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8 1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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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要指出,無論對“波”的中間處理方式如何變化,“波”仍舊是視聽造型藝術的基質,“比特”是數字媒體藝術的基礎,而“基因”是構成信息有機藝術的內在源泉。“波”不會因為有數字“比特”的概念而失去在新媒體藝術中參與造型的機會,媒體藝術中的電訊號也不因為“基因”而失去參與信息傳遞和運算的功用。它們的關系不是簡單的替代,而是復雜的共生。此外,在我們固有的印象里,藝術始終是在一個空間和(或)時間內由專門的藝術家來創作,而在另一個時空內呈現給受眾。這便造成舞臺上下、銀幕內外、畫里畫外,作者和接受者之間明顯的區分和距離感。身份的客體化無情地將大眾與藝術的生成剝離開,轉而塑造單向的接受者(受眾)。新媒體藝術則不同,它傾向于打破這種傳統的時空秩序。隨著數字交互與感知技術的逐步普及,新媒體藝術越發體現出其快速傳導、即時反饋的優勢,繼而趨向于沉浸式的心理體驗。觀眾不再是單純的藝術“接受者”,無須在另一時空中苦苦等待藝術創作的果實,而是藝術生成的“參與者”,甚至成為藝術創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于是,創作與欣賞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這在空間的體驗上導致各種交互和虛擬,而在時間上致使藝術的生成在個性化體驗與偶發性感觸方面顯著增強。過程性的沉浸式體驗逐漸成為新媒體藝術在展覽形態中的重要表達方式。除以上提及的數字性、過程性、交互性及沉浸性之外,新媒體藝術還具有其他多種特征。這其中有一些特點是原有的藝術形態所不具備的。
比如跨越時空的即時性體驗,是基于遠距離網絡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分隔兩地的信息呈現在同一時間中,獲得即時性呼應。2004年中國新媒體藝術家金江波創作的《友誼井•第三只眼》系列作品就借助網絡實時影像傳輸技術連通了中國上海與挪威奧斯陸、中國成都與法國蒙特利埃,人們可以通過井中多媒體影像來互動交流,感受的傳遞就源于跨越空間的驚詫。如果我們把研究視野放大至人類藝術史的全過程,就不難發現,新媒體藝術的上述特性是藝術歷史發展中的自然結果,某些要素于藝術審美的原初體驗中早已存在,又因造型手段的發展而式微,卻又隨著新的媒介呈現方式的出現而復興。例如新媒體藝術的“參與性”就絕非是新媒體所獨有的藝術形式或屬性。對藝術生成過程的“參與”可以追溯到藝術誕生的早期,原初的藝術創造即使不是大眾的,也絕非如今天這般分工明確。沒有證據顯示原始藝術的創造是由專門的藝術家獨立完成的。例如原始部落的舞蹈,本就是大眾參與的愉悅性審美體驗,辛苦了許久的人們掩飾不住豐收的喜悅,自發地舞之蹈之,感謝大自然的饋贈??梢姟皡⑴c”從一開始就是人類接觸藝術美的重要方式之一。與傳統藝術相比較,新媒體藝術特征的概念范疇也多有延展。即新媒體不僅僅是在傳播介質上的更新,它更透過網絡、虛擬、互動等一系列參與形式,使藝術“創作與接受”、“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使精英文藝與大眾文化間的距離感逐漸消退,從而更多地表現出藝術與生活的融合性趨向。生活中的藝術與藝術中的生活,曾經是對立的兩極,而今它們已隨市場、消費與日常文化的延展而逐漸趨向融合。簡言之,新媒體藝術在造型呈現上親近于數字虛擬,在藝術語匯上趨向于多媒融合,在行動上貼近于實時交互,而在價值追求上指向平等、參與和共享。這些都與長久以來現代主義藝術及其主體性主張所導致的兩極化取向背道而馳。顯而易見,新媒體藝術帶來的不僅是媒介手法的轉換,更是藝術觀念上對于現代主義藝術理念的反撥。一場對主體性及其藝術觀念的反思漸漸在當下新的藝術實踐及藝術思潮中孕育而生。
二、主體性與藝術觀念的反思
總的來說,我們對事物的思考是以現代主體性(subjectivity)觀念為基礎的。這種觀念自笛卡爾用“我思故我在”的方式逐步確立人類自我意識的主體性以來,已成為現性的一個重要里程碑?,F代性無疑同主體性捆綁在一起而對長久以來的社會文化生態起到決定作用,即以科學精神追求真理、以民主政治建立秩序、以藝術自律呈現審美———這正是構筑在理性基礎上的主體性的延伸。現代性的三位一體取決于理智的客觀性、合目的性及有效性,知識的客體化必然伴隨著現代性樹立起自我理解和自我指涉的權威地位?,F代世界的原則是主體的自由,這自由完全取決于“思考狀態下的自我”———即主觀理性與整體同一性在思維主體上的反映。思考的自主性對人類的進步起到積極作用,它幫助人們擺脫康德所謂的“不成熟狀態”[1](P22);擺脫蒙昧的束縛、破除中世紀神權強加在人身上的奴役與枷鎖。主體性成為理性貫穿現代社會發展全過程的一條重要線索。然而自19世紀末以降,人們對主體性問題及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普遍理解不斷提出質疑。尼采認為,有行動的主體才會有行動發生。這實際上將“存在”問題與主體性并置起來。繼而海德格爾將現代定義為人作為主體性的存在———“我們稱之為現代的時期……是以人成為所有存在的中心和尺度為標志的”[2](P28)。
人取代了自然萬物,而成為一般主體,即所有存在的基礎。于是,人的自我意識、經驗及其延續(再現性地)凌駕于自然萬物的瞬息萬變之上,成為真理的教條。現代性成為所有對象化和再現的基礎,亦即笛卡爾將自我意識的主體性確立為所有“再現”的絕對基礎。這足以揭示現代性所潛藏的隱患。首先,這隱患來自再現(represent)對在場(present)①的剝蝕。存在最終被轉變為再現在主體世界中的客體,真理被轉變為主觀的確定性?,F代性在本質上是人類主體性的再現。而再現的統治地位預示著整個現代性及其文化環境正日益陷入一個先驗的、單向傳導的、教條式的危局之中。先驗的主體性已然過時,聲討之聲此起彼伏。無疑,今天的新媒體藝術正實踐著這樣的對主體性的反思。這首先體現在:新媒體藝術試圖擺脫傳統再現性藝術,打破由藝術家向受眾的單向思維傳遞模式,而建立在場性的藝術交往。再現性,注重表達主體性思維和創作者的權力意志(某種篤信靈魂的歷史觀);而在場性,注重每一個個體的多元存在。從后現代性的角度看,現代性文藝容易鑄就作者權威,將其推向高高在上的話語邏輯頂峰。于是,“審美現代性”變成脫離大眾、曲高和寡的孤芳自賞。笛卡爾對主體性的美好初衷已被現代性演繹為“我思故‘你’在”的悲劇,即以少數人(作者)的思維及其單向傳遞的再現來左右大眾的存在。后現代性恰恰致力于填平高雅藝術與大眾之間的溝壑。2011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行的北京國際新媒體藝術展上,一個由澳大利亞和美國聯合創作的新媒體藝術品———《無聲攻擊》①,正好凸顯出這種藝術觀念的內在趨向。作品將遠在澳洲實驗室中的鼠腦細胞及其所含神經元陣列放大,通過網絡與北京展覽現場的機器陣列相連,參觀者漫步在這個柱形陣列之中,其位置和移動會透過每根柱子上的傳感器(帶有機械滑動裝置和圓珠筆)實時地反饋給鼠腦細胞,后者根據這些數據發出生物電指令并傳回北京,陣列柱子上的機械裝置依據這些指令上下滑動并旋轉,過程中帶動筆在每根柱子上留下一圈圈螺旋痕跡。這個作品相對于傳統藝術觀念的表達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其一,人不再作為絕對的思維主體對藝術呈現負責,取而代之的是動物神經元細胞的自主映射;其二,打破了再現式的結果性藝術,而提倡實時參與中的過程性體驗的生成;其三,人與藝術品的關系由完全的創作者或欣賞者變為置身其中的客體參與者。這些變化本身就是對現代性主體觀念的反思?!稛o聲攻擊》利用觀眾在建筑般空間陣列(放大了的“神經元活動”)中的客體存在來激活培養皿中的生物細胞并獲取反饋信息,最終實現交互性內心體驗。作為這次展覽的策展人,張尕在《延展生命》中寫道,“生命不僅受靈魂和理性的支配,也受電腦運算法則和程序語句的驅動。生命的多樣化是數字當代中新的主體基礎,它擺脫了再現的傲慢。它是一種既不源自文化也不源自自然的生動顯現,擺脫了擬人的模仿,摒棄了人類中心論的排他性”[3]。
這是為什么近來“有機藝術”在新媒體藝術中嶄露頭角的原因之一。與數字化編程操控為基礎的“硅藝術”不同,以各種動植物細胞、基因、生物電、生物芯片為基質的新媒體藝術創作,找到了人類主體性思維以外的、原生于自然的靈感驅動力。這充分表明,不論是由主體到客體的轉化,還是從再現的結果到在場的參與,都意味著新媒體在藝術觀念上具有反思“主體性”的趨向。其次,再現的背后意味著主體性意志的沉淀,以及隨之而來———工具理性的崛起,這是現代性危機的另一個狀況。“理性”泄露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它一方面彪炳著客觀規律與客體存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無可避免地構筑在主體思維之上;這種雙重身份使它既是征服的主體(Sub-ject),又可能成為被征服的對象(subject)?,F性既然能夠駕馭客觀事物,就無可避免地通向工具統治,并使人類導向功利主義,進而受到利益的驅使而不斷被物化。工具理性將主體的欲望視為現代性的根本目的,形成工具統治的意志。這種意志不僅控制著物,也囚拘著人。現性日益使人成為世界的中心,油然而生的傲慢強化了人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主體必然性。這使得現代性解蔽(擺脫蒙蔽)的過程受到阻礙,即海德格爾所說,在工具統治的意志下,人依仗自身的中心利益“向自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要求它提供可以提取的一切能源……由此自然成為一個采礦區”[4](P14)。而被置于主體性地位之上的人卻難以全面審視自身與自然界之間的責任。因此,想要真正祛除現代性的陰魂,就必須對主體性進行反思,重新審視和思考人與自然、人與其他生命之間的聯系。隨著數字技術、生命科技的蓬勃發展,新的媒介為藝術提供了新的延展。新媒體藝術正逐步喚起某種“生態意識”②,這使得當下新媒體藝術觀念將不僅是體現人的智慧和創造力,更著重于新技術條件下對生命意涵的倫理思考。
三、“新媒體藝術觀念”與中國
有關中國的新媒體藝術研討對于推動新媒體藝術在中國的蓬勃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同時,面向新媒體藝術的本土化梳理,對新的藝術觀念的延續和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首先,觀念上看,新媒體藝術本無國界。在藝術發展的全球化趨勢下,它雖不乏本土化的特質與閃光點,但畢竟在過去的20多年里,不論是西方當代藝術還是后現代主義理論及藝術觀念,對中國的藝術界來說都是一個(在影響的基礎上)不斷認識、理解、吸收和創新的過程。而從上世紀后15年張培力、王功新等的早期視頻作品到2011年的“延展生命”———北京國際新媒體藝術展,就恰恰體現了新媒體藝術觀念在中國發生的各種變化。從目前西方藝術觀念的某些傾向來講,它朝著一個“觀眾解放”的趨向探索。2013年的巴黎藝術雙年展中國項目就提出很多設想,例如:放棄“展覽”與“藝術品”的概念,拒絕用藝術思考;藝術不應依靠藝術品而存在;鼓勵將藝術日?;男袨?,任何人可以以任何方式自愿來參加展覽,打破“藝術品”由藝術家創造、最終擺進博物館的固有概念。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不論北京還是巴黎,藝術觀念在今天碰到了相似的困惑:一方面,藝術家們能不能把自己的“權利”讓渡給觀眾(或者叫接受者/參與者);另一方面,我們的受眾、我們希望邀請并參與到藝術過程中來的觀眾們,他們是否具備了這種沖動、愿望、意識或者能力,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由原來的“對藝術的客觀審視”順暢地轉換成“主觀的參與”呢?當新媒體藝術來到中國,這樣的問題(或者說矛盾)就更加突出,我們的社會發展和發達程度與西方是有落差的。當西方藝術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已經開始批判、反思電子媒體的時候,我們還處在驚羨并擁抱“新媒體”的階段。
60年代白南準在西方面對技術“異化”所進行的反思與80年代張培力在中國所嘗試的新媒體藝術表達在精神內蘊上或許并不一致。但正是落差如此巨大的兩個文化土壤,在今天卻面臨同樣的問題。在西方,自行為藝術起,其觀念就著力于擺脫“藝術品”作為某種權力的象征而進入博物館的固化形式。然而時至今日,很多藝術仍舊以物化的方式依存于畫廊、展廳和展品之上,再現性始終難以去除。物化使藝術具有了符號價值、交換價值以及使其最終成為商品的根基。帶有社會批判色彩的西方左派藝術家們寄希望于博物館的取消,以使物化的符號無處藏身,進而徹底鏟除交換的、商品的以至于權力的根基。圍繞這一觀念,近幾十年來西方的各種策展制度屢屢提出新的主張和思路,不過每一次都擺脫不了物以及具有特殊意義的展覽空間。但無論如何,西方藝術觀念的趨向中,主張作者的消匿、受眾與作品之間平等交互關系的聲音,的確與新媒體藝術的觀念有著某種契合。若以此為參照,在中國,我們也感受到類似的狀況。從早期流浪藝術家們的個體性反叛到被“招撫”并納入到體制之中(如從圓明園畫家村到798藝術區的全面商業化),繼而喪失批判性和創作原動力,成為固化體制的一員,最終被新一輪策展活動和理論探索撇開或批判,陷入不斷替代的循環往復之中。簡言之,藝術觀念在各自的舒展過程中總有著不同的文化誘因、社會背景、創作驅動力及呈現的結果,但它們所面臨的問題、所需面對的困境,在宏觀上也總有相似之處。其次,作為一種基于高科技手段的新媒體藝術,它的藝術形式是否具有地方性?其民族性又能否得以體現?這些問題還值得不斷探討。如果結論是否定的,那么所謂“中國新媒體藝術”就存在偽命題之嫌,而應該改為“新媒體藝術在中國的發生與發展”。如果新媒體藝術的地方民族性真的存在,其本土化特色也大多是源于20世紀90年代至今特定的時間與空間。這其中,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下的西方文化擴張對中國當代藝術思潮的影響,這個大背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本地因素包括特殊的歷史時期、特殊的國家形態、特定時期的文化語境以及藝術家特殊的教育背景與實踐環境。
高明潞在《現代性與抽象》中曾提出這樣的質疑:西方的藝術發展及其敘事模式是否適用于中國現當代藝術?“在中國現代性開始出現之初,藝術即被看做是中國的整一的社會現代性的一部分……因此,它被認作是人的社會化生活的一種和諧方式,而非異化方式。”即在中國的背景中,“現代性和前衛的概念不是二元的,是時間、空間、價值三位一體的現代性……”,新的民族、國家“更多的是空間意識,而不是時間意識”[5](P18-20)。這種“空間整一”的現代性與西方現代性的“時間分治”是需要區別考慮的。正是這些特殊性造成了中國新媒體藝術與西方新媒體藝術之間的差異或距離,而這種差異與一個芬蘭的新媒體藝術作品和一個巴西的新媒體藝術作品之間的區別是不同的,后者的差異更多體現出同一文化語境中不同的藝術風格,而中國的新媒體藝術作品表現出的是特定時空下的文化現象———對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藝術的吸收與對本土文化的挖掘、對文化復興的幻想之間的矛盾心態。如果說再現性藝術是主體性的藝術,那么新媒體藝術就是“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藝術,前者所依賴之“作者—作品—受眾”的三段式結構與后者探索中的“發起—呈現—參與”的交互式藝術體驗截然不同。中國的新媒體藝術由早期的視頻藝術發展到現在的更具交互性特征的新媒體藝術創作,其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由再現性藝術向在場性藝術的轉變。但由于各種因素(主要還是觀念上)的限制,這種在場性是不徹底的,主要體現在“作品”意識仍然主導著藝術創作,加之展示場地的特定化(畫廊、美術館、藝術中心等)強化了展品的客體性,從而使參與者成為“被參與”的接受者。于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娛樂至上的后現代文化背景下中國大眾與新媒體藝術的“參與性”之間出現了興味索然的斷裂。這為本文開始的疑惑提示了一個可能的答案。
二、“新藝術”的音樂實踐
音樂的實踐領域已經漸漸顯露出脫離教會核心并使自己獨立個體的跡象。新藝術時期樂器的發展促使表演觀念的改變,樂器還是依附聲音而存在,但是鍵盤樂器、弓弦樂器和風管樂器上的技術發展和器樂音樂的不斷增加,在理論和實踐的概念逐漸清晰,表演不斷需要向專業化投入。器樂因素不僅在音樂表演中起重要作用,而且促成其風格形成,例如演奏家被允許用管風琴等樂器演奏馬肖敘事歌等聲樂作品。維奧爾琴是業余愛好者最喜愛的樂器,而且出現了器樂合奏和聲樂重唱的形式。音樂實踐逐漸世俗化,貴族出于喜愛音樂,開始雇傭藝人演奏,音樂家有了新的身份,音樂教育是貴族教育中不能缺少的組成部分?!靶滤囆g”的表演觀念從實踐開始,在旋律、節奏、和聲等音樂基本要素上做出了新的嘗試,在理論家菲利普•德•維特利、雅克布•列日等人的認可和闡述中,逐步動搖了以宗教音樂為主的中世紀經文歌形式的音樂,逐漸有了世俗的素材。
三、文藝復興時期
《西方音樂表演觀念史》的第三章標題,作者將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表演稱為是“甜美的藝術”,但未解釋其中的“甜美”指何物,是新藝術的思潮,還是人文主義思想或世俗音樂的發展?筆者認為文中“甜美”引自新派理論家穆利斯對新音樂的論述:“音樂是所有藝術形式中最甜美的,因為沒有其他的藝術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里帶來如此多的快樂?!蹦吕顾f的“甜美”是指“音樂最大的效用存在于它所提供的快樂和甜蜜的感覺之上甜美”。筆者認為作者將甜美之意張冠李戴了,穆利斯所提出的“甜美”是中世紀晚期的美學統稱之一,而不是我們現代直義“甜美”,藝術家的強烈的個人主義想象力在美學的孤立狀態中找到避難所,他們以為孤立就是自由。文藝復興初期的音樂經過法國新藝術、勃艮第音樂、英吉利音樂到法蘭西-弗蘭德斯復調音樂的統治,最后在勃艮第地區形成視界音樂中心。哥特人珍視的藝術形式——經文歌依然是一股有生力量。意大利和英國的影響磨平了古老經文歌的冷峻的建筑性,復調歌曲的甜美悅耳同樣被融入新的經文歌。到了勃艮第地區,經文歌變成了隆重的節慶音樂形式,用于國王加冕、締結和約、教堂祝圣和盛大婚禮。教堂音樂和宮廷的音樂藝術之間隔著一條鴻溝;經文歌不屬于任何一方,而是介于二者之間,兼有在家修靈、默想時唱的“家庭音樂”和公眾集會時用的節慶音樂的雙重身份。文藝復興把和聲的原則看做美的本質,它完全是數的關系,關心的是大小和比例;一切質的需要,如色彩、性格、情緒和地位等。嚴格說來,只是要求觀察自然而得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人文思潮的影響對音樂理論的發展逐漸影響表演觀念,初期音樂家被要求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統一的,如扎爾林諾、伽利略、蒙特威爾第等。從15世紀開始,約翰•延克托里斯在其著作《音樂定義》提出和諧新觀念,即作曲家創作的旋律音響產生的精神才是和諧的。人們能聽得到的聲樂和器樂才是真正的音樂。從他的觀點可以看到,器樂音樂的地位有所提高。理論家扎爾林諾解決了基于大小調的新的體系代替格里高利體系所產生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矛盾,并從他的理論出發區分了理論家、作曲家、表演家、聽眾的身份,在音樂表演觀念和美學觀念上是重大突破。
四、德國宗教音樂改革
伴隨宗教改革的新音樂運動的中心是馬丁•路德的偉大形象。作為人文思想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認為音樂是活的藝術,是現時的藝術,他考慮音樂時,不僅僅為了音樂的自身價值,而且把它當做語言,看做教育工具,使年輕人更能接受上帝的福音。將世俗歌詞的意思改寫成宗教的歌詞,隨之天主教的教堂音樂轉為路德福音派教堂音樂。獻給圣母瑪利亞的各種德語和拉丁語贊美詩和天主教的其他教堂歌曲被改寫,以符合新的教義。路德本人其實并不反對崇拜圣母瑪利亞和圣徒,但是他的后繼者認為,這類歌曲必須按“基督精神”加以改進。宗教音樂改革對強大的中產階級影響最大,這一圈子對宗教傾向的反應最為積極。這些音樂家是社會結構的有機部分,他們和教師、教堂主唱家、管風琴師或牧師一樣是依賴政府和教會生存的。在這些中產階級的氣氛中興起了有別于唱詩班的新教學校。新教學校的興起對音樂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平臺,一部分音樂愛好者和音樂家利用當時的流行音樂素材、格里高利圣詠、世俗的“持續聲部”和民歌,并將之反復改變以適應情景的需要。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尚松反映了法國人的民族性:幽默、敏感、瀟灑。其中的音樂節奏基本決定于歌詞和節奏。威尼斯樂派作為意大利的音樂文化中心,其代表人阿德里安•維拉爾特創作了牧歌這一演唱形式,并創造了純粹的器樂音樂和風格,把復調的作曲技巧傳給17世紀。16世紀末的反宗教改革時期,由扎爾林諾提出的和聲與歌詞之間的關系,由他的學生溫琴磋•伽利萊將問題升華,首先他基于實踐,對復調音樂與歌詞的結合持否定態度,希望歌詞和音樂之間能建立在清晰和邏輯關系之上,其次主張單旋律音樂的發展。
五、文藝復興的樂器及理論
在《西方音樂表演觀念史》中,提到樂器的發展源于器樂音樂的不斷變化與和聲體系的不斷完善……作者只簡單列舉了琉特琴和鍵盤作品的創作大量出現,器樂演奏日益成為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音樂活動越來越專業化,音樂表演藝術家不僅是創作者,同時也要有專業化表演的能力。隨后提到的唐•尼古椅•維僧迪諾是盛行的文藝復興理想的最典型的代表。這里的最典型指的到底是什么?作者并未明說,是“音樂脫離復雜的對位復調”嗎?可是接下來又說他強調教堂音樂必須遵守教會調式,接下來作者又說他堅持歌詞的價值和重要性。讓人看了云里霧里,無法了解作者敘述的意圖。筆者認為在樂器的發展中,隨著觀念的改變,能夠演奏復調的樂器變得重要了,教堂管風琴和琉特琴流行起來,弦樂隊也逐漸代替管樂隊在演奏圣樂和隆重的世俗音樂的場合出現。從這些樂器制造的工藝來看,德國和意大利屬于前列,做工講究、裝飾精細,因此兩個國家的器樂水平也是屈指可數的。音樂理論在文藝復興時期成為一個新的綜合音樂體系,其中最卓著的是海英里希•洛里斯,又稱格拉雷安,他的著作有《十二調式論》,此著作詳盡論述了法蘭西-弗蘭德斯樂派的復雜的復調作曲法。格拉雷安推崇諾斯坎•德普雷代表古典人文主義精神的實現,是崇高的形式、自然的莊嚴和部分與細節的和諧平衡等種種理想的絕對體現。理論家的美學理論中強調教堂音樂除了必要的教儀經文作為歌詞外,應該有洪亮的復調結構,有肅穆的開端。這種觀點可視為巴洛克時期“莊嚴風格”的雛形。同時在歌唱方面,堅持歌詞在聲樂作品中的價值和重要性。他的理想是歌詞和音樂的完美結合,歌詞為主體,音樂使它更加栩栩如生、扣人心弦。
黑格爾在他的《美學》中提到,“就它的最高的職能來說,藝術對于我們現代人已是過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喪失了真正的真實和生命,已不復能維持它從前的在現實中的必須和崇高地位,毋寧說,它已轉移到我們的觀念世界里去了?!痹诤诟駹柨磥?,“我們現時代的一般情況是不利于藝術的?!焙诟駹栒驹诠诺湫退囆g向浪漫型藝術轉向的時代點提出“藝術終結”的命題無疑動搖的了傳統藝術觀念的合法性。
然而從美學的角度,尤其是自然美到藝術美的角度回望西方藝術觀念,不難發現以希臘輝煌時代的藝術為代表形成的傳統藝術觀念影響深遠,尤其是關于藝術“模仿”的一系列理論,成為早期藝術創作的藝術規范。
從美的定義來看,西方古代更多的是從節奏,韻律,對稱,和諧等自然外在的方面來詮釋,這也反映出藝術觀念形成過程中自然美的決定力;現代主義則偏重于事物中蘊含的意蘊,注重事物生命的表現,探究心靈深層情感。自然美在藝術觀念形成過程中的決定力在于:自然美的“本真”讓人感知到美,“本真”在古希臘模仿論者那里就成了藝術觀念形成生的力量之源。不可否認模仿使得藝術觀念合法性地位得到確立,然而,隨著人類審美能力和創作能力的提升,以自然美為決定力產生的藝術觀念受到藝術美的挑戰并顯示出其弊端,藝術作品中對藝術美的強調開始令原本穩固的藝術觀念開始動搖,藝術家開始反思現存藝術觀念的存在合法性。在這一過程中,藝術美開始以否認自身對自然的借用的方式來確立新的藝術觀念的合法性。藝術觀念也需要不斷的擺脫自然美的限制和巨大影響,尋求自身救贖。
一、自然美對藝術觀念的決斷力及其反思
藝術觀念的合法性需要在公眾對藝術作品的審視和觀照中獲得,在古希臘時期的藝術創作中,藝術模仿自然成了唯一準繩。自然美對藝術觀念的決斷力體現在其本真、和諧一律的形式美為藝術創作提供了范式;自然美由于契合主體審美力而令藝術創作有了模仿沖動。
藝術創作推崇自然,較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說”。柏拉圖以“理式”的床、“木匠”的床和“畫家”的床為例,談到“模仿者的作品和自然隔著三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簫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模仿。”藝術之所以模仿自然,顯然是由于自然具備模仿的因子,在阿多諾看來是“由于令人敬畏的自然的諸形象從開初就意在憑借模仿來撫慰自然,”正是自然美中蘊含的敬畏因素,促成了藝術模仿。實質上這種藝術的模仿是對自然美的一種挪用,盡管這種純手工的藝術創作會烙上創作者的痕跡而不至于使創作的藝術美完全等同于自然美,但藝術美更多的是附庸于自然美之下的,自然美成了藝術美衍生的絕對根源,也成了藝術觀念形成的支配力。
在康德美學中,同樣肯定了自然美的決斷力,在《判斷力批判》中,康德提到,“無論是談到自然美還是談到藝術美,我們都可以一般地說:美的就是那在純然評判中(而不是在感官感覺中,也不是通過一個概念)讓人喜歡的東西?!笨档抡J為美的藝術作品雖然不是自然但又要像自然產品一樣。此外康德還提到“無須概念而普遍地讓人喜歡的東西,就是美的。”他還認為不以任何有關對象概念為前提的自由的美是獨自存在的美是獨自存在的美,而依附于一個概念的美是有條件的美,從而肯定了自然美。自然界中的花是自由的自然美,“許多鳥類(鸚鵡、蜂鳥、極樂鳥)大量海洋貝類自身就是美,這些美根本不應歸于任何按照概念就其目的而言被既定的對象,而是自由地并且獨自讓人喜歡的?!?/p>
自然美以其自身的決斷力祛除藝術美的痕跡后,形成的藝術模仿是值得反思的??档滤峒暗牟桓郊痈拍?,無功力目的自由之美在現代工業出現之時,遇到了極大的挑戰,現代復制技術的出現消解著這種純粹的美,大規模的藝術品復制造成了傳統藝術觀念的變化,也讓此種不附加概念的自然美在藝術創作中難以被借用,模仿的藝術作品所具有的韻味也在消散,藝術作品需要在汲取自然之外找到自身美特質的源泉,以符合其藝術作品的資格,藝術觀念也需要在新的背景下重新確定自身合法性。
同樣,黑格爾認為模仿只不過是“按其本來的面貌,再復制一遍”,“這種復制可以說是多余的,因為圖畫、喜劇等等用摹仿所表現出來的東西——例如動物、自然風景、人的生活事件之類——在我們的園子里、房子里或是遠近熟悉的地方都是原來已經存在著的。”同時,他認為“這種多余的費力游戲總是要落后在自然后面?!边@是因為單純的模仿只是停留在技巧方面,難以競爭過自然,而且藝術的目的并不是單純的對現實的模仿。盡管黑格爾的說法有些絕對,但不可否認,在自然美祛除異質性因素(藝術美)之后形成的藝術觀念在古典型藝術向浪漫型藝術過渡時出現了動搖。
模仿的藝術觀強調現實世界的自然美,藝術模仿難以顯現藝術作品的藝術美,它更多的是對自然美的挪用。自然美之所以能以如此合法的身份得到認同在于自然美和藝術美未能得到有效區,這一命題直到黑格爾那里才完成。黑格爾明確提出藝術美高于自然美,模仿的藝術觀念合法性受到挑戰并亟待重新立命。在美學的領域中,自然同科學中的“自然”十分相似,而自然美也不過是經過視力和聽力兩種最為常見的感官所統攝,因此自然美具有原初性。這種原初性可以表現為一種純真的美感,同樣也可能暴露其缺陷,這種缺陷在黑格爾看來,是自然美的不完滿,停留在“自在狀態”,而“生命只有作為個別的有生命的東西才能存在,善要借個別的人才能實現;一切真理只有作為能知識的意識,作為自為存在的心靈才能存在?!憋@然黑格爾認為藝術美才能稱得上是“自為存在”,藝術美可以規避自然美的短暫性,從而令自然美得到矯正,這種矯正區別于簡單的臨摹和記錄,不是機械的模仿而是含有技巧性的藝術創作。
此外,黑格爾還從心靈角度對自然美和藝術美做出了有效區分并極力推崇藝術美,他很明確的肯定了“藝術美高于自然美,因為藝術美是由心靈產生和再生的,心靈和它的產品比自然和它的現象高多少,藝術美就比自然美高多少?!边@一觀點充分肯定了人作為創作主體在藝術創作中的作用,認可了藝術作品所產生的審美力量。
藝術觀念在黑格爾那里被重新界定,在他看來美的藝術“在心靈領域里,尤其是在想象領域里,比起自然界來,顯然是由任意性和無規律性統治著的,”藝術美之所以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在于它是人類心靈的產物。不同于山川,河流的“自在”美,藝術美需要心靈發揮巨大的創造能力,運用人腦的思維和創作技巧,經過心靈,大腦的重釋,融入情感因素,才能獲得美的藝術作品。由此可以看出新的藝術觀念中自然美的因素被藝術美取代和揚棄,但在阿多諾看來這是“自然美概念完全受到壓制”的結果。
黑格爾對藝術美的推崇,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現代主義具有潛在影響。盡管現代主義作家也認可自然美給予了創作的激情和外在的客體刺激,但他們認為藝術的內在創造才更為關鍵,藝術不是表現可視的自然美,也不是模仿自然,而是要表現精神之美,藝術之美。他們反思藝術只是生活真實反映的觀念,由其是在現代工業極度發達的世界,攝影技術更是讓模仿的“真”難以有更大的超越,藝術作品人工痕跡的差異性也不復存在,所以內在的表現所呈現的藝術美才是藝術存在的關鍵。
認為藝術是表現的藝術觀尋得了主體心靈情感的解放,當然也引來了非議,阿多諾就認為,“表現只能被看成是苦難感受或經歷的的表現?!彼囆g中塑造物和模仿物能夠很輕易的將與作品無關的其余粉飾物排除在藝術之外。表現本身也可能將客觀物排除在外,從而將現實生活中的直觀性與藝術分裂。從表現的效果而言,盡管藝術家能夠完整的表達其內心情感的東西,卻只是“欲言之物的徵記,或者是以密碼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平淡無味的象征?!卑⒍嘀Z的美學理論無疑對表現主義理論提出了挑戰,主體精神的幻想和虛構性以及由此構成的藝術觀念同樣受到挑戰。
二、藝術觀念的循環
“藝術作品因為招致消亡而得以存活”,藝術觀念同樣如此,它通過自身的黯淡給新的藝術觀念以合法性空間。古希臘藝術觀念中:若要把握藝術,創造藝術就應該認識到藝術源于模仿,離不開模仿,自然界中各種形態的美以藝術作品的形式呈現出來,無論作品如何繁復都離不開模仿。這一藝術觀念最終在黑格爾“藝術美高于自然美”的論斷中被顛覆,取而代之的注重心靈主體性表現的藝術觀念,然而這種觀念也因為其暗含的虛構意識以及自身追求的虛構契機而被摒棄。
事實上,藝術觀念中滲透的主體性意識在藝術創作中擴大了藝術美的視域,它試圖揚棄自然美的模仿契機以奠定表現作為藝術創作的唯一形式和規范,但同時它也潛藏著危機,那就是,藝術的主要動力保存了模仿契機。注重表現的藝術觀念對自然的忽視最終還是要回到自然本身。后現代主義對生活再次的關注,甚至認為藝術就是生活便是一例。
藝術觀念的循環論證的發生源于模仿和表現的現代沖突,而這一沖突是有著悠久歷史的。阿多諾認為,表現具有模仿的功能。表現具有強迫性的表述力,模仿作為技術性的程序妨礙著這一表述力,從兩者的沖突中不難看出,藝術觀念更替的必然性。
客觀的模仿藝術觀是如何再一次產生的,在阿多諾看來正是主觀性的表現和客觀性的模仿的沖突實現的。表現中的模仿契機激發了自發性和任意性,這種自發性和任意性遇到模仿力就成了客觀性。主觀性的形式知解落入主體的模仿力造成了客觀性之重演的模仿。
總之,從美學角度反思藝術觀念的合法性可以看到,藝術觀念合法性確立是在不斷否定異質性因素的過程中取得的。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及非簡單純粹的自然模仿也非純粹精神化藝術作品,而是在多元復雜的異質性因素中獲得同一性。例如,傳統美學中長時間控制的美的對立面——丑,在藝術作品中常常因為表現職能而損耗丑的一面得到藝術觀念的認同。阿多諾提及的“想要在事物世界面前使自身獲得合法的地位,藝術——作為否定事物世界的一種東西——顯得先驗性地無能為力?!痹谶@個意義上,黑格爾的“藝術終結”預言不僅成了藝術觀念反思的起點,也是藝術觀念合法性地位確立的契機,藝術觀念正是在這中契機中才具有了現實的批判意義。
參考文獻
1 德)阿多諾《美學理論》.王柯平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 古希臘)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3 德)黑格爾《美學》.朱光潛譯.(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中圖分類號:J20文獻標識碼:A
公元14世紀到16世紀,大致被認為是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這一詞,最早源自瓦薩里的《意大利繪畫、雕塑和著名建筑家傳》,廣義地講,主要指復活或再生古希臘羅馬古典學術。一方面,它復興古典學術,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托古創新,體現出新興資產階級的文化理想。
文藝復興早期的藝術理論,新的發展趨向在吉貝爾蒂和阿爾貝蒂所處的時代已逐漸形成,藝術開始被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并誕生了一系列藝術理論著作。這些大量藝術理論都集中在早期文藝復興時期并非偶然,此時期的藝術家及理論家追求藝術模仿自然的同時,更加強調模仿的逼真性。當然,除了以上兩位,瓦薩里的《意大利杰出畫家與雕塑家的生平》不僅于美術史料的記載,而且于美術史的體例上都具有開創性,因而本文選以上三位代表,試從其理論比較出發,窺見早期文藝復興藝術研究的觀念流變。
吉貝爾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是意大利的雕塑家,他為意大利和文藝復興新風格的雕塑奠定了基礎。吉貝爾蒂在創作過程中,認識到藝術創作“應模仿的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別的藝術家的作品”,藝術作品不該表現人應該的樣子,而是表現人看上去的樣子。吉氏最早提倡以自然科學原理研究自然物象,認為畫家如果想把所有畫的物體描繪的很象,就應該精通所有的學理,而首先掌握幾何學。
在其未完成的《述評》(Commentarii)中對喬托進行了評價:“喬托成了繪畫藝術的大家。他引進了新的藝術……喬托在藝術上取得了別人未曾達到的造詣。他引進了自然逼真的藝術。這種藝術經過精心的安排,從不違反正確的比例”,[1]肯定了喬托自然逼真的藝術是新藝術,同時他自己也是追求喬托的藝術道路。他認為藝術創作時要盡量模仿自然,要“依照自然去處理所能再現的一切”,使作品更加生動逼真。在對自然的態度上,號召藝術家不但要以自然為師,而且更要以古典藝術殘跡為指導,并注意研究幸存的古典文學,從中汲取古典素材,堅持做到“仿照自然去處理所能再現的一切”。因而,吉氏特別注重素描,認為沒有素描理論就不可能是優秀的藝術家:“希臘人是繪畫、雕刻的研究家,這表現在他們的素描理論上。沒有這種理論,你就不可能是個優秀的雕刻家或畫家。”[2]然而,比起“最優美的線條”,吉氏認為,繪畫更是一種“透視方面的問題”,因為它要求繪畫從理論和實踐上演示怎樣在二維的平面上畫出三維的畫面。下面這段話從視覺的角度來探討了怎樣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
我努力觀察里面的每個尺寸,以求力所能及地模仿自然……“對象”是如此有序地間隔著以至眼睛得用下面這種方式來度量,即往后站著看,畫面應該看起來在一個三維世界里。浮雕非常低,且平面上的圖案能被看見,以便近處的事物看起來比那些遠處的要大一些,就像現實世界里所呈現的一樣。
吉氏努力再現自然的作品是優美的,而且是在以上這種難以獲得的視覺認識的指引之下完成的,這種視覺觀還反映了雕刻里面的三維自然空間,帶給畫家們的并不僅僅是逼真的幻象,三維視覺是作為一種體系來組織畫面的,使得混亂的空間變得更為有序,更為明晰。
阿爾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著名建筑家、詩人、畫家和科學家。主要著作有《論繪畫》(1453)、《建筑十書》(1450)、《論雕塑》(1464),其影響范圍遍及佛羅倫薩眾多藝術家。阿爾貝蒂在美術史上第一個把透視畫法①系統化、理論化,其《論繪畫》一書,先于達·芬奇的《論繪畫》很多年,是文藝復興早期的重要繪畫理論著作。
阿氏充分發展“藝術即摹仿自然”的觀念,其藝術理論中的其它所有問題都圍繞這個中心觀點展開,在《論繪畫》和《論雕塑》中都強調了畫家和雕塑家藝術創作的最終目標是再現自然,同時創造藝術作品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學習自然。繪畫上所謂“模仿”,即在平面上,要求以人眼在現實中所觀察到的空間關系,來再現人與物象。進一步講,他將繪畫設想成向自然打開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在某個固定的視點,觀者能觀察“窗外”的景象。換言之,畫框猶如一個窗口,畫家的目標在于依據那個窗口,在平面再現“遠處”的三維空間,欣賞者看這幅畫時就仿佛透過窗口看著窗外的世界。這一著名“窗戶理論”,體現了科學透視法則對“構圖”(Composition)觀念的影響,對開阿爾貝蒂來說,“構圖”是整個繪畫中核心的概念?!皹媹D”這個概念源自拉丁語中的“Composition”,最初是坊間口耳相傳的技術術語,是阿氏真正將“構圖”概念引入繪畫理論。他充分認識到“構圖”在繪畫創作過程中的重要性,并重點強調了“構圖”與透視的密切關系。他認為繪畫是由輪廓、構圖和明暗色彩的配置三個部分組成的?!皹媹D”則是指在一個顯示其物質三維結構的形式中,不同塊面和表面的分布。
圍繞“模仿”論而言,阿氏在要求模仿自然的同時,還要求“求相似而又更美”,藝術可以比自然更美。古希臘的“藝術模仿自然”讓人們普遍認為藝術本應低于自然,藝術創作也只是對自然的模仿,力求達到自然逼真的效果。但是,阿氏認為成功表現自然,達到逼真的效果是不夠的。藝術家描述的物體和人物應與永恒正確(美)的樣式協調,美的樣式本身應從自然中獲取。質言之,藝術模仿自然,但應終歸于“美”。阿氏把藝術的地位提升到了自然之上,與自然相似不再是藝術的最終目標,藝術可以勝過自然,比自然更美。筆者認為,阿氏觀念的創新點在于鏡子—自然—美的對象這三者的內在統一性。在他看來,寫生畫要用鏡子加以校正,“我不知道為什么一幅好的畫反映在鏡子里的時候竟然如此充滿魅力;一幅畫上的缺點在鏡子里就顯出了它的難看,這也很奇怪。因此,寫生畫出來的東西要用鏡子加以校正。”由此,我們判斷寫生畫,可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鏡子來評判“寫生”形象起伏的效果。而藝術家的“寫生”或“繪畫”,“必須總是從自然選取要畫的東西,并且總是從中選擇那種最美的東西”,[3]可見選擇描繪對象的方向源于“自然”,對描繪對象本身的要求則是“美的對象”。由于將繪畫視為捕捉藝術原型的鏡子,所以在《論繪畫》和《論雕塑》中都強調了畫家和雕塑家的最終目標是再現自然,同時創造藝術作品最基本的就是學習自然。畫家的作用是為任何給定形象的表面畫線條、上顏色,簡潔真實反映,并重現人在固定的距離和一定的中心光線中所看見的那些形象。
以上阿氏將“模仿自然”作為視覺藝術的目標,實則是為順應一種人文主義者中流行的趨勢,也因此,他在文藝復興藝術觀念中開創了最重要,最有特色觀點:把對“模仿自然”的要求與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要求,即表現美麗事物的要求(“最美的東西”)結合了起來。阿氏認為,每個藝術家頭腦中都存在著“美的概念”,這一“美的概念”與自然密不可分。且更主要的是,不管藝術家最終“美的概念”源自何處,除非他學習周圍的物體和人物,否則就無法形成。因此,阿爾伯蒂告誡畫家:當你作畫時,“你的眼前應該有精致而非凡的模型供你觀察模仿”,換句話說:你描繪的是自然,但你要選擇的是精致而非凡的例子,這才是美。
瓦薩里(Giorgio Vassri,1511-1574),意大利畫家、美術史家,其著作《意大利杰出畫家與雕塑家的生平》不僅是一部藝術家的傳記,同時也可以說是西方藝術史著作的先驅,此書受到吉貝爾蒂的強烈影響,其實在文藝復興時期,真正集中而稱得上美術史的著作只能從瓦氏開始。
他在《意大利藝苑名人傳》的第一部分的序言中,開門見山地將disegno提出來,“構圖(disegno)是兩門藝術的基石,或更確切地說是一切藝術創作過程中的靈魂。毫無疑問,構圖(disegno)早在上帝創造萬物之前就已經完美地存在了”,[4](P.21)給予disegno很高的評價。意大利語中的disegno源自拉丁文“designara”,原意為“素描、描寫”。Disegno在英文中被譯為“design”,在漢語中譯為“設計”,在文藝復興時期,disegno始終是一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概念,它既是素描,又是創意和設計,還有創作草圖的意思。Disegno作為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出現在藝術領域,它即標志著古代“藝術”觀的解體,又預示著新的“藝術”觀的發展方向。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文藝復興藝術觀念是通過disegno得以實現的。瓦薩里把disegno提升到了“創意”之上,認為所有藝術都由它而生。瓦薩里對disegno的闡述,使得“disegno”這個概念成為了文藝復興藝術理論的核心概念。同時,通過對disegno與idea(理念)之間的關系的闡述,“瓦薩里賦予藝術以某種理論性基礎”,[5]這種與“理念”的關聯,更不技藝性而富于理性色彩。受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的影響,瓦薩里側重于disegno的理性特質,旨在拉開視覺藝術與“機械藝術”之間的距離。此時,disegno已經成為了統一繪畫、雕塑和建筑實踐活動的一個理論原則。
就“模仿與自然”關系而言,在《名人傳》的序言中,瓦氏制訂了兩條路線:“我們的藝術完全是模仿,首先是模仿自然,其次,由于其自身達不到那樣的高度,所以又是模仿那些被視為最杰出者的大師的作品。”[4]瓦薩里所說的模仿,即意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的根基所在——“首先是模仿自然”,但不是指照搬自然,而是指依靠“判斷力”對自然進行選擇和加工。所謂模仿自然,一方面,在于關注事物的外在形式,準確而完整地描摹客觀世界。阿爾貝蒂曾經打過一個生動比方,他說畫面猶如“一扇開啟的窗戶”。另一方面,在瓦薩里看來,“模仿自然”并不是對自然的那種“不多不少的”照搬,而是對自然的提煉和加工。他堅信藝術高于自然。這種思想在《名人傳》的諸多段落中重復出現,可見,他決不認同藝術家只能最大可能地把自然表現得真實可信這一思想。
要分析瓦氏的藝術觀念成因,值得回溯其所處的時代,瓦算得上生逢其時,在他著手寫作《名人傳》時,萬事俱備,各種關于藝術史和藝術再生的觀念都可資利用,他所應做的就是繼承和發展前人的思想與學說。由此,他破天荒第一次將建筑、繪畫、雕刻這三門藝術當作一個整體,而非像前輩那樣將其孤立起來進行審視。按照瓦薩里的說法,建筑、繪畫和雕刻都是“同一個父親的女兒”,所謂的“父親”就是“設計”,它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層含義:既指“賦予一切創造過程以生氣的原理”,又指具體的藝術的基礎:素描。瓦氏認為,素描是建筑、雕塑和繪畫三種藝術之父,因為在理性上它有自己的起源——從形形的東西中得到形式或意象的一般概念,二者類似于有著各自限度的大自然的創作,又因為從這種認識里產生著一定的理解和判斷,于是在人的腦海里會形成某物,爾后用手將其表達出來的時候,即素描。關于素描的要求,瓦氏提出“逼真應該得到最高的贊美”,他曾這樣評一幅畫:“這幅畫表現一個青年被押赴刑場,畫得你想有多好就有多好,因為你可以他的面容上看到逼真的蒼白和恐怖,而逼真是應該得到最高的贊美的?!?/p>
以上關于三位大師的分析,實則都涉及到藝術對自然的態度,當瓦薩里談到對自然的選擇時,很容易使人想到阿爾貝蒂,因為二者都站在“藝術模仿自然”這邊,且都追求寫生的逼真,或逼真的素描。實事上,瓦薩里所說對“自然”的選擇,是根據某種與阿爾貝蒂完全不同的準則來進行的。瓦薩里認為,藝術家依靠“判斷力”對自然進行選擇,這種判斷力并不像阿氏所認為的那樣,是某種理性的能力;它其實更是一種直覺,類似某種非理性的天賦。與其說它屬于理智頭腦,不如說它屬于直感眼睛。
①透視法:以現實客觀的觀察方式,在兩維的平面上利用線和面趨向會合的視錯覺原理刻畫三維物體的藝術表現手法。阿爾貝蒂在《論繪畫》中推崇單焦透視法,使這一構圖原則取得了合法性的位置。
參考文獻:
[1]楊身源,張弘昕.西方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96.
[2]遲軻.西方美術史話[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73.
1引言
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是能夠滿足國際電聯提出的IMT-2000PFPLMTS系統標準的新一代移動通信系統,要求具有很好的網絡兼容性,能夠實現全球范圍內多個不同系統間的漫游,不僅要為移動用戶提供話音及低速率數據業務,而且要提供廣泛的多媒體業務。根據ITU的標準,世界各大電信公司聯盟均己提出了自己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方案,主要有W-CDMA、CDMA2000、TD-CDMA以及我國提出的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但3G也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局限性:
不能支持較高的通信速率。3G雖然標稱能達到2Mbit/s的速率,但平均速率只能達到384kbit/s。盡管目前3G增強型技術不斷發展,但其傳輸速率還有差距。
不能提供動態范圍多速率業務。由于3G空中接口主流的三種體制WCDMA、cdma2000、TD-SCDMA所支持的核心網不具有統一的標準,難以提供具有多種QoS及性能的多速率業務。
不能真正實現不同頻段的不同業務環境間的無縫漫游。由于采用不同頻段的不同業務環境,需要移動終端配置有相應不同的軟、硬件模塊,而3G移動終端目前尚不能實現多業務環境的不同配置。由于3G系統以上的局限性,目前,很多公司已經開始著手4G概念通信系統的研究。本文主要介紹4G概念通信的技術特點以及可能采用的關鍵技術。
24G概念通信技術特點
目前,業界專業人士對4G概念移動通信系統的共識主要有以下幾點:
a)用戶可以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不受限地接入網絡中來;
b)移動終端可以是任何類型的;
c)用戶可以自由地選擇業務、應用和網絡;
d)可以實現非常先進的移動電子商務;
e)新的技術可以非常容易地被引入到系統和業務中來。
根據以上描述,未來的4G系統應具備以下的基本條件。
(1)具有很高的數據傳輸速率。對于大范圍高速移動用戶(250km/h),數據速率為2Mbit/s;對于中速移動用戶(60km/h),數據速率為20Mbbit/s;對于低速移動用戶(室內或步行者),數據速率為100Mbit/s。
(2)實現真正的無縫漫游。4G移動通信系統實現全球統一的標準,能使各類媒體、通信主機及網絡之間進行“無縫連接”,真正實現一部手機在全球的任何地點都能進行通信。
(3)高度智能化的網絡。采用智能技術的4G通信系統將是一個高度自治、自適應的網絡。采用智能信號處理技術對信道條件不同的各種復雜環境進行結合的正常發送與接收,有很強的智能性、適應性和靈活性。
(4)良好的覆蓋性能。4G通信系統應具有良好的覆蓋并能提供高速可變速率傳輸。對于室內環境,由于要提供高速傳輸,小區的半徑會更小。
(5)基于IP的網絡。4G通信系統將會采用IPv6,IPv6將能在IP網絡上實現話音和多媒體業務。
(6)實現不同QoS的業務。4G通信系統通過動態帶寬分配和調節發射功率來提供不同質量的業務。
34G概念通信關鍵技術探討
(1)正交頻分復用(OFDM)技術
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主要是以OFDM為核心技術。OFDM技術實際上是多載波調制的一種。其主要思想是:將信道分成若干正交子信道,將高速數據信號轉換成并行的低速子數據流,調制在每個子信道上進行傳輸。正交信號可以通過在接收端采用相關技術來分開,這樣可以減少子信道之間的相互干擾。每個子信道上的信號帶寬小于信道的相關帶寬,因此每個子信道可以看成平坦性衰落,從而可以消除符號間干擾。而且由于每個子信道的帶寬僅僅是原信道帶寬的一小部分,信道均衡變得相對容易。
OFDM技術之所以越來越受關注,是因為OFDM有很多獨特的優點:
a)頻譜利用率高,頻譜效率比串行系統高近一倍。OFDM
信號的相鄰子載波相互重疊,其頻譜利用率可以接近Nyquist
極限。
b)抗衰落能力強。OFDM把用戶信息通過多個子載波傳輸,這樣在每個子載波上的信號時間就相應地比同速率的單載波系統上的信號時間長很多倍,從而使OFDM對脈沖噪聲和信道快衰落的抵抗力更強。
c)適合高速數據傳輸。OFDM自適應調制機制使不同的子載波可以按照信道情況和噪聲背景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調制方式。當信道條件好的時候,應采用效率高的調制方式;而當信道條件差的時候,則應采用抗干擾能力強的調制方式。再有,OFDM加載算法的采用,使得系統可以把更多的數據集中放在條件好的信道上以高速率進行傳送。因此,OFDM技術非常適合高速數據傳輸。
d)抗碼間干擾(ISI)能力強。碼間干擾是數字通信系統中除噪聲干擾之外最主要的干擾,它與加性的噪聲干擾不同,是一種乘性干擾。造成碼間干擾的原因有很多,實際上,只要傳輸信道的頻帶是有限的,就會造成一定的碼間干擾。OFDM由于采用了循環前綴,故對抗碼間干擾的能力很強。
(2)智能天線技術
智能天線采用了空時多址(SDMA)的技術,利用信號在傳輸方向上的差別,將同頻率或同時隙、同碼道的信號進行區分,動態改變信號的覆蓋區域,將主波束對準用戶方向,旁瓣或零陷對準干擾信號方向,并能夠自動跟蹤用戶和監測環境變化,為每個用戶提供優質的上行鏈路和下行鏈路信號從而達到抑制干擾、準確提取有效信號的目的。這種技術具有抑制信號干擾、自動跟蹤及數字波束等功能,被認為是未來移動通信的關鍵技術。
目前,智能天線的工作方式主要有全自適應方式和基于預多波束的波束切換方式。全自適應智能天線雖然從理論上講可以達到最優,但相對而言各種算法均存在所需數據量、計算量大、信道模型簡單、收斂速度較慢,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出現錯誤收斂等缺點,實際信道條件下,當干擾較多、多徑嚴重,特別是信道快速時變時,很難對某一用戶進行實際跟蹤。在基于預多波束的切換波束工作方式下,全空域被一些預先計算好的波束分割覆蓋,各組
權值對應的波束有不同的主瓣指向,相鄰波束的主瓣間通常會有一些重疊,接收時的主要任務是挑選一個作為工作模式,與自適應方式相比它顯然更容易實現,是未來智能天線技術發展的方向。
(3)無線鏈路增強技術
可以提高容量和覆蓋的無線鏈路增強技術有:分集技術,如通過空間分集、時間分集(信道編碼)、頻率分集和極化分集等方法來獲得最好的分集性能;多天線技術,如采用2或4天線來實現發射分集,或采用多輸入多輸出(MIMO)技術來實現發射和接收分集。MIMO技術是指利用多發射、多接收天線進行空間分集的技術,它采用的是分立式多天線,能夠有效的將通信鏈路分解成為許多并行的子信道,從而大大提高容量。信息論已經證明,當不同的接收天線和不同的發射天線之間互不相關時,MIMO系統能夠很好地提高系統的抗衰落和噪聲性能,從而獲得巨大的容量。在功率帶寬受限的無線信道中,MIMO技術是實現高數據速率、提高系統容量、提高傳輸質量的空間分集技術。
(4)軟件無線電(SDR)技術
在4G系統中,若要實現“任何人在任何地點以任何形式接入網絡”的理想通信方式,則至少需要保證移動終端能夠適合各種類型的空中接口,能夠在各類網絡環境間無縫漫游,并可以在不同類型的業務之間進行轉換。這就意味著在4G系統中,軟件將會變得非常復雜。為此,專家們提議引入軟件無線電技術,軟件無線電是近幾年隨著微電子技術的進步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新技術,它以現代通信理論為基礎,以數字信號處理為核心,以微電子技術為支持。軟件無線電概念一經提出,就受到各方的極大關注,這不僅是因為軟件無線電概念新技術先進、發展潛力大,更為重要的是它潛在的市場價值也是極具吸引力的。軟件無線電強調以開放性最簡硬件為通用平臺,盡可能地用可升級、可重配置的不同應用軟件來實現各種無線電功能的設計新思路。其中心思想是:構造一個具有開放性、標準化、模塊化的通用硬件平臺,將工作頻段、調制解調類型、數據格式、加密模式、通信協議等各種功能用軟件來完成,并使寬帶A/D和D/A轉換器盡可能靠近天線,以研制出具有高度靈活性、開放性的新一代無線通信系統。在4G眾多關鍵技術中,軟件無線電技術是通向未來4G的橋梁。由于各種技術的交迭有利于減少開發風險,所以未來4G技術需要適應不同種類的產品要求,而軟件無線電技術則是適應產品多樣性的基礎,它不僅能減少開發風險,還更易于開發系列型產品。此外,它還減少了硅芯片的容量,從而降低了運算器件的價格,其開放的結構也會允許多方運營的介入。
(5)多用戶檢測技術
4G系統的終端和基站將用到多用戶檢測技術以提高系統的容量。多用戶檢測技術的基本思想是:把同時占用某個信道的所有用戶或部分用戶的信號都當作有用信號,而不是作為噪聲處理,利用多個用戶的碼元、時間、信號幅度以及相位等信息聯合檢測單個用戶的信號,即綜合利用各種信息及信號處理手段,對接收信號進行處理,從而達到對多用戶信號的最佳聯合檢測。它在傳統的檢測技術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造成多址干擾的所有用戶的信號進行檢測,從而具有良好的抗干擾和抗遠近效應性能,降低了系統對功率控制精度的要求,因此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鏈路頻譜資源,顯著提高系統容量。
現有的多用戶檢測算法在計算復雜度與處理時延問題上存在不足,且算法中一些參數(頻率、幅度、定時、相位等)估計有誤時,會使得相關矩陣產生較大偏差,導致整個系統性能急劇下降。另一方面,當前的MUD算法只考慮了同小區內的干擾,而沒有考慮相鄰小區間的同頻率用戶干擾。一般的多用戶檢測研究都假設用戶數據是獨立等概率的,沒有考慮信道編碼的影響,現在組合信道編碼和多用戶檢測的研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另外,目前的研究方向還包括多速率多用戶檢測和多用戶檢測與空時二維信號處理、多載波調制、功率控制等技術的結合。
(6)IPv6技術
4G通信系統選擇了采用基于IP的全分組方式傳送數據流,因此IPv6技術將成為下一代網絡的核心協議。選擇IPv6協議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a)巨大的地址空間。在一段可預見的時期內,它能夠為所有可以想像出的網絡設備提供一個全球惟一的地址。
b)自動控制。IPv6還有另一個基本特性就是它支持無狀態和有狀態兩種地址自動配置方式。無狀態地址自動配置方式是獲得地址的關鍵。在這種方式下,需要配置地址的節點使用一種鄰居發現機制來獲得一個局部連接地址。一旦得到這個地址之后,它將用另一種即插即用的機制,在沒有任何人工干預的情況下,獲得一個全球惟一的路由地址。
c)服務質量。服務質量(QoS)包含幾個方面的內容。從協議的角度看,IPv6與目前的IPv4具有相同的QoS,但是IPv6能提供不同的服務。這些優點來自于IPv6報頭中新增的字段“流標志”。有了這個20位長的字段,在傳輸過程中,中國的各節點就可以識別和分開處理任何IP地址流。盡管對這個流標志的準確應用還沒有制定出有關標準,但將來它無疑將用于基于服務級別的新計費系統。
d)移動性。移動IPv6在新功能和新服務方面可提供更大的靈活性。每個移動設備設有一個固定的家鄉地址,這個地址與設備當前接入互聯網的位置無關。當設備在家鄉以外的地方使用時,通過一個轉交地址即可提供移動節點當前的位置信息。移動設備每次改變位置都要將它的轉交地址告訴給家鄉地址和它所對應的通信節點。
4結束語
4G移動通信系統目前還只是一個基本概念,4G網絡的定義仍然還不明確,IEEE等標準化組織仍處于制定標準和規范的過程中。但是融合現有的各種無線接入技術的4G系統將成為一個無縫連接的統一系統,實現跨系統的全球漫游及業務的可攜帶性,是滿足未來市場需求的新一代的移動通信系統,它將幫助我們實現充滿個性化的通信夢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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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偉,丁志杰.4G移動通信系統研究進展與關鍵技術.中國數據通信,2004(2).
有的學者認為,歷史研究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的理論指導,自覺抵制“指導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傾思想影響下的簡單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條主義等錯誤傾向.唯物史觀傳人中國之后,中國歷史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唯物史觀面臨著來自諸多方面的挑戰。首先,由于歷史的原因,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被誤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較嚴重的混亂,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許多艱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國際上出現了否定的社會思潮。并在國內思想界有所反映,歷史研究領域也出現了否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錯誤傾向;其三,外國歷史學理論思潮大量涌人國內,但由于缺乏的科學分析,致使一些人誤認為這些理論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論”;其四,20世紀80年代以后,社會發展和科技革命都發生了許多新變化,提出了諸如“現時代的本質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論問題.唯物史觀需要面對現實,在社會生活和科學研究的實踐中,不斷豐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論范疇,關注新的增長點,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時地回應社會的呼喚,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為了應對唯物史觀面臨的嚴峻挑戰,第一,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確認識包括史學在內的所謂學術研究“與國際接軌”;第三,高度重視史學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僅要重現20世紀50年代、80年代史學理論研究的輝煌,而且要在此基礎上深刻理解當代中國和世界,把當代中國的歷史科學、史學理論不斷推向前進.
有的學者認為,堅持唯物史觀,是指堅持基本原理.近一個世紀歷史研究的實踐證明,只有這種理論才提供給了人們認識歷史問題的最銳利的武器,而那種賦予唯物史觀的過多含義.把本來不屬于它們的范疇的東西也當作其基本原理去宜傳的教條主義,反倒有礙于史學的健康發展。今天,我們還必須通過歷史研究的實踐,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去豐富和發展的唯物史觀。
有的學者認為,新的歷史時期,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學中運用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同時也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挑戰:第一,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條化甚至是情緒化看待唯物史觀;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學理論,對唯物史觀作所謂的“修正”與否定;第三,打著學術創新的旗號.對唯物史觀做剪裁與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過各種形式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宣揚與唯物史觀相左的歷史觀念.所以,必須正確認識唯物史觀在運用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與發展唯物史觀應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對唯物史觀及其指導下的史學研究進行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加強對唯物史觀產生背景、時代意義、根本內涵等基本問題的研究,準確理解和把握其靈魂與精髓,澄清當前史學界的一些模糊認識;其二,根據新的歷史形勢,將對唯物史觀的堅持與發展辯證統一起來;其三,從學術發展的規律來看,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史學要在新世紀獲得更大的發展,關鍵還在于要有一大批經得起實踐和時間檢驗的優秀學術成果;其四,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唯物史觀的學術根基廣布于哲學、歷史等各相關學科的理論與具體研究工作中,而作為學術與普通大眾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藝作品能否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則是唯物史觀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學者認為,目前研究中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是在運用唯物史觀之理論上的公式化與教條化;另一則是沿襲唯心史觀的“從思想到思想”的詮釋模式.實際上,唯物史觀的思想源于“現實生活過程”的原理,為我們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按照唯物史觀的要求,我們應在三個層面上展開研究,即從廣大民眾、統治階級或日益崛起的新興階級與思想家本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出發,去分析相應的思想文化形態、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張,唯有如此方能正確地闡明各種思想文化現象的本質,進而揭示其發展演進的歷史規律。
有的學者認為,唯物史觀也是要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的.雖然時下沒有人會對應該豐富和發展持有異議。但是一旦涉及原創性的經典結論,人們便很難有所突破,往往使豐富發展流于一句空話。而新的文化哲學是對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展,因為新文化觀具有它的理論生命力,對社會歷史現實問題具有容納解釋能力,不像其他哲學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確闡述自身與唯物史觀的關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擱置。
有的學者認為,唯物史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即這一理論系統不間斷地且廣泛、深入地與外界進行物質與信息的交換,之所以這樣在于其具備下列特點:第一,這一理論體系是實踐的理論體系,即理論之沖破象牙塔、學院的禁錮。擺脫純意識之形式轉化為社會物質力量,是通過實踐實現的,而社會實踐本身就具有廣泛聯系,從而構成開放系統;第二,這一理論體系具有廣泛的、長時間的社會適應性,從而既具長時間合理性又具有解讀和發展的空間,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學人、思想家薪火傳承,宜傳詮釋,發展創新.開放的系統較之封閉的系統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終結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自我更新、自我豐富、自我完善、自我發展。
談及公共藝術,除了圓雕、浮雕、壁畫等傳統樣式,國內的民眾似乎很難找到關于這個名詞的其他印象。在很多人的眼里,僅城市雕塑大概就可以成為公共藝術的代名詞。并且,在此情況下,這些好不容易冠以“公共藝術”大名的作品,一部分以“宏大敘事”和紀念性為主,占據了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廣場;另一部分,則以平民化、通俗化去解構精英藝術的話語霸權,使公共藝術更多的以娛樂、玩賞的尋常狀態出現,并使之迅速融入城市的商業、旅游景觀之中。
在筆者讀到的有關公共藝術的書籍以及本專業的碩士論文當中,許多同仁深感中國當代公共藝術的匱乏與混亂,一致推崇“百分比藝術”這樣的公共藝術實施框架。但通過查找和閱讀,筆者發現國內公共藝術的文獻當中,對立法和實施及視覺審美方面談得比較多,對介入形式的選擇和人文關懷方面談得比較少。尤其處在今日“圖像時代”,在如何讓當代藝術介入我們的城市生活的問題上,國內幾乎很難找到一本專著。中國當代藝術雖如火如荼,然而仍有自居象牙塔之嫌,與城市公共藝術實際上是脫節的。
此選題是面向創作者的,即討論在中國城市的有限空間里,如何將當代藝術中的新觀念引入公共藝術,拓展公共藝術的介入形式,以及在此之上如何體現人文關懷。
“小品式”是個自造詞,用于“公共藝術”一詞之前,是筆者在對國內公共藝術概貌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對一類形式的公共藝術的暫時性統稱。具體特點由兩方面組成:一、是指非紀念性、非功能性、非主題性;二、在空間上的占用較小。這類公共藝術是在普通市民完全放松的情況下呈現的,是一種“親民”的藝術。筆者之所以要談“小品式”,第一,是因為這種類型的公共藝術不牽涉到過多的功用意義,沒有過多意識形態上的約束,給藝術家和公眾更大的發揮空間;第二,是因為此類公共藝術在日新月異的中國大城市中鮮有奇葩,往往都有“假”、“大”、“空”的弊病。有些作品大張旗鼓,對空間的要求苛刻,而其結果是使之如同天外來客一樣突兀;有些過于個人化,在公共空間很難與大眾進行“對話”;有些則過于通俗化,沒有藝術的前瞻性。
藝術的介入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人們談論一件公共藝術作品,與談論博物館里的一件米開朗基羅的圓雕在情感上應該是有所不同的。與藝術不期而遇所產生的效果遠遠超過有著事先渲染的參觀,對于城市中為生存而奔波的人,那絕對是一種奇妙的體驗。尤其于當下的中國,那種從右至左不帶標點的豎排文的淡然幾乎消逝,城市中充滿了“驚嘆號”和“下劃線”。人們是否需要一種邂逅,一種生活的微微停頓,在沒有任何先前提示的情況下來接受藝術家獻上的一份禮物,來分享這浪漫的“逗號”與“問號”所帶來的靈光?
“人文”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而又難以確切指陳的概念,“人文”與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獨立人格、人的個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義、人的理想和人的命運等等密切相關。
“人文思考”從其根基說是一種對存在的抽象玄思。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人類的角度來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會有一系列超越性問題,如: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系、人和神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因為它把人作為類來思考,所以我們說它的思考是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
“人文關懷”就是對上述人文問題的關注與愛護。它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是人類自覺意識提高的反映。并且,它的內涵并不是一陳不變,而是與時俱進的。
由于不同的“性相特征”須選擇不同的“語言結構”方式,其藝術表現因形式、風格而各有不同。繪畫與設計,作為兩種不同形式的藝術表象,在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互相浸透與整合下,其界限趨于融匯而顯得模糊不清。因此,傳統意義上的繪畫與設計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常常表現為被現代藝術所取代。這種現象的產生,理應歸功于時代演進的人性本體精神。如果藝術都要表達個性化了的審美特性,那么不管何種門類的藝術同都屬于形式各異且“個性化”了的精神產品,并同時作為客觀實在的精神實體而存在。這是人性本體的審美價值取向所決定的。毫無疑問,繪畫與設計均屬于藝術品范疇。其作品內涵的“立意與觀念”,實質即是個體精神價值取向所決定了藝術作品的靈魂。選擇這些與靈魂相匹配的語言、方法與邏輯形式(包括獨創),就成了呈現畫面審美價值的關鍵所在,無怪乎在哲學中,有其“觀念形態”的名詞界定之說。
一、觀念與性相特征的關系
“現代藝術”除偶發性藝術、實驗藝術、兒童藝術外,只要預先有實現自我精神價值取向定位的藝術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如下問題:一、創造某種客觀表象的價值意義何在?二、主觀上能否創建某種具有獨特性精神價值的表象?三、實踐過程中是否能夠實現超越自我,即以此來升華自我精神?正是因為被這種純真的“內在”精神所駕御,那么,意向性的某種特定“觀念”則應運而生,如若“觀念”有這樣一種思考前題,性相問題的特征一經創立,就成了被精神化了的藝術作品。過去,許多理論家有“形象特征”一說,把“形象”特征稱之為客觀實在的外在表象,我在這里估且以“性相”取代“形象”二字,其實質是因潛藏在“人性本體”的內在精神與“感官知覺”之別。具體地說,“性相特征”則是已被內化了的精神形態(它同時也包含著抽象與具象兩種類別)。從“性相特征”出發,我們能夠極大地注入客觀形象的精神內涵,從而強化“人文本性”的標志性特征。
“內化”了的外在形象,從心理學與生理學、物種學與形態學的角度看來,“性”有別,則“形”各異,猶如倔犟與懦弱、男人與女人、物種之類別、方圓之形態等等差異,大干世界,萬物之美,大凡可說均同屬于內化之“性質”不同,因而其形態各異。由此,社會現象才顯得如此千姿百態、豐富多彩。新、奇、無非在于“觀念內涵”的變異。
但是,假若“性相特征”是“人文”所造的價值取向,那么,抽象與具象、寫實與變形、理性與感性,就只是一個心理定向問題,可以理解為不同觀念下的不同語言表象,出于個人特定的“性相”所造。因此作為“人文”的表現,我們從過去的“自然景觀”過渡到目前的“人文景觀”,其實質就是一個“質”的變化,說明人性化了的多元文化與自然文化在表象上有著“人文”特征的差異。因此,確立“性相特征”的標準,實際是在一種多元文化交織中被提取且重新整合的“新人性化”表相,即個人智能與價值取向的內在精神特性。
在實踐超越自我的過程中,體驗著藝術的真諦,浸透在美化了的精神實體之中,看起來仿佛是“藝術品”而純屬于唯心主義的產品,但實際是由社會滋潤著藝術家個體精神的成長,因而它仍是客觀的(客觀精神及其產品)。因此內化了的“性相”特征,仍屬于社會精神的外延。
二、性相特征與藝術語言的關系
繪畫與設計同作為精神“性相”的客觀實體,作為與藝術相“匹配”①的繪畫與設計“語言”組構方式來構建,其首要問題,即是對繪畫與設計語言中(點、線、面、色彩、明、暗、形態、方法、質材、技法等諸要素)的選擇與界定,從而構建其形式上新產生的“性相特征”。出于不同的人文特點(或不同性別),對其周圍事物的認知方式、價值取向,則大不相同,其表現在對同一客觀現象的描述上,各自則存在有表達方式上的認知差異,一如演譯與歸納、摸似與表現、比喻與象征。這些現象,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界定某一現象之前的觀念界入。由于各自所注入的文化內涵不同,認識方式各異,因而在所表現的精神價值取向上、定性上各不相同。因此,在選擇與界定語匯形式上,譬如:對點、線、面某一形式的界定(定形、定色、定調)上,乃至方法與構圖等,則各不相同。
查看更多相關論文:藝術理論學論文藝術類論文目前,就繪畫與設計界的傳統語言的形式(單指點、線、面)而言,則有幾何學的界定、心理學的界定、過程主義(即無果)的界定、錯視學的界定等等??傊凰囆g對象的客觀實體可作多元的界定;認識與應用在藝術表現中各有各的定向。色彩也同樣如此,中國水墨畫為了求得去欲呈慧、清心雅致的審美標準,從而簡略了光效應中的所有色彩,而在水墨中尋求干、濕、濃、淡、焦,即所謂的“五色”。對色彩而言,“水墨”(黑白二分,陰陽互現)就是中國水墨畫的色彩語言,這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觀念所界定的,從而導致了中國“水墨”畫派。在中國道家文化中,“太極”則是“知黑守白”,表陰、陽兩極,并認為此兩極的和諧運行,有如宇宙本體的守恒定律一樣,這不能不說“水墨畫”的呈現,意味著文人墨客再現了“宇宙本體”的審美特性與真實的道家文化觀。而西洋畫的形、光、色、質等。由于以相對客觀呈現的認知方式為基準,對自然表象作客觀解析與表現,從而獲得有如照片似的審美效應??梢?,如若繪畫與設計乃致各種藝術門類,其本質是從人性特征的某點出發。
據分類學原理,知識分為“純粹知識”與“應用知識”兩類,如若我們所學知識大多屬于“純粹知識”的話,那么“應用知識”的提升則成了自我認識能力的問題,立意與能力指向與觀念是藝術的關鍵所在。只有將上述兩類知識有機地結合、定性后,“純粹知識與應用知識”方能顯示出能力與觀念的統一。一如對點、線、面、形態的有效界定,對明暗、色性、質地的有效配搭,對透視法、構成法(大小與方向,位置與空間,節奏與均衡,對立與統一,分解與整合、方法與技巧)等諸法則應用。這一系列的所謂“純粹知識”,我們怎樣去表現觀念中的主題,就成了我們對純粹知識的理解方能到達便通的應用。從而既不舍棄“純粹知識”,而又合理便通地使用這些有效的藝術語言,來解決“觀念”這一問題。否則,就會受到所學“純粹知識”的制約,從而導致機械地拼湊與堆積,“純粹知識”就會障礙自我認識能力,失去自我構建觀念的主動權,在這種被動的情形下產生不了藝術的感染力,找不到個性化的藝術語言。所以,“語言”選擇重在觀念、重在塑“意”,即重在“性相特征”的構造與把握。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選擇重在“合適”。所謂“合適”,就是選擇與既然定的性相特征相關的,能最忠實地表達某種藝術觀念的藝術語言。比如旨在咫尺間創造無限天地的中國山水畫,正是因為他有“內化”的認識能力,并能動地運用相匹配的構圖散點透視等法則,因而能突破有限,“黑”是實體,“白”是空間,創造無限。否則,沒有預先“貼切”的觀念界定,或不明確意境,簡單的“合適”、“貼切”、“匹配”的藝術選擇就難以進行,因為任何選擇都,要能夠經得(諸如形、色等要素整合,再現“性相特征”)起“觀念”的檢驗。
(一)文化本土化、道路民族化
1.立足本土文化
古語云“只有本土的才是世界的”,因為以小觀大,世界文明是由各具特色的本土文明組成的;但還應該懂得“只有世界的才是本土的”,因為以大觀小,沒有跨文明的全球意識,就不能篩選、優化、提升本土文明。所以當今的本土文明應該是“全球背景的新‘再本土’”。[1]藝術本土化要建立在了解世界的跨文化的全球意識之上結合積累在個體身上的文化心理和審美心理創造出來。
筆墨當隨時代,中國水彩當從世界的角度來表現中國文化精神。他絕對不是水彩相貌的“中國畫”,而是獨有中國氣派的、開放的、貫通中西當代文化的產物。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古典文化中講變化,在變化中求創造。要把主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主導當代中國的現實價值觀和理想有機結合起來。
2.體現民族性特征
民族性在《辭海》中是這樣解釋的:“民族性,指作家,藝術家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本民族的獨特的藝術思維方式、藝術形式、藝術手法來反映現實生活,表現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使文化作品具有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
中國當代水彩畫只有具備了民族性,才能從世界性范圍內的水彩行列中獲得一席地位。水彩畫無論走到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要強調民族文化的發揚、發揮語言特色的。水彩的魅力在于它既有象油畫一樣的色彩表現力又具備中國水墨畫的自然韻味。這是任何畫種都無法取代的。
(二)語言創新化、風格多樣化
風格越是獨特,藝術觀點也就越是顯得明確。水彩畫的語言包含了情感的交融、松動的用筆、把主觀的意念融入到客觀的思想中。各種不同薄厚的水彩紙所產生的變幻的效果有所不同,帶有創新性的水彩作品使水彩畫語言帶來生動美,節奏美文學藝術論文,流動美。畫面中諸多因素都要綜合起來應用,有造型、氣韻、力度和情感等。應去嘗試新的材料、符號語匯,充分關注色彩、材質、造型自身的表現性和直觀性。梵高就是利用他的藝術天賦,運用輕快的色彩語言,抒發著靈魂最深處的傷痛感情,由此引起共鳴震撼人心。他自己曾經表明“‘畫畫不是畫物體的原狀……而是根據畫家對事物的感受來畫論文提綱格式。’又說:‘是的’,‘不真實’但比死板的事實更加真實。”
(三)觀念更新化、題材變革化
重復自己不經意,否定自己不容易。觀念更新化的水彩絕不是中國畫式的水彩,是構成,是取舍,是繪畫的型與型的關系。要畫出別人所沒有見過和超越大眾的普通視覺和手法。觀念更新化的水彩是表現基本的顯著的特征,比實物所表現的更完全更清楚。[2]中國當代水彩破繭而出需要觀念的變化來進行推動?,F代藝術是革新美學,當代藝術是革新思想觀念。只有各式不同形態的風格能體現不同的思想觀念帶來的不同社會反映。水彩的題材選擇十分廣泛,最至關重要的乃是功力和眼力不夠。像王肇民老先生說過:“我認為創作有三個起碼的標準:(1)在內容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2)在形式上有時代氣息和自己的風格;(3)畫得比現實更高、更美、更有社會意義。[3]
(四)理論體系化、思維時代化
1.理論體系化
當任何一種藝術門類的實踐從自然地狀態逐漸走向自覺的狀態時,就到了立論的時候了,這就必須要有相應支持的理論作為支撐,歷史上很多文藝高峰期總是有正確先進的理論為之做奠基。
“宗白華看來,作為審美對象的‘美’,其所具有的客觀存在特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主觀動機或目的為轉移的;審美活動的主體絕不可能僅只在自己心里去尋找這個‘美’的對象‘事實’,因為‘如果沒有客觀存在著美,人們做夢也不想研究美學,國家也不能提倡美育,設立美術館。”,[4]藝術家所持有的美的感受和美的取向不單來自于本身主觀意識,也來自于理論的支撐和導航,當代水彩畫之所以沒有一個完善的體系,停滯不前,理論體系不夠健全是重要原因。
2.思維時代化
一位具有時代思維的藝術家,除了要有深刻而真實的個性體驗以及獨特的藝術語言外,也必定能通過某種過人的藝術敏感捕捉到個人與時代,傳統與變化,主體語言和個性表達之間的深刻而微妙的關系。杜威認為“思維,作為人類特有的一種認識世界與反映世界的能力,它是人類在長期勞動實踐中獲得的。從藝術形成學角度來看文學藝術論文,勞動既創造了人類,也創造了藝術。”[5]
結論
小境界只能娛人耳目,大境界能夠震撼心靈。雖然中國水彩畫起步較晚,但是中國獨有的得天獨厚的民族文化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靈感和空間。需要我們去粗取精,西畫中用,站在時代語境下,發揮我們長處和創造潛能,創造出符合時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多元化的藝術佳作。
[1] 翟墨著,《融創時代·當代藝術手記》,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第1頁。
[2]《藝術的歷程》貢布里希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7頁[3]王肇民著,《畫語拾零》,湖南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第6頁
[4] 葛路、克地《中國藝術神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8
美術教育處于藝術和教育的交緣領域,既有藝術屬性,又有科學的內涵。既是一門課程,又是一門學科,所以作為現代美術教師,在搞好教育教學的前提下,必須具備拓展科研的能力。
美術教師要體現科研能力,形式是多樣的,可以從藝術創作和科研論文撰寫上體現,也可以是藝術實踐,或體現在所教學生的藝術成就上。
一、拓展科研能力
在現代教育的運轉機制中,教學和科研是兩項密不可分的基本任務。在教學活動中,美術教師的科研范疇主要有繪畫藝術、論文撰寫和美術教育等領域。
①繪畫藝術:繪畫作品的創作過程是作者的一種活躍的、豐富的、深刻的內心活動,它伴隨著強烈的情感情緒,是作者對于生活的感受、觀察和思考。而最后產生的繪畫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質材料和藝術媒介,運用藝術技巧和藝術手法,將自己的藝術構思物態化。美術教師經常進行這樣的藝術活動,這樣可以真正體現他的專業水平,而我們應提倡美術教師結合自己的藝術實踐進行科研。將自己對藝術創作,或藝術實踐中的感性體驗和藝術創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層面上進行思考,從而挖掘出有藝術價值的新論點、新課題。構建起從感性體驗到理性分析,從形象思維到邏輯思維的完整思維運轉網絡。
②科研論文:當今社會對美術教育的發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術教學一樣,科研也是教師個人的主體行為。要充分發揮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創見,論文是一種主要表達方式,所以美術教師應倡導提高論文撰寫水平,運用論文這種理論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討某一美術創作或美術教育方面的新問題。
當然,科研論文的創新是以繼承為前提的,離不開人類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過程。因此,美術教師要撰寫出高水平的科研論文,需要博覽美術乃至整個文化教育方面的學術信息。要善于學習和借鑒他人的成果,也包括國內外各學科方面的成果。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就是如此,他喜愛音樂,精通文學,除了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外,還經常拉小提琴和彈鋼琴,他特別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和貝多芬的音樂作品,愛因斯坦本人曾講過,在科學領域和藝術領域里對真、善、美的不斷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對藝術的愛好,豐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創造力。
由此可見,端正科研態度,全面提高藝術、文化和科研等方面的綜合素質,是當前美術教師值得倡導的觀念和學風。
二、構建先進的教學理念
教師不僅是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授者,也是塑造新一代的靈魂工程師,教師隨時隨地都以自身的“身教”和“言傳”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現代美術教師必需努力學習、鉆研,不斷探索和積累,構建先進的教學理念。首先,作為美術教師要有總的整體的藝術觀念,掌握正確的繪畫技法,形成正確的藝術觀念,盡可能多地了解各種風格的作品。其次,要有良好的視覺感官,美術教學是通過視覺來進行的,教師評判學生的作業也是靠視覺感官去把關的,美術教師借助敏銳和有經驗的視覺去準確指導學生創作中的構思構圖、色感色調、表達方式、材料表現及技能技巧等,及時對學生的作品創作作出調整指導。運用有效的訓練手段解決學生可能遇到的眾多難題,更重要的是美術教師必須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礎修養和相關的科學知識,能使科研與美術教學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從人類文化史來看,藝術與科學之間早有聯系,早在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諧”的思想,畢達哥拉斯學派把教與和諧的原則當作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根源,提出了“黃金分割”的理論,并將這些原則運用到建筑、雕刻、繪畫、音樂等各門藝術中去??茖W與藝術之間的這種密切關系,自古希臘開始以來,在文藝復興時期達到了高峰。例如,達•芬奇既是藝術家,又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在解剖學、植物學、光學、力學、工程機械等科學領域都有巨大成就。達•芬奇把幾何學、透視學的原理運用到繪畫藝術中。這些例子充分表明,現代美術教師,除了將自然科學的成果直接運用到藝術教學領域之外,更重要的是用科學的思維方法來促進藝術文化改變先進的教學理念,推動藝術教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