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倫理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政治倫理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高職教育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就是就業教育。高職院校培養技能型、應用性人才的目標定位決定了院校領導突出學生的專業能力培養，重視專業課建設，忽視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甚至有些把思想政治理論課看作“虛”的政治任務，在師資隊伍、課程建設、經費投入等方面往往不能予以保證，使思想政治理論課處在“說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的狀態。這也使得很多思想政治教師“寒了心”。因此學校完全有必要按照相關文件規定，加大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視程度。

2．師生互動

主要在于解決教師主導作用與學生主體地位的矛盾。以教師為主導，搞滿堂灌、填鴨式教學，顯然是錯誤的，但是，放棄教師的主導作用，片面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致使教學過程放任自流，同樣是不可取的。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應轉變觀念，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與理論辨析。在教學過程中突出學生的主體性地位和教師主導性作用，讓學生的自主性和實踐意識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從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課堂教學的教學效果。同時注重師生間的情感互動，將學生當作自己的朋友，充分了解學生的心理變化，對不同專業的學生，結合他們的專業及根據他們的接受能力的差異因材施教。這樣不僅能夠很好地改善師生之間的關系，也能極大地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3.教學設計

結合高職院校學生的特點，尤其是作為“90后”的學生，他們討厭死氣沉沉，枯燥無味的講解，這時就需要如努力實現教學方式多樣化，加大學生的參與性。可適當引入社會熱點問題，引發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同時順勢引導，培養學生對社會現實熱點的正確看法，避免偏頗；增加社會實踐活動，如志愿者活動、參觀當地紅色文化資源或博物館，利用現有資源對學生進行實物教育，引發思考“今日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利用影像、圖片等形聲兼備、感染力強的聲像資料，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吸引眼球；注重引導學生課余時間使用網絡的頻率，關心時政大事、社會熱點，正確看待網絡評論。

4.考試模式

目前，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在考試方面進行了改革，不再是采用過去傳統單一的期末考試方式———閉卷考試，更多的是把學生的校內平時表現納入成績考核當中。采取理論與實踐、平時與期末相結合的辦法。在理論考核上，命題形式要靈活多樣，主客觀試題比例適當，如判斷、單項選擇、多項選擇、問答題、論述題等多種題型，內容上突出重點、覆蓋全面；在實踐考核上，既要考核學生的平常表現，也要適當地考核其參與的校內外實踐成果，從而引導學生既注重理論的掌握，更關心知識的運用；既重視期末復習考試，也關注平時習慣養成，最終使其終身受益。這種既重視學生的學習方式，又能夠很好的檢驗學生學習效果的考核方式受到廣大學生的歡迎。

篇（2）

1.培育與人為善、樂于助人的道德情感

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社會一直主張建立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與人為善、推己及人。中國的傳統倫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愛”原則，崇尚“仁者愛人”，尤其要“推己及人”，關心他人。因此“仁愛”是我國千百年來的核心價值體系中的最為重要的價值，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在現代社會人和人的相處中，我們應當學會從別人的立場出發，設身處地地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我不愿意別人強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應當自覺地不施加于別人，傷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實現的事情，也允許和幫助別人去實現。而“泛愛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在我國則長期以來是百姓的生活處事哲學，今天尤其應當廣泛推廣。從構建和諧社會這個長遠目標來看，儒家的“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系，以和為真，以和為善，以和為美，以和為貴，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離和緊張的當今現實社會，尤顯獨特的意義和價值。助人為樂一直是我國的傳統美德，自古以來我國就有“君子成人之美”、“為善最樂”、“博施濟眾”等流傳久遠的格言。把幫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內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樂之源，這是現代社會公民應有的社會公德，是富有愛心的表現。對于我們的大學生來說，要求他們在社會生活中踐行樂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為樂看成是一種美德、一種修養，進而養成為一種習慣，上升到精神境界，將會是他們未來人生路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正如有人云：“贈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禮讓寬容的人際關系

中國的傳統道德一直認為，禮是人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重要標志。“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冠義》）禮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左傳》中也曾說：“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左傳•昭公七年》）禮與謙敬是聯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禮也。”（《孟子•告子上》）謙即自謙，虛以處己；敬即敬人，禮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項周期長、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質培養更是一項潤物細無聲、功到自然成的偉業。要真正讓學生“內化于心，外踐于行”，傳統的德育教育必須從“宏大”走向“細節”，不能停留在傳統的“老三樣”：照本宣科、樹典型、學英雄，高高在上，讓學生覺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讓德育從課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識與學生生活行為融為一體，讓德育教育基于學生的生活土壤，引導學生“知行統一”，知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我們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及相關人文課程的教學中，加大實踐考核力度，從規范學生的日常行為禮節開始，通過一些具體的技術性訓練改變學生的精神面貌。同時老師要做到言教與身教的結合，切實踐行“德高為師，身正為范”。細節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實效性的重要前提。規范的具體，權利的明確，首先可以讓學生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滿；其次是發現別人的長處，能寬容地看待他人的缺點，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確對待名利，不居功，不爭名奪利，增強合作意識，正確處理分工與合作、競爭與協調的關系。傳統與現實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開闊，長此以往經過努力，營造出一種關愛他人、團結互助、維護公平、伸張正義的社會氛圍，在全社會形成知榮辱、講正氣、比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提倡互諒互讓、友好協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最終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攜幼、扶貧濟困、扶弱助殘、寬容禮讓的和諧社會。

3.踐行見利思義、顧全大局的行為準則

從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原則出發，主張“義以為上”、“先義后利”、“見利思義”，首先“義然后取”，“重利輕義”和“見利忘義”被否定。這種倡導“先義后利”和否定“見利忘義”的思想，強調奉獻犧牲和責任擔當的傳統，不僅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在當前對提高我國廣大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今校園里，大多數大學生仍然保持著中國傳統的、樸實的與人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友好地和諧地與人相處，但現實社會上的種種不良風氣，諸如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及各種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已經嚴重侵蝕了大學校園，影響著師生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行為習慣。不少學生過分看重個人利益和個人價值，在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時，片面偏向個人一邊，片面追求個人利益的實現，甚而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在與他人的人際交往中，表現出明顯的功利色彩，盡量選擇對自己有益處的、有幫助的、有影響的交往對象，并以之提高充實自己。古人云：“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現代社會的發展越來越表明，一個人事業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別是人的道德品行來決定的。縱觀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優秀品質：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進取心、自信心，愛國、關心他人、樂于助人、勤奮上進、勇于奉獻。一個內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質不堅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濫的洪流中隨波逐流，墮落沉淪。欲立事，先立人。所謂“厚德載物”，就是說，想要載物必須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澤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篇（3）

二、黨校教學政治理論教育必須堅持理論教育與思想教育相結合

眾所周知，思想是指導一個人行動的指揮棒，通過政治理論課教學讓學員認識并具有的正確主導思想，并不失崇高的理想與信念是考查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的主要方式。考查和了解學員的思想現狀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例如，通過與學生談話來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并及時觀察學生的一言一行知其道德素養和道德品質。也可通過詳細的問卷調查及隨堂小測試等方式來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對于正確的主導思想，教師要及時給予肯定，對于錯誤的思想認識，教師則要給予糾正，雖然學生都具有一定的思想認識和判斷水平，但教師還需要及時與學生進行溝通互動與交流，把正確的主導思想及時傳達到每一個學生的思想中。

三、黨校教學政治理論教育必須堅持口頭面授與課件教學相結合

通過對教學理念的新認識，教師應該知道政治理論課教學不只是簡單的口頭傳授，還需要教師運用先進的多媒體課件教學來調動學員學習的積極性。基于政治理論的部分教學內容不易于理解與掌握的特點，教師可通過運用多媒體教學的方式來進行傳授政治理論知識。一方面通過形象生動的畫面及貼切的語言和具體的實例來提高學生學習理論知識的興趣，另一方面多媒體視頻教學也開創了政治理論學習的嶄新領域。對于有些易于理解與掌握的理論內容，教師可通過口頭面授的方式，而對于一些略顯枯燥且不易理解與掌握的內容，則可通過多媒體課件教學來向學生講授。

篇（4）

缺乏頂層設計和問題意識。思想政治理論課以理論為指導，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實踐性和發展性，是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對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然而，在現實的教育教學過程中，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理念將意識形態“泛化”和“標簽化”，教學過程教條化，教學內容干癟化，教學實踐脫離社會現實。由于忽視學科建設，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理念日益偏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核心，因此，加強學科建設，強化頂層設計和問題意識，是探索先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理念的現實基礎。

2.課程建設力度不夠

缺乏制度保障。課程建設力度最突出表現在評價體系上，應試教育的評價體系仍占主流，課程教學過于強調對理論的死記硬背，教學內容恪守教材，脫離于社會現實，校本教材編撰沒有地方性和特色性。同時，一些學校在進行制度設計時，缺乏針對性，制度的存在只是應付檢查或評估，沒有將這些制度真正落到實處。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教學理念的變革又是這項工程的核心和關鍵所在，通過什么樣的理念和方法把教材內容內化為學生頭腦中的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不僅要求教師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還要求教師具有先進而科學的教學理念，只有如此才能把思想政治理論課從刻板教條中解放出來，從泛化的意識形態中釋放出來。教學理念的生成和創新，關鍵在于兩點：“第一，要把握教材教學要點的精神實質；第二，要真正了解和理解當代大學生在想什么？他們希望我們教師講什么，他們存在的思想問題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我們的老師去加以深入理解和實踐的。

二、醫學院校應樹立四種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理念

1.意識形態理念

意識形態理論奠基人為法國哲學家拖拉西，后經黑格爾、費爾巴哈等哲學家繼承發展和批判創新。而意識形態理論的集大成者為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是社會的產物，以語言為載體，是社會生活過程在人腦中的反映。意識形態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就是在意識形態批判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歸根到底是“對經濟基礎的反映，意識形態并不是社會的奢侈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經濟基礎的需要。所以，意識形態的根本宗旨乃是服務于經濟基礎。”[3]2013年8月19日，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召開，出席并作重要講話，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工作，宣傳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作為基本職責，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找準工作切入點和著力點，做到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堅持意識形態理念應從四個方面著手，第一，從綜合國力和民族凝聚力角度著手，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學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從而拓展教學視野。第二，以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深刻復雜性為主線，結合最新形勢與政策，充實教學內容，堅定學生的政治立場。第三，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必須從我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和改革開放的深化、利益格局、分配結構的調整這個高度進行深入探索，引導學生認清在復雜發展情境下，如何看待發展中的機遇與挑戰，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如何正確辨析發展進程中的主流與支流，大方向與大趨勢。第四，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要深刻領會“四個講清楚”，準確理解和把握新時期意識形態工作的復雜性和新特點。“四個講清楚”第一次明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反映中國人民意愿、要求和訴求，因此，要引導學生明白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國家、團體、個人的本質表現，具有價值導向、動力激發和民族凝聚的重要功能。

2.敬畏生命理念

醫乃仁術，醫學更強調防病治病，救死扶傷的義務，把挽救生命作為第一要務。在中國傳統醫學中，醫生十分重視技術與醫德統一性，如孫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郭玉的“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這些觀點充分反映中國傳統醫學崇尚生命價值的倫理理念。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醫生的醫療實踐目的與醫學目的日益背道而馳，不道德醫生為某些利益而做出有損患者生命的醫療行為，面對矛盾重重的醫患關系、紅包問題等，如何提高醫學生的職業道德素養，認同醫學職業精神？在思政課教學中貫穿敬畏生命理念應是當務之急。敬畏生命，促進生命成長，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內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發點是立德樹人，所以，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者應具有清醒的生命意識和情感，尤其是醫學院校，更應將培養學生珍視生命、直面生命、體會生命的溫度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種追求和生命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過程，把關愛生命的這種意識和理念轉化為生命文化的自覺，并作為一種生命力而存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生命就在于“對人之生命意義引導，人之尊嚴引導，人之生活引導，人之德性引導，人之求知引導，人之智慧引導。”醫學人文精神是“伴隨醫學產生以來同時形成的一種職業精神，一種職業規定性。它充分體現醫學科學的本質特征和醫療職業的理性自覺，是醫學科學和醫療服務的價值目標的理性提升，其核心內容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與敬畏。”醫學人文精神通過對現代醫療技術本質的把握和醫學科學成果的吸納，大大豐富和發展傳統的死亡觀和生命觀，在尊重、維護生命和對待醫學死亡的問題上積累新的經驗做法，所以，醫學人文精神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相融合有助于進一步提升醫學生的醫學職業道德修養，有助于進一步豐富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為醫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和針對性尋找新的支撐點；有助于進一步提高醫學生人文關懷能力，推動醫學人文逐步走向體制化，從而促使醫學人文發展為一種完備的理論體系。

3.團隊合作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現實性、針對性和實踐性等特點，教師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教材，時刻關注社會熱點和難點，了解大學生面對現實的困惑，從而不斷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團隊合作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開放性表現之一，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質量的前提，團隊合作意味著“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踐不可能完全是個人化的，它需要教師之間、師生之間的對話、溝通與合作，需要教師之間共同分享經驗，師生之間通過互動彼此支持。”團隊合作不僅僅是教學理念，更是一種教學實踐，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融入團隊合作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學質量和教師教學能力；有助于形成團隊合作精神的凝練；有助于通過多種教學方法的應用提高大學生的理論水平、實踐能力、問題意識和包容對話的追求。

篇（5）

一、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特殊性

自德洛爾1967年在《公共行政評論》雜志上發表了《政策分析家：一個政府部門中新的職業性角色》以來，“政策分析者”一詞已普遍地用以指稱那些職業從事政策研究的學術家或實踐者，與這一特殊角色密切相關的職業倫理也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公共管理的職業倫理存在共同性質的東西。在世界一切民族當中，他們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都確立了一些共同的價值準則與倫理標準，我們可以稱之為黃金法則，如對生命的尊重，誠實，公正，廉潔，負責等。此外，民主的價值和原則，如公共利益，個人權利，正當程序，責任等，也為公共管理的職業倫理奠定了基礎。

然而，政策分析者總是面臨著相互競爭的價值沖突，從而陷人典型的倫理困境。解決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自身職業角色的定位，更有賴于政策分析者自身職業倫理的養成。美國行政倫理學家庫珀認為，要解決這種倫理困境，不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資源(法律、組織制度和規章等)，還要求政策分析者積極運用自己的倫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組織或組織上級的不負責任行為。而這種倫理自主性的獲得，需要通過政策分析者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內部控制資源(個人價值觀、信仰等)。這種內部控制資源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它是政策分析者在政策過程中運用內心信念和是非、真假、善惡標準進行認識和判斷。同時，它并不直接或簡單地批評對錯、是非或者得出結論，而是旨在提高政策分析者的思想深度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

二、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不同觀點

有關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方面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圍繞著政策分析者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而展開。歸結起來，學者們大致有三種看法：

第一，公共利益代言人角色。阿奇博爾德認為，政策分析者要做的工作是改善公共政策，而非幫助委托人。盡管政策分析的資助者施加壓力，分析者還是應該把自己看成是更廣泛的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而不僅僅是某個組織的人，分析者應該對公共福利事業更感興趣。但即使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不難發現這一邏輯推理中所具有的理想主義成分，傳統自由主義的核心假設是理性公民的存在，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并能夠在理性的指引下行動，因而“人民的統治”是正當的。由理性公民通過現代民主制度選舉產生的政府也是理性的、負責任的政府，而一旦出現嚴重的、持續的非良性活動，公民最終能夠以法定的形式和途徑改變政府。

第二，黨派利益代言人角色。鑒于“追求公共利益論”可能具有的烏托邦色彩，以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布羅姆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政策分析者應當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不應追求虛無縹緲的“公共利益”，而應當是黨派利益的追求者。這是因為，現實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所謂“公共利益”，而只存在“共享利益”；現代民主政治無一例外地都是政黨政治，本質上呈分散狀態的共享利益只有通過黨派之間的“觀念競爭”以及投票、交易等類似市場行為的過程才能形成。既然每個人不可避免地都有自己的黨派觀念，那么政策分析者就不應回避“黨派偏見”，而應當坦率“承認對一些可能的利益和價值選擇引導著他的工作；要盡可能的表露他的選擇；不宣稱他的價值和利益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第三，醫生、律師角色。通格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根據現代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建構出“信托模型”，以此界說政策分析者的角色。這是一個以公共利益為背景、對委托人負責的模型。這一模型中實際由雙重委托—關系構成：(1)委托者與政策分析者之間的委托—關系；(2)公民與政治家、政府官員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委托—關系。在(1)中，“政策分析者直接委托人是誰?他應向誰負責?”是非常清楚的，因而較少發生爭議。但在(2)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和內容都不十分清晰，也缺乏相應的政治理論支撐，從而容易引發爭論。通格的答案是：分析者要對委托人負責，但也要將維護公眾利益作為自己的使命。

三、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基本內容

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倫理，不同于醫生/病人，律師/委托人之間的關系，它涉及公共責任和廣大民眾利益的實現問題，具有多層面內容。正如魏陌所建議的：“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有義務維護他人的基本權利，支持我們憲法中的民主程序、促進分析和個人誠實。這些價值在我們的倫理評估中普遍支配我們對顧客的職責。盡管如此，我們應該對顧客選擇不同價值間沖突的方式表示理解，而且我們也應該對我們分析的預測能力持一種現實的謙虛態度。

(1)道德品質的準則。職業道德實質上就是責任與義務的表現。政策分析師具有雙重責任：客觀責任和主觀責任。前者產生于“顧客導向”所形成的“委托人/人”之間的職業關系，以及法律、組織和社會對政策分析師角色的需要;后者基于一種信仰、價值和偏好所組成的內在驅動來指導如何去做。

(2)行為選擇的準則。政策分析包括對政策方案的預測、回溯和評價，其本質是基于客觀分析之上對方案的選擇，既包括價值認識也包括價值創造。因此，它體現了主觀與客觀、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首先是政策分析應合乎政治性：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來看，政策分析都是政治大環境中的一環，因此，作為一個稱職的政策分析師，必須要對外在的政治環境有所了解，促使分析方案通過決策者的選擇；其次是政策分析應合乎行政性：政策分析作為政策主體的價值取向，必須通過政策目標群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實現；第三是政策分析應體現創造性：政策分析師應該既立足于現實，又著眼于未來，要適應環境的變化，敢于創新。

(3)價值判斷準則。價值判斷要以事實為根據。事實與價值的結合是政策分析的基礎。政策分析師的價值判斷就是對事物、社會現象和人的行為在倫理意義上進行估量和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影響政策主體的價值方向、行為決斷和價值追求。價值判斷應體現社會責任。政策分析師應從專業上為弱勢群體發聲，為“沉默的犧牲者”代言，并由此來確保分散利益在決策過程中受到應有的重視。

四、如何加強我國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建設

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政策科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起步較晚，還有很長的一段發展之路，如何借鑒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促進我國政策分析領域的發展，培養適應中國國情的政策分析人才，對于推進我國決策的科學化、制度化、系統化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取向包括：社會公正、民主化、科學化、以及服務原則。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取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準確迅速、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既要把握全局，又要照顧局部。這些概括性的特征在中國公共政策分析中是要具備的。庫珀在其論著《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中也曾說過，“顯然這些抽象的概念是令人困感的，而且也不給行政人員的實踐活動提供十分有用的指導，但它仍然存在于我們的政治傳統中，政策倫理法規中，辭藻華麗的演說中，以及存在于我們對危機突發事件的反思中。理所當然地，它也存在于我們對公共政策目的的思考和對公務員責任的思考中。”

參考文獻：

[1]張昭慶,閆博慧,張陸慶,.律師職業倫理的價值分析[J].職業時空,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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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雖然眾多專家學者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就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一系列改革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和實踐，但教學改革的原創性成果甚少，教學實效性難以從根本亡得到提高。對此，在《****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精神指導下如何高水平、高質量、高效率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論課意識形態的教化功能須進行創造性教學嘗試，只有以更適合時展的新樣式、新手段、新途徑等實施教學，才有可能在更深層次上完成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任務，所以進行創造性教學的研究和實踐顯得尤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的豐富內涵

創造性教學，是指教師在充分發揮主體能動作用的前提下以創新思維為基礎，制訂創新方案，通過打破原有模式，建立一種全新的信息傳輸和信息分布，把教學內容播送到各個教學環節，集成至目標點上，促成學生創造性地學，最終實現教學目的。創造性教學就是在現有教學活動中發展起來的，是教師在對教育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充分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創造性完成教學任務的過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是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運用現代教育規律，以與時展相符合的教育理念為指導而進行的各種教學改革的理論探討和實際操作，旨在突破傳統教學模式的束縛，通過吸收、運用最新教育成果，發現和創造新的教學模式，創建更加合乎人文精神的教學活動，從而能／頃利地實現把理論與思想道德修養轉化為大學生個人的世界觀和品德素質，內化為他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方法，形成對知識及透過知識對整個世界的科學的價值評價，從而使社會意識向學生個體意識轉化。此種教學活動應內在具有兩個相互關聯和制動的方面：一是教師的創造性地教；二是由此而引發的學生創造性地學。其中，教師的創造性地教是基礎和前提，正是由教師的靈活多樣賦有創新的教學啟動了學生主體能動性從而自我煥發出蘊含著創新的學習活動；而這種創新又是教師創造性教學的強化劑。

我們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務必要遵循以下幾個方面：

1．思想政治理論課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性決定了創造性教學是在其政治性框架下施展的，保證其政治方向是首要的。在實施創造性教學中應有兩個堅持：一是堅持與《****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中有關課程設置的決議一致，按照統一安排，開展教學活動；二是堅持符合教學基本要求和課程學時安排，強調課程應有的規范性要求。

2．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施創造性教學應體現出理論與思想品德教育的內在品質。我們知道理論與思想品德教育的靈魂應是時代精神，與時俱進是其高貴的品質，發展則是永恒的主題；而體現理論與思想品德教育的發展要義就是以實踐為基礎的不斷創新，由此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既是其內在驅力使然，也是其本性外化表征。它本質上是展示了該理論及時代思想的精神真諦和文化創造力，這應是一種內涵特質的自覺顯現。

3．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應立足于整合，即教師是對新的教育理念、意識形態、知識背景、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依據一定“條件”(創新計劃)重新編排組合，即內容與方法、目的與手段、繼承與創新、感性與理性、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整合。如：受課時限制和教材信息容量限制，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始終都有一個對教學內容進行取舍、有所側重，設計針對性強，易讓學生產生共鳴的講授內容，同時對教學方法也始終存在著如何設計、實施的問題，這些都是教師的再創造過程。從現實意義上講，教師進行創造性教學的過程就是整合諸種因素形成新功能的過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的內涵從根本上決定了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1．目標性。目標是任何教學活動的內控因素，它不僅僅是確立新教學理念的價值前提，同時也是規定開展創造性教學的方向、基本任務和要求。因此，目標性是創造性教學取得成功并起到積極作用的前提。我們知道，目標本身是教育者進行教育活動所預期達到結果的超前反映，它是教育者開展一系列創造性教學之前預設要在一定階段的奮斗方向，是要在教育實踐展開過程中不斷回應和解決理想與現實、主觀與客觀等矛盾關系，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從而驅動教育者百折不撓，達到目的。但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所蘊涵的內容極其豐富，因此，創造性教學的目標涉及多層次，多目標序列，無論是教育理念、創新思維、教學模式的創新，還是理論內容、背景信息、方法和手段的創新，以及教師和學生創造力的提高，都是目標。我們把這種多級分層、序列相關的全方位“目標樹”統稱為目標系統，可是創造性教學不可能一下子整體完成目標，只有通過許多階段性目標和部分性目標，形成一個階梯，才能逐步接近和達到終極目標，即把社會發展所要求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內化于大學生的身心，形成個體一種穩定的、基本的、內在的心理素質，使大學生獲得內驅力。

2．主體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創造性教學要發揮人的主體性，它需要教師憑借一定理念及對理論與思想品德的充分把握基礎上，在教學活動中首創性地進行舊質形態向新質形態轉化的活動。如：由傳統課程設置向新課程設置轉化；實現新的教學方法和納入新的教學內容等等，都要經過創新主體的感知、判斷、決策、理想、實踐等自覺的、能動的、創造的活動，才能轉化為現實結果。主體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最顯著的特征。在現代寓意上，這個主體不僅僅是指教育者，同時還包括受教育者。它是超越傳統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主體與客體關系模式的“主體與主體”的關系，“主體一主體”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主體在交往中表現出來的“主體與主體”關系實際上是一種交互主體性。我們在這里所主張的創造性教學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由“主體與客體”提升到“主體與主體”關系。惟有如此，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創造性教學。當然，這還有賴于創造型教師的創造行為。美國心理學家托蘭斯研究發現，教師的創造性與學生的創造性之間呈正相關聯。可見，創造型教師是整個創造性教學的靈魂。創造型教師應該具備創新素質，即具有創新思維、創造能力和創新技法，同時還應該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最新教育成果、見解獨到、知識廣博、觀念新穎、心態寬容、想象豐富、激情高漲等。由此，才能實現引領學生完成創造性教學，從而造就個性鮮明、自主性強、創新能力高的現代人才。

3．超越性。人的生命存在特質表現為人即是現實的存在又總在不斷地超越自己存在的現實。人總是要不斷地超越自我，創造生活。人在現實的存在活動中，以人對當下生活的不滿足，構造出超越現實，企求理想的生命活動，這是由人的本性決定的。任何教育活動都內蘊著人的自我超越本性，無論從它是教育人，培育人的過程來看，還是從外在的客觀要求來看，超越性不僅是教育活動所必須的，而且還是教育發展的固有張力。特別是在新世紀里，面對迅速發展的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落實《****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指示精神，強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探討和實施創造性教學，就顯得尤為重要。傳統教育已明顯不適應變化的社會要求，教育創新勢在必行。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造性教學就是對原有教學的超越，它需要實施教學創新的教學主體(包括個人主體和集體主體)超越陳舊傳統的模式，進行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和開創性的創新活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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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管理與思想政治工作之間存在區別

2.1方式方法不同。行政管理是運用公司的權威，采取行政令、指示、規定和下達指令性任務等按照行政系統、行政層次發揮作用的，具有強制性，更多的是限制、規范員工的行為。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教育說服的方法，轉化人的思想認識．達到員工自覺自愿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效果，它是著重從人的內在精神因素來調節人的行為。所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與行政管理密切配合，起到了促使外在規范內化的作用。把員工的思想品德的提高外化為自覺遵守各項規章制度的行動，進而表現出了高尚的道德行為。

2.2工作途徑不同。首先，行下管理工作是依照企業或行業制定的規章制度辦事，它不會依照被管理的思想意識而更改或變化，也就是說被管理者無論是否從思想上真正的接受這此規范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都要遵照執行，如果背道而馳，就可能會受到批評或者是處罰。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為本，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思想上、道德上使人們有所改變，依照著好的方向去發展，從而使這項管理工作湛透到日常的經營、生產和管理等環節中去。

2.3發揮出的作用不同。

（1）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著導向的作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是希望通過統一的管理，讓整個公司能夠更好更快的運轉，實現更大的發展。

（2）雖然，我們說行政管理工作帶有一定的強制性，但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都采取強制的方法，在這此行政規章制度實施過程中，必須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協調作，穩定員工的情況與人際關系，調節企業與員工之間的矛盾，構造出更為和諧的勞資關系。

（3）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著保障的作用。公司的正常運行離不開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而如果僅僅是靠制度去保證一個企業的發展那也是很不可靠的，必須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起著激勵和鼓舞士氣的作用。公司員工在被動的接受著企業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時，思想上可能是消極的，甚至是抵制的，此時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使員工真正的接受這些制度，遵守這些行為規范及道德規范，使員工與企業建立起一種親密的關系，增強相互間的凝聚力。

3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間的融合途徑

3.1將思想政治工作與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標統一起來要想實現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首先要將兩者的目標統一起來。企業實行行政管理的最終目的則是為了促進企業的發展和壯大，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在企業今后的運行中，我們要將這兩者的目標有機的統一起來，使其全部為實現企業效益最大化為最終目標。

3.2企業的行政管理工作應以思想政治工作為指明燈。以思想政治工作為指明燈的企業行政管理工作，應該以教育活動為基礎，對員工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影響，通過積極學習企業文化知識等活動，將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業的生產、經營還有管理等各個環節中去，并在企業內部建立起一個精神激勵機制，提高員工的思想覺悟和道德修養，進而支配他們自覺地遵守企業的行政管理制度，維護企業內部的安定和團結。

3.3以行政管理為基礎，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機制進行完善。從本質上來說，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企業應通過多種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企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促進兩者之間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企業應通過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可以充分調動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增強員工的參與感。

4實現思想政治工作與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結合應注意以下問題

首先，要實現思想政治工作與管理工作的結合，須處理好黨政關系問題。要處理好這一矛盾關系，就需要我們的黨政工作者堅持以人為本，對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行政管理工作進行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如果只從單一的一個方面出發，都會使企業管理這個天平失衡，給企業的發展帶來阻礙，因此這就要求我們的黨政領導具有全局觀念，做到思想與行動的高度統一。其次，要實現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結合，不能脫離提高企業經濟效益這個中心。這就如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樣，大到國家，小到企業，都是以經濟效益為根本出發點的，企業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的，因此兩者必須做到目標的整齊化一，如果出現偏差，就會使得這兩項工作無果而終，沒有起到應有的、為生產經營服務的作用。也是企業領導更是廣大職工所不愿看到的。最后，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歸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實現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結合，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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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價值中立效率現代性正義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_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l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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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內容

講得明教學內容是對教材的二次創造和加工，這種創造和加工是根據社會環境和學生實際對教材的深入解讀。實現教學過程在核心價值觀的指導下謀篇布局，從觀念體系、知識體系向學生的價值取向、信仰追求和自覺行動有效轉化，達到核心價值觀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自覺行動，并切實成為學生成長成才的價值指引和精神力量。這一目標的基礎是做到兩個契合，使教學內容呈現觀念明晰、事理明達、是非明鑒。核心價值觀同大學生的實際相契合。學生對思政課是否有學習興趣與教學是否符合學生的需求有直接的關系。思政課的實效不理想，問題的癥結是知識沒有轉化成學生的價值觀念，頭腦中沒有價值觀念的支撐，自然就缺少正確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法去應對日益復雜的現實生活。價值觀的教學具有根本的目的性，人的社會化主要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內化。青年階段是個人與社會對立統一關系最激烈的時期，在表現出自主性和理智性的同時，還存在不穩定性，表面性、功利性和矛盾性，面對大量信息時，選擇和甄別往往不知所措，產生迷茫與困惑，選擇就會跟隨當下的社會流行觀念。核心價值觀指明了作為個體的理想生活方式和目標追求，其形成是一個塑造人格，教化人心的過程，基本的力量來自大學生個人對基本價值的認同與信仰。首先，從學生角度出發，關注他們的心理需要和思想特點，重視心靈的溝通，建立起溫馨的對話場景，從他們所思所想中尋找正能量，提升對價值觀的理解認同，讓價值觀為現實生活的主要問題提供合理的解決思路。其次，從學生成長的角度出發，把核心價值觀與學生的成長、發展聯系起來，使價值觀真正作為學生在生活中面對各種選擇判斷過程中的標準，讓學生學會在實踐中不斷驗證核心價值觀對于人生歷程的價值，體驗到核心價值觀的強大邏輯力量、實踐力量和物質力量。核心價值觀與社會熱點相契合。核心價值觀在本質上反映了制度的性質，反映了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圖景和精神追求，必然會融入人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當代中國正處在大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最突出的特征是市場化、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大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時空中進行。社會經濟結構重構，階層分化，階級歸宿感淡化，原有的單一的價值理念與模式被打破，必然引起價值重估，各種思想和思潮的激蕩、沖擊人的思想。人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明顯增強，社會熱點問題大量出現，其形態多樣。首先，教學中要把重大的理論問題、學生關心、疑惑的社會熱點問題同思政課教學內容和核心價值觀緊密契合，對各種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進行全面、客觀、理性的分析，特別是針對一些熱點問題存在的負面影響要注意對學生進行理性引導。理論必須回答這些重大問題才能站得住腳，也才能為學生提供指導，并因之贏得學生發自內心的尊重。其次，要突出民族性、時代性和先進性，既不回避西方的市場、民主、自由，更要弘揚“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的中華傳統價值觀。讓學生在人類優秀文化遺產中凈化自己的靈魂，升華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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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當代大學生的思想實際21世紀的大學生，普遍的思想特征是政治敏銳度不高（甚至有學者認為是政治淡漠）、個性張揚、思維活躍、自我意識強，反感說教，反感“大道理”。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具有理論性和系統性的特點，看似簡單易懂，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內容還是從中學時就開始學習的內容，但學起來理論性極強、并且十分抽象，很多學生會感到“沒意思”、“很枯燥”“全是大道理”“脫離現實”。案例教學通過校園里、社會上鮮活的事例，通過大學生感興趣的社會熱點問題，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更充實，解答學生疑問更真實。給學生以運用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認清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示范，激發學生學習理論的興趣。

3．符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的要求現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被戲稱為“兩苦”課堂，教師講臺上講得辛苦，學生講臺下睡得辛苦，很多學生為了拿學分不得不來上課，但“身在曹營心在漢”，看課外書、玩手機微信、打手機游戲、聽音樂、做作業甚至趴桌上睡覺，以此消磨時間。學生如此厭學，究其原因，學生們的回答是專業課可以學到知識和技能，將來工作用得著；而思想政治理論課講的都是大道理，太空洞。這種尷尬的課堂現狀提醒我們從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教師，必須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實效性，這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根本目的。案例教學通過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討論、分析，使學生切身體會到理論的確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理論武器，是解決思想問題的良方妙藥。當學生把理論作為人生不可或缺的需要，而不是死記硬背教條時，學生就會主動、自覺地學習，真正成為學習理論的主人，思想政治理論課也才會不辜負黨和國家的重托，成為學生思想、政治、品德發展的加油站和充電房。

二、案例教學法運用到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現實操作

1.課前準備——案例要善于選取案例教學法的核心和關鍵在于“案例”，案例選取是否準確、恰當，直接關系到教學目的能否達到，教學效果能否實現。首先案例選取，要注重思想性和政治性，這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性質所決定的。教師在案例選擇中可從“焦點訪談”“新聞30分”“今日說法”“道德觀察”“感動中國年度人物”等節目中選取，也可從網絡上或者校園中發生的事件中選擇，但一定要以弘揚主旋律、宣傳正能量為選取標準。其次，案例選取要注重時間性。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基本上年年有改動，吸收和反映了相關學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案例的選擇也應體現出“與時俱進”的特點，教師要不斷更新與補充，選取最近的典型事例進行案例分析討論。比如年度道德人物、年度法治事件，要隨著年份改變不斷替換。學生對案例中展示的事件有所聞，不陌生，教師能將精力集中在對案例的分析、理論的講解上，而避免花費過多時間解釋事件本身，淡化了教學重點。第三，案例要有普遍性。教師在選擇案例時，要避免偶發性的案例，以免誤導學生。紛繁復雜的事物背后自有其規律。第四，案例選取要盡可能貼近學生。案例離學生的學習和生活越近，學生越感興趣。比如“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緒論部分，教學目的就是引導學生適應新生活，克服對新環境的不適應，樹立新的學習理念。而這些，大學老生都經歷過，拿本校老生的學習、生活為例來講解，分析他們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學生對本校學長心理認同感強，自然也就能接受教師的講解與分析。

2.課堂運用——案例要精于組織用案例教學法，教師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筆者以一次案例教學為例，來具體說明案例教學的組織實施過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中刑法部分，要學習正當防衛制度，其中正當防衛的構成條件是教學的重點也是難點，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對此存在誤區，司法實踐上也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筆者選取的是“長沙被劫的哥撞死劫匪案”來實施案例教學。在案例教學的前一堂課，教師講解了刑法中關于正當防衛的基本規定，印發了“長沙被劫的哥撞死劫匪案”的基本案情資料給學生，讓學生能課下學習、熟悉案情，了解爭議焦點，獨立思考案件中的法律問題。上課后，教師根據學生所持觀點，將學生分為兩組，一組是持構成正當防衛觀點的；一組是持反對觀點的。兩組可以選派代表進行發言，圍繞爭議焦點——是否構成正當防衛進行辯論，其余同學可以補充發言。辯論中可能出現偏離主題的情況，教師要及時提醒學生回歸正題；同時，教師還要引導學生針對法律適用和事實認定去進行辯論，而不是從道德觀念和常人的樸素認識出發去爭論。教師要把握原則和方向，保證辯論有序進行。在辯論結束后，教師要對案例討論情況加以總結和評價，鞏固案例教學的效果。總結中，教師要重申案例所反映的主要問題——正當防衛的目的、時間、對象及必要限度等問題，重點闡述學生認識不到位的難點問題——“假想防衛”“防衛不適時”以及“防衛過當”等，指出學生忽略的問題——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益，使學生能全面把握案例及與此有關的法律知識。帶領缺乏法律常識的非法律專業學生完成這樣一次案例分析，教師要付出的辛苦遠遠大過傳統的講授式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