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管理的特征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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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5－0152－08

一、引子：“學科”正名

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因此，在正式進入本論題的討論之前，必須對“學科”加以“正名”。

按照《漢語大詞典》的收集與梳理，古人和今人所說的“學科”，大致有以下四種：一是指唐宋時期科舉考試的學業科目。宋人孫光憲（？－968）《北夢瑣言》卷二：“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二是指按照學問的性質而劃分的門類。如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社會科學中的歷史學、經濟學等。三是指學校教學的科目。如語文、數學、地理、生物等。四是指軍事訓練或體育訓練中的各種知識性的科目（區別于“術科”）。對于以上四種類型的“學科”，必須說明者有以下三點：

（1）第二種和第三種“學科”，實際上是互通的、重合的（或者說大致互通、基本重合），即均按照所研究的領域或所學習（或教授）的對象來加以劃分；并且，它們設立的時代背景也是基本相同的，即均借鑒自“西學”，均屬“西學東漸”的產物，它們所對應的英語單詞是“discipline”。所不同者僅僅在于，前者是基于研究的方便而加以劃分，后者是基于學習（或教授）的需要而加以劃分。因此，第三種“學科”，有時又叫做“科目”（subject），在綜合性大學（university）中尤其如此〔1〕。

（2）區別“術科”與“學科”（第四種），實際上極其合乎古中國的傳統。眾所周知，《莊子?天下》篇曾經頗為嚴格地區分過“道術”與“方術”，并且推崇的是“道術”而非“方術”；但事與愿違的是，世俗之人注重的是“方術”而非“道術”，“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按照莊子的這一思路，今人所習稱的“學科”，實際上僅屬“方術”而已。按照近人嚴復（1854－1921）、章太炎（1869－1936）、梁啟超（1873－1929）、劉師培（1884－1919）、黃侃（1886－1935）等人的理解，“學”所指的是事物之原理，“術”指的是原理之使用①；易言之，“學”與“術”或“學科”與“術科”，約略近于今人所言“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

（2）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頁；（3）舒大剛、彭華：《忠恕與禮讓——儒家的和諧世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頁；（4）彭華：《陰陽五行研究（先秦篇）》，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7－208頁。

（3）在以上四種“學科”中，第一種“學科”爭議最大、歧義最多。在古人看來，“以《孟子》為學科”是順理成章的，也是天經地義的；簡言之，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包括科舉考試時代），儒家經典《五經》和《四書》等完全是名副其實的學業科目（相關論述，詳見本文第二、三部分）。但在今人看來，皮日休（約834－902后）咸通年間（860－873）進書“請以《孟子》為學科”，幾乎就是一派胡言，讓人匪夷所思。但是，如此而視、如此而言，似乎又“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借用《荀子?非十二子》語）。因為，按照時下的學科分類體系，“以《孟子》為學科”是全然站不住腳的（相關論述，詳見本文第四部分）。

關于“中國儒學”是否為“學科”的討論，在當下一度成為熱門話題，同時也是一個嚴肅的話題。筆者才疏學淺，今不揣淺陋與固蔽，略陳管見一二，權作拋磚引玉耳！

二、“中國儒學”學科的

觀存在

本部分側重于“縱向的研究”，即以時間為序，簡要梳理“中國儒學”學科的發展與演變，從而說明“中國儒學”學科的存在是客觀事實。歷史長河中的“中國儒學”，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1）“中國儒學”的形成期（春秋）。在本階段，由孔子創立了“儒家”，形成了“儒家學派”，“中國儒學”正式問世；與“中國儒學”相輔相成的，是“六藝”的經典化（教科書），是儒學教育的成功實踐，等等。

根據章太炎的研究，“儒”字淵源于“需”字，“儒之名蓋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原儒》）；根據徐中舒（1898－1991）的考察，甲骨文之“需”字即原始的“儒”字②。但是，甲骨文中已有“需”字和殷商已有“儒”家，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如果由前者而推導出后者，中間尚有太大的邏輯缺環。因此，我們可以說，殷商時代尚無“儒家”；充其量，當時僅有章太炎《原儒》所說的作為“術士”的“儒”，“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后來，“儒”縮小為類名之“儒”，成為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民的“儒”，“類名為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再后來，“儒”縮小為私名之“儒”，即劉歆《七略》所云“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的“儒”③。換句話說，在孔子（前551－前479）之前已經存在“儒”者、已經有了“儒”名之稱，但還沒有作為學派的“儒家”。從“儒”到“儒家”學派，這個歷史性的偉大轉變是由孔子完成的，是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④。 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學相繼興起，迎來中國教育史上的“平民教育”時代（相對于“貴族教育”而言）。誠如古書所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孔子開館授徒，在教育對象上實行“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在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上，孔子所倡導和所實踐的是“因材施教”、“啟發誘導”、“學思結合”、“習行并重”、“溫故知新”、“循序漸進”等，至今仍然沿用不絕，并且被奉為教學的“金科玉律”。客觀而言，孔子的教育實踐是極其成功的。《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當時儒家學派所傳授的經典（教科書），也就是后來被列入經部的“六經”（又稱“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后世以儒家經典作為學習教材或考試科目，可謂“淵源有自”也！

其時與儒家唱反調的有墨家，也同樣的擁有其社會影響，故韓非（約前280－前233）有“世之顯學，儒墨也”之謂（《韓非子?顯學》）。張岱年（1909－2004）對《韓非子》此語的論斷是，“其所謂‘學’，可以說即大致相當于今日所謂哲學”；但他又特別提醒，“中國古來并無與今所謂哲學意義完全相同的名稱。先秦時所謂‘學’，其意義可以說與希臘所謂哲學約略相當”〔2〕。

（2）“中國儒學”的發展期（戰國）。在本階段，儒學雖然有所分化、有所演變，但總體上都具有“原始儒學”的共同特征。

孔子去世后，作為孔門弟子的七十子散在四方，但他們多有弘揚儒學的舉動。如，子夏（前507－？）為魏文侯師而教于西河，使儒學賡續傳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到戰國時期，形成了所謂的儒家“八派”（《韓非子?顯學》）。其中對后世最有影響的是以下兩派：一是子思、孟子一系（思孟學派），重傳“道”；二是子夏、荀子一系，重傳“經”。這兩派雖然互有爭論，但都具有“原始儒學”的共同特征：以孔子為自己的宗師，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為經典，主張禮樂、仁義和中庸之道，重視道德教育和心性修養，提倡以“德治”和“仁政”為基礎的“王道”政治，維護君臣、父子、夫婦等社會倫理關系。這些內容，成為后來儒家所尊奉的最根本的主張，也是后世“中國儒學”學科的指導原則和根本宗旨。

以上所云春秋、戰國時期，正處于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說的“軸心期”（axial period）。雅斯貝爾斯指出，“這個時代產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思考范圍的基本范疇，創立了人類賴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無論在何種意義上，人類都已邁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

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3〕。

（3）興盛期（上）（兩漢魏晉南北朝）。隨著儒學的日益制度化、宗教化、意識形態化，“中國儒學”迎來了她的第一個興盛期，同時也加強了“中國儒學”的學科化特色。

秦朝以法治國、“以吏為師”，推行“焚書坑儒”政策（《史記?秦始皇本紀》），使儒學幾盡滅絕，但儒學終究不絕如縷。漢興，廢除“挾書令”，儒家故書屢屢復出。漢武帝時，確立儒學的獨尊地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后世習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頗具政治意義與思想意義；揆諸史實，當稱作“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贊》）。）；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經博士”，弟子五十人，是為西漢置太學之始 《漢書?武帝紀》：“興太學，修郊祀。”。其后，太學在西漢繼續發展。昭、宣、元三朝，太學生人數由一百人而二百人而一千人；漢成帝時，“增弟子員三千人”（《漢書?儒林傳》）。東漢之時，太學大為發展，漢順帝時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漢質帝時，太學生達三萬人（《后漢書?儒林列傳》）。

不管是漢文帝時設置的“一經博士”，還是漢武帝時設置的“五經博士”，抑或是漢平帝時設置的“六經博士”、漢宣帝時設置的“十二博士”，或者說東漢初設置的“十四博士”，中央官學無一不以儒家經典為始基和皈依 于此，敬請參看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八卷，杭州?廣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6－137頁；彭華選編：《王國維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06－123頁。。至于地方官學，亦歸本于儒學。比如說，西漢初期（漢景帝末年）文翁在四川設立的郡國學（“文翁石室”），不僅是四川地區、也是當時由地方政府最早建立傳播儒學的地方 參看《漢書?循吏傳?文翁》和《華陽國志?蜀志》的相關記載。。

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1），學校廢置無常，官學數量大大減少，學校總的趨勢是衰落了，但也出現了一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變化。比如，北魏（336－534）政局比較穩定，因此學校比較發達，在中央設有國子學和太學，教學中很重視經學。史稱，“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漢”（《北史?儒林傳》）。再如，南朝四朝，惟有宋梁比較重視教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京師開儒學館；次年（439），又設玄學館、史學館和文學館。其時設立的專門研究儒經的“儒學”，與研究佛老的“玄學”、研究歷史的“史學”、研究詞章的“文學”等并駕齊驅（《南史?王儉傳》），其“學科”的獨立性非常明顯；今人云，“玄、儒、文、史諸科，近似綜合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4〕。史稱，“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后言政化，稱元嘉焉”（《南史?文帝紀》）。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五經》、《論語》和《千字文》等傳到了日本和朝鮮。

（4）興盛期（下）（隋唐－晚清）。在本階段，儒學仍然是中央學校（太學或國學）和地方學校（郡學以及書院等）的特別重要的教學科目，并且成為科舉制度下的必考科目。

隋朝（581－618）置國子寺為專門的教育行政機關（開皇十三年改國子寺為國子學，大業三年又改為國子監），下轄五學，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此外，大理寺還設有律學（參看《隋書?高帝紀》、《禮儀志》、《儒林傳》等）。史稱，“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隋書?儒林傳》）。 907）繼承這一制度，只是改國子寺為國子監，以“（國子監）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新唐書?百官志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主要學習儒家經典（“九經”）及《國語》、《爾雅》、《說文解字》等。至于其他的教育機構，如門下省的弘文館、東宮的崇文館，以及在京師的專門學校廣文館、京師學等，均為《五經》研習之地，教學內容以經學為主。（另有崇玄學，專攻道教經典《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而地方州（府）學的一部分以及縣學都以經學為主，私學的內容也主要是經學。唐朝太學所規定學習的“九經”，分為大、中、小三類。大經即《禮記》、《左傳》，中經為《毛詩》、《周禮》、《儀禮》，小經為《周易》、

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大經為分科必修科，小經為選修科。

宋朝（960－1279）實行“右文”政策，其教育分官辦和民辦兩大類。官辦教育沿襲唐朝，在國子監下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宗學、武學、書學、算學、醫學等十類，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等也主要是學習儒家經典。地方行政分路、州（府、軍、監）及縣三級，州以下設置教授儒經的學校。宋朝的民辦學校，以書院為特色。書院兼有藏書、祭祀、教學三大功能，教學內容以儒學為主，兼及文史，尤其偏重義理之學和實踐精神的培育。“至此，尊孔崇儒達到。儒家經典、十三經正義成為官定教材”〔5〕。

就地方民族政權而言，遼（907－1125）和金（1115－1234）的教育多仿效宋朝，在京師設有國子監和太學，在地方設有府學、州學、縣學和書院。各類學校的教學內容，包括經、史、子及本民族語言文字等。西夏（1032－1227）立國后，在文化上番、漢兼容，以貫徹民族傳統的“番學”為其底蘊，以儒學和佛學為王朝的兩大思想支柱，實行“以儒治國”、“以佛統民〔6〕”。可以說，西夏文化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受到儒學的深刻影響；儒學的文化思想，已較全面地滲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學的文化結構，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7〕。西夏之時，除“蕃學”外，還建有“國學”（“漢學”），專門學習儒學。

元（1279－1368）地方行政分路、府、州、縣四級，各級均設置教授《四書》、《五經》的儒學，內附設小學。中央所設立的國子學，其教學內容是先學《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次學《詩經》、《尚書》、《禮記》、《周禮》、《春秋》、《周易》，以周敦頤（1017－1073）、程頤（1033－1109）、朱熹（1130－1200）說為準。

明朝（1368－1644）和清朝前期（1644－1840）的學校教育大致沿襲了唐、宋舊制，但比前代更完備。國子監（又叫國子學）僅是中央學校的名稱，而不再有教育行政管理的職責。國子監的教學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通鑒》等。在地方教育機構中，也洋溢著濃郁的儒學色彩。其時，以程朱理學為主的崇儒尊經思想成為文教的指導方針。又，明清兩朝實行八股取士；由此所帶來的弊端與危害，亦屬不可否認之列。《續文獻通考》卷五十《學校四》云：“學者屏《六經》、《左》、《國》、《史》、《漢》于不顧，而惟程文是習。毋怪乎仿刻盛行，而學術日就于荒陋，人才日即消耗也。”

（5）衰落期（晚清以來）。在本階段，由于西學的涌入及教育的改革，使“中國儒學”無所歸依；但學脈尚存，學統可續。

晚清以來，隨著“西化”潮流的盛行（向西方學習），科舉被廢除、讀經被廢止，使得“中國儒學”無所歸依、無所依托。“五四”前后，自西方舶來的“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學”（“賽先生”，science）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反傳統”（主要是反傳統儒學）成為時代的主流。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吶喊聲中，作為中華民族兩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學被否定了。至此，嚴格意義上的“儒家學派”已經不復存在；但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核心內容而言，儒學并沒有、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矯枉過正、否泰往復，“現代新儒學”又應運而生，并且成為20世紀中國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外兩大思潮是“派”、“自由主義的西化派”）。就教學而言，雖然還有部分院校、部分教師講授與儒學有關的課程，但“中國儒學”已經若存若亡。故唐君毅（1909－1978）有中華文化“花果飄零”之嘆，余英時有中國儒學“游魂”之說。

反觀歷史，古有“貞下起元，往而必復”之說（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八）。陳寅恪（1890－1969）亦云：“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木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8〕未來的“中國儒學”，亦復如是乎？

于此，謹以四川大學為例。從1999年開始，四川大學在“歷史文獻學”下設立“儒學文獻研究”三級學科，招收碩士研究生；從2000年開始，面向全校本科生開設“周易講座”、“孔子研究”兩門選修課；從2003年開始，又在“專門史”下增設“中國經學史”和“儒學文獻研究”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促進《儒藏》編纂與儒學研究的順利進行，加強儒學研究專門人才的培養，四川大學于200

05年申請“中國儒學”二級學科博士授權點（專業代碼060123），已經獲得國家教育部批準。

三、“中國儒學”學科的學科特征

本部分側重于“橫向的研究”，即以專題形式，探索“中國儒學”的學科特征及其價值與功能等。刪繁就簡，謹述以下五點：

（1）研究對象與教學內容的相對穩定。大致而言，“中國儒學”在知識、思想和文化上是博大而精深的，其培育目標是切實而高遠的。

佛法初漸中華之時，有所謂“格義”之說〔9〕，但“先舊格義，于理多違”〔10〕。參照“西學”以剖解“國學”，實則不無“格義”之嫌。依照“西方哲學”的分析路數，“中國儒學”亦有其獨到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等，實可謂博大而精深。因茲事體大，不便在此詳述，故一筆帶過。

就培養目標而言，“中國儒學”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與“小人”相對）。于此，《論語》所論甚多，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不憂不懼”（《顏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等。 結集與完善。隨著儒家典籍的文本化、經典化、集大成，儒學文獻在古代目錄學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且在國家政治和國民生活中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

茲事體大，筆者擬另文申述。于此，謹介紹王國維（1877－1927）和謝維揚的看法，《詩》、《書》、《禮》、《樂》是“古代之公學，亦儒家之外學”，而《易》、《春秋》是“儒家之專學，亦其內學”。這六部典籍之所以被尊之為“經”，是因為“皆孔子手定” 《經學概論》，亦稱《經學概論講義》，系倉圣明智大學講義，作于1920年春至1922年秋冬間。此書沈晦數十年，《王國維遺書》、《王觀堂先生全集》、《王國維先生全集》等均未收錄。后收入以下四書：（1）《經學研究論叢》第2輯，桃源：圣環圖書公司，1994年10月，第1－9頁；（2）傅杰編校：《王國維論學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5－195頁；（3）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六卷，第311－323頁；（4）彭華選編：《王國維儒學論集》，第1－9頁。。其后，由六經而演變為七經、九經、十二經，最終定型為十三經；又由經而傳而注疏，最終形成《十三經注疏》。《十三經注疏》，便是歷史上“中國儒學”最標準的教科書（經文）和教輔材料（注疏）。清人所編《皇清經解》、《續編》，以及近年四川大學和北京大學陸續推出的《儒藏》，更是煌煌巨觀、蔚為大觀。在中國古代的目錄學中，儒家經典一直被列為第一類；從《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莫不如是。

謝維揚先生指出，文獻在中國古代生活中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形成中國古代的文獻傳統；在這一過程中，儒學對中國早期重要的文獻文本的形成作出過重要貢獻，并表現出儒學的“文獻主義”的特征〔11〕；其最高表現是特定文獻的組合即儒家經典，不僅是人們行為目標和規范的最高說明，而且是表明國家活動合理性和國家權力合法性來源的終極依據，使儒家經典組合最終具備指導國家政治和國民生活的至高品質〔12〕。

（3）就教學實踐與教育地位而言，“中國儒學”在古代教育體系中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

通觀自漢至清的教育，中央官學的教學內容均以儒家經籍為主（一般以“五經”、“四書”為主要教材），地方學校亦大致如此。中央官學的學校制度比較完備，形式多樣、名目繁多，但以太學、國子監以及其他高等學府、各種專科學校為封建國家培養人才的主要場所。他們在培育各種優秀人才、承繼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繁榮科學、學術事業等方面，曾經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們在促進中國與亞歐諸國文化交流、加強古代中國與各國人民友誼方面，也曾起了積極的作用。

（4）就“中國儒學”在中國之歷史影響而言，毋庸置疑，“中國儒學”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有著重大影響，并且尚在“中國佛教”和“中國道教”之上。

陳寅恪嘗云：“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談，然稽之舊史之事實，驗以今世之人情，則三教之說，要為不易之論。”〔13〕就三教之影響而言，儒尚在

釋老之上。于此，僅舉二例為證。《北史?周本紀下》：“十二月癸巳，集群官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后。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后。”明陶宗儀《輟耕錄?三教》：“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谷于世，豈可一日闕哉！’”李學勤說，“實際上，整個中國學術的核心都是經學”，“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學術的核心不是佛道，應該是儒學。儒學的中心就是經學”〔14〕。就個人或學派而言，謹以“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及其“蜀學”為例。三蘇蜀學雖然貌似“駁雜”，實則又有宗旨存焉。所謂“宗旨”者，即道也，即儒門道德性命、經世濟民之道也。所謂佛老之學，所謂縱橫之學，所謂文章詞賦，實則為之輔翼耳。一言以蔽之，“三蘇”之于儒釋道三教，自有其思想抱負和理論野心，即力求以儒為宗，會通三教 于此之詳細論述，詳見筆者以下二文：（1）《蘇軾與禪師的交往及其影響——兼論蘇氏蜀學與三教會通》，《宋代文化研究》第十八輯，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0年。（2）《博求“三通”：蘇氏蜀學的形神與風骨》，初稿載載《蘇軾研究》（眉山），2010年第4期；修訂稿載《存古尊經 觀瀾明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2年3月，第432－451頁。。

（5）就“中國儒學”之世界影響而言，“中國儒學”在東方儒教文化圈各國乃至西方主要國家的地位和影響，確實是不可忽視、不可小視的。

“中國儒學”在東方儒教文化圈的影響，早已是不證自明的事實（至少在古代是如此）；只要對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歷史略加瀏覽，便會油然而生這一感受 于此，不妨翻閱以下諸書，如：（1）高明士：《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鄭杰雄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1947年，方豪（1910－1980）發表《論中西文化》。他在文中批判了只看到儒家學說民族性的片面說法，認為儒學本身也具有世界性。當今的世界，是一個日益國際化、日漸全球化的世界。在此時代大背景下，許多有識之士認為，儒學是普適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儒學是中國切入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文化資源〔15〕。

四、可悲的現實與尷尬的現狀

審視當前的“學科分類”，“中國儒學”所直面的現實是非常可悲；按照公布的“國家標準”，“中國儒學”所正視的現狀是非常尷尬的。直面現實、正視現狀，于此謹以二者為例，略作分疏。

國家標準gb－t13735－92依據學科研究對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學科的派生來源、研究目的、目標等五個方面對學科進行分類，分成a自然科學、b農業科學、c醫藥科學、d工程與技術科學、f人文與社會科學五個門類，下設一、二、三級學科，共有58個一級學科。據統計，當今自然科學學科種類總計約近萬種。另一種統計（到20世紀80年代），在中觀層次上已發展出約5500門學科，其中非交叉學科為2969門，交叉科學學科總量達2581門，占全部學科總數的46.58%。分類有多種。目前，普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學科劃分均為13大門類（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藝術學）。近年來，主要的學科分類有以下變化：

1997年，頒布《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我國高校一級學科由原來的72個增加到88個，二級學科（學科、專業）由原來的654種減少到381種。

1998年，國家教育部頒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高校本科教育學科專業包括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12大學科門類，72個二級學科，249個專業。

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了新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這是我國27年來第四次更新學科專業目錄。原屬文學門類的“藝術學科”，從“文學”所屬的“中國語言文學”（0501）、“外國語言文學”（0502）、“新聞傳播學”（0503）、“藝術學”（0504）四個并列一級學科中獨立出來，成為新的第13個學科門類，即“藝術學門類”。藝術學門類下設五個一級學科，即“藝術學理論”（1301）、“音樂與舞蹈學”（1302）、“戲劇與影視學”（1303）、“美術學”（1304）和“設計

學”（1305，可授藝術學、工學學位）。此外，《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將一級學科由89個增加到110個。比如說，“歷史學”（0601）門類即“一分為三”，下設三個一級學科，即“考古學”、“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哲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是“哲學”（0101），二級學科有“中國哲學”（010102）、“宗教學”（010107）等。

不管是1997年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還是1998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抑或是2011年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國儒學”均榜上無名。

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數據代碼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申報數據代碼表（2011）》中，“宗教學”（學科分類）下有“佛教”（代碼zje）、“道教”（代碼zjh）、“基督教”（代碼zjf）、“伊斯蘭教”（代碼zjg）等，“哲學”（學科分類）下有“中國哲學史”（代碼zxc）、“東方哲學史”（代碼zxd）、“西方哲學史”（代碼zxe）等，完全沒有“中國儒學”的身影，甚至連帶“儒”、“儒家”、“儒學”、“儒教”字樣的學科都沒有，而“經學”則更是蹤影全無。于此，或可套用古語，“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左傳?僖公十四年》）

但讓人不可思議的是：

（1）古中國向有儒、釋、道“三教”之說，何以在學科分類體系中有“佛教”、“道教”而無“儒教”？就“三教”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之歷史影響而言，“中國儒學”尚在“中國佛教”和“中國道教”之上，其地位最為尊貴，其范圍最為廣泛，其影響最為深入（詳見本文第三部分）。學科分類體系中有“佛教”、“道教”而無“儒教”，于情于理、于史于實，這都是無法解釋的，也是難以接受的。

或曰：“儒教”（或“儒家”）非宗教也。首先，關于儒家究竟是否為宗教（religion），在學術界爭議甚大，至今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看法。有的學者（如康有為、、陳漢章、賀麟、張岱年、任繼愈、李申等）認為，儒家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但卻具有宗教的功能與作用，故可稱之為“儒教” 相關討論，可參看任繼愈主編：《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其次，不管“儒教”（或“儒家”）是否為宗教，都不應該成為學科分類的根本依據或至上理據。于此，謹以佛教為例。眾所周知，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是名副其實的三大“世界宗教”。但在部分中國佛教學者看來，佛法非宗教、非哲學、非科學；持此說者，以歐陽竟無（1871－1943）、王恩洋（1897－1964）為典型 歐陽竟無、王恩洋二人闡述此說的論著，有《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今時所必須》和《佛學概論》、《唯識通論》等。相關論述，可參看：（1）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2）黃志強等：《近現代居士佛學》，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末次，佛教、道教在中國的發展，后來都不約而同的走上了“儒學化”的道路，其中尤以道德倫理的“儒學化”最為典型〔16〕。

（2）“儒學”在古代中國一直綿延不絕，“經學”直至晚清一直傳承有序，這是客觀存在的不容抹煞的歷史事實（詳見上文）。揆理度情，“儒學”和“經學”，既是哲學亦非哲學。退一步而言，既然在“哲學”門類下設有“中國哲學史”，何以不能設立“中國儒學史”或“中國經學史”？

其實，如果抽去了“中國儒學”或“中國經學”（一種假設），“中國哲學史”便無由作為“學科”之一而存在。于此，謹以民國時期“中國哲學史”的教材建設和學科建設為例，對此略做說明。1930年代初，馮友蘭（1895－1990）以其上下冊《中國哲學史》而享譽學林（陳寅恪、金岳霖的三份審查報告便是最好的說明）。《中國哲學史》分為上下二冊，但實際上就是二編：上冊為第一編，名之曰“子學時代”；共計十五章，上起先秦（實自孔子始），下迄《淮南子》。下冊為第二編，名之曰“經學時代”；共計十六章，上起董仲舒（約前179－約前104），下迄廖平（1852－1932）。馮友蘭明言，“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占開山之地位。……以此之故，此哲學史自孔子講起”，“古代哲學，大部在舊所謂諸子之學之內。故在中國哲學史中，上古時代可謂為子學時代”〔17〕；“在經學時代中，諸哲學家無論有無新見，皆須依傍古代即子學時代哲學家之名”，“中古近古時代之哲學，大部分

于其時之經學及佛學中求之”〔18〕。

或曰：可以“中國哲學史”包之，不必單獨設立“中國儒學史”或“中國經學史”。答曰：非也，不可也。誠如前文所言，“佛教”、“道教”業已自“中國哲學”中抽出而單獨列入“宗教學”，“儒學”、“經學”何以不能單獨列入“中國儒學”？ 源，中國時下之學科建設，當上溯至晚清時期。光緒二十八年（1902），《欽定學堂章程》正式出爐，“它可視為近代中國第一份有關全國學制規范的計劃書”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3頁。說明：本段此下之文字，參考該書而成（第33－40頁），但出處則不盡相同。，是為“壬寅學制”。誠如張百熙（1847－1907）所說，這份章程是他參照歐美、日本分科、選科之說而制定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中國之傳統。遺憾的是，這份章程在頒布之后實際上并沒有施行。一年后，張百熙奉慈禧之命會同榮慶（1859－1917）、張之洞（1837－1909）修改前議（張之洞居于關鍵性的主導位置），重新擬就《奏定學堂章程》，正式頒行全國，成為1912年以前興辦學堂的根本大法，是為“癸卯學制”。該章程除將“大學院”改名為“通儒院”外，另將大學改立為八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原來附入“文學科”的“經學門”獨立出來，成為第一科“經學科大學”，下設11門：周易學、尚書學、毛詩學、春秋左傳、春秋三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理學，“其尊經的用意至為明顯”。但是，該章程卻遭到王國維的激烈非議 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原載《教育世界》第118、119號，1906年2－3月。后收入以下三書：（1）《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影印）；（2）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第32－40頁；（3）王國維著、彭華選編：《王國維儒學論集》，第94－98頁。。可是，王國維畢竟人微言輕。劉龍心說，“（該章程）至少在學科建置上已粗具近代學科體制的模型，即使是民國以后大學的分科形態亦不出此一規則之外，傳統四部分類的概念，至此亦逐漸消融于西方學術分類體系之中”。

但不可忽視的是，在晚清民國時期的教育機構中，不時可見“儒學”、“經學”科目的開設。其典型者，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1892－1982）“四大導師”領銜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唐文治（1865－1954）領導的無錫國學專修館，有章太炎主講的章氏國學講習會（蘇州），有馬一浮（1883－1967）苦苦支撐的復性書院，等等。再以鄙人所供職的四川大學為例，作為其前身的錦江書院、尊經書院、存古學堂、四川國學院、四川公立國學專門學校、公立四川大學等，在晚清民國時期便開設了經學、儒學、理學等課程（科目）；直至1950年代初高校改革、院系調整以后，這些課程（科目）才被取消 于此，可參看以下著作和論文：（1）四川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四川大學史稿》，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5年；（2）舒大剛：《百年學府開新運 再向儒林續逸篇——記四川大學的儒學教育》，《儒藏論壇》第三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3）彭華：《謝無量年譜》（附：論著提要），《儒藏論壇》第三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

或曰：那早已是“老黃歷”了，如何翻得？答曰：非也。舉例來說，“社會學”、“人類學”曾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被取消，但現在不也照樣恢復了嗎？在“法學”門類下，赫然就有一級學科“社會學”（0303）；在一級學科“社會學”之下，赫然就有二級學科“社會學”（030301）、“人類學”（030303）。試問：何以厚此而薄彼耶？

五、簡短的結語與殷切的期望

總之，縱觀“中國儒學”的發展歷程，自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直至晚清廢除科舉、取消讀經，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高校改革取締儒學、廢棄經學，直至目前舊話重提、學科再建，歷史的書頁已然整整翻過了二千五百余年。自晚清以來，“中國儒學”和“中國經學”雖然曾經一度若存若亡、黯然沈晦，但尚可謂綿綿緡緡、不絕如縷 四川大學蒙默教授在重新編輯蒙文通（1894－1968）《經學抉原》時，于此深有感觸，“經之為學，與世相忘久也。自清末以來，經學已漸若存若亡，迄于今日，近百年矣”（《重編前言》，《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1頁）。。

不管是就教學之內容而言，還是就教材之編寫而言，抑或是就教學實踐以及社會影響（中國與世界）等而言，作為學科之一的“中國儒學”，毫無疑問都是自成系統的獨立存在的客觀事實，并且有其鮮明的學科特色。換言之，將“中國儒學”作為一門“學科”，不但有其歷史依據，也有其學理依據，并且有其現實需要。

因此，我們殷切地期望，在未來的某一天，“中國儒學”能“名正言順”地進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新版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如此，則愿望足矣，心愿了矣！此乃“中國儒學”之大幸，亦“中華文化”之大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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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舒大剛，彭華.忠恕與禮讓——儒家的和諧世界〔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255－262.

篇（2）

從客觀角度而言，《財務管理》是高職院校財會專業開設的一門核心課程。當前我國已進入財務管理信息化階段，《財務管理》課程的傳統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材都遭受到各種沖擊。所以，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財務管理信息化實踐對本課程教學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作為一名高職院校的財會專業教師務必將信息化的財務管理思想融入《財務管理》課程的教學中，將該課程的教學和現代化的信息技術完全融合起來，培養適應信息化社會的應用型財務管理人才，財務會計信息化環境下高職院校的《財務管理》課程進行改革迫在眉睫。

一、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教學存在的弊端

（一）高職院校《財務管理》教學沒有將企業管理信息體系理念作為指導

會計信息化體系與財務管理信息體系皆是企業信息化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會計信息化體系提供在決策層面有效的會計信息，即內外部的會計報告，財務管理信息體系則會充分借助會計報告信息、企業各項業務信息和金融市場信息，借助會計領域的信息工具開展資金方面的管理、資產方面的管理、預算方面的控制以及成本領域的管理，進行財務層面的分析、財務層面的預測與財務層面的決策，從而最大限度實現企業價值目標的最大化。企業的財務管理信息化體系絕對不能和會計信息化體系完全割裂開而獨自存在，高職院校的《財務管理》課程教學絕對不能和會計學的教學分開而獨自存在。當前形勢下，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教學雖然已指出企業在財務層面的管理目標是為了實現企業價值利益最大化，可是卻十分缺乏企業在管理信息體系的全局理念，沒有把握好會計學和財務管理之間的邏輯聯系。高職院校在《財務管理》課程教學體系設計進程中通常存在局限性的認識，僅是重視企業在理財領域、估價領域與價值領域的創造，卻很大程度上輕視了會計學對財務管理學的重要功效。實際上，即使是進行企業價值評估所能大面積使用的現金流量模型等方法，也必須借助信息化技術編制成套的預算財務報表的財務預測方法來獲取未來現金流量數據。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教學忽視了借助企業會計報告等會計信息，從而讓企業財務管理所制定的決策成為無源之水，最終嚴重影響了《財務管理》課程的教學效果！

（二）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教學沒有融入現代化的會計信息技術

當今世界全球經濟一體化，競爭日益激烈，信息化技術迅猛發展，相當一部分企業的財務管理面臨諸多問題：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復雜，企業面對紛繁復雜的海量數據讓財務領域的決策變得十分困難，所以需要運用新型會計信息技術來進行輔佐。高職院校的《財務管理》課程教學往往忽略了會計學對財務管理學的基礎功效，致使會計信息化技術很難和該課程教學融為一體，具體而言表現為當前形勢下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的教學通常停留于手工層面的計算、運用相關計算器或者借助Excel構建財務模型來處理相關財務問題的階段，對于ERP、XBRL、財務共享服務平臺、大數據、云計算等新穎的會計信息化技術在財務管理信息化領域所獲取的進展往往忽略，最終無法借助信息化的相關工具獲取上市企業最新會計領域信息數據進行分析與利用，更加不能教會學生在財務管理實踐進程中，面對稍縱即逝的現實與大量的信息時應如何科學合理的做出有效的財務決策。

（三）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專業教師會計學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

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專業教師對會計學與財務管理專業課程之間的關系認識不夠清晰。有些老師將會計學與財務管理課程之間的關系沒有認識清楚，有些老師單純地將財務管理誤解為數學方面的計算。對于會計學的不了解、對于會計信息技術的不了解致使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專業教師對于ERP、遠程訪問、大數據、財務共享服務平臺、云計算等會計信息技術的新進展不是很了解，不能利用會計信息技術相關工具在第一時間內獲得企業財務管理案例方面的信息，更不能對企業財務管理的進展與所面臨的現實性問題在第一時間內進行研究，影響了學生系統化地學習《財務管理》課程，也很難調動學生學習《財務管理》課程的積極性，最終鉗制了學生財務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會計信息化環境下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教學改革舉措

（一）進一步轉變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的教學思想

高職院校在《財務管理》教學理念上務必形成以下觀點：徹底摒棄割裂認識財務管理學習的思想，必須從管理信息體系的角度來看待財務管理與會計學之間的關系，構建起會計是一個提供決策有效會計信息的體系，然而財務管理是充分借助外部的相關金融信息、業務信息與相關決策有效會計信息進行決策層面體系化的合理認識。高職院校《財務管理》教學還必須根據管理信息體系理念，充分認識到會計和財務管理實際上是對整個企業業務領域的信息進行與之相關的確認、記錄、計量、報告、分析、決策、預測與操控的體系化過程，進而充分認識到會計與財務學基本的原理、方法與技術領域相關的工具，最終實現企業在價值領域的最大化目標。

高職院校的《財務管理》課程教學務必要清晰明確，對整個企業價值的評價和價值創造的進程應構建在對企業財務報告進行分析、對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的價格進行綜合性判斷的根基上。清晰地明確此點之后，就完全能夠運用高職院校會計學基本的原理、基本的概念與基本方法，并把它與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知識構成一個完整的有機整體。在高職院校的《財務管理》課程教學中應該將會計信息化環境下完成的相關財務報告與相關財務分析作為根基，并在會計提供的決策有功效的信息――會計報告根基上大力開展財務領域的預測與企業領域的價值評估，以此實現企業在價值領域的創造。如此一來不但體現了管理信息體系中會計信息體系與財務管理信息體系在信息生產領域、傳遞領域、利用領域的連續性，更能借助《財務管理》課程對會計信息利用的教學進程最大限度發揮它推動會計學等先學課程教學的功效。

（二）在《財務管理》教學中引入新穎的會計信息技術

高職院校《財務管理》課程教學需要進一步繼承會計類課程在應用會計信息技術方面的優勢，譬如在會計信息化的環境下，相當一部分的財務管理問題都能夠借助ERP等企業管理軟件的應用來進一步解決，然而會計信息化也能夠給《財務管理》課程教學提供新穎的教學手段與便捷的教學工具。要最大限度借助譬如ERP等企業管理軟件、云計算、移動互聯、遠程訪問、XBRL、財務共享服務平臺等現代化的會計信息技術，提升高職院校《財務管理》教學的質量。譬如可以在借助EXCEL做NPV方面的計算和EOQ方面的計算，并在構建財務模型的根基上，借助XBRL財務報告工具大力開展對上市企業財報的財務報表分析。高職院校的《財務管理》課程教學務必引入新穎的會計信息化技術，向廣大學生不斷展示會計信息化工具在企業財務管理進程中的運用，引導學生能夠運用新穎的會計信息技術完成各項常規的財務管理工作，從而讓學生在會計信息化手段的支撐下走出課堂，把《財務管理》教學和企業實踐中的財務管理實務充分結合起來，最終能夠盡快使用將來會計信息化情境下的財務管理工作。

（三）不斷提升高職院校《財務管理》專業教師適合財務管理信息化教學要求的能力

在會計信息化日益發展的環境下，不管是實務界還是理論研究界都不能對此置若罔聞。高職院校的《財務管理》專業教師自己必須在管理信息體系理論的指導下，構建起在會計信息化領域開展財務管理的思想，重新打造一個與時俱進的《財務管理》課程教學體系，進一步確定新穎獨特的教學目的與相關教學內容，運用新穎獨特的會計信息化教學手段，以此適應財務管理日益信息化的發展要求。

高職院校《財務管理》專業教師應主動利用XBRL等信息化的財務報告工具，以此解決高職院校會計方面的人才難以去企業實踐的困難，進一步指導學生借助XBRL等信息化工具對上市企業的財務報表做財務層面的分析，真正意義上在會計信息化技術的幫助下大力開展財務預測工作與財務決策工作，并且在第一時間內和實踐中的企業財務管理情況密切結合起來，甚至還可借助相關研究為企業發展出謀劃策。

三、結束語

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高職院校的《財務管理》課程的傳統教學方法已難以適應時展的需要，《財務管理》課程教師如能根據上述建議不斷提升自身信息化的水平，實施科學合理的教學法，定能有效提升《財務管理》課程的教學質量！

作者簡介：劉建春（1971-），男，漢族，湖南衡陽， 湖南財經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本科，會計師，主要從事財務會計教育研究。

篇（3）

[摘要] 目的 分析心血管內科住院患者感染的臨床特征。方法 對2006年1月—2012年12月本院心血管內科住院治療的1746例病人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并探討引發感染的危險因素。結果 1746例住院病人的感染發生率為14.95%；最主要的感染部位為呼吸系統占67.05%，其中上呼吸道占22.99%，下呼吸道占44.06%，其次為泌尿系統感染占17.62%，隨之為胃腸道感染、皮膚感染、血液感染，分別為11.88%、9.96%、7.66%；共320個感染部位，其中單個221，合并兩個部位者28例，合并多個者12例；年齡大于60歲，心功能分級在III級以上，住院時間大于1個月，合并有其他疾病，接受侵入性治療，服用抗菌藥物等均是引發心血管內科病人感染的危險因素（P<0.05）。結論 心血管內科住院患者并發感染的危險因素較多，且臨床癥狀不典型，治療要有針對性，避免侵入性操作以及抗生素的濫用，減少住院時間，以降低感染率。

[

關鍵詞 ] 心血管內科；醫院感染；臨床特征

[中圖分類號] R44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4）02（c）-0105-02

心血管內科住院病人常伴隨有心功能異常、供血不足等癥狀，且治療周期長，住院時間久，往往機體的免疫能力較低下，醫院感染一直是其常見并發癥，尤其是隨著各種侵入性介入治療不斷應用，更是加大了心血管內科住院病人并發醫院感染的危險性。為進一步探討如何更好地防治醫院感染，本文以261例心血管內科住院病人為調查對象，對其臨床資料做回顧分析，總結其并發醫院感染的臨床特征及其引發原因，并提出合理的預防意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文研究對象為2006年1月—2012年12月期間入本院心血管內科接受住院治療的1746例病人。

1.2 醫院感染的診斷標準

參照2001年國家衛生部頒發的《醫院感染診斷標準》。

1.3 研究方法

對所有病例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記錄每位病人的姓名、性別、病型、療法，根據其醫囑、檢驗單以及影像學分析結果確定病人合并感染的部位，并統計其發生率，分別從年齡、心功能、伴隨疾病、住院時間、介入性治療以及抗菌抗感染藥物等方面分析引發醫院感染的危險因素。

1.4 統計學處理方法

全部數據經spss 15.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感染相關性用單因素χ2 檢驗，P<0.05即視為差異具備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感染發生率

1746例病人于住院期間并發感染者共261例，發生率為14.95%。

2.2 感染患者一般資料

該261例病人中，男性病患146例，女性病患115例，年齡范圍在35~90歲，平均年齡約63.7歲，以60歲為界，大于60歲者共174例，小于60歲者87例。病程：最短4年，最長29年，平均約8.9年。疾病類型：冠心病54例，高血壓心臟病102例，風濕性心臟病43例，擴張型心臟病19例，急性心肌梗死33例，其他10例。心功能分級：II級69例，III級101例，IV級91例。侵入性介入治療175例，主要包括氣管插管及切開、深靜脈插管、留置導尿管、鼻飼、呼吸機等，使用廣譜抗菌藥物者82例。

2.3 感染部位

最主要的感染部位為呼吸系統占67.05%（175/261），上呼吸道感染者60例，占比重22.99%，下呼吸道感染者115例占比重44.06%，其次為泌尿系統感染，共46例，占17.62%，隨之為胃腸道感染、皮膚感染、血液感染，分別為31名（11.88%）、26例（9.96%）、20例（7.66%）。其他部位感染者22例，占8.43%。共計320個感染部位，其中單個部位感染者221例，合并兩個部位感染者28例，合并多個部位感染者12例。具體結果如下表1。

2.4相關危險因素分析

單因素統計回歸分析得，年齡、心功能、伴隨疾病、住院時間、侵入性治療、廣譜抗菌藥物均是醫院感染的相關因素，年齡大于60歲，心功能分級在III級以上，住院時間大于1個月，合并有其他疾病，接受侵入性治療，服用抗菌藥物等均是引發心血管內科病人感染的危險因素（P<0.05）。具體結果如下表2。

3 討論

隨著社會的進步，醫療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各種介入性治療使心血管內科病人的病亡率逐年下降，但其常見并發癥——醫院感染至今仍未有降低，受介入治療過程中的各項侵入性操作以及廣譜抗生素使用的影響，其感染率甚至有增長趨勢。因此，如何有效預防心血管內科住院病人并發感染是進一步改善療效的關鍵，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充分了解其臨床特征及其相關危險因素。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感染率為14.95%略高于文獻報道[2]的6.64%~14.2%。這與各醫院總體條件以及采用治療方案的不同有關。同時，通過結果分析，不難發現心血管內科住院病人感染有以下幾個臨床特征：①病人年紀越大，感染的可能性越高，60歲以上病人的感染率明顯高于60歲以下者；②感染部位主要是呼吸系統，尤其是下呼吸道。此結果與文獻[1,2,3,5]均一致。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為心血管病人通常要臥床，長期下來其咳嗽與吞咽功能出現退化，因未能及時排痰而引發肺部感染，另一方面侵入性操作如氣管插管、鼻飼等均會提高呼吸系統感染的可能，器械消毒不完全也是一大相關因素；③心功能分級越高，并發感染的危險系數越大。心功能分級在III、IV級者其機體供血能力明顯不足，病人的抵抗能力更低下，且隨著病情的加重，治療更復雜，療程更長，故其感染率比I—II級病人更高（P<0.05）；④住院時間越久，感染率越大。結果顯示住院時間超過1個月者的感染率為21.24%，而一個月以下者為12.43%，前者接近于后者的2倍，差異明顯（P<0.05）；⑤侵入性操作使導致病人感染率增加的重要原因，本文結果顯示有侵入性治療病人的感染率達34.93%，是無侵入性操作病人感染率（6.91%）的5倍以上，與黃紅漫[3]等報道相符合。氣管插管與鼻飼很容易使鼻、咽部黏膜受損，使咳嗽與吞咽反射出現減弱甚至消失，導尿管的留置既可能損傷陰道黏膜還可能引發尿液逆行感染，而深靜脈插管可導致血液感染，而且留置管時間越長，感染的可能性越高；⑥廣譜抗生素的應用可導致不可預期的結果，如增加耐藥性、引發繼發性感染等[4]；⑦臨床癥狀不典型，合并其他疾病會提高感染率，而合并感染是致使病情惡化甚至致死的重要危險因素[5]。

綜上所述，心血管內科住院患者并發感染的危險因素較多，且臨床癥狀不典型，要盡可能地避免感染的發生，必須了解病人原發病及伴隨的疾病類型與癥狀，嚴密觀察其是否并發癥，采取有針對性的治療與護理，嚴格控制抗生素的選擇和使用，合理給予導管留置，操作規范并及時更換，一旦病情允許及時拔管，以防感染。同時應做好各項無菌操作，加強病房管理，保持室內溫度和濕度適中，空氣流通，定期消毒，嚴禁過多的人員探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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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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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勞動關系學(Labor Relations Science)，又稱產業關系學(Industrial Relations Science)，是研究勞動關系存在和運行的一般規律的學科(常凱，1995)，以平衡勞動者和勞動力使用者及相關組織的利益訴求從而促進社會勞動的順利進行為研究目的。在西方，勞動關系研究已有一個世紀的歷程。隨著美國學者鄧洛普于1958年發表的《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一書，勞動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勞動關系學已成長為一門成熟的應用型的社會科學學科。在我國，專門對勞動關系進行研究則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情。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勞動關系日益成為矚目的經濟、社會及至政治問題。在當前，和諧社會的建立亟待勞動關系的有效調整，這也賦予了勞動關系學研究以新的更高的歷史使命。

目前在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研究領域，許多學者紛紛倡議加強對勞動關系的研究，認為這有助于我國人力資源管理學科的健康發展、增強其社會應用性。為此，首先必須明辨的是人力資源管理學與勞動關系學的學科界定與互動關系。本文想在此議題上作些探索。

1 從歷史和現實看，人力資源管理研究屬于勞動關系學研究的微觀部分

Bruce E. Kaufman認為，勞動關系研究同時作為大學專業設置和企業從業范圍始于北美20世紀20年代前后。當時雖然也有眾多的學科標簽，但人們后來逐漸將凡是探索有關工作、雇傭和雇主與雇員關系的理論和實務統一到勞動關系(Industrial Relations)這一學科范疇下。勞動關系研究從一開始就包含兩個彼此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學派，即人事管理(PM)學派和制度勞動經濟學(ILE)學派。雖然兩者都關注雇傭和工作場所問題，都尋求勞動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法，但區別是明顯的(見表1)。人力資源管理是人事管理的發展，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人力資源管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它繼承了人事管理對勞動關系的研究思路。而制度勞動經濟學派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工會運動的低落和人事/人力資源管理的昌盛而走向衰落。

綜觀勞動關系學研究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人力資源管理是從個別勞動關系的層面主要研究企業內部的雇主與雇員的勞動關系，而勞動關系學不僅從個體勞動關系，而且還從集體勞動關系及社會勞動關系的層面廣泛研究工作及雇傭問題[1]，人力資源管理是勞動關系學的微觀研究部分。

2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局限性決定了必須加強勞動關系學的研究

對勞動關系的理解有三種主要的觀點:一元主義、多元主義和理論。Fox于1966年概括了理解勞動關系的兩種基本觀點:一元主義和多元主義。其中人力資源管理研究基本上屬于一元主義的觀點。Fox(1966)將一元主義定義為:一種將組織看成是由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的團隊，而這一共同的目標就是組織成功的思想。[2]一元主義的主要特征有:

①組織的全部雇員都屬于一個由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的團隊，全體雇員都追求這一共同的目標。

②只存在單一的權威來源，那就是管理方。

③因為所有的雇員都追求同一個目標，所以沖突是不合理的，并且肯定是由于溝通不佳或沒有共享這一目標的“麻煩制造者”引起的。

④第三方的出現對勞動關系是一種侵擾，所以工會沒有存在的必要。

由此可見，人力資源管理強調了“管理特權”，即認為管理者有能力解決組織發展的所有問題而不需要其它力量的干涉和挑戰。這種單源權威的思想一開始就受到社會學家的批判。對組織權威的理解涉及到對組織存在本質的認知。現在一般認為，組織存在是為了滿足多元利益相關者利益的。而管理者的行為只是為滿足所有者的利益服務的，所以過分強調管理特權容易侵害雇員、社會等其它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血汗工廠、雇傭童工、用工歧視、組織不公等雇傭現象無疑是這種思想所致的惡果，管理并不能解決所有的與工作有關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有其與生俱來的局限性。

對勞動關系學的研究學術界多傾向于采取多元主義的觀點，Fox(1966)對多元主義的定義是:組織像一個由不同的利益群體組成的小型的民主國家，政府的職責就是盡力去維持一種動態平衡。勞動關系學的研究其根本目標是探討如何建立一個社會范圍內的和諧的勞動關系系統，它強調通過綜合運用法律的、經濟的、行政的、文化的和管理的手段，實現勞資雙方力量的平衡和合作勞動。特別是在我國背景下，國家性質和當前的發展理念也決定了我們必須以多元主義的思路來思考所有關于工作和雇傭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必須要加強勞動關系學的研究，探索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如何充分體現人在生產中的主體性地位，如何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如何實現勞資關系的和諧，如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及可持續發展。

3 勞動關系學研究為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與實務提供了基礎條件

人力資源管理發展到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階段，非常注重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彈性。所謂戰略彈性，指組織人力資源的數量、質量、結構等特征能適應組織內外環境的變化，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彈性集中體現了組織的動態核心能力，是組織培育和保持競爭優勢的來源。所以從事人力資源管理活動首先必須要善于進行環境分析，理解國家和地區的產業政策、勞動法律法規、勞動力市場狀況、勞動者的就業心態等等，從而對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的理念、政策、實踐活動作出靈活的調整。

勞動關系學以現代社會中勞動關系的環境、主體、運行協調、矛盾處理作為基本的研究內容，將勞動關系置于宏觀的層面進行廣泛的審視。所以勞動關系學的研究成果有益于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者與從業者明確組織內部勞動關系所發生的宏觀背景，探索出有利于組織降低用工風險、增進成員組織承諾、充分利用人力資源、提高組織用工彈性、履行組織社會責任的途徑，從而提升人力資源管理對組織績效的貢獻度。

4 我國人力資源管理學的研究方向探討

勞動關系學與人力資源管理學從來就有一種交流的關系，這種關系為兩學科的發展不斷地注入動力和養素。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學誕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而勞動關系學在我國的誕生則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這種狀況使得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主要限于對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引進和吸收，同時也缺乏來自我國勞動關系學研究成果的支撐和滋養，這制約了我國人力資源管理學的社會應用性和認可程度。在當前我國勞動關系發生急劇變革的時期，為促進社會范圍內勞動關系的和諧，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研究須跳出既有窠臼，結合我國情境下勞動關系的特點，重新審視其學科體系和研究內容，從企業的層面探討如何促進勞動和諧的問題。目前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應注重并加強對以下幾方面問題的思考:

4.1 經濟全球化和我國轉型經濟背景下人力資源管理的內容和方式問題。經濟全球化帶來勞工標準全球化的問題，企業要想在跨國經營中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企業形象，必須根據國際上普遍承認的標準規范自己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并使之制度化和規范化以備審查。同時，我國當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求企業更加重視人才管理，這對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4.2 增進柔性雇傭問題。柔性雇傭建立在員工分類管理和不同雇傭模式選擇的基礎上，它有利于組織節約人力成本、增強用工彈性、保持和發展核心能力，也有利于員工自主管理職業生涯、平衡家庭與工作關系。在西方國家，柔性雇傭已是一種普遍的勞動現象，在我國柔性雇傭也發展迅猛。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者應注意研究如何對員工進行分類管理、如何為各類員工設計并施用相應的人力資源管理“套餐”、如何加強勞動合同管理以規避法律風險、如何對外圍員工進行有效激勵等問題。

4.3 改進員工參與問題。改進員工參與有利于發揮員工在經營中的主體性地位、增強員工的組織承諾、建設學習型的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者應探索有利于改進員工參與的組織變革、文化營建、制度機制問題，從而使員工的利益和組織目標有機結合起來，改變員工在勞動中的純工具性地位。

4.4 組織文化建設問題。組織文化建設不僅是組織的一種戰略安排，也是滿足員工自尊、成長和歸屬等高級精神需求的手段。人力資源管理應承擔起進行組織文化建設這一重任。所以應研究人力資源管理者如何進行組織文化的設計、實施，如何通過各種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的“捆綁”以支持特定組織文化的實現等問題。

4.5 勞動法律的適應問題。勞動法律以國家意志的形式體現政府對勞動者與勞動力使用者利益的調整，其對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活動有巨大的影響。人力資源管理為了減少用工的法律風險，必須要研究對勞動法律的適應問題。同時，勞動力使用者也可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對勞動法律的制訂、修訂、實施等方面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4.6 管理方與工會的關系協調問題。管理方與工會在我國情境下應是一種合作管理勞動關系的關系。為充分發揮這一關系的積極作用，一方面要求工會不斷增強其獨立性和組織性，另一方面也要求管理方與工會解決好合作的機制問題。對人力資源管理來說，需要研究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如何認知工會的地位、如何充分發揮工會在組織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建立健全與工會的合作機制等一系列問題。

4.7 勞動沖突的有效管理問題。勞動沖突在勞動關系的運行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勞動沖突處理不善不利于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甚至使組織卷入法律的糾紛之中。人力資源管理能在組織層面上對勞動沖突進行有效的預防和疏導，進一步研究勞動沖突的預防、識別、處理機制應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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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成本管理是施工企業根據建設單位的要求和項目本身的特點，并在保證項目正常運作的情況下，對工程項目實際發生的成本進行預測、計劃、控制、核算、考核的全過程。施工企業作為一個盈利性的企業主體，成本管理一直是工程項目管理的關鍵環節和保證盈利的關鍵，直接關系著項目本身的經濟效益和企業的收益情況。數學方法在項目成本管理中廣泛使用，將數學人才運用到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具有較強的必要性，能夠保證管理過程的科學性和可量性，是實現工程項目中科學化成本管理的關鍵所在。

一、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所需的人才

目前，大多數的施工企業已經認識到了工程項目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并開始將數學人才引入到工程項目成本管理的管理團隊中。在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引進高級別管理人才，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首先，隨著科學管理方法的發展，能夠促進工程項目成本管理的科學管理水平的提高，進行成本控制和管理，提高施工企業的經濟效益；其次，高級別管理人才的引進，能夠保證成本管理的科學性，提高管理的可測量性，杜絕當前成本管理中的不良習氣，促進工程項目的規范化管理。成本管理，是工程項目管理的關鍵環節。在實際的建設和施工過程中，成本管理一直貫穿始終。在擬定施工之前，項目施工企業往往會借助相關資料來估算出成本預算，這一過程屬于成本預測，如果沒有科學合理的數學方法進行合理預測，將會使得未來可能發生的成本過于不確定，施工企業無法了解可能產生的成本費用，也無法進行提前的融資和資金準備。而高級別人才的引入，是使用管理科學方法和成本管理方法的基礎。

在施工的過程中，需要對實際發生的成本進行統計、匯總和控制，這屬于成本控制的工作內容。在規范化的市場背景之下，只有采用科學合理的控制方法和統計方法，加強事前、事中的成本控制工作，才能保證施工企業獲得最大的利潤。工程項目的成本，需要根據建設工程的原有資料、行業背景、項目特點、施工環境與條件、工期要求、質量要求、材料要求等方面，并根據施工企業的技術水平來確定可能發生的成本費用。這一過程非常復雜、影響因素多，必須采用科學方法，引進高級別管理人才，才能實現科學的成本計劃和成本控制，指導工程項目的施工過程，并提高施工企業的經濟效益，利于施工企業的長遠發展。

二、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已經使用的科學管理方法

目前，在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已經使用的科學管理方法包括：六西格瑪統計法、人工神經網絡法、模糊數學方法、灰色系統理論等。

（一）六西格瑪統計法

六西格瑪統計法，主要是用于工程項目成本的控制。它最初是一種質量管理方法，通過對缺陷產品的控制，來降低生產成本、增加企業的利潤。這種方法，最初是在摩托羅拉公司中使用，用于產品質量控制與改進。這種方法通過對質量參數的測量，將參數的方差/標準差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從而保證產品的質量符合技術標準。這種方法同樣也可以使用到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利用σ值來保證發生的成本處于可控范圍內，確保實際成本的執行情況。基于不同的成本控制精度，可以選擇不同的σ標準（±σ、±2σ、±3σ、±4σ、±5σ、±6σ）。

（二）人工神經網絡法

人工神經網絡方法，主要適用于項目成本的預測。人工神經網絡，是一種借助大腦神經突觸聯接的結構，來進行信息處理和反應的數學模型。目前，已經充分使用在了成本預測中。例如：人工神經網絡的動態可變性和自學習性，能夠進行成本預測和過程中的成本改進；在人工神經網絡中，加入動量法和學習自適應調整策略，能夠將工程建設項目的物價指數、造價指數、工程硬件環境和軟件環境都納入考察范圍內，提高成本預測的科學性和精度；在人工神經網絡中，加入徑向基函數和模糊數學的方法，能夠讓模型更加貼合實際，將不確定性因素納入考慮范疇。另外，在實際的成本管理過程中，所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多，會導致測算過程慢、耗時長，可以將粗集理論排除冗余變量，利用約簡后的影響因素納入人工神經網絡之中，保證成本預測的快速進行。

（三）模糊數學方法

在工程項目建設的過程中，成本會受到很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讓成本預測和管理控制具有模糊性。于是，有學者在工程造價中引入了模糊數學的方法，借助特征向量的構建、工程特征隸屬度和模糊程度的判定，來確定本項目與其他歷史項目的相似程度，并進行相似的成本管理工作。此種方法在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的使用，本質上講，并不是在進行成本管理，而是通過模糊數學方法來找到相似的工程項目，并找到可參考的成本管理案例，提供借鑒。但是，這種找尋已完工工程與待測工程的相似程度的方法，并沒有考慮造價因素和物價變化的影響。目前，很多學者將工程項目的成本費用分解成了多個板塊，利用模糊數學的方法，找尋各個子板塊的相似板塊，按照板塊來確定相似性板塊，然后通過匯總，得到整個工程項目的總成本。但是這種方法，仍然無法準確預測出涉及到物價的子板塊。

（四）灰色系統理論

“灰色系統理論”最初是由鄧聚龍提出，其思想是：通過原始數據來建立灰色模型，發現數據之間的規律，并進行科學的定量預測。因此，在成本管理中，灰色系統理論主要是用于成本預測。該方法的優勢在于，能夠在少量的成本信息的前提下，進行準確的預測。因此，該方法適用于新工程項目、歷史資料缺失的情況。最常使用的灰色預測模型是GM（1，1）的單階、單變量的灰色預測模型，當然在多因素影響的情況下，還可以推廣到GM（1，N）單階、多變量的灰色預測模型。還有的學者通過建立已完工工程與待測工程的關聯程度，并利用“灰色系統理論”進行成本預測，形成了“灰色關聯預測模型”，進一步提升了模型的精度。近年來，還有學者提出了動態化的灰色預測方法，以當期成本控制現狀作為參考點，建立動態預測分析圖，使得成本預測能夠隨著施工的進展而不斷進行改進。

（五）其他科學管理方法

除了上述四種主流的數學方法之外，還包括了指數趨勢模型、粗糙集理論、蒙特卡羅模擬法等等。這些方法的主要思想都是在工程項目的成本管理中，提煉出實際面臨的成本管理情況，并在科學管理方法中找到能夠滿足這些情況與特征的模型，使得模型更加貼近實際，讓模型適用于更廣泛的范圍。

三、當前成本管理中引入科學管理人才的狀況

將高級別的科學管理人才引入到成本管理團隊之后，還需要將項目成本管理的實踐與科學管理人才所掌握的專業化科學管理方法進行進一步結合。目前，較為主流的項目成本管理思想包括了全面成本管理思想、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思想，這些方法都能夠與科學管理方法進行結合。例如：在全面成本管理和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中，可以使用人工神經網絡法、模糊數學方法、灰色系統理論來對前期融資、不確定性風險和后期運營問題進行預測，再借助指數趨勢模型等方法進行績效評價。在具體的施工過程中，還存在計價問題，可以采用六西格瑪、模糊數學等方法來進行計價控制和分析，來估算費用和造價仿真。但是，當前成本管理中引入科學管理人才，存在如下的幾個問題：第一，科學管理人才在成本預測中的參與度。通常，工程項目在方案設計結束后，才會進行成本預測，并將成本預測結果和方案設計合并，形成最終的評審方案。在成本管理中引入的科學管理人才，并不能真正參與到成本預測的工作中，成為了方案設計的一個附加工作，而無法根據成本預測結果來調整方案設計。第二，科學管理人才在成本控制的參與度。在實際的工程建設過程中，如果科學管理人才發現工程項目的成本已經超出了控制目標和預算要求，他們并不能直接參與到后期的成本控制工作當中，其專業知識僅限于成本預測階段。而成本控制工作都是項目施工方來完成，通過降低工程質量、壓縮工期、降低材料標準來控制成本。

四、結語

工程建設項目的成本管理，是工程項目管理的重要工作，也是創造經濟價值的關鍵所在。目前，在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已經使用的科學管理方法包括：六西格瑪統計法、人工神經網絡法、模糊數學方法、灰色系統理論、指數趨勢模型、粗糙集理論、蒙特卡羅模擬法等。這些現實情況，都需要在成本管理的團隊中引進高級別的科學管理人才。但是，當前成本管理中引入科學管理人才，存在如下兩個問題：科學管理人才在成本預測和成本控制中的參與度很低，無法發揮專業知識的作用。在未來的工程項目成本管理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提高科學管理人才與項目成本管理各個階段的參與度，才能保證科學管理專業知識在工程項目成本管理中的科學使用，提高項目成本管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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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藍榮梅.基于指數平滑法的建設項目成本預測研究[D].成都：西華大學，2013.

篇（6）

一、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內涵及特點

1、科學管理的內涵及特點

科學管理是嚴格按照規章制度，并利用組織結構、責權分配來實現由支配到服從的管理。科學管理重“管”、重“權”，也就是重控制，強調原則性、強制性、規范性和目標性，從而達到管理的統一性。科學管理規定了管理的目標、幅度、時間、空間及必要的剛性手段，為高校學生管理工作建構了一個框架，從而將學生的行為控制在規定的框架內，使學校工作有序地進行。

2、人本管理的內涵及特點

人本管理是按照人們心理和行為的活動規律，利用人際關系來實現的在非強制的情況下被管理者自覺行動的管理。人本管理重“理”、重“知”、重“感”、重“交流”，也就是重協調，強調的是規律、非強制性和自律；對學生的教育效果是潛在的、漸進的。這種管理強調學生在管理中的作用，把學生看作管理的核心，注重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把激勵學生的自覺行為作為管理的最高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可采取多種具體措施，比如盡可能地滿足學生的合理需要，激勵他們自我教育的動機，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優化學校內部環境；建設團結、合作、創新、進取的校風，使學生在教育教學活動中充分感受到自身的價值等。

二、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結合在高校學生管理中的意義

1、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結合是管理思想和實踐發展的結果

從管理理論與實踐演進的過程看，20世紀初，科學管理出現后，人們在享受它帶來的效率的同時，也在強烈抨擊它的不足。進入二十、三十年代后，一些學者開始研究人的工作動機、情緒、行為與工作之間的關系等，以及如何根據人的心理規律，去激發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為人本管理奠定了基礎。值得指出的是，雖然人本管理思想的出現是在科學管理之后，是基于科學管理思想的不足，但它并不是對科學管理的簡單否定。人本管理是對科學管理的完善，是在具備科學管理框架的基礎上，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升華。可以說，科學管理構成了管理的骨架，人本管理則構成了管理的血肉。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在管理中是各有側重的兩個方面，二者無高低優劣之分，只是互有長短，互為補充。

2、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結合是高校學生管理的有效形式

從高校學生管理的實踐看，科學管理是通過法紀等強制性的措施約束學生的行為，可以使學生在學校中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保證學校工作的穩定有序。因此，科學管理的優點在于，科學管理的強制性可以使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秩序井然，使學生的行為規范統一，并且有利于學校中敏感問題與突發事件的處理；科學管理的直接性，可以使教育效果迅速高效，科學管理的強制性與規范性還可以規范教師的管理行為，避免管理過程中的隨意性。但是，科學管理存在一定的弊端，它偏重強制性與權威性，用簡單的獎懲代替細致的教育，用居高臨下的權威代替人格的感召，這樣做忽視了學生自身的心理因素。學校管理的核心是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尤其是高校學生都具有知識性特征，他們有思想、有能力、有各種精神需求。不考慮學生的這些特點，一味地利用權力與規章來約束、控制他們，久之會使學生產生受人控制、人格和自尊受到傷害的感覺，這將會學校師生關系緊張，造成學生的逆反心理，以及與管理人員的對立情緒，影響教育的實效性，更難談教育的長效性。

人本管理是依據學生心理和行為的活動規律，運用非強制的手段，包括激勵、感化等，使學生發自內心接受管理與教育，變“要我…..”為“我要……”。人本管理充分體現了尊重人、理解人、以人為本的思想，突出了學生作為人的主體地位。因此，人本管理的優點在于，它尊重學生的個性和自利，有利于在師生間形成合力，促進學生和學校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人本管理是基于學生內在思想的自覺改變，一旦生效其效果能夠持久穩定。當前，學生的民主、法制意識增強，更需要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但是，人本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人本管理彈性大，具有變動性、靈活性，而且學生的個性及所處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處理得不好極有可能造成管理的混亂；加之人本管理要經過“外在要求——內在愿望——自覺行動”的過程，見效慢。

三、高校學生管理中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結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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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知識社會的到來，管理對象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及自主意識和創新意識的增強，學校文化管理正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

一、文化管理：對傳統學校管理模式的歷史超越

縱觀學校管理的歷史發展，適應不同時代的要求，曾出現過經驗管理和科學管理兩種傳統的管理模式。學校的經驗管理是指憑借管理者的經驗和權力來進行管理的一種模式。其特征是重經驗、重傳統；管理手段行政化，管理方式具有強制性；注重實踐經驗的積累，忽視理論預設，缺乏科學性。

學校的科學管理模式是在20世紀初泰勒、法約爾、韋伯等人的管理理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同時，也是對企業科學管理的借鑒。學校科學管理的最大特點是科學性，強調學校的一切管理活動都必須遵循科學規律，注重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的結合，其目的是追求效率。學校科學管理模式的最大不足是沒有區分學校管理與企業管理的不同性質。其主要問題是過于強調標準化而忽略人的靈活性和復雜性，過于強調制度的剛性管理而忽略了文化等柔性手段，注重提高效率而忽略了學校管理的最終目的是發展人，從而導致了人作為主體在管理中的部分失落；導致了學校管理中的“物本主義”、“事本主義”、“管理主義”的傾向。

適應“知識社會”和“文化時代”的要求，針對傳統學校管理模式的局限性，“走向文化的管理”已成為“21世紀的必然選擇”。學校文化管理是繼經驗管理、科學管理模式之后出現的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它不是對傳統管理模式的簡單否定和取代，而是對傳統學校管理模式的整合和超越。從經驗管理到科學管理再到文化管理，三種管理模式的歷史迭變反映了人類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學校文化管理的含義

學校文化管理是一個新事物，目前尚難給它下一個非常嚴謹的科學定義。目前一般認為，所謂學校文化管理是與經驗管理、科學管理同范疇的一種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以人為本是文化管理的本質。文化管理就是以人為出發點，并以人的價值實現為最終管理目的的尊重人性的管理。這種管理是通過管理主體與對象主體之間所形成的文化力的互動來實現的。文化管理與以往的科學管理有著顯著的不同。我們可以從兩者的比較中進一步認識文化管理的內涵。

總的來看，學校文化管理是以人為本的管理，就是強調人在管理中的主導地位，人是管理的最重要資源，尊重人的價值，調動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全面開發人力資源，以實現組織目標、謀求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的的管理。文化管理是重視人、尊重人、依靠人、激勵人、發展人的管理。

學校文化管理是以重視軟要素為重要特征的管理。傳統的管理靠的是制度、結構、物質等硬要素，管理是直接的、顯性的、剛性的，而文化管理重視人以及與人相關的價值觀、品德規范、團隊精神、組織氛圍、管理藝術等軟要素，以道德和精神引領教職工和學校的發展，管理是間接的、隱性的、柔性的。當然學校文化管理是一個管理系統，它不僅包括管理的軟要素，也包括管理的硬要素，是把學校管理軟要素放到中心位置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系統。

學校文化管理是一種強調非理性因素、主張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統一的管理模式。傳統管理模式強調科學與邏輯等理性因素，在學校管理中把一切都規范化、標準化、程序化，容易導致管理的強制性，妨礙教職工的創造性發揮。學校管理的核心要素是人，而人是具有復雜性和豐富性的主體。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還有非理性的一面。學校文化管理考慮到人的復雜性，既主張尊重人格，適應人性，強調情感、意識、性格等非理性要素對管理的作用；同時，也要弘揚人的理性精神，把管理中的理性與非理性有機統一起來。

要準確地把握學校文化管理的內涵，還需要對以下三對關系進行辨析。

學校文化管理與對學校文化的管理。雖然文化管理離不開對文化的管理，但無論是“對文化產品及其傳播和共享的管理”或是“對組織文化的管理”，都不等同于文化管理。這里的文化管理是指一種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對組織文化的管理”則是學校管理的主要內容，如同“教學管理”、“德育管理”一樣。

學校文化管理與學校文化建設。學校文化是繼人、財、物、時間、信息和空間之后的第七大教育資源和管理資源。學校文化管理要以文化這種管理資源去影響、引導教職工和學校的發展。因此，創建高品位學校文化是學校文化管理的基礎。學校文化建設與學校文化管理有密切聯系和諸多方面的交叉重疊，但作為學校管理模式的文化管理與作為學校文化管理實施的重要途徑的學校文化建設畢竟不是一回事。

文化管理與管理文化。文化管理是一種管理模式，管理文化則是一種文化樣式。管理文化主要是指管理思想、管理哲學和管理風貌，其核心是管理的價值觀念。一定的社會、民族和文化圈的文化必然會滲透和反映在一定的管理過程中，管理文化其實就是一定文化特征在管理中的體現。管理是一種文化，管理模式的更迭暗示著人類文化的演進。經驗管理時代有經驗管理時代的管理文化，科學管理時代有科學管理的管理文化。但不能說有了管理文化就有了文化管理。

三、學校文化管理的實施

1.建設高品位的學校文化。

學校文化管理是通過管理的軟要素“文化力”來發揮管理作用的。因此，自覺進行高品位學校文化建設，是學校文化管理的基礎和重要標志。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區別只是在于是先進的還是落后的，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低品位的還是高品位的，學校文化建設就是通過繼承、創新和整合，使先進的、高品位的學校文化成為學校的強勢文化、主導文化。從學校文化的形態來說，應從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和物質文化四個方面進行學校文化創建，增強學校核心發展力。

2.塑造學校共同價值觀。

學校價值觀是學校文化的核心。一所學校選擇什么、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外顯為教育行為和校風，內隱的則是學校價值觀念。學校價值觀為學校全體師生提供了共同愿景，影響著師生和學校的日常行為、精神追求和發展方向，是學校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學校文化管理就是要通過調整、創新和整合，塑造正確的學校共同價值觀，以實現對教職工的價值引領與精神境界的提升。

3.建設教職工的精神家園。

學校文化管理是一種柔性化、隱性化的管理，所以它必須訴諸關心師生員工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因此，建設精神家園，讓教職工視學校為自己的“家”，視自己為“大家庭”的一員，才能使教職工具有歸屬感，增強學校的凝聚力和教職工對學校的依戀度，進而充分發揮教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此來看，建設以歸屬感、被尊重的價值環境、交流對話的精神平臺、融洽關愛的心靈空間為基本特征的精神家園，是學校文化管理實施的重要途徑。

4.構建激勵機制。

篇（8）

縱觀學校管理的發展歷史,為適應不同時代的要求,曾出現過經驗管理和科學管理兩種傳統的管理模式。學校的經驗管理是伴隨學校的產生而形成的一種管理模式。管理者憑借經驗和權力來進行管理,其特征是管理手段行政化,管理方式具有強制性,注重實踐經驗的積累,忽視理論預設,缺乏科學性。學校的科學管理模式是20世紀初在泰勒、法約爾、韋伯等人的管理理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是對企業科學管理的借鑒。學校科學管理的最大特點是科學性,強調學校的一切管理活動都必須遵循科學規律,注重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的結合,其目的是追求效率最大化。

學校科學管理模式的最大不足,是沒有區分學校管理與企業管理的不同性質,過于強調標準化而忽略人的靈活性和復雜性,過于強調制度的剛性管理而忽略了文化等柔性手段,注重提高效率而忽略了學校管理的最終目的是發展人,從而導致了人作為主體在管理中的部分忽視,導致了學校管理中的“物本主義”“事本主義”“管理主義”傾向。

為適應“知識社會”和“文化時代”的要求,針對傳統學校管理模式的局限性,“走向文化的管理”已成為“21世紀的必然選擇”。它不是對傳統管理模式的簡單否定和取代,而是對傳統學校管理模式的整合和超越。從經驗管理到科學管理再到文化管理,三種管理模式的歷史迭變,反映了人類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發展的必然趨勢。

文化管理的核心是“以人為本”

學校文化管理是指以人為出發點,并以人的價值實現為最終管理目的、尊重人性的管理。這種管理是通過管理者與管理對象之間所形成的文化力的互動來實現的。文化管理與以往的科學管理有著顯著的不同。總的來看,學校文化管理是“以人為本”的管理,強調人在管理中的主導地位,尊重人的價值,想方設法調動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實現組織目標,以謀求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的。簡而言之,文化管理是重視人、尊重人、依靠人、激勵人、發展人的管理。

學校文化管理是以重視軟要素為重要特征的管理。傳統的管理靠的是制度、結構、物質等硬要素,管理是直接的、顯性的、剛性的。而文化管理重視人以及與人相關的價值觀、愿景、品德規范、團隊精神、組織氛圍、管理藝術等軟要素,以道德和精神引領教職工和學校的發展,管理是間接的、隱性的、柔性的。當然,學校文化管理是一個管理系統,它不僅包括管理的軟要素,也包括管理的硬要素,是把學校管理軟要素放到中心位置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系統。

學校文化管理是一種強調非理性因素,主張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統一的管理模式。傳統管理模式強調科學與邏輯等理性因素,在學校管理中把一切都規范化、標準化、程序化,容易導致管理的強制性,妨礙教職工的創造性。學校管理的核心要素是人,而人是具有復雜性和豐富性的主體。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還有非理性的一面。學校文化管理考慮到人的復雜性,既主張尊重人格,適應人性,強調意志、情感、意識、性格等非理性要素對管理的作用,同時也要弘揚人的理性精神,把管理中的理性與非理性有機統一起來。要準確把握學校文化管理的內涵,還需要對以下三對關系進行辨析。

學校文化管理與對學校文化的管理。雖然文化管理離不開對文化的管理,但無論是“文化產品及其傳播和共享的管理”或是“對組織文化的管理”,都不等同于文化管理。這里的文化管理是指一種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對組織文化的管理”則是學校管理的主要內容,如同“教學管理”“德育管理”“后勤總務管理”一樣。

學校文化管理與學校文化建設。學校文化是繼人、財、物、時間、信息和空間之后的第七大教育資源和管理資源。學校文化管理要以文化管理資源去影響、引導教職工和學校的發展。因此,創建高品位學校文化是學校文化管理的基礎。學校文化建設與學校文化管理有密切聯系和諸多方面的交叉重疊,但作為學校管理模式的文化管理,與作為學校文化管理實施重要途徑的學校文化建設畢竟不是一回事。

文化管理與管理文化。文化管理是一種管理模式,管理文化則是一種文化樣式。管理文化主要是指管理思想、管理哲學和管理風貌,其核心是管理的價值觀念。一定的社會、民族和文化圈的文化,必然會滲透和反映在一定的管理過程中,管理文化其實就是一定文化特征在管理中的體現。管理是一種文化,管理模式的更迭暗示著人類文化的演進。經驗管理時代有經驗管理時代的管理文化,科學管理時代有科學管理時代的管理文化,但不能說有了管理文化就有了文化管理。

學校文化管理如何實施

建設高品位學校文化。學校文化管理是通過管理的軟要素――“文化力”來發揮管理作用的。因此,自覺進行高品位學校文化建設,是學校文化管理的基礎和重要標志。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區別只在于是先進的還是落后的、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低品位的還是高品位的。學校文化建設就是通過繼承、創新和整合,使先進的、高品位的學校文化成為學校的強勢文化、主導文化。從學校文化的形態而言,應從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和物質文化四個方面進行學校文化創建,增強學校核心發展力。

塑造學校共同價值觀。學校價值觀是學校文化的核心。一所學校選擇什么、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外顯為教育行為和校風,內隱的則是學校價值觀念。學校價值觀為學校全體師生指明了共同的向往和愿景,影響著師生員工和學校的日常行為、精神追求與發展方向,是學校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指出:“管理的任務就在于使個人的價值觀和志向轉化為組織的力量和成就。”學校文化管理就是要塑造正確的共同價值觀,從而實現對教職工的價值引領與精神境界的提升。

建立和實施共同愿景。“愿景”包含兩層意思,即愿望與遠景。愿景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圖像、價值觀,以及達到的目的和完成使命的途徑。愿景是組織未來發展的遠大目標和組織成員的共同愿望,而非外加的或短期內就可以達到的目標。愿景和價值觀是學校文化管理的根基,共同價值觀是愿景的靈魂。學校的共同愿景是規范教育行為、凝聚力量、喚起希望、激發內動力,是引領學校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建立共同愿景要選擇的實施策略可描述為五個階段:告知、推銷、測試、協商和共同創造。告知階段是告訴教職工組織的愿景是什么,傳達信息的方式要直接、清晰和一致;推銷階段是幫助教職工自發地投入愿景之中,而不要操縱他們;測試階段是了解教職工對愿景的真實想法,可用問卷和面對面交談的方式,調查教職工對學校發展和能力的看法和希望;協商階段是邀請教職工給組織當顧問,塑造共同愿景;共同創造階段是每個教職工開始為他們想建立的愿景而工作。實施共同愿景的方法與技巧主要有:以個人愿景為學校組織共同愿景的基礎;平等對待每一個人,并彼此尊重;尋求相互合作,休戚與共,而不是意見一致;每個人的意見只代表自己;避免“抽樣”;以團隊學習為基本形式,提煉學校組織的愿景。

篇（9）

1.科學管理的基本假設

科學管理作為一種管理理論,它以以下幾個假設為前提:

(1)當時,勞資矛盾日益尖銳的主要原因是社會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如果能通過科學管理將社會資源進行充分利用,則勞資雙方都會得到利益,這些矛盾就可以解決。

(2)對工人,其基本假定,即人是“經濟人”。人最為關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貨幣收入,或者說只要能使人得到經濟利益,他愿意配合管理者挖掘出他自身最大的潛能。

(3)單個人是可以取得最大效益的,集體的行為反而導致效率下降。科學管理是使單個人提高效率的有效辦法。[1]

泰勒科學管理試驗及其理論是建立在這三個前提假設基礎之上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科學管理理論,但這三個前提假設并不全面和科學,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補充和完善。

2.科學管理的主要內容

根據上述科學管理的基本假設及作業研究和時間研究兩個基本原理,以及科學管理的基本出發點和主要任務,科學管理理論的內容可分為三個主要方面:管理哲學、作業管理和組織管理。

(1)管理哲學。科學管理作為一種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它是以管理哲學為指導的,管理哲學是管理中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從思維和存在的角度對管理的本質和發展規律所作的哲學概括。而科學管理正是在管理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對管理進行了歸納和變革。泰勒指出:“從實質上講,‘科學管理’是人和公司或產業中工人方面的一種切實的精神革命——是這些工人在對待他們的工作職責、對待他們的同事、對待他們的雇主方面的一種徹底的思想革命。他同樣也是管理當局(工長、監工、企業主)方面的人的一種精神革命——是他們對待職責、對待同事、對待工人、對待所有日常問題方面的一種徹底的精神革命。如果沒有這兩種徹底的精神革命,‘科學管理’就不會存在。”[3]

(2)作業管理。科學管理的中心問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也是科學管理的基本出發點之一。首先,泰勒通過試驗和研究,對工人的工時和動作進行研究,從而制定出有科學依據的工人的“合理的日工作量”。其次,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挑選“第一流的工人”。泰勒認為,人具有不同的天賦和才能,只有工作對他合適,才能成為第一流的工人。企業管理者的責任就在于為雇員找到最合適的工作,同時,運用培訓工人的科學方法,最大程度地挖掘他們的最大潛力。在制定了恰當的工作定額,并挑選了“第一流的工人”后,還應當實行標準化原理,即工人掌握標準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標準化的工具、機器和材料,并使作業環境標準化。

(3)組織管理。泰勒把計劃職能與管理職能分開,改變了憑經驗工作的方法,代之以科學的工作方法,以確保管理任務的完成。計劃職能歸管理當局,并設立專門的計劃部門來承擔,計劃部門從事全部的計劃工作并對工人指令和命令;工人和工頭從事執行職能,按照計劃部門制定的操作方法,使用規定的標準工具,從事實際操作。

在組織機構的管理控制上實行例外原則。所謂例外原則就是,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把一般的日常事務授權給下級管理人員去處理,而自己只保留對例外事務(即重要事項)的決策和監督權,如有關企業重大政策的決定和重要人事的任免等。[1]

二、高等教育管理的特點

高等學校相對于其他組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主要是由高等教育的目標、要素、活動、結構與功能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即高等教育自身的內在規律決定了高等教育管理的特點。高等教育管理的特殊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等教育管理目標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系統的目標是根據高等教育規律和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來制定的,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也應該以高等教育的規律為指導,而不能采用企業管理中的各種原則或原理。高等教育管理是以更好地培養人才并且著眼于提高人才質量為根本目標的管理活動,它不能、也無法只追求經濟效益,更不能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應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統一起來。

2.高等教育管理要素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管理包括管理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即組成高等教育系統的主導性成員——教師和高等教育的主體性成員——學生。高等教育管理要符合他們的勞動特點和身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系統組成人員的特殊性,管理中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管理現象——自我

管理。自我管理是管理中存在的一種普遍想象,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自我管理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是高等教育系統中的人都是具有高層次文化水平的人,因此具有很強的自我管理、自我組織和自我發展的能力;二是他們的心理特征也表明,在管理過程中有必要讓其發揮自己的自我組織管理的能力。 3.高等教育管理活動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管理要協調學術目標與其他目標之間的矛盾。學術目標體現了高等教育系統的整體性質和本質功能,這就要求高等教育管理活動一定要以學術目標為主導目標,與高校的學術目標一致。

鑒于高校師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管理師生的過程中,民主性比其他任何系統的管理顯得更加重要,教學民主、學術自由是高等教育管理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動中,健全民主管理制度,首先要求管理思想民主化,尊重教職工的智慧與才干,在管理中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其次,建立健全民主管理的各項制度,充分發揮各個學校成員的作用;第三,積極創造多種形式的、生動活潑的、簡便易行的、有利于廣大師生員工參與管理的民主運行模式。

4.高等教育管理功能的特殊性

與一般管理一樣,高等教育管理具有兩個基本的目標功能:管理的“維系”功能和管理的“結合”功能或“放大”功能。高等教育系統的結構與功能與其他社會系統有所不同,高等教育為社會提供的主要是精神產品。因此,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上述兩個功能都有特殊的表現:首先高等學校的管理對“凝聚力工程”提出了更高也更難的要求。更高體現在高校的師生對于人際關系交往比較看重,在人的需求層次中,教師對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尤其強烈,這就要求注重人本管理,提高師生員工的向心力;其次,高等教育系統是最具有創造力的社會系統,通過各成員、各要素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系統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效果”。[2]

三、科學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應用的評價

1.科學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理論意義。教育實踐活動的順利開展,需要高效率的教育管理的配合,否則無法實現預期的教育目標,而高效率的教育管理實踐又需要管理理論的指導。科學管理是一次管理思想上的大綜合,是管理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同時又是一個較為完整的管理思想體系。因此,科學管理作為一個重要的管理理論,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理論支撐,為高等教育管理實踐活動提供理論指導,從而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為人才培養服務,最終保證人才培養質量。

(2)科學理念。科學管理通過對時間、動作、工作的研究,第一次使管理由經驗上升到科學,第一次把科學研究和科學方法應用于管理,使管理從此成為一門科學,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科學管理尊重科學、運用科學的理念亦是高等教育管理非常重要的管理理念,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高等教育管理順利進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使高等教育培養出高質量的高級專門人才。其次,大學是一個研究高深學問的場所,是以追求學術目標為重的組織,因此高等教育的各項活動都應該尊重科學、運用科學,各項決策都應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因此,高等教育管理作為一個重要的高等教育活動也應運用科學方法,通過科學研究,進行科學決策,科學地解決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3)教師激勵。根據“經濟人”假設的原理,科學管理為最大限度挖掘工人的潛能和提高工人的工作積極性,主張對工人實行激勵性的報酬制度。對員工進行激勵在管理學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管理理念,包括經濟激勵和精神激勵,其能夠有效調動工人的工作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效率。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動中,教師激勵是教師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不僅關系到教師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積極性,更關系到教學質量的好壞與否。沒有良好的教學質量也就無從談起高質量的人才培養,因為教師是教育的主導者。但根據教師勞動的特點和其作為具有高層次文化水平的群體,精神激勵比經濟激勵更為重要,教師對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尤其強烈。教師激勵應符合教師需要的特點,遵循教師激勵的公平性原則、社會性原則、閉合性原則及支持性原則等一些基本原則,可采取目標激勵、競爭激勵、情感激勵、榜樣激勵和考評激勵等多種激勵方式,促進教師的良好發展。

(4)組織理論。科學管理主張把計劃職能與管理職能分開,實行職能工長制和例外原則。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組織管理理論,大學作為一個復雜的組織同樣需要這些組織理論的指導,因此,科學管理中的組織理論對高等教育管理活動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意義。大學組織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復雜性,大學組織的成員復雜、結構復雜,大學組織的權力結構也較為復雜,同時,大學的職能又具有多樣性。因此高等教育管理需要把計劃職能與管理職能分開,各部門分工合作,如現行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就有其存在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2.科學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缺陷

(1)“經濟人假設”。科學管理的一個重要的基本假設前提就是“經濟人”。認為人最為關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經濟收入,即如何實現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與后來的行為管理學派和現代人力資源管理思想相比,科學管理中對人及人性的理解還是表現出了很強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過多側重于從理性的、科學的角度來認識人、管理人,忽略對人的非理性層面、人的自由發展的全面認識,使得泰勒本人盡管在其著作中和生活中對科學管理做過許多辯解,但總給人們一種冷酷無情、缺乏人性的印象。[4]人性是復雜的,同時也會根據時間、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高等教育管理的對象——教師和學生,比起一般的普通工人他們更為關心的是精神層面的尊重和自我實現,比較看重人際關系的交往。因此,科學管理的“經濟人”假設不符合高校師生的特殊需要,高等教育管理也就不能照搬科學管理的一些相關原則和原理,而應根據高校師生的特殊需要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才能完成預期的管理任務。

篇（10）

管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及其需要應運而生的。總體來說,人類的管理經過本能、經驗、科學三個階段,而當下,正在由科學管理向哲學化進步。

一、從本能管理到科學管理

人類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沒有任何的經驗可供參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個人的地位與魅力。那個時候,大凡優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視為圣人,他們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們憑借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理解,開創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國的“仁政”。東周“百家爭鳴”的時候,諸子開始總結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經進入了尾聲,開始進入另一個時期――經驗管理時期。

當人類積累一定管理經驗的時候,借鑒前人經驗成為管理智慧的主要來源,在這個階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歷史,從歷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資治通鑒》也就是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但是,經驗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經驗畢竟是前人的經驗,不可直接使用。更讓人惋惜的是,中國的經驗管理因循色彩和習慣都很濃重,以至于沒有朝科學管理的方向發展。

科學管理源起于西方的企業管理,經過工業化的催動從而不斷地發展和完善。到今天為止,從泰勒到德魯克,管理科學已經成了一門內容豐富、使用范圍廣泛的科學。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構成了現代社會管理科學,對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推進作用。

二、從科學管理向哲學化管理是大勢所趨

科學管理思想是不是人類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從中外管理的實踐與思考的歷史都看到這樣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及以往的經濟問題,印證了西方管理理論的局限甚至失敗。

首先,科學止于人性。科學管理是以物質為基礎的,原先的所說的科學層面的管理,其實都是單模塊的“事”與“物”上的管理,如物流、財務、營銷、生產、甚至人力資源的部分內容。當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為本時,科學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其次,科學管理是分專業的,是以相對特定的領域和靜止的環境為前提的。科學管理系統,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這些具體的方法與工具之間的關系、研究更高層的規律,尤其是現代社會的人和化無常,確立組織的根本規律,就需要更高層次的思辨模式了,這就是管理哲學。

當人類管理進入真正的“人本”時期,進入整體思維時期,進入不是對具體表象而是對規律加以研用的狀態,就是管理的哲學化開始。管理的哲學化不是否定科學,相反,管理哲學化是以管理科學為基礎的。

那么管理哲學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業文化來代替,我認為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國術語來說,管理哲學的內容起碼應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為本。立心,就是確立企業的基本精神、性格、價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業在若干問題上的決策依據,如:穩定與發展,合作與競爭,知與行,個體與團體等。這些問題與企業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絕對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業基本的運行模式與規則,尤其包括企業權利體系,這是企業運行的基礎。立人,在企業是培養團隊,在個人則是安身、立命、智慧,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三、現代管理科學發展的哲學軌跡

現代管理科學的發展,經歷了“古典管理”、“行為科學”、“管理叢林”,直至今天的“企業文化”階段。

現代管理科學發展的第一階段(1900-1930),是以F•W泰羅、 M•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管理”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學成果引入企業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實質卻把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庸。它忽視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動精神的主體。這個時期,泰羅盡管側重研究管理技術問題,但他卻注意到了科學管理的本質問題。他認為:“科學管理從本質精髓來說,包含某種哲學。”因此,有人把泰羅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學的管理論者。

現代管理科學發展的第二階段(1930-1960),是以梅奧、麥格雷戈、馬斯洛等為代表的“行為科學”階段。行為科學的崛起及其廣泛應用,心理學展開了對管理科學的實驗研究,社會學也開始把管理作為社會群體生活的一個方面來加以研究。此外,美學、倫理學、邏輯學等學科也日益與管理學相結合。在上述諸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管理方法論、管理心理學、公共關系學、管理邏輯學、管理倫理學等各門分支學科相繼發展起來。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階段的自然科學數量方法轉向理論研究的哲學思辯方法,以探求管理主體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意義和人文傾向。

現代管理科學發展的第三階段(1960-1980),是以多種管理學派并存為特點的“管理叢林”階段。這個階段上的理論把企業看成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技術系統,力圖從整體上把握管理與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的哲學色彩大大加深。

現代管理科學發展的第四階段(1980-),就是“企業文化”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把文化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企業管理中來,充分發揮文化的作用。在當今企業經濟活動中,人是最寶貴的財富。許多發達的國家把聚集培養人才看成是整個管理活動生存發展的源泉。這就是說,在現代管理中,重視管理主體的價值,進而形成現代化管理的主導力量和核心,是現代化管理思想哲學傾向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