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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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展與科學哲學的進步間存在密切關系，不同流派的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研究中對象的選擇、方法的使用，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其不斷發展完善中，經由經濟學家推動，逐漸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從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新進展來看，實證主義仍然主導著經濟學研究的進展，而實證主義遭到批判和挑戰，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這種源自不同科學哲學流派的實證主義批判，并未對主流經濟學研究造成影響，一是因為經濟學忽視科學哲學研究中的新進展，也是因為在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興起、世紀之交影響領域迅速擴展的批判實在論，對實證主義進行了較全面的評價和批判。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進行比較研究，借鑒科學哲學領域的新進展，是創新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徑。

一、實證主義的基本類型及其發展簡史

一般認為，有三種彼此分離，但又存在有機聯系的實證主義哲學流派。第一種是19世紀孔德和馬赫的實證主義；第二種是20世紀20－30年代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第三種是在20世紀中期成為英美科學哲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邏輯經驗主義。在這三種流派中，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最為系統，最具凝聚力。因此，人們更多的時候談論的實證主義指的是邏輯實證主義（Davis　＆Hands，1998：347）。“實證哲學”一詞由孔德所創，隨后演變為實證主義。孔德將人類知識的進展分為神學、形而上學與實證主義三個階段，他的目標是建立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他認可的自然科學方法是觀察，認為所有科學都能通過方法論達致統一。這種實證主義由穆勒、斯賓塞、涂爾干等進一步發展。他們“認為實證主義的知識，是科學地規劃社會和引導社會的基礎……所用的方法一般是歸納主義的方法”（貝爾特，2002：233）。邏輯實證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綱領的恰當描述，因為該學派的成員極力整合“邏輯主義和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目標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寫的小冊子《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中表現的最為充分，這個宣言指出，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專門學科和人們能夠獲得的全部知識的統一。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邏輯分析，運用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極方面，從自然科學、數學以及廣而言之從人類知識中清除形而上學的陳述，（b）在其積極方面，澄清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類知識是從經驗與料中構造起來的”（D．J．奧康諾，2005：935）。一般認為，數學和邏輯命題是分析性的，它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從而代表了一種先驗的，而不是后驗的或經驗的知識。而科學是關于事實和經驗的，它的命題是綜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種經驗條件下才是真的。邏輯實證主義認為，除經驗科學的綜合性事實性真理和邏輯與數學的純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義哲學、神學和倫理學，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無意義的。實證主義的第三種類型，通常被稱作邏輯經驗主義。主導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正是這種邏輯經驗主義。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邏輯主義：科學理論必須符合演繹邏輯；（2）經驗證實：陳述必須可由經驗證實或證偽，或是定義在分析上為真；（3）理論與觀察分立，觀察可以在理論上是中立客觀的；（4）休謨式的因果律理論：從被觀察的事件之間發現不變的關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種類型的實證主義中，影響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邏輯經驗主義，這種邏輯經驗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項目的延續和發展。考德威爾認為邏輯經驗主義是某種更為成熟的邏輯實證主義，他認為邏輯經驗主義是邏輯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結合（Caldwell，1994：19－35）。在對先前類型的實證主義做出的發展上，邏輯經驗主義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理論和證據之間關系的理解上，從強調歸納方法轉向強調假說—演繹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釋視為科學活動的合理目標。在對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上，假說—演繹方法，不同于先前維也納學派的歸納方法。這種方法認為，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演繹式的。檢驗一個科學理論的第一步，是從理論和它的初始條件中推論出某種經驗預測；第二步是根據可觀察到的證據檢驗這些預測，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真實的，理論就得到了確證，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那么理論就得到了反駁。推動由歸納向假說—演繹轉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為了避開在歸納方法中存在的休謨難題。無論人們對假說—演繹方法有什么樣的評價，有一點是明確的，它與邏輯經驗主義的第二個重大貢獻：科學解釋的演繹法則模式密切相關。假定—演繹模式這個正式術語，首先出現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論文中。他們認為，所有真實的科學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所有科學解釋都至少包括一個一般規律，再加上對有關初始或邊界條件的闡述，規律和闡述組成了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可以推論出待做的解釋，即關于所要解釋的事件的闡述，在這個推論過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幫助，只需要推理邏輯。這里所說的規律是指“在所有情況下，只要事件A發生，事件B就發生”這種命題。Hempel和Oppenheim進一步指出，解釋和預言都采用了同樣的邏輯推理法則，兩者的唯一區別在于，解釋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后，而預言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前。對于解釋來說，是從需要解釋的事件出發，找到至少一條普遍規律和一套初始條件，這些條件在邏輯上包含了對所要解釋的事件的說明。由于這個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評者把他們的模式稱為“解釋的覆蓋率模式”。而對于預言來說，是從一條一般規律和一套初始條件出發，推論出關于一個未知事件的說明，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倒過來的預言”。這種認為在解釋的本質和預言的本質之間存在完美的、邏輯對稱的看法又被稱為“對稱論題”，它構成了科學解釋的假定—演繹或覆蓋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釋中用到的一般規律，并不是通過對個別例子進行歸納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規律僅僅是一種假定，如果愿意可以進行猜想，通過把一般規律運用于對特定事件的預言對規律進行檢驗，但是一般規律本身不能被簡化為對事件的觀察結果。盡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但實證主義卻遵循著某些相同觀念。比德辨析了實證主義的主要特征：（1）科學知識，包括邏輯與數學，是知識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學的申辯、規范的陳述、論點、價值判斷和意見不是有效的知識；（3）建立在常識經驗基礎之上的經驗數據，是除邏輯與數學外的有效知識的唯一來源；（4）有效知識只能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獲得，尤其是物理學、應用邏輯與數學；（5）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之外）只能通過推理的方法從經驗數據中得到；（6）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理論外）只能通過經驗數據得到證實；（7）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應當以數理邏輯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達；（8）規范的觀點、價值判斷、信仰與意見不應當進入經驗數據搜集、理論的形式化或證明的范圍內；（9）獲得有效科學知識的方法對于所有經驗領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學家認為，在經濟學領域，把實證主義引入經濟學中的三位重要經濟學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盡管他們中，沒有哪一位實際上以精確或系統的方式使用實證主義的哲學語言或文獻。但是，他們都“深受實證主義觀念的影響”（漢茲，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試圖將邏輯實證主義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經濟學，他反復強調，“經濟學家的言行舉止，應當轉變，要像負責任的經驗科學家那樣”（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強烈主張，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是一門科學，經濟學應當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爭論，經濟學命題應當從客觀經驗事實中系統地提煉出來（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指出，對于實證經濟學的目的而言，理論假設的真實性無關緊要，在比較不同的經濟理論時，唯一重要的一點是，進行經驗預測時哪一個理論最為成功。Friedman說，“理論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設組成的，對于它要‘解釋’的對象，要根據它的預測力來判斷。只有實際的證據才能表明理論是對是錯，或者更恰當地說，暫時‘接受’它為有效，或‘拋棄’它……唯一重要的對假設的有效性的檢驗，是將它的預測與經驗相對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通常被稱為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與一種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知識方面相匹配的發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義”（Boylan　＆O’Gorman，2006：15）。這種實證主義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學理論僅僅描述經驗證據，而不能超越證據去解釋任何現象更深的、內在的或隱藏的原因”（漢茲，2009：68）。Samuelson認為：“對于我的觀點，即科學由經驗規則的描述構成，尚未被成功地；對我的一貫主張，即科學中所謂的解釋總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層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個高層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適合范圍廣泛的經驗規則”（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經濟學家主張的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變種，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特征：第一，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演繹主義。19世紀的實證主義，主要依賴歸納法優越論的邏輯，在20世紀的發展進程中，實證主義逐漸放棄了對歸納主義的效忠，轉而贊同演繹主義。根據演繹主義的觀點，科學活動是從理論中演繹地推斷出經驗假設，然后根據經驗檢驗這些假設而進行的。因此，觀察、感覺再次成為健全的科學實踐的基礎。實證主義者對“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進行了嚴格的區分，并假定觀察陳述是沒有理論預設的。觀察陳述是屬于經驗世界的，因此它們十分可靠。第二，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也就是說，他們堅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的統一性。自然主義通常伴有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認為，一般說來社會領域內的知識比自然科學知識欠發達。因此，經濟學要想成為成熟的學科，它就必須采用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得到成功運用的方法。第三，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實事與價值的嚴格區分，堅持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的嚴格區分。他們基本上接受了休謨的觀點，即不能從實然中推出應然，反之亦然。在社會科學領域，堅持這種實證和規范嚴格兩分的學者數目眾多，他們認為，盡管在人們選擇研究課題時，價值判斷不可避免地會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過程中，它們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形式主義。經濟學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義傾向與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產生的影響密切相關（Boumans　＆Davis，2010：9－30）。實證主義影響經濟學的直接表現，就是要求經濟學研究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應用計量方法和數量表達。實證主義提供了現代主流經濟學智力活動的腳手架。20世紀一些重要的經濟學方法論觀點，從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義與Popper的證偽主義，都是受實證主義的激勵產生的，無論這種激勵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當然，經濟學領域還存在其他哲學理念，比如奧地利學派的本質主義，美國制度學派的實用主義，但是這些流派只是經濟學學科中的少數派。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哲學潛臺詞，一直都是實證主義的科學和知識理念。

三、批判實在與邏輯實證主義的比較

今天人們稱之為“批判實在”運動的發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對實證主義方法的批判，實證主義方法“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支配許多社會科學的分支”（Danermark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種“思潮”或“主義”一樣，“批判實在”是一個有著廣泛含義的稱謂（Collier，1994，Ⅺ）。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批判實在，是為理解哲學家Bhaskar對社會科學做出的哲學貢獻，而對他加以分析和應用的兩個術語“超驗實在和批判自然主義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時，正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或明確或隱含地全面滲透在哲學思想中的時期。因此，他的分析是從對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堅持的前提開始的。在Bhaskar看來，經驗實在論者（實證論者）的謬誤表現在兩個方面：（1）把存在化約為知識的認識論謬誤（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當成只是知識（由知識所建構），或者認為可用（有關客體的）知識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實在的去實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識化約為存在的本體論謬誤（ontic　fallacy），即認為知識或者只是絕對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過客體的存在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科學的去社會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實證論者的認識論謬誤，認為尋求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是在將研究客體存在與本質的本體論，簡化為產生知識的認識論的謬誤。這種謬誤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造成傳統科學哲學和本體論之間的緊張。傳統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間的恒定聯系，Bhaskar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尋找研究客體背后所隱藏的因果機制和力量；第二，科學試驗需要控制其它變量，人為制造出封閉系統，從而找出單一因果機制所產生的力量，事物間的恒常聯系，只在試驗或假設條件下存在。為解決上述問題，Bhaskar提出了超驗實在論。主張任何事物都有三個領域構成：經驗、實際與實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經驗與實際是經驗實在主義研究的客體，實在是超驗實在主義者的思考對象。前兩個領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間的恒定聯系具有可經驗的性質，是科學探索的結果，實在領域，包含產生事件的機制、力量、趨勢等，一般具有不可經驗的特性，是科學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標。Bhaskar的相關著作引發了廣泛的興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會科學家吸收并運用，其中Lawson對批判實在在經濟學領域的發展和應用做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批判實在已成為一種包含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運動”（Palermo，2007：541）。盡管Lawson等人應用批判實在的核心觀點，對主流經濟學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始終不為所動。當前經濟學領域的現實狀況是，在實證主義哲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日趨下降的同時，它仍在當代主流經濟學中牢牢占據支配地位。這種情況，使得經濟思想史學家麥克洛斯基感嘆，“經濟學方法論被局限在一種基于嚴格意義上的實證主義規范式方法論框架內，但這種實證主義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諸如經濟學這類學科的主體沒有多大關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隨著科學哲學研究新進展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推動，人們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質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詮釋學傳統的學者認為，盡管實證主義能夠應用于自然科學，但它并不適用于社會科學。溫奇在《社會科學的理念》中表達了上述觀點，他把社會世界看成是充滿意義的，認為人不同于自然的對象，他們能夠把意義賦予周圍的世界，并且依照意義而采取行動。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自然和社會領域的規則。再比如，批判理論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對實證主義的批判，這種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觀性”，但價值與興趣，必然既會影響課題的選擇，也會影響研究過程本身。此外，純客觀研究本身也許是不可取的，這是因為，從積極的視角看，社會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簡單地描述或說明社會實在；而從消極的視角看，價值無涉事實上往往是為某種特殊的社會價值服務的。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的批評，學界提出的意見很多，筆者主要分析批判實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一）與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相對照的批判自然主義

與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不同，批判實在堅持批判自然主義。批判自然主義追求一種“自然主義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實證主義所曲解的科學觀，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義傳統下的反科學傾向，再通過挖掘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共通的特質，嘗試發展出一種統一的科學觀。Bhaskar將批判實在論者對社會科學持有的立場稱為“批判自然主義”。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義看來，社會科學可以在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意義上是科學的，但同時鑒于其對象的特殊性與差異性，這是一種具有嚴格條件的科學”（Bhaskar，1986：135）。也就是說，盡管兩種科學體系在一些具體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會科學的對象仍然可以‘科學’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實在論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一些根本差異，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世界的活動依賴性與觀念依賴性：（1）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人類活動之外而存在；（2）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行為者（對于自己活動）的觀念認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實證主義的經驗實在論與批判實在的超驗實在論

每一種科學哲學背后，都隱藏著一種特定類型的本體論，批判實在把實證主義中隱含的本體論稱為“經驗實在論”。Bhaskar指出，實證主義所秉持的經驗實在論是典型的化約論：將本體論的問題化約為認識論的問題（Bhaskar，1978：16）。這種化約是一種認識論謬誤，也就是說，“將現實理解、界定為以經驗為基礎的觀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體地說，實證主義堅持的是一種扁平本體論，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類有關它們的經驗知識。然而，這種扁平本體論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開放的，如果現實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學了，所有的科學都只不過是資料的搜集罷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與經驗實在論相對照，批判實在提出了超驗實在論，認為，“世界不僅是由事件和我們對于它們的經驗或印象構成的，而且是由結構和機制、力量和趨勢等構成的，后者雖然也許無法被直接觀察到，但它們構成了我們經驗中的實在事件的基礎，統治著或者創造出現實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實在的這種本體論也被稱為“深層本體論”或“分層實在”中，這種本體論認為，存在三種不同的實在或層面：經驗的（經驗和印象）、現實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狀態）、深層的（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批判實在論者認為，這些不同的領域不必然是同時發生的，事實上，它們相互之間經常不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批判實在論者看來，現實的和深層的層面的共時化意味著：基本機制在現象的層面上以直接的方式顯現出來。如果科學規律只是像實證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那么現實的層面和深層的層面就是共時的。于是，規律就會在現象層面上清楚地表現出來。但是，批判實在論者認為不同層面的共時性是十分罕見的。根據上述超驗實在的本體論思想，批判實在認為，科學不是像實證主義所規定的那樣，局限于或依賴于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實際上，它首先應當關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釋那些左右著或促發了經驗現象的結構和機制、力量與趨勢。（三）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和批判實在的機制研究批判實在經濟學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歷史地看，對科學概念的尋求和對問題的解釋，事實上產生于某種版本的實證主義，它根植于休謨對因果關系的分析中，或者說至少來源于休謨的討論……實證主義這一稱謂，首先是關于知識、知識的性質和局限的理論。特別地，它表明人類知識是以感覺經驗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現出來的”（Lawson，2004：261）。實證主義者通常贊同休謨式的因果關系概念。在這種因果關系概念中，事件之間的規則性聯結對因果性質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恒常地發現事件X由Y相隨，那么就可以認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對經濟增長與民主政體之間關系的理解上，許多經濟學家會認為，經濟增長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直接的正向關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數據支持這種觀點。但是，這種分析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論質疑與經驗挑戰。因為，拋開休謨的因果關系概念，從社會機制（暗含了因果關系）的視角看來，經濟增長和民主政體之間呈正向關系的涵蓋律，并不能真正解釋經濟增長影響政治制度的機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種重要的社會機制：（1）經濟增長通過灌輸自由主義政治文化促進民主政治；（2）經濟增長通過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促進民主政治；（3）經濟增長通過培養公民社會或中間組織促進民主政治；（4）經濟增長通過改變國家—社會關系促進民主政治（王紹光，2008：82－83）。以休謨式因果律（事件／事態的恒常聯結）為基礎，完全是經驗層面的操作，無法深入到批判實在強調的深層層面（結構、機制與趨勢）。也就是說，涵蓋律模式，只是描述了類似律則的關系，但實際上并沒有挖掘出造成事件發生的生成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釋（Sayer，1992：171－172）。批判實在論者批評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的重點在于，要說明某種現象就必須說明它是如何發生的，而規則性聯結無法做到這一點。此外，在開放系統中，許多抵消機制可能也在發揮作用，因此，事件之間的規則性聯結的因果關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實在看來，要在經驗層面上說明現象的原因，只有訴諸深層的生成機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區別于歸納和演繹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在當前的經濟學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批判實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話說，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過“假定有（或辨識出）有能力產生某些事件的機制，藉以解釋事件”的推論方式（Sayer，1992：107）。只關注實證主義或休謨式的關于事件聯系的歸納和概括，最多不過是引發了關于歸納法與演繹法相對優劣的爭論。對于批判實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歸納法也不是演繹法，而是一種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這種推理方式可以通過一個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繹是從“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推進到人們看到的下一只烏鴉是黑色的這種特殊結論，而歸納是從無數的黑烏鴉這樣特殊的觀察，推進到“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則是從對無數黑烏鴉的觀察，推進到關于內在于烏鴉，并使之成為黑色的一個機制的理論。從范式上看，這種推理是從“表面現象”到某些“更深層的”有因果聯系的事物的一種運動。批判實在之所以堅持這種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堅持的深層本體論和社會系統的開放性質。在開放系統中，不同的結構之間會相互影響并產生新的機制，同時會有許多外在的偶然條件，使得同樣的因果機制造成不同的結果，比如激烈競爭的自由市場，可能會使廠商運作的更有效率且樂于不斷進行創新，但也可能導致廠商倒閉。另外，不同的因果機制可能產生相同的結果。所以批判實在論認為，在開放系統中，科學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一般化的法則，而是要了解研究客體的結構、因果機制，以及這些因果機制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會被啟動或被改變，進而造成事件的當前狀態。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對實證主義與批判實在進行較全面的對比（見表1）。

四、結語

在經濟學研究中，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的滲透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批判實在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取向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不良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義演繹模型的構建，使得經濟學研究遠離了現實經濟問題；為了構筑實證模型，人為地建立的封閉系統，把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結作為研究的重點，從而忽視了大量潛在地發揮作用的機制和力量，使得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流于膚淺等等。通過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的比較分析，我們認為，經濟學研究，應當充分吸收科學哲學領域對實證主義提出的各種批判，全面反思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積極和消極影響，進一步推動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新：第一，堅持對研究對象的本質進行考察，并找到與研究對象的本質相契合的分析方法。這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理解，用一個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墊上的灰塵，但是卻不能用它來清除玻璃上的灰塵。實證主義在推動經濟學的發展和進步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廣到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則會產生很大的弊端。因此，應提倡不同方法之間的溝通和跨學科的研究，而不是頑固地堅持實證主義的演繹—法則式模型構筑方法。比如在分析個體和社會結構的關系時，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個體作為分析的出發點，而應當在個體和結構的辯證關系中考察經濟關系的形成、發展和變化。以的階級分析為例，實證主義者指責階級分析缺乏微觀基礎，因為它缺乏對個人動機、信念和行動的分析，而只是把個體的行動訴諸階級利益。這是對經濟學階級分析方法的誤讀，這種誤讀忽視了馬克思對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的分析，在馬克思那里，個體明顯受到歷史地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影響，但是個體仍然具有改變（更多的是通過革命）資本主義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當然是個體行動能力和集體力量匯聚的綜合結果。第二，應當關注對造成某種現象的各種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關注事物發展變化的趨勢，而不是像實證主義那樣，只關注事件之間的規則聯系，并把這種規則聯系視為是規律般的東西。比如，以計量經濟學為例，盡管計量經濟學研究文獻數目巨大，但是計量經濟學家通常對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義保持沉默。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經濟學領域內不可能觀測到明顯不變的實證規則。計量經濟學盡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還沒有導致人們像自然科學一樣在經濟學里找到精確而普遍的規律。在本質上，計量經濟學事實上還受困于這樣的事實：新的發現往往導致人們曾經承認的變量之間的規則性聯系不復存在。第三，要把規律作為一種趨勢，通過對各種機制的綜合分析，判斷事物的發展變化。比如在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分析中，應綜合考察導致利潤下降的因素或機制與起反作用的趨勢或機制間的辯證關系，而不是因為發現利潤率在某個階段上升，就否定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理論。同樣，也不能像置鹽定理那樣，認為作為個體的資本家的利潤最大化選擇，必然決定了利潤率不可能下降，因為個體理性可能造成集體非理性的結果；同樣，僅抓住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因素，不考慮地理———歷史因素造成的影響，主張利潤率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也不可取，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慶欣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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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經濟學；數學化；實證化

作者簡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師范學院經管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

中圖分類號：F0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 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篇（3）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

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篇（4）

研究方法論規定著研究的出發點、路徑及結論，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進行考察，對于廓清當前農村經濟研究指導思想、技術路線、成效并思考今后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方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考察

綜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不難發現實證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通過科學歸納，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律，然后通過科學的邏輯演繹方法推導出某些結論或規律，再將這些結論或規律拿回到現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體現這種方法論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側重于廓清經濟活動的過程和后果以及經濟運行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而不使用任何價值標準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理論工作者主要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狀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關系或原因分析、制度變遷分析、行為分析、績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一貫傳統，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調查分析、調研報告占有相當比重。同時，近些年來，在原來模式分析的基礎上，借用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農村經濟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但卻昭示了實證研究傾向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外，也運用了規范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時期，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規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幾乎所有的規范研究都是對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從而使規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二、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論原因：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方法傳統的復歸

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為標志誕生的西方經濟學古典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方法論傳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以現實世界中大量的經驗事實為根據，采用經驗描述的方法，探尋事實的本質及各種事實之間的聯系，并進而得出也同樣屬于經驗性的結論和規律。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們在研究中也運用抽象演繹的研究方法，試圖探尋錯綜復雜的經濟世界各種事實與現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義的共性本質，但這種研究方法不僅不能增強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反而成了經濟學家們建立各自理論體系的根據，最終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舊古典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傳統。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之后并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并沒有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數學方法，使西方經濟學呈現出明顯的數量化特征，但同時也使經濟學與現實經濟世界相去甚遠。隨著實踐的發展以及因新古典綜合理論與現實的脫節而導致的理論“貧乏”，諸多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如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供給學派等，紛紛涌現出來。這些經濟學分支或學派，雖然理論內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論都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對以前經濟理論脫離現實的理論假設、研究范式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研究又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復歸了實證研究的傳統。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其實證研究方法傳統及其復歸，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二）現實原因：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現出很大的不徹底性，許多方面的改革還有待深化。與此同時，農村經濟發展也因改革的滯后及原有制約因素遲遲得不到化解而進展緩慢。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正處在向縱深推進階段，并具有很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主要體現在：（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仍很艱巨。土地制度改革還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場流轉機制和制度還有待于探索和建立；農業經營組織制度還有待于創新和完善；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科技體制等還有待于進一步改革；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隨著改革的向縱深推進，各種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強化了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2）“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鼓勵并允許對多種改革方式和途徑進行探索，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這一方面激發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會因對這些新生事物進行不斷甄別而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3）在改革發展的縱深推進階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負面影響，又要把改革化作發展動力，在改革中謀發展，“魚和熊掌兼得“，這本身就是極其艱巨的。（4）隨著改革發展向縱深推進，所浮現出來的諸如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競爭等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問題的出現及其解決也增加了改革發展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這種艱巨性、復雜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把探尋改革發展中的“經驗事實”的本質及其內在的規律作為研究重點，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現出向實證研究方法的傾斜。

三、幾點思考

篇（5）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6－0015－06

一、問題的提出

實證研究(Positive Research)和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經濟學研究中兩種重要的研究方法，且經濟學界對這兩種研究方法均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對應，是分析經濟現象“是怎樣”，即對經濟現象進行描述與解釋的方法，實證研究的目標被認為是對可以被檢驗或被駁倒的、以經驗為依據的假設的系統表述；規范研究(Normatlve Research)是指分析經濟現象“應該怎樣”，即關于價值判斷的分析，規范研究致力于對實證研究的應用，其目的就是實際問題，包括對公共政策問題提出建議(約翰?伊特韋爾等，1996)。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相對應，是指運用已有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來討論某一個具體問題，討論中往往運用了統計分析的方法，也可以視作是對已有理論和模型的檢驗(錢穎一，2002)；而理論研究則是指理論創新，即在對前人的觀點進行吸收與評價的基礎上，提出對新經濟現象的解釋或對早期經濟現象提出更新的解釋(楊小凱，1998)。

從我國經濟學期刊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來看，我國經濟學界也越來越注重用主流經濟學方法進行研究。從1993年開始，在我國經濟學期刊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既有用計量方法對中國經濟進行的經驗(實證)分析，也有用各種數理方法進行的理論演繹推理，甚至還有數理的演繹推理加計量的經驗實證(杜兩省，2002)。利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對已有理論和模型進行檢驗，或通過定量研究發現新問題并建立新理論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在通常情況下，我國經濟學界將這一研究方法稱為“實證研究”。這一研究方法與楊小凱(1998)和錢穎一(2002)所界定的經驗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相一致，因而上述“實證研究”似乎命名為“經驗研究”更準確。

在此，本文提出并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在理論上對實證研究和經驗研究已經作出了明確的定義和界定，但在實際應用中卻仍然存在混淆?本文以科學哲學對現代經濟學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響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對上面提出的問題作出回答。

二、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

科學哲學是當代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是對科學及其演化過程中最基本問題所作的系統的哲學思考。20世紀是西方科學哲學迅速發展和成熟的時期，它以科學知識為研究對象，經歷了實證主義、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哲學、庫恩的“范式”，以及以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等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鐘群英，2003)。這些哲學思想的發展對現代經濟學思想和研究方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厘清科學哲學的發展脈絡，將有助于分析其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以及對本文所提出問題的解決。

(一)早期的科學哲學理論

1.亞里士多德的歸納一演繹法

亞里士多德認為，科學研究應由觀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觀察。他主張，科學家應該從要解釋的現象中歸納出解釋性原理，然后再從包含這些原理的前提中，演繹出關于現象的陳述。科學研究從有關事件發生或某些性質同時存在的知識開始，只有當關于這些事件或性質的陳述從解釋性原理被演繹出來時，科學解釋才得以完成(約翰?洛西，1982)。

2.牛頓的公理方法

牛頓認為，盡管從試驗和觀察出發的歸納論證并不能證明一般性的結論，但它依然是事物的本性所容許的論證方法。他一貫強調，通過綜合演繹出的推斷需要用試驗確認，并強調演繹出的推斷要超出原來歸納證據的價值。

(二)歸納主義與科學的假說－演繹觀

1.約翰?司徒爾特?穆勒的歸納主義

歸納主義是關于發現的前后關系和證明的前后關系的理論。關于發現的前后關系，歸納主義認為，科學研究是從觀察和試驗作出歸納概括的問題。關于證明的前后關系，歸納主義則認為，一個科學定律或理論僅當有利于它的證據時，才被證明是正確的。

穆勒勾畫出了三階段的演繹法：(1)提出一組定律；(2)從這些定律的特定組合中演繹出組合結果的陳述；(3)證實。穆勒認為，每個定律都是從單獨起作用的有關原因的研究中歸納出來，但是，也允許使用不是從現象歸納出來的假說。假說是科學家在歸納各個定律行不通時可以接受的關于原因的推測。

穆勒認為，如果假說的演繹推斷與觀察一致，則假說的使用就被證明是正確的。可是，穆勒對假說的完全證實提出了十分嚴格的要求，他要求一個已證實的假說，不僅它的演繹推斷要與觀察相一致，而且沒有別的假說蘊涵那些應予以解釋的事實。穆勒堅決主張，假說的完全證實要求排除所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假說(約翰?洛西，1982)。

2.杰文斯的假說－演繹觀

杰文斯認為，證明一個假說，人們必須做兩件事情：一是必須證明它與其他一些得到充分確證的定律沒有矛盾；二是必須證明它的一些推斷與所觀察到的相一致。但是，要證明一個假說具有與所觀察到的一致的推斷，必須利用演繹論證(約翰-洛西，1982)。

(三)實證主義

實證主義(Positivism)創始人孔德認為，實證一詞有“實在”、“有用”、“確實”、“精確”等意思。所以，他認為哲學應以實證自然科學為根據，以可以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和知識為內容，排斥了他所認為的虛妄、無用、不精的神學和形而上學，進而建立以近代實驗科學為依據的一種“科學的哲學”，即實證哲學。所謂實在、有用等的實證知識，指的是關于現象范圍之內的知識。他認為，一切科學知識必須建立在來自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經驗事實是知識的唯一來源與基礎，因而一切科學知識就必須局限在經驗的范圍之內，不能超出經驗之外。否則，知識既失去了根據，又沒有可能(朱成全，2005)。

在古典實證主義發展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物理學家厄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他提出了一種理論的“虛構家”觀點。科學的理論是有用的記憶法，但科學的進步只是發生在這種有用的虛構被只包含觀察

條件的陳述所取代時。盡管孔德和馬赫對經濟學家的著述有一些影響，但他們主要影響了20世紀的科學哲學家，即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思想。

1.邏輯實證主義

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的主要原則是由20世紀20年代的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赫伯特?費格爾(Herbert Feid)、庫爾特?古德爾(Kun Godd)、漢斯?哈恩(Hans Hahn)、奧托?諾拉斯(Ottn Neurath)、弗里德里希?魏斯曼(Ffiedfich Waismann)、魯道夫?卡納普(Rudoff Carnap)以及著名的維也納學派的其他成員所創建。邏輯實證主義是一種激進的經驗主義哲學實證，它標志著哲學探索的一個新開端。從此以后，全部哲學分析的目標不過是實證的、經驗的、科學的知識所要求的邏輯分析，即符號的、邏輯的實證主義(劉大椿，2006)。

邏輯實證主義者所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規定知識的構成，他們的辦法是分析判斷的邏輯形式。只有分析的(如概念)或綜合的(可驗證的判斷)判斷才富有認識上的意義。所有其他的判斷都缺乏認識的意義：他們是意義貧乏、形而上學和非科學的。為了實施他們的理論，邏輯實證主義者需要有認識意義的客觀標準，從無意義的判斷中區分綜合判斷。一個早期的結論是可驗證原理：只有在可驗證的情況下，一個判斷才具有意義。

2.邏輯經驗主義

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 Empiricism)一方面像實證主義那樣強調經驗證實，另一方面又像羅素、維特根斯坦等人那樣強調邏輯和語義分析。邏輯經驗主義認為，復雜命題可以還原為簡單命題的邏輯函數，而簡單命題的真假需要經驗證實。簡單命題是由詞組成的，一個詞的意義是通過實指定義由經驗確定的。

除了強調邏輯和語義分析，邏輯經驗主義和馬赫以及馬赫以前的舊實證主義還存在其他的不同。舊實證主義允許用以證實的經驗是個人的，而邏輯經驗主義要求用以證實的經驗是公認的。舊實證主義認為物理學中原子、能量等概念僅僅是假設，為的是經濟地把許多感覺經驗或要素聯系起來；而邏輯經驗主義認為原子、能量等真實地存在，因為他們可以通過經驗證實。舊實證主義認為形而上學命題是錯的，而邏輯經驗主義認為形而上學命題是無意義的；哲學的任務就是澄清語言用法，從而排除無意義的命題。

邏輯經驗主義確實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他們是通過語言來陳述哲學基本問題的，假如語言或者構成語句的詞語的自身含義不清甚至混亂，那么我們怎么能期望得到有意義的結論?如果我們用以爭論的詞，如“物質”、“顏色”，不是按照公認的方式定義的，那么，我們怎么能期望爭論會得出一致的結論?所以，厘清語言或詞的公認定義或字面定義是非常重要的。

邏輯經驗主義代表人物施利克在《意義和證實》一文中寫到：“沒有一種理解意義的辦法不需要最終涉及實指定義，這就是說，顯然全部都要涉及‘經驗’或‘證實的可能性”’(洪謙，1982)。

(四)證偽主義

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實證主義在科學哲學領域內的影響大大降低，而波普爾的證偽主義逐漸受到了學者的重視。

證偽主義是由奧地利籍英國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創立，后經匈牙利籍英國著名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在波普爾看來，他的證偽主義哲學就是認識論。波普爾和拉卡托斯都曾任倫敦經濟學院教授，他們所創立的證偽主義，通過教學和著作，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經驗證偽原則是證偽主義的核心，科學理論并不是觀察的匯總，而是我們的編造。對于這種編造的東西，當然要采取證偽、反駁的方法(馬濤，吳桂英，2006)。科學的理論或命題不能被經驗證實，而只能被經驗證偽。波普爾所采用的證偽的邏輯方法是演繹法，或稱演繹檢驗法、試錯法、批判法。波普爾的演繹方法論包含兩個環節：一個是猜測、假設、猜想；另一個是反駁、批判、證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將他的證偽主義方法稱作“試錯法”、“批判法”，并明確地指出：“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是他的可證偽性、可反駁性或可檢驗性”，衡量一種陳述是科學的還是偽科學的，是一個“分界問題”，而“可證偽性標準就是解決這個劃分界線問題的一種辦法，因為他說那些陳述或者陳述系統要夠得上科學，就必須同可能的觀察或想象得到的觀察發生矛盾才行”。波普爾證偽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的特點是，把一切科學理論都看作是推測、假設性的，因而科學也就只能在被證偽中前進。在他看來，就是觀察和實驗也只是證偽的一種手段而已，可以看作是對理論的批判性討論或嘗試性反駁。

(五)庫恩的“范式”

對于證偽主義者所提出的“科學家要勇敢面對帶有驗證結果的個別理論，如果發生沖突就拋棄理論”的觀點，庫恩提出了質疑和批評： “正如以往反復強調的，沒有哪種理論能解決在某一給定時間內所面對的所有問題。而且已經取得的解決方式也常常是不完滿的。相反，在任何時候，正是現存理論一致性的不完善和不完美才解釋了作為常規科學性特征的許多困惑。如果任何及每一次關于一致性的失敗都是理論被拋棄的理由，那么所有的理論都應該被拋棄”(馬克?布勞格，2002)。

庫恩認為，理論、證據與涉及如何對明顯的證偽做出反應的方法論之間的關系是由學科的范式所決定的。他提出任何科學理論都是處于一定的范式之中，而任何范式的形成和摒棄都決定于科學共同體的集體信念。波普爾的“經驗證偽原則”僅注重理性分析，忽略了社會、歷史和人的心理因素在科學劃界中的作用。理論的檢驗和劃界的過程，實質上是科學共同體面對相互競爭的理論和范式進行選擇的過程。因此，他認為“證偽主義”理論存在嚴重的不足。

庫恩這里所提出的“范式”，是指在某一學科內被人們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概念體系和分析方法。庫恩認為，任何一門科學知識的歷史發展過程都是一個演化與革命、積累與創新、連續與間斷交替發生的過程，典型的形態是受某個既定的哲學范式支配的積累性常規研究與突破舊范式的創新性非常規研究交替出現的歷史進程。“范式”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知識的概念體系和分析的哲學方法，對該門科學的歷史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從事正規科學研究的人們形成了一個看不見的團體(科學共同體)，他們在哪些問題需要解決和解決問題應該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具有一致的意見。更有甚者，在對問題和解決方法的規定中，只有團體成員們的判斷才被認為是貼切的，其結果是正規科學變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決難題的自立的和積累的過程。當正規科學被打破的時候，各種理論早已擴散，方法論的爭論早已出現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為止所忽略的解決難題的方法，當我們回顧過去時就會發現，我們早已認

識到這種方法，但是以前被忽視了。新舊兩代人相互之間把過去當作在舊的分析框架中未解決的難題來談論，這種現象成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鞏固的例證。

(六)歷史主義

歷史學派拋棄了邏輯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抽象的、形式化的方法論準則和理論評價標準，引入了歷史分析、時間因素、不確定性和不可逆性，強調案例和史實研究，強調新舊理論與經驗之間復雜的多邊關系和經驗證據的相對性，強調科學家本人的心理因素、不確定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通過對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的回顧與分析，可以得出：從亞里士多德的歸納一演繹法、牛頓的公理方法、科學的假說一演繹觀、歸納主義和實證主義，一直到證偽主義，歸納－演繹法一直是哲學家們所認為的人類進行科學研究所應遵循的基本程序，只是在哲學的發展過程中，科學哲學家們對歸納一演繹法不斷提出了新的認識，并在其完善的過程中提出了上述科學哲學觀。亞里士多德認為，科學研究從經驗觀察開始上升為解釋性原理，然后再從包含這些解釋性原理的前提中，演繹出關于現象的陳述。牛頓則更進一步提出，通過演繹得出的推斷，需要試驗加以確證。穆勒的歸納主義則要求假說應從現象歸納得出，且只有假說的演繹推斷與觀察一致時，假說才能被證明是正確的。實證主義則倡導科學理論的公理化，它要求從公理出發來演繹推導出理論中的全部陳述，或從基本概念出發來逐步推導出所有概念，這就是所謂符號的、邏輯的實證主義。與此同時，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要求從理論外部來檢驗理論的優劣和可接受性。而證偽主義則更進一步提出，任何理論只有具備了“可證偽性”，該理論才獲得了科學的資格。

三、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一)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理論構成的影響表現為科學理論的公理化。理論公理化要求從公理出發來演繹推導出理論中的全部陳述，或從基本概念出發來逐步推導出所有概念。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要求從理論外部來檢驗理論的優劣和可接受性，它要求對構成理論的前提和理論的推論結果進行經驗檢驗(張高榮，2007)。

自從1938年哈奇森把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方法中之后，人們開始用實證主義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來解說經濟學的方法論框架和基本結構。邏輯實證主義的引入，使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多地采用實證化、數量化和形式化的研究方法。邏輯實證主義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科學理論的構成對經濟學形式化的影響，體現為數理經濟學的發展；二是實證原則對經濟學可檢驗性的要求，體現為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朱成全，2001)。

由于邏輯實證主義要求理論的公理化，而數量經濟學把各種經濟事務的數量及其相互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用數學推理代替文字分析，完全以經濟現象的函數關系來構建整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數理經濟學利用數學符號來敘述自己的問題，而借助已知的數學定理來進行經濟學理論建立和推導。由于數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符合邏輯實證主義對理論構建要求，因此，它在20世紀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由于邏輯實證主義要求從理論外部來檢驗該理論的優劣和可接受性，因此，經濟學迫切需要一種可以用于檢驗經濟理論的技術。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的特殊性，表現在對經濟現象及其規律的描述總是建立在一定假設前提條件下，對它的檢驗判斷不能通過有控制的實驗方法進行，而只能利用歷史資料和統計資料對理論所涉及的有關變量進行相關的回歸分析。實證原則對經濟學的可檢驗性要求，就使得一種經濟理論的評價總是圍繞著經濟計量學的檢驗結果進行，從而促進了經濟計量學的發展。

(二)證偽主義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英國經濟學家哈奇森最早運用波普爾的方法論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先驗主義方法論，非常重視對經濟理論的邏輯結構分析。在1938年他出版發表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及基本假定》一書中，首次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引入到經濟學。他認為，任何經濟學要想取得科學的資格，都必須經受經驗檢驗(傅耀，2002)。㈣“可檢驗的”一般是經濟理論的假定，而不是經濟理論的預見，而對所有的假定都要根據從感性觀察所得到的資料一一加以檢驗。哈奇森認為，要獲得科學地位的經濟學命題，無論是同義反復命題還是經驗命題，都必須接受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檢驗，以檢驗的陳述來表達。他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其自身有不少缺陷，經濟學的前提和基本假設是同義反復。

為了保持經濟理論的科學性，哈奇森要求所有的命題在經驗上是可以證偽的。他特別強調了經驗研究(Empifiel Research)在經濟學中的突出作用，這表現在：(1)他把法則定義為經驗的概括，且把它當作是“科學所要發現的主要對象”；(2)他把經驗規律看作是預測的基礎，且是純理論能夠應用于現實的前提；(3)希望獲得科學地位的經濟學命題必須至少在可以想象的程度上，經受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檢驗。哈奇森認為，只有波普爾的可證偽性，才能規定經濟學命題的科學性(朱成全，2001)。

(三)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對經濟學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影響一――經濟學的數學化

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都大量地使用數學和統計學的工具。理論研究借助數學模型有三個方面優勢：一是前提假定用數學語言描述得一清二楚；二是邏輯推理嚴密精確，可以防止漏洞和謬誤；三是可以應用已有的數學模型或數學定理推導新的結果，得到僅憑直覺無法或不易得出的結論。

經驗研究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有三個方面優勢：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而發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經驗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統性；三是使用精致復雜的統計方法，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做經濟學的經驗研究，可以把經驗研究的分析建立在理論的基礎上，并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得出定量性結論，并分別確定它在統計和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錢穎一，2002)。

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運用數學模型做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可以減少無用爭論，并讓后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

四、結論

從亞里士多德的歸納一演繹法、牛頓的公理方法、科學的假說一演繹觀、歸納主義和實證主義，一直到證偽主義，這些科學哲學理論均要求通過經驗觀察對理論或結論進行經驗驗證或證實。而在科學哲學的發展史中，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對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實證主義所要求的科學理論公理化，導致“新古典經濟學”中大量借助數學工具來建立理論模型，并利用數學中的公理和定理來對經濟模型進行推導。而實證主義所倡導的從外部對理論進行經驗驗證或證偽，則推動了經濟學大量運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對理論進行檢驗。所以，利用經驗觀察對現有理論或結論進行經驗驗證或證實的“經驗研究”方法，至少在亞里士多德時期便已存在，只是當科學哲學發展至實證主義時，經濟學受該理論的影響在研究中大量地使用了數學和統計學的工具。這一方面促進了數理經濟學的發展，同時也導致經濟計量學在經濟學的“經驗研究”中被廣泛使用。

篇（6）

一、理論源流

規范會計理論與實證會計理論這兩大理論的基礎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具有意義的是方法論哲學基礎以及廣泛應用于研究中的經濟學理論。

對于規范會計理論來說：第一，方法論基礎，規范會計理論產生的“溫床”就是規范經濟學。在規范經濟學中，以政策行動為本文由收集整理中心，對其福利后果進行推理，保證研究過程中的內在邏輯性是它的主導思想，這一主導思想的基礎比較多樣化。規范會計理論在方法論上有以下幾個特征：將價值作為判斷的基礎，它以評價標準來作為進行研究的對象或者是進行討論的基礎，然后又利用這種標準分析現象；研究內容缺乏客觀性、重復性。第二，經濟學基礎，規范會計理論的經濟學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激進經濟學、福利經濟學以及規范性思想。

對于實證會計理論來說：第一，方法論基礎。實證會計是由簡森與瓦茨等人提出的，他們以證偽主義作為主導思想。這種會計理論在方法論上特別強調以下三個特征：價值中立，在進行實證研究的過程中應該將個人價值判斷排除，通過經驗數據來證偽某一個假說。在這種思想下形成的會計理論在內容上是經驗的而不是價值的；保證可證偽性，在實證會計的研究初期，最基本的精神是證偽或者是“試錯法”；具有客觀性的同時還具有可重復性。第二，經濟學和財務基礎。在早期，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是有效的資本市場假設以及資本資產的計價模式等等；從70年代開始，它的研究對象變成選擇會計政策，主要的理論基礎是：管制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以及非零值契約成本等。

二、規范會計理論的基本思想

規范會計理論主要是指從會計活動的一系列規則中找到好的會計實務以及概括理論概念，它是運用演繹法、歸納法這兩種規范性方法形成的。我們可以將規范會計理論分成很多種類型，下面是其主流理論、基本思想。

（一）會計學理論具有規范性

會計理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經由人創造出的信息系統，不像一個客觀世界。它的主要特征是會計環境會隨著經濟因素以及政治因素不斷發生變化。會計理論的研究不具有科學研究的純粹性，它只能通過與法律一樣的規范的科學法則來建立。所以說會計學是具有規范性的學科。

（二）會計理論的內涵

會計理論不僅僅涉及到“什么是會計”同時也包含著價值判斷，主要詮釋了“會計是什么”的問題。會計理論的研究應該將既定目標、價值判斷作為出發點，對會計活動提出一些具體的標準，用這些標準對會計實務進行指導、評價。同時也可以將這些標準用作分析會計問題的準則，以更好地處理會計問題。財務會計的概念結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內容：會計目標、財務報表、會計信息等，主要用以保證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對會計理論的科學性進行判斷的標準

我們沒有必要將會計理論與會計活動在事實和現象上對應起來。雖然會計理論中理性思維的部分遠離經驗、不具有可證偽性，但是它以經驗為基礎，并且是在這一基礎上進行邏輯推理之后的產物，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會計理論也是有科學性可言的。

三、實證會計理論的基本思想

（一）實證性的理論性質

會計研究以會計客觀世界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這一客觀對象具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為它是建立在偶然性和可能性的基礎之上，會計環境中存在著很多非決定論的因素，所以會計理論研究要以純粹的科學研究方式來進行，同時應該以實證科學為基準來確立會計理論法則。所以說會計學是一種實證性的學科。

（二）會計理論的內涵

因為價值判斷中有個人的偏見以及一些感性的主觀因素，缺乏客觀性、科學性，所以會計理論應該排除價值判斷的成份。會計理論應該將會計世界的客觀規律闡述出來，而不是單純地描述“會計是什么”。也可以說，會計理論研究要以會計事實和會計現象作為出發點，并對會計事實和現象的存在做出正確解釋，對其未來的發展進行科學合理地預測。對會計政策進行選擇是會計理論內涵的主要內容。在實證會計理論中，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就是對理論進行檢驗的環節，這種檢驗主要有兩種：會計的選擇檢驗以及股票的價格檢驗。

（三）對會計理論的科學性進行判斷

對理論進行的研究只能在經驗的世界中。科學的會計理論一定要有可證偽性，其建立的基礎一定是經驗。以目標等概念作為出發點而進行邏輯推理之后的得出的會計理論缺乏可證偽性，我們無法對它進行檢驗，所以這樣的理論不具有客觀性、準確性，科學性。每一個科學理論都經過了漫長的形成過程，同時都有自己存在的理論以及社會基礎。不管兩個理論會不會被批駁，但是只要有一個理論能夠獲得經驗事實的證實，它與另一個相比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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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湘萍(1978～)，女，安徽含山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教育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6：G40-0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005-03　收稿日期：2008-06-08

一、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現狀、問題

(一)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現狀

教育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研究教育領域中資源投入與產出規律的科學(王善邁，1996)。近20年來中國的教育經濟學研究涵蓋了教育和經濟的關系、教育投資和教育財政、教育成本與收益、教育制度變革和創新、教育資源利用和效益等多方面的主題(李桂榮，2004)。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幾乎涉及了制度化學校教育中的各種經濟現象與問題，并且以教育經濟學為主干的學科群開始出現，如高等教育經濟學、職業教育經濟學、體育經濟學等，教育經濟學儼然發展成為介乎教育與經濟學科之間最具活力且相對成熟的交叉學科。

教育經濟學自誕生以來，其理論基礎得到了不斷的拓展：以20世紀60年代盛行的人力資本理論為起點和基礎，進而拓展到篩選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激進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等。受國外相關研究的啟發，近年來我國有學者提出在傳統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其他經濟學理論之外引入社會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解釋教育經濟學的現象和問題，部分學者已經將這種多理論視角的研究取向運用到具體的實證研究中，例如社會資本理論視角在教育經濟學中的應用。諸多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為教育經濟學引入多學科多理論視角，能更為客觀而全面地研究教育真實的經濟價值。筆者姑且稱這種教育經濟學的多學科理論視角研究為教育經濟學的“外延式”發展。

(二)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傳統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缺陷在于靜態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關系、片面地闡釋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這一點在我國的教育經濟學研究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所謂靜態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關系、片面地闡釋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是指：在探討教育的收入效應時，忽略了在教育和收入之間廣泛存在的培訓和繼續學習，忽略了在具體的生產實踐中這些后續的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改變了人們人力資本積累的數量與質量。也決定了教育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能否發生作用、發生多大作用。人力資本投資實踐告訴我們，教育和培訓往往最終會以一種“合力”的形式作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長。有研究表明，教育的主要作用往往是在求職招聘或確定初始工資水平時起到文憑信號的作用，而進入工作崗位后的在職培訓以及“邊做邊學”才是對人們勞動生產率、收入發生作用的主要原因(蕭今，2005)。教育經濟價值的實現有賴于后續的培訓與生產實踐，因此不考慮這些，就可能會造成對教育經濟價值的估計存在偏差，從而導致靜態、片面地理解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

在我國教育經濟學界，多年來研究領域基本上囿于學校教育之內，并未以“人力資本”的名義，將研究視角拓展到包含培訓在內的更寬泛意義上的人力資源開發研究；近年來，國內有學者(蕭今，2004；劉澤云，2004)進行人力資本多種投資形式的研究，但這類研究主要還是圍繞教育的經濟收益，對于教育、在職培訓、成人教育的研究還是相對割裂和平行，并沒有對多途徑人力資本投資形式進行有效的融合研究，而且關于企業培訓的研究涉及的多數也只是參與率及影響因素方面，關于企業培訓投資收益的實證研究并沒有深入展開，當然，持續的跟蹤調查、企業培訓數據尤其是面版數據的缺乏是制約這方面研究開展的重要原因。

二、國內外培訓經濟學研究的概況

(一)國外培訓經濟學研究概況

雖然培訓的經濟價值很早就為人們所了解，但培訓經濟學的出現卻是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人力資本理論的興起以及貝克爾、明瑟等人的研究，對在職培訓投資收益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逐漸發展起來。幾十年來，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培訓經濟學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培訓數據從無到有，培訓度量的日益精細，培訓收益估計方法的日趨科學，培訓收益研究范圍的日漸拓寬(培訓對收入的影響――培訓對就業行為的影響――培訓對失業期限、“由學校到工作轉換”的影響)。雖然諸多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資本理論的基本觀點，即培訓的投資收益十分樂觀，培訓是一項極具經濟價值的人力資本投資，但在不同的經濟制度環境下，不同類別、形式的培訓對收入增長和職業發展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培訓投資收益的實現取決于個人特征和勞動力市場結構特征，尤其是后者。

(二)國內培訓經濟學研究概況

教育和培訓是人力資本投資的兩個基本途徑，與教育相比，培訓更貼近勞動力市場，通過培訓積累的知識與技能更容易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因此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和教育相比，培訓與勞動生產力、收入和就業行為的關系也就更為緊密。與豐富的教育經濟學研究相比，我國培訓經濟學的研究目前還處于初始階段，關于培訓對就業和收入影響的研究還不多見。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所需要數據的缺乏。以“中國期刊網”近10年來(1994年～2005年)的檢索結果為例，以“培訓經濟學”為關鍵詞在核心期刊范圍內僅搜索到lO篇文章，基本上是對貝克爾在職培訓理論的翻譯和解釋，沒有相關的以數據支持為基礎的實證研究。關于企業培訓的研究大多分布在企業管理、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內，而且絕大部分是實務研究，理論研究不多，經濟學領域內的實證研究就更稀少。相對應的是，以“教育經濟學”為關鍵詞在核心期刊范圍內搜索到282篇文章。

在我國已有的少量培訓經濟學研究成果中，大都是以Becker(1964)的在職培訓收益模型為基礎，或進行修正和補充，或進行相關的實證檢驗。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劃分為三類，一類是早期的定性研究；另一類是基于Becker在職培訓收益模型的修正和補充；還有一類是建立在Becker假設條件基礎上的衍生培訓成本收益模型。

三、教育經濟學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與培訓經濟學的融合

教育經濟學未來拓展的路徑，除了理論基礎上的“外延

式”發展外，還可以在原有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內走一條“內涵式”發展的道路，即強調綜合考察人力資本投資的多種途徑，特別是教育和培訓這兩種最主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讓教育經濟學走出正規學校教育經濟學的固有領地，團結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名義下，與培訓經濟學融合，走向人力資源開發研究的廣闊天地，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及其實現機制。

(一)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必要性

1　人力資本理論及終身學習的內在要求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和培訓在本質上都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內在要求。在我們傳統的以“分”的視角(即努力“剝離”其他影響因素，以求對教育收益的正確估計)來研究教育經濟價值的同時，更應該以一種“合”的視角，脫離“學校教育――收入”之間簡單的經濟關系思維方式，綜合而全面地研究包含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經濟價值，探討兩者在總量與結構上如何組合搭配并與適當的生產實踐、組織環境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大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稟持這一研究視角不僅具有全面理解人力資本經濟價值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指導國家制定人力資源開發戰略、企業與個人確定人力資本投資計劃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也是終身學習的內在要求。在終身學習理念和實踐逐步普及的今天，人們的知識技能需要通過教育、培訓等多種形式加以提供并不斷更新，沒有一種單純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可以“包打天下”，人力資本投資多樣化、終身化的時代特點要求我們應該以一種更綜合、全面的視角來研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

2　對教育經濟學自身發展的積極作用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的融合，將會進一步促進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發展。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研究的融合不僅有助于更客觀地估計教育收益，而且也有助于正確制定包括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源開發的資源配置戰略、以人力資本使用方即用人單位的眼光，來評價教育投資效益、促進教育制度變革和創新等等。

(二)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可能性

1　共同的理論基礎――人力資本理論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擁有共同的成熟的理論基礎，即人力資本理論。Becker(1964)認為教育和工作中的在職培訓是兩個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途徑，在市場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人們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自身的勞動生產率，進而獲得更高的收入。由于培訓數據的難于獲得，Becker(1964)最初對人力資本理論的闡釋是通過教育投資收益的實證分析來進行的，盡管他認為培訓與勞動力市場、收入和就業的關系更為緊密，人力資本理論假設可以同樣很好地運用到對培訓投資收益的分析中去。同樣因為數據的局限，明瑟(1962)早期也只能用工齡(工作經驗)代替培訓變量估算培訓投資收益，但是其實證分析的基礎仍然是人力資本理論。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企業培訓數據的逐漸豐富，眾多勞動經濟學家對培訓投資收益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而幾乎所有這些培訓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都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起點的。過去幾十年的研究表明，對教育和培訓經濟價值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人力資本理論這一相對成熟的框架體系內，這也是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得以融合的最重要的理論前提條件，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教育和培訓只是形式不同的人力資本投資途徑，在經濟含義上并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通過改變勞動者自身的知識技能水平，從而改變其勞動生產率。

2　相近的實證研究方法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差不多出現在相同的年代，擁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但比較有意思的是，自誕生之后的幾十年來，兩個學科的發展卻主要處于一種平行的狀態，少有交叉和融合，在教育經濟學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學科特色的同時。培訓經濟學也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和工業關系研究中逐漸發展和完善。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雖然分屬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在實證研究方法上卻有著共通之處，而最先溝通這兩者的正是明瑟和他的收入方程；由于早期培訓數據的缺乏，明瑟最初從比較不同員工工資水平的角度來估計在職培訓收益，明瑟通過比較兩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動力的收入差異，并對差異求現值，得到收益率，但這一收益率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在職培訓收益率，它包括兩個內容：正規教育收益及在職培訓收益，因此收益率是對于正規教育與在職培訓收益率的某種平均。雖然由于度量上存在的問題，使得這一估計結果還不十分精確，但可以說這是對包含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最初估計。雖然明瑟本人并沒有認為他的研究是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因為在早期人力資本理論家來看，教育和培訓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被“人為”隔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數據獲得的難易程度的不同，對于正規學校教育的度量要比對培訓的度量容易許多，因此教育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較早地發展起來并逐步完善，而培訓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卻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企業培訓數據的豐富才逐漸發展起來。

3　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的建立

雖然明瑟當初囿于培訓數據的局限，并沒有對培訓投資收益進行精確的估計，而是得到了正規教育與在職培訓收益率的平均，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既然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和培訓沒有本質區別，那么在實證研究中就有必要綜合考察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收益，為此構建一個包括教育和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綜合指數就顯得十分必要，這一指數應該能比較全面反映人們的知識、技能、觀念的綜合素質與能力，探討教育和培訓在數量與結構上的不同組合搭配，從而獲得最大化的收益，這是未來教育經濟學、人力資源開發研究的一個方向。具體而言，人力資本綜合指數應該考慮到教育級別(學歷)、類型(普通、職業)、培訓參與(是否參與過此前培訓、在職培訓、自費培訓)、培訓種類和時間(參與的此前培訓、在職培訓、自費培訓的類別和時間)等指標體系的建立，另外對人力資本提供機構(如學校、培訓機構等)和使用機構(如企業等用人單位)的跟蹤調查以及相關的面板數據(paneldata)的收集也是必需的。

應該承認明瑟收入方程的建立是有時代背景和研究條件的限制的，雖然后續的研究者們對明瑟收入方程進行了多種形式的修正，但如果不嘗試在明瑟收入方程中納入人力資本綜合指數，那么任何補充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多樣化和終身化的時代特點，要求對于人力資本的研究要全面、綜合，而培訓與繼續學習數據的逐漸豐富也使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的建立和使用成為可能。

(三)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難點

首先，培訓的定義和度量存在相當困難。與制度化的學校教育相比，培訓的內涵與外延在不同的行業企業有著不同的理解，培訓的基本度量指標，如培訓參與率、培訓時間與強度、培訓成本都很難測度。相比較而言，用教育年限、學歷來度量教育要簡單許多，雖然二者都存在指標效度的問題。

其次，反映勞動者教育培訓經歷、就業工作經歷的時序資料的缺乏。現有的數據大多是在一個時點上采集的截面數據，雖然部分調查采用了反向追蹤的方法，但離實證研究所需要的數據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

再次，明瑟收入方程中已經包括教育和工齡，并且工齡曾經一度被認為部分代表了工作經驗甚至是在職培訓，在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中，明瑟收入方程的科學性和完備性逐漸為人們所認可和接納。如何建立包含教育與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綜合指數，如何將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納入收入方程，并且由于這一指數的引入，模型的設定如何作調整，這些都是未來研究所不能回避和需要不斷探索的重要問題。

篇（8）

在管理會計研究中,經濟學相關概念的使用比例非常高(50%),經濟學成為解釋會計現象的一種工具,或是用會計數據來驗證經濟理論的一種手段。同時,許多經濟學家也認識到會計學的重要作用。科斯(1990)認為,會計理論是企業理論的一部分,在經濟研究中,應很好地利用會計數據,因為會計數據能夠讓經濟理論定量化,所以經濟學家應學習會計學,理解會計數字的含義。國內管理會計學者除了對純會計理論進行探討外,也做了很多基于經濟學理論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會計理論研究中所應用的經濟學理論幾乎都是經濟學,尤為著名的是“過程的控制與觀念的總結”。這一時期,會計學界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會計理論,但側重于從會計角度進行規范論述,并沒有涉及過多的經濟理論。此時對管理理論、組織行為學理論等卻引入較多,如“會計管理”的創立以及會計行為學的研究。筆者認為,《會計研究》1992年第6期發表的《科斯定理與會計準則》(劉峰、黃少安,1992),標志著我國會計學者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開始。此后,有會計學者介紹了實證研究方法,瓦茨、齊默爾曼的《實證會計理論》有了中文譯本。《經濟研究》刊載的相當一部分會計論文也是實證會計研究的文章,主要是利用國外成熟的模型對中國市場進行檢驗,其中所用的經濟學理論大都來自于國外實證會計文獻。會計學者對企業理論、產權理論、理論和管制理論等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一些富有創見的成果。

近年來,公司治理理論成為會計學者應用的主要理論,在會計論文中出現的頻率很高。我國的《會計研究》雜志是一本具有較大影響的學術刊物,該刊自1981年以來,已刊載一定數量的管理會計方面的論文。我們選取1981～2000年《會計研究》上中與管理會計(包括成本會計、成本管理和業績評價等)有關的363篇論文,進行有關涉及基礎理論研究的描述性統計,剔除管理會計與其他理論結合的199個樣本,表2表明,經濟學在國內管理會計研究中出現的次數最多,應用頻率最高。

二、借鑒經濟學的精度、廣度與深度

(一)借鑒經濟學的精度———以研究方法為例

會計的研究方法根源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規范與實證會計研究像經濟學研究一樣,把規范法和實證法引入會計研究中。下面我們將對經濟學研究方法以及規范會計研究在20世紀的歷史進程與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推演進行簡單的回顧。最早區分規范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的是西尼爾,而對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做出更嚴格區分的是大衛•休謨,他提出所謂的“休謨判別法”:從事實性、陳述性的說明不能推導出規范性、倫理性的說明,亦即不能從“是”中推導出“應當”。休謨提出了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的判別標準,即實證經濟分析研究“是”與“不是”的問題,規范經濟分析研究“應當”與“不應當”的問題。同樣,規范會計研究著重于說明會計“應當是什么”,而不限于說明會計“是什么”,因而規范會計研究不滿足于現有的會計慣例,而是從邏輯性方面概括說明怎樣才是良好的會計實務。規范會計理論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演繹推理法和歸納推理法兩種。

(1)演繹推理法

它是從一定的會計基本概念出發,推導出研究對象的邏輯性結構。演繹法的推導程序為:大前提—推導結論—驗證—具體問題。其主要步驟為:確定財務會計的基本假設或目標;說明會計基本假設或目標對財務會計的指導作用;根據既定會計假設和目標,推導相關的會計基本原則和會計基本概念;以會計基本原則或會計基本概念來指導會計實務,規定會計的具體處理程序。演繹法的優點是,可以保持相關會計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使會計理論的構建具有邏輯嚴密性。其缺點是,推理的正確性取決于假設前提,如果假設前提錯誤,則整個推理得出的理論結構將是錯誤的。

(2)歸納推理法

其特點是,通過對大量現象進行觀察,然后加以分類,從中概括出有關概念的內在聯系,再把它們組織或表述為理論。歸納法的推導程序為:觀察—分類—概括—驗證。歸納法的優點在于,它不受預定的模式束縛,把理論概念或結論建立在大量現象的基礎之上。但是,該方法的正確性取決于觀察對象的代表性。由于選擇觀察對象的范圍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定準確。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西方會計理論研究主要是以會計假設為前提,推導出會計原則、會計準則以及會計處理程序。70年代以后,隨著新技術革命、決策理論及行為科學等新興學科向會計領域的滲透,會計理論研究主要以會計為前提,推導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會計要素、會計確認、會計計量與會計報告的標準。實證會計研究作為一個與傳統規范會計研究特點迥異的研究學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會計“應當做什么”,而在于解釋會計“是什么”、“為何是這樣”,并據以預測未來的會計行為及其影響(羅勇、賈鴻,1998),它是根據實際效用或現實因果關系來選擇會計概念、原則、準則和各種程序。實證會計研究的基本步驟為:(1)提出理論假說和有關假設條件;(2)建立理論模型并得出主要結論;(3)對理論假設模型進行經驗驗證;(4)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提倡在會計理論中引入實證研究的是美國會計學家M.C.Jensen,他在1976年發表的《關于會計研究和會計管制現狀的反映》中指出:“由于規范的理論占優勢,會計研究是不科學的。”實證會計研究能解釋已存在的會計現實“為什么會是這樣”,以及為什么會計人員要從事這樣的工作。自1968年鮑爾和布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發表之后,實證研究成為西方會計研究的主流,也使得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成為可能。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可以表述為:實證研究認為會計理論的目標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而這也是經濟學大部分以經驗研究為依據的研究的基礎;以對假設的實證檢驗代替研究人員的價值判斷,對預先提出的理論性假設不是進行一般性的推演,而是采用可觀察、可檢驗的實際證據來進行檢驗和說明;實證會計研究以定量分析為主,廣泛采用精準的計量和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實際數據,對假設進行檢驗,這使管理會計研究的結論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二)借鑒經濟學的廣度———以理論為例

人是行為人,而委托人是行為影響的一方。人根據契約為委托人做事,委托人依據契約對人給予獎勵。企業的股票持有者與企業經理的角色是不同的,后者是經營(run)企業并做出決策,而前者是在契約簽訂生效后擁有(own)企業,對企業有剩余擁有權(residualclaimant)。剩余擁有權會產生剩余控制權(residualcontrol),這是一種可以后發制人的機動權(Berle&Means,1932)。理論說明,委托人和人有不同偏好,并且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人具有機會主義行為,這將導致道德風險(Moralhazard)、成本(包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保證成本和剩余損失)的產生。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成本概念,認為成本是企業所有權結構的決定因素,緣于管理人員不是企業的完全所有者這一事實。標準的委托—理論建立在兩個基本的假設之上:一是委托人對隨機的產出沒有直接的貢獻(即在一個參數化模型中,對產生的分布函數不起作用);二是人的行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觀察到(雖然有一些間接的信號可以利用)。在這兩個假設下,有兩個基本命題:(1)在任何滿足人參與約束及激勵相容約束而使委托人預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勵合約中,人都必須承擔部分風險;(2)如果人是一個風險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過使人承擔完全風險(即使他成為惟一的剩余權益者)的辦法來達到最優結果。委托問題的產生有四個原因,即授權和控制權分離、不確定性和分散投資風險、科層組織結構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有限理性和個人能力的約束(向榮、賈生化,2001)。委托人需要一種控制系統來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標來行事,這種控制系統包括三個部分:決策權的分配(誰負責做決策)、業績計量與評價(向誰報告何種信息)、獎勵與懲罰(收集到的信息與人報酬之間的關系)。契約和決策的形成需要以信息為基礎,而會計和審計正是與這種信息的收集和傳播有關,因此,理論可以用于會計和審計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會計、財務會計和審計程序的效率特點(ChatfieldM、RVangermerch,1996)。對會計領域問題的研究最有影響的學者有:Holmstrom(1979,1982)、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78,1983)等。理論可以深入到會計學研究的各個領域(JensenMC,1986),其對管理會計的貢獻在業績評價方面更為顯著。例如,在業績評價指標的選擇中,用理論來解釋會讓我們更深地理解會計基礎與市場基礎、財務基礎與非財務基礎、相對基礎與絕對基礎等矛盾。

需要說明的是,股東雖然可以通過審計者加強對經營者的監督,內部審計、民間審計都對審查會計信息、降低信息風險承擔重要責任,但在現實中,由于內部審計組織不夠健全,地位尚不獨立,民間審計會受到審計委托、審計費用和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難以或不愿審查虛假會計信息,甚至出現審計師與企業合謀的問題(陳關亭,2001)。

(三)借鑒經濟學的深度———以產權理論為例

我們首先對產權、交易等概念的歷史演進及重要性做一個簡要回顧,然后闡述管理會計借鑒制度經濟學的必要性。完全競爭模型被構建出來,該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設,如理、公司的規模不經濟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其假定還有一個與產權相關的隱含假定是支撐完全競爭模型的基礎:商品的供給與需求是決定價格的市場條件,對它們的利用反映了私人產權的制度安排;要實現完全競爭,所有的稀缺資源必須是私有的、明確的,并被有保障地擁有。這是從完全競爭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競爭的模型中推導出的結果,也是由私人分散控制資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產權制度隱含在完美的假定中,在對與價格具有同樣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對產權安排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1934年,康芒斯在《制度經濟學》中提出交易的范疇。他認為,“使法律、經濟學和倫理學有相互聯系的單位必須本身含有沖突、依存和秩序這三項原則”,“這個相互的單位便是交易”,“一次交易,是制度經濟學的最小單位”,交易“不是實際交貨那種意義的物品交易,它們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對物質的未來所有權的讓渡與取得,一切決定于社會集體的業務規則”,“交易是所有權的轉移”。1937年,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之后,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將等于社會成本”。后來有學者將其擴展、引申為:如果市場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權利初始安排如何,當事人之間的談判將使資源配置實現最優;如果交易費用不為零,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可以通過明確的產權之間的自愿交換來達到資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為了優化資源配置,制度對產權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是必要的。科斯定理說明,通過改善企業內部組織制度和企業產權制度,可以不斷地降低企業內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業效益。然而,交易、契約、產權的關系如何?哪些類型的交易適合于企業合約安排?哪些類型的交易適合于市場合約安排?威廉姆森(1985)從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三個方面區分了交易類型,認為涉及高度專用性資產且經常重復發生的交易,適合于在企業內部進行。顯然,資產專用性對于為何通過企業配置資源給予了很好的解釋,但它不能解釋威廉姆森提到的作為“賣者”的企業為何存在。

借鑒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與邏輯演進,管理會計的現代應用必須滲透到制度經濟學提及的眾多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安排等),否則,“如果沒有產權的界定、劃分、保護、監督等規則,沒有產權制度,產權的交易就難以進行,產權制度的供給是人們進行交易、優化資源配置的前提”。

三、經濟學對管理會計的啟示

(一)實證研究(計量經濟學)的精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研究的啟示

無論管理會計(作業成本會計與作業成本管理、綜合記分卡、KAIZEN成本計算、產品生命周期成本計算、行為會計、環境和戰略管理會計、智力資本管理會計等)的發展趨勢如何(余緒纓,2001),無論管理會計研究的內容由內深化與向外擴展如何并舉,無論管理會計的選擇指標從滯后性向前導性怎樣轉變,無論管理會計的貨幣性與非貨幣性分析怎樣結合,現代管理會計的特點、重點及難點研究,都需要計量經濟學的背景支持與后臺支撐。計量是會計的一種屬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二)理論(信息經濟學)的廣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的詮釋

傳統的管理會計都假定信息是無成本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因信息而導致的成本差異。但是,信息經濟學理論表明,任何信息都有其特定的成本,信息成本因具體情況而異,信息系統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來加以選擇。理論在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委托人與人獲取信息的角度,結合人的行為因素,在管理會計中得到應用。

1.有助于管理會計人員在備選決策方案中做出正確選擇

在理論體系中,管理會計信息可以為兩種不同性質的目標服務:(1)用于優化委托人或人將采用的決策的環境進行事前評估,即修正信息;(2)用于評價決策執行的結果,以便在委托人或人之間按照契約的規定來分享上述成果,即業績評價。決策前信息和決策后信息的作用以及對委托人和人利益的影響,有助于管理會計人員在備選決策方案中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業績評價與激勵人的最優努力相關,而人的努力不能被直接監督,如果沒有建立業績與報酬相聯系的、能夠反映績效的管理會計信息系統,就不能激勵人為委托人而努力工作。

2.對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出現偏差的原因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管理會計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應用都面臨現代企業存在的一系列委托關系:董事會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股東與董事會之間的委托關系、企業經營者與會計部門之間的委托關系、股東與審計者之間的委托關系等。從委托的機制來看,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決定著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出現偏差的可能性與原因。

(1)委托人與人的目標、利益、風險不同

由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彼此分離,現代企業存在著一系列關系。委托人和人因各自利益、目標不同,所承擔的風險也各異,在某些情況下,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時,會損害另一方的效用最大化。

(2)契約的不完備與信息的不對稱

會計實務的變化難以預料,這不可避免地使會計法規、會計準則的制定存在滯后性。這些法規、準則不可能把會計實務中所有的情況都包括在內,只能對會計的總體目標、總體原則以及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做出規定,而對會計處理程序和方法的規定則相對靈活,這使人在進行會計信息披露時有很大的變通余地。契約的不完備再加上信息的不對稱,使得人可以利用占有會計信息的優勢和契約的缺口,選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會計程序及會計處理方法,對會計信息進行“加工”,對自身的業績進行夸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產權理論(制度經濟學)的深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的提示

1.從交易費用的定性到定量分析

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深度已經滲透到管理會計研究層面能夠涉及的深度,如產權理論涉及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屬于制度經濟學的內容。在交易成本理論中,交易成本包括外部交易成本與內部交易成本,涵蓋了監督成本、信息取得成本、組織制度成本以及不確定性原因引起的成本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機會成本,即選擇不同制度形式的生產或消費所損失的機會成本。在成本管理會計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機會成本理論,這里的機會成本是指選擇最優方案而舍棄次優方案所喪失的收入,其實質是選擇不同企業組織形式、生產要素配置與管理方式的問題,它貫穿于投資決策、生產組織和產品銷售等過程,是既定制度約束條件下的機會成本。對企業交易費用、機會成本在定性基礎之上進行定量研究,已成為管理會計的核算分析內容。制度經濟學研究正在更為深入地展開,將會為管理會計的領域開辟新的研究空間。

2.以資產的流動性劃分資產到從專用性角度劃分資產

資產的分類一般都遵循一個原則:以資產的流動性為標準,對資產進行分類和管理。按流動性劃分資產存在的一個很大問題是,信息使用者既不能獲得關于無形資產的準確價值計量信息,也不能獲得有價值的評估信息。其原因是:(1)存在不能獨立存在的無形資產,這些無形資產與企業的有形資產相結合無法分離,而能夠分離的無形資產價值又往往是在企業經營有形資產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所以人們難以清晰地界定其范圍;(2)流動性劃分與無形資產的相關程度很低,按照流動性進行劃分的資產雖有利于描述有形資產的特性,但不能有效地描述無形資產的特征,也就是說,流動性與無形資產的相關程度很低,信息使用者如果僅利用現有的財務報告信息,是很難評價無形資產價值的。資產專用性并不是為描述無形資產而提出的,但從會計的角度看,專用性對資產進行另一種分類,能夠從財務報表中挖掘更多信息。我們可以對資產的專用性進行一下回顧。

1985年,威廉姆森將描述交易的主要維度分為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次數。資產專用性,是指為支持某項特殊交易而進行的耐久性投資。專用性資產一旦被用于某種交易,它就無法在不發生巨大損失的前提下轉移到其他交易中。由此可見,資產專用性表明資產有專門用途,其收益依賴于它所支持的專門交易。資產專用性包括地點專用性、實物資產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完全為特定協議服務的資產專用性以及名牌商標資產的專用性。交易的不確定性,是指由于交易雙方的協議不可能完全,在交易過程中就可能因為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出現一些預料不到的情況。在雙方進行了專用性投資的情況下,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雙方的交易關系更加復雜化,進而出了對契約關系進行調整的要求,并因此對組織與交易的匹配關系產生影響。交易發生頻率,是指交易雙方進行交易的經常性或重復程度。采用垂直一體化方式,能夠提高契約關系的穩定性和調整性能,但垂直一體化會增加組織管理費用。因此,只有對較高頻率的交易實行縱向一體化,在經濟上才是合理的。需要補充的是,考量交易的另一主要維度應涉及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對分工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它隨合約自、合約結構的優化、產權保護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篇（9）

一、國外理論研究綜述

早期的西方經濟學派一致認為，貨幣量對經濟發展無實質性的影響，但與貨幣相關的金融活動諸如證券業的建立和銀行業的發展等，都可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指出，慎重的銀行活動，可增進一國產出，但增進產出的方法，這一理論對后世影響深遠。

Schumpeter將金融的發展置于經濟發展的中心地位，他在《經濟發展原理》中寫到，金融業的發展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之一，金融機構的作用是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向生產水平較高的企業家融通資金，并促進生產技術的創新，其主要論點成為了經濟學家McKinnon的金融發展理論來源。在20世紀60年代，Gurley發展了Schumpeter的理論，他指出金融發展可以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他主要分析金融中介系統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即金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主張實行金融自由化。由此而引發了后來大批的學者關于金融系統的比較研究：金融結構理論和金融抑制理論假說。上述理論的提出在經濟學界引起極大的反響。他們主要觀點是把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歸咎于金融抑制，主張在國家或地區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們創建了一個計量模型，并由此得出金融自由化可快速促進經濟的增長，同時也得出了金融抑制對經濟的損害。

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將內生增長和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場） 直接加入模型中，將信息不對稱和市場缺陷置于理論模型之中， 使模型與實際情況貼近，從各個方面說明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Andrew Weiss從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出發，提出信貸配給觀點。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造成了信貸資金分配效率的下降。他認為證券市場的發展可以在彌補貨幣市場的某些不足，并和貨幣市場一同成為公司主要的融資方式，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Thorsten Beck利用虛變量將市場環境、會計方法等外生變量納入模型，發現經濟增長與外生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在決策建議上，文中認為有效的市場管理體系可以確保債權人對債務人的權利要求。

自90年代以來，計量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為理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方法，西方經濟學家還對兩者的關系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Levine系統地對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分析，他使用了4個指標來衡量金融結構的發展程度，并運用了全球57個國家26年的相關數據來表示金融機構的發展規模和效率。實證結果得出金融發展效率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同時經濟的發展可以反過來促進金融規模的發展，二者互為格蘭杰因果檢驗。Rousseau利用VAR模型考察了金融發展與GDP的關系，回歸結果顯著即金融發展是實際GDP的原因。

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在內生增長理論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對稱、決策不確定、不完全競爭和外部性之類的影響因子，使假設的模型更加貼近與現實經濟行為，由此提出的政策理論更加符合各個國家的真實狀況。

二、國內學者的實證分析

中國在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金融業的迅速發展，國內的學者運用經濟學理論和計量方法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由于方法和數據、指標選取的不同，實證分析得出的結果也不盡相同。李衛國（2003）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協整分析的計量方法分析了我國金融規模、市場利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得出金融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其相關系數為0.4708。結果說明了金融業的發展存進了我國經濟增長。曹云川等（2009）利用中國31個省份的近28年來的面板數據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效率與規模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發現，中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二者之間關系顯著，具有時空特征，金融發展可以通過金融規模的擴大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但是并不能促進我國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結論

本文系統綜述了國內外現有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歷程和成果，基本上反映出了國內外研究的概況，較充分地介紹了該領域的代表人物和觀點。縱觀現有文獻，我們可以看出：

1.國外學者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比較成熟，而國內的文獻主要采用經濟學中計量方法對國內的金融和經濟關系開展實證分析，得出了我國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具體指標。至于經濟增長如何對金融發展產生影響的理論研究較少。

2.實證分析論證不足，盡管有詳實的數據、先進的統計工具，不同的實證方法所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現有實證研究在相關指標設定、數據的選取、變量設置和計算方法等方法方面，還是在實證結果的理論解釋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爭議，各種分析結果差異較大。

3.目前，后金融危機時代下的世界經濟在緩慢復蘇，這本身印證了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間的關系呈現錯綜復雜的局面。盡管現有的很多經濟學理論在對兩者關系進行研究分析，但仍然顯得單薄，無法在學術界達成共識。

篇（10）

    

    近些年來，國內某些學者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而以“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稱命名的譯著和著作很多。國內的一些學者，如陳共、平新喬、張馨、高培勇、郭慶旺、楊志勇、華民等都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從國際上看，關于兩者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的論述比較詳細的主要有《公共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由《國際稅收和財政》雜志在 1994年發起的一次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的特刊及由《公共經濟學雜志》在2002年的一次紀念其創刊而由一些頂尖級的經濟學家關于公共經濟學發展的總結分析。此外，由于引進的西方文獻越來越多，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的認識也逐漸深入。

    

    二、問卷的評介與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學的從事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經濟學家就“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主題進行了全球性網絡調查。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本次調查受到來自這些經濟學家的數十份電子郵件。這些郵件反映了他們對我所做的調查課題的認識。本文就是選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的回信(見附錄①)和一些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和發展趨勢進行了簡要的評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認為，財政學主要是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在稅收方面，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大量的與支出政策相關的問題。他認為，醫療保健和醫療援助以及殘疾人保險和失業保險都是屬于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屬于財政學的領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經濟學30年(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的發展演變、取得的成就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政府經濟角色的一門學問。因為這一角色在不斷地變化著，所以公共經濟學也成為一個持續演變的領域。一些核心問題被持續關注，例如對不同商品的稅率結構應該如何設置；而還有一些問題，例如對發達國家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進行改革才是最優等等，最近才成為研究的中心。經濟學其他一些分支領域的理論與實證進展為公共經濟學提供了新的視野，推動了對其中一些長期存在問題的研究。反之，這一領域出現的問題又推動了新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經濟學迅速發展的一個時期。理論和經驗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們對諸如各個稅種的效率和歸宿這樣的核心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社會保障項目的經濟效應以及最優的制度安排的認識。在公共經濟學相關經濟理論以及支持復雜政策評價的實證分析等兩個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在過去的30年間，公共經濟學的各個不同部分的進展有快有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進展是經濟理論在次優稅制設計問題上的應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業數據庫的出現促成了人們對稅收激勵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經濟人行為問題的探索。繼而公共經濟學的經驗研究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很多應用計量經濟學家也把他們的研究興趣轉向公共財政問題。90年代，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相關領域的迅速擴張尤為顯著。

   

    公共經濟學中的很多應用研究越來越深入，這促使了這一領域里幾個二級專門學科的興起，諸如老年經濟學以及教育經濟學。這些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不僅關注那些廣布于公共經濟學范圍內的問題，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領域發展起來的真知灼見和方法技巧，例如醫療經濟學、人口學以及勞動經濟學等。

   

    波特巴認為，過去30年發展變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幾個方面：所得課稅對家庭行為的影響；社會保險項目的激勵效應；資本所得稅的效率和歸宿；赤字和跨期財政政策；財政支出的實證政治經濟學；最優所得稅和稅種的設計以及轉移支付等。未來有前途的發展領域則包括了：環境經濟學和最適次優政策；老齡經濟學；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圍；開放經濟中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適社會保險項目的設計；征稅與家庭和企業的行為；在生命周期視角中的稅收和支出項目以及國防經濟學等。

    

    羅賓•鮑德威認為，“公共經濟學”這個詞語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采納來取代財政學的，這是因為財政學這個詞語似乎是太狹窄了。特別是，許多學者認為財政學太多地集中在籌集收入(稅收)，而公共經濟學則是一個范圍更加廣泛的詞語。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包括了政府在稅收、支出、社會保險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問題。人們認為財政學這個詞語太狹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領域的更廣范圍的研究對象。然而，這兩個詞語現在都被使用著。他猜測這大概是英語的一般常見問題，有很多詞語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重疊的。但是，財政學的研究范圍是太狹窄了。財政學幾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預算的操作(尤其是稅收和支出)，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它包括了諸如管制和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財政學權威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全球各個大學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財政學的經典著作。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財政學原理》提出的財政“穩定宏觀經濟、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三職能說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政府干預經濟的代表觀點，是現代財政學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盡管已經94歲高齡，仍然關注財政學的發展變化。他稱，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財政體制所發生的顯著轉變。他那一代人還認為財政的建設性和積極作用是對市場的必要補充，應該盡可能少的干預市場。但是，馬斯格雷夫一直堅持不懈地認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稅制以及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穩定和增長中的經濟作用是在財政學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顯然是有著明顯差異的。財政學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許多問題可能是需要許多工具才能解決的，所以，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可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同時，還有通過共同的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的情況。   馬丁•費爾德斯坦稱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出現了轉型。他認為自己當初入門學習的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學原理》(1959)開啟了財政學的新紀元，但是，計量經濟學研究方面論述的不足反映了當時該領域的研究狀況。同樣，馬斯格雷夫只是討論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則，其經典著作沒有論及政府支出的具體方面，而這也就成為以往30年中公共經濟學研究的課題。在論文中，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交替使用的。

    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財政學理論方面的這些發展其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們在許多重要的財政學問題上，對龐大的專業思想體系進行了分類。盡管它們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觀點的各種錯誤，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見解。第二，他們吸引了一代優秀的大學生轉向公共經濟學領域；其中大部分學生并沒有繼續理論研究，而是完善了財政學理論基礎，這種新理論的嚴謹性對他們的實證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經濟學方面實證研究的發展將過去30年的研究與以往所有研究區別開來。20世紀60年.代后期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了高速計算機、可以依賴的經濟計量軟件和可讀大量數據的機器。這些發展，復雜的經濟計量技術和標準裝備的大學生對公共經濟學實證研究的革命都是關鍵性的。對稅收的計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實證研究深化了我們關于稅收對個人風險影響、稅收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以及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分析稅收問題的意義的理解。

   

    財政學研究這種演變的第二個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擴大研究主題的范圍，它涵蓋了政府支出和稅收。研究焦點的轉移無疑是因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財政學領域因此從研究為基本的政府服務融資的稅收轉變到公共經濟學領域，看到了更寬范圍內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為了社會保險項目，公共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正好與之呼應。社會保障養老金、事業保險、工人的補償金、老年保健醫療和窮人醫療補助計劃的增加給理論和實證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20世紀70年代，對穩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轉向宏觀領域，更加強調金融政策，而不僅僅研究通過改變預算赤字和盈余的財政刺激的各種變量。然而，財政學研究如何利用稅收規定(如投資稅收抵免和折舊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來刺激企業投資。財政聯邦主義也成為了公共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即分析這些政府如何選擇它們的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級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區財政補貼和匹配財政補貼)如何影響這些選擇，以及稅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區間差異如何影響私人部門的為政府計劃的效果。

   

    對于未來的發展方向，馬丁教授認為征稅和支出問題將繼續對公共經濟學研究提出挑戰。

    

    哈威•羅森的《財政學》目前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教材之一。作為馬斯格雷夫和費爾德斯坦的學生，他在其《財政學》教材①的前言中寫到：“財政學領域已經與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論方面，財政學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將對政府開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經濟理論更加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了。一個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適稅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獻。最適稅收就是試圖使用標準的經濟工具而不是根據一套特別的稅制設計原則為政府的財政行為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實證方面，最為激動人心的發展就是為了理解支出和稅收政策如何影響個人行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廣泛應用了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他認為“財政學的發展都是充滿著歧義的”。但是他堅定地認為，財政學就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是分析政府征稅和支出政策的一門經濟學學科。

   

    河野正道教授認為，日本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公共經濟學的父母是金融(父親)和福利經濟學 (母親)。公共經濟學研究的是次優、公共物品定價、最適稅收、最適補貼和外部性等問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觀經濟特征的問題。而財政學(日本語)則在某種意義上涉及的是宏觀經濟問題。按照他的理解，財政學是金融(融資)學的一部分，是日本語中很傳統的財政學(日語)。現在，金融(融資)不僅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財政學，也是私人企業的財政學。這就是為什么它們使用這些詞語的原因。他認為，財政學專門研究政府(公共部門)的融資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