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歷史匯總十篇
時間：2023-06-07 15:44:17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的歷史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高培勇：其一，去年的5月17日，同志發表的《講話》，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顯然是涵蓋多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科的統稱，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作為主要從事經濟理論研究、以黨和國家關注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為主攻方向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率先完成好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任務。
其二，明年我們將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我們不僅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而且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和基本規律的系統總結，顯然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始終致力于為黨和國家的重大經濟決策服務、在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幾乎所有環節都留下了自己深刻印記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擔當起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責任。
其三，后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周年。毋庸贅言，在近70年的時間里，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綜合實力極大增強，國際地位極大提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認識到經濟建設不僅對于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而且對于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都是一條可以觀察到的發展主線索，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實踐無疑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構建提供了豐碩的思想源泉。作為始終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為共和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在全面梳理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并提升至規律層面加以認識的基礎上，履行好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使命。
所有這些，都表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植根于中國特殊國情，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做出創新性理論概括，并由此形成一個邏輯上自洽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的歷史任務、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
記 者：您對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有哪些思考？中國特色又是如何體現的？基礎性工作有哪些？
高培勇：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的靈魂。舉凡理論體系的構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夠的構件。
首先應當認識到的一點是，所謂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義，就是以為指導，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
中國特色不僅體現在經濟學所應體現的重大原則上，還須體現在納入經濟學研究視野的議題清單上。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就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發現和挖掘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議題，讓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研究與實踐層面關注的實際問題相合拍。以此為基礎，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研究成果，實現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的良性互動。同志講過，“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和方案。
其次，經濟學作為一門致用之學，對于實踐的總結是其最基本的來源。就此而論，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已經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構建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特色經濟學只能扎根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偉大實踐。從常識來看，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為我們做對了什么。這些做對了的東西，當然是從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難以找到的，也不可能是從經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來的，而只能從中國的實踐中來，只能在扎根于中國國情土壤的基礎上產生。把實踐中做對了的東西總結出來，本身就是理論創新，就是對經濟學的理論貢獻。同志也講過，“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有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規律”。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另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全面而系統地總結好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講好中國經濟的故事。
第三，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成果最終要凝練于客觀規律的提煉和理論體系的形成。這意味著，只有將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提升至規律層面加以認識，才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之所在，也才能對世界經濟學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毫無疑問，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的背后，隱含著中國經濟學界的理論創新和理論貢獻，只不過我們在過去總結、提煉得不夠好。當然，這些具有理論創新意義的觀點、主張、理念、思路等，主要是從中國經濟實踐中、立足于中國經濟的土壤得出的，是循著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大一樣的研究范式而生成的，但它們是“接地氣”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實踐也可證明是做對了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的研究闡釋，從而做出創新性的理論概括，既是擺在中國經濟學界面前的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重要課題，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一條必由之路。指出，“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于事的”。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第三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在深入研究和認真分析中國各種經濟現象背后總邏輯的基礎上，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
做到并做好上述這一切工作，不僅可以極大推動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進程，而且有助于極大增強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國際話語權，甚至可以對全球經濟的復蘇和發展產生借鑒和指導作用。
記 者：據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已經建所近90年，請您談談貴所在經濟學研究上有哪些獨特的優勢？
高培勇：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無疑是提交給中國經濟學界的共同任務。不過，注意到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的特殊定位和特殊的歷史傳承，還可以指出，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也與經濟所和經濟所人之間具有一些特殊的關聯點。
在中國經濟學界，經濟所歷來有“老所”“大所”之稱。之所以是“老所”，是因為，經濟所的歷史可追溯至1926年7月創辦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調查部。1929年7月，社會調查部改組為社會調查所。即便從社會調查所組建之日算起，也已有將近90年的光陰，且經歷了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個不同發展時期。在中國，還沒有哪一個經濟領域的研究機構有著如此久遠的歷史。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所轄的除經濟所之外的其他研究所，也都是歷史上從經濟所分化出去的。
篇（2）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決定了馬克思經濟學必然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基礎――市場經濟進行研究，從而與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驗總結的西方經濟學有著某種相通之處。但由于二者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存在著分歧，它們的區別則是根本的。
一、兩者在市場一般層面存在相通之處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關于生產一般和生產特殊的論述同樣適用于市場經濟。依據《導言》的思想，市場一般反映的是市場經濟的共同特點、共同規定，是在思維層面上反映出來的、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體制性特征；市場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場經濟與一定生產關系的結合，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場一般的層面上，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經濟基礎理論存在相通之處。
（一）兩者對市場機制的總體描述相似
西方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淪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而這一原理正是對市場機制的一種描述：每個個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每個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標的同時，卻自然而然地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微觀經濟學即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合乎邏輯的表達形式。在微觀經濟學中，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以利己為動機從事經濟活動，也即理性的經濟人：消費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通過分析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證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地配置資源。
宏觀經濟學雖然承認“市場失靈”，承認市場機制未必能使全部資源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但卻認為通過宏觀調控或宏觀經濟政策的執行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從而得出市場機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資源的結論。
馬克思經濟學也從資本的利己本性出發來描述市場機制。資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樣盡可能地吸取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促使資本家采用新技術、提高本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從而縮減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使自己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但這只是暫時現象，在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的競爭中，資本家會競相采用新技術。一旦新技術被普遍采用，整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會得到提高，原來先進的生產條件就成為一般的生產條件，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超額剩余價值也就不復存在。
（二）兩者對某些具體市場機制的描述相似
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同意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都是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等的綜合作用來實現的。如，在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的均衡價格表現為市場需求和供給這兩種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當市場出現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狀態時，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的綜合作用會使這種非均衡狀態逐步消失，實際市場價格將回到均衡價格水平。
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價值規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表現形式。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從而價格與價值的偏離雖然經常發生，但由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的綜合作用，這種偏離不會長時間持續下去。在這里，“價值表現為價格運動的規律”，使得市場價格在動態中趨于平衡。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認為市場運行是有規律的，平衡即意味著規律的存在。
二、兩者在市場特殊層面存在根本區別
（一）二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不同
不論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事實上都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但二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有著根本的不同。
篇（3）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識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論發展的途徑不應該通過知識的高度專業化及單一思維的絕對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類所積累的知識之間的互通和整合。對社會科學更是如此，因為每個社會科學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視角或層面來審視共同研究的課題。當然，理論的發展除了要對共時性知識作跨學科的橫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對歷時性知識作學科內的契合。究其原因，學科內的歷時性知識提供了更為集中的研究視角、歷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論深化的基本軌跡。因此，要提升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知，就要獲得足夠的相關知識，而其中的重要途徑就是潛下心來對前人的思想和文獻做細致的梳理。波蘭尼就曾指出：“科學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識良心進行搏戰，他總會考慮到與整個科學的傳統進行接觸――事實上便是與他引為典范的所有過去的科學家，與所有承認他在進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學家，與所有他打算為之而建立新學說的未來的科學家――進行接觸”。
事實上，整個科學理論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學術傳承的基礎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學中那些看似完全對立的理論，新理論的確立也是建基于對舊理論的深入解剖而不是憑空構造之上。否則，如果學術“不再尋求對話，彼此肯定完全脫節，雙方當然就沒有共同語言”，又何以有理論的發展？相應地，就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而言，其理論發展更需要契合經濟史及經濟學說史的知識。一者，如熊彼特所說，“因為每個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不管他對純理論多么嗜好，總離不開事實，而大多數事實，照我們看來，必然是歷史性的。”二者，如貝拉等所說，“與社會整體掛鉤的社會科學，必須是歷史的和哲學的社會科學。狹義的專業社會科學已經提供了關于當代社會的多方面的有價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時又缺乏或沒有歷史感。社會科學家在提供關于過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謀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們關于現在的發現相差無幾。”
然而，現代經濟學教材卻將歷時性演化的各個理論放在同一個共時性的平面框架中，從而抽去了理論的時代性、主觀性和規范性，而留下一堆沒有人文思維的技術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經濟學原理往往蛻變成為脫離現實的說教，并遮蔽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顯然，要緩和這一弊病，就需要加強經濟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為往圣繼絕學”本身就是學者的本色。事實上，有機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鑒和反思這雙重含義，從而需要注重知識的繼承性和積累性；特別是，如果說基于常規科學范式的研究比較適合自然科學的話，那么，對前人思想的討論、爭鳴和反駁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發展途徑。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來對現代主流經濟學進行反思。
一、經濟學界對思想史的認知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這種規律來自于經驗事實又超越經驗事實；因此，要透過當前的經濟現象而揭示內在規律，就需要梳理經濟事實的發展歷程，而歷史則是經濟學家探究經濟規律的一個重要材料來源。同時，對特定歷史事實的研究構成了特定時期的經濟學說，它是對歷史事實的提煉和概括，從而有助于后人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現狀，因而經濟學的研究也要充分關注這些學說史上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這意味著，經濟學說史的學習必須結合對經濟史的了解，兩者的結合才會真正有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規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說：“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我有三條理由：首先，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經濟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其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羅、阿萊這樣的數理經濟學家，也都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萊說：“如果為了理解經濟學，人們必須在掌握經濟史或掌握數學和統計學之間作出選擇，那么毫無疑問他們應該選擇前者”；因為“歷史事實、學說和經濟思想是最具指導性的，別的什么都不能與之相比。無論是經濟制度、實際收入的變化、貨幣現象、人口統計、國際關系、意識形態，還是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它們的因果鏈接，沒有什么比這些更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因而思想史和歷史往往也是同步發展的。經濟思想史家斯皮格爾就指出，“思想史其實只是……經由人類頭腦過濾之后才反映為一般的歷史”。為此，熊彼特、阿萊等人都認為，經濟學研究至少需要四個方面的知識：理論、歷史、統計和經濟社會學；并且，他們都更為強調歷史的重要性。當然，一般學者似乎都傾向于把這四個方面看成是獨立和平等的，但實際上，這四個方面卻是渾然一體的，并且又是存在層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包含了四個層次，它們都涉及歷史和思想史的知識。首先是方法思維層次，這是研究者觀察和思考社會現象的哲學理念和基本視角，是演繹主義還是歸納主義，是因果探究還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還是均衡的分析，是整體主義的還是原子主義；顯然，通過對學術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認知到各種方法的優劣和適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其次是理論素養層次，這要求研究者通曉各個不同甚至對立的理論，了解它們所站立的背景、哲學理念以及觀察的側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觀點、思維；顯然，通過學術史的學習，更便于對理論來龍去脈的梳理，并便于結合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從而更有利于理論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達層次，有了思想和觀點就需要表達出來便于與他人交流和傳播；顯然，通過學術史的學習，就可以發現多種多樣的分析工具：文字邏輯的、圖表矩陣的、數學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適用性，便于在闡述自己的理論時更好地進行表達。最后是實證檢驗層次，這一層次是對理論的檢驗，可以運用案例調查或者統計分析的方式；通過學術史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統計實證得出的社會規律的適用性及其缺陷。事實上，拉弗曲線、奧肯定律、恩格爾定律、工資鐵律以及格萊欣法則等都具有嚴格的適用條件。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則認為，增發貨幣可以促進就業，但顯然在不同環境下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簡單地運用某些局部的數據來實證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論。
而且，任何理論都是一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都體現了特定背景下的主體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如果離開了時代背景、離開了特定的主體，那么理論就成為毫無生氣的一堆骷髏：沒有思想、沒有內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標，而只留下形式。米爾斯就指出，經濟學中那些影響延續若干世紀的觀念都具有一個關鍵特征：“它們――至少就它們在人們心目中的現象來說――幾乎都是一些清晰、簡單并且對每一個智力尚可的相關人士來說都可以理解的觀點”；但“事實上，幾乎所有曾對經濟思想的發展有所貢獻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經歷了很長的時期，經常是經歷了幾十年，其問它們的思想觀點逐漸成熟和變化。在他們就這些思想著述的時候，他們不僅清楚地知道這些思想的長處，而且清楚地知道它們的短處和需要與它們相配套的先決條件以及它們的限定范圍。然而，一旦這些思想滲透到公共領域，往往就會被簡單化。經過多年研究才能認識到的那些先決條件、限定范圍和微妙差別，往往會遁為烏有。”同樣，熊彼特也寫道：“既然歷史是經濟學家材料的一個主要來源，同時由于經濟學家本人是他自己時代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會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問題只在于影響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經濟學家自己不是經濟史學家，僅能閱讀別人寫的歷史報告，他們也必須了解這些報告是怎樣產生的，否則就不能評價其真正意義。”此外，埃克倫德和赫伯特則認為，“人類只能按照他們曾處的位置來判斷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而且，由于歷史是人的研究，我們忽略歷史便是以冒著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風險為代價的。”這就是說，我們探討任何理論都必須弄清楚它背后的東西，這主要包括主體的基本思維及其提出該理論或分析框架的目的，離開這一點，我們根本無從真正理解理論。
不幸的是，自從邊際革命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就逐漸拋棄了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進行剖析的思路，而將研究對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資源如何配置這一問題上；接著，經過幾代人為建立“純”經濟學的不斷努力，經濟學最終成為只專注于“個人致富發財”的微觀技術。正是由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以普遍化假設為基礎，而專注于理性模型的構建或者通過對現時、現世問題的計量分析來論證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漸拋棄了研究方法和知識素養這兩個主要層次。斯特拉斯曼就寫道：“目前的經濟學知識來自越來越準確的分析進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計量經濟學與數據收集的技術進步以及數學發展的結果。”相應地，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拋棄了自身的發展史，把建立普適性的數理模型視為理論的，而把那種反對將個人物質利益內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張歷史地分析具體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及其動機的經濟學視為缺乏理論的。而且，在功利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的主導下，承襲新古典主義思維的經濟學就日益鼎盛，從而成為主流經濟學；相反，那些對現實制度以及新古典經濟學持批判態度的則被稱為非主流經濟學，或是“異端”經濟學。尤其是，受主流化效應的引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子熱衷于遵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常規范式，并逐漸舍棄其他社會科學和經濟思想史的知識素養，以致現代經濟學的思想越來越空洞化，形式越來越僵化。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大量運用數學以求經濟學達到所謂硬科學的要求，從而導向了經濟學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爾指出的，“經濟學不可能成為一門計算結果的精確科學。它本性是成為批判性的想像的題材，本質上適合文字從書面表達的題材，如同它自己的歷史一樣。”
二、基于思想史對經濟學科的審視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僅有利于經濟學的學術研究，而且有助于對經濟學科進行全面審視。事實上，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的梳理，我們可以深深地認識到，不僅經濟學本身具有非常廣泛的研究內容，甚至往往與其他社會科學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決不僅限于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數學符號的均衡分析，或強調實證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經濟學研究內容而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表明，目前紛繁蕪雜乃至相互排斥的經濟學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統一的，它們有一個共同源頭。經濟學的內容根本上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二是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主要關注具體社會關系中人的行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經濟學以后，這兩方面內容卻越來越分裂了，并形成了兩個越來越對立的學科。二者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經濟學大多走跨學科的交叉道路。凡勃倫指出，“對于任何對經濟現象感興趣的現代科學家來說，人類文化的任何特定階段所包含的因果鏈條、在人類行為結構中由于習慣性行動積累起來的種種變遷，比起那種把人類行動看作是在給定的正常、不變的條件下不斷地平衡快樂與痛苦的方法來，顯然更能引起人們強烈而持久的興趣。前者是種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問題，是關乎文化傳承發展和世代命運的問題；而后者則是這種文化發展歷程中的某些給定情境下的個人決策問題。前者是人類處理其生活的物質資料的行為體系及制度的連續性和可變性的問題；后者，如果按照快樂主義的看法，關注的是社會個體成員的一段段的感官經驗。”
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割斷了思想史的傳承，而熱衷于一個普適性的常規范式。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界普遍信奉這樣的觀念：“如果足夠多的人足夠強烈地相信一個陳述，那么，這個陳述就構成了知識。”相應地，既然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為當前大多數人所信奉，并且為主流學者提供了經濟行為分析的基本路徑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數經濟學人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這種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嗎？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訴我們，許多人完全虔誠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強度是知識的標志，我們就不得不把關于神靈、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獄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識”；“因此，即使一個陳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個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偽科學；而一個陳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沒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學上也可能是有價值的。一個理論即使沒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說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學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當前經濟學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論導向的研究，結果，就嚴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導致了經濟理論的萎縮。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經過長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奧塔爾則強調，懷疑是科學進步的結果，而這種進步也是以懷疑為前提的。事實上，一些具有巨大貢獻的科學家們甚至對自己最偏愛的理論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懷疑；為此，拉卡托斯說，“科學行為的標志是甚至對自己最珍愛的理論也持某種懷疑態度。盲目虔信一個理論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過。”經濟學的發展也是如此，經濟學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斷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誕生起就遭受各種批判，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更是遭到諸多科學哲學家和方法論專家的批判。M.鮑曼就寫道：“正是在經濟學（經濟人）分析思路樂觀自信的擴大過程中，人們也聽到了對其行為模型普遍適用性越來越多的懷疑聲。人們質疑經濟人模型作為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計劃的惟一基礎是否還能滿足也必須針對經驗理論‘硬核心’提出的經驗合適性最低條件。在試圖將經濟行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為的過程中，人們無法再對相反的事實視而不見。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慣例。”
那么，如何對主流的學術取向進行反思呢？其中一個根本途徑就是，分析社會經濟的演化史并從中剖析相應的思想根源。黑格爾就指出，“思想的活動，最初表現為歷史的事實，過去的東西，并且好像是在我們的現實之外。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于我們有歷史，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領域里，過去的東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構成我們現成的，那個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學科反思對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正如前面指出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都是與特定的時代相適應的，從社會環境的歷史變動中就可以探析經濟學的主要研究領域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試圖撇開社會環境而研究抽象的個體理，同時又熱衷于尋找一種普世性的技術分析工具；結果，就將經濟學分析與歷史和思想史割裂開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視了對歷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現代主流經濟學就背離了經濟學科的根本特性。因此，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貌似強大，但在眾口為經濟學抽象化分析鼓噪的聲浪中，我們還是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學者一貫的治學態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來真正審視流行的理論。
事實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無論是在研究對象還是相應的研究方法上，都與自然科學存在根本性差異。一般來說，自然科學知識的積累具有明顯的進步性質，因而自然科學家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各門學科的最新發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輩們從事的工作中幾乎沒有湮沒什么有價值的東西；相反，社會科學的歷史不是按在時間中進步的序列發展的，無法用自然科學的進步標準進行相應的處理，而且，社會科學的每一種現代方法幾乎都有其古遠的歷史起源，因而研究經濟史的經濟學家卻常常會碰到很有啟發性的見解以及有用的教益。這意味著，諸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論都值得后人認真地進行梳理。實際上，正如斯坦利?L?布魯指出的，“經濟思想的演變好像是螺旋式前進。確實經常有一些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與以前的理論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們卻是在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層面上被提出來的。”例如，斯密實際上已經發現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機制的特點及其問題，不過，由于歷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選擇自由得到承認的今天，新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才再次將之提升和發展。再如，歐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闡述了人力資本觀點，但也一直默默無聞，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知識成為關鍵生產要素以及勞動力的異質化加劇，這個理論才被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所重新闡釋，從而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發展。
同時，由于社會現象比自然現象要復雜得多，影響因素也多得多；因此，兩者的理論研究取向也存在差異：研究社會現象要防止復雜事情簡單化，研究自然現象則要防止簡單事情復雜化。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抽象化研究時要更為慎重，社會科學的理論抽象不能完全脫離具體經驗事實；特別是，社會環境往往處于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變化過程中，理論抽象也應該與此保持歷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形勢與斯密、穆勒、馬克思等所處的古典時代就具有很多的類似之處，因此，盡管斯密、穆勒、馬克思的分析可能與西方社會的現實越來越相脫節，對當前中國問題的刻畫和分析卻極具啟發意義。再如，美國當前在世界的霸權行為和國際法的制定也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了解當時的諸子謀略也便于對當前國際走向的分析。其實，理論的抽象是科學的抽象，而不是“為抽象而抽象”；抽象應該是基于具體的抽象，因為社會科學首先是要處理具體的社會現象。這意味著，研究要強調科學化但不是惟科學主義、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義。也即，理論研究要謹防落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陷阱，任何東西一旦上升到“主義”的層次，就開始了異化的發展。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根本危機也正在于它越來越形式化，并已經形成了越來越強烈的帝國主義傾向；結果，其發展也就成為越來越脫離現實的極端抽象化思維方式，成為純粹的數字游戲，從而窒息思維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對經濟學科的演化和現狀，更好地認識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體系，更好地認識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優點和不足，從而避免盲從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庫恩等就指出，“我們每獲得一點知識，都伴隨著相應的損失，這樣一來就不可能斷定什么時候我們進步了，甚至不可能斷定我們是否在進步。”而基于經濟思想史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這一點。事實上，當前經濟學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異端之分，而且，主流經濟學往往標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進步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但顯然，這也正是經濟學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稱，經濟學家們只是因為信仰才墨守正統經濟學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著存在能夠證偽這種主流理論的材料，那么，主流經濟學又何來科學性而言？事實上，我們又有誰發現數學、物理學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盡管法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也會形成多數研究的氛圍，但它們從來沒有宣稱它們擁有一種關于世界的通論，如社會學就有家庭社會學、工作社會學等等。相反，大多數學科中一直都存在強烈的反正統力量，如生物學等學科中就存在還原論以及進化選擇的適當單位等爭鳴，這些都有力地維護了這些學科的活力。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相信不可分的個體是行為的基本粒子，而始終把個人意圖和偏好的心理或社會基礎等等排除在學科的討論之外。試問：如果抽掉那些毫無實質內容的模型框架，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統和異端的區分意味著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把自己當成了憑信仰而非邏輯的基礎，以致一些經濟學“泰斗”的著作、觀點只能被解釋而不能被懷疑，反對它的都成了異端。事實上，1973―1978年間在美國主流或正統經濟學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試圖否證已有的假說，只有極少數經濟學家真正敢于對正統觀念提出挑戰。當然，由于學術學院化之后，真正為求知而探索的學者越來越少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主要興趣在于職業和地位與學術聲望等其他個人目標。顯然，由于這些東西往往要通過依附一定的學術團體才能獲得，因而年青經濟學人就被迫在正統和主流的框架中進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從而限制了他們對經濟科學的貢獻，也限制了經濟學的實質發展。而所有這些問題，借助于經濟思想史，我們就容易看清楚。布勞格寫道：“經濟學史揭示，經濟學家也像任何人一樣容易錯把糟糠作小麥，當它們擁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復雜的定義或偽裝成科學原則的價值判斷時，就宣稱擁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經濟學史，否則就無法完全了解這種傾向。可以肯定，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論、標榜為科學的遇見或具有隱蔽的價值前提的政策建議。”
其實，從經濟學說的發展史上看，所謂的主流也是在不斷變更的，現在成為主流的那些理論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異端。這意味著，主流的東西并不一直就是對的，今后也一定不會一直是主流。譬如，現代的主流就是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期間世界范圍內掀起的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產物，國民經濟的計劃要求日益精確的資源統籌、線性規劃乃至日益細化的投入一產出表格設計，這導致了數量經濟學的偏盛；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國的實踐已經開始證明了這種設計是“致命的自負”，它源于建構理性主義的思維，因而也日益為社會實踐所拋棄。然而，盡管實踐已經改弦易轍，但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卻依然一成不變地因循守舊，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只不過，經濟學的研究目的開始有了轉變：不是為了政策應用，而是變成了象牙塔內的游戲。所以，加爾布雷斯指出，思想從本質上說都是保守的，它們不會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擊，卻會屈從于它們難以應付的環境的巨大沖擊；正是每次大的社會環境的變動，才最終能夠促成經濟學的真正發展。事實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當一個新環境的來臨都必須產生一種大規模的爭論，從而才促進經濟思想和理論發生陣痛性變革；顯然，這也是經濟學說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綜合發展軌跡的緣由。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不應該為當前的所謂“主流”所牽引，而更應以反思的態度相對待；只有當知識分子堅守這種學術態度，經濟理論才可以不斷取得進步，或者說，學術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續的擴展秩序。
同時，由于主流學說已經越來越定型和僵化，我們往往就只有從非主流中才更容易獲得新的思想洞見。縱觀經濟學說發展史，那些被稱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位，從戈森、古諾、杰文斯、凡勃倫到凱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絕大多數思想大師都是通過與這些處于邊緣地位的學者進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獻的基礎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統洞見。譬如，諾思在伯克利讀書期間就是一個激進的者，所以他后來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教授全來自非主流的正統經濟學之外。”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運是，以異端邪說開始，以迷信告終；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正表明了這一點，經濟學的任何發展都是建立在對以前理論的反思基礎之上的。當然，要進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對理論出現的前因后果進行梳理，勞丹強調，“在對任何一個學說的歷史發展（以及該學說的競爭對手的發展歷史）沒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實際的合理評價。”因此，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的梳理，特別關注已經逐漸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將對理論的發展和思想的萌發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如果真正通曉了經濟思想史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如果拋開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實際上，我們必須首先假定，經濟學不過就像經濟學家和同時代的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其現代定義毫無‘科學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歷屆前人一樣，它很可能再次改變。”
因此，經濟學說發展史告訴我們，不能以靜態的、單向的思維來看待現代主流經濟學，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更不能為所謂“主流”范式所牽引。事實上，經濟學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都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經濟學本身就是針對具體社會狀況而產生的一門學問，它的根本特點就是現實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身就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一方面，是經過了古典經濟學時期國民財富的生產已經取得了極大成功，從而經濟學開始把注意力從財富創造轉移到資源配置方面來；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物質資本的匱乏，導致了如何最佳使用這些資源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從而極端地發展了數理化的傾向。不幸的是，盡管任何真正的認知都來源于基于新的實踐對過去理論的反思，并且作為一個致用的經濟學根本上也就是對現存社會制度中內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卻撇開了這種對制度變遷以及人性發展的關注，而在一個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為。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取代老制度經濟學，除了當時的制度主義者并沒有提供有效解決蕭條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凱恩斯經濟學沒有涉及制度變革問題，從而減少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生命力的懷疑；特別是，麥卡錫主義和冷戰的興起造成了一種對任何改造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敵意的政治氣氛。顯然，經濟思想史提醒我們，應以反思的態度審視現代主流經濟學，只有這樣，經濟理論才能不斷進步，經濟學科才能不斷發展。
四、結語
篇（4）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改變必然意味著傳統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周期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都必須重構
知識經濟正以其在現實中的迅猛發展向我們展示出現代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增長形式，使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規模經濟增長、投入產出等增長理論都表現出嚴重不足。
首先，知識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徹底改變了傳統人、財、物要素配置所帶來的增長。
其次，知識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參與生產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傳統要素，并形成新興的主導產業。
再次，同傳統工業經濟的規模相比較，依賴知識創造效益的增長正表現出同一產業的分散組合和不同行業間的技術融合，很難從規模化的投入和產出上進行分析。
篇（5）
1制度經濟學前提
1．1制度經濟學簡介
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Economics)是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制度經濟學在一定基礎上為審計理論發展提供新的理論支持，為其注入新的活力。我們將從契約經濟學作為入口，用于探討契約經濟學在審計理論中的具體體現。
1．2契約經濟學是建立審計原則的重要基礎
契約經濟學的快速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時期，它已成為當今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契約經濟學通過契約理論對當今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律進行剖析，為我們充分認識審計理論發展提供重要的依據，也為推進審計制度建設提供堅實的支撐。契約理論在審計的體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①從委托理論來看委托理論開創了一個新的審計視角，它將委托的關系視作一個全新的整體。在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中，我們將每個主體作為一種“理性人”，即利用有限的資源為自己謀得經濟效益最大化。在基于審計理論的委托中，審計的需求者———企業作為委托人，與受托人———會計師事務所擁有不一樣的利益目標，審計的需求者追求審計質量的可靠性，而審計工作的執行者則追求其自身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這就導致兩者在行為上有巨大的偏差。因為人有自己的利益追求，這就使得委托人必須要對人進行一定的激勵以及承擔用以約束人越軌活動的監督費用來使人朝著有利于委托人的方向發展。外部監督作為一種手段，能夠有效降低委托人所承擔的成本。②從審計制度建設來看審計制度的設立需要經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從審計的本質作為出發點，審計制度用于約束委托方和受托方兩者行為的同時，也是一種特定的契約關系，是對雙方責任、權利、義務、行為和規范等的一種協議。從審計的獨立性來看，審計只有保持其本身的客觀性和獨立性才能被委托方所接受，才能夠有效的控制和保障契約的執行，并且不斷的進行完善;其次，從契約費用以及成本方面來分析契約制度的合理性，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只有設計合理的激勵制度以及增加適當的激勵成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雙方的利益，減少彼此的利益沖突。應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進行審計收費、審計規范、審計質量檢查結果的公示，都能提高審計工作的專業性。綜上而言，現代的契約理論促進了審計理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理論的內容，使我們能夠更加科學認識審計工作的客觀規律，更全面的考慮我國當前審計所存在的問題。
2產權經濟學前提
2．1產權經濟學簡介
產權經濟學(EconomicsofPropertyRights)是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學派，它起源于60年代以后。它是從產權結構或產權制度的角度研究資源配置率的，研究如何通過界定、變更產權安排，創造或維持一個交易費用較低而效率高的產權制度。產權經濟學的理論淵源可追溯至上個世紀30年代。
2．2審計理論中產權經濟學的體現
從一定程度上而言，審計就是產權結構變化的產物，它是為了監督企業契約的制定而出現的。現代產權經濟學在審計中的應用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審計的發展。具體體現如下:①從審計的基礎上看，審計是隨著經濟責任各方存在產權利益糾紛而發展起來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體現經濟責任各方的產權所有關系，所以，審計的產生與發展基于深厚的產權關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斷定審計就是產權關系的延伸與拓展。②從審計的本質上來看，審計就是為了協調經濟責任體制各方的產權所有關系，它是為了解決利益沖突產生和發展的，是一種外在的契約保障機制。審計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經濟體制各方的權益，產權經濟學要求產權的平等分配關系，而基于利益主體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審計理論的發展。③從審計的發展過程來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擁有不同的產權制度，而產權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的利益分配關系，經濟運行體制與產權結構關系擁有嚴格的邏輯對應關系。審計在對經濟進行評價的同時，它所反映的就是該時期的產權制度。經濟體制的變動影響審計的發展，進而決定審計工作的復雜化和多樣化。伴隨著產權經濟結構的發展，審計在一定程度上趨于多樣化、層次化等，促使審計朝著更深層次的地方發展。因此，產權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審計理論的發展，豐富了審計理論研究的內容，從而開闊了我們的審計視野。
3技術經濟學前提
3．1技術經濟學簡介
技術經濟學是一門相互交叉的科學，是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融合而成，是一門經濟應用科學。技術經濟學把技術與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選擇最佳技術方案。技術經濟學開闊了審計理論的視野，為審計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3．2技術經濟學的方法論在審計領域的體現
審計方法中的技術分析方法充分體現了應用經濟學內容中的技術經濟學原理。一個方案的實施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但不管如何我們要確保決策的實現能夠保證最適宜的消耗。因此，在經濟效益審計中，需要運用一定的技術方法來對其進行評價，從而提出合理的改進建議。這種方法原理體現了技術經濟學的原理，為審計提供了方法論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的基礎。在方法論方面，技術經濟學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在當今的審計工作中，審計人員需要面對大量的審計資料，這就要求審計人員要構建經濟模型，利用數學工具來研究變量之間的關系，來預測審計的風險和被審計單位的信譽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審計的風險，并且提高了審計的效率，保證審計的工作質量。
4信息經濟學前提
4．1信息經濟學簡介
信息經濟學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發展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發展成熟。信息經濟學是信息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一門研究信息的經濟現象及其運動變化特征的科學，其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信息的經濟作用、信息的價值、信息的產業結果等多個領域的內容。信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不對稱信息反映了審計關系雙方所掌握信息量的不同，而基于這一前提，對審計工作質量的衡量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4．2不對稱信息在審計工作中的影響
在審計工作流程中，涉及經濟體制雙方的各自利益。一方面，委托方作為審計成本的承擔者，希望以最小的成本代價獲得更高質量以及渴望經濟主體獲得更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審計判斷;另一方面，受托方作為審計工作的執行者，基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職業道德，要堅持合理并且嚴格的行為規范。委托方希望更多的表露經濟體制的優勢所在，受托方則需全面考慮經濟體制的各項經濟因素進而作出合理的符合其職業道德的審計判斷。因為，基于這一前提，委、受托各方對經濟體制的信息掌握量則會存在很大不同。在受托方處于信息劣勢的情況下，要充分掌握經濟體制的經濟信息，這就要求受托方要進行全面的信息獵取以做出合理的審計判斷。審計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經濟體制各方履行其職責而共同促進其產生的。委托方需全面披露企業各項真實的經濟因素，受托方要利用其專業知識對其進行合理的判斷，兩者相互協作，共同促進，審計就是在這樣一種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發展過程之中不斷前進的。
5結論及后續研究進程
經濟學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其理論更加趨于完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審計的發展開啟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從本文的內容可以看得出來，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的理論，并為審計理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方向。把經濟學的思路運用在審計之中，為審計工作者提高其工作質量，完善審計信息，改善其工作效率指明新的方向。對于本文只是自身歸納，在具體理論方面還有些許不足，還需進一步的加深研究。如計量經濟學在審計之中的體現會在很大程度上推進審計工作質量以及技術經濟學在審計中的應用都會推動其發展。因此，審計理論與經濟學原理的結合需要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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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互動式案例教學法是結合了案例教學與互動式教學法共同運用的一種綜合教學方式。互動式案例教學主要以案例為主導，貫穿到運用課程的知識內容中，通過互動式教學方式實現教、學雙方全面溝通，促進師生運用案例相互協商、積極探討的氛圍，在彼此平等、彼此傾聽、彼此接納、彼此坦誠的基礎上，通過理性說服甚至辯論，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拓展創造性思維，最終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1]。
1.微觀經濟學進行互動式案例教學的必要性
微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學生基礎課程之一，屬于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核心課程，研究相適應的教學模式有利于學生對微觀經濟學課程知識的把握，是順應當前教學改革、教學模式創新大趨勢，期望達到改善和提高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目的。
1.1微觀經濟學課程的特點決定了需要案例輔助教學
由于微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基礎核心課程，抽象的純理論型知識體系，需要運用很強邏輯關系、或者靜態分析、動態分析、規范分析等研究方法進行微觀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學習。除此之外，大部分微觀經濟學的相關理論都需要先建立在假設條件之上，這就需要有相關的實事經濟案例進行說明，提高學習效果。
1.2互動式案例教學法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微觀經濟學的興趣和積極性
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伴有大量復雜圖形和數學知識相結合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知識會使學生的學習過程變得枯燥乏味，互動式案例教學法則是讓學生主動參與到課堂學習中來，運用一些生動的案例，引導學生進行獨立思考，思維創新，讓學生從“要我學”模式自動轉化成“我要學”的模式。
1.3可以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促進符合新時代的教學模式的改革
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方式，已不適應于現在的科學理論知識的學習，學生的學習效果并不客觀。借助先進的現代化信息技術平臺(多媒體、互聯網教學平臺)，各大高校已經具備了新的教學模式基礎，這為老師傳授知識的過程節約了大量板書的時間。因此，授課教師可以運用這些時間與學生一同探討相關基礎理論知識的運用，獨立思考，互相交流，發散思維，提高學習效率。
2.互動式案例教學法在微觀經濟學教學設計中的案例選擇問題
在微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為了使整個教學過程以案例為平臺實現師生教學的互動，對教學案例的選擇需要具備一定的要求。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問題：
2.1教學案例應具備一定的層次結構
微觀經濟學的每章節的內容都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選擇的案例要針對某一理論主題，根據事實經濟案例，設計相關的問題，引導學生積極思考的同時，結合理論知識的邏輯思維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框架，層層深入，從認知到對理論知識的實際運用，達到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2.2教學案例應先以典型性案例為引導
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因此現在的經濟學理論都是前人從一些經濟活動中總結而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許多經濟行為也不止會發生一次。
2.3教學案例應與教學內容相匹配
案例的選擇與編寫應根據教學要求的需要，既要做到與教學內容相匹配，又要做到貫穿到整個教學設計中。因此，學生們可以運用案例進行相關理論知識的理解與記憶。除此之外，案例通常都源自于真實的經濟生活，貫穿整個教學內容的教學案例，便于學生靈活運用所學知識。
3.總結
篇（7）
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4-0095-02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稱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要批判國民經濟學就必須要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要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就必須對國民經濟學進行批判，黑格爾的哲學到底與國民經濟學有著怎樣的關聯，馬克思又對二者進行了怎樣的批判與繼承，這對于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以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都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
一、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爾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圍繞著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展開的，然而在這一批判中，馬克思卻用一整章來批判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并認為這種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黑格爾的哲學與國民經濟學之間的內在關聯，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及整個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而黑格爾哲學和國民經濟學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國民經濟學是對人們經濟生活狀況的抽象，它將私有財產作為前提，沒有對這一前提進行必要的揭示。同樣，黑格爾哲學將人們現實的生活抽象為絕對精神的否定之否定過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黑格爾構建了意識自我設定物性，進而揚棄物性實現絕對精神的辯證過程，這一過程是自我意識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觀念的歷史；國民經濟學則是從客體的私有財產——資本出發，進而意識到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對客體化資本的揚棄，也就是揚棄了在人自身之外的異化的財富，而將私有財產回歸到人，當作人的本質，人本身成為了私有財產。黑格爾只看到了抽象的勞動，正如國民經濟學家他們只看到了勞動積極的方面，卻沒有看到在現實的勞動中他們宣稱的人已經不復存在。馬克思指出，李嘉圖將人變成了帽子，而黑格爾則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正體現了二者殊途同歸的謬誤，二者都對人及其現實的勞動進行了抽象，喪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時，也喪失了真正的人的勞動，人的歷史。
其次，國民經濟學批判和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是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發展邏輯。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意識到自由理性與物質利益的沖突問題，意識到人作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沒有以理性為活動的基本準則，而是以物質利益為標準，這就使馬克思開始與黑格爾的理性原則發生分裂。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現實的沖突根源在于黑格爾國家哲學、法哲學的謬誤，黑格爾倡導的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實質是人分裂為公人與私人。《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正是在對人的本質的分裂理解上發現了費爾巴哈，在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中確立了對宗教的批判，進而意識到對宗教的批判實質是對國家、法的批判，而對國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分析，從而確立了問題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這一系列的思想演進都為近代形而上學的批判奠定了基礎。在《手稿》中，馬克思正式轉向現實的人及人的經濟現狀，在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中意識到了工人與資本家發生對立的實質在于勞動與資本發生對立，意味著活勞動與死勞動的對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整個近代西方形而上學的思維與存在的分裂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變成了人自身內部的分裂，因而馬克思早期思想邏輯演進的線索就再次證明了國民經濟學家批判與黑格爾辯證法及整個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
第三，費爾巴哈與青年黑格爾派對黑格爾的超越的不徹底性。馬克思認為：“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整個實證的批判，全靠費爾巴哈的發現給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礎”[1]4，他“是唯一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采取嚴肅的、批判的態度的人，總之他真正克服了舊哲學。”[1]96盡管如此，“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當代批判的神學家不僅沒有完成這樣的工作，甚至沒有認識到它的必要性”[1]4，費爾巴哈并沒有真正實現對黑格爾的超越。費爾巴哈哲學的出發點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觀的方式理解自然與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識到進而超越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失去對象性的人與自然是孤獨的、無聲的個體。
后來的青年黑格爾派盡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爾體系中對人的抽象，但他們用思辨的運動代替現實感性的歷史運動。因此，他們拯救出來的不是從事現實感性活動的人，而是觀念的人。同時他們的自我意識是純粹主觀的，而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的外化與復歸是容主客體于一體的。因而，無論是費爾巴哈還是后來的青年黑格爾派都沒能真正地超越黑格爾，因而對黑格爾的批判顯得尤為必要。
綜上所述，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黑格爾只是將國民經濟學的抽象、規律、原理上升為了哲學體系，這樣，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就必然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對二者的批判是同一個問題，具有內在一致性。
二、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黑格爾的批判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同時也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對二者進行了批判的繼承，進而為進行自己的理論建設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的批判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勞動”，是“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1]106而馬克思則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控制，工人成為了私有財產，成為了資本。
其次，黑格爾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沒有將對象化和異化進行區分，沒有看到異化勞動對工人的統治，沒有看到國民經濟學家對于異化勞動事實的掩蓋，馬克思則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嚴格區分了勞動的對象化和異化，指出了國民經濟學所謂的勞動，其實質是異化勞動。
再次，同國民經濟學用物來遮蓋人一樣，黑格爾則把人抽象為自我意識，而馬克思認為“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爾的意識揚棄外化和對象性，同時將它們收回自身的觀點“匯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馬克思看來，人的存在，本來就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如果將對象性一并揚棄，那就必然導致虛無。黑格爾辯證法沒有把“人”當作真正的主體，只是把歷史過程當作“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的活動。所以，黑格爾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現實的歷史運動。
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及黑格爾的批判旨在復歸真正的人和真正的歷史。黑格爾“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1]101，馬克思將這一積極方面與費爾巴哈“類本質”相結合，提出了人的類本質的概念，將勞動——自由自覺的活動，真正作為人的本質來對待。進而從哲學的視角分析了經濟領域的異化勞動現象。
馬克思哲學中的勞動是現實的人的勞動，其基本運行軌跡構成了人的歷史畫卷：首先，人通過勞動來改造自然滿足自己需要的同時，生成著自己為人的本質；其次，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還是類存在物、對象性存在物；最后，當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之結果而不是其原因這一秘密暴露出來的時候，私有財產將被揚棄，人將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質，“因為當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經包含問題的解決”[1]63。這是一種由以物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根本的轉變。
因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批判國民經濟學的用意在于恢復人的真正主體地位，在于還原真正的歷史，也就是馬克思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進一步闡述的人的歷史與歷史的人，是作為劇作者，又作為劇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歷史的歷史進程。
三、批判“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黑格爾的理論意義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于黑格爾及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其基礎性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馬克思在這里奠定了經濟學批判的基礎，同時，為其唯物史觀的展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依據。
首先，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奠定了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深刻基礎：一是對整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批判，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進行批判。認為蒲魯東扔掉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真義，把資產階級的概念、范疇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充斥著非歷史性，而這些觀念實質上是歷史的、暫時的。《導言》說明經濟學研究要從抽象到具體。這個方法一直貫穿到其《資本論》的研究中。二是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的批判。國民經濟學實質是一種人對人的關系，但國民經濟學家卻將其變為物的關系，而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與物的關系中揭示出被掩蓋的人與人的關系。
其次，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樣為其唯物史觀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后來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人作為歷史主體的實踐過程，提出了人是歷史性的存在，是在歷史中生成的，人是歷史絕對的主體，而歷史是人的各種可能性的展開，我們應在人的目光下觀照歷史，更應在歷史中審視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于黑格爾的“國民經濟學立場”展開了批判，這既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更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在其中我們應意識到黑格爾哲學與國民經濟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也應意識到二者不僅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開辟了道路，更在理論上為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的豐富與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理論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篇（8）
1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篇（9）
1 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主權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主權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 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 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 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 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篇（10）
中圖分類號：F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154（2013）06-0015-07
一、引言
貿易經濟學（或商業經濟學、流通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貿易領域的各種經濟關系和運行規律的學科，由于一直沒有明確統領學科發展的理論核心，貿易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搖擺不定，其科學共同體中存在“寬派”和“窄派”之分。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充分應用現代經濟學定量和經驗實證分析方法，從而削弱其對現實問題的理論解釋力。近年來，很多學者通過借鑒產業組織學、新制度經濟學等成果來重建貿易經濟學（夏春玉、丁濤，2011；冉凈斐、文啟湘，2004；石明明、張小軍，2009），并取得較大進展。但受制于理論內核界定的模糊，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完整性和系統性缺乏科學研究綱領標準的評價，理論創新路徑也不夠明晰。因此，與其他蓬勃發展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相比，貿易經濟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
從主流經濟學對貿易理論研究看，經濟學說史上解釋貿易產生和發展的貿易理論與分工深化的歷史演進邏輯是相一致的。古典、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的是產業間貿易，這主要是基于國與國之間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的差異形成的國際產業間分工。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國與國之間同一產業內部的國際分工開始出現，產業內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例逐步上升。這種國際分工現象是難以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論來解釋，而新貿易理論運用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產品差異化等概念和思想來構造新貿易理論模型，分析產業內貿易的基礎，在貿易發生的原因、貿易的商品模式、貿易和流通方面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結論。
20世紀60年展中國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一些學者研究產品生產階段或工序在不同國家間分配，如Dixit和Grossman（1982），這屬于早期的關于產品內分工的研究。隨著分工深化，服務不僅成為產品內分工的重要貿易標的，而且通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推動產品生產流程的優化。進入90年代，隨著全球外包、海外外包、轉包等產品內分工現象的出現，以Grossman和Helpman（2005）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引入產業組織和不完全契約的分析范式，進一步豐富產品內分工的理論內容和貿易理論的分析工具。產品內分工產生的動因主要來源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如Dixit和Grossman（1982）認為生產分割為不同階段上的比較優勢是創造產品內貿易利益的基礎b 3592，而盧鋒（2004）則認為不同生產階段對應的有效規模存在差異。
隨著分工深化，一些學者考慮分工機制的內生演進，并在這樣的條件下解釋貿易的產生。如Stiglitz和Dixit（1977）、克魯格曼（1979）等從產品種類數的內生性分析貿易對生產規模和參與貿易國家的福利影響，而Roser（1983）、Becker和Murphy（1992）考慮專業化水平的內生性。楊小凱（1992）等對分工的內生性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勞動分工演進過程的特點是內生均衡的移動而不是靜態的均衡，在此基礎上比較利益會內生地創造，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市場容量的擴大，國內貿易自然會延伸到國際貿易。
作為一個科學的研究綱領，貿易經濟學是一個具有嚴密內在結構并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按照拉卡托斯的界定，一個完整的或成熟的科學研究綱領應有一個公有的理論“內核”，有一組保護硬核的“保護帶”和引導理論體系不斷發展完善的“啟示法”。本文以分工深化為主線探索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基于科學研究綱領標準分析貿易經濟學的“保護帶”和“啟示法”，并試圖從內核、保護帶、啟示法三個有機組成部分構建貿易經濟學嚴整的知識體系，最后提出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路徑。
二、分工深化為貿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基礎
自人類社會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使商業成為獨立經濟部門后，分工深化不斷促進貿易發展，不僅促進交易量和商品交易品種增長，而且使交換范圍從區域擴展到國際市場。交換是最微觀和最基礎的活動，貿易是分工基礎上的交換。分工深化不僅擴大市場規模，而且提升生產和交易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推動技術進步和交易制度的完善，降低交易費用，增進交易效率，從而形成報酬遞增的源泉。以分工深化為主線，不僅可以解釋貿易產生的原因，而且可為貿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從而為貿易經濟學提供一個統一的理論內核。
（一）分工深化擴大市場規模
首先，按照斯密定理，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水平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其次，市場規模與分工是相互作用并自我演進的。楊格（1928）提出著名的楊格定理：迂回方法的經濟，或其它形式的勞動分工經濟更多取決于市場的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勞動分工。楊格論證市場的大小不僅由人口規模，而且由有效購買力決定，而購買力由生產率決定，生產率又依賴分工水平，市場規模與分工程度相互依賴并以累進的方式自我繁殖，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擴大交易對象、品種和規模，最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實現報酬遞增。
（二）分工深化提升專業化收益
按照楊格的論述，分工可用三個概念來描述，第一個是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專業化水平隨每人的活動范圍縮小而提高。第二個是間接生產鏈條的長度，第三個是此鏈條上每個環節中的產品種類數。通過分工深化，在生產中不斷引入迂回或間接生產方式使用勞動可增進專業化水平和收益。對個人而言，Roser（1983）指出，分工收益由人們關于專業化決策內生決定，對專業化水平的選擇來自于人力資本報酬遞增。
另外，隨著產品工序和間接鏈條迂回生產方式的不斷引入，以及專業化人力資本和知識高級要素數量和質量的提升，導致企業間生產效率的差異。企業生產效率的異質性來源于企業內生地選擇不同技術水平和雇傭不同類型員工，從而提升企業專業化水平和收益。Helpman（2006）認為企業異質性會內生行業新的比較優勢，產業鏈鏈條得到延伸，最近幾十年跨國公司內貿易和產品內分工的快速發展充分證實這一點。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分工深化都提升交易主體的專業化水平，發揮知識等高級要素的邊際貢獻，減少重復學習時間和費用，并通過更高的專業化水平提升生產和交易效率，形成報酬遞增的經濟利益。
（三）分工深化推動技術進步
分工深化還推動技術進步。馬歇爾認為機械的改良與分工的日益精細是同時并進的，機械改良使得進一步分工的工作價錢便宜和更為精密。技術進步不僅包括新自然資源及其應用的發現、科學知識的增加，而且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制度、商業習慣、流通組織的變革。
技術進步可以節約交易費用，加強報酬遞增的力量，從而為貿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堅實的基礎。以近幾十年來流通創新為例，交通運輸技術的改善極大地擴展市場范圍，增進人類交易能力。而以光纖通信和數字通信技術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的進步不僅提高信息交流的準確性，而且降低通信損耗，這極大降低了由于信息傳輸而產生的交易費用。企業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可以實現遠距離的信息交流，監督和協調其分散的貿易活動，并對相關業務信息快速進行存貯、分析和處理，為其生產經營活動提供較為準確的信息支持。信息網絡的普及使得全球范圍的生產者、消費者、供應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推動貿易組織的創新，催生供應鏈戰略聯盟、價值鏈集成商、品牌運營商等新的貿易組織方式的出現。而這些買方驅動的價值鏈創新形式極大地降低生產者和消費者相互搜尋的成本和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不斷提升交易效率和貿易量。分工深化還不斷推動交易制度的規范與完善，減少交易中不確定性，大大降低交易費用。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和信息技術的進步以及交易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產品適合引入迂回生產方式，也使產品生產工序、環節乃至投入要素可分性得以增強，并降低協調價值鏈各環節的交易費用，不斷提升交易效率，為貿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綜上所述，按照科學研究綱領的標準，圍繞分工提出的“勞動分工的客觀存在”、“分工促進勞動生產率”、“流通的本質”是貿易經濟學不可證偽的公理，構成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商人、商業、商品、交換這些重要的貿易經濟學概念也是以分工為思想內核的。交換是使用價值的互換，交易是價值角度的互換，交換是最微觀的經濟活動，交換發展為交易（貿易），貿易和交換是以分工為基礎的。分工深化不斷增進交易效率，為貿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以分工為理論內核也不斷推動貿易理論研究綱領的發展。
三、以分工為理論內核的貿易經濟學“保護帶”和“啟示法”
（一）貿易經濟學中的“反面啟示法”與“保護帶”
根據拉卡托斯界定的科學研究綱領，綱領由一些方法規則構成，主要包括正面啟示法和反面啟示法，反面啟示法告訴研究者需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正面啟示法則告訴研究者尋求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啟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對準內核，通過獨創性聲明來闡明，甚至發明“輔助假說”，這些輔助假說圍繞內核形成“保護帶”，將否定后件式轉向這些輔助假說。輔助假說保護帶可以通過檢驗，調整替換，以保護因而硬化的硬核。
和其他科學學科一樣，貿易經濟學的學科體系中同樣擁有引導理論體系不斷發展完善的“啟示法”。應用反面啟示法，保衛貿易經濟學分工的理論“內核”不受經驗事實的反駁或否定。如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內生專業化與分工、貿易產生的原因、流通渠道的演化、零售業態變遷等等，這些關于貿易經濟過程、組織存在的一些重要假說或假設可以通過科學研究或經驗證據來加以檢驗、證偽或拒絕。以分工作為理論“內核”，反面啟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對準分工這一內核。通過獨創性聲明來闡明“輔助假說”，輔助假說圍繞分工內核形成“保護帶”，將否定后件式轉向這些輔助假說。輔助假說保護帶可以通過檢驗，調整替換，以保護理論硬核。在這個過程中，以經驗事實不斷證實和增加輔助假說保護帶內容，這就保護理論內核不受謬誤的攻擊，從而推動貿易經濟學進步的理論問題轉換。
（二）貿易經濟學中的“正面啟示法"與“保護帶”
同時，應用“正面啟示法”可改進和發展貿易經濟科學中的“可反駁”部分，通過調整和完善“保護帶”來發展貿易經濟學。正面啟示法包括一組部分明確表達出來的建議或暗示，以說明如何改變、發展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變體”，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駁的”保護帶。比如對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在不同交易環境下，引起分工深化的主導動力機制發生變化，或是提高報酬收益，或是降低交易費用，這樣就產生新的潛在獲利機會，推動分工深化。分工動力機制有資源決定的比較優勢，也有市場規模和內生比較優勢。具體分工環境中新的潛在獲利機會為交易的形成奠定利益基礎，也就催生新的貿易運行方式，影響貿易主體行為。“正面啟示法”通過界定具體分工環境中交易條件，對某一種分工形式產生的報酬增進和交易費用節約進行闡釋，從而不斷發展調整和完善“保護帶”貿易產生原因，而分工內核則不可否定和反駁。
正面啟示法比反面啟示法靈活，當一個綱領進入到退化階段，正面啟示法一個小小的革命或創造性的轉換會再次推動綱領的前進。例如，針對“批發無用論”，其解釋主要在于，在報酬不變的前提下，市場需求發生根本改變導致定制化程度提高后，市場內生出降低產品技術信息甄別費用的需求，企業自創品牌與自建營銷網絡將導致專業市場的瓦解。采用正面啟示法，一些學者以規模報酬遞增替換規模報酬遞增不變的假設，考慮批發市場拓展對分工交易可靠性影響，從而構筑以批發市場為基礎的區域內生報酬遞增機制和區際分工協作網絡，并尋求經驗事實的支持，有力地對“批發無用論”進行反駁，推動貿易經濟學批發商業理論的發展。
因此，貿易經濟學作為一個科學研究綱領，以分工作為理論內核，同時存在一組保護分工內核的“保護帶”和不斷發展完善的“啟示法”，由理論硬核、保護帶、反面啟示法和正面啟示法四個部分構成貿易經濟學嚴整有機的理論體系（見表1）。
（三）貿易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題
在分工理論“硬核”和“保護帶”的基礎上，貿易經濟學還提出了本學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題（見表2），并通過具體的論據和嚴密的論證，形成本學科的理論結論，從而不斷豐富和拓展貿易經濟學的研究綱領。
四、貿易經濟學的知識體系
依循分工的理論內核、保護帶和啟示法的劃分，按照分工一交換一（貿易、流通、商業）的商品經濟運行的邏輯關系，貿易經濟學的知識體系應包含貿易成因與發展、貿易實現以及貿易活動人格化和專業化三個方面內容（見圖1）。貿易成因與發展是貿易經濟學核心和理論根基，貿易實現是貿易經濟學基本理論在總體和宏觀領域（流通）的拓展和外延，貿易活動人格化和專業化是貿易資本活動規律的生動體現。
（一）貿易成因與發展理論
貿易是商品交換活動的總和，以分工深化為主線，圍繞貿易互利性、普遍性和均衡性，貿易成因與發展理論包括：（1）解釋貿易產生的原因。主要從兩個視角分析貿易的互利性，一是趨異視角，從價格、成本、勞動生產率、技術差異等方面進行分析。以絕對優勢、比較優勢、要素稟賦理論為代表。二是趨同視角，從規模經濟、技術外溢、干中學等方面進行分析。以新貿易理論、新新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為代表。（2）貿易互利的普遍性。貿易運行效率的綜合評價方法；提高貿易效率的途徑，主要解釋分工與專業化如何增進貿易（流通）效率，側重于解決專業化和交易費用沖突下貿易效率的發展問題。（3）貿易互利的均衡性。貿易利益的分配；宏觀貿易政策體系（貿易促進政策、國際化政策、現代化政策、貿易安全政策）；貿易發展戰略的調整與創新。主要涉及產業鏈的產銷銜接、國內區域市場與區際貿易發展、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協同。
（二）貿易實現理論
貿易實現理論具體包括貿易時間實現、空間實現、利益實現和實現形式四個方面內容：（1）貿易時間實現，即不同產業背景下貿易時間實現方式問題。包括貿易時間價值、現貨交易和期貨交易、貿易實現中的時間差異與套利行為、流通運行速度等內容。（2）貿易空間實現。貿易空間的分工基礎與運行條件；貿易空間效應（點：聚集效應；線：伸縮效應；面：網絡效應）；零售商圈與城市商業空間布局。（3）貿易利益實現。流通效率的綜合評價；流通費用、成本、利潤構成與核算方法。（4）貿易實現的形式。即供求形式、價格形式、支持與補貼；商流、物流和信息流運行過程、特點及其相互關系。
（三）貿易活動的人格化和專業化
貿易活動的人格化研究貿易資本微觀活動的基本內容和規律，貿易活動的專業化是從國民經濟角度考察商業的產業地位和作用，從社會角度考察商業的分工體系，并在宏觀管理體制上對商業主體和行為進行監督與規范。貿易活動的人格化和專業化的核心問題包括：（1）貿易活動人格化。貿易主體的投資、經營；商業企業的購、運、存、銷；商業企業的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商業盈利模式。（2）貿易組織。主要從貿易組織的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兩個方面展開研究，強調組織功能是流通或貿易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基本功能。包括貿易企業的規模擴張與復制；貿易企業的經濟聯系方式；商業企業與非專業化商業企業的融合等方面內容。（3）商業產業。包含商業市場結構；零售、批發商業的分工。（4）商業產業管理體制，其核心是促進商業領域規模經濟與有效競爭。包括：商業管理體制環境、商業管理體制的理論基礎、管制目標、管制工具選擇（經濟性和社會性規制手段）。
五、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路徑
作為一個科學的研究綱領，它的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是和現實聯系在一起的。由于外界現實隨著時間不斷發展、變化，貿易經濟學必須不斷發展完善，對新的貿易現象予以科學的解釋，對貿易現象進行科學的預測和指導。隨著產業內分工向產品內和要素內分工深化及其與國際化、信息化的交互作用，社會的經濟形態發展到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時期，社會生產力的加速發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圍極度擴張，以致使一切可以用于交換或交易的有形物質與無形物質都納入了貿易的范疇。為此，貿易經濟學理論發展應當遵循科學的理論創新路徑，推動研究綱領的不斷進步。
（一）堅持分工的理論內核
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與發展首先應明確和堅持分工作為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應用啟示法，構建輔助假說和保護帶，將針對分工內核的反駁轉向保護帶。例如，分工從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演進，對于分工基礎變化而出現的新貿易現象，可以通過修改和替換保護帶（貿易產生的原因）予以解釋，而無論是產業間分工和產品內分工，分工的理論內核是不容動搖，貿易是基于分工基礎的交換也是不容反駁的。
（二）不斷發展替換退化的保護帶
近年來，貿易經濟學的退化主要原因在于貿易經濟學學者沒有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調整替換保護帶，一定程度上導致退化的問題轉換，受到一些反例甚至受到支持反例的觀察現象的反對。如“無流通論”、“批發無用論”等等，貿易經濟學理論工作者需要通過“反例”的觀察現象，將反證據變成證認的證據，而這些反常必須在輔助、“觀察”假說和初始條件構成的“保護帶”中引起變化，保護分工內核不受到反例的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