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概念匯總十篇
時間：2024-01-17 14:40:05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雙減政策概念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以理論創新基本認識引出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
第一，“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
第二，“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
第三，“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第四，“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和，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有效投資”規模。
第五，“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從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適當鼓勵生育的轉變，以及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第六，“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
第七，“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已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其基本的認識視角。
第八，“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
篇（2）
要更好地開展結對數學教學工作，實現雙方學校學生對網絡教育資源的和諧有效共享，可以先請鄉村學校教師前往結對城市學校旁聽教師的講課活動，觀摩城市教師如何利用現代化教育資源開展數學教學活動，學習更多先進的教學方法和教育理念，在聽課活動結束后，再將城鄉雙方教師聚集在一起，針對數學教學的內容和方法展開詳細交流。首先由上課的教師對自己課堂教學方案的設計想法進行詳細闡述，加深在場其他教師對課程的理解。再由鄉村學校教師對講課教師的課堂活動進行點評。經過對教學活動的觀摩學習以及雙方之間的交流互動，彼此能夠更加了解對方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也能互相學習對方的優秀教學經驗，調整教學形式，以確保結對課堂活動的順利開展。例如，在小學二年級數學“搭配”的教學活動中，鄉村學校教師通過觀摩，可以了解到教師在開展教學活動時，會利用互聯網設備設計開寶箱的游戲，且將學生喜愛的小豬佩奇卡通形象與游戲結合起來，瞬間激發出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對游戲展開深入思考，并踴躍回答多種數字排列方法。通過課堂觀摩和教學研討，鄉村教師能夠學會和掌握更多先進的教學方法，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學能力也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以教師結對的方式來幫助和促進鄉村教師更好地提升與發展。
2.打造數學同步課堂，共享課堂教學資源
城鄉結對互動，除了教師之間的互動以外，還可以借助網絡的神奇力量，打破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空間壁壘，讓城鄉學校的學生實現課堂同步學習和互動，真正做到教學共享。這種創新性的結對課堂，充分體現出了“互聯網+”下教育的優越性和便利性，既能讓鄉村學校的學生體會到城市學生的課堂氛圍與學習方式，也真正做到了課堂教學的零距離，兩個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網絡展開互動交流，鄉村學校的學生還能回答城市教師提出的問題，學生在這種趣味性的教學課堂中，也更有學習熱情。例如，在開展“認識公頃”教學活動時，教師就可以借助互聯網設備，打造數學同步課堂，鄉村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大屏幕觀看城市教師開展的教學活動，還能與教師進行對話，教師先詢問兩邊的學生，都知道哪些面積單位，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1cm2、1dm2、1m2的物體分別有哪些呢？雙方學生因為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會說出許多截然不同的答案，城鄉學生也能通過對方的回答開闊自己的思維。隨后，教師在課堂上開展認識1公頃的合作探究活動，鄉村學生在觀看城市學生與教師的互動，以及學生之間的互動合作時，能夠了解和學習到更多新穎的合作學習方法，在以后的數學課堂中，鄉村學校學生也能更好地與教師展開互動交流，積極主動地開展合作探究活動，促進學生綜合素養的有效提升。
3.結對進行教學研討，提升合作課堂效果
“互聯網+教育”背景下的城鄉結對互動教學，要求學校和教師利用好手中的資源與設備，探索更加契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先進數學教學模式，真正利用信息技術來促進城鄉雙方義務教育事業的優質均衡發展。為此，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還要積極利用網絡視頻技術開展結對教研活動，提升同步教研工作的時效性，促進結對教研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例如，在開展線上同步教研工作時，首先由雙方分別介紹本校該年段數學備課組的日常工作，包括如何制訂教學計劃、如何分配集體備課任務、如何命制過關卷和單元卷、如何開展特色活動、如何共享優質資源這五個方面的內容，如此一來，結對教師就會對雙方的備課工作了解得更加細致深入。這一環節結束后，結對雙方備課組教師，再針對單元測試卷的磨卷內容展開交流探討，包括對選擇題、填空題、解答題等主要內容的討論。通過這種線上同步研討的方式，雙方學校教師能夠在互相溝通的過程中，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研討活動也真正做到了求真務實，契合教學新常規的工作要求，與會教師能夠在研討過程中，受到良好引領，提升自身專業素養，確保結對互動教學取得更加顯著的成效。網絡視頻技術為兩校教師開展教研交流工作，構建了更加順暢的渠道和平臺，進一步縮小了城鄉之間的數學課堂教學差距，真正實現了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4.豐富同步課堂活動，提升學生綜合素養
為了確保城市學校能夠為鄉村學校提供更加優質的幫扶服務，提供支援的學校要從本校學生和被支援學校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在開展同步數學課堂活動前，做好一課三磨工作。要組內進行磨課，其次教研單位內進行磨課，并借助互聯網平臺，實施高質量的同步數學教學活動。這樣的互聯網+數學同步課堂，能夠為雙方學校的學生提供更多互動的機會，大家在交流的過程中各抒己見，碰撞出更多的思維火花。例如，教師可以在數學同步課堂上，設計辯論式的兩校學生互動任務。例如，在開展“觀察物體”教學活動時，教師就可以為學生設計游樂園的生活情境，并在情境動畫中融入加減法的問題，請兩邊的同學動腦思考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最后，雙方學生可以列舉出多種不同的解法，教師引導學生將這些算式列法進行歸類，然后請兩邊的學生分別說說自己更喜歡哪種解法，這種解法叫什么，喜歡這種解法的理由。在雙方的互動過程中，學生能夠養成認真觀察、積極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與此同時，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能得到進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教師還需要重視教學活動后的教學反饋工作。在同步課堂結束后，雙方教師需要針對課堂教學的情況展開交流，在交流中反思學生在課堂上對知識的掌握情況，以及課堂教學互動情況。通過課后的交流與反思，不斷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確保后續的同步課堂活動取得更好的成效。
5.拓展線上教學模式，拓展學生思維能力
為了更好地實現結對學校之間的優質教學資源共享，學校之間還可以利用天天智慧課堂進行網絡直播教學，共享雙方學校的優秀直播課例；還可以針對數學教學中實踐性較強的內容，開展網絡拓展課程共享活動。通過這兩種結對互動的方式，能夠確保教師與教師、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師之間展開良好的互動，教師在一起觀看直播課例的過程中，可以共同參與教學研討工作，積極發表自己對課例的看法，并通過評論區進行留言互動，雙方教師在評論留言互動的過程中，也做到了互相交流心得和經驗，能夠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業務水平。學生們在一起觀看拓展課程的過程中，可以共同鉆研和探討教學內容中的實踐部分，以合作的形式來完成拓展課程中的教學任務，實現兩校學生之間的更好交流互動，令學生們的思維能力和知識視野得到更好的拓展。
6.組織線上交換課堂，實現兩校互利共贏
為了更好地實現城鄉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讓學生接觸到更多教師的教學風格，城鄉教師還可以借助信息技術手段，開展線上數學交換課堂活動。這種新的線上教學模式，可以讓兩校教師不走出校門也能參與精彩的教學研討工作，實現兩所學校互利共贏的教學研修效果。例如，在開展六年級數學同步課堂活動時，城市學校教師先為學生講解一堂關于圓的知識的復習整理課，以“圓形是最美的圖形”引出問題，為什么圓形最美，以此來激發學生的思考積極性，引導學生總結出圓形一中同長的特質，隨后，教師為學生展示圓形在生活中的實際運用的照片，引導學生思考和總結圓形區別于其他圖形的特質，通過這種授課方式，為鄉村學生帶來更多不一樣的學習體驗，鞏固學生的數學知識。緊接著，由鄉村地區教師為學生們上一節“生活中的比”數學課，教師以生活中的照片為主線，串聯起整堂課的教學內容，引導學生在實際場景中理解和掌握比不同部分的名稱和比值的概念。在兩校教師默契的配合下，不同學校的學生之間也能充分展開互動，學生們有了更多不同的學習體驗，思路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城鄉學生攜手，共享同一堂精彩的數學課。
7.城鄉結對話“雙減”，開啟數學教育新篇章
在“雙減”政策的倡導之下，如何更好地推進城鄉結對現代化教育工作的有效實施，成了城鄉學校教師首要思考的問題之一。在“雙減”政策之下，城鄉教師可以開展雙減同步課堂，展示全新的數學教育風采，不斷拓展“互聯網+”背景下的數學教育新思路。以“雙減”背景下的數學同步課堂“什么是周長”教學為例，雙方學校的教師首先通過教學研討，深入把握兩校學生的具體學情，在此基礎上，教師們圍繞“周長的認識和測量”“化曲為直”數學思想的運用、“有序數、同邊相加、平移線段”數學方法的運用等內容，設計趣味化的數學教學方案，學生們在由兩校教師共同構建的雙減同步課堂中，體會到了更多學習數學的樂趣，數學思維得到了有效拓展，積累了更加豐富的數學知識經驗和數學學習方法，真正做到了寓教于樂，減壓力不減效率，減負擔不減質量。基于“雙減”之下的城鄉結對教育活動，還要求教師設計更加有效的同步課堂作業管理模式。雙方學校的數學教師，除了要做好前期的協同備課、中期的協同教學以及后期的協同反思以外，還要充分重視前置性作業、課堂作業以及課后作業的有效設計，并且充分落實和完善新的作業反饋策略，有效落實“雙減”政策下的同步課堂作業設計。最后，教師還要在雙減的政策背景下，做好數學教學“增”的工作，主要包括課前對學情差異的準確預見和深入分析、主教和輔教在協同備課時做好任務分配、準確預見同步課堂教學互動，只有做好以上“增”的工作，才能確保異地學校學生與教師“身在遠，聲相近”，體現出更加顯著的線上同步課堂成效。
8.結語
城鄉結對互動離不開雙方的積極配合與共同努力，學校和教師應當從當前的實際情況出發，積極利用網絡設備和網絡教學資源，打造空中課堂、線上課堂、牽手課堂，探索更加高效的結對互動教學模式，加快實現教育公平，讓每個學生都能擁有更加光明燦爛的未來。
篇（3）
從連續下調存準到連續降息，流動性環境不斷改善，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這在6月新增信貸數據方面也得到了佐證。所以，其實并不缺錢，缺的是信心。我們說過市場處在信心危機的階段，這是市場進入到調整后期的重要特征。滬深300的市盈率已經跌到10倍，但仍然沒有對場外資金產生吸引力，這說明市場本身肯定在哪方面出了問題，這需要股市管理層認真反思。
不僅A股，海外中國概念股也被大肆做空，納斯達克指數和納斯達克中國指數形成明顯背離走勢。這說明信心危機的擴散不僅僅危害到A股市場，而且涉及到整個中國概念股。信心危機產生的核心因素并非是經濟，而是中國股市“重融資、輕回報”的歷史痼疾，加上并不合理的大小非制度和畸形的投資者結構，進而導致了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和穩定性均處于異常脆弱的狀態，典型的表現就是牛短熊長、大幅動蕩。反觀仍處在危機中的歐美股市，市場表現則顯得正常的多，希臘、西班牙問題初步緩解后，近期歐美股市的反彈勢頭相當迅猛，表現突出的德國股市連創年內新高。
化解信心危機的核心辦法是讓市場有賺錢效應，漲才是硬道理，說教是沒用的，上漲可以解決很多問題。資本是逐利的，也是買漲不買跌的。我們注意到，6月房市出現價量齊增的局面，說明沒有去處的民間資金，在股市找不到獲利機會，從而再度轉向被譽為“泡沫馬上破裂的樓市”。現在民間資金的兩個主要流向是銀行理財產品和樓市，這兩塊的資金量均是數萬億的級別，只要有少部分資金轉向股市，均有可能在股市當中掀起波瀾，但問題是股市如何才能吸引資金進場，答案絕不是下跌，恰恰相反，是上漲！
巴菲特只有一個，中國投資者中左側交易的長線投資者寥寥無幾，這并不是簡簡單單的投資者素質問題，這是中國股市“牛短熊長、大幅動蕩”的特性所決定的，因此，號召投資人做巴菲特，理念上一定沒錯，但實際上確是一個美好的愿望。所以，政策必須沖在最前面，先用強力政策使股市扭轉頹勢，才能有越來越多的資金加盟市場。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一定是先有政策，后有上漲，再有增量資金。就拿市盈率最低的銀行股為例，說低估沒有用，只有匯金大幅增持才有說服力，才能扭轉局面，否則，面對疲弱的銀行股，分析師的解讀恐怕是“戴維斯雙殺”。我們必須相信，只有上漲才是解決信心危機的良藥。
面對這樣的市場局面，政策面一定要有所作為，對此，我們有一定的預期，這是延續反彈甚至扭轉趨勢的主要動力。目前可預期的積極政策不少，除了我們說的本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之外，年中經濟工作會議穩增長政策以及積極的股市扶持政策等，因此，近期政策面值得重點關注，不僅是貨幣政策，其他政策也存在超預期的可能性，而這些對宏觀經濟和股市，均存在產生的必要性。近期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連續對股市和經濟發表看法，雖然只停留在說教層面，但不難體會出政策導向的預期。
本周上證指數再度考驗2132點，最低只有六個點，應該說現在看2132必破的比例進一步上升。我們在上期報告重點指出，2132點不容易跌破，但考慮到目前多空雙方的不可調和之矛盾，從博弈角度考慮，我們甚至認為跌破比不跌破要好。原因在于，2132點只是個年度低點的符號，并是什么密集成交區之類的技術支撐位，一個沒有技術支撐意義的“人氣點位”，導致市場多空嚴重的多空分歧，對于整個行情是不利的，既然看2132點必破的是多數派，2132破了又怎樣？破了反而有助于化解多空分歧，對未來行情是有利的。如果沒有政策的扶持或者說政策力度不夠大的情況出現，也許先破后立反而是理想的結果。
指數不可能永遠上漲，也不可能永遠下跌，股市沒有永遠的多方，也沒有永遠的空方。雖然現在做空也能賺錢，但股市出現危局，對空方也是一種傷害，信心危機的后果是系統性的，它將危及所有市場參與者。因此，股市中的多空雙方都是互相依存的，統稱為二級市場投資者，雖然立場不同，但應該互相尊重，成熟市場比我們要強，所以人家的市場比我們穩定。
最后說一下業績面，近期中報預警的公司確實對市場產生了較大的沖擊，周一的“跌停潮”中，預減股票首當其沖。目前，共有1415家公司公布了中期業績預告，其中有177家為"預增"，占比僅有12.5%，創歷史新低。已經有中小板、創業板1002 家公司按照深交所的要求披露了2012 年中期業績預告，占全部中小板、創業板公司總數的98%。按中值增速測算，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7%和2%，中小板盈利增速較一季度有所回升，創業板則繼續下滑。
我們注意到本周上證指數的表現明顯強于深成指、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指，與前幾周存在較大反差。除地產股板塊的動蕩因素之外，中報業績因素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中小板、創業板中報預告已經告一段落，由于低于市場預期，本周一出現風險的集中釋放。而主板的業績業績預告尚未結束，加上在業績穩定上，主板要好于創業板和中小板。深成指因為權重地產股的影響，走勢落后于上證指數，綜合來看，本欄繼續提醒各位要當心突發業績預減所形成的短期風險，已業績預告的股票，風險要小得多。
篇（4）
2012年3月13日，王謀作為被大會邀請的兩位中國代表之一，同來自歐洲、美國、加拿大和印度等多位氣候能源領域的專家對全球氣候政策進行了交流。在交流過程中，王謀發現歐洲學者們也不清楚歐盟下一步的政策走向，“歐盟在過去兩年中受債務危機的影響很大，東歐一直在拖西歐的后腿，致使歐盟無法在減排問題上做出有顯示度的承諾，他們被自己的短板困住了。”
中國態度比美國強硬
征收航空碳稅本身，在全球氣候政策中并不算一個大舉動，實際也無法幫助歐盟實現減排的目標。因為全球航空一年的碳排放量僅占世界總排放量的3%。歐盟的計劃是到2050年將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80%-95%，到2020年實現減排25%。征收航空碳稅的方案只能減少增量，對減少碳排放總量貢獻不大。
“但歐盟強制執行單邊政策，讓全世界交‘過路費’的做法將整個事件都升級了。”王謀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中國政府為自己的企業制定了一條規矩，并且強制外國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也要一并遵守，否則就不用進入中國市場了。歐洲的企業能夠接受這種做法么？”
歐盟有自己的解釋。援引歐洲法院的原話是，“歐洲排放交易計劃的實施既沒有侵犯領土原則，也沒有侵犯第三方的，因為這個法案只有在飛機確實出現在某個歐盟成員國的領空上時才有效”。英國《經濟學人》對此諷刺道：“歐洲只是在說他們不過是對某些特定的國際航班有碳排放的限制，當它們飛進歐洲的時候。”
看似明晰的國際爭議，背后暗藏著復雜的大國博弈。美方表態，如果歐盟沒有暫停制裁的意愿，他們將會被迫采取恰當的措施反擊。英國BBC認為，盡管美國認為歐盟這一舉措違背了世界自由貿易原則，但是并沒有公開拒絕支付碳稅，這種外交措辭里隱含了回旋的余地。而中國的航空公司則明確表示，他們不會支付歐盟的碳排放稅。美國CNN揣測，中國航空公司的強硬回應可能是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歐洲一直在為美國的反應而擔心，但現在看來是中國在制造問題。起初應該是歐美之間的較量，現在已經演化成了中歐雙方的對峙。
歐洲人的心理
歐盟這一舉動背后，藏置了什么心態，國際出現多種揣測。有美國民眾分析，歐盟試圖建立新的“賺錢一方式，使自己從歐債危機中抽身。而加拿大網民判斷，歐盟的制裁，部分動機源自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迅速發展的恐懼。西方國家雖然明白中國現階段必須把經濟發展和消除貧困作為首要目標，但是他們普遍害怕中國通過傳統經濟增長的方式來消除貧困會導致更大量的碳排放。在每年碳排放總量的水平上，中國已經超過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國美國了。
而北大一位學者則從現實主義出發，認為老歐洲此舉是想要最后一搏，獲得全球新話語權。對此，王謀表示歐盟的舉動還不足以表現其試圖重新獲得話語權。征收航空稅收在全球氣候談判中根本算不上大國博弈的焦點。大國博弈的焦點依舊聚集在短期和長期減排目標，以及技術合作上。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學教授鄧剛則向記者介紹，歐洲人自己對于航空碳稅的征收反響非常平靜，沒那么多反應。歐洲人熱愛旅行，無論是平均每個人還是累計起來的次數都很多。他們深知不同的稅收會一定程度改變他們的行為習慣。所以，他們坦然接受新的稅收制度。“事實上，任何稅收制度都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只要它真的對改善環境有幫助。歐洲國家的概念已經消失很多年了，所以即便多一個‘跨’的政策對歐洲人來說也和以前沒有任何區別。”
2012年損失8億元
對于歐盟航空制裁對中國的影響，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Robert N.Stavins認為只有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有權利去判斷這個政策對于他們是否公平。
歐盟碳稅新案剛出臺，中國航空運輸協會就迅速統計出中國即將面臨的經濟損失。據其預計，僅2012年中國各大航空公司將因航空碳稅增加約8億元人民幣的成本，2020年這個數目將超過30億。“雖然價格不菲，但是同我們的GDP相比，這并不會產生很大影響。真正的風險是政治上的。”王謀指稱，歐盟征稅的做法違背了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而這一原則一直是中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基礎。中國遠沒有發展到可以承擔減排義務的地步，無法和發達國家承擔一樣的責任。中國沒有能力也不應該承擔任何顯性的和隱形的減排義務。
來自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經濟學博士Sean Walsh告訴本刊，他相信在國際談判中，即便不考慮中國會如何決定將“限制航空業”加入未來的五年計劃中，中國的談判者也將會認定歐盟的做法是違背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如果中國接受外面的制裁將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他們可以順勢把這個作為談判的工具。所以從外部人看，不僅很難判斷中國是否會接受歐盟制裁，也無法明確中國是否為了自己的發展已經采取相關的減排措施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讓中國人支付30億人民幣只會導致小量的航空碳排放減少，但降低中國航空業發展或應用低碳科技的能力。
中國出設碳稅？
面對以碳稅為代表的新型國際政治經濟博弈，中國顯示了局促。
如何生成更大的國際轉圜空間？“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在面對又一次新技術革命浪潮時，作出自己的政治決斷。”北大教授強世功認為，在目前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不可能另起爐灶，而只能在新能源技術領域追趕西方。
篇（5）
Influence Factors of Atmospheric Governance Polici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NG Fanrong， WANG Huan， CHEN Zit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Taking “The Haze Pollution Reduction Work Implementation Scheme” in X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as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es deep interviews to the Scheme implementers who are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of the city.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ers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Scheme implementing processand summarize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s well as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goal setting， organizational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the external suppor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r control policy. Specifically， the clarity， difficulty， the decomposi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goal set by the air control policy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to result in normal and deviation implementing behaviors. Among this relationship，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anaging structures， value orientation w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ing strategy. While the external support such as the public supervision， institution restriction and resources input w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ing impetus. Both the implementing strategy and impetus perform a double helix promoting role on the goalbehavior relationship.
Key words：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goal setting； implementing impetus； implementing strategy； implementing behavior
秋冬?l發的霧霾天氣使治理大氣污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國家從1979年的《環境保護法》（試行）到2015年的新環保法，制定了20多項環保法規，地方也出臺了多達900多件的規章，共同組成了中國特色的環保政策法規體系。環境污染事件層出不窮，環保執法剛性不足，政策法規形同虛設。面對緊鑼密鼓出臺的各項法案和尷尬的實施效果，如何執行落實才能使政策奏效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大氣污染原因的復雜性決定了治理的高難度性，在此過程中，政策執行機制的有效發揮有著復雜的影響因素和實現機理，唯有發現其中的規律，才能提出有針對性的執行方案。為此，本文擬回答如下問題：中國大氣治理政策執行的影響因素有哪些？產生影響的作用機制是什么？旨在為中國大氣治理政策執行提供一個新的解釋視角。
1文獻述評
作為政策過程的關鍵環節和實現政策目標的唯一途徑，政策執行的研究由來已久且成果豐碩，先后產生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綜合模式。1990年代以來，政策執行主客體的行為分析成為重要的分析工具。綜合相關研究可發現，政策執行者采取何種行為策略，受到權力結構[1]、職責歸屬[2]、問責機制[3]、繁文縟節[4]、執行者情感承諾等[5]因素的影響。
針對政策執行的影響因素，國內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視角：一是政策執行階段論視角，符合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范式，運用較為廣泛。二是組織理論視角，包括組織內部的組織特征、成員意向等和外部環境[6]。三是網絡分析視角，加入了公民[7]、媒體[8]、政府間[9]等形成了網絡[10]。雖然政策執行因素的研究受到廣大學者關注，但定明捷[11]發現較少涉及環保領域。針對環境治理執行層面，已有學者發現財政聯邦主義、政治錦標賽、壓力體制、環境政策的“可度量性”較低等因素，造成了基層政府在環境政策執行中呈現出“合謀”“訴苦”“做作業”等異化行動邏輯[12，13]。
綜上， 現有研究不足在于：①研究視角雖然逐漸豐富，但缺乏整體性理論框架；②以往研究將治理機制視為靜態工具，未能足夠重視組織作為開放系統與外部環境的互動特征；③缺少在中國情景下對大氣污染治理前因后果的解釋。研究方法上看，實證研究較少，而案例研究多呈碎片化、事例化的特征。因此需要運用多元的研究范式，將政策執行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作用、參與主體的關系等不同因素都納入研究框架中進行系統思考，才能達到對政策復雜性的完整把握。
2研究設計
扎根理論要求建構實質理論，強調從經驗資料的反復比較中抽象出新的概念觀點[14]。鑒于此，本文在西北X市運用結構化訪談的方式收集一手資料，運用扎根理論提煉影響因素并形成模型。X市位于我國西北地區，地勢較低屬平原地區，東部南部為高聳山脈。該市人口、建筑密度較高，全年風力較小，空氣污染物不易擴散。秋冬兩季霧霾頻發，持續時間長、危害程度高，因此該市在國家相關政策的基礎上，專門制定了《治污減霾工作實施方案》。
研究選取了X市基層一線環保工作人員共計30個訪談對象。從實際經驗看，無論研究需求還是工作量，20～30的樣本量都最為合適[15]。所有訪談對象均是正式環保部門工作人員，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訪談提綱主要圍繞著《治污減霾工作方案》的執行情況，訪談時間集中在2016年4月到5月，依據具體情況采取個人深度訪談和小組結構化訪談兩種形式，收集了訪談信息，并整理成訪談紀要和備忘錄。隨機抽取三分之二做資料分析，對其進行分類概括，繼而對初步整理的數據進行開放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編碼，最終獲得有關影響因素及關系模型[16]。剩下的三分之一留作理論飽和性檢驗。質性研究的效度不同于量化研究，用來評價研究結果與現狀之間的相符程度[14]。為了保證編碼效度，采取策略：整理紀要訪談稿約一萬余字，由兩組熟悉本領域、且掌握一定的質性研究方法的研究人員編碼，對專業人士與部分受訪對象反饋，檢查修正信息。
3模型建構
31開放編碼
開放編碼要求研究者?λ?有的訪談資料進行仔細閱讀和初步整理，不遺漏所有關鍵信息，且頭腦中不能預設相關概念[17]，最大可能接近原始數據，從中自然而然地提煉相關信息，形成若干概念和標識，最后對其命名。過程中，剔除個別前后明顯矛盾和頻次極少的初始概念（少于兩次）[18]，最終得到17個范疇，受篇幅限制節選部分內容見表2。
表2訪談資料的開放編碼范疇化整理表（節選）
原始訪談語句（初始概念）范疇
省上領導的思路是收，但是剩下的活就要基層去彌補（基層承擔任務、壓力）制度壓力
我們晚上12369一整夜，你正常接個電話，都是投訴要我派工作人員去處理（公眾投訴）公眾監督
當時X市說的是20周內燃煤鍋爐要全部拆完，20周后要拆除燃硫和脫硝（清晰的目標）目標設置清晰度
這幾年什么都沒有了。比如說誰搞得好，獎勵多少錢，現在就是求穩（求穩心態）
這活兒真不是人干的活兒！實際上做做環保，很難干，沒啥干頭（動機不強）公共服務動機
以環保局為主導成立的治污減霾辦，統一牽頭管理的還是治污減霾辦，是環保局牽頭（環保牽頭橫向協調）
我們可以轉辦，給相應的管轄部門，不整改就要扣他們相應的分（部門間協調聯動）橫向協調
我們就認為拿優良天數來作為目標考核的一項內容是不現實的，甚至可以這么講有可能就是造成有些基層單位作假（數據造假）虛假執行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32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主要發現范疇間的聯系，發展主范疇和副范疇，以表現各個部分的關聯。過程中，概念間關系更為明確，為研究建構理論框架提供了基礎。研究在此過程中得到4個主范疇內容見表3。
33選擇編碼
選擇編碼是更為聚焦的一個過程，以主軸編碼中的主范疇為中心，再次編碼，拋棄與議題無關的類屬，發現核心范疇。通過“故事線”的方式描述行為事件和脈絡框架，分析核心范疇與主范疇及其他范疇之間的邏輯關系，搭建出新的理論框架。本文在主范疇之間發現“目標―動機―策略―行為”的四維結構關系，如表4所示。
圍繞“大氣治理政策執行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這一核心范疇，形成了4個主范疇：目標設置、內部管理、外部支持和執行行為，并展開“目標驅動――螺旋推進――行為選擇”的三階段作用機制。第一階段的目標驅動主要指目標設置是前導驅動因素，直接影響政策執行行為。第二階段的螺旋推進主要指外部支持與內部管理的雙因素共同作用，外部支持進一步通過監督壓力和資源供給情況強化或削弱著執行者的執行動力，而執行者本身所在的組織機構內部管理中的價值取向和管理機制進一步約束著執行策略，執行動力與策略在目標與行為的關系中起到雙螺旋推動作用。第三階段的行為選擇主要指在上述目標、動力、策略的共同作用下，執行行為會出現正常和偏差等多種選擇。整體理論模型框架如圖1所示。
34理論飽和度檢驗
本文利用剩下的三分之一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結果證明，上述模型中概念范疇已經豐富，達到了飽和，沒有發現除了上述四個主范疇之外的其他可能形成的關聯，主范疇內部也沒有新的、有價值、高頻次的概念范疇。由此可認為，所建的模型在理論上是飽和的，達到了扎根的要求。
4結論
41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得到以下結論：目標設置、組織結構和執行壓力對大氣治理政策執行行為存在顯著影響。其清晰度、難度和分解程度直接影響大氣治理政策執行者的執行意愿，產生正常執行和偏差執行等執行行為。執行機構的內部管理機制和價值取向，加之外部環境的支持與壓力會交替產生作用，形成對執行策略與執行動力的雙螺旋推進作用，具體解釋如下：
第一，目標設置是大氣治理政策的驅動因素，直接影響了政策執行行為。目標設置對執行行為的影響在X市的具體表現為目標責任考核制的實踐運用。X市在環保領域推行目標責任考核制以后，優良天數也得到了上升。實踐中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受公共領域自身特征影響，很多指標難以量化，且線性思維過重。年年累積的目標任務造成了一味攀高、任務下壓等多種負面后果，直接影響了政策執行的有效性。
實踐中需直面大氣環境問題的真實現狀，進行空氣質量元解析抓住主要原因進行目標設置。大氣環境問題深受當地地理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影響，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法則，需要當地政府實地調研，科學分析實際環境容量和問題原因，對癥下藥提出科學合理的目標任務，并深入到基層執行層面了解可行性，為政策的有效執行奠定基礎。
第二，外部支持不僅是大氣治理政策執行的情境條件，同時直接影響著政策執行。政策執行壓力同其他壓力一致，通過“壓力―認知―行為”路徑對政策執行產生影響。不同主體的關注成為執行者的壓力源，包括公眾監督、體制壓力和資源限制。外部支持與制定環節中的目標設置無關，但對目標設置與執行行為有著調節作用。當外部支持較小時，哪怕目標設置科學合理，執行者會選擇“忽視”，投身于外界普遍?P心的政策問題中，符合“經濟人”假設。當外部支持較大時，哪怕目標設置不合理，執行者也要保證執行效果。
實踐中要合理利用社會力量，發揮公民在政策執行中的作用。不僅延伸了環保管理的觸角，緩解了當前環保部門人員不夠的尷尬局面，同時形成一種多方參與的環保治理格局。與此同時，政府部門也應持有開放的姿態，對社會力量進行合理引導，與其進行平等對話，為其提供合法合理的活動平臺，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
第三，內部管理是執行大氣治理政策的物質載體和機構保障，通過對政策執行策略的選擇影響著執行行為。由于中央對環保工作的重視，環保部門已體現出其超越其他同級部門的權力優勢，政策執行中的協調能力得以加強，但同時也會因“相對獨立”的垂直管理方式而失去當地政府的部分資源支持，明顯影響政策執行的進程和執行策略。組織機構的管理機制是科層制形成的，而機構成員的價值取向是受自身特征影響，均與目標設置無關。當組織機構科學，即便目標設置不合理，執行者也能夠憑借自身較高的公共服務動機，借助科學的管理機制努力完成目標，貫徹政策執行。當組織機構缺乏科學性，哪怕目標設置再高，只會反向導致公共服務動機持續下降，甚至“寄希望于抽調到市局部門”。
篇（6）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經濟體當前絕對碳減排量，也同時考慮經濟發展要求、歷史累積碳排放和實際作出的累積碳減排努力程度，進行綜合評價和分析判斷，在下一階段國際碳減排磋商談判和實際碳減排決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經濟體實際碳減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諾，進行有效決策。
一、碳減排和環境產出
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要求納入環境產出因素，建立社會“環境―經濟”復合社會產出目標。假設社會產出包括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但又具有某種聯合生產和范圍經濟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經濟產出以一經濟體GDP總量，環境產出以碳減排量（根據相對2005年基期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降低45%的相對減排目標，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基準參照強度，進行絕對減排量的換算，參考表1中計算公式）進行度量。借鑒生產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通過技術進步或提高技術效率實現同時提高經濟產出和改善環境的社會生產調整路徑。從碳減排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兼顧實現經濟發展和碳減排的環境友好型調整路徑。
在主流環境經濟學理論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視為經濟發展的外部性效應或負的非期望產出（undesirable output），然后，將其導致的社會負收益或正成本通過內部化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環境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方式與調整過程。在采用DEA方法進行環境績效和效率評價時，該理論假設隱含設定負的非期望環境產出具有弱處置性，降低非期望產出，就需要減少正期望產出，不能滿足DEA模型產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將求解目標調整為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為方便研究，對負期望產出的處理方法主要有負產出法、線性數據轉換法和非線性數據轉換法[2]。
根據IPCC定義，碳排放是7種主要大氣污染物按一定系數加總換算得到的等當量碳排放值，主要與能源利用有關，依據環境經濟學假設一般將其作為負期望產出。相對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關系更為緊密和廣泛。根據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決于人口規模（P）、經濟發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術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強度表征）。STIRPAT模型將IPAT模型擴展為C-D函數形式，將碳排放量的變化歸因于人口數量、人均GDP、產業結構、城市化等指數化驅動因素的影響[3]。
不同于傳統的環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響的努力，不僅包括“主動”降低生產生活過程中與能源消費直接相關的碳排放（即碳減排），如能源利用清潔化、能源結構低碳化、能源效率與節能、碳捕獲/碳儲存（CSS）等，還應包括通過產業結構低碳化、增加碳匯（如植樹造林）、不破壞或不過度開發現有環境資源（或碳匯資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極”或間接的碳減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該努力部份，特別是碳匯資源增量，具有長期的減排效應。該部分的減排努力不易測算，現有基于負期望產出假設的理論，對此未給予明確和充分的解釋。
與一般負期望環境產出假設不同，非負環境產出假設[4]認為，給定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可替代，在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內，社會生產目標是追求相對實現社會環境產出（Q）和經濟產出（P）的最優配置（即林達爾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標，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在徑向距離上逼近經濟生產前沿面。與碳減排概念相結合，把該“環境產出”概念界定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積碳減排量，滿足正期望產出假設，表示為：
進一步，假設碳排放量本文中有關變量，在未特殊說明的情況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決于一經濟體能源消費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應當是實際發生的碳排放量。因此，與能源消費有關的碳排放量測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種一次能源消費與相應碳排放系數乘數再加總得到。碳減排量則是該變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鄰年份的相對凈碳減排量。作為累積碳減排量的環境產出概念，包括了對已實現碳減排成果（或環境存量）的保護。
采用環境方向產出距離函數的DEA生產效率測度理論，在有關研究[4-5]的基礎上，借鑒采用切克蘭德的“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度軟系統評價方法，提出了評價一經濟體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指標集，對有關概念和評價指標及方法進行了進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關評價指標集，用于對1980-2013年期間美國（USA）、歐盟（EU）、日本（JAP）、德國（GER）、印度（IND）與中國（CHN）的環境友好性進行評價、分析和比較。
同時，對其他國家水平指標的測算均以2020年中國經濟產出目標和環境產出目標作為參照指標，結構指標和動態效率指標測算方式不受影響。在國際比較中，水平指標和結構指標本身已經是相對指標，而對于動態效率指標，統一以1980-2013年期間中國對應指標的t-1期值作為參照進行測算，形成可用于比較的相對動態效率指標。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式（12）說明：環境產出與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當期與基期的廣義技術差距（碳排放強度之差）和人口規模POPt有關。同時可以看出，環境產出與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與碳排放IPAT公式的簡單關系刻畫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關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雙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經濟增長迅速和高碳能源結構等約束，兩國碳排放增長迅速；另一方面，依據本文環境產出測算方法，兩國環境產出增長迅速與人口規模增長、GDP/人均GDP雙增長和年均碳減排量高等原因有關，說明考察期內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兩國也同時付出了很大的碳減排和環境生產努力，GDP的能源消費及相關碳排放強度下降明顯。
對應來看，美歐德日巴5個經濟體環境產出增長與碳排放趨勢在內涵上基本一致，即環境生產的增長主要是由碳減排推動。其中，美歐德主要是通過加大碳減排力度和促進碳排放脫鉤，來實現環境產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現出一定的環境產出與碳排放“雙略增”的趨勢，原因在于兩國因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有所增加，具體而言是：仍未走出經濟增長停滯“怪圈”的日本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有所復蘇，同時因暫停核電開發，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費；巴西則是處于經濟追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及其規模效應推動了碳排放的增長。
（二）基于“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1.水平相對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由測算得到各經濟體經濟產出（EL）和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圖3），可得以下發現。
經濟產出水平指數（EL）：結合IMF WEO（2014）預測，2020年前中國GDP（PPP修正）將一直處于快速增長過程，2020年美國和歐洲經濟規模將相當于中國的約90.89%和83.33%，其他國家都被遠遠超越。
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超過德國和日本，僅次于歐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內，德日兩國環境產出水平相近且始終保持平穩，歐美分別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過兩國，說明德日始終保持較高的低碳化水平。
進一步，采用變異系數法測算不同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權重（表2）。變異系數用以描述期內各經濟體對于實現環境和經濟產出目標的難易程度。結合本研究可知，變異系數越大，意味著對應環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測算得到的權重系數，可用于評價考察期內對該項指標實現的側重程度。
由各指標結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水平相對最低，歐美水平較高，其他相近；歐美中的努力水平較高。由于基礎相對較差，中國環境產出改善的效果最為明顯。在經濟產出方面，中美歐努力水平（變異系數）較高，但中國改善程度最大。整體看，中國對經濟發展和環境的政策偏好與歐美相近，說明考察期內中國在致力于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以歐美發展模式作為了主要參考，同時取得了經濟環境“雙快速增長”的良好成績。日德巴印4國均相對側重于經濟發展，主要與這些國家環境基礎條件保持較好有關。中國要真正實現環境和經濟協調的低碳化發展，下一階段應提高環境產出權重，加大環境努力。圖3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該指數測算采用Fisher指數構造方法。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測算均以中國2020年目標水平為參照（標準化為1），因此，據此得到的中國2020年“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也是標準化值1。
由圖3可知，歐美發展水平明顯高于除中國外的其他經濟體，但中國追趕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較快。從“環境―經濟”協調程度改善（綜合指數增速）的角度看，中國改善最快，歐美次之，印日德巴4國增長平緩。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該指數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經濟增長的貢獻。
2.結構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考察期內，依據碳排放強度指標，各經濟體廣義碳減排技術水平基本處于持續進步狀態，即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與多數研究結論一致。但是，依據評價廣義環境技術進步的環境生產強度（單位與碳排放強度相同）指標，結論卻顯然不同（表3）。
總體上，各經濟體環境強度有趨同趨勢，中國技術進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為明顯；歐美技術進步水平相對穩定；德日巴印的所謂“技術退步”狀態，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環境產出增速，其中，印巴兩國更多地強調了經濟增長。
環境友好指數是社會產出和環境產出的無量綱化比值，說明的是一經濟體在社會發展中趨于環境友好的程度。2020年中國該指數取值為1。雖然這并不完全標志著該年份中國的“環境―經濟”生產滿足目標“合意”配置，但不影響國際間比較。
由圖4和表4看出，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的趨同趨勢。
考察期內，中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底子薄，雖在整個考察期內呈提高趨勢，但橫向比仍最低。
德日歐美環境友好程度高，發展平穩。結合實際看，4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說明采取了較合理的社會發展方式。其中，美歐人口和經濟規模與中國相近，在環境生產上采取“踩碎步”的改進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鑒意義。日德的環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歐美，指數略趨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內總體上GDP增長超過環境產出增長。
圖4 環境友好指數國際比較
巴印兩國則是在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實現的“高”環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內，兩國環境友好程度明顯下降，應與兩國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有關。
3.動態效率指數的測算和比較
動態效率基本指數集包括對環境產出的總體績效（DENP）、廣義技術進步影響（DENT）和經濟產出影響（DEEN）的3項評價指數，是基于相鄰年份環比關系對單一經濟體環境生產的動態評價。該類指標只能用于經濟體自身動態效率的縱向比較。此外，為更便于辨析環境產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應用的不同，也分別給出考察期內經濟增長（DCEP）和技術進步（DCTP）對碳排放影響的動態指數變化情況，測算方法相同。
由測算結果（如圖5）可得以下結論。
第一，對所有經濟體，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動態影響均基本為負向效應（DEEN
第二，在廣義技術進步對環境產出動態影響方面，在整個考察期內對中國始終保持正向效應（DETP>1）且最為顯著，但作用逐漸減弱；對歐美在多數年份保持平穩正向效應，變動很小，對歐盟作用強于美國；對其他4國均基本保持負向效應（DETP
第三，依據DCEP指數，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對歐盟和德國在約1/2年份和對美日在約1/3年份呈現正向效應。
大體以1996年和2001年為兩個標志性年份，經濟增長對4個發達經濟體碳排放的影響方式分為三個階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個經濟體的影響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間有所差異。對中巴印3國，經濟增長的碳排放效應均呈負向效應（DCEP
第四，依據DCTP指數，在整個考察期內對各經濟體，廣義技術進步對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應，對中國作用相對最為顯著。
進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國環境產出及其強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強度、GDP數據作為參照，僅選取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可比指數（正向指標，簡寫為RENTP，測算公式如式（13））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可比指數（負向指標，簡寫為RCTP，測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較同期其他經濟體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差距。
由測算結果（如圖6）有以下發現。
其一，考察期內，各經濟體之間及其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差距，均呈現迅速縮小和趨同的趨勢。依據RENTP指數，總體上，發達經濟體均保持較高技術進步水平，德日兩國高于歐美。僅依據表面指數值，巴印兩國廣義環境技術進步衰退明顯，原因在于初期兩國經濟發展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來也采取了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其二，依據RCTP指數，考察期內，各經濟體的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影響的變化趨勢趨同，且均明顯高于中國。但是，巴西的廣義碳排放技術退步明顯。
4.基于2020年碳減排承諾的預期環境友好特征評價和國際比較
以2020年預期GDP標準化為參照值1，以及根據中國承諾測算的2020年碳排放量（1 026 652萬噸），相應環境產出量（2 962 654萬噸）也標準化為參照值1，可知2020年中國環境友好指數和復合產出水平指數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0年中國各環境生產相關指數為參照，日德兩國環境產出水平最高，環境技術進步水平也最高。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的巴印兩國，環境產出水平和環境友好程度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環境存量，其環境技術水平較高內涵意味著對環境存量的保護工作開展得好。歐美兩經濟體與中國經濟規模相近，但環境友好程度、環境產出水平和碳減排技術進步程度均高。比較可知，中國“經濟―環境”復合生產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在以碳減排努力為代表的環境生產領域仍亟待努力。
具體而言，測算得到的中國2015和2020年環境友好指數反而相對之前明顯降低。以2020年環境友好為1，考察期內1990年至今的環境友好都高于1。這說明中國現有碳強度減排承諾目標偏低或經濟產出目標過高，“環境―經濟”生產目標制定的環境友好性偏低。
四、經濟增長對碳排放和環境產出的影響分析
根據前述定義，可以將環境產出看作受經濟增長、直接碳排放和影響碳排放的其他間接因素等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疊加。HP濾波方法可以幫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響，保留某一影響因素的趨勢性成份。
這里，采用HP濾波方法，對各經濟體，在碳排放和環境產出序列中分別剔出經濟產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響，識別經濟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如圖7），用以說明一經濟體經濟增長對于自身碳排放影響（DCEP）和環境產出影響（DEEN）的不同趨勢特征。該趨勢成份值大于1，說明經濟增長對該方面影響呈正向效應；趨勢成分值小于1，則說明呈負向效應。
依據結果可以看到，各經濟體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凈影響總體呈負向效應，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抵消碳減排努力。而對碳排放則因經濟體不同而不同。相應的趨勢影響分析（表5）也能夠說明經濟與環境產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趨勢效應。
五、政策建議和結論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產出假設的環境經濟分析理論，對中國和美歐等7個主要經濟體的社會“環境―經濟”生產的狀況進行了比較和分析，與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減排指標的有關國際比較研究結論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結論。
碳減排與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經濟增長對環境生產（累積碳減排）總體呈負面影響，有效的碳減排政策應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相獨立。考察期內，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3經濟體環境產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終保持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環境產出水平較高的原因在于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對環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歐對經濟和環境產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國未來需要更加重視環境生產；美歐德日巴5經濟體環境生產與碳減排變化趨勢一致，而中印兩國環境生產與碳排放“雙增長”的原因在于伴隨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等政策導致的碳減排；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趨同趨勢，而中國相對仍最低，德日歐美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更為合理。但是，中國累積環境生產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顯。此外，從環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國2020年承諾測算的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現階段，需要進行調整。
從動態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負面效應，對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影響也較大，但隨時間推移趨于減弱，其中對中國影響最明顯；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影響對各經濟體呈現趨同趨勢，對中美歐體現為正效應，而對其他4經濟體效應為負，對中國正效應最顯著。但是與碳減排相關的單純技術進步也沒有遏止碳排放增長的勢頭。
篇（7）
投資要點：
1、不利因素出現轉機，2013管材招標將成催化劑。
2、重點關注青龍管業和龍泉股份。
2012年四季度以來土地市場已經在回暖、全國“三稅”收入出現穩步增長，受此影響的地方水利自籌資金及水利基金也將增加，而國家預算內資金來源穩定，因此預計2013年起，水利投資或將駛入快車道。
近幾年來水利投資增長明顯慢于鐵路及道路，我們認為，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金融杠桿的差異，與水利投資整體的低杠桿不同，水資源項目（主要包含調水、引水等水資源配置工程），因其單體規模較大，受益范圍較為明確，項目毛利率亦明顯高于農田水利等小項目的特征，存在加杠桿的可能。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認為，水資源工程最有望實現項目進度及投資的超預期。
近兩年我國水資源工程建設的主戰場為南水北調中線一期河北-河南段配套工程，為實現2014年底前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的全線通水，河南段2013進入管材供應階段，河北段大部分管道招標也將于2013年內完成，我們測算河北段配套工程PCCP招標額近乎河南段的1.4倍，且項目單體規模大，明顯利好于中游PCCP管材制作業龍頭上市公司，我們判斷，2013年上半年河北段管道項目的招標將成為PCCP管行業的催化劑。
投資策略：在四家PCCP管上市公司中，我們首選青龍管業。主因：拿單能力強。青龍管業河南段PCCP中標額居第二位，目前PCCP在手訂單約10億元，為12年PCCP業務收入預期值的3.4倍。其次青龍管業“區域化＋專業化”擴張戰略不僅增加了當地PCCP市場議價能力，也控制了運輸成本，保證穩定的盈利能力。
其次關注龍泉股份。龍泉股份除了突出的拿單能力外，其資產周轉速度也快（存貨及應收賬款控制好），ROA水平業內最高。
醫藥：一季報預期良好
興業證券
投資要點：
1、一季報整體有望加速增長。
2、行情尚可持續，堅定持有醫藥股。
2013年一季報預期向好：我們認為，由于2012年行業數據前低后高，醫藥板塊2013年一季報整體有望加速增長，其中一季報業績存在高增長或有超預期增長可能性的公司包括：紅日藥業、信立泰、雙鷺藥業、新華醫療、瑞康醫藥、科華生物、健康元、千山藥機、康緣藥業等。
從政策層面來看，短期內出現實質性利空政策的可能性較小。我們認為，醫藥是盈利增長確定性最高的行業之一，維持“一季度是醫藥板塊較好的投資時點”這一觀點，在業績和政策預期均向好的情況下，合理偏貴的估值并不構成看空的理由，我們繼續看好下階段醫藥股的投資機會。雖然前期大幅上漲之后板塊短期內不排除有震蕩甚至回調的可能性，但行情尚可持續，建議繼續堅定持有醫藥股，而且未來如有調整仍然是買入的機會。
推薦組合：就2月份而言，我們延續此前的兩條選股思路，建議配置業績增長確定的低估值品種，和一季報預期良好的成長股。興業醫藥2013年2月份的組合是：信立泰（13年一季報預計增長40％以上）、雙鷺藥業（13年一季報預計增長40％以上）、新華醫療（13年一季報預計增長40％以上）、麗珠集團（預計13年增長25％，估值23倍）、科華生物（預計13年增長25％，估值22倍）和華潤雙鶴（預計13年增長20％以上，估值20倍）。此外，在2-3線股持續大漲之后，一線白馬股的估值優勢開始凸顯，建議積極配置云南白藥、天士力、恒瑞、華東醫藥等白馬股。
IT：物聯網和營改增傳來利好
申銀萬國
投資要點：
1、國務院推進物聯網發展指導意見。
2、營改增將繼續擴大試點范圍。
年報將近，將檢驗投資者的成長預期。都以成長的名義，投資者的理念其實有差異。一類投資者從概念出發尋找投資線索，可行的概念轉化為企業的業績，至少要經過（1）產業政策的執行或者產業邏輯的可持續性在未來不會扭轉，（2）相關企業的發展戰略正確，（3）相關企業的執行力過硬。即使可行的概念，考慮到以上要素的不確定性，真正實現投資者業績預期的概率也并不高。還有一類投資是投資企業盈利能力的均值回歸。例如，2012 年鐵路行業的投資下滑，導致相關軟件公司業績下降。未來鐵路行業的投資恢復，相關企業的盈利能力（如凈利潤率）可能達到大大高于現在的水平。
計算機行業要以成長的名義，區分以上三類投資。第一類投資是成長股投資，成長股投資的風險在于產業趨勢發生不利變化，企業的戰略發生偏差，企業的執行力弱。成長投資需要耐心，企業經營需要時間，所以成長型公司的復合增長率并不一定非常高，它們的魅力在于可持續。投資者往往把第二類投資誤認為是成長投資，其實是訴諸于人性的概念投資。概念投資的魅力在于短時間獲得巨大投資收益，風險在于較差的市場環境使其他投資者無心追逐概念。第三類投資是周期投資。
近日，國務院推進物聯網有序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無實際超預期之處。財政部在2013 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討會上表示，今年營改增將繼續擴大試點范圍，后年，營改增將推廣至全國。中國銀聯與中國移動首次實現跨行業TSM平臺對接，金融IC卡可遠程申領。中國移動與招商銀行簽署戰略合作，曾經膠著的移動支付標準之爭越來越清晰。
2013 年南方電網進入信息化建設高峰期有利遠光軟件，信雅達通過CMMI4 認證利于2013 年軟件招標，漢得信息總經理再次增持股份28.3 萬股反映業務信心。上調航天信息13 年稅控設備價格和物聯網業務規模。推薦遠光軟件、航天信息、漢得信息、神州泰岳、信雅達、海隆軟件，特別推薦成長和估值都有吸引力的遠光軟件。
環保：緊握一條投資主線
中信證券
投資要點：
1、新型城鎮化仍是環保投資主線。
2、地下水污染問題日益凸顯。
篇（8）
中圖分類號：F061.3；F11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4）01006110
一、引言
貧困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也是經濟學特別是發展經濟學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一般而言，貧困問題研究涉及貧困主體識別、貧困程度測度和反貧困策略選擇三個方面，其中，貧困主體識別和貧困程度測度是基礎。自Booth（1889）和Rowntree（1901）從維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經濟資源或收入水平界定和測度貧困以來，對貧困的識別經歷了靜態到動態、客觀到主觀、確定到模糊、一維到多維的發展過程（葉初升 等，2010）。近年來，貧困問題研究更是進入細化、深化和廣化的發展階段，其中，從多維角度把握貧困的本質，創建科學且易于操作的多維貧困測度方法日漸成為貧困研究的主流，也成為當前學界和政界關注的焦點。
然而，作為世界貧困人口第二的發展中大國，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但在多維貧困的研究和實踐中卻表現并不突出。在多維貧困研究方面，引進和消化國際前沿研究成果仍是國內學者的主要工作。一部分學者對國外多維貧困研究的進展進行了介紹和評述（尚衛平 等，2005；洪興建，2005；陳立中，2008a；張建華 等，2006；鄒薇 等，2012；劉澤琴，2012；葉初升 等，2010，2011）；另一部分學者則應用或修正國外主要的多維貧困測度指數對中國及特定區域進行了多維貧困的實證分析（王小林 等，2010；胡鞍鋼 等，2009，2010；李佳路，2010；羅小蘭 等，2010；蔣翠俠 等，2011；鄒薇，2011；陳琦，2012；郭建宇，2012；李飛，2012）。由于多維貧困研究總體滯后，多維貧困理念普及程度有限，多維貧困測度尚未正式應用于我國扶貧實踐。雖然在我國的扶貧監測中，經濟貧困之外的指標也有涉及，但貧困究竟包括哪些維度、各維度的臨界值為多少、各維度的權重如何確定等均缺乏統一規范。
本研究旨在通過對多維貧困理論基礎、主要測度方法及國際實踐進展的系統闡釋，為多維貧困理念在國內的推廣以及新時期國家“連片特困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實踐提供多維視野和借鑒。與國內已有的多維貧困測度述評文獻不同，本研究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追求邏輯的完整性而不拘泥于內容的完備性，在邏輯上，按照多維貧困的理論基礎、測度方法與實踐應用的思路進行了系統闡釋，但在具體內容上，只選擇最基礎或最核心的理論、方法和代表性國家的實踐進行剖析；二是強調了多維貧困測度方法構建的公理性條件，并對各主要測度方法的聯系和區別以及是否滿足公理性條件進行了初步探討；三是首次對代表性國家的多維貧困測度實踐進行了跨國比較，總結了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的經驗與啟示。
丁建軍：多維貧困的理論基礎、測度方法及實踐進展
二、多維貧困的理論基礎
長期以來，貧困被視為一維概念，僅指經濟上的貧困。其潛在的邏輯是“金錢是萬能的”，只要人們的貨幣收入高于貧困線，那么其在所有其他方面的福利水平都可以得到滿足。但隨著理論與實踐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貧困是一種復雜而綜合的社會現象，除了收入以外，貧困還涉及教育、健康、住房以及公共物品等多個維度的缺失。雖然，福利經濟學家Cannan（1914）、Pigou（1920）等早已認識到貧困和福利問題遠非以貨幣表示的經濟指標能夠輕松描述并解決，但較早明確提出從多維角度來認識貧困與發展問題的學者則是Sen（1976），其“可行能力”理論被公認為是多維貧困的理論基礎（Martinetti，2000）。
1.Sen的“可行能力”理論
在回答“什么樣的平等”這一道德哲學問題時，Sen認為廣受關注的三種平等觀（功利主義的平等、完全效用的平等、羅爾斯主義的平等）都存在嚴重的局限性，無法通過將三者相結合的方式構造一個完備的理論。進而，他首創了“可行能力”概念，提出了“基本可行能力平等”的構想。其中，可行能力指“人們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的能力”（Sen，1980，1984，1985）。
將“可行能力”理念引入貧困分析，Sen提出了“能力貧困”的概念。他認為貧困對應的是功能利的缺失，而功能利缺失的背后則是實現功能利的可行能力的缺失，即個人的福利是以能力為保障的，而貧困的原因則是能力的匱乏。基本可行能力由一系列功能構成，如免受饑餓、疾病的功能，滿足營養需求、接受教育、參與社區社會活動的功能等。一方面，這些功能的喪失是貧困產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們本身就是貧困的表現。因而，基本可行能力包括的功能不僅具有消除貧困的工具價值，而且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種人類福利。如果將生活看做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功能性活動，而對福利的概括評價則必須表現為對這些組成要素的評價形式。作為一個社會人，理應具備包括獲得足夠的營養、基本的醫療條件、基本的住房保障、一定的受教育機會等基本功能（Sen，1983），如果個人或家庭缺少這些功能或者其中的某一項，那就意味著處于貧困狀態。
可行能力貧困理論是對發展貧困理論的發展和超越。發展貧困理論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雖然也強調收入、消費之外的因素，如健康、教育等，但它僅把這些因素看做提高收入和消費的工具或手段。因而，發展貧困理論關注的仍然是個人或家庭是否存在經濟上的貧困，對其他因素的考慮只是因為這些因素可能會影響個人（家庭）現在或未來的經濟狀況。而可行能力貧困理論認為健康、教育這些因素不僅具有消除收入貧困的工具性價值，而且它們本身代表了某種發展的目的，還具有內在的價值。可見，不同于發展貧困理論，可行能力貧困的內涵已經超越了經濟方面的貧困，它把缺乏健康、教育等因素本身看做一種貧困。
Sen從“可行能力”的視角定義貧困催生了多維貧困理論。收入匱乏作為一系列功能性活動中的一種，在市場不完善或不存在的現實情境下，無法作為工具性變量完全反映個體或家庭的被剝奪程度。要正確衡量個體或家庭的貧困程度，就必須從多個功能性維度來考慮個體或家庭被剝奪的狀況，構建多維貧困測度指數（Anand & Sen，1997）。
2.貧困測度的公理性條件
貧困指數應與一系列倫理上說得通的準則相一致（Sen，1976）。因而，只有滿足一系列公理性條件的貧困指數才具有良好的性質。相對于單維貧困指數而言，多維貧困測度的公理性條件更為苛刻。Chakravarty等（2005）概括了多維貧困測度的12條公理：
（1）聚焦性公理（Focus）。某一維度上的改善并不影響另一維度的剝奪，即對于某一貧困主體而言，不同維度之間不可替代。如某人超過貧困線的收入增加不能改變其在教育維度方面的缺失，他在教育維度仍然是貧困的。
（2）標準化定理（Normalization）。貧困指數具有基數特征，即當社會中所有的人都不貧困時，貧困指數為0。
（3）單調性公理（Monotonicity）。若某窮人的狀況得以改善，貧困指數不會增加。
（4）復制不變性公理（Principle of Population）。將維度矩陣復制多次不會改變貧困程度，這一公理有助于進行跨時和跨地區的貧困比較。
（5）對稱性定理（Symmetry）。除了貧困考察的維度以外，其他特征，如姓名等都不會對貧困的測度產生影響。
（6）連續性公理（Continuity）。該公理確保了某一維度上的值包括臨界值的微小變化不會導致貧困指數的劇烈變動，因而，貧困指數不會對臨界值和基本需求的觀測誤差過分敏感。
（7）子群可分性公理（Subgroup Decomposability）。如果將總人口按照種族、地理以及其他分類依據劃分為幾個子類，則總貧困指數可以分解為由人口比重加權的各子群貧困指數的加權和。這一性質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準確地把握各子群體的貧困狀況，并制定針對性強的減貧策略。
（8）基本需求非下降性公理（Nondecreasingness in Subsistence Levels of Attributes）。基本需求提高不會降低貧困程度，如兩個相同的社區中，生存水平更高或基本需求更高的社區其貧困程度不會更低。
（9）非貧困增長性公理（Nonpoverty Growth）。如果一個富人加入某社區不會導致該社區貧困增長。和聚焦性公理一起，非貧困增長性公理確保了貧困指數是人口規模的非增函數。
（10）轉移性公理（Transfers Principle）。如果Y社區的貧困維度矩陣YP在通過一系列等價轉換后，能變成與X社區中的貧困維度矩陣XP相同的矩陣，則X社區的貧困不會高于Y社區的貧困。
（11）規模不變性公理（Scale Invariance）。各維度上的值和臨界值成比例變化不會改變貧困指數，也就是說貧困可以看做是各維度上關于臨界值的相應比例的缺失。
（12）貧困維度間關聯增強性轉換非下降公理（Nondecreasing Poverty Under Correlation Increasing Switch）。當兩個貧困維度之間是替代關系時，實行維度間關聯性增強轉換，不會降低貧困程度。如A、B兩人在2維度都缺失的情形下，假定A在維度1上相對富有（A11>B21），B則在維度2上相對富有（A21
三、多維貧困的主要測度方法
在多維貧困測度中，維度選擇、權重確定以及綜合指數合成是關鍵。基于對上述關鍵點理解的差異，現已發展了一系列多維貧困測度指數和方法。如HM指數（Hagenaars，1987）、HPI人類貧困指數（UNDP，1997）、ChM指數（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FM指數（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WM指數（Chakravarty et al，2005）以及最近發展起來的MPI指數（UNDP，2010）、AF法（Alkire，2007，2011）等。鑒于篇幅，本文僅對應用最為廣泛、影響最為深遠的幾類方法進行闡釋目前，構造多維貧困指數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幾種：基于信息理論的方法（Lugo et al，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 et al，2003）、克服貧困線界定中隨意性的模糊集方法（Cheli et al，1995）、投入產出效率方法（Ramos et al，2005）、“雙界線”方法（Alkire et al，2011）以及主成分分析、多元對應分析等統計方法。 。
1.Watts方法
專家咨詢法完全模糊及相關方法；
加權求和不完全滿足
四、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的國際進展比較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多維貧困測度就在各國的扶貧實踐中逐步興起，并經歷了物質生活質量指數（Morris，1979）、人類發展指數（HDI，UNDP，1990）、基本需求方式（BNA）、農村綜合發展（IRD）、綜合發展項目/計劃的發展階段（Alkire & Sarwar，2010），目前，正進入新一輪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的提升和推廣期。基于體現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發展階段差異的原則，首先，我們考察代表性國家的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然后，總結各國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的經驗與啟示。
1.代表性國家的多維貧困測度實踐進展
英國、南非、墨西哥、菲律賓、印度、不丹和玻利維亞7個國家在多維貧困測度實踐中具有代表性。其中，英國和南非不僅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發展階段最高，而且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墨西哥和菲律賓兩國的多維測度實踐發展程度居中，而且也是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玻利維亞和不丹是人口和經濟規模的小國，而印度是世界貧困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但三者都處于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的發展初期。
（1）英國和南非
受歐盟“社會排斥”（Lenoir，1974）概念的影響，英國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關注收入之外的貧困問題。2000年，針對英格蘭貧困地區制定了首個多維貧困指標體系，經過2004、2007年兩次改進后，該指標體系已被部分地區政府應用于多維貧困測量實踐，具體包括經濟、社會和住房問題三大方面的系列指標。最近，英國又以多重剝奪模式為導向對2007版多維貧困測度指標體系進行改進，共涉及7類37個不同的指標。南非的多維貧困測度實踐與英國較為相似，2000年，南非統計局的社會人口司針對包含住房指標和居住環境指標在內的住戶貧困進行調查，每年一次，調查內容包括教育、健康、工作或失業、由家庭承擔的非酬勞旅行、住房和服務的可得性六個方面。2001年，聯合南非社會政策分析中心和人類科學研究理事會，南非統計局開發了省級多維貧困指標體系，這一多維貧困測度指標體系包括收入和物質的貧困、就業、健康、教育和生活、環境五個方面。目前，南非正在開發國家多維貧困指標體系。
（2）墨西哥和菲律賓
墨西哥和菲律賓也較早地開展了多維貧困測度實踐。其中，2001年，墨西哥貧困測量技術委員會開始負責官方的貧困測量方法開發，構建了包含食物貧困、能力貧困和財產貧困的多維貧困測度指標體系，2002―2006年又進行了多次修訂。2006年后，由社會政策評估全國理事會負責衡量全國、州、市的多維貧困，全國和州一級每2年測度一次，而市一級每5年測度一次。2007―2008年，在專家的協助下進一步對多維貧困測度方法進行了修正，采用了包含收入、健康、食品安全、教育、住房、社會安全和社會凝聚力的貧困線總得分測度方法。菲律賓則在20世紀90年代構建了貧困的社區監測系統，2005年后，完善了監測的內容，使其包括健康、營養、住房、水和衛生、基礎教育、收入、就業和平等秩序8個維度，而且，各地方政府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地方治理的具體指標。事實上，菲律賓采用的是一種典型的地方構建和交付反貧計劃模式。
（3）印度、不丹和玻利維亞
印度雖是世界第一大貧困人口大國，其在多維貧困測度實踐方面卻處于發展的初期。2002年，多維貧困識別方法開始逐步取代收入貧困識別法被政府采用，印度政府通過13個方面的貧困信息計算貧困得分識別貧困家庭，給貧困家庭頒發“貧困家庭卡”。不過，2008年8月印度才宣布新的“多維貧困指標”。不丹和玻利維亞則更多的是在倡導“國民幸福總值”（2008）和“過上幸福生活的能力”的目標下，開始兼顧多維貧困測度。目前，這兩個國家的多維貧困測度指標正在構建中。
2.代表性國家多維貧困測度實踐比較
前文對主要代表性國家的多維扶貧實踐進展進行了概括性闡述。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多維貧困測度國際實踐的特征與規律，我們從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的動機、負責或支持機構、指標選擇與修正、識別與加總方法、使用和結果、最新變化及趨勢6個方面對各國多維貧困測度實踐進行了對比分析，具體如表2所示。
3.經驗與啟示
從上述7國的多維貧困測度實踐進展及對比分析中，我們不難得到以下幾點經驗與啟示：
第一，多維貧困測度指數的維度與指標選擇應充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實現優勢互補。如英國、南非、菲律賓等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相對成功的國家，在指標選擇方面都邀請了學術專家、有調查經驗的專家和政府調查人員等參與，其中，在英國多維貧困測度技術由學術小組負責。
第二，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的可持續性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一是明確的責任機構和支持與合作機構，二是學術專家和研究機構對多維貧困測度指標及方法的持續更新與修正，三是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三，多維貧困測度應與國家或地方的貧困環境相適應，因地制宜。貧困作為全球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但不同地區、社區、群體同時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多維貧困測度涉及貧困主體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等多個維度，自然與地方的特殊性聯系更加緊密。
五、結論與展望
多維減貧將不可阻擋地成為各國減貧實踐的主要發展趨勢，而多維貧困識別、測度則是制定多維減貧政策的前提與基礎。雖然，多維貧困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多維減貧實踐也在不少國家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但作為世界第二大貧困人口大國的中國，在多維貧困的研究和實踐中卻顯得相對滯后。以此為背景，在現有的國內多維貧困研究述評和實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代表性國家的多維貧困測度實踐，本文系統地闡釋了多維貧困的理論基礎、測度方法及國際實踐進展。我們發現：
第一，多維貧困的理論基礎已日趨完善，并基本定型。Sen的可行能力理論超越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單一學科，是一種從哲學高度來界定的貧困概念框架，而公理性條件的提煉則為多維貧困測度奠定了科學基礎。
第二，多維貧困測度方法不斷開發，但滿足公理性條件和易于操作應成為方法開發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具有的良好性質，使其被廣泛應用。
表2 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的跨國比較
國家 動機負責（支持）機構指標選擇
與修正識別與加總使用和后果最新趨勢
英國減少不平等；政策干預貧困家庭；準確識別貧困，有效轉移資源。英國政府學術回顧、協商，地方、中央政府和志愿者參與討論，技術由學術小組承擔貧困排序法
7個維度貧困指標加權合成區域貧困指標（權重建立在研究基礎上）用于決定分配政府貨幣數量，用于瞄準以社區為基礎的地區干預，用于政府和非政府的籌資方式。及時修改一些有變化的指標，尤其是收入方面的指標。
南非減少不平等；準確識別貧困，有效轉移資源。政府和學術機構研究中心成員和利益相關者，5個主要維度指標貧困排序法
多重貧困指標得分（加權組合）省級水平的多維測度方法成為國際成果。由質量向規模轉變；開發多維貧困國家指標體系。
墨西哥跟蹤、監測貧困，評估政策。貧困測量技術委員會、社會政策評估全國理事會6大維度的貧困指標體系臨界值
貧困線總得分法應用于2008年國家和地方貧困報告，2010年UNDP的人類發展報告也采用此法。
菲律賓為政策制定和項目執行提供信息。國家、地方政府、捐贈者、NGO；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社區貧困監測系統）村莊社區設計、調查、分析；前沿研究者負責，與利益相關者和地方調查員磋商；13個核心指標衡量未滿足4項社區監測系統綜合指數指標的住戶識別減貧項目的受益人，用來分析年度發展計劃和社會經濟概況。
印度減少不平等；政策干預貧困家庭；準確識別貧困，有效轉移資源。各州政府（傳統貧困家庭識別），計劃委員會下屬小組（新的多維貧困測度）專家委員會、主管部門、中央和地方政府臨界值
正在開發中作為貧困線的補充參照標準。修正和完善2002年版的13個核心維度的指標。
不丹國民幸福。城市研究中心考慮公眾的意見
4個方面正在開發正在協同國際研究和資助機構開發。
玻利
維亞減少不平等；準確識別貧困，有效轉移資源。城市服務機構正在開發正在開發正在協同國際研究和資助機構開發。
資料來源：參考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國際減貧動態》2010年第5期Sabina Alkire和Moizza Binat Sarwar的《貧困和福利的多維測量》，筆者根據最新資料整理和完善。
第三，相對于將傳統的單維貧困測度拓展到多維的多維貧困測度的方法開發思路而言，擺脫傳統的貧困測度思路，從全新的角度進行多維貧困測度的方法創新研究成果較少，且相關方法的應用也不多見。
第四，多維貧困測度實踐發展不平衡，處于多維貧困研究前沿的國家其多維貧困測度實踐也開展得更好，相反，印度、中國等貧困人口大國卻相對滯后，這可能與這些國家還有較多的人口沒有擺脫經濟貧困、絕對貧困有關。
就多維貧困的研究而言，以下方面有待繼續突破：一是多維貧困理論框架的整理與完善。雖然多維貧困理論基本成型，但尚缺乏文獻對其進行系統綜合和歸納，并針對這一主題整理出完整的理論框架。二是多維貧困測度方法的繼續完善。特別是擺脫傳統貧困測度思路的全新的多維貧困測度方法的開發，以及基于個體貧困又超越個體貧困的社區貧困、區域貧困的多維測度方法的開發。三是以多維減貧為目標的發展模式、減貧政策體系的研究。
而在多維貧困測度實踐方面，較為緊迫的任務有：一是選擇、修正和完善多維貧困測度指標體系，特別是與當地貧困環境相適應的測度指標體系；二是在現有的扶貧監測、住戶調查系統內納入多維貧困指標的調查統計，完善多維貧困測度基礎數據庫建設。就中國而言，在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率先開展多維貧困測度實踐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參考文獻：
陳立中.2008a.轉型時期我國多維度貧困測算及其分解[J].經濟評論（5）：510，25.
陳立中.2008b.收入、知識和健康的三類貧困測算與解析[J].改革（3）：144148.
陳琦.2012.連片特困地區農村貧困的多維測量及政策意涵――以武陵山片區為例[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5863.
程志明.2009.城市貧困的聯合方法研究：多維視角和研究路徑[J].西部商學評論（2）：7484.
郭建宇.2012.農戶多維貧困程度與特征分析――基于山西農村貧困監測數據[J].農村經濟（3）：1922.
郭建宇，吳國寶.2012.基于不同指標及權重選擇的多維貧困測量――以山西省貧困縣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1220.
胡鞍鋼，童旭光.2010.中國減貧理論與實踐――青海視角[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06112，125，161.
胡鞍鋼，童旭光，諸丹丹.2009.四類貧困的測量：以青海省減貧為例（19782007）[J].湖南社會科學（5）4552.
胡鞍鋼，諸丹丹，童旭光.2010.省級多維減貧經驗：以青海省為例[J].攀登（4）：16.
韓嘉玲，張妍.2011.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一個多維的研究視角[J].貴州社會科學（12）：5863.
洪興建.2005.貧困指數理論研究述評[J].經濟評論（5）：112117.
蔣翠俠，許啟發，李亞琴.2011.中國家庭多維貧困的統計測度[J].統計與決策（22）：9295.
李飛.2012.多維貧困測量的概念、方法和實證分析――基于我國9村調研數據的分析[J].廣東農業科學（9）：203206.
李佳路.2010.農戶多維度貧困測量――以S省30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為例[J].財貿經濟（10）：6368.
李小云，李周，唐麗霞，等.2005.參與式貧困指數的開發與驗證[J].中國農村經濟（5）：3946.
劉澤琴.2012.貧困的多維測度研究述評[J].統計與決策（10）：3336.
羅小蘭，曹艷春.2010.基于AHP方法的中國城市家庭貧困程度測度指標體系設想與實證分析[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6）：7580.
尚衛平，姚智謀.2005.多維貧困測度方法研究[J].財經研究（12）：8894.
王小林，Sabina Alkire.2010.中國多維度貧困測量：估計和政策含義[R].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研究報告，2010（4）.
葉初升，王紅霞.2010.多維貧困及其度量研究的最新進展：問題與方法[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6）：511.
葉初升，趙銳.2011.村級貧困的度量、維度與方法[J].發展經濟學（1）.
葉普萬.2005.貧困經濟學研究：一個文獻綜述[J].世界經濟（9）：7079.
張煥明.2011.農民工家庭貧困水平：模糊收入線測度及代際傳遞性原因[J].中國經濟問題（6）：3143.
張建華，陳立中.2006.總量貧困測度研究述評[J].經濟學（季刊）（2）：675694.
篇（9）
本文為河北行政學院二類課題《河北發展低碳經濟的途經分析-基于中外比較視角》（課題編號：2010XYKT014）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近年來，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發展以低能耗、低排放為標志的“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河北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后，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任務。近年來，中央強調“以人為本”走科學發展之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兩型社會，其實是在中國強勁增長動力之上增加一個平衡器。對于過分依賴煤炭、工業偏重、環境容量有限、環繞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就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改變唯GDP論的驅動模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來抓。發展低碳經濟，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二、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
（一）英國。低碳經濟的先驅英國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2005年英國建立了3，500萬英鎊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國頒布了《氣候變化法案》，承諾到2050年將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的長期目標。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將“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使之應用于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并在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追加了104億英鎊的投資，英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布“碳預算”的國家。2009年7月15日，英國政府公布了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
（二）歐盟。歐盟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整體水平較高。歐盟碳市場（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交易體系，該市場目前不同類別的碳價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參考價值的碳交易市場價格。歐盟通過碳交易實現兩個目標：一是促進私營經濟參與低碳轉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為歐盟發展世界領先的碳技術籌措資金。歐盟還實施經濟與技術援助在內的項目目標式戰略，如積極支持清潔能源項目建設。2010年11月10日歐盟委員會出臺一份新的能源戰略――《能源2020》，擬在重點能源領域實施更加細化的行動計劃。
（三）美國。美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發力。美國政府的舉措可分為節能增效、開發新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美國在新能源、低碳技術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為亞洲低碳經濟的倡導者，也在不斷堅定著低碳發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制定《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確定了綜合推進低碳社會、循環型社會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建設目標。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全球環境研究基金項目組了《面向低碳社會的12大行動》，其中對住宅、工業、交通、能源轉換等都提出了預期減排目標，并提出了相應的技術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藍圖”，這是日本低碳戰略形成的正式標志。2009年4月，《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出臺，旨在通過實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低碳經濟。
（五）韓國。韓國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綠色增長的國家戰略》，明確了2009～2050年的低碳綠色增長總目標。以此為主軸，立法機構負責描繪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行政部門制定了階段計劃，韓國環境部新設“溫室氣體綜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項旨在到2012年前達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計劃；科研部門發展綠色技術及其產業，外匯部門發展“旅游”等貨幣資產項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項目大國。印度在《京都議定書》還未生效的時候，就看好并著手CDM項目，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管理CDM項目開發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支持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發展CDM項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機制方面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此外，印度還通過各種途徑致力于國內的減排行動，包括對煤炭征收碳稅為清潔能源提供資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熱帶雨林為出發點，結合農業和能源產業發展新能源替代產業。如，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總統府牽頭、14個政府部門參加，負責研究和制定有關生物柴油生產與推廣的政策與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內27個州，有23個州建立了研發生物柴油的技術網絡。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項拳頭措施。國家銀行推出各種信貸優惠政策，為生物柴油企業提供融資；央行設立專項信貸資金，鼓勵農戶種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滿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還大力號召和推動國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河北發展低碳經濟具有明顯的優勢：
（一）地理位置優越。河北省處于我國第三經濟增長極“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構成了聞名遐邇的“金三角”。借勢京津輻射優勢，構建河北低碳經濟區，具有獲得國家戰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資源稟賦良好。河北省蘊藏著豐富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資源，是改善能源結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資源基礎。
（三）前期基礎堅實。為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河北自2007年開始實施“雙三十”工程以來，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不斷取得新突破。在發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經投產的風電裝機規模居內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國第三；在光伏發電領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國前列；保定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群，構成了建設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礎，2010年7月國家發改委確定保定市為首批開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試點之一；以“生態科技”、“創新”為理念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目前已經進入全面開發建設階段，作為當今世界四種類型的低碳生態城市之一，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的建設同樣有助于低碳經濟在全省范圍內的崛起；河北在建筑節能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達標，唐山市新建建筑100%達到節能標準；在“節能減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基本實現了“十一五”規劃目標；2009年河北省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快建設唐山新能源汽車、張承千萬千瓦級風電、保定中國電谷、寧晉晶龍等新能源產業基地作為2010年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為河北省的經濟低碳化發展確定了方向。
但是，發展低碳經濟是一項動態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仍面臨許多現實挑戰。一是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政策支持體系還不完善，尚未形成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和金融系統支持機制；二是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對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長態勢，碳增長是剛性的，短期內跨越資源、能源瓶頸約束是主要難題；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將是長期制約因素；四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約；五是河北工業特別是鋼鐵、裝備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比重偏高，“高碳”產業特征明顯，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業眾多，單位能耗偏高，要徹底淘汰這些落后產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時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礎設施、機器設備以及個人大件耐用消費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內改造很難，從而導致高碳排放鎖定，構成潛在風險；八是人們低碳消費意識尚未普遍形成。
四、發展河北低碳經濟的設想
借鑒與參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立足河北現狀，積極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對河北今后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第一，明確低碳發展戰略。戰略是行動的指南，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行動的總體安排。將低碳經濟發展作為重點納入全省總體發展規劃，制定低碳經濟的全面方案和行動路線，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將二氧化碳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中，以制度形式來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努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
第二，細化低碳支持政策。細化政策支持是落實戰略目標的關鍵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因此，需要省人大專門委員會、省有關經濟、環境保護和稅務等部門密切協作，探索建立適應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為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科學合理的制度支撐。
第三，開發低碳居住空間。加強建筑節能技術和標準的推廣，開發低碳住宅已勢在必行。建議引入能效標準和標識制度；提高建筑節能標準，加大標準的檢查、執行力度；鼓勵能源服務公司對既有高耗能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推進建筑節能材料的產業化發展。
第四，構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城鎮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系統，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控制私人轎車無節制增長；加快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和城際高速鐵路，形成立體化交通體系；不斷提高強制性的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促進汽車改善燃油效率；同時，大力發展混合燃料汽車、電動汽車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積極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培養居民“碳中和”理念。通過對“碳中和”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分解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們深刻了解到生活中習慣和細節的改變可以起到減少碳排放、促進碳中和的作用，擁有越來越重要的環保意義。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電小到玩具、書籍和擺設，都有無窮的改進空間，投入智慧就意味著減少每一個環節的碳排放。個人的積極行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匯聚為行為減碳的威力，對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意義重大。
第六，先行試點示范，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在低碳轉型的方向下，為了改革過程不可逆轉，同時使改革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風險是可承擔的，應當堅持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路徑。可以選擇一個或者幾個特定的地區或行業來先期試點，先在局部取得經驗，再逐步擴大，最后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改革經驗。
五、結語
沒有人會反對增長，因為這是繁榮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調整的是增長方式。置身在一個有限的世界，告別“竭澤而漁”的野蠻增長，倡導低碳轉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對我們過往所保持的唯經濟發展單一維度評價體系的深刻反思，也是為了邁向更為人道和可持續的增長軌道，必將成為影響未來若干年河北增長后勁的重要因素。
（作者單位：河北行政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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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末，內蒙古的基本區情是欠發達，經濟總量較小，資源綜合開發利用水平不高，產業層次低、集群化發展不夠、鏈條不長。2006年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為了全面落實“十一五”規劃綱要確定的各項任務，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搶抓機遇，加快發展”，“遵循規律，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和諧發展”。
在正確認識自治區區情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經過5年的奮斗，自治區綜合經濟實力躍上新臺階。一是經濟規模取得大發展，全區生產總值從2005年的390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55億元，年均增長17.6%，經濟總量由全國后列進入中列；人均生產總值達到7070美元，位居全國前列。二是經濟內涵取得大發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顯著推進，以新能源、現代煤化工等為主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風電裝機由20萬千瓦增加到1000萬千瓦居全國首位，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3%以上。
“十一五”全區經濟規模和內涵的大發展給環保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動力，同時，環保工作的大發展也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十一五”以來，環保部共審批自治區各類項目環評163個，總投資6120.3億元；自治區環保廳共審批建設項目環評2506個，總投資74817.3億元。環保工作在積極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又切實強化了污染減排。“十一五”期間，隨著自治區GDP的快速增長，污染排放新增量大幅增加，二氧化硫新增78萬噸以上，化學需氧量新增12萬噸以上，自治區的污染減排工作必須在消化巨額增量的基礎上大力削減存量。到2010年，全區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39.41萬噸，比2005年的145.6萬噸下降4.25%，完成140萬噸總量控制目標的110.61%；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為27.51萬噸，比2005年的29.7萬噸下降7.46%，完成27.7萬噸總量控制目標的109.51%，超額完成了國務院對自治區下達的“十一五”減排目標任務。
污染減排交上滿意答卷，環境質量隨之明顯改善。2010年，內蒙古全區重點監測城市空氣質量為二級良好，優良天數平均達338天，比2005年平均增加63天，主要污染指標分別比2005年下降15―40%，是全國唯一沒有發生酸雨的省區。全區流域水質明顯改善，由“十五”的“中度污染”轉變為“輕度污染”，重點監測的40條河流的67個斷面中，Ⅲ類以上標準水質斷面占65.7%，比2005年提高45個百分點。
二、科學認識的環保發展道路
內蒙古的環保發展既是內蒙古經濟社會大發展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又是正確認識環保工作規律、順應時代轉變理念方法、勇于探索開辟新道路的必然結果。
（一）樹立生態文明觀是環保工作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立足點
找到這個立足點，就找到了環保工作與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總體布局緊密銜接的橋梁。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內在包含了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特征，以及人民群眾喝上放心的水、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在良好的環境中生活等美好的生活圖景。科學發展觀視閾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要在政治上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建成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社會；又要在物質上創造超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觀帶來的發展成就，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這就要求我們既要“補上工業文明的課”，又要“走好生態文明的路”。
生態文明是與以工業化生產方式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為特征的工業文明相對應的概念。首先，樹立生態文明觀要求豐富對經濟發展內涵的認識，不能僅僅以GDP增長單一指標來看待發展，經濟發展包含資源消耗、經濟效益、環境承載三個方面的內涵，應從單純的GDP考量逐步轉變為全面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第二，樹立生態文明觀要求拓展對經濟發展周期的認識，不能單純強調短期內的經濟規模擴張、造成“有水快流”的不良局面，務必在經濟發展上注重長期可持續性和代際公平性，進而長久保持資源稟賦優勢，避免陷入資源枯竭困境。第三，樹立生態文明觀要求豐富對民生內涵的認識，將環境權益作為民生的題中應有之義納入各項政策制定當中，不能忽視更不能漠視公眾環境權益。
（二）在發展中尋求出路是環保工作的根本方法
5年來的實踐，使我們深刻認識到環境保護既是發展問題又是民生問題，解決環境問題必須要從經濟結構、發展方式上找根源。
1、把握發展機遇，環保工作才有出路
這里的發展有兩層含義：一是經濟社會的發展，二是環保自身的發展。從第一個層面來看，環保工作不能就環保論環保，而是應該放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來看待，立足于服務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以環境保護的成績來優化經濟發展、來改善社會民生，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有為才有位。從第二個層面來看，環保工作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發展機遇期。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2005年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2006年國家召開第六次環保大會，總理提出環境保護“三個歷史性轉變”的指導思想。一系列的重大決策表明，環保工作已經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干線、主戰場和大舞臺，必須認識機遇、搶抓機遇，乘勢而為，從而開創環保事業長足發展的有利局面。
2、大力實施科技興環保、人才強環保戰略，提升環保發展能力
環保發展能力的提升，表現為適應時展，提高行政效能，有能力應對當前日趨嚴峻的環境形勢，破解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環境問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大力實施科技興環保、人才強環保戰略。2007年自治區政府出臺了《關于貫徹落實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精神的意見》的文件，明確要求各級政府每年要將排污費的50%用于加強環保自身能力建設，這為環保自身能力跨越式發展開鑿了源泉。5年來，國家和自治區直接投入財政資金17.45億元，其中能力建設8.85億元，污染防治資金8.6億元，自治區環保財政專項資金增加了5倍。
在科技推動環保方面，自治區環保廳5年投入6.2億元全面提升常規監測和自動監測能力，徹底改變了“廢水靠看、廢氣靠聞、廢渣靠摸、噪聲靠聽”的落后狀況。自治區環境監測中心站新建了監測實驗中心，具備了有機、無機等15大類的監測能力，并通過了國家級實驗室技術評估。2008年4月和2010年9月，自治區環保廳分別啟動實施了全區重點污染源自動監控項目一期、二期工程，總投入1.65億元，集成物聯網、“云計算”、3S空間信息管理、3G移動通訊技術，在全國率先建成全區統一的環保物聯網監控平臺、環保移動辦公執法平臺，環保監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借助高效能的環保專網，自治區環保廳與各盟市環保局構建了全區統一的視頻會議系統和環保綜合辦公平臺，建成自治區、盟市兩級環保部門13個現代化的監控中心，形成全區環保管理“一張網”的數字化格局。
在人才增強環保方面，全區環保機構隊伍建設得到明顯加強，新增機構118個，101個旗縣區全部獨立設置了環保局，主要的工業園區也都設置了專門的環保機構，新增各類編制1342個。自治區環保廳機關新增設了環評、總量、人事3個處室，組建了東、西部環保督查中心、評估中心、在線監控中心、固廢管理中心、排污權交易中心、環保產業協會7個事業單位，增加各類行政事業編制128個。
（三）抓住總量控制這個環保工作的主線
從“十一五”內蒙古的污染減排和環境質量改善效果來看，總量控制污染減排工作對改善環境質量有著最直接的作用，抓住總量控制這一環，就抓住了環保工作的主線。
環保工作始終是圍繞如何處理好“三個量”之間的關系來開展的，這三個量就是經濟總量、污染總量和環境質量。三者之間，經濟總量決定污染總量，污染總量決定環境質量。其中，經濟總量對污染總量的決定作用，受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方式等經濟質量因素影響；污染總量對環境質量的決定作用，受污染分布、環境容量等自然生態因素影響；環境質量反過來成為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決定性因素，進而對城市經濟總量增長起到推動或制約的作用。因此，從這個關系上來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要從總量控制做起。總量控制與環評審批、污染治理、監測評估密切聯系，構成工作循環鏈條。總量控制提出污染總量的控制目標，通過環評審批來實現總量指標優化分配，通過污染治理來削減已有總量、控制新增總量，通過監測評估來掌握總量控制和環境改善的成效。總量控制越有成效，經濟發展就越有空間，環境質量就越發改善。實現總量控制目標的基本思路，是貫徹總理“三個轉變”思想，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來解決問題。
1、將總量控制提升為政府意志，建立行政考核機制
“十一五”以來，自治區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減排工作，先后出臺了《關于印發“十一五”期間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的通知》等21個推進減排的行政規章。為嚴格落實行政首長責任制，自治區政府于2006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為組長的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于2009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為組長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領導小組，于2010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為組長的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各盟市也相繼成立以盟市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切實加強了組織領導和工作協調。為嚴格落實減排目標責任考核，2007年自治區把污染減排完成情況列為對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實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將節能減排考核權重由2%提高到8％，超過GDP和財政收入7%的權重，并實行“一票否決”制。
2、將環評審批提升為調控政策，建立優化約束機制
環評審批以總量控制為導向，從單純的行政審批事項轉變為經濟調控措施，能有效地調節發展與環境的矛盾。2006年自治區開展了全國首個省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戰略環境影響評價，并以戰略環評研究成果為依據對自治區“十一五”規劃綱要做出調整。2009年自治區政府出臺了《關于印發自治區工業園區規劃環評審查要點的通知》文件，把推進規劃環評作為從源頭防范結構性和布局性環境污染的關鍵措施來抓，明確工業園區規劃環評審查“十要點”。2008年自治區環保廳出臺《關于建設項目審批“六前置、七環節”的規定》文件，從項目建設全過程控制污染新增量，“六前置”即對項目是否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審批權限、規劃環評要求，是否有環境容量、污染物排放總量指標、環境監測能力和配套環保基礎設施等6個條件進行環評前置審查，“七環節”即在審批過程中嚴格把握項目選址、項目布局、工業用水源、污水排放去向、生產工藝、環境風險防治，以及環境敏感區、城市建成區和景觀區等7個關鍵環節。2009年自治區環保廳為支持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出臺了《關于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若干意見》文件，提出環保部門保增長的21條政策措施，開辟環評審批的“綠色通道”。環評審批以總量控制為目標，疏堵結合，從而優化經濟發展。
3、將污染減排提升為聯合行動，建立綜合減排機制
污染減排要見實效，必須將工作措施由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轉向依靠環境政策引導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將工作機制從過去的環保部門單打獨斗轉變為多部門的協同作戰。2007年自治區環保廳制定了《關于二氧化硫減排“雙五條”化學需氧量減排四條措施的規定》，以加快脫硫工程、污水處理設施建設。2008年，面對全區減排指標處于降與升的邊緣的現狀，自治區政府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減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加強減排的“雙12條”政策措施。為加強經濟激勵，從2009年1月1日起，全區二氧化硫排污費從每公斤0.63元調整至1.26元，污水處理收費標準由不足0.45元每噸提高到生活污水0.7元每噸、工業污水0.9元每噸。2007年自治區政府出臺了《關于印發自治區節能減排實施方案的通知》，將減排任務分解到自治區15個委辦廳局，2008年各級環保部門建立起與發改、統計、水利、城調等部門的減排統計聯系會審制度，2009年自治區紀檢委、監察廳把各地貫徹執行《關于進一步加強減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情況作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重大決策部署的4個重要內容之一進行監督檢查。
通過部門聯合，結構減排成效顯著，“十一五”期間全區共關停小火電機組62臺152萬千瓦，整合煤礦877座淘汰產能1700萬噸，淘汰水泥產能696萬噸，淘汰焦化產能1100萬噸，按國家要求淘汰了不符合產業政策的電石、鐵合金和鋼鐵等落后產能，特別是關停了包鋼3臺90平方米燒結機，在全國規模最大。
4、針對內蒙古特點在工作中進行改革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