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社會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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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11-0123-02

社會發展需要誠信的支撐和助推。新聞傳播最基本的社會價值是保障公眾利益和促進社會發展。新聞媒體責無旁貸要為建立社會誠信營造一個好的社會環境。在我國特別是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擔負著傳播新聞信息、引導輿論和社會監督的職責，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本文主要探討新聞傳播是為何能肩負起構建社會誠信的重任，著重點落在如何塑造社會誠信，及存在的問題和可供選擇的克服方法。

一、新聞傳播塑造社會誠信的可能性

社會誠信的基本含義就是誠實守信；主要內容包括經濟誠信、政治誠信和思想文化誠信[1]。誠信是現代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張維迎曾談到過“鄉村社會”，人們靠“鄉土誠信”維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一個小村莊里，人們相互知曉，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名譽很顧忌，“誠信”成為一種理性選擇。可是當你無法確知你所交易對方的信息，問題就出現了。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有賺錢的動機，當這種動機蓋過規范，就出現了道德風險。新聞媒體是一把抑制信息不對稱滋生的利器，通過快速傳播信息，人們可以及時掌握對方的誠信度。輿論監督，會使違約成本變高，人在選擇失信行為時就會有所顧忌。社會誠信行為的踐行，說到底取決于社會誠信意識的建立，而社會誠信意識的形成離不開意識形態的宣傳。新聞傳播主要是生產意識形態產品，新聞傳播以其本身的內容屬性來說，就天然的具有強化社會誠信這種意識形態的能力。

二、新聞傳播塑造社會誠信的途徑

1.關注重大社會誠信問題，傳播引導大眾誠實守信的信息。同志在十報告中提出，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治理，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社會誠信意識的建立需要社會整體良好的文化環境，而新聞傳播通過新聞事實的報道在構建良好道德空間方面大有作為。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于1972正式提出了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理論：大眾媒介往往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的具體看法，但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某些事實。大眾傳媒對事物和意見的強調程度與受眾的重視程度成正比。所以，新聞媒體可以通過加大對誠信文化的再現力度，來引導受眾關心社會誠信問題，形成誠信意識。大眾傳媒還具有“社會地位賦予功能”，即經由大眾傳媒傳遞的內容，尤其是強調的信息，會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美國學者拉扎斯菲爾德與默頓曾提出“社會地位賦予”的功能觀：任何一種問題、意見、商品乃至人物、組織或社會活動，只要得到大眾傳媒的廣泛報道，都會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獲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2]。閃耀著誠信之光的事件，經由大眾媒介報道之后，將會引導誠信建設走向正確的方向。其中涉及的當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也會因大眾傳媒的傳播產生一種“榜樣化”的傳播效果。

2.對社會誠信缺失現象的報道和抨擊。傳播學者指出，環境監視是大眾傳播最主要的功能。大眾媒介不斷地向人們提供關于社會上各種事件的訊息，以備人們做出決策。公眾有權了解自己生存的周邊環境，從而根據獲取的信息，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斷。更重要的是，環境監視還可以把那些有違社會規范的行為在媒介上公開，激起社會的譴責。在社會誠信失范的問題報道上不能僅僅是機械再現，而應是深刻批判。中國目前處于一個誠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時代。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網上公然炫耀其奢華生活，并稱自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將中國最重要的公益機構之一推向輿論漩渦的中心，使其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近年來，地溝油事件、唐駿學歷“造假門”事件……各個領域的誠信危機已成為當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而對這些社會誠信大面積滑坡現象的公開報道，大眾媒介是最有力的工具。以唐駿學歷“造假門”事件為例來看新聞媒體的作為。2009年4月21日，匿名人士在方舟子的新語絲網站發帖，質疑唐駿的博士學位有假。2010年7月2日，《北京青年報》發表文章《方舟子質疑唐駿學歷造假》。2010年7月8日，央視《新聞1+1》關注唐駿學歷涉嫌造假門：讓打假不再是打架。首先，在沒有標明任何態度和傾向的情況下，對涉及社會誠信的事件進行全面、客觀、連續的報道，給受眾提供一個認知的信息場。其次，媒體的大量報道會授予此類事件極高的“地位”，關注度顯著提高。 最后，媒體自身的態度會有效的引導受眾向既定的方向思考。隨著媒體的批判而反思，因媒體的抨擊而對此類事件產生負面性評價，理清認知，明確方向。

3.新聞媒體自身誠信價值構建的示范和標桿作用。由于自身認知的局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要了解的大部分社會信息都主要是通過新聞媒介。那些想了解但又不可能通過自己的實踐了解信息的普通受眾，可依靠的就是新聞媒體。這就關乎媒體自身公信力的問題。媒體公信力是指新聞媒體本身所具有的一種被社會公眾所信賴的內在力量。它是是衡量媒體權威性、信譽度的標尺，也是媒體贏得受眾信賴的能力。所以媒體要首先樹立自己的威信，才能贏得受眾的信任。無論是新聞機構還是新聞從業者個人，都需要遵循嚴格的職業道德。嚴守新聞報道的客觀真實原則，忠實報道和評論，并以公眾利益和社會公正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三、新聞媒體在塑造社會誠信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新聞媒體本身：道德缺位、誠信不足。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新聞媒體面臨著巨大的市場壓力，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媒體可能會放松職業道德自律。某些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意識薄弱，在職業理想、職業紀律等方面出現了偏差，甚至價值觀扭曲，為了追逐物質利益和轟動效應，制造假新聞，對新聞媒體的公信力造成極大損害，引發新聞行業的“信任危機”。

2.新聞的娛樂化傾向造成新聞媒體對重大社會問題尤其是誠信問題的報道缺位。傳播學者拉斯韋爾和賴同提出大眾傳播的四大功能是：監測環境；協調社會各部分；傳承社會遺產；調節身心。新聞娛樂化若能充分考慮受眾的接受心理，在社會可接受的范圍內，挖掘新聞的娛樂功能和新聞價值中的人情味，這對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來說是有利的事。但是新聞娛樂化必須有一個“度”，如果過多關注純娛樂化的事件，就會有意無意的回避現實生活中的其他信息，比如重大社會誠信問題，這關涉到社會整體精神文明建設。對受眾個體來說，長期接觸這類純娛樂化新聞，會使喪失思考力和判斷力。缺乏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也會造成社會責任感的減弱和喪失。受眾對于媒體報道的新聞持有懷疑態度，使得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當媒體報道一些正面的社會誠信事件的時，受眾也會產生不信任心理。

四、新聞媒體如何克服在塑造社會誠信方面的弊端

新聞傳播行業的職業道德是社會誠信的一部分，只有新聞傳媒自身堅持職業操守，才能談塑造社會誠信。在現代信息社會，虛假信息傳布在很多情況下是由一些不負責任傳播者造成的，新聞媒體一旦加入這一行列，不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負面作用都是極大的。喻國明教授曾說過：媒體“要平衡社會情緒，提示社會最重要的東西，它和受眾之間是‘諍友’、‘益友’和‘摯友’，而不是‘酒友’、‘膩友’和‘狎友’”。 新聞媒體應當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獨立自由的精神以及勇擔責任的精神，不懈堅持新聞應有的價值，去為一種社會信念和理想而吶喊。首先要做到恪守自身職業道德，做到新聞誠信，要在思想深處真正確立起誠信理念，并將人類社會交往中的這一基本準則貫穿到媒體的新聞采編和經營管理的過程中去。其次，要有目的地組織新聞工作者反對虛假新聞，從而提高媒體自身公信力，并在此基礎上傳播構建社會誠信的信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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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前職業道德與社會誠信的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社會處于“黃金發展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的相疊加的特殊時期，各種社會問題不斷涌現。正如《公民道德建設綱要》中指出社會的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惡、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不講信用、欺騙欺詐成為社會公害，，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從職業道德的角度看，國家公務人員職業道德的缺失導致腐敗滋生，不僅阻礙了整個社會的道德發展，而且影響了國家發展的穩定。公共服務事業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的缺失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醫患糾紛”不斷升級，“教育失德”不斷出現，成為的新燃點，加劇了社會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工程質量等諸多問題則一次次拷問“社會的良心”都去哪了。從社會誠信體系的內容看，個人誠信缺失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憑、假證、假發票等等；企業失信則更是比比皆是，惡意違約、制作假賬融資、百年老店使用過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現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瞞下”等等，這些行為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影響了經濟運行發展，更動搖了國家穩定的根基，甚至損害了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歷史遺留的問題，有法制體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壯大，物質文明急速增長，而精神文明的發展遠遠落后于物質文明的發展，社會道德體系建設并沒有實現與時俱進。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在社會經歷巨大經濟變革的同時，原有的道德規范被打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規范無法在短期內完全達成社會共識，造成了社會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舉并發不如逐一擊破，因而以職業道德建設為突破口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成為不二之選。

3以職業道德建設為突破口構建社會誠信體系

職業道德建設的繼承性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奠定了歷史的基石，而職業道德建設的多樣性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鋪墊了最廣泛的人際基礎，同時其特有的實踐性也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快速實現與時俱進提供了可能性。職業道德建設包含多方面內容，必須抓住要點，以點帶面，推動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

3.1追本溯源———加強職業道德教育

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就是通過培養社會成員的職業道德意識，通過意識影響行動，把內化的職業道德素養外化為良好的職業道德行為。通過教育這一途徑，樹立社會成員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并在具體社會實踐中不斷強化這種正確的理念，把思想轉變成習慣，實現遵守職業道德的自覺性，實現內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態化。而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必須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師資隊伍的建設，要不斷提高教師的勝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才能充分發揮職業道德教育的正效應。

3.2畫龍點睛———營造社會輿論正確導向

職業道德建設需要良好的社會輿論導向，正如英國思想家赫青黎所說“,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之所以這樣做而不那樣做,并非出自對法律的畏懼,而是出自對同伴輿論的畏懼”。社會輿論能為職業道德建設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正確的社會輿論可以起到道德監督員的作用，而錯誤的社會輿論則使得職業道德在社會實踐中出現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聯網時代，人際關系的緊密程度超過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而職業道德的建設除了依靠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外，必須接受社會輿論的價值評判，因而打造客觀、公正的社會輿論環境是職業道德建設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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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信用是社會主義公民道德的核心內容之一。進入新世紀，黨和國家把“明禮誠信”寫入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我國民商法也把誠實信用確定為基本原則之一。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些公民和經濟組織的“利”和“義”的天平卻慢慢發生了失衡，各經濟主體受到了利益價值的挑戰，信用危機已經在社會上時時出現。失信行為已經危害到國家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因此，誠信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需要全社會認真對待的重大社會問題了。

一、當前我國社會誠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當前，我國的社會誠信狀況不容樂觀，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甚至認為，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著誠信危機。信用環境惡化已經對經濟社會生活產生諸多嚴重危害。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分析我國總需求不足、市場疲軟的原因時指出，總需求的不足禍在信用短缺。我國一些經濟組織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拖欠貸款、稅款，違約和制售假冒偽劣產品，以及披露虛假信息、質量欺詐等不誠信行為，增大了國民經濟運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成本，揭制了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快速發展。信用是企業最寶貴的無形資產和產品附加值。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總需求不足，企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其根本禍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講，信用環境惡化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危害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市場缺乏信用將嚴重影響社會的投資和消費。二是破壞企業的正常經營，加大企業運管成本，削弱企業競爭力。三是影響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使宏觀調控政策難以發揮作用。四是信用惡化還直接破壞社會法制基礎，經濟主體以種種不正當的手段競爭，各類經濟主體難以形成以契約為基礎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機造成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水平下降，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當前社會轉型期誠信缺失產生的原因：一是傳統誠信觀念沒有及時更新，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要求。我國儒家傳統的誠信不是作為人們的權利、義務來確定的，而是為人們修身養性所追求的目標。它的誠信行為規范是特殊主義的，不是普遍主義的。它認為道德的誠信應該是出自內心的、自愿的、不計利害的，是一種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經過自身長期修養才能達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誠信是面對全體公民、組織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經濟主體必須遵循的起碼的道德義務。二是同我國政治、經濟體制轉型有關。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整個社會被組織成一個全國大一統的企業，社會各部門、各單位、各利益主體不是以經濟利益、以誠信為紐帶聯系起來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計劃聯系起來的。在當前政治、經濟體制轉型期，傳統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仍然發揮著影響，抗拒著市場經濟的沖擊。特別是在追求各自經濟利益時，開始顯得張慌失措，無所適從，導致欺詐、賴賬等失信行為發生。三是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誠信制度體系對誠信缺失者予以嚴懲，使失信者無所畏懼，結果造成信義貶值，誠信受到嘲弄，這是當前誠信缺失極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極小的成本，卻能夠獲得極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給心存詭異者留下可乘之機，他們鉆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交易優勢，聚斂不義之財。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更使不法之徒有恃無恐，變本加利破壞誠信。誠信體系缺乏司法保護，失信者不能及時得到嚴厲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產生。五是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沖擊及宣傳和思想教育工作滯后，造成人們思想混亂。加之經濟結構調整，出現大量下崗職工及弱勢群體，社會分配差距不斷拉大，貧富懸殊等社會現象發生，都引發拜金主義滋生，道德觀、價值觀混淆，使社會信用環境整體惡化。

二、加強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

（一）建立完善的社會誠信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和良性運作的一塊基石

市場經濟既是法制經濟，又是誠信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必然有發達的誠信制度體系相伴隨。因此，發達完善的誠信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制度之一。市場經濟是建立在誠信基礎之上發達的商品交換經濟，誠信是構成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要素，一切經濟活動的開展都離不開誠信。不僅要有完備的信用形式、發達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構建健全的社會誠信制度。市場經濟對誠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經濟固有的特征，往往會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可以說，一個規范有序的市場，誠信是市場主體的準入證和通行證。因此，誠信是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誠信制度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健康發展和運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會誠信制度是經濟主體追求長遠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經濟主體都會自覺遵從經濟學的理性法則，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會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長期不斷的交易中逐步積累和實現。如果經濟主體通過不誠信的方式謀取不正當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維持長期的欺詐和投機取巧行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斷發展壯大，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這就是當今許多跨國大公司、知名企業格外重視信譽的原因。一句話，企業要健康發展，并不斷取得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就必須樹立誠信形象，維護其信譽。當然維護信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過這種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為誠信形象不但是無形資產，也是有形資產，它能給企業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如名牌產品銷量大、價格高等。也就是說，企業維護信譽也是一種投資，同樣可以從中取得凈收益，這種凈收益是企業維護信譽付出的成本與所獲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業為維護信譽而放棄的機會成本，諸如信守承諾而蒙受的經濟損失，為保持良好的財務比率而放棄的投資機會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是提高經濟效益，節約社會成本的必然選擇

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經濟道德、市場理論要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須有完善的誠信制度體系，要求人們具備契約意識和嚴格遵守契約的約束。誠信、契約精神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劑，它能保證各項經濟活動順暢進行，節約社會成本，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從而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益。無視契約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誠信使我們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造成許多無謂的損失，使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無端增加，導致經濟運行不暢，加大經濟運行的內耗和磨擦力，甚至導致社會經濟秩序混亂。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根本目標是加快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但我們在市場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決誠信缺失問題，就會抵消體制創新所產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國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

當前我國的各類經濟主體，公民、企業、銀行、中介組織、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誠信缺失。如公民的納稅意識、知識產權意識相當薄弱；企業不信守合同，拖欠債款和賴賬；銀行呆帳率過高；政府官員以權代法，地方保護；就連本應最具信用形象的社會中介組織，同樣也存在信用危機問題。我國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維護好國內市場秩序。這不但有利于國內企業的健康發展，闊步邁向國際市場，而且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國內投資環境，擴大對外開放，招商引資，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誠信是世界各國人民普遍認可的道德規范，歷來是做人和發展事業的根本，是社會得以形成凝聚力，社會競爭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沒有高度完善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我國將難以參與國際競爭。同時，誠實守信也是文明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中國現代化進程需要重建社會誠信制度體系，降低效用風險的危害。因此，在WTO環境下，建立和完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已刻不容緩，已成為事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穩定，走向世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誠信制度的思考

誠信是社會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現代社會成員必須恪守的基本準則之一。它不僅體現了社會成員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約束，同時也是保證市場經濟下契約和文明規則實現的前提。構建與世貿組織規則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的誠信制度體系，是擺在我國面前的重要任務。

（一）加快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奠定社會誠信制度的基礎

目前我國尚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市場發育狀況和社會信用環境還很不理想。因此，還不能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予以推進。加快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是推動全社會建立誠信制度體系的基礎。加快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應抓好五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盡快完善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的相關法律法規。二是進一步加大國家信用政策法規貫徹執行力度和執法力度。三是積極建立公民、組織信用征集、評價、管理體系以及相應的數據庫，為實現信用科學管理奠定基礎。四是推動社會信用服務中介機構發展。五是積極推動經濟組織進一步加強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為加強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誠信，不但包含倫理道德因素、經濟因素，更離不開社會法律制度，它們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加強公民誠信道德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一要把社會法制建設與公民道德建設結合起來。在公民中樹立遵紀守法的觀念，樹立把個人合法權益與承擔社會責任相結合、相統一的觀念。二要努力為公民道德建設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傳教育的同時，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各種違信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經濟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視培養公民的契約精神。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以契約精神為核心的契約文明是構建現代法治與現代德治的思想基礎之一，契約精神是文明公民應該具備的一種素質，它是平等觀念、自主意識、合作精神、誠信能力的有機結合。四要恪守司法職業道德，為公民道德建設作出表率。國家的司法隊伍、公務員隊伍以及其它公職人員隊伍，代表著國家形象、社會形象，必須在廉潔從政、執政為民、公正司法、加強自身修養、嚴格自律、忠于職守等方面作出榜樣，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形象，促進全體公民的道德建設和社會誠信制度建設。

（三）在全社會大力弘揚誠信，扎實推進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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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中央提出“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其著眼點就是“協調”。其中，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推進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因此，研究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對于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誠信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從形式上講，包括誠信道德和交易信用；從層次上講，包括基礎保障層、他律控制層及自律屏障層；從內容上講，包括個人誠信和組織誠信。筆者試圖從其內容的角度探討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

一、政府誠信是社會誠信體系的基石

政府的誠信就是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誠信具有基礎性和導向性的作用，直接決定著市場環境的信用狀況。在政府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政府德性的好壞，政府是否誠信，對企業、個人乃至整個社會信用的影響巨大。政府是否誠信事關公眾的福社，而只有公眾幸福，才有良好的社會誠信氛圍。人們當然不可想像，一個連誠信都做不到的政府能夠具有勇敢、節制、正義和明智的美德。一個政府內部和諧團結、精簡效率、精誠合作，對社會和公眾言而有信，誠實無欺，那么這個政府必是一個充滿榮譽、自信和責任的政府，在它管理下的公眾也必是安詳、無需戒備、能享受到無限幸福的公眾。在這樣的情形下，即使一個社會的經濟并不發達，公眾并不十分富裕，但在一個心靈安詳幸福的國度里，誠信原則也必將為人民和社會自覺地廣為推崇和奉行。沒有政府的誠信就沒有社會的誠信，一個政府要在全社會建立起良好的信用氛圍，它首先必須自己是一個信用的政府。

政府誠信是建立完善社會誠信體系的必要前提。社會信用體系按其內容可以劃分為政府信用、企業信用、銀行信用、個人信用或公民信用、學校信用、醫院信用等許多方面，其中政府信用是整個信用體系的重心，建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是建立真正的企業、銀行和個人及其它誠信的前提條件。政府誠信的建立對個人的信用產生了約束效應，公眾出于對政府懲罰的回避，必然會在經濟活動中保持良好的誠信。作為“經濟人”的企業在經濟活動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若沒有政府的保障，往往會出現以損害社會和公眾利益而自己獲利的現象。實際上，企業的正常活動得以開展，企業誠信在經濟活動中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的發揮，就是基于企業對于國家制度的信任，也即對于良好的政府信用的依賴。同樣，銀行的活動和銀行信用的建立更是要依賴于國家信用。作為貨幣政策實施者的中央銀行的信用實際上就是政府信用的一個方面，而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銀行的放貸、存款等業務都需要依賴于政府信用。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信用一方面保障了銀行對于個人或公眾信用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公眾對于銀行的信任。

加強誠信建設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推進三大文明協調發展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迫切需要。十六大報告和同志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都曾經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加強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正是推進三大文明協調發展的重要結合點之一。從政治文明方面講，自古以來，講誠信就是“為政之道”、“為政之要”，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準則。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在新的歷史時期，隨著人民民主意識的增強，取信于民切切實實地成為執政之基。如果虛假浮夸、失位不公、朝令夕改甚至等充斥著黨風、政風，我們就不能取信于民，就有失去群眾、失去執政地位的危險。一個誠信缺失的社會或國家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因此，在我國當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大力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勢在必然，而政府誠信的建立是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建立的基石。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必須首先從社會公權層面開始，全力創建信用政府，并把這作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規范政府的行為，嚴格履行其對社會的承諾。政府機關、司法、行政執法機關要接受群眾和輿論的監督，帶頭嚴格遵諾守信，體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增強法制觀念，開展依法行政，公正執法，廉潔公正，提高辦事效率，改善服務態度等方面的職業教育。完善政務公開，規范辦事程序，提高公信力，取信于社會，做誠信的表率。

二、個人誠信是社會誠信體系的根本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個人是最基礎的行為“單位”，政府、企業等可以看成是建立在某種契約基礎上的由個人結成的組織，其各種行為活動都是通過個人的行為來實現的。無論是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或是在社會主體的經濟活動中，誠信作為一個基本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誠信這個中華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在社會生活中被人們忽視、淡忘，特別是由于受市場經濟的一些負面影響，使一些人在面對各種利益的誘惑時，背棄誠信，惟利是圖，見利忘義，使傳統的道德教化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受到嚴峻的挑戰，導致社會誠信出現危機，并且影響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企業的失信行為雖然是組織行為，但是歸根到底是因企業家的失信行為而起，是個人誠信缺失的表現。一些領導干部利用職務之便為正常的經濟行為層層設卡，為違法的經濟行為大開綠燈，從而中飽私囊，他們欺騙國家，欺騙人民。大學生一直以來被人們稱為“天之轎子”、素質比較高的人，但是，現在也有一些大學生誠信缺失，表現為諸如從抄襲作業到考試作弊，從貸款不還到偷盜財物，從班級干部、獎學金評選的弄虛作假到畢業中的假證件，隨意毀約等行為。面對層出不窮的失信現象，許多人提出了誠信離我們有多遠的疑問，人們已經不再輕易相信別人，而是保持著警惕的態度，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人和事，這嚴重影響了人們之間的交往和經濟的發展。更為可怕的是，很多人開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使失信行為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如果作為社會基本細胞的個人普遍缺乏誠信，那么社會誠信大廈就會成為空中樓閣，無從構建。

近年來，個人誠信制度的建設已經引起廣泛重視，并有了一定的進展，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一是個人誠信資料不全面，二是個人信用評估缺乏科學統一的標準，三是對個人失信行為缺乏有效的約束和懲罰機制。我們應該在個人誠信制度初步實踐的基礎上，借鑒國外經驗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從多方面人手，進一步打造我國的個人誠信制度，具體而言，主要是要建立健全以下幾方面的制度：

第一，個人誠信檔案制度。建立健全個人誠信檔案制度，不僅要保證個人誠信資料的準確、完整，而且要能夠實現資料的及時收集和方便匯總與查詢。為此，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人手：(1)明確規定個人誠信檔案應包括的內容；人文資料、就業資料、納稅資料、司法記錄、福利保險記錄、信貸記錄及資產狀況。(2)建立個人誠信資料的收集制度。鑒于我國的公安、司法、檢察、稅務、用人單位、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醫院等個人誠信資料的提供者大部分受到政府的直接和間接的管理和控制，一些單位甚至就是政府部門，因此只要政府有決心，就可以充分發揮我們的優勢，建立起我國獨創的定期信息匯總制度。(3)建立個人誠信資料的統一編碼制度：將個人誠信資料鎖定在一個固定的編碼上，且每個編碼與每個經濟活動人具有一一對應關系，個人所有的必要資料都儲存在該碼上，只要出示個人信用碼，就可以查詢所需資料。

第二，個人信用評估制度。對誠信檔案中的信息資料進行加工處理，對個人信用進行綜合分析評價，對有關信息完成分類、比較、計算、分析、判斷等加工處理過程，才能最終獲得對有關個人的總體信用評價。要建立由專業性的個人信用評估機構統一進行個人信用評估的制度。為此，征信機構要培養一批思想業務素質過硬、既精通評估理論又通曉評估實務的復合型專業信用評估人員，以保證信用評估的客觀、公正，要制定科學、統一的評估標準。

第三，個人失信懲罰制度。懲罰是保證一個制度能夠具有剛性約束的重要手段，因此，對失信違約的個人，要根據不同的違約情節相應采取不同程度的懲罰措施，包括經濟制裁、法律制裁和輿論制裁，使其違約的成本大大超過收益，一處失信，處處受制，從而既可以實現對違約者的懲罰，又可以促進人們信用觀念的提高。為充分落實對違約失信者的懲罰，還有必要建立個人信用破產制度。也就是說，當某人沒有能力償還到期債務時，其債權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經法院審理宣告其破產。一旦破產，破產債務人將面臨被凍結個人財產用以還債，而且在一定時期內不能再利用自己的個人信用從事經濟活動。

個人誠信制度建立起來后，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制度的落實，必須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加快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法律，運用剛性機制來規范誠信。古往今來，誠信自始被列人道德范疇，人們大都認為應當從思想意識出發，自覺認同誠信品德的價值，去對自身的行為產生影響和約束。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為防止個體利益對他人利益、社會利益的侵害，人們開始要求將誠信由道德準則上升為法律原則，賦予誠信以法律上的強制力。在實踐中，各國都已普遍地將誠信這一柔性道德準則制定為一系列基本法律規范，要求人們在民事商業行為中必須忠實真誠、守信不欺地履行法律義務；如果違背，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應當充分運用法律這一剛性機制來保護守法者，懲治違法者，運用誠信法律所具有的強制力，確保誠信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國外的經驗已經證明，法律法規的確立和健全，是社會誠信制度及管理體系建立和實施的保障。

第二，建立專門的誠信管理機構，集中統一管理和協調信用網絡信息。國家誠信管理體系是監督管理全國范圍內市場誠信行為、誠信活動的最高管理系統，在具體操作中應防止“政出多門、多頭管理”。政府應組建一個專門的國家信用局或誠信管理委員會，這個機構的工作一是負責社會誠信制度和體系的整體建設，二是協調各有關部門的關系，使信用狀況信息相互溝通。特別是在誠信體系建立之初，在公共數據比較分散的情況下，可以由該專門機構利用其宏觀管理優勢來負責協調、調配、聯網，在較短的時間內以較低的成本使征信數據庫能得到資源共享、物盡其用。

第三，充分發揮各政府部門的行政職能，加強誠信監督。政府應充分利用人民銀行、商業銀行、稅務、工商、民政、質量技術監督、公安、外匯管理、海關等部門現有的監督系統，整合必要的監督管理資源，建立起全國統一的風險預警制度，信用信息，公布信用“黑名單”和“紅名單”。一方面，政府各部門可制定優惠政策向“紅名單”上守信的個人傾斜，使受信方充分利用誠信帶來的利益。另一方面，將個人的失信記錄準確列人“黑名單”，向社會公示，將失信方對受信方的個別矛盾激化為失信方對全社會的矛盾，使失信方聲譽掃地。

第四，注重誠信教育，提升社會整體道德水平。通過各項措施加強教育，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對于引導和激勵人們自動地誠實守信，以貫徹落實各項誠信制度是有顯著作用的。在倫理道德的規范下，各類主體就會自覺地選擇與其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等自利本性相反的利他主義行為，從而使誠實守信成為社會成員的向往和自覺追求。因此，我們必須致力于社會誠信道德建設，為此，首先應該大力宣傳誠信的經濟價值，使全社會都充分認識到誠信是一種資本與財富，應積極發揮信譽的品牌效益；而不講誠信是一種短期行為，最終將一文不名。其次應該運用各種輿論工具，引導人們從善如流，在全社會中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道德氛圍。再次應該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社會整體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水平，這樣，誠信制度的落實就有了堅實的道德基礎。

三、企業誠信是社會誠信體系的主體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也應當是維護社會信用的主體，但是，目前一些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守信的現象經常出現，就個體私營企業而言，最為嚴重的信用問題表現在規模化制假售假，包括出售假冒偽劣商品，制作虛假廣告，以欺騙手段誘導消費者購買等行為。像有些廠家為了擴大銷售量，言過其實，片面夸大商品優點的廣告，對消費者形成誤導，使消費者做出錯誤的購買決策而蒙受經濟上的損失。又如濫用國家質量認證標準，虛假的促銷方式，也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更為嚴重的是，假冒優質名牌產品，以次充好，以劣抵優，已成為市場經濟行為中的一大頑癥。信用環境惡化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很大危害，如一些地方由于信用缺失導致投資環境惡化；假冒偽劣泛濫抑制了人們的消費欲望和消費需求，使消費受阻；拖欠賬款，企業財務失真，逃廢債務，嚴重擾亂了稅收和金融秩序。

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經濟形式，它要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必須依賴于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等價交換。而這種交換又必須以雙方誠實守信為基礎，否則，就不會真正實現。追求利潤是企業的目的，處在轉型社會的環境里，也許透支誠信可以在利益回報上一時膨脹，但不誠信的企業最終會受到社會道德批判，被逐出舞臺。而失去信用制度約束的市場，將在利益驅使下陷人混亂，企業與企業、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惡化為極度的不信任，最終形成經濟發展的瓶頸。可以說，誠信是企業的生命，必須把企業的誠信建設當成企業發展中的一件大事來抓。企業的誠信建設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程，可以從企業的內部制度建設和企業的外部管理兩個方面著手。

篇（5）

進入新的世紀，我國的誠信建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推崇，各企事業單位紛紛將誠信建設列為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個人也越來越注重自己的誠信記錄，把“誠實守信”奉為追求的“價值目標”。但誠信建設是一個長期的、互動的、全而的系統工程，在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中，個人是基礎，企業是重點，政府才是關鍵，政府應在誠信建設的過程中發揮旗幟、導向作用。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為推動誠信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從系統和發展的角度來看，還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必須積極正視這些問題，科學界定政府作為的方式、范圍和程度。

一、我國政府在社會誠信建設中的作用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的作用也是關乎全局，不可或缺的。但在社會誠信建設中，必須明確規定政府職貢義務，以防缺位，嚴格限制政府發生作用的范圍，以防越位。根據誠信建設的自身規律，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我國政府在誠信建設中應發揮好以下幾方而的作用：

(一)示范引導作用。在日常經濟社會管理事務中，政府講誠信，則會給企業和個人樹立榜樣，產生良好的示范效應，使社會公眾“見賢思齊焉”。反之，政府失信，社會主體也極有可能加以效仿，對整個社會的誠信建設產生惡劣的“傳遞效應”，誤導社會的“價值取向”。

(二)規劃協調作用。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內容雜，任務重，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所及部門來看，包括銀行、工商、稅務等；從所涵蓋的內容來看，包括個人、企業和政府的誠信建設。因此，要使誠信建設高起點、高標準、高效用地有條不紊開展，就離不開政府對誠信建設的統一規劃，對方方面面的利益協調，對不同行業特點的兼顧，否則，各社會主體就極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而各自為政、重復建設，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和地區、行業的割據、壟斷。當前各地區、各行業盲目地自成一體、大建數據庫就是缺乏規劃、協調的惡果。

(三)監管保障作用。社會誠信制度的建立，社會誠信體系的完善并非一個自然而然的嬗變過程，其中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會出現或強或弱的利益沖突。要把這些矛盾、沖突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僅靠社會公眾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教化是遠遠不夠的。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壟斷組織應在其中發揮監管保障作用，大力強化誠信行為，堅決懲處誠信缺失，使得誠信建設沿預定的規劃、設計順利、高效開展。

二、我國政府在推動社會誠信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計劃經濟思維慣性的影響和誠信建設在我國剛剛起步的緣故，政府對自己在誠信建設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為方式等都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和行動上的不力并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政府自身誠信缺失現象大量存在。受傳統權力思想的影響，很多政府工作人員常常誤認為講誠信只是個人、企業的事情，政府的權力是為社會公眾謀福利的，只需著眼于大局和長遠，對于局部和個人利益宜倡導“舍小家、顧大家”的奉獻精神，不必“謹小慎微”，可以不講誠信。

(二)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的互動關系不明確。“自主經營、自負贏虧”的市場化運作是企業“重合同、守信用”的根本動力和最大約束。然而現實情況是，“政企不分、產權模糊”仍是我國很多企業的重大弊端，市場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也并不健全或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在政府對誠信建設的調控中，各種“缺位”、“越位”現象時有發生。在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的過程中，政府應確實分清“作為”與“不作為”的界限，分清“主體”與“支持”的區別。但我國許多地方政府在調控誠信建設時，就沒有把握好上述的界限，沒有分清上述的區別，作了許多“不該做也做不好的事”，同時“該做的事”卻沒有做好。

(四)在信用信息系統的建設中，各級政府和政府職能部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危害極大。這一方面造成了信用信息的割據和壟斷，增加了一些政府機關索賄的砝碼，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信息不能按價值規律自由流動而閑置浪費。

(五)政府對誠信服務機構的監管存在著重“事前審批”，輕“動態管理”的傾向。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片面地認為，加強對誠信服務機構的監管就是強化對服務機構的“資質認證”和“行政審批”，于是便想方設法增設“準入條件”，千方百計抬高“準入門檻”。與此同時，又對己獲準入的機構缺乏必要的檢查、考核和淘汰機制的設定。

(六)與社會誠信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制度框架不完善。如我國的產權制度仍不清晰，企業缺乏追求長遠利益的穩定預期，很難始終做到恪守誠信，“奉信譽高于一切”。對于信用信息的管理也缺乏可操作性強、效力適中的法律規章。

(七)我國社會誠信建設的運作機制不完善。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缺乏統一的層次高、專業化水平高的政府誠信服務管理部門，管理多頭、分散，政策不一；(2)誠信服務行業標準尚未確立，造成對行業的管理彈性大，可操作性差，行業整體競爭秩序混亂。(3)誠信服務機構人才匱乏，設施落后，很難為社會提供高水平的信用服務，影響了市場主體的信用服務訴求；(4)誠信服務的供給與需求脫節。很多的服務機構缺乏市場意識，缺乏對誠信服務市場的調研，不能敏銳把握市場對誠信產品的需求，導致誠信產品的市場轉化率低，影響了其持續發展的能力。

三、如何更好地發揮我國政府在社會誠信建設中的作用

(一)以制度創新打造誠信政府。首先，創建和完善社會參與決策的機制。其次，力促信息公開，透明行政。再次，要制約政府權力，規范權力運作機制，促進依法行政。最后，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責任、監督”的原則大力消減審批事項，簡化審批環節，規范審批程序，以杜絕各種借審批機會亂收費、亂設卡的現象。

(二)加強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沒有道德約束的誠信體系是不牢固的，沒有道德內涵的誠信制度也是沒有生命力的。誠信道德教育應是誠信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把誠信教育作為一項長遠的戰略任務來抓，同時又要注意把誠信建設工作落實到日常工作中。

(三)促進行政方式由“政府主體模式”向“政府支持模式”的轉變。我國政府在行政管理的過程中已習慣了以自身為主體的行為模式，在計劃經濟的競技場上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在推動社會誠信建設的過程中，政府應著力改變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從具體的微觀事務中解脫出來，重點做好對誠信服務市場的“規劃引導、建章立制”，為社會誠信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篇（6）

[論文關鍵詞]誠信缺失構建經濟學

據《京華時報》報道:近年來,合同交易只占經濟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國每年因不誠信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近5855億元。由于市場交易主體的不誠信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妨礙我國經濟國際化的競爭，影響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誠信缺失不僅僅造成了經濟上的損害，還將對整個社會體系造成深遠影響。加強誠信建設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一、誠信的經濟學含義

誠信即誠實守信，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基礎性道德規范。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誠信已被人們公認為協調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關系的原則之一，更多地應用于職業道德的規范和行業內外競爭的秩序化。誠信不僅屬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疇，也屬于經濟范疇。現代意義的誠信是在中國傳統信義原則的基礎上并借鑒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經驗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發點和目的是保證社會活動的順暢進行，各方在誠信原則的協調下都能獲得自己的利益，從而達到一種“雙贏”或“多贏”的態勢。世界經濟學制度主義的創始人凡勃倫認為，誠信作為一種“人類制度”在市場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它遵循投資、收益、支出、回報等經濟學的規律，可以用貨幣曲線來描繪。“誠信”的觀念原本就是在人們追求利益的活動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通常情況下，誠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級的誠信后還要付出維護誠信的成本和擴大誠信的投資，才能獲得回報和源源不斷的收益。誠信的投資與收益關系為正比關系，投資越大收益越高。但是這種比例關系還要考慮客觀條件的因素，比如社會信用環境等。

二、誠信缺失的經濟學分析

在這里，筆者用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人性假設理論來分析誠信缺失的原因。

“經濟人”假設包含的基本含義：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機會主義行為”。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或者企業，首先是一個“經濟人”，他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私利，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因而經濟人要追求金錢或物質利益，而誠信是獲得這些的手段之一。對誠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個人對成本收益比較的基礎上。

如果市場主體是誠實和守信用的，就會給他帶來好處，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進行交易，最終獲取利潤。此時，人是一個經濟人，誠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維持誠信也是有代價的。在交易中，必須要守諾，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難，會受到很大的損失，也必須要守信，以維持信譽。

市場主體是否堅守誠信取決于守信的機會成本與不守信的機會成本的比較。如果維護信用要付出極高的成本，誠信的動機會降低。如果不誠信會給市場主體帶來巨大的損害，誠信的動機就加強。事實上，不守信用的機會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約定，則互惠的交易不能實現。其實每個人本質上都還是認同誠信的，而且誠信也能增進所有人的福利。那么為什么誠信又會缺失呢？誠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實現的，問題也就出現在交易對象之間的博弈中。我們可以從這種博弈當中來分析市場交易主體的機會成本。交易實際上是一個囚犯困境式的結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諾、誠實交易，對雙方來說會形成雙贏；如果一方守諾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就能得到比雙方都守信還要高得多的收益，而守信者一定損失慘重。結果，當對方遵守承諾時，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則更是暴利；而當對方不守約定時，守信就損失慘重，背信則可避免損失。這樣一來，無論對方守信與否，背信都是最佳選擇，因此雙方都會選擇背信。由于不守誠信，交易就無法開展，因此結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時的狀況，此即囚犯困境，因此雙方的機會成本都是相當大的。

在市場主體的交易中，不同情況決定了其機會成本的大小，也決定了其是否誠信。情況一，如果雙方之間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結果誠信缺失的概率就非常大。不過，如果反復交往，結果會有所變化。因為一次易中不誠信的機會成本要小得多，而獲利更多，而在反復的交易中，如果一方失信，則會導致對方的不信任，因此對方就會加強防范風險的措施，甚至會取消交易，機會成本就會大得多，自己獲利的概率就要小得多甚至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因此無限連續交易博弈，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現為雙方都遵守規則、堅守誠信，因而是最優結局。情況二，和不同的人交易，每個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數，但與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時間上錯開，而且其交易對象相互之間擁有共同的信息，這也等同于與同一個人連續交易，其結果是雙方也會選擇守信。情況三，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數，但其交易對象也在時間上錯開，但并不共享信息，或信息共享的范圍是區域性的。由于信息傳遞的阻塞導致信息不對稱，因此結果跟第一種情況是一致的，欺騙的動機會強化，而誠實的心理會減弱。

正如亞當·期密所說：“一個人如果常常和別人有生意上的來往，他就不盼望從一次交易契約來圖非分的利得而寧可在各次交易中誠實守約。一個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寧愿犧牲一點應得的權利，而不愿啟人疑竇。”

三、誠信構建的理性思考

1.建立以強制性建設為主的誠信制度

上述市場主體在交易博弈當中誠信缺失的分析是建立在沒有外界約束的情況下，而外界的約束最好的方式便是制度。有效率的制度不僅會減少直接監督、法律制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通過對個人利益的尊重，消除損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動機。制度的設計應該在承認個人利已動機的前提下，設計一套約束規則，使經濟主體在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動機驅使下，能服從制度制定者的意圖。

制度的形成有誘致性方式也有強制性方式。誠信的誘致性的制度變革，內涵著市場主體在博弈中自己教育自己，制度安排所需時間相對太長，故此，我們必須充分重視誠信的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在構造有關誠信的制度安排中處于主導地位，具有強制性的推動作用。對我國構造誠信的制度安排的總體判斷是強制性制度安排和誘致性制度變革的統一。但是，因為誠信的誘致性建設所需時間太長，所以，從總體上講，應當是強制性推動為主的。

2.誠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誠信的機會成本

由于市場主體的“經濟人”屬性，在博弈當中是出于自利的目的進行成本收益比較而決定是否守信的。而在現實當中，之所以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會選擇不誠信，是因為不誠信的低成本和維持誠信的高成本。我們在制度設置中就必須針對“經濟人”的自利目的，加大對不誠信的打擊力度，增大其不誠信的成本。只要在制度中適當設計規則，使對不誠信行為的懲罰是可信的，并且懲罰的力度足以抵消不誠信行為帶來的額外收益，人們就不會有激勵去背離規則的約束。在社會上出現那么多不誠信現象主要原因就是現階段我國誠信制度不健全，不誠信獲益，而誠信相比會“吃虧”，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這之下,作為“經濟人”必然會選擇不誠信。因此，在誠信制度建設中，核心是加大不誠信的機會成本，讓“經濟人”為其不誠信付出應有的代價。

3.誠信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誠信體系的建設

我們在分析誠信缺失的原因時得知，不誠信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信息不共享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那么針對這種情況就應通過誠信體系的建設構建良好的信息共享機制。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銀行對個人信譽的記錄就是一個信息共享機制，警察局對個人違法犯罪等污點的記錄也是一個信息共享機制。這些機制足以保證一個人的交易信用為其他人獲知，從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無限連續的性質。誠信體系在我國雖然已經受到重視并著手開始建設，但是以誘致性為主，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具有制度約束力的統一的誠信體系。這正是我國目前的經濟環境，既沒有一個全國性的銀行信用記錄體系，也缺乏其他傳遞和共享個人信用的機制。因此，應該建立全國性的個人信用體系，讓個人的誠信記錄成為共享的信息。信息的共享可以將交易或交往變成無限連續的博弈，從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機會成本。

總之，市場主體的“經濟人”屬性在交易博弈中追求功利最大化是誠信缺失的經濟根源。而要扼制“經濟人”的不誠信就要強制性建設有效的制度進行外在約束。在制度設計中一是要加大不誠信的機會成本，同時要建立全國性的旨在信息共享的誠信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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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天津上海哈爾濱

人數％人數％人數％

1.每周多干一天工作，9134.98327.727732.9

同時多掙一天工資

2.每周少干一天工作，83.1186.0273.2

同時少掙一天工資

3.保持現狀不變10540.212240.732338.3

4.不好說5721.87725.721625.6

5.合計261100300100843100

（注：各城市按有效回答人數統計）

從上述統計數字中我們看到三大城市回答的人數分布是相似的，同時也看到了其他幾個主要的事實，以天津的數字為例：其一，有40.2%的人表示“保持現狀不變”，說明對因雙休日制度的實行，增加了個人自由時間和閑暇時間的認可，把增加的時間和得到工資看成同等重要。其二，有21.8%的人對兩者孰輕孰重持拿不準的態度，回答“不好說”，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兩者同等重要。其三，有3.1%的人認為時間比錢還重要，為多要一天時間而少要一天工資。其四，有34.9%的人認為錢比時間重要，希望多干一天活，多掙一天錢。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已經有一半以上的人認為屬于個人支配的時間是十分重要的，和工資一樣，甚至比工資還要重要。對今天的人來說，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已經是個人的一種不可缺少的財富。

一、閑暇時間的概念和測量指標

對于閑暇時間，存在著不同理解。有的人把閑暇時間理解為“業余時間”或“非工作時間”，這樣“家務勞動時間”和“滿足生理需要時間”都可以包括在內。這顯然失之過寬。因為今天人們理念中的閑暇時間不是要用它去從事家務勞動，當然也不是拉長滿足生理需要時間，而是另有他意。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定義閑暇時間呢？我們認為，馬克思提出的“自由時間”概念可以作為確定“閑暇時間”概念的基礎。馬克思說：自由時間“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辟廣闊天地”。他又說：“但是自由時間，可以支配的時間，……一部分用于消費產品，一部分用于從事自由活動，而這種自由活動不象勞動那樣是在必須實現的外在目的的壓力下決定的，而這種外在目的的實現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說社會義務……怎么說都行。”（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頁。）

從馬克思的議論中我們得到三點啟示：第一，自由時間所從事的活動不是來自任何外在壓力、目的和義務，而是出于自我，為了自我之目的；第二，自由時間所從事的活動內容主要是娛樂和休息；第三，自由時間的使用是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辟廣闊天地。雖然馬克思在這里說的是“自由時間”，而不是“閑暇時間”，但他把自由時間同人們日常生活的其他基本方面明確區分開來，這對于確定閑暇時間概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科學地界定閑暇時間這一概念，有必要為閑暇時間確定具體的指標體系。這種指標體系的建立，不僅有助于我們確定和理解閑暇時間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而且使我們能夠以科學的方式測量分析閑暇生活的狀況及其變化，作為決定改善閑暇生活狀況方法的基礎。建立閑暇時間指標體系應注意以下幾點：首先，閑暇生活同勞動（工作）、滿足生理需求及家務勞動的關系十分密切，因此確定閑暇時間指標必須和確定日常生活的其他時間測量指標密切聯系在一起。其次，在聯系其他活動時間去研究閑暇時間時，應有利于對問題的理解和分析，并通過這些理解和分析去影響社會生活和社會政策。

聯合國《社會和人口統計體系》把人們每天的時間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學習、掙錢、上下班途中、買東西和家務勞動等；第二部分為睡覺吃飯等；第三部分為個人可以支配的時間。這種分法基本合理，但過于籠統。而前蘇聯及英美等國的社會學家在20世紀70年代所作的關于閑暇時間的社會學研究更為細致，他們把每天24小時劃分為7個部分：1.工作時間，即用于勞動和其他職業活動時間；2.上下班往返時間，即用于上下班路程及班前準備時間；3.家務勞動和個人副業勞動時間，如做飯、洗衣、購物、打掃房間，以及為照顧老人和病人所進行的各種勞動等；4.照料孩子和教育孩子時間；5.滿足生理需要時間，即用于吃飯、睡覺、個人洗漱等時間；6.空閑時間（閑暇時間）主要包括：(1)學習和自學；(2)看報紙、雜志、聽廣播、看電視和電影；(3)戶內、戶外交往、交談；(4)觀看演出、比賽；(5)體育和運動；(6)創作活動；(7)無事休息；以上活動可以概括為4大項：“娛樂”、“休息”、“學習”和“交往”。在有些國家還把參與一定的“社會工作”以及“舉行宗教儀式”也歸入這一類。7.與空閑時間內各種活動有關的往返。（注：聯合國《社會和人口統計體系》委員會：《社會學與現時代》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第306-309頁。）

從這7個方面看，“工作時間”、“上下班往返時間”、“家務勞動時間”、“教育子女時間”、“滿足生理需要時間”與閑暇的目的不相吻，因此，不應包括于閑暇時間之內，只有空閑時間中的各種活動及與這些活動有關的往返所占的時間，才應包括在“閑暇時間”之中。當然，任何測量社會現象的社會指標只具有相對合理性，就時間分配來說也是如此。這說明判斷行為的性質時，人們的主觀動機也是不能忽視的。

二、閑暇時間是一種寶貴的社會財富

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在《以李嘉圖理論為依據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無產階級反對派》一文中說：“自由時間，可以支配的時間，就是財富的本身。”（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頁。）他又說：“這里，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以及對別人勞動時間里創造出來的東西的享受，都表現為真正的財富。

”（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頁。）在評價《國民困難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時，他指出：“顯然，小冊子的作者本人對這一點是不清楚的。不過下面這段話無論如何仍不失為一個精彩的命題：一個國家只有在勞動6個小時而不是勞動12個小時的時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財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如此而已。”（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頁。）馬克思的論述精辟地概括了自由時間（即閑暇時間）的真實含意和價值，指出閑暇時間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財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閑暇時間是社會財富這一觀點。

首先，閑暇時間是勞動創造的。從歷史上看，人類的閑暇時間和社會財富是同步增長的。在遠古時代，社會生產力很低，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終日辛苦勞動，天天都要為獲得食物而奔波，那時是很少有閑暇時間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能用較少的時間生產較多的食物及其他產品，為勞動時間的縮短和閑暇時間的產生提供了可能，這時人們才談得上休息、娛樂及其他。生產力越發展，人們就越能用較少的時間創造較多的財富，得到閑暇的時間也越多。在階級社會里，除去物質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存在閑暇時間分配上的不平等。馬克思在談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部分人為另一部分人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閑暇時間時指出：“……這種奴隸勞動為其他人，為社會的另一部分，從而也為（整個）雇傭工人的社會創造余暇，創造自由時間。”“如果把資本創造的生產力發展也考慮在內，那么，社會在6小時內將生產出必要的豐富產品，這6小時生產的將比現在12小時生產的還多，同時所有的人都會有6小時‘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頁。）現代社會的發展證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為閑暇時間的增多開辟了廣闊的前景。比如當今一些發達國家（包括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內）的閑暇時間已經有了較大的增長，實行每周5天，每天7小時工作制的比較普遍。在社會上除去有物質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也有閑暇時間財富上的不平等，包括不同性別、年齡、不同職業者之間擁有不等的閑暇時間。同時我們還能看到，人們盡情的休閑、享樂是以緊張的，有時甚至是精疲力竭的工作為代價的。

其次，閑暇時間是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不可缺少的條件。閑暇時間作為一種社會財富與其他社會財富有著不同點，即它不被直接的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辟廣闊天地。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只擁的物質財富（有錢），而沒有閑暇時間的人（或個人）并非是真正富有的人。閑暇對于我們如何安排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家庭生活和工作也有很多的影響。在西方國家，人們開始把閑暇本身看作是一種目的，看作是一種新的、有利于自我實現，并使自己感到愉快的社會需要。從企業的要求來說，這種社會需要過去經常被認為是虛度時光，而現在被說成是人的尊嚴所在；從對家庭的要求來說，這種社會需要過去經常被稱作是自私的表現，而現在卻被認為是尊重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員人格的表現。這種需要的一部分過去經常被宗教組織認為是邪惡的，而現在卻被認為是生活的藝術。前蘇聯學者列昂尼德·戈爾頓在談到社會主義條件下閑暇生活的意義時指出：“保證社會主義全體公民享有同等的工作之余的自由時間這一事實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意義。這使得早先不但同文化和教育無緣而且連識字這一最起碼的可能都沒有的千百萬勞動群眾，在社會生活、文化和閑暇消遣等各個不同領域里發揮了被革命所激起的獨立自主精神，居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人們在不同程度上開始享用文化財富。結果，閑暇消遣的形式也就變得異常豐富多彩。在社會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經濟上還沒有可能去著手解決同合理利用自由時間有關的一切問題。馬克思的論斷在當時還只不過是一種理想，是一個遙遠的目標，而現在，這已成為社會主義今天日程上的主要問題之一。”（注：［蘇聯］列昂尼德·戈爾頓：《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5年第3期，第51頁。）列昂尼德的論述對今天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有現實意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在于極大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經過改革開放20年的中國，人們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一部分人邁向或已經進入小康，“休閑”、“娛樂”、“自我實現”、“自我發展”等問題已被當作第一需要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今天人們談論較多的是生活質量。在多數人那里，生活質量的內涵越來越多地被閑暇時間和閑暇生活所占領。一些人已經把閑暇時間和閑暇生活質量作為生活質量的代名詞。

第三，閑暇時間是發展才能，激發人們去創造新的社會財富的有效途徑。聯合國《消遣》對“消遣時間”（即閑暇時間）的這種作用有過很好的說明：“消遣和娛樂……通過身體放松，競技、欣賞藝術、科學和大自然，為豐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無論在城市和農村，消遣都是重要的，消遣為人們提供了激發基本才能的變化條件（意志、知識、責任感和創造能力的自由發展），消遣時間是一種自由的時間，但在這個時間里，人們能掌握作為人和作為社會有意義成員的價值。”聯合國的這一闡述，表達了現代人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的需求，是一種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的人本位的表述。

還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一些學者在研究閑暇時間時就認為：“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生產率越高，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短，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就越高。為此，人們就需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來進行學習和發展各種技能，以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人們在閑暇時間里可以從事各種精神文化的創造性活動，可以得到愉快娛樂和休息，可以學習各種自己愛好的技能，發展豐富多彩的興趣；可以自由自在進行社會交往，可以學習各種知識，參加各項體育活動，以求得智力、體力和心理的健康和全面的發展。對于社會來說，人們在閑暇時間中得到的‘補償’和發展，將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注：［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11月18日。）今天，我們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閑暇問題會顯得更加突出。可以認為，今天測量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指標必須包含閑暇時間和閑暇生活的有關指標，沒有這些指標是不可思議的。因此，閑暇時間已經是被越來越多人公認的寶貴的社會財富，并想盡可能多地擁有它，利用它。

三、新的社會財富和財富觀

也許直到今天人們還沒有從理性上把閑暇時間和財富這兩個概念聯系起來，等同起來，但在實際上，隨著人們物質財富的增長，人們擁有的閑暇時間也在同步增長，社會在發展生產力，創造日益增多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同時創造不斷增多的閑暇時間財富。而伴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人們對閑暇時間的要求越來越多，一種新的社會財富觀正在逐步形成。

1.新的社會財富——閑暇時間擁有量。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開始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一些單位還實行每天7小時工作制，從這兩個指標上看，人們的閑暇時間擁有量得到了增長，是無疑的。每周5天工作日，每年就可增加50天左右由個人支配的時間，其中自然包含了閑暇時間。

另外，部分單位還有“帶薪休假”制，這種帶薪休假日從7天到30天不等，這是人們得到閑暇時間的又一渠道。在“中國大城市居民閑暇生活狀況調查”中，得到的天津方面的資料是（見表2）：

表2帶薪假日狀況

人數％

完全沒有17257.3

1-10天3712.3

11-20天62.0

30天以上72.3

無效回答7826.0

合計300100

從上述統計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現在享受帶薪休假的人還不占多數，但一部分人確實從這條渠道得到了更多的閑暇時間。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明文規定：國家實行帶薪休假制度，勞動者連續工作一年以上享有帶薪年假。而國家有關主管部門的政策建議如下：全國工薪階層每年平均可享受兩周的帶薪假期，工作1至3年、3至5年和5至10年的勞動者分別可享受6天、10天和14天的帶薪假期。工作10年以上每年增加一天，最多可達30天。此外，國家還打算推行獎勵旅游制度等政策（注：［天津］《今晚報》2001年9月1日。）。

無論如何，今天人們擁有的閑暇時間有了較大的增長，下面我們比較一下1985年在天津進行的“千戶居民戶卷調查資料”和1998年在天津進行的“中國大城市居民閑暇生活狀況調查”資料。1985年得到的資料是：人們擁有的閑暇時間，工作日平均每天為212.99分鐘；休息日為平均每天375.21分鐘；用加權平均的方法計算，平均每周內任何一天（包括周日和平日）享有閑暇時間為236.16分鐘，約占每天每人擁有時間量的16.4%（注：天津市“千戶居民戶卷調查”課題組：《天津市千戶居民戶卷調查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第211頁。）；1998年得到的資料是：人們擁的閑暇時間，工作日平均每天為273.63分鐘，比1985年多60.64分鐘；休息日為平均每天403.76分鐘，比1985年多28.55分鐘；用加權平均的方法計算，平均每周內任何一天（包括周日和平日）享有的閑暇時間為310.81分鐘，占全天擁有量的21.5%，比1985年多74.65分鐘。這些數字表明，在過去的10多年時間里，人們擁有的閑暇時間有了較多的增長。

調查數據還反映了人們在時間分配方面的其他變化，從中我們也能看到今天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比如1985年資料用加權平均數得出的計算結果是，平均每人每天的工作時間是372.87分鐘，占全天的25.89%，1998年為282.15分鐘，占全天的19.6%；1985年的家務勞動時間為平均每人每天241.72分鐘，占全天時間的16.79%，而1998年為198.39分鐘，占全天時間的13.8%；1985年的滿足生理需要的時間為平均每人每天490.14分鐘，占全天的34.03%，而1998年為631.43分鐘，占全天的43.8%。數字說明，在近10多年時間里，人們不僅閑暇時間增多了，而且工作時間減少了，平均每人每天減少90分鐘；家務勞動時間也減少了人均43分鐘／天；滿足生理需要時間增加了人均約141分鐘／天。工作和家務勞動時間的減少，表明人的家庭內外負擔的減輕，而閑暇時間和滿足生理需要時間的增加，則是人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變化的重要標志。今天，當我們說人們富裕了，不僅應看到他們比過去有錢了，吃、喝、住、穿、行等生活條件改善了，而且應看到他們比過去有了更多的屬于自己的時間，有了更多的用于滿足享受、休息、娛樂和自我發展的時間。這種新的社會財富的增長也促使了新的社會財富觀的形成。

2.新的社會財富觀念——閑暇時間觀。今天，當人們擁有的閑暇時間增長，閑暇生活改善，閑暇生活在人們的整個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的時候，人們的閑暇時間觀念也在變化之中，一種新的社會財富觀念正在逐步形成。當然，對于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閑暇時間的財富觀念還不是用“財富”兩字來抽象表達的，而是包含在對閑暇時間的認識和追求之中的，其中包括要不要閑暇時間，閑暇時間與物質財富之間的關系，以及怎樣使用閑暇時間等許多方面。

(1)對閑暇時間的需求。從人們意識到時間問題是閑暇生活的首要問題時，到人們擁有了比較充足的閑暇時間，閑暇生活的改善、提高和豐富才得以實現。在1985年進行的天津市千戶居民戶卷調查中，當問到被調查者在目前的情況下您認為參加社會娛樂活動的主要困難是什么時，有78.3%的戶回答說是因為“沒有時間”，與“經濟上不允許”等各種原因相比居首位。在1998年“中國大城市居民閑暇生活狀況調查”中在回答“目前妨礙您參加娛樂活動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時”，回答“工作忙，沒有時間”的也居首位，為44.9%。并有56人表示對自己的“總的閑暇生活”“很不滿意”，或“不太滿意”，然而人們是否因此就把取得更多的閑暇時間放在第一位呢？也不是。在前面我們列舉的有關調查情況中（見表1），曾問到過“假定您現在每周工作5天”的選擇時，表示愿意“每周少干一天工作，同時少掙一天的工資”時，只有8人（占2.7%），表示贊同，相反有91人，占30.3%的人認為“每周多干一天的工作，同時多掙一天的工資”，當然，大多數人還是認為“保持現狀不變”。這些數字說明，人們已經有了閑暇時間的觀念和需求，而且是一種不斷增長的需要。在前面列舉的關于三大城市調查資料的比較中，我們看到上海要求“每周少干一天工作，同時少掙一天工資”的人數的百分比比天津、哈爾濱要高，這和上海的經濟發展較快，人民的平均收入較高相關的。

(2)閑暇時間觀念的形成。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看，把閑暇時間當成一種寶貴的財富，是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的。它首先要依賴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長，其次要依賴于人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即人與社會關系的重新定位，第三還要有人們對閑暇時間價值的認識和利用程度，在閑暇生活中的收益。

首先，閑暇時間是由勞動創造的。人們通過勞動在創造日益增長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了閑暇時間。沒有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即使人們有許多富余時間，也表現不出閑暇時間的價值。人類學家曾對印度阿薩母邦的原始部落拉克爾人的生活進行考察。拉克爾人一天的生活可劃分為15個時間段，從早晨4時左右被地板下私養的家畜弄醒直到晚上，整個生活都以勞動作為中心，而且十分繁忙，一個時段接一個時段不斷變換形式地從事各種勞作，無閑暇可言（注：［日］石川榮志主編：《現代文化人類學》第二章，周星等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擺脫了原始狀態，進入了農業社會后，人們的勞動仍依賴于自然資源和條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多少閑暇時間而言。換句話說，真正意義上的閑暇時間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物質財富總量有一定水平

，才能出現，才能表現。

篇（8）

人物化妝造型設計是一項技術“活”，但是在技巧的背后是理論的依托和文化的素養的積累和沉淀。因此，教師在重點對學生的技巧進行訓練和指導的同時，對學生的理論和文化教育卻也不能放松。

1.樹立新的課程觀。在新的課程理念下，教師不再是課本知識的解釋者和忠實的執行者，而是與專家、學生一起構建新課程的合作者。在教學中要注重書本向實際生活回歸、向學生經驗回歸。所以，一方面要求教師理解教材編寫的意圖、滲透的理念，結合實際，對教學內容進行整合，創造性地使用教材；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報刊、雜志、網絡、多媒體資源，不斷豐富教學手段，增加課堂教學的趣味性。

2.注重人文藝術知識的融入。人物化妝造型不僅僅考量的是化造師的技巧，同樣更多的是考量對造型師妝面整體設計的駕馭能力，而這種能力更多的是人文藝術素養的積累。比如參與一場舞臺劇的化妝工作，如果對角色人物的理解出現偏差，那么通過妝面所反映的這個人的性格特點、生活閱歷乃至特定情境下人物的心理活動就都會出現偏差，而這種能力就來自于文學藝術素養。因此，在教授《人物化妝造型設計課程》中，應當加入人文知識的內容，提升學生的文化素養。

3.化繁為簡，強化學生的理論基礎。理論基礎課程的授課通常比較枯燥，而且單向“灌耳音”式的教學方式也會令學生對知識的接受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教師在進行《人物化妝造型設計》課程的理論授課時，易采用化繁為簡的教學方式，簡明扼要地梳理出知識體系，堅持從整體到局部的思路了，幫助學生以最快的速度搭建起較為完整的知識體系。

關于新教改下如何授課的幾點思考

新教改之后的教學更加注重自主探索、交流合作與實踐創新的教學方式，但新教改也并不是對傳統教學理念的全盤否定，教書育人的最終目的并沒有變，只是為了適應現在學生的特點，在教學的方式上采取更加靈活、更加平等、更加注重創造力的教學方式。

1.不要為“活躍”而“活躍”。“寓教于樂”是教育的至高境界，同樣在新教改中，也更強調“快樂學習”。但是“教”的目的是“育人”，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活躍的課堂氣氛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切忌為了追究形式上的活躍而活躍，從而忽視了課堂教學的實質。長此以往，對學生知識的學習和積累、良好學習習慣的養成、正確學習態度的樹立都是非常不利的。

2.知識要讓學生終身受用。即所傳授的知識不宜脫離學生的生活實際，以是否“適應終身學習”來衡量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因此，在課程內容的選擇上就要求教師付出更多的心血，不僅要讓所傳授的知識內容方便學生們實際應用。另一方面，通過直觀地向學生傳遞所學知識對學生終身受益的價值，來激發學生刻苦學習的原動力，并逐步養成“終身學習、終身思考、終身受用”的良好習慣。

篇（9）

1引言

城市信息化是在國家信息化發展的總體思路的指導下，在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和生活各個方面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深入開發和廣泛利用信息資源，加速城市現代化的進程。根據國家信息化規定的要求，城市信息化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城市信息資源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2)城市的信息技術得到開發和普及；(3)城市信息產業的高度發展；(4)城市信息服務體系高度完善和健全；(5)城市信息教育，尤其是信息高級人才的培養及信息應用的普及教育受到廣泛的重視；(6)城市的信息政策與法規的制定，科學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管理技術得到充分的重視。可見，在城市信息化建設中，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是信息化建設的核心內容，而人既是信息的利用者又是信息的開發者，因此，人的信息素養是城市信息化建設中的重要因素，市民的信息素養教育成為城市信息化建設重要的組成部分。

本文以廣西柳州市的信息化建設為例，從市民信息素養的調查情況出發，探討如何發揮圖書館在提高市民信息素養、推進城市信息化建設中的作用，給予與柳州市有相似性的西部地區的城市信息化建設提供一些有益參考。

2柳州市信息化建設概況

柳州市地處祖國的西部、廣西的中部，轄區面積5307平方千米，總人口183萬，是廣西以工業為主、綜合發展的區域經濟中心和最大的工業基地，是全國綜合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城市和全國八個“科技興市”試點城市之一。2001年又被確定為全國信息化試點城市之一，并于2002年初步完成了“十五”信息化規劃，制訂了《柳州市信息化建設管理規定》《柳州市管網建設管理規定》等政策法規；信息化項目的策劃工作也取得了進展，初步完成了柳州市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總體建設框架、柳州市信息基礎設施工程、城市電子政務信息網絡平臺和“數字化柳州”信息工程四個信息化重大項目的前期準備工作。“十五”期末，上網人數已經達到30萬，市區上網普及率達到30％。因此，柳州市信息化建設的基礎設施已經有了較大的規模，為推進城市的整體信息化夯實了堅實的基礎。

3柳州市市民信息素養的調查

有關信息素養的定義很多，被人們引用最多的是1992年，Burnhein，Robert在《信息素養——一種核心能力》一文中指出的：“要成為一個具有信息素養的人，他必須能夠確定何時需要信息，并且他具有檢索、評價和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因此，我們認為，信息素養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信息意識、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信息意識包括對信息的認識和對信息的敏感程度；信息能力包括獲取信息、評價信息、處理信息、利用信息、創造信息、交流信息等各種能力，信息能力依賴于信息技術水平和檢索策略的高低；信息道德是懂得與信息相關的法律道德。在本文中，我們對市民信息素養的調查主要從這三方面進行。

3.1調查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們采取隨機發放調查問卷和個別訪談的調查方法。由于市民的知識基礎、知識結構不同，因此他們在信息意識、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方面也有較大的差異，為此，我們從這三個方面設計了10個相關問題，基本能反映市民信息素養的情況。調查問卷是在柳州市4個城區隨機進行，當場發放、當場回收，而個別訪談是在發放調查問卷的同時，隨機進行。由于18歲以上的市民開始對城市信息化有明顯的影響，所以調查年齡限定在18歲以上。共發放調查問卷180份，收回有效答卷157份。

3.2調查對象概況

年齡：18－25歲有68人，26－35歲有47人，36－49歲有29人，50－59歲有9人，60歲以上有4人。

職業：大專以上的在校學生49人，占31％；在職人員68人，占44％；其他40人，占25％。

說明：在被調查市民中，以年齡為18－45歲、大專以上學歷的市民居多，在職市民與個體戶市民比例適中，調查到的老年人偏少。因此，被調查者的年齡、學歷與柳州市市民的整體情況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調查得到的結果略高于柳州市市民信息素養的實際水平。

3.3調查結果

3.4結果分析

3.4.1市民信息意識不強。從調查結果看出，雖然絕大多數的市民從報紙、電視、網絡、廣播等途徑關心日常生活中的新信息，但超過一半的市民對信息的概念只知道一點，而近三分之一的市民居然不清楚信息是什么。這說明柳州市民的信息意識普遍不高，尤其是年齡大的市民的信息意識更差。在調查中，年齡大的市民調查起來比較困難，許多人都不愿配合，這恰恰說明年齡大的市民的信息意識淡薄。個案訪談中，當被問及“你對信息素養這一概念的理解是如何的呢?比如說，你是否知道信息素養包括哪些內容”時，不少市民表示連“信息”一詞都不了解，更加不用說“信息素養”了。表示知道一點的大部分是大學生這個群體，其他調查者表示不懂或處于模糊狀態。這說明市民對于信息素養內容的了解微乎其微。

3.4.2市民獲取信息的能力較低。近一半的市民不能有效地獲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在獲取信息的途徑方面，大多數市民主要通過報紙、電視獲取新信息，只有少數通過網絡獲取新信息。個案訪談中當問及“你是否經常覺得自己很缺乏多方面的信息，但是又不知道從何處獲取”時，很多市民表示確實這樣，有時候想了解某方面的信息，特別是一些急需的信息都不知道從何處獲取。有上網條件的市民想通過網絡獲取所需的信息，但是不知道如何查找，對于搜索工具極其陌生；而無上網條件的市民只能從書刊、報紙和電視等媒體上去獲取，但往往不能得到自己所需的信息。這說明柳州市民的信息技術、信息素質的培訓和輔導、特別是信息檢索與利用教育方面的工作還遠遠不夠，大多數市民仍然使用傳統方式去獲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3.4.3柳州市的信息基礎設施較好，市民利用信息的能力較強。調查的數據表明：柳州市有4／5的市民能接觸到計算機和計算機網絡。鑒于我們的調查范圍較小，這個數據與實際情況可能有所偏差，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柳州市的計算機普及率較高，網絡環境較完善。同時調查數據也說明柳州市有2／3以上的市民利用計算機的能力不強，尤其是利用計算機和網絡獲取信息的能力差。一半的市民具備信息的甄別能力，對于獲取的信息，能夠進行篩選，去偽存真。調查數據顯示，市民利用信息的能力比獲取信息的能力強，只要能獲得信息，大部分人能很好地利用。

3.4.4市民的信息素養與知識水平成正比。調查結果證實：市民信息素養與知識水平有很大關系，在被調查的80名大專以上學歷的市民中，其信息素養明顯高于其他人，這也證明了一個人的信息素養與其的知識水平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知識是信息素養的基礎，知識水平越高，信息素養越強，知識水平和信息素養水平成正比關系。

3.4.5市民沒有充分利用圖書館。大多數市民沒意識到圖書館的重要性，缺乏終身學習的思想，不重視自身綜合素質的發展。根據柳州市公共圖書館有關統計數字和工作人員的經驗估算，雖然近年來圖書館讀者的到館率有明顯上升趨勢，但主要是大學生使用圖書館的比率增多，而普通讀者的到館率仍然低得很。

3.4.6市民信息道德觀較強。調查結果顯示柳州市民的信息道德較強。與此同時，訪談中，對于“您認為網絡提供的信息或者說通過網絡來獲取的信息可靠嗎?還是別的途徑更可靠呢?”此類問題，很多市民認為網絡信息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諸如網絡黑客、黃色信息等都有礙網絡環境的健康發展。即便如此，由于網絡信息具有快、便捷等特點，人們還是更愿意從網絡上獲取信息資源。但是，很多市民也表示了他們的愿望，就是希望有關部門加強網絡安全監督和管理，使市民獲取的信息能夠可靠、準確，這也說明了市民的信息道德觀較強。在獲取和利用信息時，大多數市民能夠以社會道德和法律約束自己，但仍希望出臺相關的法律道德標準。

4提高市民的信息素養，發揮圖書館在城市信息化建設的作用

由于市民既是城市信息化的主要受益者，更是城市信息化的主要建設者，因此，提高市民的信息素養對促進城市的信息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圖書館應該在這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4.1提高在校學生的信息素養

學生，尤其是在校的大學生是市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像柳州這樣的城市，由于高校比較少，而柳州又是廣西的工業重鎮，柳州市高校中相當多畢業生就在柳州就業，因而提高在校大學生的信息素養對提高市民信息素養的整體水平有重要的意義。雖然調查結果顯示在校大學生比一般市民的信息素養較高，但獲取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還是比較差，圖書館應重點抓住這方面能力的培養，并采取靈活多樣的培養形式，如：(1)加強高校中“信息檢索與利用課”的教學；(2)根據學生的實際需要開設系列專題講座；(3)充分利用網絡開展各種在線培訓；(4)鼓勵學生參與到科研活動中，結合所學專業，主動獲取信息，以提高大學生的信息素養……

4.2提高社會市民的信息素養

社會市民是城市的最大群體，因而提高社會市民的信息素養，對城市的信息化建設至關重要。從上面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柳州市社會市民的信息素養較低，信息意識、信息的獲取及處理能力都亟待提高。相對于在校大學生來說，社會市民的信息素養教育范圍更為廣泛。由于社會市民面廣、流動性大，難以相對固定，信息素養教育難有統一的教材和教學手段，因此從事社會市民信息素養教育難度很大。如何確定符合社會市民特征的信息素養教育內容、教學方式、教學手段是圖書館進行社會市民信息素養教育的重要問題。

4.2.1根據讀者特征，確定進行社會市民信息素養教育的施教內容。根據社會市民的特征，圖書館可將社會市民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初次到館的讀者，對這部分讀者進行圖書館應用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培訓，內容涉及圖書館的布局、館藏和服務介紹、聯機目錄使用等。第二層次是經常到館的讀者，培訓內容涉及網絡搜索工具(如GoOGLE、百度)、網絡資源導航、文獻傳遞服務、館際互借、各種專業數據庫的檢索利用等。第三層次是研究型讀者，培訓內容涉及學術信息的檢索、評價，圖書館的個性化服務，各種科研立項、課題咨詢等。

篇（10）

廣播電視大學自辦學以來，一直堅持面向基層、面向地方、面向農村的辦學方向。1999年8月，原教育部電教辦轉發《關于廣播電視大學貫徹落實<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意見》，提出實施“為三農”服務項目”。2004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轉發《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關于廣播電視大學進一步面向農村開展現代遠程教育的若干意見》，中央電大明確提出：“電大作為我國發展現代遠程教育的骨干力量，要在建設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成為我國終身教育體系的主體之一，就必須繼續堅持‘四個面向’，并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不斷充實、豐富其內涵，把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務作為電大教育發展的重中之重，更加主動地為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實現農業增長方式轉變、提高農民素質、實現農村社會全面進步服務，為建設農村學習型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中之重，這一重大目標對整個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奮斗目標，也為現代遠程教育展示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如何發揮遠程教育資源優勢，運用遠程教育教學模式，為建設新農村服務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

一、新農村建設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是培養新型農民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關系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而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民問題，農民是建設新農村的主體，實現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需要培養造就千千萬萬高素質的新型農民。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較短，整體素質不高。據統計，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僅占11.62%，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只占0.5%。農業部的調查顯示，懂得如何使用農藥的農民不足1/3。農村、農民教育的相對滯后，已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尤其是致富能力的提高，并成為制約我國農村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發展農村教育，全面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已刻不容緩。

1、培育新型農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基礎。沒有農民素質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而沒有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國家的現代化。農民受教育的程度及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是實現農村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保證。總理曾明確指出，我國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根本在于提高農民素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然不能沒有新型農民。

2、培養新型農民是農業科技成果推廣與應用的重要途徑。當今社會，科技在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趨突出，已成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目前，世界發達國家農業科技貢獻率已達到70%—80%，而我國僅為40%，與國際先進水平有相當大的差距。造成這種差距的重要因素是農民的整體素質偏低，大量的科技成果得不到有效的應用與推廣。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新型農民，可以使更多的農民適應專業化、規模化和科技化發展的要求，使大量的農業科技成果最終要被農民所掌握，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3、培育新型農民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必然要求。提高農民素質，是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是加快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將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缺乏職業技能，既影響了現代化農業建設，也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影響城鄉統籌協調發展，進而影響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進程。建設新農村，必須全面提高農民素質，包括文化素質、科技素質、人文素質。

二、我國農村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教育有了很大發展，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從整體上看，我國農村教育還相當落后，還存在著一些突出的問題，需要我們去探索解決問題的對策。

1、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我國農村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64歲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受市場、經濟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廣大農村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壯年勞動力的從業行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真正從事農業的農民，文化程度素質更低。

2、農村師資力量薄弱，整體素質偏低。2002年我國農村小學專任教師數為399.5萬，占全國小學專任教師數的63%；小學學校數為38.4萬，占全國小學學校數的84%，在校生數為8141.7萬，占全國小學在校生數的67%。而占全國16%的城鎮小學卻占有全國35.7%的專任教師。可以看出，農村小學規模小，學生多，教學任務重，相對而言，農村小學的師資力量還比較薄弱。農村普通中學的情況與農村小學的情況類似，占有全國49.6%的農村中學卻只占全國37.6%的專任教師。從師生比例上說，農村普通中學的比例也比城鎮的低。雖然我國農村小學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達97％；初中教師學歷合格率達到86.5％。但是，農村教師的專業化不高，邊遠山區農村教師更達不到上述的學歷標準。

3、農村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發展不協調。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教育的影響，農村教育并沒有從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一直在沿襲城市教育的發展模式，與城市教育采取相同的課程設置、教材、教法、進度，滿足人們想通過升學來改變學生自身及家庭命運的心理需求。教學內容缺乏聯系地方實際，致使農村教育與當地生產和群眾生活脫節，忽視回鄉參加生產勞動的大批中學畢業生對生產知識和技術的需要。農民技術培訓學校數和辦學規模都呈減少趨勢，形成了農村基礎教育一枝獨秀，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十分薄弱的局面。三、發揮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優勢，服務新農村建設我國現代遠程教育是在經濟與社會轉移、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特定時期產生和發展的新型教育形式，其社會性、開放性的本質特色，決定了它能夠更快，更協調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積極承擔服務新農村建設的新使命，主動為“三農”提供服務。把農村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是現代遠程教育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

（一）與其他教育相比，電大作為我國發展現代遠程教育的骨干力量，其優勢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1、系統運作優勢。統籌規劃、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分工協作，進行系統辦學，是電大遠程教育有別于其他國內外教育機構的重要辦學特征。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農村，覆蓋全國的辦學管理體系和學習支持服務體系，可以及時地反饋不同地方、不同層次人群的多樣化教育需求，并有針對性地提供教育服務，比較好地滿足地方社會經濟建設需要，培養地方需要的應用性人才。

2、遠程教學優勢。電大系統具有天網（衛星網絡），地網（計算機網絡和電信網絡）、人網（以電大自身獨有的辦學系統和與之相應的學習支持服務系統為特點的管理網絡）“三網”，“三網合一”是電大教育最顯著的特點和優勢。覆蓋全國的衛星教育網，通過衛星地面接收站，延伸到農村，覆蓋到千家萬戶，把中心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通過電視網絡和計算機網絡傳送到基層農村邊遠貧困地區，供那里的人員學習，為全國各地農村的求知者接受教育和培訓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3、辦學的開放性、靈活性。電大遠程教育秉持開放教育的理念，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相結合，突出辦學的開放性和靈活性。特別是基于網絡環境的遠程教學，打破了傳統教學的時空局限，為學習者個別化、個性化自主學習提供了條件，適應了社會多樣化的教育需要和求學者個人的需要，具有時空自由、資源共享、方便迅速的教學信息、覆蓋面廣、學習成本低等優勢，尤其適合我國邊遠貧困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等高等教育優質資源難以到達的基層農村人員的學習。

4、教學資源的多樣性。優質的教學資源是實施遠程教育的前提與條件。多年來,電大一直非常重視教學資源的建設，積極構建反映遠程教育特征、適合學生自主學習的多種媒體相結合的立體化教學資源體系，努力為參加學歷教育、短期培訓的各類學生提供優質的多種媒體相結合的立體化教學資源體系。在傳統文字教材建設上,大多數教材設計采用“合一式”，即注重將學習目標、教學內容、自學指導、自測練習有機結合起來，能有效幫助學生自學與思考；在其他媒體資源如錄像、錄音、VCD、CD、多媒體CAI課件、網絡課程的制作中,積極把握開放性與靈活性、參與性與交互性、智能性與可控性的特點,從而制作出了一批受學生歡迎、形式多樣的優秀教學資源。

（二）發揮遠程教育資源優勢，為新農村建設服務

1、加強系統建設，增強服務能力。教育部辦公廳轉發《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關于廣播電視大學進一步面向農村開展現代遠程教育的若干意見》中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指導各地方電大制定貫徹實施《意見》的具體措施，同時注意統籌當地教育資源，充分發揮地方電大的辦學優勢，積極支持其開展農村現代遠程教育，實現農村教育工作的持續健康發展，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大力強化系統建設，把縣級電大作為重點，充分發揮縣級電大工作站的基礎平臺功能。進一步加強與完善縣級電大工作站的硬件建設，狠抓縣級電大工作站教師及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素質的培養，使縣級電大成為服務三農的中堅力量。此外，有條件的地方還應以縣級電大工作站為基點，使教學網絡進一步向鄉鎮延伸，從規范運行、增強活力、資源共享、提高效能和協調發展等方面入手，探索管理的新模式，給基層電大更多的辦學和教學自，提升其適應性、主動性，形成地方特色，更好地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2、轉變觀念、重心下移。遠程教育為新農村建設服務，意味著辦學的網絡、資源、服務和管理等要實現全方位的重心下移。目前，國家實施的“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燎原學校”、“村村通”工程等，為教育重心下移的實現搭建了一個平臺。此外，在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上，要系統重點打造縣級電大網絡，其意義不僅在于使這些縣級電大具備了功能完備的網絡教學平臺，成為為“三農”服務的縣級區域遠程學習中心，更在于以縣級電大為基點，教學網絡進一步向有條件的鄉鎮延伸。同時，開辟“新農村”遠程教育網站，構建服務平臺，把信息資源發送到更多鄉鎮，使縣級電大和鄉鎮網站成為遠程教育服務新農村建設的信息中心。調整教學資源開發策略，提高服務效果。在內容上，要結合當地農業和農村經濟特點，開發具有本土特色的資源，注重內容的先進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3、貼近農村實際，拓寬服務領域。電大遠程教育要在服務新農村建設中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從農村實際出發，積極研究、探討和把握農村受教育者的各種需求，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并舉，開放教育與普通教育兼有，高等教育、中專教育與各類培訓并重，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繼續教育兼顧，形成立體化、多功能的教育結構和層次體系，從而更好地提供適應性、針對性、實用性、靈活性、實效。大力開展各類大、中專層次的學歷教育，培養農村技術、管理、經營方面的專門人才；適應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要，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思想文化素質和就業能力；以農村貧困地區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為重點，積極開展農村中小學教師本、專科學歷教育和非學歷培訓，提高教師的教育技術能力和新課程教學能力；積極參與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培訓工作，提高他們的文化科技素質和管理能力，帶領廣大農民脫貧致富；以農村青年為重點，大力開展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幫助農民掌握種、養、加工方面的實用知識和技術，為推動農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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