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思想品德課程標準》指出：“在教學中，要積極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主動探索社會現實與自我成長的問題，通過調查、討論、訪談等活動，在合作和分享中豐富、擴展自己的經驗，不斷激發道德學習的愿望，提升自我成長的需求。”因此，新課程下的作業目標注重的是學生素質的整體發展，以貼近生活、走進生活、在生活中學習的新理念為指導。與傳統作業目標相比，它更注重學生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以及在解決問題過程中積極情感和堅強意志的培養；注重學生的合作意識、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以及良好的道德、生活及學習習慣的養成。

二、思想品德作業設計應遵循的原則

1.個性化原則

要尊重學生個體的差異，即作業能體現教學內容的層次，適合不同層次的學生。學生可以自主選擇作業的內容、形式、數量和完成方法，減少機械性的單純以積累知識為目的的作業分量，把時間還給學生，提高單位時間的練習效率，給學生一個自主選擇、協調發展的空間。

2.聯系生活的原則

將社會生活充實到學生作業中，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為作業注入新的內涵，學生可獨立地完成適合自己水平和與自己生活環境貼近的作業。比如在講解七年級上冊《珍愛生命》時引導學生關注有現實教育意義的熱點問題，像蘇丹紅等食品衛生安全的事例，進一步指導學生用書本理論知識去分析新問題。這樣既增強了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又培養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提高了研究性學習的實效性。

3.合作探究原則

即由獨立完成走向協同合作。學生面臨的作業更多的將是探究性作業，作業過程需要學生密切合作。要向學生提供充分活動的機會，幫助他們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識與技能，真正實現師生的“同心、同行、同樂”。

4.綜合性原則

要加強課程的橫向聯系，培養學生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引導學生將作業內容與形式和其他各科的學習活動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和諧的學習整體，以此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協作交往的個性。

三、積極探索多樣化的作業設計，實現課堂的高效

作業設計的依據和來源是靈活的、開放的、廣泛的，作業的形式也應該是多樣性的。它可以是口頭作業，也可以是觀察性作業；可以是思考性作業，也可以是實踐操作性作業；可以是書面的文字作業，也可以是圖像的、音像的作業等等。我結合思想品德學科的特點，設計了一些較具體的作業形式。

1.分層作業

教學實踐告訴我們，作業“一刀切”，過難或過易，缺少層次，不利于不同類型的學生尤其是學困生與優秀生的發展。因此，教師布置作業時要注意照顧到好、中、差三方面的學生，有針對性地分層布置作業，把過去同樣內容、同樣標準、同樣模式、同樣分量的作業改為A、B、C三種難度，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水平選擇不同層次的作業。分層作業讓不同的學生根據自己的學業水平完成作業，有利于因材施教，既讓學困生跳一跳能摘到“桃子”，又能保證優秀生免受“饑餓”之苦。

2.自主型作業

在布置作業時，除了老師有意識地設計作業，供學生針對自身情況進行選擇外，還可以讓學生給自己布置作業，即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參與作業內容的設計。這樣做有利于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和創新精神，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少了讓老師逼著做作業的不情愿，多了一份主動和熱情，能促進學生個性的發展，師生關系也會更融洽。

3.實踐型作業

篇（2）

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意在通過示范校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引領全國1100多所高等職業院校的改革和發展，帶動整體質量的全面提高。高職教育作為教育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其建設必須符合教育經濟學中的某些規律，而且國家對其規劃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現有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好地發揮高職教育的社會服務功能。因此，其建設理論也是源于經濟學中某些理論。

一、從經濟學角度解讀“高職示范校建設”的相關政策與理論

(一)高職示范校建設目的——“擴散效應”

“擴散效應”源于發展經濟學。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在地理上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在地域上資本與技術高度集中、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自身增長迅速，并對鄰近地區產生強大輻射作用，最終對整個經濟產生影響的地區稱為“增長極”。通過增長極地區的優先增長帶動周邊更多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是“增長極”的正面效應，也稱之為“擴散效應”。高職示范校建設就是要先建立一批示范校，讓他們成為區域高職教育和經濟的“增長極”，然后通過對這些院校成功經驗的推廣、資源的共享來提高我國高職教育水平，同時通過示范院校的建設能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進而拉動其他高職院校的發展，正如周濟部長所說的要“一馬當先，萬馬奔騰”，這就是示范校建設過程中的“擴散效應”。

(二)高職人才培養模式主要特征——工學結合

工學結合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做中學”(1earning by doing)思想，其核心觀點是人的理性認識總是有局限的，只有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理性認識，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深化理性認識。現實中，由于目前企業的技術引進普遍超前于學校的教學內容，所以學習相關行業的新知識、新技術來補充校內理論教學的不足就顯得非常必要。通過學習，學生會很快掌握這些新知識、新技術，為以后快速適應企業的需要提供保證。因此，我們在“工學結合”模式中一定要理解其核心思想，不能受傳統的所謂“2+1”人才培養模式的約束。傳統“2+1”模式，更多強調的是學生頂崗實習，而“工學結合”模式是我們學校教育的延續，學生在企業是邊學邊工作，因此不僅應該有頂崗的機會，而且還應該選擇企業部分骨干員工對我們的學生進行集中學習，并籍此實現“學生——學校——企業”三贏的模式。

(三)示范校建設過程中的“專業群建設”

專業集群也是示范校建設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理論的核心思想來源于經濟學中的“產業集群”，進行產業集群建設的直接經濟效用則表現為范圍經濟和協同效用。所謂范圍經濟，就是通過擴大業務范圍來縮小成本，直接減少群內的交易費用，這個和規模經濟是有明顯區別的；而協同效用就是通過發揮集群中核心企業的核心能力的輻射作用來幫助集群內其他企業的發展。因此，在進行專業集群建設時，一定要把握以下原則：專業集群中，參與集群建設的專業之間，有沒有共享資源，從而實現范圍經濟而達到節約成本的效果；專業集群中，作為龍頭的核心專業是否具備輻射其他專業的核心能力，并籍此實現協同效用。

二、從經濟學角度認識“高職示范校建設”計劃的意義

經濟學研究資源的配置問題，教育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其目的最終也是降低辦學成本，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產出最大化”。所以從經濟學角度來認識“高職示范校建設”計劃的核心思想，有利于我們在建設過程中準確把握示范校建設標準與要求，從而實現國家推行這項計劃的目的。具體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深刻理解示范校建設計劃的目的

從經濟學角度看，國家推行這項計劃最根本的目的是，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以此推動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高質量的人才能推動經濟的發展，同樣經濟的發展能拉動人才的需求。所以高職示范校建設，不是投資的示范，而是理念、改革和管理的示范。

(二)深刻理解示范校建設的標準

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是一種優化分析的方法，包括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從經濟學角度來考慮示范校建設標準的問題，我們可以牢牢把握示范校的核心思想——“教育資源配置與人才培養模式”的示范。并且通過會計以及管理的方法來評價示范校建設前后的資源配置效率。

(三)有利于正確處理“示范校”與“非示范校”建設問題

正如前面所提出的，示范校的建設關鍵在于形成高職教育的“增長極”，進而通過這些“增長極”的“擴散效應”來帶動非示范校的發展。但是“增長極”理論明確指出“增長極”尚未達到規模之前，它主要是吸引其他地方的資本、人才和技術，這就削弱了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實力，加大了區域間的差距，這是“增長極”的負面效應，即“回浪效應”。在示范校建設過程剛開始的時候，國家的教育資源肯定會偏向于這些學校，“增長極”理論告訴我們在強調示范校建設的“擴散效應”的同時，還應妥善處理這個過程中的“回浪效應”。

高職國家示范校建設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同時也是一項長期性、持續性改進的過程。正像新古典派經濟學家熊彼特(Schumpeter)所定義的創新——“創造性的毀滅”一樣，高職示范校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創新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大膽地改革，同時更需要建設者深刻理解與把握這項工程的核心思想與精髓，嚴格把握教育經濟學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建設規則，從而實現國家提出這項計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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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圖分類號] R7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6）08（b）-0161-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imvastatin combined with Aspiri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thrombosis and its influence on neurologic impairment.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thrombosis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Jiaxing Hospital of Zhejiang Armed Police Corps from May 2013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given relevant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symptoms of cerebral thrombosis. Then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ral drug Aspiri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Aspirin + Simvastatin， the course was 6 months. Followed-up for half a year， the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carotid intima media thickness （IMT） and carotid plaque are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enzymic method and heparin-MnCl2 method was respectively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triacylglycerol （TG），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in （LDL-C）， and Barthel index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nd neurologic impairme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IMT and carotid plaque area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nd the IMT and carotid plaque are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TG， TC， LDL-C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nd the levels of TG， TC， LDL-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HDL-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NIHS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 scores of Barthel index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nd the score of NIH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 of Barthel index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imvastatin combined with Aspiri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thrombosis has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which can narrow the carotid plaque area and thickness， decrease the blood lipid， reduce the neurologic impairment， improve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Simvastatin； Aspirin； Cerebral thrombosis； Carotid plaque

腦血栓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腦血管疾病，其病理基礎為動脈粥樣硬化和斑塊，好發于中老年人群，發病急，死亡率和后遺癥率較高，病情嚴重時伴不同程度的腦出血發生，對人類的健康構成嚴重的威脅[1-3]。臨床對其治療主要以延緩動脈硬化為主，目前臨床最常見的治療方法是通過口服藥物進行治療，其中對藥物阿司匹林的使用非常廣泛，其在抗動脈硬化方面具有較為明顯的作用[4]。辛伐他汀屬于他汀類藥物，在降低膽固醇含量及調節血脂方面已經得到了臨床的證實，在穩定斑塊方面亦具有一定的作用[5-6]。為此本研究選擇腦血栓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分組試驗，旨在觀察兩種藥物合用在腦血栓治療中的效果，為臨床更好地治療該病提供更多的科學依據，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3年5月～2015年2月武警浙江總隊嘉興醫院神經內科收治的118例腦血栓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病例納入標準[7-8]：①符合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修訂的診斷標準，經頭顱CT掃描、腦血管造影、血尿常規、血糖、心電圖等證實；②均為24 h內出現頸內動脈系統腦梗死發病患者；③患者臨床資料完整，積極配合治療，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按隨機數字表法將所選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59例。觀察組男35例，女24例；年齡45～79歲，平均（54.8±7.4）歲；其中12例合并血脂血糖升高，13例合并高血壓，7例合并冠心病。對照組男36例，女23例；年齡46～76歲，平均（55.1±5.9）歲；其中15例合并血脂血糖升高，12例合并高血壓，6例合并冠心病。兩組患者性別、年齡分布、合并疾病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根據入組患者的腦血栓癥狀給予相關常規治療，包括血壓的常規調節、抗凝、溶栓、抗血小板、抗感染、降血糖、改善患者腦部循環等，并要求患者保持睡眠充足。在此基礎上對照組患者給予藥物阿司匹林治療（拜阿司匹林腸溶片，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J20130078），口服用藥，70 mg/次，1次/d，于早飯后半小時服用，治療周期為6個月。觀察組患者給予藥物阿司匹林+辛伐他汀（辛伐他汀片，宜昌長江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56875）治療，阿司匹林的用藥方式同對照組，辛伐他汀口服用藥，20 mg/次，1次/d，于早飯后半小時與阿司匹林同時服用，治療周期為6個月。在整個藥物治療過程中需多次對患者的身體進行檢查，尤其是頸動脈血流量、血液循環、供血情況等，并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適當進行藥物劑量的加減，一旦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

1.3 觀察指標

隨訪半年，通過頸動脈超聲檢測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前后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IMT）及頸動脈斑塊面積的差異；采用酶法[8]測定并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三酰甘油（TG）、總膽固醇（TC）水平；采用肝素-MnCl2法測定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水平，并用Friedewald公式進行LDL-C水平的計算[9]，此外采用1965年由美國人設計并制訂的Barthel指數[10]評定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采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評定治療前后的神經缺損功能[11]。

1.4 統計學方法

本文所得全部數據均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 19.0進行分析，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IMT及斑塊面積比較

治療后兩組患者IMT及斑塊面積均較治療前顯著降低（P < 0.05），兩組治療后比較，觀察組患者IMT及斑塊面積均明顯低于同期對照組（P < 0.05）。見表1。

2.2 兩組治療前后TG、TC、HDL-C、LDL-C檢測結果比較

治療后兩組患者TG、TC、LDL-C均較治療前顯著降低（P < 0.05），兩組治療后比較，觀察組患者TG、TC、LDL-C均明顯低于同期對照組（P < 0.05）。兩組治療前后HDL-C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3 兩組治療前后NISHH評分及Barthel指數評分比較

治療后兩組患者NIHSS評分均較治療前顯著降低（P < 0.05），Barthel指數評分較治療前顯著升高（P < 0.05），且觀察組治療后NIHSS評分明顯低于同期對照組，Barthel指數評分明顯高于同期對照組（P < 0.05）。見表3。

3 討論

腦血栓的形成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目前對其發病機制的研究尚未闡明[12-13]，宋麗等[14]對其形成復發的危險因素研究中提到高齡、高血壓病史及纖維蛋白原升高等均是造成腦血栓形成和復發的重要危險因素，Leys[15]研究發現，年輕的腦血栓形成患者腦卒中復發率明顯更低，僅為1.0%～1.4%。流行病學研究[16]結果顯示高血壓是一個影響腦血栓形成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Ruland等[17]的研究結果報道提到，腦血栓形成和復發中最為重要和可干預的危險因素是高血壓，有學者就曾指出正常范圍內的收縮壓和舒張壓越低出現腦卒中的可能性就越低，魏陵博等[18]對腦血栓形成患者進行病理對照研究總結發現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肥胖等均為獨立的危險因素。多項研究提示，纖維蛋白原在腦血栓發生后會出現明顯升高，其與動脈粥樣硬化及其血栓并發癥的發生相關[18-21]。常穎等[22]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提示纖維蛋白原升高是腦血栓形成與復發的危險因素。

更為有效地治療和控制腦血栓仍是一個當前醫學很難解決的難題，目前藥物治療仍是臨床治療該類疾病的首選方案[23]，阿司匹林在該病的治療當中使用非常廣泛，對臨床治療腦血栓患者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是通過抑制患者體內核因子達到減少患者炎性介質及各種黏附分子的表達起到抗動脈粥樣硬化的效果，此外對已經形成的粥樣斑塊具有穩定的作用[3]，不過單一地使用阿司匹林臨床上效果往往不夠理想。脂質代謝紊亂導致患者出現動脈粥樣硬化，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顯示腦血栓患者中超過60%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高血脂疾病[11]。他汀類藥物是一類羥甲基戊二酰輔酶還原抑制劑，是臨床上較為常見的“調脂”類藥物，其最具醫療價值的是可起到保護血管的作用[4]，因此從腦血栓病理生理發展進程角度看他汀類藥物治療該病更具針對性，通過改善患者的血管內皮功能，穩定粥樣硬化斑塊，同時抑制C反應蛋白，減輕患者的血管壁炎性反應，此外他汀類藥物中辛伐他汀一般耐受性良好，患者出現的不良反應均較為輕微且為一過性，本研究出現較多的不良反應為便秘、腹脹、消化不良、乏力等，癥狀均較輕微，短暫停藥后癥狀均得到了明顯緩解。正是基于此，本研究選擇將辛伐他汀與阿司匹林結合使用，旨在為臨床對該類疾病的治療拓寬思路和提供更多的方法。

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兩組患者IMT、斑塊面積、TG、TC、LDL-C、NIHSS評分均明顯降低（P < 0.05），Barthel指數評分顯著升高（P < 0.05），說明兩種方法對于治療腦血栓患者均有一定的作用，改善了患者的臨床癥狀，減輕了神經功能的損傷，提高了生活質量，此外對兩組治療后的情況比較，發現觀察組治療后癥狀改善更明顯，觀察組治療后IMT、斑塊面積、TG、TC、LDL-C、NIHSS評分均明顯低于同期對照組（P < 0.05），Barthel指數評分明顯高于同期對照組（P < 0.05），說明聯合用藥效果更為理想，這與鄭僑克等[11]的研究結果較為相似，提示辛伐他汀對抑制粥樣動脈硬化形成和保持已有斑塊穩定更具針對性，聯合用藥效果更好。

總之，采用辛伐他汀聯合阿司匹林治療腦血栓患者臨床效果顯著，縮小了頸動脈斑塊面積及厚度，降低了血脂，減輕了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提高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值得在臨床推廣使用。不過由于本研究的樣本量不大、所選指標的合理性、合并癥等均可能對研究結果的準確性造成一定的影響，后期研究需對此進一步通過試驗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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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經濟分析法學的最基本特征是將經濟學的看法運用于分析

經濟分析法學的與我國的實踐還有一定的差距

經濟分析法學是繼法學、分析法學、社會法學三足鼎立之后有廣泛社會的第四大法學流派，其最響亮的口號是效益最大化。在傳統觀念中，人們普遍認為，法學所要解決的基本是“公平”和“正義”問題，或者說是“合法性”問題，即法律所面臨的是如何在社會成員中合理合情地分配權利和義務問題；而經濟學所要解決的是“經濟效益”問題，即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由于兩個學科各自獨立的領域，所以一直無人將法學與經濟學聯系起來，但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反復爆發，使得國家和法律越來越多地直接參與到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和配置中去，而經濟活動在進行過程中又需要依靠法律的強制力來維護其所需要的市場經濟大環境，因此便產生了經濟分析法學。

篇（5）

一、換角度看待會計學的定義

對于會計學，不同的群體對其有不同的看法與敘述，但其根本是一樣的。會計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管理活動，與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它是根據社會整體經濟活動中的需要而產生并得以進一延續。在當今時代，會計更多的是在企業中發揮效用，二者的目標不盡相同。因為這一系列的原因出現了一個不常被人們關注的話題，那便是本文的論題，從經濟學的角度考量會計的價值。

1.價值

價值是人類對于自我本質維系與發展，是人類一切實踐要素本體，它包括任意的物質形態。價值在不同的區域內都有特定的形態。在不同的領域中國其具體的分類也不相同。我們最常見的便是根據作用的空間范圍的不同，價值可以分為宏觀或者微觀的價值。

2.經濟學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各個不同的經濟行為及發展手段，對于整體經濟的運行與發展的作用及其規律的一門學科。也就是說，經濟學在社會中相對獨立，著重研究利用有限的稀缺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有價值的物品，并根據不同的需要進行適當的搭配。經濟學的中心目標就是有限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3.會計的價值

會計滿足人們一開始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的程度決定了相應的會計價值。會計的價值直接的表現在會計滿足人們對于相關信息的能力與程度上，由此產生了會計的流程，更進一步的細化了會計價值。在不同的企業中能夠體現出來的會計價值又是不一樣的。會計既然存在就必定有其存在的價值，本文中我們要討論的便是會計的價值會以什么樣的方式表現出來，它的特點是什么，本質又是什么，下面我們需要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這些問題。

二、會計價值——最大限度的滿足人們對于利益的需求

1.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會計的價值

從經濟學的角度上看，會計的價值著重表現在其對于經濟利益均衡分享的保證，同時使有限的經濟效益得到最合理有效的分配和使用。會計作為整體經濟管理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具體表現為對于經濟活動的監督并以其特有的形式進行反饋，從監督和反饋上就體現出了會計的價值。其相對應會計資料的真實，客觀公正與否也決定了會計的價值能否實現。

2.從會計的實際行為來考察具體價值

從會計的實際行為出發，考量會計的價值，主要是體現在追求會計主體利益的最大化。會計需承擔被委托的責任，履行自己的職責，忠實的為委托人提供真實可靠并且有用的信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行為，爭取其委托人也就是會計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相應的，會計的一切行為都是站在會計主體的角度考慮并且實施的，也就是會計本身會站在一個已定的立場上，來具體的實施會計活動，在保證客觀公正，并且不違背相關律法的基礎上，達成己方利益的最大化。

3.從會計的兩大職能來考慮會計的價值

會計有“監督”、“核算”兩大職能，在這兩大職能中，“核算”是對具體經濟行為的記錄，處理，并對企業管理者提供真實有效并且可靠的會計信息，為保證管理者做出正確的決策，避免因錯誤信息的誤導而出現一些可避免的損失，保證會計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監督”職能則是利用已經擁有的一些會計信息，對經濟活動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與合理的調節，使之按照之前既定的方向發展，達到預期的目標。由此，會計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核算的真實有效性，以及監督職能的控制調節的程度。

三、會計政策——會計行為取向的不確定

會計在完成自己本身的任務和工作的過程中，要注意遵守相關的法律制度或者政策和準則，必須要保證會計行為的客觀公正以及合法。但在實際的操作中，由于利益的驅使和不同的立場，常常會出現會計人員在會計主體與公眾之前甚至于國家利益之間飄忽不定，在思想與利益之間難以抉擇糾結的狀況。這種情況不能完全怪會計人員的個人品質或者職業道德有什么問題，而是因為會計政策本身的彈性太大。

由于存在這樣的隱患，國家相繼出臺了37項較為具體的會計準則，并且要求嚴格的按照會計準則執行。例如公允價值的引進，其出發點是為了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允價值也變得不在公允，很多企業打著公允價值的名號，進行會計業務的處理，但實際上處理的結果是否真的公允，卻無從得知了。

在會計的業務處理方面，現在實行的是權責發生制，在這樣大的環境下對收入與支出進行處理，而對于支出的處理，是其中的關鍵。支出的判斷多數是人為的，具體的支出的時間、數額等等都是可以改變的，在權責發生制中，模糊支出的情況越來越多，像固定資產折舊，以及攤銷等都是很容易被人為的操縱的。會計人員堅實貫徹的原則，在實際的操作中，會計人員還是會在在歷史成本與實際價格中搖擺不定。

像這種在實際的會計政策面前會計人員會有搖擺不定的現象也并非是中國獨有的。在以規范的會計行為著稱的美國，也會有很多企業的會計行為與會計政策相違背，其他的國家也一樣。形成這種行為的主要原因就是政策的核心思想與其適用主體的目標不一致。會計政策的核心應該是以公眾的利益為主，盡可能的站在公眾的立場上，實施會計行為，最大限度的追求客觀公正，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多的正確有效的信息。

四、結論

會計是經濟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對于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經濟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這也是會計價值的核心。會計的價值在宏觀與微觀經濟中，更傾向與微觀的利益；在主體與其他利益中更傾向于與主體的利益；在政策的主觀思想與客觀思想中搖擺不定；會計的兩大職能中更著重于核算職能的實現。明確了這些就為我們以后制定會計政策，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奠定了基礎，并且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篇（6）

【中圖分類號】R587.1；R542.2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0616（2015）21-81-03

研究表明，糖尿病為心血管事件的獨立危險因子，糖尿病患者常伴有動脈粥樣硬化，由此導致心肌梗死。臨床上發現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較心肌梗死非合并糖尿病的患者發生心力衰竭的可能性更大。本研究選取2014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36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旨于探討在β-體阻滯劑與血管緊張素轉化酶的作用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心室重構和血漿內分泌激素水平的變化。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36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其中男23例，女13例，年齡54～72歲，平均年齡（62.3±7.2）歲，病程2～8年，平均（4.7±2.4）年。患者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的診斷標準，經心電圖、病史這診斷為心肌梗死。患者梗死部位位于前壁10例，下壁13例，其他部位13例。排除對β-受體阻滯劑過敏與心動過緩、Ⅱ～Ⅲ度房室傳導阻滯的患者。

1.2給藥方法

患者給予常規治療，包括抗血小板、擴張冠狀動脈、抗凝血酶一調整血脂與降糖治療，再給予β-受體阻滯劑（倍他樂克，50mg，阿斯利康制藥有限公司，H32025390）與血管緊張素轉化酶（卡托普利片，25mg，中美上海施貴寶制藥有限公司，H31022816）聯合治療，倍他樂克一般一次50～100mg，一日2次；卡托普利片初劑量25mg，一日3次，劑量增至50mg，一日3次后，宜連服2周觀察療效。一般50～100mg，一日3次，治療療程為6個月。

1.3觀察指標

患者入院后與隨訪滿6個月時，檢查腎素（PRA）、醛固酮（ALD）、血管緊張素Ⅱ（AngⅡ）、腎上腺素（E）、去甲腎上腺素（NE）水平與左心室收縮期末內徑（LVESD）、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LVEDD）、左心室收縮末期容積（LVESV）、左心室舒張期末容積（LVEDV）和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

1.4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7.0統計分析軟件對研究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使用t檢驗，以P

2結果

2.1患者治療前后的超聲心電圖結果比較

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患者LVESD、LVEDD、LVESV、LVEDV均有所改善，小于治療前，LVESD治療前后具有統計學差異（P

2.2患者治療前后的血漿內分泌激素水平

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患者治療后PRA、AngⅡ水平低于治療前，ALD水平高于治療前，具有統計學差異（P0.05）。見表2。

3討論

篇（7）

在古典經濟學中，均衡是一個宏觀概念，它基于經濟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一個中心思想是：經濟體系可以通過價格體系這只“看不見的手”得到有效地協調，并實現有序的運轉，這一思想被后來的經濟理論進一步發揮得淋漓盡致。斯密通過“經濟人”假設、自由市場機制和勞動價值論構筑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基礎。斯密從“經濟人”這一基石性假設出發，進而提出了以“看不見的手”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斯密認為，市場機制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通過理性經濟人的自利選擇行為就能夠自動地調節整個社會經濟，并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而也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生產者的利潤目標。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里，整個經濟是沿著均衡的軌道穩步發展，人們各得其所，經濟行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論中，均衡是基于個體行為人的滿足和與計劃相互一致的一個微觀概念。經濟學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主流經濟學都提倡建立經濟體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為一個核心概念，運用數學模型來表現一個封閉系統。在馬歇爾的微觀經濟體系里，均衡觀念是貫穿始終的基本概念，并與邊際分析和連續性原理緊密聯系在一起。人們已經意識到在物理學概念和新古典經濟理論之間存在著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將新古典經濟學當作牛頓力學，這兩種理論都是基于“原子主義”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體現著機械論的色彩。

新古典主義從物理學中引入了類比并運用理性機制促成了瓦爾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認為不同事物之間的比較就象在不完全市場中若干行為人的博弈行為，經濟現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個帶有約束的理性選擇統一范式的均衡系統，這意味著所有的行為人都能在約束條件下實現最優化行為。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論通過借助一個無所不能的拍賣人假設，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調整過程和均衡的穩定性，從數學上嚴格論證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場能夠同時達到均衡狀態，商品及勞務價格等完全為人們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命題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種交易活動視為自我一致的領域，利潤最大化和均衡成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重要支柱，經濟學理論完全可以依照牛頓的經典力學方法來建立。后來，經過阿羅和德布魯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論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體系中得以更精致化，這個框架就是阿羅—德布魯范式。阿羅—德布魯范式最基本的性質是其所要求經濟運行的最大協調性與在其所允許的目標和資源使用上的豐富多樣性并存，消費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過生產者自愿供給而得到滿足。在這個范式中，每個經濟行為者只需考慮自身的偏好、利潤和價格，他們完全有能力預測所有未來的價格，即具有理性預期。對于現代經濟學家來說，阿羅—德布魯范式也成了現代經濟理論的中心結構及經濟研究的主要參照系。

二、宏觀經濟分析中非均衡觀與均衡觀的爭論

按照新古典主義正統的經濟理論范式，整個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都是由個體最優化行為下微觀層次上的均衡狀態決定的，可見，新古典主義的諸多限制性假設大大削弱了其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凱恩斯以非均衡分析為起點，通過論述其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及其自動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凱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隨者通過對新古典經濟的揚棄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基礎、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轉換開創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論，而在于它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沖擊。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把新古典經濟學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對接起來，形成由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組成的所謂新古典綜合學派，并成為經濟學的主流，該學派在方法論上堅持了新古典學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觀理論方面承襲了以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和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里抽掉了凱恩斯關于預期的非理性和未來不確定性的主要論斷，從而將凱恩斯的非自愿失業理論納入了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礎使這種對接或綜合必將面臨困惑和矛盾。

現代貨幣主義則致力于將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學拉回到古典主義的宏觀經濟思想上去，無論是在分析個人消費行為還是在論證貨幣需求上，也無論是在討論失業問題還是在討論通貨膨脹時，貨幣主義者們的研究也始終遵循著正統微觀經濟的思維范式，即個體優化決策基礎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通過吸收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并增添理性預期等新的假設形成其范式基礎，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該學派假設：市場能夠自動地、連續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經濟主體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們對經濟變量的預期也是理性的，即經濟主體的預期不存系統性的誤差。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范式基礎完整地堅持和發展了新古典理論的范式基礎和理論體系，并且以更精確的形式表達出來，它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均衡，宏觀經濟變量與正常值的偏離是各種貨幣、技術等沖擊的結果，并最終得出了其所謂“宏觀經濟政策無效性命題”。

后凱恩斯非主流經濟學則擯棄了新古典學派的均衡分析，關注非均衡、非市場出清和隨時間的變動特征，強調經濟系統的動態性和力的結構，增長和動態性是其核心內容，制度和組織結構則為資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機制，所以對經濟擴張路徑的無規則本性的解釋成為其分析的焦點。后凱恩斯主義的制度主義傳統特征在于決定經濟行為時，突出強調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規則，其經濟思想模式關注一個沒有均衡的經濟學，它不再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經濟系統如何隨時間變動，并創造、生產、分配和使用來自社會的剩余如何能夠擴大其產量。擴展的路徑是非均勻的，并可能以無法預見的方式改變經濟系統的本質。因此，經濟過程被看作是無規律的，具有循環和累積因果特征。主流經濟學把經濟系統看作是一個封閉系統，而非主流后凱恩斯主義所處理的是一個開放和結構化的系統，它強調結構的轉換，所基于的推斷方法不是歸納或演繹而是誘發的，這種理論能夠對給定的現象分析其所強調的關系、結構、條件和機制。

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爾多所堅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爾拉斯所建構的一般經濟均衡，后來被我們這一時代的數理經濟學家予以發展，并且附以不斷增加的優雅、準確和邏輯精確。”[2]卡爾多對正統均衡理論描述不充分問題的關注，形成了他對均衡經濟批判的實質性基礎。他通過對三個關鍵性領域的分析，闡述了其理論的要旨：第一個領域是關于市場是如何運行的，并且其運行模式被市場出清的價格體系所排除；第二個領域是價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競爭是如何在不完全競爭的背景下進行的；第三個領域是對遞增收益的經濟學意義的考察。[3]卡爾多還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礎之上的更大的馬歇爾式框架，以支持他對均衡經濟范式的批判。

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并非關于人們實際生活世界的理論，其研究方法實質上是脫離現實世界的一種抽象理論。為此，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針鋒相對，它通過引入粘性價格這一重要假設，認為名義變量的波動影響實際變量，因此貨幣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凱恩斯主義著重考察市場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相對價格粘性等作為理解經濟波動的關鍵。幾乎所有新凱恩斯主義者都不贊成均衡理論，他們力圖尋找市場非均衡變動的證據，并發展了具有一致微觀基礎的一系列模型。在這些模型中，他們從不完全競爭、不完全市場、非對稱信息和異質性勞動等方面來論證市場非出清及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工資調整只是逐漸緩慢的調整。他們通過把理性預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設結合進模型中，體現了名義總需求的波動是如何產生意義深刻的影響的。因此，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最根本的對立，就是各自堅持不同的范式基礎，在范式層次上對于自由市場機制的不同觀點。

當然，同均衡理論一樣，非均衡經濟理論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傳統的均衡分析，它還依賴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經濟現象時，仍沒有跳出均衡經濟的框架之外尋找更深層次的歷史、社會、文化及體制等因素的影響。

三、經濟演化觀的形成與發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經濟理論中，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濟均衡和演化的兩種理論，但當邊際主義開始致力于經濟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時，其演化思想便無法納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們逐漸“遺忘”掉。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也指出，經濟學的目標應當在于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但生物學概念更復雜，所以研究經濟分析對力學上的類比性給予較大的重視，并常使用均衡這個名詞。馬歇爾雖然強調時間、報酬遞增及時間不可逆性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意義，但他意識到基于生物學思想構造經濟學理論的困難，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實上，經濟系統和生物系統一樣，演化主要是兩種機制推動的：一個是創新機制，通過系統的創新產生多樣化；一個是選擇機制（注：選擇機制是指經濟系統的制度背景會有利于某些慣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慣例。因此，選擇將改變習慣的擴散及其個人和組織的行為方式，所以社會經濟演化可看作是對多種制度進行選擇的過程。），即在這些多樣化中進行篩選。熊彼特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一種解釋經濟變遷和社會演進的分析框架，把其創新理論與達爾文的進化論聯系起來。他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植根于過去的經驗傳統和習慣模式，主流經濟學是局限于“靜態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的非連續變化的后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也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4]

早期的制度學派從一開始就摒棄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種不同的歷史主義的范式特征來透視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制度經濟的基礎包括視經濟為一復雜的演化系統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從而與視均衡為正常理想狀態的理念格格不入。繆爾達爾堅持制度學派的方法論原則，認為經濟制度是社會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在一個動態經濟社會里，社會各因素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經濟的發展就是在這種相互影響的變化中進行的。加爾布雷思堅持演進和整體的方法，反對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進概念來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進思想在其方法論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倫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把演化看成是經濟系統技術和制度變化的基本方法，對新古典范式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主流經濟學沒有提供一個動態和演化的框架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而是采用先驗和靜態的模式，分析的結果只能與實際現實相背離。凡勃倫的制度主義傳統是以演化和過程為導向，強調經濟系統的動態性和結構，這些制度和組織結構提供了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他主張經濟學應圍繞演化和變異這個核心和主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倚重的靜態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積性因果”（注：累積性因果概念認為，人的行為是由他過去的經歷和所處的文化、宗教、環境和遺傳等多種因素決定的，這些因素具有累積性。）概念中，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不僅取決于外部力量的沖擊，也取決于系統內部的演化，人類社會的演進具有強烈的歷史累積。同時，凡勃倫還相信人類社會經濟的演進又體現出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初始條件的微小差異可能會導致迥然不同的結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來源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與自然選擇之間的相似性使得人們得以用進化的觀點對經濟社會現象做出解釋，并且社會的演化是自發秩序的，是通過系統自組織來進行，其自發秩序理論就是一種社會演化理論。他認為，規則系統的演化本質上是一個不同群體間自發競爭和選擇規則的過程，社會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不是人們理性設計的結果。

新制度經濟學雖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內發展起來的，并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經濟人假定、穩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諾思對制度變遷的研究，經歷了對新古典范式懷疑和修正的過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氣。諾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源于他對新古典方法論的堅定信奉；隨著他對歷史研究的深入，他發現了新古典理論在解釋重大的歷史變遷時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進而開始對新古典范式進行修正：“長期變化最為根本的原因是個人和組織的企業家所進行的學習。為了建設性地探討人類的學習性質，有必要廢除作為經濟理論基礎的理性假設。”[5]最終使他背離了居于主流經濟學核心地位的自動均衡標準，走上了一條將制度變遷看作是進化的、非最優的、路徑依賴的反叛之路。

近年來，在非主流宏觀經濟領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經濟演化理論的異軍突起。經濟演化理論起源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該理論借用進化論概念，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并強調以生物進化論原理作為經濟分析的方法論基礎。演化經濟學的假設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連續分散的，它把經濟的演化過程看成是一個自行選擇的學習過程，注重對慣例搜尋和選擇環境的考察，側重分析結構不確定性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演化是非線性的、遠離均衡狀態，擁有多種選擇的方向；慣例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尼爾森在和溫特合作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一書中，運用了其在產業經濟學方面豐富的理論和經驗知識對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經驗和實際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戰，具體體現在他對新古典經濟學核心假定的反對，他拒絕經濟行為人在最優化意義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變遷代替最優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關注學習的復雜過程和知識的代際轉換；同時尼爾森和溫特還發展了一個可選擇的用于分析企業利潤最大化行為的理論框架，用一個演化模型代替最優化模式。

總之，基于演化經濟理論建立起來的模型拋棄了利潤最大化假設，充分考慮了微觀個體的差異性、技術創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和創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從而更好地把握了經濟系統的運行機理和演化過程，更加符合現實經濟。

四、結語

在自然科學中，物理學總是被認為最符合科學標準的學科，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證偽主義，或者是庫恩的范式學說，都是以物理學作為藍本的。經濟學也把自己極力類比成物理學：馬歇爾深受牛頓力學的影響，建立起均衡分析經濟學，它與經典力學共用的是一個范式，都廣泛認同以機械論和決定性為硬核的思維范式。新古典主義機械地將經濟主體的行為僅僅與過去和現在的某種激勵力量相聯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為的主體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預期必定通過發生的事情而實現。凱恩斯自稱受愛因斯坦影響，將預期和不確定性引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并主張發展一個廣義的經濟學，但仍不足以對新古典范式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相反，卻在一定程度上被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新古典主義的機械論、還原論所同化。

經濟演化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是根據一般的行為經驗、習慣等日常慣例進行選擇的，它們形成人類行為選擇的價值體系。西蒙所倡導的有限理性假說，不僅成為經濟演化理論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依據，也是整個經濟演化理論的一個基石。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僅僅關心在既定的制度約束中的選擇，而忽略了人們對制度本身的選擇問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均衡對于理解經濟演化沒有多大意義。基于慣例和選擇環境為基礎的演化理論與主流經濟學的均衡體系存在著很大差異，如何把經濟演化思想和傳統經濟理論框架有機整合，用超越靜態均衡分析的眼光審視和認識社會經濟系統的演變歷程尚有許多工作要做，也孕育著某種新經濟理論框架體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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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20世紀40年代，由于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制度學派及其他一些學派被忽視，直到60年代，制度主義重新興起。這一時期出現了兩個“新”制度經濟學，分別是以加爾布雷思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ne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及以科斯、諾思等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為區分這兩支制度學派，國內一般將以加爾布雷思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為現代制度經濟學，而將以科斯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從20世紀70年代起步發展，到逐步成長為當代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領域，前后也不過30年的時間；然而新制度經濟學一誕生，就在西方經濟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迄今為止，新制度經濟學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完整而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但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契約 經濟學理論 、委托—理論，對新古典經濟學提出了全面的挑戰，并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1 新制度經濟學的起源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 資本主義 世界出現了全面的滯漲現象，凱恩斯主義學派在結實資本主義這一痼疾面前卻顯得無能為力，逐漸失去了人們的信任。這就使一貫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學說遭受重大挫折。人們開始厭惡國家干預，渴望自由 市場 的回歸，并把目光紛紛投向崇尚經濟自由化和個人理性的新古典經濟學。但是由于新古典主義理論在接受實踐 檢驗 的過程中，自身存在的許多弱點暴露無遺，如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基本假設——“零交易費用”假設和“理性經濟人”假設不符合實際；新古典主義理論的研究方法不盡科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較為狹窄等等。此外，新古典主義理論還傾向于把個別范疇一般化，絕對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應運而生，掀起了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革命，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

科斯作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奠基人，他在《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木問題》中提出的“產權”和“交易費用”己成為該流派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圍繞這兩個概念的分析，從70年代開始，有關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獻大量涌現，由此產生了許多對現實具有很強解釋力和 指導 意義的相關理論，如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委托——理論、尋租理論、法與經濟學理論等等。科斯在其1937年的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了企業為什么會存在以及企業如何確定自己的規模等問題。他認為企業的存在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來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企業的規模被決定在企業內交易的邊際 成本 等于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或等于其他企業的內部交易的邊際成本那一點上。科斯用以解釋企業存在的交易費用概念被后來者廣泛應用于諸多領域，從而使交易費用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這篇文章也被公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流派的開山之作。

2新制度 經濟 學 的主要內容

2.1 關于交易費用的一般化。

科斯最早將風險因素、信息因素、壟斷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來考慮并轉為交易費用概念，此概念現在擴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證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討價還價訂立交易 合同 的費用、執行交易與監督違約行為及維護交易秩序的費用等，即制度運行費用的總和。新制度經濟學從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組織出發，把現實世界中遠不為零的交易費用與轉換費用(transformation costs)一塊計入，納入經濟分析體系(諾斯，1992)。

2.2 關于制度的起源與構成。

制度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是合作的前提和沉淀。從降低交易費用角度理解制度起源是科斯制度理論的一個特點。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安排規定了人的選擇的維度，提供了具有經濟價值的激勵或限制。人類把非正式制度逐漸提升為正式制度，規則逐漸硬化(諾斯, 1994)。

2.3 國家與產權理論。

諾斯把國家當作一種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它處于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國家有充當使 社會 福利最大化和使統治集團收入最大化的兩面性，其授訂的產權安排就可能偏離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

2.4 制度變遷模型。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資源、技術、偏好與制度的配置是一個聯動的體系，制度變遷意在實現更高的制度效率，表現為制度均衡的動態尋找。初始制度既限定了當期資源、技術與偏好，又使制度變遷產生某種依賴性，即“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發生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2.5 制度供需及均衡。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經典供需分析可拓展到制度分析領域。制度需求受制于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 憲法 秩序、技術和 市場 規模等;制度供給受制于現有知識積累、制度設計實施 成本 、制度存量和憲法秩序及意識形態等因素。

3結論

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使新古典 經濟學理論 在方法上更具現實、更具社會性、更具 歷史 性而挽救它，并提出私有產權安排對你經濟效率有決定性意義，最近30年來它逐漸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我國的經濟制度轉型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個好的實踐 環境 。

參考文獻:

［1］孫緒娜，《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概述》，《資料通訊》，2007年第7期。

［2］胡泓，《新制度經濟學簡介》，《黨政論壇》，2006年4月。

篇（9）

1962年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的問世，標志著人類首次真正結合社會經濟問題開展生態學研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人類經濟迅猛發展，可是用著名經濟學家布朗的話來形容，這是“自我毀滅的經濟”[1]，因為伴隨經濟發展而產生的眾多環境問題，已嚴重的影響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一、不容樂觀的地球生態環境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給人類經濟帶來飛速發展，可是這也給環境帶來的巨大的破壞。經濟理論和經濟指標并不能解釋經濟是如何影響地球的生態環境的。為什么中國西北部的沙漠化越來越嚴重，為什么南太平洋珊瑚礁大批死亡，為什么從南極冰原到北極冰蓋冰雪融化無處不在，為什么人類已處在自恐龍滅絕后最大一次物種滅絕的早期階段？以及日常報道的森林縮減、牧場退化、土地風化、漁業崩潰等諸多問題都在表明著經濟發展與地球生態環境的激烈沖突。我們將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就是產生經濟衰退的結果。

（一）全球氣候變化

氣候，即某一地區多年間大氣的一般狀況。[2]它包括大氣的平均狀況，也包括多種可能的統計特征及其極端狀況。而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述，“氣候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雖然其本質為環境問題，但卻給地球上所有物種的生存帶來影響。它會影響經濟增長、人口擴張、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管理等全球性的問題，同時也會受他們影響。”[3]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致命的。如上面提到的冰川融化，氣象災害頻發，中國98洪水造成2.23億人受災，以及2005年的三場超級大西洋颶風，現在想起仍讓人不寒而栗。

（二）物種多樣性減少

地球是一個整體，所有的物種共同構成了地球的生態系統。然而，近年來人類出于發展經濟的需要，大量侵占動植物棲息地，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生物多樣性銳減。在我國，上海的淡水河流、湖泊的河面率由20世紀80年代初的11.10%減少到21世紀初的8.40%，減少了2.7%。[4]森林是巨大的基因庫，地球上20%-40%的物種都生活在熱帶、亞熱帶森林里，可在1969-1975年，巴西中西部和亞馬遜地區的森林被毀掉了11萬多平方千米，巴西的森林面積同400年前相比，整整減少了一半。[5]20世紀80年代，熱帶雨林國家的人口從15%增加到36%，而森林毀滅的速度幾乎加快了90%。[6]面對如此現狀，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在環境惡化并帶來長期經濟衰退之前扭轉局勢，避免重蹈覆轍。

二、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一）國外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家麥肯齊（Mekenzie）首次在研究人類群落和社會時融入了植物和動物生態學，第一次將經濟研究與生態學結合了起來。而在卡遜《寂靜的春天》出版后，人類覺醒了，因此大批擁有生態意識的經濟思想家如雨后春筍班出現。最終，在1966年，肯尼斯·鮑爾丁正式提出了“生態經濟學”這個概念。迄今為止，西方理論界關于生態經濟的多種思潮學派，大體可基本分為以下三類。

悲觀派：這一學派的代表是美國的米都斯及其于20世紀60年代末所著的《增長的極限》；英國生態學家愛德華、哥爾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藍圖》。悲觀派學者認為，如果任由現在的經濟和人口增長趨勢發展下去，在今后的100年內地球上的有限資源極有可能被消耗殆盡，導致人類的滅絕。他們認為經濟和人口的增長是造成現今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零速增長”，即停止經濟人口增長，停止工業技術的發展，才有可能解救人類。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人類應該回歸到18世紀的田園式農耕生活來解決現今的危機。

樂觀派：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代表作是《世界經濟的發展——令人興奮的1978～2000年》。以及朱利安·西蒙，其代表作為《最后的資源》。他們認為，目前的糧食、能源、人口問題只不過是出于“偉大轉折（1800～2000年）”的過渡時期帶來的結果，即產業革命到后工業化社會的過渡時期，人類由貧困到富裕的過渡時期。而由于科技的進步、人類資源的無竭性，生態環境會愈發好轉，未來這些問題都會慢慢消失。

可持續發展派：悲觀派過于強調人類經濟活動的破壞性后果，樂觀派則夸大了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對解決生態問題的能力。經過時間的沉淀，兩派人員都認識到自身觀點的局限性，最終產生了觀點趨同的趨勢。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賴斯特·R·布朗（Leste R Brown），其代表作為《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他們主張人類通過經濟、法律、行政等正當手段干預生態經濟，引導技術革命，使經濟增長、資源開發、人口控制、環境保護朝著生態經濟和諧發展方向前進，追求社會經濟可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我國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生態經濟學在我國起步較晚，至今不過三十余年時間。但是其發展很快，并已取得一定成就。1980年8月，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先生在青海西寧的一次會議上首次發出了建立我國生態經濟學的倡議。1982年11月在南昌市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生態經濟學術研討會。

1984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生態經濟科學討論會暨中國生態經濟學會成立大會。會上再次強調了生態經濟學研究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7]

經過30余年的研究討論，我國生態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得到了迅速發展。在理論上，有對生態經濟平衡理論的研究，對生態經濟再生產理論的研究，對人與生物圈、生物多樣性經濟評估等學術成果；在實踐上，也取得了顯著成績，如生態經濟預警研究，積極探索生態評價指標體系、自然保護區等方面的實踐應用。

三、生態經濟學的內涵

（一）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生態經濟學”的概念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Kenneth Boulding）在他的重要論文《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中首次正式提出來的。[8]作者在此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協調理論”，指出自然生態系統是現代經濟社會系統建立的基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進行。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生態經濟系統，即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和地球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跨領域科學，從廣義的角度探討了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關系，以及由這兩個系統所組成的復雜系統的運動規律。它轉變了人類傳統的經濟發展思想。事實上，生態學理論、經濟學理論、系統理論及倫理理論都為生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接下來著重分析下生態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9]生物時刻改變著環境，環境為生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資源，所以兩者是共同進化的。因此人類必須意識到，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環境和資源的有限性，珍惜擁有的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學理論中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即為生態因子。生態因子對生物生長發育具有限制作用，同理人類在發展過程中也受限制因子的限制，這時如何進行有效資源配置就顯得尤為重要。

經濟學是一門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以及消費進行研究的社會科學。[10]其兩大核心思想為，物品是稀缺的，以及社會必須有效地利用他們。傳統微觀經濟學關注個體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宏觀經濟學關注整個國家或者區域的就業通貨膨脹等問題，其中的許多理論都構成了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生態經濟學探討的人類經濟發展規模不能所占地球承載能力百分比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資源的稀缺性問題，另一方面，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也為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四、生態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

1989年，國際生態經濟學會（ISEE）的成立以及《生態經濟》雜志的創刊是生態經濟學發展史上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而即便研究生態經濟學變得越來越普遍和規范化，它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許多課題仍然尚處于摸索階段，但我們確實可以通過其發展史看出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上所說，從西方生態經濟學的發展史來看，可持續發展理論已經成為主流，這其實就是生態經濟學未來的發展趨勢。

1990年首屆國際生態經濟學討論會的題目與中心議題就是“生態經濟學：可持續的科學與管理”，標志著可持續發展討論已經形成熱潮。生態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已從“生態經濟協調發展”過渡到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理論。鮑爾丁及許多科學家過去認為經濟系統隸屬于自然生態系統之下，人們應該努力尋找兩者協調發展之道。但現在，生態經濟學家們意識到，不僅僅是協調發展，如何通過經濟法律等手段促進技術進步，使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資源利用都能可持續的進行下去，更為重要。因此可持續發展理論必將是未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大方向。

參考文獻：

[1]Lester.R.Brown. Eco-Economy [M].NYC： W. W. Norton & Co.，2001.7.

[2]劉俊.關注全球氣候變化[A].李占峰.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氣象[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1-2.

[3]UNFCC. Background on the UNFCCC：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int/essential_background/items/6031.php，2013.8.1.

[4]成克武.唐山南湖濕地公園生物多樣性及生態規劃[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0.15.

[5]張廣明.環境科學知識[M].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1.

[6]唐建榮.生態經濟學[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5.

[7]韓威.百卷本生態全書生態經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

[8]唐建榮.生態經濟學[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22.

[9]Frodin.D.G.Guide to Standard Floras of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72.

篇（10）

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一門新興的邊緣性、交叉性學科“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的法學流派，開始躋身于傳統法學流派之林，并因其視角之新穎，方法之獨特和實際的運用價值，越來越引人注目，不斷擴大，在法學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成為許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并且擁有自己的專門的學術刊物和有關的學術研究機構。本文試圖從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展軌跡和當前研究狀況方面對其作一個簡單介紹，并予簡略評析。

一、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所謂法律經濟學，即用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的一門學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一般將其稱為“法學與經濟學”。例如，該理論研究領域中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為“法學與經濟學雜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稱其為“法律的經濟分析”；此外，該學科還有一些類似的稱呼，如“法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分析法學”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門由法學和經濟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興學科。

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法律的成長、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它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民法、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釋法律現象與現實的全新的方法論結構體系，提供從法律的價值等基本理論到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來服務于整個法律制度，也包括經濟法制的變革和完善。[1]

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和研究現狀：

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學》就有了用經濟觀念分析法律規則的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創立了唯物主義。馬認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而已。”[2]

“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是廣泛地論及了法律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因此，有人稱的法學理論為“經濟學研究的法理學”。

而經濟學與法學的真正結合肇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劇烈沖擊使法律在此時顯得蒼白、無力與無能，促使人們尋求新的法律模式。這就必然要求改變傳統的法學研究，改變純粹的邏輯推理式的法律演繹和歸納法，于是在美國興起了法律現實運動。人們開始將法律與包括經濟在內的相關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便能對已經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在此背景下，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醞釀課程設置的改革，經濟學開始成為法學院的正式課程，芝大也由此獲得“法律經濟學發祥地”的美譽。1958年，芝大法學院經濟學教授阿隆？迪萊克特（Aron Director）創辦了法律經濟學方面的最具權威性、代表性并對該學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促進作用的學術刊物-《法學和經濟學雜志》，該雜志對推動法律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經濟學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數政府管制經濟的成文法規，被人稱為“舊的”法學與經濟學。[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社會成本問題》和卡萊布雷斯的《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行為法的若干思考》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才改變了這一局面，被認為是開辟了“新的”法學與經濟學的廣闊領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其主要標志是芝大法學院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的發表。該書后來多次再版，成為法律經濟學史上的經典性著作。在該書中，波對法律經濟學的有關理論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并且幾乎對所有的部門法領域進行了經濟分析。至此，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法學流派，終于以其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臻于成熟，并為人們所接受。

法律經濟學在其短短的幾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亞的兔子”，在“知識生態學”中找到了一塊真空地帶，并以驚人的速度填補了它，其發展與成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矚目。法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日益繁榮與深入，法律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強，其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獨秀”到進入“春色滿園”，越來越多的法學院與商學院開設了“法學與經濟學”課程，有關論著接連問世，學術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學與經濟學雜志》外，又創辦了《法學與經濟學研究》、《法學與經濟學評述》、《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志》、《法和經濟學國際評論》等刊物。法律經濟學也不僅僅囿于學術研究的“閨房”，而開始向司法滲透并對司法活動產生影響。如在威廉訴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為了支持自己的判決，“在判決中將平均可變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以及有關它們同確定掠奪性定價的做法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也包括進去了”。[5]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法官漢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B

學最早誕生于美國，但其迅速在各國傳播，日益成為一種具有國際力的法學流派。在我國，近幾年來，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雖相對于美國等國家，我國法律經濟學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但正如專家指出：“我國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到底是通過政府與、企業與企業、企業與職工、職工與職工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與再分配，使權利與義務及其界限最優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我們的立法與執法應當適應這種改革，把效益作為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標準。為此，加強對西方經濟法學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論來補充和改造我們的法律，是完全必要的。”[7]　根據市場經濟的需要，以經濟角度對既有的法律重新評價分析，同時設計出以效益優先，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的法律法規，對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繁榮，起著重要的作用。

三、對法律經濟學的幾點認識：

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誕生發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隨贊譽與詆毀，既有人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為然。本文試圖從價值觀與論上對其作簡略評析：

無疑，發展經濟與弘揚法治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法與經濟作為社會的兩大主題，已構成的基調。如果用單純的法學或經濟學的原理去評價某種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只窺一斑。法律經濟學以其新穎的視角，獨特的研究方法將兩大目標關聯在一起，成為本世紀法學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創新。正如西方學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學思想方面發生了一種轉向于強調經濟的變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為重點。”[8]但另一方面，過分的法學泛經濟化，抬高經濟分析方法而貶低、排斥其它傳統的研究方法對法學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害的。經濟學理論在法律中的具體首先應體現在價值層次，亦即在公正、正義等基本價值名目中，為“效益”躋出一席之地，形成正義與效益雙重標準的法律價值觀；其次在立法、執法等層次上，應貫徹效益優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經濟價值，并以此作為評判法律優劣、成敗的一個客觀標準。

在方法論上，法律經濟學別具一格，它運用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對法律進行分析，具有明顯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它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經濟學的優勢在于它是一種事前分析，而法律僅僅是一種事后的“補救措施”。法律經濟學將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學研究，可以對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進行事前分析，預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誤。這種方法大大開拓了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視野，豐富了法學研究的內涵，是法學研究方法論的重大變革。但認為經濟因素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以經濟學概念將正義、權利、義務、過失等傳統法學概念取而代之，將法學泛經濟化無疑也是有失偏頗的。因此，實事求是地說，經濟學方法只是研究法學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能片面強調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種法學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適用界限。但必須有一點明確，那就是運用經濟學原理與方法分析法律不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這一理論并將其運用于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對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 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的法學與法的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頁。

[2]《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3]《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頁[5] 克拉克森和米勒：《產業組織：政府、證據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