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文化差異的正確態度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對待文化差異的正確態度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外語教學的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意識，尊重文化多樣性，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理解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從理解本民族文化發展到鑒賞其他民族文化，最終鑒賞世界性文化。這需要學習者養成對待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和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形成對待文化差異的正確認識、正確態度和正確處理，從而克服由于文化差異而引起的交際障礙。文化意識由文化知識、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際意識與能力組成，是綜合語言運用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得體運用語言的保證，是影響跨文化交際質量、效果和進程的重要因素。

教師在進行文化教學的時候，不僅要向學習者介紹目的語的社會文化現象和知識，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對這些文化現象的剖析，使學習者了解這些現象背后的文化內涵，幫助學習者理解目的語文化的價值觀念，提高他們的文化品位、審美情趣以及在實際交際過程中有效地避免可能出現的文化沖突。

二、外語教師應具備的文化素質

教師是學生學習外語的主要引導者，負有將豐富多樣的外國文化介紹、傳遞給學習者的責任，在跨文化外語教學中具有主導性作用。他們自身所具備的文化知識積累和跨文化意識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習者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習得和培養，這就要求外語教師既要掌握正確的進行文化教學的方法，還要具備理解外國文化內涵、傳播弘揚本民族文化以及進行文化對比的能力。

1.掌握恰當的文化教學方法

文化教學的定位應當以文化知識為起點，以文化意識為橋梁，最終達到理解外國文化為目的，它分為文化知識層和文化理解層兩個層次，以及連接這兩個層次的文化意識教育。要培養具有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外語學習者，文化教學必須超越文化知識層，達到對目的語文化的理解。

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許多外語教師把教文化作為幫助學習者正確理解和得體運用外語的工具，通過在課堂上導入外國文化知識來加深學習者對語言的理解與掌握。這種文化教學方法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是如果簡單地把跨文化教學等同于英美文化的導入對于跨文化外語教學是有欠缺的。在學生的意識中，文化差異可能僅限于習俗、文學、地理、藝術、音樂、舞蹈、服裝時尚等流于表面的東西，那種簡單的文化知識導入僅僅是將外國文化中的表層部分介紹給學習者，卻忽視其蘊含的社會文化內涵、價值觀和世界觀等深層文化，將會使得大多數學習者對外國文化一知半解，從而盲目模仿，這會造成他們不能夠準確地把握隱藏于這些文化現象背后的更深層的文化特質和內涵，不利于在跨文化交際中提高學習者對文化價值和文化差異的敏感性。

因此，文化知識的導入必須同文化內涵和價值的講解結合起來，以幫助學生透過表面現象把握實質內涵。只有理解和把握了隱藏在表層文化背后的特定民族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才能把握這個民族總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傾向，理解和解釋許多其他層次的文化現象，才能幫助學習者對文化信息進行多層次的加工和整合，在增加文化知識的同時提高文化素養。

2.理解外國文化的能力

外語教師肩負著引進和傳播目的語文化的任務，是學習者習得跨文化交際能力和意識的引路人，所以在向學習者介紹外國文化中的表層文化的同時，作為教師，他們自身首先要理解外國文化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規范等深層內涵，才能幫助學習者對外國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然而，就大多數外語教師而言，接觸目的文化和跨文化交際的機會相當有限，并且沒有接受足夠和恰當的培訓，使得他們無法承擔文化教學的重任。這一現實狀況要求他們通過各種方法豐富自己的外語文化知識，大量涉獵課本以外的知識，以完善自身的文化修養。他們要有意識地培養自己對外國文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加強文化中介者的自我意識，把跨文化外語教學提高到新的高度。

3.弘揚本國文化的能力

外語教學只重視目的語的文化教學是不夠的，它更應該成為本國文化輸出的重要途徑。中華文化積淀著整個中華民族和國家過去的全部文化創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蘊含著它走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基因，是所有中華兒女進行身份認同的重要依據和中華民族存在和延續的精神支柱。因此，在幫助學生掌握正確的語言知識和豐富的目的語文化的同時提高學生對我們本國文化的英語表達能力，實現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和輸出，已成為中國外語教學的一個新的重要課題。

篇（2）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60（2013）03-0034-07

一、引言

近十年來，源于歐洲文化背景的遺產保護原則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已引起國內學者的多方關注與討論。其中，對于《威尼斯》（1964）若干原則的質疑，對于《奈良原真性文件》（1994）的推崇，乃至《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2000）和《北京文件》（2007）的出臺，集中體現了中國學者針對上述問題的思考。雖然如此，國內的相關討論仍然差強人意，尤“欠”對國外學界頗具分量的回應。但是無可諱言，翻譯、推介工作的缺位，是導致我們鮮于感知此種國際學術氛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種背景下，比利時學者威勒姆?德爾德（Willem Derde）《遺產及其文化邊界：基于中國例證對西方范式的挑戰》（下稱“德爾德文”）一文中的思考與討論，將有助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切實地感知這種國際氛圍。該文章出自歐洲學者之手，結合其對中國遺產的田野考察親歷，注重從文化背景的視角反思西方遺產范式。就其反思的內容而言，與2002年前后以杭州胡雪巖故居修復工程為標志的、國內遺產界對于《威尼斯》（1964）若干條款的中國適用性討論的內容相似。另一方面，德爾德文的思考路徑較之思考內容更加重要――從文化背景角度考量遺產價值與遺產保護方式，通過對中西文化差異本身的比較和原因的探究，我們或許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討論遺產本身，進而為更準確地把握遺產價值開啟另一扇大門。

二、德爾德文輯要

德爾德文指出，二戰結束以來，全球處置文化遺存的知識框架，主要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或歐洲理事會等國際組織和機構制定。雖然這些公約、和指南已在國際上獲得通過和廣泛認可，但它們的中立地位或全球普適性卻明顯受到中國處置其古跡（monuments）和遺產地（sites）的不同方式的挑戰。通過審視這些差異，可從有關方面洞察這些國際標準和指南的文化內涵，理解它們在何種意義上由西方文化背景所決定。此番開篇，鋪墊了全文質疑和挑戰國際遺產文件理論框架的中國普適性的整體基調。

德爾德文中的中國遺產例證主要包括漢陽陵地下博物館與南闕門工程、大雁塔與慈恩寺周邊工程、大唐芙蓉園。在筆者看來，他對這些例證的認識和評價，既有理解，也有不解，既有曲解，也不乏誤解。在總體上，借助上述幾例，德爾德對當前全球處置文化遺存的知識框架提出若干質疑，并重點結合“就地”保存和《威尼斯》，指出其中既有借鑒歐洲經驗的保護做法，又有令西方所費解的“重建”（實為落架大修），以及遺產與現代環境相融合的變通做法。在他看來，西安乃至中國諸多不同于西方的遺產事象和處置，由外因和內因兩方面所致，不過，二者發揮的實際作用卻有主次之別，這種認識在文章結論部分得以凸顯。他指出，“不該運用諸如經濟變革等外部因素來解釋遺產”，文化背景的差異才是中西方具有不同遺產處置方法的內在因素。基督教從最開始就“強調《圣經》的真實（truth）”，這是西方注重強調遺產物質原真性的根源。而“中國既不享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又不享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國才能形成面對其過去與遺產的另一種態度”。有鑒于此，中歐之間實有必要展開一場真正的遺產對話，它將“促使我們深入思考遺產概念的本身”。

三、德爾德文簡評

1.文章亮點與不足

亮點一，從邏輯角度提出“特設性解釋”，突破將當前中國遺產保護中的問題完全歸因于經濟發展壓力的觀點。

德爾德文開篇即稱，中國“擁有著延續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它們正“轉變成為‘巨大的商機’”，人們也已認識到“旅游業在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對此，德爾德的強烈感受是，“近年來到訪過中國的任何人，無法不被中國城鎮和郊野旅游的‘歷史轉變’所震動”。在此背景下，“對于中國歷史遺產日益增長的興趣將被置于未來幾年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議程當中”。業界通常也認為，經濟快速發展的確已給中國遺產保護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與壓力。因此，德爾德的上述描述很容易引起我們的共鳴。不過，德爾德隨后提出的“特設性解釋”則切實地提示我們，二者的因果關系并非如此直白，尤其是面對中西遺產差異時――假設西安例證中諸多中西遺產差異的“方式受到諸如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變革或現代生活方式等外部因素的驅動，那么，該假設的問題在于，它依賴一種純粹的特設性（ad hoc）解釋。事實上，基于同樣的假設，我們可以輕易地為其相反觀點進行論辯：中國正經歷著快速變革的時期，所以應給予保存原真以更多的關注，特別是由于經濟發展可以賺到更多的錢”。因此，必須有意識地脫離中西遺產差異受到經濟等外部因素影響的思維慣性，而“特設性解釋”的提出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掀開遺產保護利用工程之表面，究竟是什么因素內在地影響了中國的遺產保護態度和行為？

亮點二，指出西方遺產標準基于基督教文化，應從文化差異的角度理解中國的遺產保護。

德爾德文的第8部分將中西遺產差異歸結為文化處理（cultural approach）的不同。在西方，原真性的認識根源于基督教。“西方強調原真是其對自己的歷史遺產持有不同態度的結果，這種結果通體反映出對于歷史真實（historical truth）的探究，這種探究至少對一個領域極端重要，該領域在西方的，也即基督教的發展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基督教從最開始強調《圣經》的真實（truth），就顯示出與異教徒之謬誤與無知的截然差別；對同樣真實的探究，也在歐洲宗教改革時期顯示出基督教自身的截然決裂；對《圣經》真實的探究，也決定著從解釋學到考古學等多個學科的建立，這些學科顯示出世界在科學的真實與錯誤的概念之間的截然決裂。持續留存下來的，是對歷史遺產身上究竟發生了什么的一種探究。因而我主張，同樣的態度現在可見于西方對待其遺產的方式上。正是這種態度，驅使國際遺產團體教導全球應如何致力于遺產事宜。”

德爾德指出，“歐洲看重的是所發生的真實歷史。因此，歐洲強調對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后來添加物’進行謹慎區分。建筑上的每塊石頭都被仔細檢查和描述，任何部分均不能替換，除非有關乎建筑物存活的必要。如需替換，一切所為要依照同樣的舊有技術。因此，建筑的歷史被記錄下來并展示給公眾。修復什么、如何修復等決定，都要遵照建筑物自身的歷史記錄而做出。這也正是建筑物借取原真性并由此使之具有了保存價值。這種視遺產為“歷史”的狹隘處理也從根本上排除了其它方法。此番認識深刻揭示出歐洲對于遺產物質層次原真性的關注。不過，物質層次的原真性，只是遺產原真性的部分而非全部。

文章的不足之處在于，雖然試圖從文化差異的角度解釋中西方的不同遺產態度，但其解釋僅停留在遺產工程層面，并沒有闡明中國遺產自身的內在邏輯。

通過上述兩個亮點，德爾德清晰地勾勒出西方文化的一個內在邏輯，“歐洲看重的是所發生的真實歷史”，而中國則不同。不過，他未能提出比肩于西方基督教與追尋《圣經》真實的、源于中國文化深層的原因――中國文化何以具有與歐洲不同的內在特點？而這也直接影響到他對于西安遺產例證的準確理解，曲解、不解和誤解由此而生。

2.文章總體評價

近年來，中國遺產學者倡揚中國獨特遺產理念的意識日趨強烈。在此背景下，《遺產及其文化邊界》一文以其“西方學者-中國例證-中歐遺產差異和對話”的獨特格局，使得對于“二戰”后獲得國際認可的遺產公約、或指南的全球普適性討論有了來自除東方質疑之外的西方支點。這是德爾德文的外在意義。

當今中國，“保存原真的需要抵不過中國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帶給遺產的沖擊”，德爾德此言可謂一語中的。雖如此，德爾德更多地旨在強調中西遺產思想與做法的諸多差異本質上源自內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非外因（如經濟發展）。歐洲的遺產原真性密切受到基督教從一開始就極為強調《圣經》真實的影響，這是德爾德文章的點睛之筆，也是此文的內在意義之一。

或許，威勒姆?德爾德并非是提出上述觀點的西方遺產學者第一人，但這并不影響此文的價值。在中國總結自身獨特遺產思想意識迅速覺醒的今天，德爾德文可以視為對中國遺產意識提升的國際氛圍營建。最后，文章立意高遠，呼吁共同搭建中歐遺產平臺、積極尋求遺產對話：“正是在這里，中歐之間應展開一場真正的對話，不同文化背景的伙伴平等地相聚一堂。正是這場對話，將真正地豐饒歐洲與中國，因為，它促使我們深入思考遺產概念本身。”

四、中西方不同遺產處置方法探因

1.經濟快速發展――外因，非根本

毋庸諱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已顯著地影響到中國遺產保護的現狀，“建設性”破壞事件的頻頻發生是這一過程的清晰寫照。如果說大雁塔塔寺建筑群作為“新的、進行之中的城市發展項目的重心”，某種程度上還帶有遺產工程迎合快速城市化進程并做出妥協的意味，那么，更甚者則有舊城改造中對文物建筑、歷史中心或街區的拆舊建新，極端者如1992年濟南老火車站被拆、2000年浙江定海古城被毀等等。而今，遺產地被假以旅游地產、文化經營或文化創意產業之名，用以刺激旅游、拉動地方GDP的遺產利用模式，如雨后春筍般見于各地實踐。

類同于環境事業的“先污染、后治理”軌跡，中國遺產事業重蹈發達國家“先破壞、后保護”覆轍之勢明顯。由此，遺產保護壓力持續增加。置身于如此社會背景之中，很難不令人聯想到，當前中國遺產保護中的種種不良事象，與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變革或現代生活方式轉變等因素直接相關。以三峽大壩為代表的國家工程牽連出的遺產保護問題（并非首要，更非唯一），堪為中國遺產保護與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復雜關系的突出代表。有鑒于此，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指出，要警惕風景名勝區的“人工化、商業化、現代化”（即“三化”）。他亦坦言，20世紀90年生在風景名勝區和遺產地的破壞事件，超過了建國后40年的總和。而今，“三化”問題在國內眾多知名遺產地愈演愈烈，經濟快速發展對中國遺產保護的壓力由此可見一斑。德爾德文亦稱：“國際遺產團體（community）似乎假設，中國處置遺產有著不同的方式，這種方式很少關注公認的國際標準，而且受制于遺產融入當代中國這種快速變化的環境。”

上述態勢同樣可見之于西方。1999年，吳良鏞教授在《北京》中，以“大發展”和“大破壞”概括人類走過的20世紀。此言表明，發展對于環境、遺產的不良影響已是共識。回顧過去，以1954年埃及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神廟搬遷為標志，UNESCO世界遺產事業從起點上便與經濟發展有著不解之緣，這多少昭示出未來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互相博弈的坎坷進程。近幾年的一個標志性事件當屬德國德累斯頓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該文化遺產于2009年被UNESCO從《世界遺產名錄》中除名。詳其端由，是為了緩解當地交通堵塞，要在河谷內建造一座長635米的橋梁。

既然中西方都存在類似情況，那么，將遺產處置與認識的中西差異歸結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變革的觀點似乎并不恰當。德爾德也指出：“歐洲也有城市快速發展的諸多例證，為什么同樣的現象卻沒有發生在歐洲？盡管城市快速發展或會威脅遺產遺跡的保存，但絕不會形成一場辯論來質疑遺產從業者保存原真的需要。事實上，顯著跡象表明，上述問題還牽涉到國際遺產團體甚至尚未認識或提到的其它方面。”文末第8部分，德爾德進一步重申：“人們不該運用諸如經濟變革等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來解釋遺產。實際上，如果我們想理解遺產對于當代社會的重要性，或者想理解上述遺產概念，就有必要直接面對中、西方處置遺產的方法。”筆者也認為，經濟發展（外因）并非中國對待遺產具有不同于西方態度的根本原因，事實上，經濟發展只是放大了本來就存在的中西遺產差異。如此，什么是導致這種差異的內因（internal factors）呢？

2.文化背景差異――內因，其實質

德爾德所舉另一例證，亦常被用于解釋中西方不同的遺產觀。“對于中國人而言，500年歷史的寺院中一幅新的彩繪摹本也很好”，“這種感受當然不能簡單地用中國快速的城市發展來解釋。事實上，此類感受頗令人費解。從西方視角看，好像中國人不關心自己的遺產。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給我們留下了一種遭到極度扭曲的觀點”。事實上，“遺產在當代中國是重要的，不過，我們的知識框架不容我們對所發生的事情做出真切的解釋。”德爾德此說，一方面提醒我們注意社會經濟條件對于遺產的必然影響，另一方面則更關鍵地表達出，針對中西方對于遺產原真性的認識差異，城市化發展只是原因之一，但絕非根本原因。這種認識差異，實際“牽涉到國際遺產團體甚至尚未認識到或提到的其它方面”。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呢？德爾德文中雖然言及基督教文化背景在中國的缺失，但這顯然并非答案的全部。

陳薇等（1989）曾以對曲阜孔廟和雅典帕臺農神廟的比較為例，認為東西方古跡保護的差異在于，“西方方法的重點是放在對客觀的實際關心上”，而“中國方法要求通過尊重古跡的內部意義來保護外部特征，以便達到形式和其內涵的和諧平衡”。1994年陳薇進而提出，“中西方不同的文物建筑保護方法和觀念，表達出不同的社會意義，其組織轉換規律是：西方是‘能指對位’――文物建筑保護的外在形式和它所表達的歷史可讀性呈對應性；中國則是‘意指錯位’一一文物建筑保護所誘發的某種意向和其外在形式所載的時代印記呈不對稱性。也就是說，西方的文物建筑保護，能客觀地表現它所跨越的歷史及各時期的相互聯系的特征，它像語言一樣，用陳述的形式傳遞全部的事實信息，具有‘歷時性’的特征；中國的文物建筑保護，往往展示出由簡單到復雜各部分相互錯綜的整體關系，它不是將各種事實按時間順序排列，而是將由建筑形式及建筑相互‘接合’所形成的一種比喻性或一種完整的意象一次性地呈現出來，具有‘同時性’的特征。”

針對中西方文物建筑保護方法和觀念差異的深層原因，陳薇（1994）認為，“中西方價值體系的不同確實成就了不同的文物保護觀念和方法，并使之產生不同的社會意義。而最根本的就是價值來源以及價值世界和現實之間的關系問題，中西方是存有本質差異的。從價值具有超越的源頭而言，中西文化在開始時似無基本不同，都把人間秩序和道德價值歸于‘帝’或‘天’。但是若從起源源頭和人世之間的關系著眼，則差異極大。”要言之，中西方不同的價值來源以及價值世界和現實之間的關系問題，導致了中西方價值體系的不同，進而導致了中西文物建筑保護方法和觀念的差異。

尋此脈絡，中西方遺產不同的文化處理亦有其它更深層次的原因。季羨林先生認為，中西文化的區別在于“中、西思維模式，思維方式不一樣。西方思維模式的基礎是分析，什么東西都分析，一分為二，萬世不竭。東方呢，思維模式是綜合。綜合是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系”。從哲學層面，杜維明先生則指出，“中國哲學的基調之一，是把無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相互交融的實體。這種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長江大河來譬喻的‘存有連續’的本體觀，和以‘上帝創造萬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學絕然不同。美國學者牟復禮（F.w.Mote）指出，在先秦諸子的顯學中，沒有出現‘創世神話’，這是中國哲學最突出的特征。這個提法雖在西方漢學界引起一些爭議，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國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價值。”從本體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上，杜維明指出，“中國人本體論中的一個基調是相信存有的連續性，這種信仰對中國的哲學、宗教、認識論、美學及倫理學等各個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表3）德爾德也將中西遺產差異的原因從文化背景差異延伸到基督教的影響，即，“中國既不享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又不享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國才能形成面對其過去與遺產的另一種態度”。

眾所周知，中西文化差異與比較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研究課題。季羨林先生曾言，中西文化有別的說法，1300年以前就開始了。不過，立足文化遺產映照這種差異尚屬新鮮，相關研究至少在國內寥寥，上文所引陳薇教授的文章是筆者目前可見的兩篇。

坦白地講，陳薇的觀點或有片面甚至紕漏之處，例如其關于“意指錯位”的認識。其1989年文章之觀點，以對曲阜孔廟和雅典帕臺農神廟此類文物建筑的比較為前提，1994年文中的有關解釋，也顯然針對此類文物建筑。意指錯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孔廟歷經千年不斷改建和擴建，難從細節上逐一標定準確年代信息的復雜歷史狀態，但是，意指錯位的不適性也是顯見的。比如，意指錯位不宜成為當前國內不少遺產維修實踐中有欠科學性的“遺產混搭”等遺產處置方法的借口。畢竟，尊重原真性，最大限度地保留而非混淆存在于遺產原真性之中的歷史信息，這是超越東西方遺產處置具體手段（操作層面）差異之外、需要共同遵循的科學原則。此外，意指錯位更不能解釋以梁思成先生為代表的建筑界對中國文物建筑保護的認識，也不能解釋近年來我國考古界對于考古遺址（archaeolog-ical sites）保護利用的一些做法，如漢陽陵南闕門工程。該工程代表著當前中國考古遺產地帶有普遍性的一類做法，遺址保護與遺址展示、旅游吸引物與現實妥協相互交織，值得關注。

事實上，意指錯位的正面價值主要表現在文學藝術創造領域。在那里，意指錯位是有意為之且精心設計的。在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中，活態遺產出現的時序性保護并非意指錯位；而靜態遺產出現的變化常常是由非文化因素（如經濟、政績等）驅動，是負面性的意指錯位。雖然如此，陳薇教授明確提出東西方古跡保護的差異（1989），并結合文物建筑保護與文化學探索差異表象之后的深層原因（1994），這樣的努力是有意義的，值得中國和國際學者關注。

以陳薇二文為據守，筆者希望向背后尋找更加廣泛意義上的對于中西文化差異的解讀。季羨林、杜維明兩位先生觀點的引入也源于此。不過，新問題也由此而生。一方面，如同陳薇的觀點，季、杜二人之說也難免存在著一家之言的偏頗甚至謬誤之處，但是，他們的著眼點畢竟為我們理解中西文化差異（乃至中西遺產差異）指出了可能的方向。另一方面，筆者上文搭建出的論證脈絡一一遺產差異、文化差異、價值來源和哲學層次――仍需季、杜證據之外更多環節的遞接和更多證據的充實。要言之，筆者希望通過已有證據初步向讀者展現這樣的邏輯：中西方文化差異的確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方對待遺產問題的差異，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外因，這個內因更為本質，它將引導我們思考并由此形成對遺產的正確態度。

五、結語

篇（3）

交互電子白板的出現,對教學人員的課堂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結合交互電子白板和思想品德(思想政治)學科特點,教師應在教學觀念和方法上有所改變,更大程度地體現電子白板的優勢。

一、發揮學生主動體驗的課堂教學設計

交互電子白板作為一種現代信息教學工具出現在課堂,最突出的特點在于激發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參與性,凸顯情感的體驗性。這作為教師優先考慮的問題,必然要求教師的課堂教學設計將體驗給學生,讓學生在課堂主動起來。下面我主要通過《世界文化之旅》的教學片斷,介紹運用交互電子白板的簡單操作功能發揮學生主動體驗的積極性,實現“人機”的有效對話。

(一)從“冷漠的點擊者”到“知識情感的媒介”。

多媒體課件呈現的形象化、便捷性。《世界文化之旅》開講前用收集到的圖片、視頻,精心制作PPT講義。而“使用PowerPoint講義授課是一種‘點擊+講解’(Click-and-Speak)的教學行為”,教師與學生正面交流時間很有限,嚴格按照PPT呈現的內容按部就班演示,很容易錯過學生思維的閃亮點,錯失學生稍縱即逝的熱情。如此一堂課下來,師生關系顯得較為冷漠,老師在完成點擊的同時,宣告一節課結束。交互電子白板通過白板操作系統、電子感應白板和感應筆(鼠標),以及內容豐富的學科教學資源庫等軟硬件設施實現了白板和計算機之間的雙向交互通信與操作,教師在白板前就能進行計算機操作,不用再低頭看著講臺上的顯示屏,從而脫離電腦前的操作。教師和學生只要在白板上“指指點點”就能生動地展現整個教學過程,同時系統完整地將教學過程實錄下來,供教師對教學過程的反思。這樣能最大程度地滿足互動教學的需求,促進教學形態由被動型向投入型轉移。

(二)從“教師個人獨立行為”的設計者到“師生群體協作,兼顧個性化”的發動機。

使用PowerPoint,將教學內容利用多媒體課件的文字圖形、影像、動畫、聲音等展示給學生,能夠調動學生多個感官參與學習,激發學習興趣,優化教學過程。這個過程主要是教師個人的一種獨立的預設行為,對學生生成的資源利用不足,師生的群體協作性差,無法將教學延伸至學生的個性化。交互式電子白板就可以彌補這個缺憾。如《世界文化之旅》使用視頻《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導入,可以使用電子白板的標注功能對視頻的內容在播放過程中進行標注,也可以在播放完畢后對內容進行標注。教師根據學生的現場反應進行選擇,我選擇后者,利用交互電子白板的標注功能,師生共同對視頻內容進行重構,在電子白板上連線――相撲:亞洲的日本;擊缶倒計時:中國;時裝周、蘭蔻:歐洲的法國;貝克漢姆:英國;百事可樂:北美洲的美國;足球:足球王國巴西……實現了師生群體協作,教師便是師生群體協作的發動機。

再如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豐富多彩的節日,讓學生各抒己見,運用交互電子白板的標注功能、書寫功能,直接在王安石詩詞《元日》界面上沿著學生的回答,對判斷詞“炮竹聲、春風、新桃、舊符、元日、一歲除”進行標注,選擇的筆粗細不同,在頁面上進行書寫標準。學生自由聯想的節日各不相同,而使用新增頁功能,在透明頁上進行板書,并將這些標注和板書可以獨立保留下來。在得出結論:各國各民族許多的傳統節日,體現了文化在形式上具有多樣性;對比春節的歷史故事和圣誕節的來歷,明白每個節日有自身豐富的內涵,體現文化具有豐富性時,運用交互電子白板做提示性的標注,起到突出功能。這樣就克服了PowerPoint無法獨立保留、改變幻燈片頁數、書寫不變、標注不方便的缺憾,克服了教師“牽”著學生走,力圖讓學生跟隨,一部分學生努力跟隨著教師呈現的信息,而一部分學生因跟不上而游離于課堂之外的問題,改變了課堂上以往看不到的生動和靈性,扭轉了高度結構化、灌輸式的教學令人窒息的局面。

(三)從“課堂的主導者”到“教育教學的主持人、投資人”,從“信息的傳播者”到“意義建構的協助者”。

在教學活動中教師的新角色首先表現為:由教育、教學的主導者轉化為教育、教學的主持人和投資人,即教師由一個教的“主導”轉化為一個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和學習資源的供給者。

對待文化差異的正確態度,要結合政治學科的時政熱點特色,引導學生圍繞“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到閉幕式”的三個問題:請大家談談從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到閉幕式,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它是怎樣體現文化多元和諧的?外國人又是怎樣評價中國的奧運會的?這個環節通過學生的暢所欲言――籃球賽:科比說中國隊很頑強;110米跨欄:八位選手用行動踐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奧林匹克運動精神;英國對自己的八分鐘不滿意而認為中國的奧運很好等――導出對待文化差異的正確態度:要溝通,不要排斥。這些資源是學生現場生成的,交互電子白板提供了一個記錄的平臺,將學生生成資源記錄下來。

由于信息的開放性和信息處理的民主性,學生不再被當作被動接受的客體,他們可以也必須更多地利用探索法、發現法去建構知識的意義。教師要在教學實踐中,給學生創設各式各樣的學習情境,讓學生有意識地使用廣泛的信息資源,起到教師“投資人”的作用。信息時代,學生的角色更傾向于意義的主動建構者。教師的角色當然也必須隨之由“信息的傳播者”向“意義建構的協助者”轉變。

二、構建學習網絡:以教學為主的相關材料收集

交互電子白板作為WEB2.0技術環境的產物,自身所帶的學科資源庫存在天生的缺陷,教師必須有針對性地對教學資源、素材進行充實與分類,如“各國豎小指的不同涵義”和小幽默“處處都漂亮”為學生學習“不同的文化要相互溝通”提供良好的支持。教學資源的收集不能是簡單的羅列,要根據教學內容進行分類:文化的豐富多彩和差異設置“環游世界,說節日”、“環游世界,找標志”兩個環節,對待文化差異的態度設置“環游世界,學溝通”。如有可能,最好提供搜索功能,為學生增加知識面、自主學習提供幫助。

三、“分叉點”背后不容忽視的差異

交互電子白板對生成資源的記錄,可以在日后的常規教學中(教學班的持續學習、其他班級的教學、不同年級的后續教學等)持續使用,關鍵在于老師如何處理這些生成資源。

我在處理“你印象最深刻的內容”時,學生直接回答了“處處都漂亮的小幽默”。我一聽,學生的回答與我的預設相差十萬八千里,我很著急,強行將學生的思路拉回課本的觀點:這則小幽默反映了我們所學習的哪個知識點?(中西文化存在差異,不同文化應相互溝通)

篇（4）

而對于高中學生來說，從高中階段開始他們大量接觸英語語言材料，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到這些英語材料所承載的文化因素。《普通高級中學英語課程標準（實驗稿）》對此提出了具體要求，如："語言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外語教學中，文化是指所學語言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接觸和了解英語國家文化有益于對英語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對本國文化的理解與認識，有益于培養世界意識。"再如，"在教學中，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逐步擴展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在起始階段應使學生對英語國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異同有粗略的了解，教學中涉及的英語國家文化知識，應與學生身邊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并能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在英語學習的較高階段，要通過擴大學生接觸異國文化的范圍，幫助學生拓展視野，使他們提高對中外文化異同的敏感性和鑒別能力，進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可見新課標將文化教育作為英語教學的重要方面。

與此相應，近幾年高考英語命題提供了這樣一個信息：高考試題所負載的文化信息量不斷增加。例如：

—— do you want another drink？

——

.

a. i don't think so. b. no way. c. not at all. d. i wouldn't say no.

該題選自2009年全國高考英語試題（浙江卷）， 答案為d。考生若想答對此題，要清楚西方人交際表達方式，因此不可能選a.b或c。浙江卷整張試卷語言材料選自英語國家經典著作、主流媒體和中學生經常閱讀的書刊等，題材廣泛，涵蓋人文、社會、教育、文化、科技、環保等方面。由此可見，如果忽略了文化背景知識，孤立地教授語言知識，不僅費時費力，而且會加重學生負擔。

所以，在高中新課標英語教學中進行文化教育，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那么，如何在英語教學中進行文化教育呢？筆者結合教學實踐，具體闡述了如何在各個方面給學生講解和滲透英語國家文化，同時還指出，借助非語言交際教學、英語第二課堂等可以鞏固和加深學生對所學語言文化的理解，從而幫助他們真正掌握英語語言。

1.在日常交際中體現文化

在交際中，說話人未按照英美人的社會風俗習慣來交談會導致交際障礙。因此在教學中，教師除了要讓學生記住相關的交際用語，還要幫助學生總結歸納日常口語交際中存在的文化因素，使學生懂得交際規則。筆者認為教師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入手。

1.1 教師要讓學生掌握西方禮貌用語和互尊互讓、平等待人的文化心理。英語中充滿了 thank you、please這類禮貌用語。表示拒絕時，要說 i'm afraid、sorry；西方人不喜歡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因此很少說you should do ...， 而代之以委婉用語，如 would you mind doing ...？在表達建議時西方人很少用祈使句，而用 how about doing ...？主動提供幫助時用would you like me to ...？因此，教師需要求學生牢牢把握"禮貌"原則，這樣才能有助于學生掌握與西方人士交談的規則。

1.2 英美國家人士對年齡、婚姻、收入等問題比較反感，他們認為這些話題涉及個人隱私，詢問個人隱私是不禮貌的行為。因此，教師要讓學生掌握西方人的談話禁忌，在與西方人交往時做到尊重他人的文化。如教師可將中國人與英語國家人士交往初期談話的禁忌歸納為四個詞：i， warm， where， meal。i代表income；第二個詞中w代表weight，a代表age，r代表religion，m代表marriage，由此而引出"七不問"：不問收入、不問體重、不問年齡、不問宗教信仰、不問婚姻狀況、不問"去哪兒"、不問"吃了嗎"。在實際教學中，教師要結合模擬情景，要有所針對地介紹其中所包涵的文化因素，把語言放到具體的語用背景下進行教學。這樣才能使語言"鮮活"起來，使學生獲得真正的交際能力，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

2.在英語詞匯教學中介紹文化

語言的產生與人們的勞動和生活是息息相關的，而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成分，也是文化載荷量最大的成分。最能反映英美文化獨特的魅力和內涵。一個民族文化特有的概念很多通過詞匯和短語表現出來，所以，對于學外語的學生來說，不僅要掌握詞的字面意義，而且要知道詞的涵義，否則會在語言上犯嚴重錯誤，因此教師在平時教學中應注意介紹英語詞匯的文化意義。英語中有許多詞匯來自神話、寓言、傳說，或是與某些名著有關，了解這方面的文英語中的詞匯、習語、諺語等往往隱含著一定的文化內涵。由于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有些英語詞匯與漢語詞匯完全對應，有的則只是部分對應。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些詞匯所反映的文化意義，就不可能恰當地運用這些詞匯。如"龍"在我國被視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議的偉大力量，因而成為至尊的帝王的象征，炎皇子孫都驕傲地稱自己為"龍的傳人"。但希臘羅馬神話中的"龍"卻是象鱷魚類的陸生動物，能夠"噴煙吐火"，是具有四足的兇殘怪物。又如中國人常用"眼紅"一詞來表示嫉妒，而英美人卻用"green-eyed"；再如英語中關于"狗"的表達方式多種多樣，而且常常用來指代人，往往隱含著褒情善意，揭示詞匯的文化內涵，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可真是個幸運兒）；"every dog has its day"（每人在一生中皆有得意之日）。

3.在語法教學中滲透文化

語法規則雖然是一些程式化的、約定的東西，但也包含有文化的成份。例如，英語中的格、數、性、體、人稱、時態、語態、語氣等語法范疇都有強制性的運用規則，而漢語的語法則多是非強制性的，有時可以省略，這種差別可以從英語國家的歷史、民族性格、生活方式等諸方面加以解釋。雖然這些解釋對于實際運用英語并不會起到多大作用，但可以幫助學生理解這些語法規則，甚至可以為學習英語增添一些情趣。

教師在介紹某些句法結構時，應同時介紹其語意和交際功能。如附加疑問句"lovely day， isn't it？"實際上是無疑而問，只是英美人引起話題的一種常見的方式罷了。"why don't you do something？"形式上是疑問句，實質表示一種有禮貌的請求和建議。"would you please turn down the radio？"不是表示疑問而是表示請求，按照西方人的風俗習慣，提出請求常用問句形式，以表示有禮貌。

4.在閱讀教學中感受文化

高中階段的英語教學以閱讀教學為主，nsefc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英語教材）的閱讀材料涵蓋社會、政治、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科普等知識。因此，高中階段文化教學應側重文化知識教學，因為在閱讀過程中，學生掌握背景知識的多少影響其能否正確理解課文，有時甚至歪曲原意。從某種意義上講，學生閱讀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某種世界觀和價值觀。高中階段文化知識教學應擴大背景知識介紹，不但可以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提高英語教學的效率，而且也是正確理解、把握和運用英語，提高學生對中外文化差異的鑒別能力，引導學生正確對待異國文化，培養學生對待異國文化的正確態度和觀念。

例如高中英語module l unit i friendship 一課介紹安妮日記，文中談到了"her family was jewish. so they had to hide or they would be caught by the german nazis"，學生不明白為什么德國納粹黨要殘殺猶太人。筆者便在課后安排他們觀看《奧斯維辛》和《》影片，讓學生了解課文背景知識，這樣學生不僅加深了對課文的理解和記憶，同時激發了其熱愛祖國、發奮學習的熱情。

5.在非語言交際教學體會文化

語言除了有聲語言外，還包括肢體語言，主要有體態、手勢、面部表情等。非語言交際中也包含著重要的文化因素，如果不理解就會造成運用不當，使談話雙方感到尷尬，有時甚至還會引起麻煩的后果。因文化背景的差異，一種文化當中的所謂常識和習慣在另一種文化中往往會具有大相徑庭的含義。例如，一種文化下的人表示同意的體態語"點頭"，在另一種文化下可能會被理解成表示異議的舉動。例如，人教版高中英語第二冊body language一課就專門講解不同國家、地區、民族人們的"身體語言"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國人見面彼此握手表示友好，而在俄羅斯，法國、阿拉伯國家男人見面都是彼此親吻。

篇（5）

        當今，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文化移情能力是跨文化能力系統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那么什么是“移情”？布魯諾認為“移情的字面意義是用自己的感覺去‘體驗’他人的感覺，他是代替性，目的是實現一種‘自我——你’的一致性。”文化移情可視為交際主體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為了保證不同文化之間順利溝通而進行的一種心理體驗，感情位移和認知轉換，即有意識地超越本民族語言文化定勢的心理束縛，站在另一種文化模式中進行思維的心理傾向。因此，在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的學校教學過程中，教師首先應在文化教學中幫助學生戰勝情感上的障礙，對異域文化樹立正確態度，既保持自己原有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同時又能積極理解和吸納異域文化。教師應幫助引導學生培養這方面的習慣和意識，同時又能正確對待本民族文化，能比較客觀地認識和理解各具特色的多樣性文化，避免因文化偏見而導致的跨文化沖突，保證雙向交流和溝通的實現。這樣就有利于中學生在接觸外語的同時，就有一種開闊視野來審視學習。

        二、擴展傳統詞匯教學

        傳統詞匯教學注重詞義的講解及它在句中的功能，這樣只會使學生成為詞的記憶者，而不是靈活的應用者。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產生了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都會首先反映在詞匯上。因此，引導學生認識和掌握詞語的文化意蘊，對培養中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意義深遠。

        1、詞的涵義

        《朗曼現代英語詞典》里講，涵義是“一個詞的基本意義之外的含義。”這一定義說明詞的涵義不同于它的字面意義——基本的或明顯的意義，涵義是詞的隱含的或附加的意義。在詞匯教學中，教師不僅要講授詞的字面意義，而且還要注意揭示其隱含的文化內涵，以確保學生正確的掌握及應用詞匯。例如英語中的peasant與漢語中的“農民”所體現的涵義并不相同，在英語文化里peasant具有貶義。如果把這搞不清的話，我們中學生就會介紹自己家人時談到“my father is a peasant, and my mother is a peasant, too.”時，在外國人看來就非常的不解。如果他們用“farmer”這個不帶任何貶義的詞就對了。 

        2、詞匯聯想意義的差異

        由于受民族文化的影響，一個普通的詞在語言中常有極其豐富的聯想意義，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就可能僅僅是一種語言符號，或所聯想的特征截然不同。如：在中國文化中，“龍”（dragon）在中國封建王朝時代被視為至高無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權象征。時至今日，龍仍然是一種象征吉祥的動物。而在以英語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龍是邪惡的象征，認為龍是兇殘肆虐的怪物，應予以消滅。如果不能弄清諸如此類的詞的意義，對中學生的以后學習和英語交際實踐是非常可怕的。

       三、引入文化背景知識，豐富課堂教學

        一種文化背景下合乎常識的習慣，禮貌的行為，在另一種文化思維中可能會被視為無禮抑或冒犯。人們往往在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進行交往時會無意識地用本民族的文化準則、社會規范、社會語言規則等來判斷和解釋別人的言語行為，而造成實際失誤。例如：有一位同學，假期在一次旅游中，登山時看到一位長者有些吃力，便主動提出幫助，這卻令這位老人十分惱怒，冒犯了他。有些學生看到這樣的情景大為不解，這時教師就應給學生引入一些文化背景知識以解釋其中原因。在中國，尊老愛幼的文化傳統是美德，而在西方文化中，視獨立為榮，即便是老人，也是忌諱被看作年老無用。我們現行的中學教材涉及了很多方面的文化教育的內容，我們教師應該重視對學生這方面的教育和培養，增強其對跨文化意識的理解與培養。同時我們教師能大量搜集與教材內容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豐富課堂教學，以此增強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

        四、創設教學環境，改善教學條件

        中學的英語教學具體實施過程主要在課堂，為此我們教師應盡量給學生創建一個比較真實的和自然的文化語言環境，盡量使學生在無意識中感受和體驗異國風情與文化氛圍。在具體實踐中，可以利用多媒體和網絡的虛擬真實環境彌補教室環境文化真實性不足。教師可以通過網絡把真實的材料帶進教室展示給學生。教師可以與學生以及學生與學生間建立網絡聯系，體驗和使用跨文化意識進行英語交流。

篇（6）

[中圖分類號] F27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6)12-0056-03

[作者簡介] 汪清囡，江西財經大學英語系講師，經濟學碩士，研究方向為跨文化交際和雙語教學。(江西 南昌 330013)

國際商務活動既是一種經濟活動，同時也是一種文化活動。中國商務人員要在國外尋求市場、供應商、合作伙伴、建立附屬公司或合資企業，需要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使用不同語言的商人進行商務往來，很有必要精心研究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活動帶來的影響，并采取相應的對策，使我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過程中，不僅適應國際商務活動主體之間的經濟環境，更能適應相互之間的文化環境，并且取得競爭優勢和獲得國際經營活動主動權。

一、影響國際商務活動的文化因素

(一)時間觀念

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時間觀念。如北美文化的時間觀念很強，對美國人來說時間就是金錢；而亞洲和拉丁美洲文化的時間觀念則較弱，在他們看來，時間應當是被享用的。愛德華?霍爾把時間觀分為兩類：直線型時間觀(Monochronic)和循環的時間觀(Polychronic)，前者強調“專時專用”和“速度”， 北美人、瑞士人、德國人等具有此類特點； 后者則強調“一時多用”， 人們可以有寬松的時刻表和信息反饋的延期，亞洲和拉丁美洲文化具有此類特點。在經貿談判中同樣反映出人們在時間觀念上的區別，導致不同談判者的談判風格和談判方式各異。美國是直線型時間觀的典型。美國人具有強烈的現代競爭意識， 追求速度和效益， 這就造就了美國商人雷厲風行的商業作風。他們會在各個環節盡量縮短談判時間， 力爭使每一場談判都能速戰速決。對他們來說，要衡量一個談判的進程如何，就是看解決了多少小問題。而中國人的時間觀是循環往復的，中方會用長遠的眼光和系統的方法，在廣泛的范圍內綜合分析議題和衡量議題的重要程度，并且希望能夠充分了解議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通常比較注重合作的促成而對完成談判的時間長短不會有非常嚴格的限制， 不愿將整個談判割裂成一個個單獨的議題去分別進行討論。對中方來說，同時討論幾個議題是正常的，他們不會嚴格遵守議程，可能會將美方認為已經解決了的議題重新提出來討論。加上中方通常期望建立長久合作關系，有相當多的時間要花在了解對方的相關信息、宴請、娛樂、游覽上，因此，談判持續的時間會比美方預料的要長。

(二)空間觀念

一種文化的空間觀念，不僅包括人們之間的空間距離，也涉及其心理距離。可分為“隱秘”、“公開”與“半公開”三種情況。

西方人一般有很強的空間領域感( senseof spatialterrito-ry) 和個人秘密感( Privacy) 。由于這兩種需求，他們經常用墻、門及甲板把個人工作或生活的地域劃分開。美國人在工作時，如果辦公室的門敞開著，表明愿意與外界溝通，開放程度較高；反之，當門關著的時候，則表明主人此時不愿受外界干擾，因此，此時仍然毫無顧及地走進去與其交談，無疑將會招致主人的不滿。空間對西方人來說也是一種不可隨意侵犯的財產。因此，晚上九點以后，除非是商務緊急事件，一般不要通電話；在西方人家里做客時，決不可因為好奇心向主人提出參觀臥室的要求，否則就會被認為無禮。中國人由于其歷史的原因一般具有共享地域空間的傳統。在空間觀念方面，中國人采取的是“不即不離”的“半公開”。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有那么多的個人隱私。一些屬于美國文化隱私范疇的事情，在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具有“公開性”，他們往往受到社會、他人的關切。人們不經允許涉足他人的生活領域，不僅不為忤，反而是天經地義，是關系密切、相互關心的表示。類似“你多大了？”“結婚沒有？”“上哪兒去？”等話語會使人感到溫暖、安全，人情味十足，絕無多事之嫌，這種社會關心是和諧人際關系的必要機制。而對歷來以注重隱私著稱于世界的美國人來說，這種社會關心則被視作對隱私的侵犯。與空間觀直接相連的是會話距離。在涉外商務交往中，與來自不同文化國家的人應保持一定的交往距離，使雙方感到舒服。多數講英語的人在交談時不喜歡人們離得太近，總要保持一定距離。英語國家的人認為中國人交談時體距過近。其實，中國人同性間交談體距較近，異性間交談體距較遠。中英交往中，中國女性常常感到英語國家男子與異談時體距過近。

(三)平等觀念

西方社會經歷了爭取平等自由權力的資產階級革命， 平等意識深入人心。在商務活動中， 英美等國奉行平等主義價值觀， 堅持公平合理的原則， 認為雙方進行交易， 無論哪一方都要有利可圖。在情況的介紹方式上， 西方人使用具體的方式， 特別喜歡用數據說話。美國人雖然注重實際利益， 但一般不漫天要價，報價和提出的條件比較客觀。在買賣關系上， 美國賣方往往將買方更多地視為地位相等的人， 對利潤的劃分相對而言較日本人公平。許多美國經理認為， 利潤劃分的公平性似乎比利潤的多少更為重要。而東方人受等級意識的影響較深， 表現在商業活動中的平等方面就不如美國和其他西方人。如日本人， 善于做大蛋糕， 但劃分蛋糕的方式卻不怎么公平。在日本， 顧客被看作上帝， 賣方往往會順從買方的需要和欲望， 因此， 對利潤的分配較為有利于買方。

目前，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 中國經營者的觀念意識往往具有西方早期市場經濟的特點， 在商務談判中往往采取“單贏”策略， 涉及經濟利益時， 較多地考慮己方的利益， 而不太關注對方的利益。而發達國家的市場體制則相當成熟， 所以，西方談判者更多地采用“雙贏”策略， 基本上能考慮雙方的實際利益。

(四)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作為一種長期的文化積淀， 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如就東西方文化而言， 兩者在思維方式上表現出各自的特點。其一， 東方文化重演繹推理， 習慣于從一般到個別， 即根據一般原理推出個別結論； 而西方文化重歸納推理， 習慣于從個別到一般， 即從許多個別事物的特征中找出這一類事物的共同本質。其二， 東方文化偏好綜合思維，即在思想上將各個對象的各個部分聯合為整體，將他的各種屬性、方面、聯系等結合起來； 英美文化偏好分析思維， 即在思想上將一個完整的對象分解成各個組成部分、方面。其三， 東方人注重統一，英美人注重對立。如中國哲學雖不否認對立，但比較強調統一方面，而西方人注重把一切事物分為兩個對立的方面。基于客觀存在的思維差異，不同文化的談判者呈現出決策上的差異，形成順序決策方法和通盤決策方法間的沖突。當面臨一項復雜的談判任務時，采用順序決策方法的西方文化特別是英美人喜歡從具體事物入手， 認為細節才是問題的本質， 如果他們認為在某一個問題上占有優勢， 可以獲得主動， 就會首先談判這個內容， 而在原則問題上比較寬松， 不受原則框架的限制。在他們的合同中， 各項條款的認定也比東方人細致明確。然而，采用通盤決策方法的東方文化則注重對所有的問題整體討論，不存在明顯的次序之分，在談判時首先要設定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框架，喜歡先談概括性的事項， 然后再制定談判的若干細節，往往把具體內容安排到最后的談判中解決， 認為這有利于以后的討價還價。一旦原則確定， 就會堅定不移， 寸步不讓， 而在具體細節的處理上， 則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

(五)人情和法制觀念．

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以什么作為處事的準則和指向，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是非常明顯的。西方人注重法律，注重契約的觀念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美國人在與中國人談判之前常常準備了詳細的法律文件， 在談判時也常常有律師參與。他們看到中方準備的文件常常感到像是一份提綱， 缺乏法律的嚴密性。中方則往往認為美方的文件過于繁復， 細節過多。中國文化習慣于避免從法律上考慮問題、解決問題，而是著重于從人情上尋求解決辦法。在中國，“人情至上”的觀念占據著人們的思想，一旦發生分歧或糾紛，首先想到如何贏得周圍輿論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在中國文化里有著極其特殊的內涵和意義。中國文化崇尚和諧，這種和諧一旦被打破，就不好再合作。 西方人則與此不同，他們對于糾紛的處置是借助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 西方許多個人和公司都聘請法律顧問和律師，遇有糾紛時則派上用場，由律師出面去處理。 一些在中國人看來要通過復雜的人際關系網去解決的糾紛，在西方人看來卻未必如此。這種差異在國際商務中經常造成相互溝通的困難，產生交流誤解，出現決策沖突。

僅以契約的文本為例，由于文化傳統的不同，對待契約的態度是大不相同的。西方文化是契約文化，他們非常重視契約的精確性，也非常尊重契約的權威，契約一旦生效就會嚴格執行；可是在東方文化的傳統中，對文本是大而化之的，更注重的是信譽。根據對大量中西貿易合同糾紛的分析，中國合同與外國合同存在四個方面的明顯差異：一是對適用法律的詮釋，二是對訂立合同的要求，三是經濟合作項目是否需要政府批準的問題，四是重合同條款還是重政府或主管部門的紅頭文件或規章，而這些差異的背后實際是重法制還是重人情的差異。

二、跨文化背景下商務活動的策略

(一)樹立文化平等觀，克服民族中心論

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各自具體的客觀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都是由于其所處社會環境不同所致。不同的文化沒有也不可能有絕對的優劣之分，因而不能因為其他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就輕視其他民族的文化。跨文化溝通的目的是互相了解，互相汲取，既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這才是跨文化溝通中應持有的正確態度。樹立文化平等觀，所要重點克服的是民族中心論。民族中心論的人們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場上，以自身所處的文化為中心，認為自己所屬文化是優越的，自己群體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是最理想的，而不同于自己文化的文化是低等或者下等的。 例如，在古代中國，把邊疆地區的民族稱作“東夷”，“西戎”，“南蠻”。德國人曾自認為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日本過去也曾有人稱朝鮮人是“吃大蒜的人”，而朝鮮過去則稱日本人為“侏儒”。這些都是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的表現。

(二)相互尊重，

在國際經貿與商務活動中，要達到跨文化溝通的目標，首先要學會尊重別人，真誠地對待別人。尊重別人，表現在對別人人格、信仰、價值觀、風俗習慣等文化差異的尊重，也包括對別人看法和利益關系的尊重。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對周圍的世界會有不同的看法，會有自己的行為方式。我們不要拿本國文化的道德標準去衡量異國文化中人們的行為方式，也不要將自己的觀點和行為方式強加給別人。尊重別人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溝通，在經濟貿易或商務合作等方面達成共識。事實上，由于合作雙方各自的文化差異和所代表利益的不同，要達到完全的共識有時是很難的。因此“共識”并不是要求合作雙方在一切見解、看法和理解等方面都完全趨同，而是要求合作者做到“求大同存小異”。是溝通的原則，共識的達成有時還需要合作各方的變通、妥協和讓步，把握各個溝通環節，采取相應溝通技巧。在國際經貿與商務環境下，跨文化溝通也涉及許多方面，從預約，打招呼，贈送禮物到商務談判，從經營，營銷到廣告傳播等各方面都是跨文化溝通的環節。針對各環節，應采取相應的溝通技巧，以達到最佳的跨文化溝通效果。

(三)既做好文化適應，又善于文化介入

在日益頻繁的國際經貿與商務活動中，跨國經營除了要遵守國際合作契約和交際禮儀外，首先應考慮的是如何適應當地文化，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經營者或合作者的心理，充分尊重和理解當地文化，將那種單一文化視野擴展成雙重或多重文化視野。做好文化適應是跨文化溝通順利開展的前提，也是雙方合作的保障。當然，跨文化溝通中的文化適應也并非是要全部的一味地遷就和適應，有時善于抓住機會，適當向對方滲透并介入自己的文化，也能達到溝通和讓當地人們接受別國文化和產品的目的，不過，進行文化滲透與介入時要格外慎重，要考慮到當地人們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或抗拒的程度，不同文化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情緒，對于外來文化介入難免會有抵觸。跨國經營者對東道國文化的某些方面，如語言，風俗習慣，國家或地方利益等抵觸情緒較大的方面，應采取學習和適應的態度，而對一些抵觸情緒較小的領域，特別是消費者的購買方式、飲食方式和員工的工作方式等等，應通過介入和引導，逐步使之朝著有利于本企業經營和貿易方面轉變，在這方面， 美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等企業經營就是成功的范例。這些企業在中國經營西式快餐獲得巨大利潤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在取得投資成功的同時也滲透并介入了本國文化。

三、結束語

文化差異是一種客觀存在，是歷史上形成的東西，無所謂先進和落后。國外企業來到中國開展商務活動需要本土

化，中國企業進軍全球市場也要國際化。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活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 要想取得經營的成功， 很重要的一條是能在跨文化環境下靈活地面對異域文化因素的影響， 無論是適應對方的文化還是對它進行變革，都需要在經營活動中形成一種新的工作方式。這樣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跨國經營， 從而達到向國外市場成功地推行自己的投資戰略的目的。

參考文獻：

篇（7）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07)05－0045－02

近年來，在外語教學中，由于對傳統語法翻譯法的全盤否定和受直接法、聽說法等流派的片面影響，外語教學界在研究母語及母語文化的作用時，過分夸大母語和母語文化的負遷移作用，忽視了它的正遷移作用的存在。很多研究者認為，外語教學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目的語的熟練程度，增加對目的語文化的了解，母語和母語文化在教學中可有可無，在外語教學中盲目排斥母語和母語文化的積極作用。這種觀念的推行直接導致了外語學習者的母語文化素養的降低，而且每況愈下。史國強、王宇通過對沈陽師范學院的130余名考生的翻譯試卷的分析指出，“英語專業學生身上文化素養的欠缺已經到了令人擔心的程度……中國學生竟然不知道抗戰是和誰打仗”[1]。他們還分析了學生中國文化素養欠缺的原因，主張學生應加強中國文化知識的學習。陸魁秋也對汕頭大學英語專業三年級學生的母語文化知識進行了調查，結果也發現學生的中國文化常識非常匱乏。他指出，主體文化(即母語文化)同目的語文化一樣也是交際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主張在課程設置尤其是在低年級的課程設置中增加中國文化課，減少專業主修課[2]。另外，任海棠、從叢、韓紅都提到了這種中國文化知識欠缺的現象――中國文化失語癥。學習者中國文化知識匱乏會直接影響外語語言知識和文化的學習，影響綜合能力的提高。因此，正確理解和對待母語文化在外語學習中的作用是我們搞好外語教學工作的一個關鍵性環節。我們認為，母語和母語文化在外語學習中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母語和母語文化的正遷移作用

對外語學習的研究表明，在外語學習中存在遷移現象。所謂遷移(transfer)是指在學習新知識時，學習者將以前所掌握的知識和經驗遷移、運用于新知識的學習、掌握的一種過程。遷移又可分為正遷移和負遷移兩種。如果舊知識的遷移對新知識的學習起幫助、促進作用，它就是正遷移；如果舊的知識、經驗的遷移妨礙了新知識的獲得，它就是負遷移，即干擾。以往研究者在探究母語的影響時，往往側重于研究母語和母語文化的負遷移作用。其實，對語言文化的大量研究還表明，母語文化在外國語言文化的學習中會發生正遷移作用，即深厚的母語文化功底會對外國語言文化的學習起幫助和促進作用。束定芳、莊智象曾指出：“具有良好的母語交際能力的外語學習者，其外語交際能力的獲得相對容易些。同樣，如果學生的母語與目的語語言結構上越相近，文化背景越相似，交際能力的正遷移發生的概率和規模就越大。”[3]92高一虹根據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弗洛姆(BrichFromm)的“生產性人格”理論，通過對52名中國外語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實驗提出了“生產性外語學習”的概念，即“在目的語學習的過程中，目的語與母語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語文化與母語文化的鑒賞能力相互促進；學習者自身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在生產性外語學習中，母語和母語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4]。許多英語界泰斗如傅雷、錢鐘書、季羨林、許淵沖、王佐良、許國璋、王宗炎等也都是學通古今、在母語和母語文化方面有極高的造詣的。因此，在外語語言與文化學習中，我們要正確利用母語和母語文化，使其發揮更大的正遷移作用。

二、進行文化對比需要以母語文化為參照

由于成人外語學習者的大腦不可能是一無所有的白板，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無意識地在頭腦中把所學外語與母語進行對比。我們的教學應充分利用這一自然現象，而不應阻止其產生。因為文化對比可以促進外國語言文化的學習。恩格斯曾說過，“只有將母語同其他語言對比時，你才能真正懂得所學的語言”。關于在第二語言(L2)學習中第一語言(L1)的參照作用，Stern也進行了很好的描述：“讓我們從早已熟知的關于L1的知識出發，從不可避免的遷移和干擾現象出發，把這些遷移和干擾的存在看做是外語學習的一種前提。毋庸否認，學習者(在學習外語時)是把L1作為參照物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向學習者指出兩種語言的相似及不同之處，幫助他們逐漸形成一個新的L2系統。在跨語言的學習策略上，我們因為首先承認了遷移／干擾作用，所以要有意識地在L1和L2之間移動，比較兩種語言之間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的異同，逐漸而又有意識地完成從L1向L2系統的轉換，幫助學習者建立新的L2語言體系。”[5]看來第二語言與文化的學習是在兩種語言與文化的對比中進行的。而要進行文化對比首先需要學習者深刻理解母語文化。學生從出生到大學一直處于母語文化的氛圍之中，對中國的歷史、文學、風土人情、政治制度、教育體系都有所了解，但和英美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有什么總的特點，他們還不甚了解，他們還沒有把所積累的零散的、感性的文化現象上升到一個系統的、理論性的認識高度，這就需要老師在語言材料明顯涉及英美文化特征時適時地和中國文化加以對比，以幫助學生形成對兩種文化的總體印象，找出其中的共性和差異。比如在涉及美國的個人主義價值取向時，就應該對中國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加以介紹，對比兩者的差異。這樣才可以幫助學生理解一些具體的交際規則，比如英美人為什么有那么多隱私、他們為什么不能理解中國人的謙虛等，從而指導學習者的具體交際，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有時一種英語文化現象，費了好大勁也解釋不明白，如果用一個相似的漢語文化現象作參照，問題就很容易說清楚。因此，劉潤清先生在其專著《論大學英語教學》中認為，“學習外語時，完全脫離母語是不可能的，語言之間有些普遍現象，不參考母語，不與母語對比會造成莫大損失”。由此可見，外語學習者具有較高的母語和母語文化素養也是必需的。

三、較高的母語和母語文化素養是進行跨文化交際的需要

一般情況下，我們對跨文化交際的理解是，掌握足夠的目的語文化知識，在跨文化交際中遵從目的語人士的交際規約，從而避免產生交際沖突和誤解。但是，在跨文化交際中是應當承認差異并容許差異存在的，如果一味拿一方的(一般是強勢文化)文化做標準去消除差異，這有可能會降低交際的難度，但這是以犧牲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為代價的。世界文化是需要多樣性的。湯一介認為，當今人類社會各民族、各國家大都能從其文化傳統中找到某些貢獻于人類社會的資源，不過都只能在某些方面做出貢獻，而不可能解決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切問題。人類文化在哲學、宗教、醫學等方面都是具有互補性的[6]。“有眾多學者認為，今天人類文化所表現的特色，強烈呈顯工具性的及手段性的理性，缺少目的性的關懷，而東方文化在目的性關懷方面，自有其獨特的價值”[7]。因此，在交際中應使雙方都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既拿來又送去，互相學習，共同享受各民族創造的精神財富，保護各民族的優秀文化，“使交際雙方能夠充分發出屬于自己的文化的聲音，又能夠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8]。我們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繼承和發揚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具備較高的母語和母語文化素養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四、具有較高的母語和母語文化素養是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要求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英語教育的目的也是如此，而構成人才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為知識、能力和素質，三者相輔相成，互為唇齒。汪榕培先生認為，素質教育應強調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學會做人，使學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質，確定正確的價值標準；二是學會學習，能夠終生積極、主動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識，并努力創造新知識；三是學會生存，既能掌握一般生存技能，又能掌握特殊專業技能，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應付自如；四是具有較強的國際理解力[9]。外語教學作為外語專業學生接受教育的一條主要渠道，應成為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一個主要途徑，即通過外語教學，不但要傳授給學生語言知識，還要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和人文素養。我國1998年頒發的《關于外語專業面向21世紀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對我國新世紀外語人才的培養規格、本科教育存在的問題等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在“問題”中提出了5個不適應，在“知識結構”、“能力”和“素質”的不適應中指出：“學生往往缺乏相關學科的知識。在語言技能訓練中往往強調模仿記憶卻忽略了學生思維能力、創新能力、分析問題和獨立提出見解能力的培養。”《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2000)對我國高等學校英語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和規格的要求是：高等學校英語專業的人才“應具有扎實的基本功、寬廣的知識面、一定的相關專業知識、較強的能力和較高的素質”。在教學原則中也明確規定：“專業課程教學是實施全面素質教育的主要途徑。專業課程教學不但要提高學生的業務素質，而且要培養他們的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和心理素質。”“應注重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在文化素養方面應“注重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訓練學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能力”。這些都說明大綱把對學生素質的要求提到了相當高的位置。而要提高外語專業學生的綜合素質，母語尤其是母語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素質提高的基礎。有了深厚的母語和母語文化功底，學生才會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質和正確的價值標準；才能夠主動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識，并努力創造新知識；才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應付自如并且具有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才會具有較強的國際理解力，并且能夠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形成對兩種文化的正確態度，既不會成為盲目崇洋、鄙視母語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者，也不會成為盲目自大、拒絕一切外來的豐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的民族中心主義者。總之，學習者母語和母語文化水平提高了，才會有綜合素質的提高，才能促進其外國語言知識和文化的學習，進而促進其跨文化的交際能力的形成。

母語文化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不可忽視。如果把兩者的關系處理好了，目的語的學習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隨著對外語人才要求的不斷變化，未來社會所需要的外語人才不僅要具有豐富的外語知識、較高的外語技能和外語交際能力，而且還必須有較高的個人素質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這是僅靠目的語和目的語文化的學習難以達到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史國強，王宇．新《大綱》與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1(7)．

[2]陸魁秋．主體文化與交際能力[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9(5)．

[3]束定芳，莊智象．現代外語教學――理論、實踐與方法[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

[4]高一虹．生產性雙語現象考察[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1)．

[5]Stern．IssuesandOptionsinLanguageTeach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284．

[6]湯一介．新軸心時代與中華文化定位[C]／／樂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對話(6).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篇（8）

中圖分類號：TU2 文獻標識碼： A

科學和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經濟全球化使地域文化的趨同化日益擴大。全球化影響到傳統的環境藝術設計價值體系，從而使傳統的設計理論和方法被全球化強調均一化及同質化的設計模式所取代。本文以建筑和園林景觀為主要研究對象。當代的建筑大師在傳統的建筑文化理論和實踐方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努力，在這里也對他們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理論進行了對比和分析，從多方面論證環境藝術設計中地域特征的重要性。

1 建筑設計地域性淺析

1.1 建筑設計地域性的含義

建筑設計的地域性，指的是通過結合不同地域的實際，建筑能夠體現出該地域的文化、 思想、 個性等。 建筑是時代的產物，建筑更是一個地域的產物，建筑必須要符合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和思想。

1.2 建筑設計地域性的特點

建筑設計地域性的特點可以歸結為兩大類，一類是廣義上的特點，另一類是狹義上的特點。 廣義上的特點一方面指空間范圍跨度大的建筑所體現出的差異，另一方面指空間范圍跨度小的建筑所體現的差異。 狹義上得特點就是指在相對較小的空間環境中，建筑所體現的地域性差異。

2 環境藝術淺析

2.1 環境藝術含義

環境藝術也可以說成是環境設計，是建筑設計中新興的一門學問。 它包括建筑場所設計的藝術、 建筑與周圍事物關系設計的藝術、 建筑生態和諧設計的藝術。

2.2 環境藝術在中國的發展

環境藝術是在1981舉行的國際建筑師大會上被正式提出的，我國建筑設計對于環境藝術的認識是從1985年開始的。 1987年由 《中國美術學報》 牽頭，正式成立中國環境藝術學會，1992年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建設文化藝術協會環境藝術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環境藝術的發展已經邁上了正軌。

3 環境藝術對建筑設計地域性的影響

3.1 環境藝術對建筑設計文化地域性的影響

建筑設計的文化地域性，分為物質文化地域性和非物質文化地域性。 首先，地域的文化內涵不一樣，那么它表現在建筑設計的表現上就會有所不同。 建筑設計中的尺度與建筑設計的風格會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這主要是不同國家、 不同民族建筑設計地域性的原因。 第二，在國家的內部之間，也存在著由于地方界限導致的各地間生活差異與社會習性的不同。 這種不同一方面造成了很多方面的經濟、 政治等方面的差異，在這個基礎上反映給建筑設計就形成了地域性的差異，另一方面，各地域間無論在哪個方面上，肯定會存在著一定的往來關系，這種往來關系經過不斷的沉淀與積累，各地域間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的反映在建筑的設計上。 第三，由于不同地域間的不同禮制，也會造成建筑設計的差異性。 比如泰國是一個全民信佛的國度，那么它的建筑設計就會體現佛教的特征，我國封建禮制歷史比較長，在建筑設計上多體現封建集權的廟宇式特征。

環境藝術在建筑文化地域性上產生深刻的影響，一方面，環境藝術是建筑設計文化地域性產生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建筑設計文化地域性是環境藝術發展的主要動力。 環境藝術就是建筑設計文化地域性的體現。 地域間的風俗習慣、 文化傳統、 審美文化差異、 制度、 道德等方面的差異都會放映在環境藝術中。 比如，宗教文化的不同，環境藝術在建筑設計中的表現不同，信奉基督教的地域，在建筑的環境設計上就會體現基督教的教義和精神，在一些建筑壁畫上的選擇、建筑整體風格的設計、 建筑內飾的裝修上，都會透漏著基督教的內容。 另外，建筑設計文化地域性事環境藝術的主要推手，促進著環境藝術水平的發展，一個地方的文化有多深厚、 多豐富，相對應的環境藝術的發展潛力就會有多大。 我國的傳統文化博大而且精深，環境藝術在近幾年的發展也是日新月異，客觀上提升了建筑設計的整體水平。

3.2 環境藝術對建筑設計生態地域性的影響

生態因素是近幾年建筑設計的主流方向。 生態的和諧是建筑的重要追求，一個好得建筑設計，離不開對生態環境的參考。生態環境也存在地域性，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地理條件都會造成生態環境的地域性差異。 生態環境主要體現在建筑設計的配套設施上，例如綠地、 樹木、 水文等，如何在建筑設計上結合本地的生態環境特征，創造一個優美、 和諧、 舒適的生態居住環境，考驗著每一個建筑設計者。生態是環境藝術設計的重要環節，在人們生態意識越來越強的條件下，生態因素足可以決定環境藝術設計的成敗。環境藝術的設計者要在設計生態環境時，注重建筑的生態地域性，不能只途表面功夫，要在確保當地生態環境不受破壞的前提下，著力塑造一個適合人居住得生態環境，在綠化、 水文等充分保證人們的休閑性和娛樂性。

3.3 環境藝術對建筑設計景觀地域性的影響

建筑設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景觀設計上。 景觀設計是體現建筑的地域性差異的重要載體，任何建筑都離不開景觀設計。例如中國的傳統民居的門前，都會設計有左右兩個石獅子，認為石獅子是一家院落的守護神。 在中國流傳著一句古話 “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 ，從這點上足可以看出景觀設計對于一座建筑的重要性。景觀設計也是環境藝術的重要體現手法，環境藝術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建筑景觀上的設計。 不同地域的景觀存在著不同的特征和優點。 江南的建筑景觀多為小橋流水式的，北方的建筑景觀多為莊嚴肅穆式的，而一些少數民族的建筑景觀更是富有特色，藏族人民的建筑景觀一般是和高山瑞雪聯系在一起，蒙古族的建筑景觀多體現的是草原氣質，所以，建筑設計存在著較大的景觀地域性，在進行建筑景觀設計時要充分考慮到各種因素。

環境藝術在景觀設計的體現上，要注重多角度、 全方位的設計，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目光短淺，要結合該地域的不同背景進行系統的藝術設計，使得建筑景觀很好地展現建筑的特質，并且從側面提升建筑的整體水平和觀賞性。

3.4整體性：尊重文化傳統的眼界

中國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有很豐富的建筑語言，中國人有傳統的建造經驗，應該從中吸取營養，用自己的方式來保存這種記憶。當然也可以從別人那里借鑒學習，但絕不能抄襲。建筑師應該在更深層次上，對綜合了的人性的、原始的過去進行延續。建筑是整個生活空間的歷史，在不同的時代中得到不同的表現。我們在設計中強調環境藝術設計的整體性是相對于大的規劃而言的，大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小到整個城市、整個村鎮。

3.5創造性：弘揚文化傳統的路徑

對待傳統的正確態度是既要看到傳統的特殊性與歷史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傳統的普遍性與超越性的一面。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包含精華和糟粕兩個部分。大力發展體現時代精神的新文化，就要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就要對文化糟粕予以摒棄。“取其精華”決不能以當代功利主義觀點來對待民族民間文化，而必須尊重民族民間文化的群眾性、廣泛性、存在的合理性，在此基礎上細分慎別，科學對待。

4結束語

隨著人們對現代建筑要求的不斷提高，在進行建筑設計時通常還會融入一定的藝術成分，同時使建筑更加符合其地域性的特征，而隨著建筑行業的發展，建筑設計也被賦予了全新的歷史使命也即是尋找生態環境和現代建筑之間的平衡點。

參考文獻

篇（9）

一、引言

語言是人類交際的工具，它用來傳遞人類交往中所需要表達的意思、情感，即交流人們對所處外部世界的印象、認知，以及自己內心的體驗、情感。學習語言進門容易深造難。在高職日語教學實踐中，我發現，盡管學生經過學習后對語言知識的掌握已達到大綱的要求，聽說讀寫譯的水平都有一定提高，但是在實際運用日語進行交際的過程中，仍有許多學生不能準確地理解對方的日語表達。因此，高職日語教學應注重跨文化交際（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文化コミュニケション能力的培養。本文結合交際教學法，對如何在高職日語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這一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

二、高職日語教學和跨文化交際

王宗炎曾指出：“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和民族，各自構成一個具有特定的語言和文化的群體，這些群體的成員互相交往或對話，這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際，簡稱‘文化間交際’，有人也叫做‘多文化交際’或‘跨文化交際’。”由此看來，跨文化交際行為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礎上，在跨文化的交際市場中，受交流者的身份、性別、年齡、社會地位、生活經歷制約的話題及方式。

交際法理論指出：在外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語言形式，而且要考慮語言形式的功能，讓他們能夠在不同的場合，根據不同的對象，按照不同的需要，用合適的語言形式進行跨文化交際活動。

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脫離文化的外語人才是不被認可的，脫離文化的語言是不存在的，脫離文化的交際必定很膚淺。學習一門語言就應該了解它的文化，在文化中探索語言的學習，能夠促進對語言的掌握。同樣，外語教學也不能脫離所學語言國家的文化和歷史。外語教學的任務是培養能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進行跨文化交際的人才，其根本目的在于實現用外語進行跨文化交際。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形成并非只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學習過程，它必須實現心理深層中的調整。跨文化教學的最高境界應是幫助學生形成對待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正確態度和理念。

但是，就我國目前日語教學的情況而言，重語言形式而輕文化因素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因此，雖然有些學生精通語法規則，詞匯量相當大，并且通過國際日語能力水平測試，但在實際交往中卻處處碰壁。例如：讓學生模擬留學生打工的場景，出現了如下對話。

（一）在商店

本と同じものです。こちらをお包みしてけっこうでしょうか。/這是和樣品一樣的，給您包好，可以嗎？

（二）在餐館

A：パンのかわりはけっこうですか。/您還需要面包嗎？

B：いいえ、けっこうです。/不，不用了。

（一）和（二）的用法貌似一樣，其實不同。在服務業中，詢問客人的意向或者傳達給客人自己的想法時，けっこう要慎重使用，否則會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其實，在問句中使用けっこう是不恰當的，似乎是給人一種事先就猜到了客人會拒絕，從而要求客人婉轉回應的感覺。這就說明沒有真正領會「けっこう這個詞的豐富含義。這種誤會應該說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但日本人之間則可以明白對方所表達的字面上的意義和其心中的真實想法的差距，一般不會產生中國人這樣的困惑。這當然是由于他們之間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在高職日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好語音、語法、詞匯等，而且要重視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

三、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方法

在具體的教育實踐活動中，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提出的基本教學原則“從做中學”在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方面具有指導意義。他認為必須有更多的實際材料，更多的資料，更多的教學用具，更多做事情的機會，讓學生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在實際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注重的是培養，而不是灌輸。杜威認為一個人應利用別人的經驗，以彌補個人直接經驗的狹隘性，這是教育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過分依靠別人獲得資料（無論是閱讀得來的，或是聽來的）是不足取的。尤其要反對提供給學生一些現成的答案，而不是給他材料，讓他自己去加以整理，解決手頭的問題。

外語學習要避免“從聽中學”，“不動口地學”，要在教學過程中貫徹“從做中學”的原則，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不斷親身體會和認識另一種社會文化，增強學生對兩種文化差異的實感，從而逐漸提高文化比較能力，能夠得體地進行語言交際。

（一）盡量使用日語組織課堂教學

在口語課堂上必須充分運用日語來組織教學，不應該僅限于日語口語課，因為這不僅是師生間用日語進行交際的一種形式，而且是在真實情景中進行交際的一種形式。它保證學生絕大部分時間能聽、說日語，做到“用中學，學中用”，能促進培養學生的日語口語表達能力。

教師必須在語音階段就開始有意識地用日語進行基本的課堂指令，并教授一些日常用語。例如：問候語：お早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こんにちは（你好）、ありがとう（謝謝）等；課堂用語：座ってください（請坐）、答えてください（請回答）等。盡可能地用日語上課，不僅能增加學生的聽說機會，集中他們的注意力，而且可以引導學生用日語思維，提出問題并解答問題。剛開始也許聽不懂或不習慣，但只要教師配以適當的動作或暗示，避免用漢語，就自然而然地起到了用語言交際的目的。同時，由于學生有較強的模仿和記憶的能力，只要堅持用日語講課，他們就能很快理解并適應，進而跟著模仿和使用。這樣，學生長期在課堂上沉浸于濃厚的日語氣氛中，久而久之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日語思維并交談。

（二）使用多種教學方法

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不能一蹴而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交際過程中遇到障礙的一個原因就是誤以為對方與自己的想法一樣。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必須改進教學法，充分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和大眾傳媒工具，如電視、電影、投影儀、錄像、互聯網等，大量介紹外國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習俗，讓學生更直觀地感受中日文化的差異，身臨其境地體會外來文化，積累一些有關日本社會習俗、社會關系、社會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知識。

日語不可能一聽就通，需通過一系列的模仿、分析、記憶等各方面練習之后而自然提高聽力水平，從而練就流利的口語。因此，在日語口語課上，教師必須通過開展多種多樣的課堂語言交際活動，具體形式如下。

1.培養式訓練。就是讓學生聽錄音、模仿朗讀、流利背誦，培養最基本的言語能力和技巧――聽與說。讓學生大量聽錄音，使之受到正規的日語發音和地道口語的熏陶，模仿朗讀，從而學會純正規范的口語表達方式，養成良好的語音、語調習慣。同時，鼓勵學生不怕出錯，積極開口，大膽訓練，“出錯―改錯”的過程就是一個提高、進步的過程，最終使學生形成潛在的言語慣性。

2.角色表演（ロルプレイ）是學生喜愛的另一種語言交際訓練形式。其基本方法就是將所學的對話或課文讓學生扮演各種角色進行表演。教師可根據日語學習的不同階段及不同的教學要求進行選擇，或照搬課本上的對話進行表演，或根據教學材料設計一些人物、情節和場景讓學生表演。這些表演可以根據學生的語言水平、想象力、表演能力和性格來決定分配給學生的角色。教師也可以在課堂創設教學情境，進行模擬對話訓練，內容可以是問候、詢問（天氣、氣候、日期、生活起居）、打電話等活動，首先給學生1―2分鐘進行準備，然后抽一些學生在全班進行對話示范。如在《標準日本語初級》第一課中，要求學生學會并掌握“自我介紹”這一語言功能，并能運用所學的詞語、句型進行練習、操練，再進一步進行“角色扮演”，最終能在實際生活中運用，達到交際功能。在指導學生時，要求學生展開情景想象，并注意說話時的動作、語氣等，盡可能地接近現實生活。

3.組織日語角等豐富多彩的活動。通過日語角、日語演講比賽、日語節目等形式多樣的活動，讓學生參與其中，親身體會到語言和文化的緊密結合，強化對日本文化的重視和理解。

（三）開設日本文化相關課程

要讓學生有適當的跨文化交際行為，只靠“隨文就釋”的日語文化教育是不能徹底奏效的。學校應該更新外語課程的設置，多開設一些涉及中日文化相關的課程，比如日本報刊選讀、日本概況等，幫助學生全面系統地了解日本人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從理論上提高跨文化意識和交際能力，促進日語文化教育的良性發展。

（四）引導學生利用有效學習資源

外語學習僅靠課堂上的教學活動是遠遠不夠的，教師可以適當引導學生利用網絡資源進行學習，提高學習的動機，增強學生對日語學習的興趣，從而在潛移默化中進行文化導入。如讓學生閱讀日文報刊的網絡版、能夠使用日文的搜索引擎日本谷歌、日本雅虎等來查閱資料，日本的在線字典等。國內的日語學習網站也是很好的學習資源。

（五）教師資源“引進來”和“走出去”

外語教師應當充分認識到文化背景知識的重要性。在教學中，教師是日語語言文化和文化知識的傳播者，要對學生進行良好的日語文化素質教育，教師不僅要精通日語語言知識，而且要熟悉日本文化；不僅要注意語言形式的正確，而且要重視語言運用的得體，這就要求日語教師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如果學校具備條件，就可以選派優秀教師去進修。從學校走出去，有利于教師多了解社會對日語人才的實際需求，更新認識。

教師應經常參閱一些時代感強并能反映有關日語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歷史、宗教，以及風土人情和生活方式等內容的書刊報紙雜志，積極參與文化體系和語言體系的研究，不斷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同時，教師應對中日文化具有較強的洞察力、理解力，在教學中有效地進行文化導入。

高職院校也要引進來優秀的外籍教師，外籍教師在跨文化交際中起到一個中介作用。他們參與教學，客觀上給日語教學帶來了新鮮的空氣，進一步提高了業務水平。同時，聘請外籍教師能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外教的專題講座使學生更直觀地感受到日本文化及中日文化的差異。無論是聽外籍教師授課，還是課外，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與外籍教師有足夠的、直接的接觸，都可以幫助學生把自己置身于目的語的民族文化氛圍之中。學校應充分利用外籍教師這一有效資源，培養學生跨文化的語言交際能力。

（六）重視非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

人類的交際形式有多種，就語言交際來說，可以分成書面和口頭兩種。與口頭語言交際關系密切的有非語言交際。一切不使用語言進行的交際統稱為非語言交際（非言コミュニケション），包括眼神、手勢、身勢、微笑、面部表情、服裝打扮、沉默、身體的接觸、講話人之間的具體、講話的音量、時間觀念、對空間的使用等。各民族文化的非語言文化都有其特征，如果不了解非語言行為的文化差異，就可能出現交際障礙甚至是嚴重沖突。

四、結語

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是外語教學的目的，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科技交流日益廣泛，這就顯得尤其重要。但是，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并不容易，需要廣大外語教師提高對文化教學重要性的認識，更新教學法，努力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實現大學日語教學從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的轉軌，使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能夠適應時代的要求。

為了更好地提高學生日語交際能力，教師應在課堂中貫穿實用主義理論，結合交際教學法，在教學的過程中設立各種情景，讓學生在模擬及真實情景中學習日語，在情景中進行交際，獲得最直接、最形象的語言表達方式。一方面，要求學生能積極地參與課堂活動，為教師提供信息反饋，以利于有的放矢地組織教學，協調教與學的關系。另一方面，通過參與課堂教學活動來激發學生學習日語的興趣，以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對語言的運用能力，同時還能豐富學生的社會文化知識，增強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培養學生積極思維及自覺運用日語的習慣，促使其建立日語表達的信心。

參考文獻：

［1］石井敏等.文化コミュニケション?ハンドブック［M］.日本：有斐，1997.

［2］文化.文化理解のための日本教育.Q&A［M］.日本：大省印刷局，1995.

［3］王宗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際［J］.國外語言學，1994，（4）.

［4］胡文仲主編.文化與交際［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5］楊巍.淺談如何加強大學日語口語教學――以交際教學法為中心［J］.科教文匯，2007，（11）.

［6］松本卓三.教のためのコミュニケションの心理學［M］.日本：ナカニシヤ出版，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