對經濟發展起到的促進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放任金融行業自由發展,甚至取消金融監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風險,但從這次危機中可以看出,這些創新實際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脹,因此,在金融監管中應該更加重視對金融創新的監管,確保金融行業健康發展。另外,隨著金融國際化趨勢的發展,資本跨國界流動已經成為越來越不可忽視的影響一國乃至全球經濟走勢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有效利用國際資本發展本國經濟的同時,抵御國際資本對本國經濟的沖擊應該是未來著力研究的重要課題。
新自由主義政策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因此在借鑒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經濟政策時,要特別注意結合我國基本國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視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貧富差距拉大,幫助低收入人群擺脫貧困;要重視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將促進內需作為經濟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現經濟增長的泡沫,確保經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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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的背景
隨著經濟發展，交通方式日益多樣化，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人們出行時對出租車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在打車軟件興起之前，出租車司機和打車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
這一背景下，隨著互聯網科技的發展，打車軟件應運而生。常用的打車軟件有滴滴出行、優步Uber、易道用車等，這些軟件大大提高了打車效率，實現了司機和乘客的雙贏。但近年來，這些軟件推出了“專車”與“快車”服務，它們憑借服務質量好、叫車時間快、費用少等優勢頗受乘客青睞。然而這些車并非都屬合法運營，很多推出“專車”的公司采用掛靠的方式規避交通部門的規范管理，即并不購買車輛，在與正規汽車租賃公司合作的同時，以私家車“掛靠”租賃公司的方式，招募私家車加入，一些本是“黑車”的車主，通過“掛靠”第三方租賃公司，簽訂勞務派遣合同，借機“洗白”身份，這給出租車市場和交通監管部門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二、相關文獻回顧
我國打車軟件正式地興起并普及運用僅僅經過了幾年的時間，2008年打車軟件剛興起時，運營商對乘客和司機實行了諸多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快的打車和滴滴打車等公司紛紛斥資血拼以占領市場，引起了無序的競爭，這在學術界引發了不小的關注。自此與打車軟件相關的論文層出不窮，有分析打車軟件運營前景的、有對打車軟件經營模式進行探索和創新的、也有對政府監管提出切實建議的等等。繼燒錢競爭之后，“專車”成為出租車市場又一競爭熱點，滴滴、神州及Uber等各大巨頭紛紛進入，學術界對其的研究也緊跟時代變化。2015年5月7日，《人民日報》用幾乎一整版的篇幅報道和評論“專車”服務，首次引述專家建議：在鼓勵移動互聯網發展的大背景下，“在預約出租汽車許可中，允許移動互聯網企業整合個體司機”。專家學者不僅對專車運營之路進行了系統的探究，而且對“專車”的相關法律問題進行了探討。
在國外，抵制私家車靠邊打車軟件也是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例如，2015年，歐洲多國出租車司機在旅游中心和商業區舉行罷工，敦促政府制定嚴格政策限制打車軟件Uber，因為其興起使得大量私家車進入出租車行業，影響了正規出租車司機的正常運營和收入。國外學術界在一定高度和特定環境下探究了打車軟件行走困境、分析了互聯網專車、提出規范打車市場。
三、理論分析
（一）信息不對稱
打車軟件的興起歸根到底是信息不對稱引發的“帕累托改進”。我國實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自由尤為重要，依據《資本論》觀點，自由的市場必須是信息對稱、完全競爭、產權明晰、意思自治的。打車軟件的發展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打車者能與出租車司機直接溝通，減少了不必要的時間等成本；二是打車者可以自主選擇車輛，充分實行意識自治，最大程度地省時省錢。從這一層面說，打車軟件及 “專車”的出現，使得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從中獲益，屬“公共優品”，具有正外部性，有利于達到“帕累托最優”。
（二）公平運營
專車的出現則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市場秩序，引發了打車市場的不公平。2015年的第一周，沈陽、青島、南京三座城市分別發生不同程度的出租車停運事件，這樣的情緒還在許多城市的出租車從業者中蔓延。出租車司機們將主要訴求集中在了打車軟件上的專車上，稱私家車依靠打車軟件非法運營搶占了很大一部分市場，使得正規的出租車司機陷入困境。非出租運營車輛利用“專車”叫車軟件參與租賃運營是違規違法的，目前只有出租車才具備運營資質。
（三）法律空隙
虛擬網絡和虛擬運營商是近年來的“新寵兒”，以前我們多把視野放在了實體經濟的規范和管理上，對于手機互聯網終端的規范性遠遠不夠。例如打車軟件的“專車”服務，則是在一定程度上鉆了法律的空子。雖然近期，全國各地紛紛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嚴禁私家車利用打車軟件從事營運，倡導把國家公權力介入到對專車的管理中來。但我們在立法和執法中仍無經驗可循，需自己開創一套對非運營業務的車輛從事經營業務展開集中整治的辦法。
四、Y論與建議
（一）對于政府
北京市政府應出臺訂立更多關于規范打車軟件和規范車輛“非法營運”的政策措施，給打車軟件中的“專車”和“快車”定性，將之與“黑車”或是正規出租車區別開，讓國家公權力介入到對“專車”的治理中去，對已經被查處的私家車相關打車軟件公司展開調查，聯合公安、工商部門，對非運營業務的車輛從事經營業務展開集中的整治。另外，可從國外做法中汲取管理經驗，以保證市場公平運營，協調各方利益，且對于這一產業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出臺一些標準，如準入標準和理賠標準等，并給予相應的市場扶持，使這個行業向著正規方向發展。
（二）對于打車軟件運營商
合法營運，堅決執行只有車價超過20萬元的中高檔私家車才有資格加入運營行列，這能相對的減少司機的犯罪率，提高乘客出行的安全性，且駕齡和車齡以及第三者責任險金額都必須達到一定要求，才能為其貼上“專車”標簽。打車軟件運營商應把眼光放得長遠些，不要只顧一時的金錢利益而喪失信譽，應積極應對國家對于“專車”的監管，積極配合交通部門調查，提高透明度，加快自我整肅，建立一套完善、合規的專車運營模式。
（三）對于出租車行業
對出租車司機而言，最首要的是改善服務態度，防止再出現拒載的情況，在一些方面向“專車”司機學習，提高在乘客心中的聲譽，以此贏得乘客的青睞。其次，可以用法律手段維權，對于一些私家車靠邊打車軟件即黑車形成的“專車”進行舉報。對出租車公司而言，應適當減輕出租車司機繳納的份子錢，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出租車司機負擔，讓其重新在打車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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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式推動經濟社會，尤其是發展中的國家實施市場經濟之后的改革發展不斷進步的原動力。而金融創新可以提高金融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在金融監管的前提之下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升金融核心競爭力，也能夠利用創新元素不斷的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所以在此基礎上可以說金融創新是金融機構和國家相關部門極力鼓勵和推進的。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金融創新也打開了金融風險跨國傳導的渠道，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在“走出去”和“引進來”這兩個問題上一直存在著爭議，走出去和引進來的利益平衡關系也一直是我們探討的主題，金融創新也一樣，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面臨著世界的挑戰，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在經濟商品的貿易和出口上都存在著重要的協調問題，對于金融行業的創新，基金和外匯政策等的創新機制，要讓這雙鞋子適應那雙腳還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采取更多的手段和規范制度去控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是風險的評估問題。從宏觀來看，金融創新可能對一國金融體系帶來新的金融風險，并可能釀成金融危機，但是任何事物都會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風險，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需要面臨這樣的風險，更需要降低這樣的風險才能夠穩步推進金融創新，并有效控制金融創新的貫徹落實的同時帶來的金融風險和造成的負面影響等。
一、金融創新的優勢和途徑
首先對金融創新的概念要有一個新的認識，金融創新的英文翻譯是financial innovation，最先引進這個詞是從美國，也就是由市場經濟的國家才逐漸推進到我國，它的實行主要是變更現有的金融體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獲取現有的金融體制和金融工具所無法取得的潛在的利潤，剔除了原有的傳統的金融管制的框架，適應時代的發展和國情的要求而針對不同的國家而采取的適合自身發展的金融手段，它是一個為盈利動機推動、緩慢進行、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同時金融創新主要分為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和交易創新等形式，它存在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可以提高金融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升金融核心競爭力，不斷的實現自身的經營目的。所以在金融精英上，對于新的產品的生產、新技術或新的生產方法的應用、新的市場開辟、原材料新供應來源的發現和掌握等都要落實到每一個創新的細節，也可以在創新的機制上考慮到可行性的實施。
在金融創新背后的根本經濟力量是競爭，競爭永遠是一個時代的主題。金融要素的重新組合，是指對金融產品、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制度、金融技術等進行創新性的變革。在創新途徑上要不斷的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避免風險的前提下，實現利益最大化。任何有優勢的獲得收益的手段都值得“投資”，將金融創新也是一樣的，金融創新的時間跨度長，將整個貨幣信用的發展史視為金融創新史，金融發展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視為金融創新，這是第一個優勢。其次，金融創新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包括了金融技術的創新，金融市場的創新，金融服務，產品的創新，金融企業組織和管理方式的創新，是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進行的“地毯式”的創新形式，在內容和金融服務業結構上的創新也充分體現了金融創新手段的深入和全面。另外，在金融的主體機構，銀行的相關方面的創新，也逐漸的被納入銀行的業務日程，另外在資產評估和負債管理的方式上的創新也結合了國際貨幣制度等方面，結合了改革開放下的大環境，對于銀行的經營和資產的流動都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金融創新所包含的主要有技術創新，產品創新以及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是指制造新產品時，采用新的生產要素或重新組合要素，我們常聽到的資產組合就屬于一種技術創新，它是管理系統的一個重要過程。而產品創新，就是指產品的供給方生產比傳統產品性能更好，質量更優的新產品的過程，比如在貴金屬經營公司，所采取的貴金屬投資，把金條和銀錠或者黃金擺件掛飾等進行推廣，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種產品形式上的創新。最后要說的是制度創新，則是指一個系統的形成和功能發生了變化，簡而言之就是政府或金融當局和金融機構為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在金融過程中的內部矛盾運動，防止或轉移經營風險和降低成本，為更好地實現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標而逐步改變的監管制度等。
除了以上講到的金融創新的形式和內容等，在很多實踐中還有很多細節的內容上的創新。在風險和創新平衡的要求下，還有對風險轉移的創新，包括能在各經濟機構之間相互轉移金融工具內在風險的各種新工具，如貨幣互換、利率互換等，在金融資產的資金流動上也可以采取創新的形式，比如利用金融工具提高變現能力等，很多的方式上采取創新。
二、對金融創新的風險控制途徑
在過去十年間，我國在實行了改革開放之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內銀行的資產規模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達到了國際同行業的水平。但是，銀行業未來發展仍將面臨很多復雜的挑戰，這里我們主要探討的是如何減少金融創新的同時所帶來的風險。由于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的加劇及浮動匯率的實施，企業及個人面臨了巨大的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金融期貨、期權及互換業務等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產生都是為了滿足客戶減少利率與匯率風險，以達到保值或盈利的要求，在金融競爭的環境下，誰能夠有效的在創新前提上進行有效的風險規避，誰就擁有了市場的主導權。風險控制主要分為分析和實際操作的風險控制。
分析風險，部分可控。還有很小的部分風險是個人無法回避掉的，然而往往這一點的東西就會成為障礙。不能做到完全回避。想要回避，要有敏銳的反應能力，把握可控的、回避可回避的，盡量做好風險規避這個環節。操作風險控制，主要是在操作環節上認清哪些可控、可回避、客觀存在，把握住哪些可控和可回避，盡量控制客觀存在的就能夠很好的降低操作的風險。在紛繁的資產、權益、利潤和現金流量數據中發現公司的投資價值，在很多程度上涉及企業會計、金融數字、商務統計學、公司財務管理等基礎課程的知識，所以降低風險的機制中，知識和智慧是并重的。
綜上所述，在開放經濟市場的前提下，金融創新有其存在的價值，是符合時代的發展要求的，也是讓經濟實體能夠不被淘汰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動整體的經濟不斷的發展的重要的方式，在金融創新的同時帶來的風險是必不可少的，對于風險控制機制的完善要認識到可控與可回避的風險，把握好客觀存在的風險等，這樣才能夠在不斷的接受挑戰中越來越強。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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