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30 10:35:36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律師法律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關于相互獨立
法官是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的人員，其在行使審判權過程中必須保持獨立，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壓力和干預。《法官法》第8條規定：法官享有的權利之一是“依法審判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預”，其中“個人的干涉”不僅包括黨政干部、上級領導等人士的干涉，也包括律師及其他個人的干涉。問題在于，律師作為“在野的法曹”，如果能夠干預操有審判大權的法官呢？律師如何能夠影響到法官的獨立呢？對此需要就獨立性問題作全面的理解。實際上“司法獨立”一詞，不僅是指司法不應受到來自行政、社會團體等的干預，而且還應當指司法人員對自我獨立。所謂獨立于自我，是指司法人員在行使審判權時，要除去自我，不受名利、金錢等的誘惑，要去處貪欲、去處惡念、去處私心，不懼權勢，心存正義，公正裁判。總之，要以無私無畏之心進行裁判。可見，獨立性也涉及到法官的倫理道德精神問題。就法官和律師的關系而言，應為一種正當的工作交往關系，而絕不應當形成親密無間關系，甚至發展到金錢交往等不道德甚至非法的關系，否則，法官的獨立審判和裁判的公正便不復存在。
我認為，目前影響法官的獨立審判和公正的因素之一，是某些律師和法官違反職業道德，形成金錢交往關系。一方面，一些律師職業道德低下，在訴訟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提供證據和適用法律的建議，而是為打贏官司，想方設法打通法院門路，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因請法官吃喝玩樂而出現了所謂“律師”，有的律師整天琢磨同法官拉關系、搞公關[5]，有的律師充當腐敗源，利用支付介紹費、咨詢費、案源費、回扣、提成手段腐蝕司法人員，干擾法官的依法辦案，在敗壞社會風氣方面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6].許多律師正面臨一種實在令人痛心的道德危機。另一方面，一些法官違反職業道德，甘愿自我貶低法官的崇高形象，而經常與律師吃吃喝喝，晚上在娛樂場所消磨，有的主動要求律師報銷費用，或向律師介紹案件從而收取費用，或向律師透露合儀庭、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的內容，利用職權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此種狀況以引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7].現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打官司不如打關系”的說法，律師的作用是攻法院之關，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受到極大的損害。而律師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地位也受短到損害[8].許多人甚至對律師職業的必要性提出懷疑。
我認為，充當“腐敗源”的律師畢竟是極少數人，對這些害群之馬的厭惡，不應影響到對整個律師制度的重要價值的評價和認識。我們需要對整個司法界進行制度和職業道德建設、整頓風紀，對腐敗份子一定要清理出司法隊伍，同時對律師要強化職業道德教育和隊伍素質建設，對一些素質很差的，甘愿充當“腐敗源”的律師也應當清除，絕不能姑息。否則，中國律師的發展將會迷失方向，這無疑對中國法治建設是一個極大的損失。在此基礎上，我們要正確理順法官和律師的關系，法官和律師應當相互獨立、正常交往。我們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職業道德，確保二者之間的獨立性和正當的交往關系。一方面，法官在審判活動中，遵循職業道德、始終保持獨立和公正地位。法官與律師保持獨立，不應受到各種金錢或物質的引誘，法官不得私自會見律師，向當事人指定或介紹律師，或在律師事務所擔任顧問甚至兼職，造成角色混淆。法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師請吃和饋贈錢物，不得以任何名義向律師及律師事務所報銷各種費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師提供娛樂場所進行娛樂等等，這些都應成為法官的基本職業道德。法官更不得與一方的律師沆瀣一氣、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師也應要遵守職業道德、保持職業上的獨立性，努力維護其良好的形象和聲譽。在從事其職業活動時，要獨立與法官，不受司法機關和其他機關的干涉。同時也要與其委托人保持獨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辦案件中，不得與法官建立不正當聯系。根據我國律師法第35條，律師在職業活動中不得違反規定會見法官，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員請客送禮或者行賄，或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律師道德規范》第18條規定：“律師不得以影響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為目的，與本案審判人員、檢查人員、仲裁人員在非辦公場所接觸，不得向上述人員饋贈錢物，也不得以許諾、回報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與承辦案件的執法人員進行交易。”律師也不得邀請法官參與娛樂場所的娛樂活動或聘請法官作顧問等等，違反這些規定者，應當受到查處。律師在開拓業務的過程中，也不應當向當事人炫耀和吹噓其與法官的關系，甚至吹噓其與法官的親屬之間的關系，這樣做都使律師喪失了職業方面的獨立人格。只有保持相互的獨立性，才能使司法保持純潔性和公正性。
二、關于相互尊重
法官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對有關糾紛進行裁判，各類糾紛必須依法官的裁決才能最后解決。因而法官的裁判活動和裁判結果應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應受到律師的尊重，如果作為法律工作者的律師不能尊重司法的權威性和尊嚴，則很難使當事人和一般民眾產生對司法的敬重和信賴。所以許多國家的法律都要求律師要嚴守法庭紀律，不得損害審判機關的威信和名譽，甚至要求律師在從事職業宣誓時要宣誓尊重法院。律師在庭審中必須尊重法官，因為對法官的尊重不是對某個人的尊重，而是對國家法律的執行者的尊重、對國家司法權的尊重。如《意大利訴訟法典》第89條規定：“在向法庭出示的文件或對法庭所作的陳述中，訴訟當事人和他們的律師不得使用無禮或無根據的言詞”。我國《律師道德規范》第21條也規定：“律師應當遵守法庭、仲裁庭紀律，尊重法官和仲裁員，應當遵守出庭時間，提交法律文書期限及其他與履行職業有關的程序規定。”《律師法》第35條也嚴格禁止律師擾亂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擾訴訟、仲裁活動的正常進行。在庭審活動中，也必須向法官忠實作出陳述，不得隱瞞重要事實，提供虛假證據。這些都是基本的職業道德要求。從實踐來看，律師不尊重法官甚至藐視法官的現象并不多見，除了極個別曾經在法院工作過的法官轉任律師職業的人，可能對法官“擺老資格，對法院審判工作強行干涉[9]”，或極個別素質很差的律師對法官出言不遜，甚至污罵法官的情況以外，一般的律師對法官是十分尊重的，甚至出現某些律師因懼怕得罪法官而在法官面前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的現象。道理很簡單：如果律師不尊重法官，不僅會直接影響律師直接承辦的案件的結果，而且會影響律師的生計，因此從中國現實情況來看，律師對法官的尊重不應成為問題。
在律師和法官的相互尊重方面，目前的主要問題是法官對律師不尊重。此種不尊重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律師意見的不尊重，甚至無視律師的作用。尤其是受原有的超職權的審判方式的影響，法官過多地行使職權，使律師很難發揮作用。許多法官對律師采取一種“你辯你的、我判我的”，辯歸辯、判歸判，對律師提供的證據和意見，根本不做認真地分析、評價和聽取。二是某些法官對律師的人格不尊重，表現在接待律師時傲慢無禮，在法庭上對律師失言努責，或尖刻嘰評，使律師無地自容，某些法官出庭遲到，更改開庭時間不通知律師和當事人。三是某些法官違反規定，拒絕律師要求閱卷等方面的正當權利，甚至出現在法庭上因律師直言而被轟出法庭的現象。這些行為雖發生在極少數的法官身上，也會造成不良影響。
從律師和法官在法律職業上的相同性及淵源上相同性方面來看，二者之間不應存在上述隔閡。一些學者分析，法官對律師不尊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法官同律師之間在學識、經歷、淵源上的不同導致了他們之間的情感的差異。法官和律師來自于不同的渠道，許多法官未受過專門的法律訓練，這樣“因兩類人員沒有相同的生活經歷和工作背景，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因而奠定了兩種職業階層互不認同的心理狀態上法官總是比律師更為優越[10]”。此種看法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認為許多法官不能認同律師職業，也不十分確切。一方面，法官的專業素質雖然從總體上不如律師，但許多法官具有不少司法實踐經驗，且法院系統也十分重視業務培訓，經過多年的實踐培訓，許多人已逐漸掌握了必備法律專業知識。律師和法官不存在專業知識上不能溝通的問題。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員轉任為律師，或因為許多政法院校和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進入法院，職業上的溝通和所謂“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是存在的，我認為，關鍵的問題在于，不少法官存在著一種不恰當的認識，即認為法官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因此法官是“官”，而律師只是當事人的辯護人或人，是民間人士。官與民之間本不應當有對等。法官是訴訟中的指揮者和裁判者，律師毫無疑問應聽從法官的支配和指揮。在中國這個具有悠久的封建人身依附和官本位的國家，產生上述觀點是不奇怪的。但這種觀點的支配導致了某些法官不能準確理解自身的角色，并在工作上常常對律師不夠尊重。實際上，法官雖為審判人員，但只是中立的第三者，與當事人及其律師之間根本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關系，裁判者是根本不能成為支配者的。至于法官和律師，同為司法工作者，談不上所謂“官”與民的區分。如果存在這種看法，顯然是不妥當的。
律師和法官都是維護國家法治這架馬車的“兩個車輪”，彼此之間應當互相尊重。徐顯明指出：“一般來說，一個社會對法官、檢查官的尊重程度表明法治的程度。相同的道理，法官、檢查官對律師的尊重程度，則表明了這個社會的公正程度。法官如果不尊重律師，法官也不會受到社會的尊重，而法官的受尊重和律師的受尊重，都緣于他們對公正的職業追求[11]”。法官應當充分意識律師職業在法治社會中的極端重要性，充分尊重律師，認真聽取律師的辯護和意見，認真分析律師所提供的各種證據和材料，仔細參考律師提出的法律適用意見。同時對律師的享有的正當權利和人格尊嚴給予充分尊重。對律師應當態度和藹、禮遇，這些都是一個高素質的法官所具有的品德。當然，律師要獲得他人的尊重，首先應當遵守職業道德和紀律，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
三、關于相互合作
所謂相互合作，是指法官和律師在保障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實現裁判的公正方面，應當密切切合作，積極協作。我們已經探討了律師在保障裁判公正和司法正義中的作用，由此表明法官的審判活動絕對需要律師的配合。法官的思考方式應是“兼聽則明”，其作出的大多數裁決應是在對薄公堂、兩造辯論的基礎上作出的，律師的意見毫無疑問對法官的正確裁判有著極大的幫助，但實現此種配合，首先需要在制度上要充分發揮律師的作用。在原有的超職權式的庭審方式中，律師的作用受到嚴重的壓抑，而隨著我國庭審方式的改革，尤其是新的刑事訴訟法引入了對抗制的庭審方式，而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也強調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處分自由和調解自愿，這些都為律師充分發揮其在法律知識方面的聰明才智提供了舞臺。律師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案件的研究、提供證據、提出法律適用的建議以及自身的法律知識的培養方面，而絕不應當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謂與法官拉關系，搞攻關上。從制度上發揮律師對司法裁判的配合作用，還應當在許多方面作出完善。例如，應當從制度上要求法官在判決書詳寫理由、回答律師提出的意見、對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護意見應當在卷宗中詳細記載等。只有從程序上不斷完善，才可以充分發揮律師的作用。
律師在發揮配合作用的同時，應當隨時以追求法律的實現和正義為目標，而不能為了追求金錢而屈從于委托人、被告人的非法的要求。律師與當事人之間也應保持適當的距離。不能與當事人之間完全成為金錢的雇傭關系，成為當事人不當要求的傳聲筒，律師不得故意曲解法律、無理攪三分、甚至縱容當事人作偽證，混同“訟棍”之列。如果律師不能追求法律的實現和正義，則律師根本不能發揮其應有的配合公正裁判的作用。同時也敗壞了律師的形象。當然，我們強調律師與法官之間的相互配合，絕不是說兩者意見應完全同一。法官只能聽取律師的意見，而不能唯律師意見是從。同時法官也不能強求律師與其意見一致。個別地方的法官無視律師的訴訟地位，片面強調律師應與審判、公正機關的配合，要求律師的辯護意見必須保持在或判決的范圍內，這是極不妥當的。這不僅未能發揮配合的效果，反而有害于司法的公正。
我國審判方式方興未艾，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力度加強以及其他司法改革措施的實施，律師在審判中的作用將更為突出，其在配合法官公正裁判方面的作用也會更為顯著。
四、關于相互監督
如前所述，律師制度設立的作用之一在于對法官行使審判權實行某種制衡，盡管由于法官握有審判權，而律師作為當事人的辯護人或人，其制衡作用難以有效的發揮，但這樣的制衡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從制度上促使法官在裁判過程中充分尊重律師的意見，另一方面，在監督法官正當行使裁判權、確保司法廉法和公正方面，應當充分發揮律師協會的作用。以美國為例，美國律師協會（ABA）為規范法官的司法行為，專門為法官制訂了《司法行為守則》，該守則成為法官的職業道德規范，法官違反職業道德規范，律師協會可向有關紀律懲戒機構檢舉或指控。而法官的選舉、任命、留任等，都要聽取律師協會的意見。因為外界一般并不深知法官的情況，而律師協會對此極為了解，因此律師協會的意見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在我國，目前各級律師協會在對律師的組織和管理方面尚未發揮出積極的作用，更談不上對法官的司法行為進行監督了。但是從長遠來看，發揮律師協會在監督司法行為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必要的。
關于法官對律師職業活動的監督，目前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視。不少人認為，目前律師的地位與法官相比相差很大，如果使法官享有監督律師的權力，則更會加劇兩者的地位差距。我認為，按照權力相互制衡的原理，法官對律師的制衡是以律師自身或通過律師協會可以對法官進行制衡為前提的。由于法官與律師之間不存在著任何支配關系和隸屬關系，因此不存在單方面的權力制約問題，因此既然律師可以或通過律師協會制約法官，法官當然享有對律師的活動進行制約的權力。而建立這樣一種相互制衡的機制，正是廉法司法、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
法官對律師的監督，主要應體現在對律師是否遵守法定的訴訟程序，以及是否遵守職業道德方面的監督。遵守法定的訴訟程序是律師應盡的基本義務。律師如果違反職業道德，如亂收費、收費后不提供必要的服務、向法官行賄或要求當事人向法官行賄、提供虛假證據、藐視法庭等，法官是最為了解的，因此，對違反職業道德行為的律師，法官應當主動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門和律師協會檢舉，一旦查證屬實，應當給予紀律處分，情節嚴重的，應吊銷執照[12].我們認為法官對違反職業道德的律師應有權向有關機構提出處理意見，但在這方面，不應當向英美國家那樣賦予法院直接懲戒律師的權力[13]，因為中國的法官與律師之間的關系與英美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使法院享有懲戒律師的權力，將會嚴重妨礙法官和律師之間的權力平衡，影響律師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一些地方的法院與當地司法行政部門共同制訂法官與律師廉潔執法、職業的具體準則，并規定了檢查監督制度[14]，毫無疑問，這是互相監督的具體的重要步驟，但關鍵問題，如果保證這是行為準則能夠得到有效的遵守，律師和法官能夠真正在文明執法、公正執法和廉潔勤政方面相互進行有效的監督。
[注釋]
[1]法官法第2條。
[2]律師法第2條。
[3]丁燮富：“正確處理法官和律師的關系”載《律師與法制》97，8.
[4]參見張思之：《律師，公正與調解》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頁。
[5]參見杜鋼健：《中國律師的當代命運》第136頁，第145頁。改革，1997年。
[6]參見杜鋼健：《中國律師的當代命運》第136頁，第145頁。改革，1997年。
[7]蔡定劍“走向法治，敢問路在何方”第402頁。載劉海年主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402頁，中國法治出版社，1996年版。
[8]丁燮富：“正確處理法官與律師的關系”
[9]參見杜鋼健、李軒：《中國律師的當代命運》第134、261頁。
[10]杜鋼健、李軒：《中國律師的當代命運》第194頁。
[11]徐顯明：“試論法治構成要件”載劉海年第233頁。
高校的教學任務較重，所以除了法律專業的學生，大部分同學接觸到的普法活動還是比較少的，基本上都是靠一門《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來對學生進行法律教育，但是這門課程在許多高校都是公共課，對學生的要求不高，所以，很多同學就不重視這門課的學習，也就沒有了主動學習法律的積極性，甚至很多同學只是為了考試而對書上的內容死記硬背，這樣的學習，會讓學生產生法律學習是很枯燥的錯誤想法。
（二）法律意識淡薄
法律意識和法律素養一樣重要，一個好的法律意識能使一個人積極守法。而現在許多的大學生法律意識都十分淡薄，經常分不清道德準則和法律的界限，對一些違法事情卻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分析，對一些需要公平公正處理的事情會帶有私人感情，這些都是學生對法律的認識不夠，法律意識淡薄的表現。
（三）不懂得利用法律維權
其實對一個人的法律教育是一個漫長的、困難的過程，而在高等教育階段，想要培養出一個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同樣優秀的人才更是難上加難。就像前文所說，一門思修公共課就作為整個大學階段的法律教育是不夠的，如果都以應付考試的態度來對待這門課，那么這門課的存在沒有任何意義。也就是說，一旦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害，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應該通過法律手段來維權，不會把學到的法律知識運用于實踐，這樣的教育是失敗的。
（四）法律意識淡薄
甚至可能導致犯罪很多學生法律意識淡薄到分不清犯罪和不道德行為的區別，這導致了近年來大學生的犯罪率越來越高。對大學生犯罪的研究表明，原因各種各樣，可能是因為貧富差距，可能因為日常小事的矛盾、感情破裂、極端主義、報復心理，等等，但這些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由于學生的法律意識淡薄，對法律的嚴肅和不可侵犯性認識不夠，連一些行為能不能做都不清楚。
二、對高校的法律教育進行改革
從而培養出學生優秀的法律意識對高校的法律教育進行改革是培養學生法律意識的一個主要途徑，改革主要是針對法律教學方面，首先是對思修這門課的重要程度進行大幅提升，對教學內容也要進行改革，不再以枯燥的法律條文作為上課的主要內容，而是把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當成主要教學目標，對一些死的法律條文，可以當做課外讀物。這樣的改革會使得課程更加精煉，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
（一）學校應營造良好的法律教學氛圍
高校應和國家保持步調一致，每個學校都應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去要求學生遵守，如果學生違反了相關制度，就應該根據規章做出適當的處罰，不能因人而異而讓學生產生法律可以講人情這一錯覺。當然，這些法律法規一定是科學合理的，這樣就能在校園里營造出一種良好的法律氛圍，讓學生感受到法律就在身邊，慢慢提高法律意識，對學生日后走上社會起到巨大作用。
（二）加大法律的宣傳工作的力度
法律的宣傳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定期進行法律知識講座，在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違法情景演練等，這些能把枯燥的上課內容形象生動地表現在學生的面前，使學生對其有了更深的理解。
試點發現，從被告人角度，選擇免費辯護的愿意較高。在這種態度的支配下，接受了免費辯護停息告知的被告人中，選擇免費辯護的比例較大，由此使D縣法院在試點后辯護率顯著提升。受各種因素限制，①協調組沒能將免費辯護信息告知試點期間到法院的所有被告人。在150名被告人中，除14人屬于指定辯護的情形，有68人接受了告知，其中，有35人選擇免費辯護，其他33人中選擇委托律師辯護的20人，選擇自我辯護的13人。隨著訴訟的進行，接受告知的被告人中，有一名先期準備委托辯護的被告人最終放棄了律師辯護，轉而進行自我辯護。故68人中的實際辯護構成為:35名免費辯護，19名委托辯護，14名自我辯護。如果考慮指定辯護也是影響辯護率的重要因素，那么，當免費辯護的權利告知程序實施之后，辯護率狀況為免費辯護為42%，委托辯護24%，指定辯護17%，自我辯護17%。這與試點前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在2007～2008年，D縣法院審理的686名被告人中，自我辯護率高達77%，而律師辯護率僅為22%，公民辯護1%。兩相比較，試點期間樣本案件的律師辯護率上升了約60%。顯然，影響辯護率變化的根本因素是增加了試點期間的免費辯護這一變量。辯護率發生顯著變化的內在原因是什么?顯然，對于選擇免費辯護的被告人來說，“有辯護必要”是其選擇律師辯護的根本原因，但在此之前他們的家人并沒有為其委托律師。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家人認為沒有必要聘請律師?考察發現，實際的情況并非如此。大部分被告人的家人都認為有請律師辯護的必要，而之所以沒有委托律師主要原因為經濟困難或者不了解聘請律師的渠道。對于“作為親屬，你認為給被告人請律師是否是必要的?”一問，17名受訪者中，認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共有15人，占絕大多數，沒有必要的2人，說不清楚的沒有。而對于“如果你認為給被告人請律師是必要的，為什么沒有自己花錢請律師?”的追問，如表3所示，分別有接近一半的親屬選擇“請不起律師”和“不知道怎樣請律師”。盡管如此，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認為律師辯護是一種“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選擇委托辯護和自我辯護，而放棄幾乎沒有任何成本的免費辯護。這與課題組在試點之前的預設大為不同。②何以如此?進一步的調查發現:一方面，對于委托律師辯護的情形來說，委托辯護律師已經確定、免費律師辯護信息告知太晚是主要原因。對19名選擇委托辯護的被告人，課題組當場進行了問卷調查，問題為“為什么委托收費律師進行辯護，而不選擇其他(免費辯護、自我辯護)的理由?”其中13人接受了調查，另6人拒絕回答，根據回答情況統計為表4。如表3所示，13名被告人之所以委托律師辯護而放棄免費辯護，家人已花錢請律師為主要的客觀原因(11人)，而極少有被告人(2人)從辯護效果預期的主觀角度進行解釋。這意味著，是否委托律師其實并非取決于被告人的意愿，而是取決于家屬的安排。這是因為，所有這些被告人都被先行羈押，雖然他們失去了尋找律師、委托律師的能力，但其親屬可為其代行使權利。另一方面，就選擇自我辯護的情形而言，被告人認為事實清楚、案情較輕而無辯護必要則是其關鍵性影響因素。如表5所示，對于“如果你選擇自己辯護，不請人辯護，理由是什么?”14名選擇自我辯護的被告人中，共有10人認為“自己的案情很清楚，沒有必要請律師”(6人)或“自己案情不嚴重，沒有必要請律師”(4人)，占約70%;其次是“請不請律師效果差不多”(3人);認為“案情不嚴重，自己辯護效果更好”的只有1人。
試點發現之二:辯護效果平穩
就辯護效果而言，無論是客觀性評估還是主觀性評價，試點案件中的援助辯護都有一定效果，但相比對照組案件并無突出之處。具體表現在，一方面，辯護意見采納率較高，另一方面，從司法人員角度，援助辯護與委托辯護效果大體相當。總體上，援助辯護效果可以稱之平穩。
(一)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
辯護意見采納情況直接反映了律師辯護效果，而無論被告人最終是否被認定有罪，以及量刑幅度如何。考察發現，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的辯護意見采納情況大致相當，前者案均采納4．9件，后者為6．1件，其數量差異主要由辯護意見提出頻率所致，而采納率則基本相當。如圖1所示，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辯護意見的案均采納率均不低，且相當接近，這尤其是在法定從寬和酌定從寬情節方面。相對而言，“指控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基本事實成立，但不構成犯罪”及“基本事實成立，但構成輕罪”的辯護意見提出頻率本來很小，其采納情況受案情影響較大，因此，雖然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有一定差異，但不具有顯著性。
(二)案件裁判結果
裁判結果表現為兩方面:其一為是否作出定罪處理，其二為定罪后的量刑情況。就前一方面，在所有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中，雖沒有無罪判決，但存在撤訴這種實質的無罪處理結果。其中，試點案件有一件1人被撤案，而對照組案件則有兩件5人。考慮到對照組案件與試點案件數量之比，上述撤案情形之比較并沒有顯著的差異性。具體分析這三起案件，可以發現，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中律師作用都較為明顯。撤案處理的試點案件為一起共同盜竊案件，書指控(最終被撤訴的)被告人的作用是負責望風。該被告人不承認指控，而律師也對控方證據的真實性提出異議，并在辯論階段提出“控方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辯護意見。雙方辯論激烈，第一次庭審時間達180分鐘，第二次開庭后公訴方即以“證據變化”變由撤回。與之相比，撤訴的對照組案件均為自訴案件，且案由都是故意傷害。這兩起案件(A、B)中，只有B案4名被告人中有1名聘請了律師。分析撤訴原因，A案主要是因為證據不足、法官調解，被告人也缺乏律師辯護，未有辯護功能的體現，故庭審時間只有30分鐘。B案略有不同，辯護律師對原告出示的7份主要證據均提出異議，且自己提出4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與原告方形成激烈對抗，庭審時間也多達100分鐘。最終被認定有罪的被告人為試點案件34人、對照組案件110人，對照組案件中，有律師辯護的被告人36人、自我辯護的74人。課題組擬在控制指控嚴重性這一因素之后，比較分析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量刑狀況。為此，課題組選擇了審判程序這一控制條件，即認為分別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況下，指控的嚴重性大致相當。考察發現，在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形下，試點案件的量刑均明顯高于對照組案件，無論是律師辯護案件還是自我辯護案件。如圖2所示，在適用簡易程序的情況下，試點案件適用拘役、緩刑之比共為36%，而對照組的律師辯護案件和自我辯護案件分別為89%和55%。而在適用普通程序的情況下，如圖3所示，試點案件的拘役、緩刑之比累計26%，對照組的律師辯護案件和自我辯護案件則分別為48%和43%。是否律師辯護不力導致試點案件的辯護效果不如未試點的律師辯護案件，甚至是被告人自我辯護的情形?分析發現，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在圖1中，試點案件中關于量刑的辯護意見采納率不弱于對照組案件，按常理，在控制其他變量因素影響之后，案件的裁判結果也應相當。故量刑結果的差異可能出于案件的結構性因素，分析結果印證了這種判斷。具體而言，試點案件中被告人被羈押的比例及其為外地人的比例較大，從而導致其更可能判處較長刑罰或者更可能判處實刑而非緩刑。首先，就強制措施的適用狀況而言，試點案件的所有被告人均被先行羈押，而對照組案件的羈押率相對較低。如表5所示，對照組案件的羈押率只有66%，其中律師辯護案件為72%，自我辯護案件為64%。其次，就被告人的籍貫而言，試點組的被告人為外地人的比例明顯高于對照組的被告人。如表6所示，試點組被告人為外地人的比例為50%，而對照組被告人的同一比例只有35%，其中，有律師辯護的被告人為外地人的比例為33%，自行辯護被告人的同一比例為36%。
(三)主觀評價
從訴訟參與人角度，試點案件辯護效果如何呢?考察結果構成客觀效果評估的一種有效補充。問卷發現，無論是司法人員還是被告人親屬，大多認為試點案件中援助人員的辯護總體有一定效果，其中，司法人員的評價更加積極。如表7所示，9名司法人員中有8人認為“有效果”，而17名被告人親屬中有11人作出同樣選擇。更進一步，在評價援助人員辯護效果的具體表現方面，司法人員和被告人的親屬感知不盡相同。司法人員的評價比較多元和分散，而被告人親屬的認知較為單一。如表8所示，9名司法人員認為援助人員的辯護效果分別表現在“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情節方面”(6人)、“案件的定性處理方面的辯護意見被采納”(5人)、“促進案件的公正審判”(5人)、“案件量刑處理方面的辯護意見被采納”(3人)，而被告人親屬的評價集中在“案件量刑處理方面的辯護意見被采納”(7人)。從司法人員角度，通過與委托辯護的比較能夠更為確切地印證其評價態度。這種比較發現，絕大多數司法人員認為兩類辯護的效果相當。就“與委托辯護相比，你認為授助人員的總體辯護效果如何?”9名司法人員中，認為兩者辯護效果相當的達8人之多，1人說不清楚。逆向的問卷調查也發現，司法人員與被告人親屬認為，援助人員的辯護效果之所以受到限制，主要是因為其所辯護的案件性質所決定，無援助人員的辯護能力、態度、辯護權保障無直接關系。如表10所示，對于“如果你認為援助人員的辯護工作總體上沒有效果或者效果果不好，主要原因是什么?”5名作出選擇的司法人員均選擇“案件事實一般很清楚，不管辯護如何，案件的判決結果都是一樣的”，而4名被告人親屬中有2人作此選擇。
試點發現之三:辯護方式單一
試點中，援助辯護主要傾向于在研究案卷基礎上積極地提出辯護意見，而對庭審發問、質證、舉證則相對消極。盡管如此，在主觀評價方面，受訪人員總體上認為援助人員的工作態度較為積極、辯護能力較強，此外，司法人員還認為援助人員發揮作用的空間主要在庭前和法庭之上。
(一)客觀辯護方式
1.庭審發問情況。辯護人在庭審中的第一種辯護方式即是向被告人發問，其價值是發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情節，并為此后的質證、舉證和辯護奠定事實基礎。考察發現，無論是試點案件還是對照組案件，辯護人向被告人發問的次數均不多。如表11所示，試點案件中辯護人向每名被告人平均發問只有0．9次，而對照組案件(律師辯護)也不過1．2次。試點案件的35名被告人中，有20名被告人沒有辯護人發問;而對照組的37名被告人中，也有18名被告人沒有辯護人發問。辯護人發問普遍不甚積極的原因，很可能是被告人認罪態度所致。試點案件中，被告人不認罪的只有2人，而對照組案件則只有1人。由于被告人認罪，控、辯雙方對指控罪名和案件事實無爭議，因而辯護人發問至多只需要核實一些量刑情節。
2.質證情況。質證情況反映了辯護人對控方證據的基本態度和意見，它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否定性評價，即否認控方證據的真實性、證明力和可采性;另一種情形是肯定性評價，即從控方證據中發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情節。司法實踐中可見的主要是前一類型，即質證異議，試點中亦不例外。在此基礎上，考察質證異議的頻率和異議內容可反映辯護人對指控事實的對抗性程度。考察發現，無論是試點案件還是對照組案件，律師質證均不甚積極。首先，從質證頻率看，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的質證頻率總體較低，前者略多。如表12所示，試點案件的質證頻率平均為0．29次，而對照組案件(律師辯護)只有0．24次。其次，從異議內容看，試點案件全部集中在證據證明力問題之上，而對照組案件(律師辯護)則相對平均地分布于證據客觀性、證明力及證據資格問題。
3舉證情況。對比研究發現，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舉證頻率總體不高，而有限的舉證基本集中在證明被告人有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量刑證據方面;相對而言，試點案件的舉證頻率明顯低于對照組案件。如表13所示，試點案件的平均舉證頻率為0．23份，而對照組案件相對較高，為0．79份，除了對照組案件中有一起自訴案件的辯護人提出4份無罪證據，其余所有證據均為證明被告人有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量刑證據。需要解釋的是，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之所以出現舉證頻率的顯著差異，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大多數試點案件由研究生辯護。他們雖然已取得律師資格，但尚未領取律師執照，囿于刑訴法規定的取證權限制，未能充分展開調查取證。
4.辯護意見提出情況。考察發現，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辯護人提出辯護意見的頻率相當且均不低，辯護意見內容都傾向于量刑情節的辯護。略有差異的是，對照組的辯護意見在法定量刑情節上的頻率明顯超過試點案件。如表14所示，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辯護意見頻率分別為3．6份和3．65份，從辯護內容看，兩者都主要集中在量刑情節的辯護、尤其是酌定量刑情節的辯護方面，前者為2．63份，后者為2．54份。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差異顯現于法定從寬情節的辯護意見方面，后者約為前者的一倍(0．97:0．51)。這是因為，對照組案件中有13名未成年被告人由指定律師辯護，而“犯罪時未成年”屬于法定從寬情節。辯護方式的綜合作用會體現在庭審效率方面，即，在控制了案情復雜性等因素之后，辯護作用越積極則庭審時間越長。考察發現，適用簡易程序的情況下，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的庭審耗時相當，而在普通程序之中，試點案件的庭審耗時則明顯超過對照組案件。如表15所示，簡易程序中，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的庭審耗時量差之比為1:1．1:1．1，而普通程序則為1:0．84:0．55。
(二)主觀評價
（一）法制教育與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相分離
晉中職業技術學院在大一年級就開設了國家規定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從這門課程上來看，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好像是結合在了一起，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從這門課程的具體內容來看，雖然既包含思想道德修養的內容，也包含法律基礎的內容，但其中的法律基礎內容僅僅是一些法律常識，沒有與道德的要求和學生的實際結合起來。而且，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形式僅為課堂講授，缺乏多樣與生動的形式。這就使得作為道德最低要求的法律不能深入學生心中，影響了法制教育的效果。除此以外，法制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的關系也大抵如此，相互脫離的狀況比較嚴重，例如馬加爵案，當然是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但如果事前加強了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和疏導，案件應該不會發生。
（二）部分學生法律知識缺乏，法律意識淡薄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競爭的日趨激烈，在大眾教育的趨勢下，學生就業問題也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為了更順利地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很多學生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專業課的學習上，投入到了相關證書的取得和培訓上，而對于不能短期見到成效的高校“兩課”來說，同學們往往都抱著“別掛科”的態度來應對，學生學習的目的只是應付考試，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于學習這門課的積極性。而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法律基礎知識也并非完全沒有，但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沒有將法律知識轉化為法律意識，用意識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從而做出正確的抉擇。
（三）法制教育方法簡單，手段單一
隨著我國近些年對法律的重視，通過電視和廣播開展的法制宣傳形式越來越多樣，但高職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吃住都在學校，很少有機會或者說很少自覺收看或收聽法制類節目，使得全社會比較認同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對他們來說收益甚小。當前我院的法制教育，受課時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約，教師往往以某些法律知識的講解和傳授作為重點，例如什么叫法律，社會主義法律的作用有哪些，我國的法律體系包括哪些內容等等，使學生覺得法律離自己很遙遠，看到的、聽到的也都是別人的事情，跟自己沒有什么關系，也不會從他人的角度來思考這類問題，借鑒別人的經驗，吸取別人的教訓。課堂簡單的理論堆積卻沒有更深入的、更貼近學生實際的法律內容的講解，把法制教育簡單地理解為法律知識的教授，忽視了其更加重要的法律意識培養的內容。
（四）教師水平參差不齊
從我國目前的現狀和課程設置的狀況來看，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一般是由思想政治課教師承擔的，我院也是這樣。而思想政治課教師很少受過正規的法律教育，對現行中國的法律體系和社會上的一些法律事件，很難給予正確的法律分析，從而在教學過程中具有一定難度。而我國的綜合類大學當中，有一批水平比較高的專業法律教師隊伍，他們不僅從事多年法律教學工作，而且開展比較深入的專業法律知識研究，絕大多數的法律教師還從事律師工作，具有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們在教給學生更多法律知識的同時，也指導大家對當下社會上的一些現象給予更多的法律思考，做出正確的認識。但現實中這類專業法律教師很少愿意從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教學。這就形成了實踐中的一種矛盾，專業的老師不愿代，非專業的老師又代不好，使學生成為了最終的受影響者。
二、提升法制教育效果的相應對策
（一）建立獨立的法制教育體系
從近些年來高校大學生犯罪案件頻發的現象可以看出，當前的法制教育摻雜在道德教育當中的“觀念教育”并沒有達到讓學生真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目的，雖然我院近些年的校園環境氛圍已經比較友好和諧，但不穩定因素仍然存在，所以筆者認為，學院法制教育要切實發揮作用，需要構建一套獨立的、完整的法制教育體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起到法制教育的作用，為樹立法律意識和社會進步起到積極作用。
（二）重視法律知識，培養法律意識
全社會都應該重視法律知識。對于我院來說，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增強大學生對法律知識的重視，如畢業法律課分數限制，對用人單位來說，也應加強對應聘人員法律基礎知識的考核。除了增長法律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法律意識。在日常學習和工作中，學院可以廣泛利用學院報刊和廣播等媒介，加強法律宣傳，并結合學生實際和社會的熱點問題，開展形式多樣的辯論賽、演講賽、展覽會、報告會等活動，更多地將教育從“進耳”向“進腦”“進心”轉化，從思想層面增強大學生的法制意識。
（三）改革大學生法制教育方法作為學院的教師
應該注重教學方法的改革，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學的方法，也可將課堂教學延伸到校園中、法庭內，選擇較為貼近學生實際的案件，組織學生進行旁聽，引導學生思考身邊的法律問題，分析社會現象。另外，還可以由學生自己選取較為感興趣的話題，在每次課前安排一名學生上講臺與大家分享這個案例，這不僅鍛煉了大家的組織和表達能力，更豐富了知識，在學生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現有保險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還遠未回歸到以市場機制為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公司企業法人自擔風險的本位上。
現有保險法律制度一個重要缺陷是，忽略了市場主體利益最大化的合理預期，規定強制性義務的同時，不重權利的相應保障。保險公司營銷員法律地位的懸而未決和尚存的保險資金投資渠道法律限制就很典型。
其次，法律制度設計單純考慮了法律的強制性因素，對與其它學科的交叉研究和吸納不夠，如經濟學在節約法律成本方面，心理學在分析市場行為方式方面，社會學在研究群體效應方面等。
法定公司的類型過于狹窄，企業運作機制也未進行強制性規范，使得保險法律制度的調整范圍和調整效果十分有限。保險法繼承了公司法按所有制形式進行立法的思路，強制規定有限責任和國有獨資兩種組織形式，而現階段仍具有發展土壤的合伙制、互助合作制和集團公司，未能在法律上予以明確和規范。
同時，現有法律制度對市場經營主體分權制衡和法人治理機制的規定，過于粗糙和原則，沒有強制性規定，這也是一些市場主體經營粗放、內控制度虛設和經營違規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對運營資本的規定缺乏靈活性，對注冊資本要求過高，不利于自然人資本、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等社會資本進入保險業。
從執法上看，實踐中一些問題需要正視：
制定規則，維護秩序，是監管主要職能之一。但衡量一個監管機構是否盡職，不完全在于制定的法規多么完善健全，更在于它實施“法治”的含量和執法的效能。當前的主要問題首先不是缺少法律，而是法律執行不到位。
二是法律的實現上依賴于行政方式，執法程序不規范。在市場秩序的整頓上，“運動式”執法加大了執法成本。
三是對公司自律和行業自律在規范市場競爭秩序中的作用，估計過高。在市場競爭秩序的治理上，法律是基礎和前提，行業規范只能是補充。客觀地講，過去所投入資源建立的眾多區域性保險行業自律組織，以及它們制定的各種自治章程、公約，在市場秩序的規范方面所起的作用有限，根本原因還在于市場化初期，適合行業自律組織發揮作用的條件還未成熟。
環境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稀缺資源，具有獨特的經濟和社會價值。面對世界各國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嚴峻形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合理開發己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綠色稅收體系是改善生態環境質量、保護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經濟手段。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當前我國污染總體水平相當于發達國家上世紀60年代水平．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約為4000億元。隨著綠色稅收理論在我國的出現和應用，如何建立綠色稅收法律制度．以保護和改善我國的環境．已成為我國法律界、稅收理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綠色稅收的含義
《國際稅收辭匯》第二版中對“綠色稅收”是這樣定義的：綠色稅收又稱環境稅收，指對投資于防治污染或環境保護的納稅人給予的稅收減免．或對污染行業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稅。綠色稅收立足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不僅僅要求事后的調節，更重要是利用稅收對環境、生態的保護進行事前的引導和調控。從綠色稅收的內容看．不僅包括為環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種稅，還包括為環境保護而采取的各種稅收措施。
二、綠色稅收在國外的實施
2．1國外綠色稅收的特點
2．1．1以能源稅為主體．稅收種類呈多樣化趨勢發達國家的綠色稅收大多以能源稅收為主．且稅種多樣化。根據污染物的不同大體可以分為五大類：廢氣稅、水污染稅、噪音稅、固體廢物稅、垃圾稅。
2．1．2將稅負逐步從對收入征稅轉移到對環境有害的行為征稅以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為代表．這些國家通過進行稅收整體結構的調整．將環境稅稅收重點從對收入征稅逐步轉移到對環境有害的行為征稅．即在勞務和自然資源及污染之間進行稅收重新分配，將稅收重點逐步從工資收入向對環境有副作用的消費和生產轉化。
2．1．3稅收手段與其他手段相互協調和配合．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與環境和諧共處國外的環保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顯著的成效，主要原因是建立了完善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在采用稅收手段的同時，注意與產品收費、使用者收費、排污交易等市場方法相互配合，使它們形成合力，共同作用。
2．2西方國家“綠色稅收”的主要類型
第一種，對企業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稅。包括對排放廢水、廢氣、廢渣等的課稅。如英國、荷蘭、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稅，美國、德國、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稅，德國征收水污染稅。
第二種．對高耗能高耗材行為征收的稅。如德國、荷蘭征收的油稅，美國、法國征收的舊輪胎稅，挪威征收的飲料容器稅等：
第三種．對城市環境和居住環境造成污染的行為稅。如美國、日本征收的噪音稅和工業擁擠稅、車輛擁擠稅。
三、建立與完善我國綠色稅收制度設想
3．1我國現行稅制存在的問題
從2001年起．我國開始陸續出臺了一些環境保護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共有4大類30余項促進能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稅收政策．對促進能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從這些年的執行情況看．現行稅收政策還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涉及環境保護的稅種太少，缺少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于環保的稅收收入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保方面的作用。
第二，現有涉及環保的稅種中，有關環保的規定不健全。對環境保護的調節力度不夠。比如就資源稅而言，稅率過低，稅檔之間的差距過小，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征稅范圍狹窄．基本上只屬于礦藏資源占用稅。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費現象嚴重的情況極不相稱。
第三．考慮環境保護因素的稅收優惠單一．缺少針對性、靈活性，影響稅收優惠政策實施效果。國際上通用的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均可應用于環保稅收政策中，以增加稅收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國稅收這方面的內容較少。
第四，收費政策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對排污費的征收標準偏低．而且在不同污染物之間收費標準不平衡。其次，征收依據落后，仍是按單因子收費．即在同一排污口含兩種以上的有害物質時．按含量最高的一種計算排污量。這種收費依據不僅起不到促進企業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給企業一種規避高收費的方法。另外排污費的收費方式由環保部門征收，不僅征收阻力很大。
3．2構建我國綠色稅制的基本思路
3．2．1借鑒國際經驗．開征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開征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fq稅種。即在排污等領域實行費改稅，開征新的環境保護稅。具體的措施包括：
(1)開征空氣污染稅。以我國境內的企事業單位及個體經營者的鍋爐、工業窯爐及其他各種設備、設施在生產活動中排放的煙塵和有害氣體為課稅對象．以排放煙塵、揚塵和有害氣體的單位和個人為納稅人。在計稅方法上，以煙塵和有害氣體的排放量為計稅依據，根據煙排放量及有害氣體的濃度設計累進稅率．從量計征。有害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這兩者是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最主要因素．對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進行征稅，可以減少燃料的使用。進而減少有害氣體的排放。由于目前我國環境監測體系還不完善，單獨開征二氧化硫稅和二氧化碳稅還不可行，因此現階段只能開征空氣污染稅。
(2)開征水污染稅。對于企業排放的廢水，一般按廢水排放量定額征收．但由于廢水中污染物種類和濃度各異，對環境的污染、破壞程度也有所不同，需要確定一個廢水排放的“標準單位”．納稅人的廢水排放量按其濃度換算成標準單位計征。根據廢水中各種污染物質的含量設計具有累進性的定額稅率．使稅負與廢水污染物質的含量呈正相關變化。對城鎮居民排放的生活廢水。由于其排放量與用水量成正比．且不同居民排放生活廢水中所含污染物質的成分及濃度通常差別不大．因而可以居民用水量為計稅依據．采用無差別的定額稅率。
(3)開征固體廢棄物稅。可先對工業廢棄物征稅．對工礦企業排放的含有有毒物質的廢渣與不含毒物質的廢渣及其他工業垃圾因視其對環境的不同影響，分別設置稅目、規定有差別的定額稅率。然后逐步對農業廢棄物、生活廢棄物征稅，其計稅依據可以選擇按重量征稅、按體積征稅、按住房面積征稅或按人均定額征稅。在稅率設計上，對同一種類垃圾，還應區分不同堆放地點、不同處理方式加以區別對待。
(4)開征污染性產品稅。污染性產品主要是對在制造、消費或處理過程中產生污染、造成生態環境破壞以及稀缺資源使用的產品課稅。從而提高這類產品的相對價格。減少不利于環境保護的生產和消費。例如．我國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環保問題一”白色污染”就可以征收污染稅加以解決。此外還可以對油、農藥、殺蟲劑、不可回收容器、化學原料及其包裝袋等容易造成的污染產品進行課稅。
(5)噪音稅。可考慮對特種噪音，如飛機的起落、建筑噪音等征稅。它的稅基是噪聲的產生量，政府籌集此項資金，可用來在飛機場附近安裝隔音設施、安置搬遷居民的搬遷等此外，應將環境保護稅確定為地方稅．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并且環保稅收入作為地方政府的專用基金全部用于環境保護開支。
3．2．2改革和完善現行資源稅
(1)擴大征收范圍，將目前資源稅的征收對象擴大到礦藏資源和非礦藏資源．可增加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待條件成熟后．再對其他資源課征資源稅．并逐步提高稅率，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課以重稅。
(2)完善計稅方法，加大稅檔之問差距。為促進經濟主體珍惜和節約資源．宜將現行資源稅按應稅資源產品銷售量計稅改為按實際產量計稅．對一切開發、利用資源的企業和個人按其生產產品的實際數量從量課征。合理調整資源稅的單位稅額。使不可再生資源的單位稅額高于可再生資源．對環境危害程度大的資源的單位稅額、稀缺資源的單位稅額高于普通資源的單位稅額。通過對部分資源提高征收額外負擔，遏制生產者對礦產資源的過度開采。同時通過稅收手段，加大稅檔差距，把資源開采和使用同企業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以提高資源的開發利用率。在出口退稅方面．應取消部分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同時相應取消出口退(免)消費稅。
(3)鑒于土地課征的稅種屬于資源性質．為了使資源稅制更加完善．可考慮將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并入資源稅中，共同調控我國資源的合理開發．擴大對土地征稅的范圍，適當提高稅率。
3．2．3健全現行保護環境與資源的稅收優惠政策
完善現行環境保護的稅收支出政策．包括取消不符合環保要求的稅收優惠政策．減少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稅收支出；嚴禁或嚴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學品或可能對我國環境造成重大危害產品的進口，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產品的進口關稅。實施企業投資于治污設備和設施的稅收優惠，對防止污染的投資活動進行刺激。
3．2．4制定促進再生資源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再生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文化似乎一度成為非常時髦的話語 。 而梁治平先生提出法律文化論，雖然不是出于趕時髦的目的，但是畢竟身處文化熱的大背景下，不能不受其感染 。 梁先生在《讀書》上連續發表了十余篇涉獵廣泛而主題與方法卻相當一致的文章，這十余篇文筆清新的文章與 1986 年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上那篇著名的論文《法辨》一起構成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論的基本論題 。 這些起初還略顯朦朧的論述在后來的《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一書中得到了系統的闡述及整理，而該書的副題即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 。 前述的那些文章和該書構成了一幅完整的法律文化圖式，它們無論是在研究的內容還是方法上，都是法律史研究方面的新突破，其開闊了相關研究領域的視野，實際上也提升了這種研究的學術價值 。 當然，梁先生自己更注重的是他所提倡的方法論，所以后來又有了《法律的文化解釋》一文的撰寫與同名著作的編輯 。 梁先生對方法論的提倡自然有其道理，因為對學術方法的強調可以讓研究不至于停滯在一個特定的結論，因而更能推動特定研究范式的延續 。
一、法律文化論的概念體系
在這里先以《和諧》一書為中心談談法律文化論 。 其實，單從這本著作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梁先生法律文化論的一些端倪 。 作者對中國法律文化的核心歸納為自然秩序中的和諧，這確實十分到位，甚至可以說是恰到好處，因為儒家與道家的并存和互補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主體特征 。 儒家的禮和道家的道，都是一種自然秩序，當然儒家的禮是一種血緣的自然秩序，是倫理化了的人間的自然秩序，而道家的道則形而上的色彩更濃，因而可以說是神秘的自然秩序 。 而自然秩序的根本特征則是和諧，和諧的，即是自然的，即是符合中國文化審美情致和道德判斷的 。
這種自然而然的平衡狀態( 和諧) 需要德禮和刑政二個不同方面的合作才能得到最終的維系，而德禮的方法是教，刑政的方法是法 。 教是從積極的方面出發去促進和諧因素，法是從消極的方面出發去消除不和諧因素 。 先秦時期有過儒家與法家的著名爭論，儒家主張以教來化成天下，而法家主張以法來脅服人心，兩者的觀點乍一看頗相抵牾，可是梁先生以治亂之道的標題，將它們納入了一個共同的范疇之下，而治亂之道正是該書第三章的標題，作者在開篇即引用了《史記太史公自序》里縱論六家要旨的名言: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 梁先生敏銳地發現了太史公這一個治字的分量，它抹去了先秦諸子百家表面上的對立，而表明了中國文化內在的高度統一 。 因此，梁先生認為儒法兩家在暢論不同的治道之時，實際上是以更大程度上的共識作為前提 。 這種共識是它們關于法的觀念，是它們關于君主權威以及等差秩序的看法 。
總之，儒家和法家的爭論，只是工具( 方法) 論的爭論，沒有涉及到價值論的層面 。 因此，它們保留了一種合流的可能性 。 這種儒法合流的混合形態是禮法文化( 該書第九章的標題) ，禮法文化的特征是道德的法律化( 該書第十章的標題) 和法律的道德化( 該書第十一章的標題) 。 當然，關于儒法合流( 即外儒內法) 以后，儒家和法家的地位如何，則尚有一番曲折，儒家主導論是目前的 通說 。 因為，后世用以概括漢武帝崇儒的那句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國人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 但是，余英時先生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卻表達了一個頗值得注意的看法，余先生以為儒家在漢武帝時期不過是扮演了文飾的作用，未必有后人說起來的那么顯赫 。 因此，儒家只是在宋代( 尤其是南宋后期) 之后才真的實現文化上的獨尊，之前則似乎未必 。
總之，梁先生用的禮法文化一詞，確實是對中國法律文化的一個極好的概括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禮法文化中的法是一種中國意義上的概念，只能從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上將它與現代法治中的法的概念相類比 。 因為，禮法中的法只是單純的懲罰準則，它沒有獨立的規范品格 。 西方的法，即使是在它的文明早期，也有著它的規范品格 。 西方法律的規范品格體現為: 作為個體的權利，作為普遍的正義 。 正因為它既可以是權利的分配和矯正機制，又存在二元結構的對立，所以它最終能夠被認定為社會秩序的基礎 。 因為，它作為權利的分配和矯正機制可以中立地裁決社會中的爭端，因而獲得了一種非單純暴力壓迫的性質，同時，又因為它承認權利的合理性，所以又得到了一種普遍的信賴，這樣私法才有了形成和發展的可能 。 而它作為普遍的正義，就導致了上述的二元對立結構，這是一種法與法律的對立，②前者表現為自然法傳統，后者表現為實證法傳統( 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中，法與法律的概念區別，得到了成文憲法的承認) 。 自然法對實證法的批判，保障了實證法的正當性基礎 。 同時，自然法本身的抽象性，又具有了一種時代的包容性，因此可以有古希臘智者的自然法、斯多噶學派的自然法、古羅馬的萬民法、中世紀的自然法、古典自然法和現代的新自然法 。 這種時代的包容性使自然法獲得了一種獨立的理論品質，它的內容雖然前后殊異，但作為一種理論模式卻貫穿古今，使得每一個時代的正義精神都有所寄托，并依此起到批判并改善實證法的作用 。
與西方自然法傳統不同，決定中國法律規范品格的是禮，而禮是身份和倫理的秩序，這種秩序強調的是自然的和諧，它否定了個人權利的合理性( 因為基于權利的主張在中國古人看來是一種爭利之心，它本來就是對和諧的破壞) ，強調了相互之間的義務 。 同時，因為禮本身是抽象道德精神和具體儀節細則的結合體，它也無法構成二元對立結構，也就無法構成對實證法的批判，因為它一方面已經以禮入法地影響了法律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在不應得為罪這種中國古代法律特有的罪名那里直接轉化為了實證法本身 。 而且，因為法律并沒有規范品格，所以其實也沒有批判的必要 。 這種自然法傳統與禮法文化的對比，構成了本書的第十二章《自然法》 。 其實，《和諧》全書都貫穿著比較法( 辨異) 的方法，而這一章則是更為純粹和全面的比較，因為它是在全書接近尾聲并已經作出總結( 第九到十一章是總結部分) 的情況下作出的比較 。 作為本書結尾的第十三章轉捩點: 過去與未來則是以清末的法律改革作為中國法律史的轉捩點，梁先生認為從此中國法律的問題就是現代化的問題，而古老的中國法律傳統( 但并不是作為整體的中國文化) 則已經成為過去 。 這在本章的最后一句話里得到了總結: 作為舊秩序的古代文明已然死去，要緊的是，我們還可能去建設一個新的文明，這便是希望所在 。 20 年代前后的中國，就是處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上 。
二、法律文化論的方法論
筆者在這里是直接提出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論的結論自然秩序中的和諧與禮法文化，而沒有回顧這種結論的提煉過程 。 因為，很多讀者可能都會持這樣一種看法: 沒有哪種文化是一誕生就帶有了某種先驗的性格特征，一切都是歷史形成的，它的過程決定了它的性質 。 這種看法自然是有道理的，而梁先生的《和諧》一書本身就是對這種過程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梁先生還強調了人類文明早期經驗的特殊重要性，他所持的并不是簡單的流水賬式的過程論) 。 而筆者之所以暫時擱置了對這個過程的回顧，是因為它本身還有著另外一種特殊的意義，即這個歷史考察的過程其實就是梁先生運用他的方法論的過程，所以有單獨討論的必要 。 這種冷靜而理性的方法論雖然目前反響似乎并不十分熱烈，但也許比自然秩序中的和諧與禮法文化的結論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 。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梁先生方法論的對象雖然是歷史，但不是那種糾纏于細節的歷史，依梁先生自己的說法則是黃仁宇筆下的那種大歷史 。 因為梁先生研究的目的在于尋求中國法律傳統的精神，而不是對法律史進行歷史的梳理 。 當然，這與梁先生的研究興趣有關，他所希冀的也是成為一個思想型學者，而非專家型學者 。 如果在一段歷史上徘徊過久，梁先生勢必會失去思考的自由性，雖然他的思考從未完全游離于歷史之外，但也總與歷史保持了一種若即若離的距離 。 姑且把梁先生的研究取徑稱作歷史性思考吧 。
梁先生的方法論主要是用法律去闡明文化，用文化去闡明法律，尤其是其中的后半句用文化去闡明法律 。 從一個作為整體的文化傳統來理解作為分支的法律傳統，且運用了文化類型學的方法，這最早在《比較法與比較文化》一文得到提倡，又在《法辨》那里得到了運用，同時《法辨》又在辨異的過程中嘗試了語言分析的方法，這些方法后來都在《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得到了綜合性運用 。 該書的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分析的過程，也就是前文故意暫時性略過的部分 。 它們的章節名分別是: 家與國刑法律治亂之道《法經》與《十二表法》個人階級義利之辨無訟 。 從這些章節名中顯然可以看到《法辨》中的語言分析方法的延續 。 至于辨異的方法則貫穿于全書每一個章節，以上述八個章節而言，則尤以第四章《法經》與《十二表法》為代表，是一個直接以比較法律史為題目的章節 。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辨異，在梁先生收入《法辨: 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書中的那些早期論文多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而且這種批判往往是以西方的法律傳統作為標準進行的 。 這種批判意識在《和諧》里得到了淡化，《和諧》一書里更多的是比較冷靜的學術反思，不過否定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態度并沒有改變 。 雖然，作者在《法辨》這本論文集的后記中提到，在他寫作《和諧》時漸漸地產生了一種同情的理解，但是我們在該書中實際上找不到這種所謂的同情的理解 。 因為完成于 1988 年的《和諧》一書有它特殊的時代背景，在以中西對比為主題的文化熱的潮流下，其實蘊含的是對西方文化的無限向往，這對于剛剛步入開放時代的中國而言，實在也是無可厚非的 。 情勢如斯，該書尚能提出同情的理解的主張，已屬難得 。
另一個應該注意的地方是，《和諧》一書中有一個文化基因論的假定，關于此點筆者在前文中已經稍微提及，而且實際上這種理論傾向在《法辨》那里就已經比較明顯了 。 正是由于這種文化基因論的假定，梁先生特別注重中國文化的早期經驗，這也是張光直先生的《中國青銅時代》在該書中得到頻頻引用的原因 。 同時，這種文化基因論也決定了梁先生用文化去闡明法律的解釋方法的一些特色，那就是以作為整體的文化( 而這種文化的性格孕育于早期文明) 來解釋法律問題，同時以法律的歷史來驗證這種解釋，這種闡明的過程在早期文明那里徘徊得相對較久，而在各個具體朝代則只是輕輕掠過 。 因為從文化基因論的觀點看來，只有人類早期的經驗才是最為根本的 。 在梁先生看來，早期國家和法律形成的特殊經驗已經決定了歷史的大方向，比如家國同構和法律的刑事屬性，其中又引出了一系列的后續問題，比如家族制度的影響導致個人的不彰，法律的刑事屬性決定了它不能成為一種公認的社會秩序基礎，等等 。 其實，正是梁先生的這種早期經驗決定論的觀點才使得他的大歷史有了可能性，否則很難不陷入歷史繁復的沼澤之中，因為他找到了一個歷史的落腳點青銅時代，在這個點上梁先生可以從容不迫地思考 。 當然黃仁宇先生選擇的則是其他歷史的落腳點，比如萬歷十五年( 黃先生對該年份的英文表述是15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 ，可見歷史的落腳點并不只有一處 。 問題的關鍵在于必須有這么一個點，以這個點來追溯它的上游和下游，厘清歷史的脈絡 。
三、《法律的文化解釋》:法律文化論的范式轉型
這篇文章是梁先生對自己方法論的事后總結和繼續深化 。 但鄧正來先生以其犀利的眼光發現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論前后之間的多處緊張和矛盾 。 考慮到梁先生自己曾指出他并沒有構建理論體系的想法，甚至不覺得有必要這樣去做，所以我們大可不必過分地苛求梁先生的前后一致性 。 沒有體系性也有它的好處，那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思考自由，而不用害怕掛一漏萬或自我封閉 。 但是又顧及到《法律的文化解釋》與之前研究的割裂性實在太明顯了，所以筆者以為把它單獨提出分析還是很有必要的，至于它所提出的新理念也未必就完全替代了之前的研究，恰恰相反，它只是出現在了先前研究成果的旁邊，相當于多了一條路徑，喜歡何者就由讀者自己去選擇 。 當然，考慮到鄧正來先生對梁先生的特別期待，他指出梁先生法律文化論的那些前后緊張和矛盾則也是很值得關注的，不過在此則不能一一討論了，讀者可以直接去閱讀鄧先生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續) : 對梁治平法律文化論的批判》 。
誠如鄧正來先生指出的那樣，《法律的文化解釋》事實上確實對梁先生自己之前的理念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否定 。 因為《和諧》主要還是辨異的，辨異的目的和結果則是否定中國法律傳統，而《解釋》一文則強調了各種文化的自身合理性，主張以主觀意義追尋的方法去追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秩序安排觀念 。 《解釋》一文受到了文化人類學和哲學解釋學的甚多影響，它所關注的已經不再是客觀的功能主義的法律文化，而是主觀的意義主義的法律文化，或者說它所關注的只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具體而微的生命狀態 。 這種觀念的變化，使得作者能夠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語境下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同情的理解，這正是《解釋》一文與先前著述之間不可彌合的裂縫 。 而梁先生自己卻試圖用《和諧》的再版前言來事后修補之，并把同情的理解表述為文化類型式辨異的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不過，這種修補又被鄧正來先生察覺了，鄧先生還鄭重指出這種事后解釋的前言很有可能會誤導后來的讀者 。 從中可以看出在文化熱逐漸消退后，梁治平先生也趨于用更理性，或者說用真正的同情的理解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法律文化的問題，并對先前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修正 。 誠如蘇力先生所言，梁治平先生以批判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為目的而辨異，但辨異又以理解傳統為前提，所以這種辨異具有超出他主觀設定的學術意義，是辨異引導梁治平先生走上了一條也許他起初并不準備走的路 。
梁先生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清代習慣法: 社會與國家》則轉向了法律文化的小傳統研究［7］，主要是一種法社會學的研究 。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明清的社會變化以及它給法律帶來的影響，這仍然是用文化去闡明法律的研究方法，不過，其離開了以前文化類型學辨異的范式( 雖然仍然還有少量的概念辨異) ，而深入了中國法律文化自身的考察 。 梁先生認為在明清之際，大傳統無法為當時的現實提供一種法律機制，才有了民間秩序的自我生成，以填補存在的秩序真空 。 《清代習慣法》一書事實上形成了與《和諧》的對應關系，這兩本書分別研究了中國法律文化的大、小傳統 。 同時，《清代習慣法》的研究目標主要在于脫離國家法的單邊框架，深入地研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在梁先生看來恰恰是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核心 。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實際上也是同情的理解的方法的一次比較系統的運用 。
四、結語
梁治平先生的《法律的文化解釋》與《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的再版前言為法律史研究樹立了一種良好的典范，若能依此道路不斷深化專題式研究，無論是對知識性考古式的事實還原，還是對法律史的理論解釋都頗具價值 。 更為重要的是，它對建立中國法律文化的自信也會產生不可估量的意義:只有回到中國法律傳統的自身邏輯之中，才能真正進入傳統的思維世界，并體察到傳統的合理性，而這恰恰是中國文化的新起點 。 由此出發，亦終將找到法律重建的文化基礎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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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江教授指出，近年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與非法集資類刑事案件交織，形成刑民交叉案件現象增多，應從司法機關、政府部門和當事人三個層面對其進行妥善處理：（一）在司法機關層面。嚴格審查借貸關系合法性，建立金融案件聯動處置機制，統一金融借貸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尺度；準確把握刑法介入民間借貸的空間，盡可能幫助受害人挽回經濟損失。
（二）在政府部門層面。建立健全與司法機關的協同應對機制，加強法律、法規和政策宣傳。（三）在當事人層面。增強投資者金融交易風險意識，建立健全被害人法律救濟機制，應賦予被害人選擇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程序選擇權。陳飛博士認為，與正規金融不同，民間金融通過構建“類信托機制”來實現和滿足其對信托功能之需求，以《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中創設的新型民間融資工具“定向集合資金”為例，其運行機理與信托原理基本契合，但其對于合格投資者與投資方式等要求都更為寬松，應進一步完善該制度以發揮其積極作用。一是要明確募集資金的投向，限定其直接投資于單一法人自身的生產經營性項目。二是要完善財產獨立的制度保障，借鑒證券投資基金的做法，由地方出臺規范定向集合資金會計處理的相關文件，確立定向集合資金為會計核算主體，徹底落實其財產獨立原則。
二、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的探討
浙江省銀監局傅平江副局長認為：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應注重市場化導向，尊重私權交易自由和民間金融習慣。一是要通過地方政府、社會中介的充分服務引導規范民間金融，制定合理規則指導民間金融趨利避害。二是要加強教育，增強民間金融參與主體的法律意識、風險意識、誠信意識。浙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丁平練指出，在民間金融市場監管中應明確地方政府主管民間金融的職能和能力，優化地方金融管理的體制和機制：一是要強化民間融資市場的行業監管體系和各監管主體間的協調監管機制。通過建立政府部門間民間金融監管信息的共享機制，做到及時監測、統計和分析民間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加強對存在風險的民間金融機構的管理和監督檢查。二是要加強民間金融市場的自律組織、行業協會的建設，發揮其自律監管功能。在民間金融市場具體監管制度構建的探討中，呂貞笑等根據《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構建的三類民間融資服務主體和民間借貸備案制度，結合浙江省民間金融市場監管的實踐，提出“服務加輕觸式監管”的理念。并認為：民間借貸備案登記制度作為輕觸式監管方式的創新，充分尊重了民間借貸的習俗性與私權性，但目前其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需在與實踐的磨合中完善。其一，備案制度本身不足，如強制備案的標準過高、備案制度的審查方式不清晰、跨地區民間借貸備案制度不明確。其二，備案制度外部吸引力不夠，備案材料的證據效力有待商榷，無法通過備案排除非法集資嫌疑，導致借貸雙方備案積極性不高。針對制度本身問題，建議設置可調節、市場化的備案金額標準，確定形式審查為備案審查方式，細化跨地區借貸行為的備案制度；對于外部性問題，建議增強備案制度的積極意義，進一步夯實正向鼓勵措施。
三、民間金融市場信用體系法律制度的探討
現代社會經濟活動是一個高度依賴于信用的網絡化的動態系統。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化，頻繁出現的“跑路”事件充分顯示了重塑社會信用體系的現實緊迫性。王琳認為，目前我國信用體系存在諸多不足，如缺乏個人破產制度，缺乏民間信用征信體系、信用數據資源分割、信用信息應用領域狹窄、信用服務行業不規范等。應盡快完善信用體系，形成比較便利、可查詢、可應用的信用信息系統。可在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和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的基礎上，探索建立民間金融信用信息系統，并與目前的企業、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相對接，為放貸人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李海龍博士指出，應以民間借貸信用體系的建立作為民間金融市場信用制度建設的切入點，具體應從如下方面進行制度構建：（一）完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建立民間借貸信用數據庫，收集自然人的個人基本信息、職業、家庭狀況、收入和財產、借貸記錄等關系到個人信用的項目，并實現借貸雙方信息的電子化管理。（二）通過民間擔保機構建立企業信用制度。民間擔保機構應當審核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嚴格自律控制風險。（三）發揮第三方機構信用評級在民間借貸領域的積極作用。幫助民間借貸關系人通過獨立的評價機構正確了解到當事人的信用情況。另一方面，信用評級機構需受到國家法律規范的制約，承擔有效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的義務，對信用機構的失信應有相應的懲戒制度。設計科學合理的信用評估標準是發揮信用評級在民間金融市場積極作用的基石，朱明等認為，考慮到目前銀行融資任占主流格局的實際情況，可由銀行制定中小企業信用評估的標準，將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度與信用評估結果聯系起來，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信用評級機制，培育與扶持具有良好信用的中小企業，推動中小企業的信用建設。
四、民間金融市場風險防范法律制度的探討
葉良芳教授以互聯網金融為例，指出民間金融市場風險主要表現為：（一）市場風險。因基礎資產價格、利率、匯率等變動而導致互聯網金融產品預期價值未能實現而造成損失。（二）信用風險。因在身份確認、信用評價方面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三）流動性風險。在互聯網金融活動中，沉淀資金如缺乏有效監管和擔保，極易被挪用于投資高風險、高收益項目，從而使資金鏈斷裂、支付危機等風險增高。（四）政策風險。互聯網金融往往具有較強的同質性，因某一國家法律法規或者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調整會導致互聯網金融企業同一方向的操作選擇，引起共振效應，從而對行業造成系統性沖擊。同時，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具有更加突出的技術安全與數據安全風險。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闡述了有關格式合同的概念及特征，通過對國外有代表性的幾個國家就格式合同的立法、司法規制的比較，對我國格式合同的和現狀進行了闡述。隨后，通過邏輯論證方式，對格式合同的利弊表現及其規制的法理基礎進行了分析。最后，文章提出了對格式合同可進行的一些改進措施，以期能為將來的相關研究提供借鑒價值。
關鍵詞：合同格式合同法理基礎
1．格式合同的概念與特征
1.1格式合同的概念
格式合同這一概念在現今的法律領域已經被廣泛使用與關注，但它并非中華法系里的概念，而是從西律文化中引進的。對于它的理解，西方各國也不甚一致，歸納下來主要有以下幾種：美、日和法國等國家將其稱為“附和合同”、“附意合同”，法國法中的“附合合同”是指“一方當事人對于另一方當事人事先已經確定的合同條款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合同，亦即一方當事人要么從整體上接受合同條件，要么不訂立合同，而所謂的‘不訂立合同的選擇’，客觀上又根本不存在。”另一種對格式合同的稱謂是“一般交易條款”，持有此種概念的有德國，意大利，奧
地利等國。我國地區的《消費者保護法》將格式合同稱為定型化契約，是指：“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人訂立契約之用而單方預先擬訂之契約條款。”其他還有一些有關格式合同的稱謂，如以色列稱之為“標準合同”，葡萄牙稱之為“加入合同”。以上各國所定義的格式合同，總體上看只是格式合同的調整和使用范圍有所不同，在概念所詮釋的本質特征方面并無根本差異。
我國法學領域對格式合同概念的理解也不盡相同，有的學者的表述是：“由一方當事人、有關團體或國家機關制定的，或由國家法律直接規定的，包括全部交易條款的一種合同。”有的學者的表述是：“由一方當事人預先制定的、并由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接受的、具有完整的和定型化特點的格式條款。”還有許多學者對格式合同下了形形的定義，我國《中國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9條第2款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
1.2格式合同的特征
格式合同的特征概括下來一般以下幾個方面：
1、合同條款的不可協商性。格式合同的使用人通常從自己的目的、利益角度出發，制定和使用格式合同，而作為合同的相對人，對格式合同的和具體條款并無協商和討價還價的余地，即要么接受，要么走開，從而排除了一般雙務合同的平等協商（要約與承諾）過程，這是格式合同的最主要特征。
2、同條款由一方預先擬定。一般而言，普通合同的條款都是由雙方在平等協商過程中確定的，每個條款都體現了雙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和締約目的。而在格式合同中，條款的內容和形式都是由使用人預先確定和設置好的，并未與相對人能進行平等的協商。
3、合同雙方地位的明顯不平等性。在格式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明顯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既有雙方締結合同背景中實力與地位的差異（通常表現為一方為具有壟斷地位的公益企業），也有在定合同中事實上的不平等，如條款由一方預先擬定，另一方要么接受要么走開。應該說，這種雙方地位的不平等是格式合同產生的直接根源。
4、格式合同的要約具有廣泛性、持續性和細節性。廣泛性是指格式合同的使用人是針對不特定多數的相對人發出邀約的，而非針對某一特定相對人。持續性是指格式合同是為就同種或同類情況的反復使用而制定的，并非一次使用便告終結。細節性是指格式合同的要約中一般都包括了合同的全部條款，內容詳盡具體，直接可結合實際。
2．國外相關狀況分析
2.1國外對格式合同的規制
針對使用格式合同一方當事人處于各方面的優勢這一實情，各國的法律制度均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反映。因為人們普遍認識到，在一方居于經濟強力地位的情況下，交易關系難以實現平等與自由。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各國紛紛建立了對格式合同的效力進行審查的法律制度，大多數國家以不同方式實施了有關的法律。縱觀各國有關格式合同的規制，主要有以下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以德國為代表的制定專門法律規范格式合同。長期以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規定，只有法院有權對付不適當交易條件并提供保護，對此法院最初一般只引用《德國民法典》有關條文處理，而沒有制定專門法律。1977年4月1日德國施行了《規范通用交易條件權利法》。該法不僅規定了格式合同的性質，并對哪些條款應該歸于無效作了范圍極為廣泛的明確規定，只要有爭議的條款屬于其中之一，就可被宣告無效。除德國外，英國也先后制定、頒行了一系列專門規范格式合同的單行法。如1977年的《不公平合同條款法》、1974年的《消費者信用法》、1973年的《公平交易法》。這些法律主要賦予法官及有關機構依據“合理性”標準對合同的內容，尤其是免責和限責條款進行審查的權利。
第二種做法是以德國、瑞典、英國、荷蘭、奧地利、法國為代表的建立對格式合同的預防性審查制度。所謂預防性審查制，在有的國家是法律賦予一定的機構對企業主(即經濟優勢方)的市場行為進行審查的權限，而有的國家則是建立“集團訴訟制度”。在英國，擔負這一責任的是一個特別行政機構即“公平交易局”;在瑞典是由“消費者——護民官”領導的特別行政機構。在通用交易條件被使用之前，上述機構依法有權對這些條件的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查，一旦這些機構認為這些條件系企業主濫用合同自由的結果，其使用后會損害合同相對人利益的，他們有權直接代表消費者與企業主談判，要求企業主更正其行為，取消這些條件。如果談判未能發生期待的結果，則這些機構有權直接向法院提訟。“集團訴訟制度”的核心是：一些團體，尤其是消費者協會，有直接代表消費者向法院提訟的權利。通過法院的判決，企業主們在未來使用被法院認定為不許可的合同條款的行為將被禁止。如果被投訴的企業主有違背這一判決的行為，法院有權判處其向國家繳納罰金或向投訴人繳納違約金。
除上述兩種規制外，也有的國家直接在民法典或商法典中規范格式合同，援引民法典中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如“善良風俗”、“公共秩序”、“自由不得濫用”原則禁止企業主和消費者間使用不公平的格式條款。縱觀各國對格式合同的規制，均根據本國的實情制定，各有特色。
2.2對國外相關情況的分析
對比以上國家的實際情況，采用制定專門法律規范格式合同的做法，其好處在于法律對格式合同有明確、詳盡的規定，內容完善，立法體系，邏輯嚴謹，使司法機關處理相關糾紛有明確的依據。故合同中利益受損害一方當事人可以根據不自愿的合同條款的無效性規則，對其合同相對人提訟，或者施行與這些訴訟相應的自我保護。但這種措施僅能阻止受訴個案不自愿的合同條件的應用，卻不能杜絕企業主在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繼續使用這些條件。況且，利益受損害的一方當事人限于個人理智、知識、財力和精力的欠缺，有時會放棄訴訟，選擇接受那些對其不利的合同。這就給企業主們明目張膽地使用這些不許可的合同條款提供了客觀上的可能性。而適用預防性審查制，由于并不限于個案處理，能夠徹底地防止不許可合同條款的應用，因此可以起到標本兼治，廣泛保護消費者利益的作用。
3．對我國格式合同的法理分析
3.1我國對格式合同的相關規制
為防止合同關系當事人濫用合同自由權利，體現民法的公平、正義精神，我國在借鑒先進國家經驗的基礎上，首次在1999年頒行的統一合同法中對格式合同進行了規制。所不同的是，在立法體例上，我國沒有采用單行法的形式，而是將有關格式合同的規制納入合同法總則部分第二章“合同的訂立”中。
第一，規定格式合同條款使用人的特殊義務。
首先，在原則上，提供格式合同條款的一方在擬定條款時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在規定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時要合理公正，不得將免責條款強加給對方，以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其次，在格式條款內容已經確定使用過程中，使用人要履行兩項義務，一是提示義務。即以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合同當中限制責任和免除責任的條款，且提示的方式應達到足以引起一般相對人注意的程度；二是說明義務。即如果對方有要求，提供、使用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向對方說明免責和限責條款的含義。如果當事人違反了這兩項義務，沒有提示或拒絕說明，這個條款不發生法律效力。
第二，直接規定某些條款無效。依合同法的規定，格式合同中的三種條款無效。一是免除故意和重大責任的條款無效，如規定“在承運過程中貨物損壞不予賠償”。二是免除人身傷害責任的條款無效，如規定“工傷概不負責”。三是免除提供格式條款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條款無效。
第三，對格式合同的條款理解不一致時，適用特殊解釋規則。合同法規定，當使用格式合同方和相對人對某一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時，首先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如果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受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應當采用不利于使用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人的那個含義，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
此外，合同法還規定，在一個合同中既有格式條款又有非格式條款，在兩者內容發生不一致時，應當以非格式條款為主。
3.2我國格式合同在制定上的優點
應當肯定，合同法的上述內容是根據我國國情，在廣泛參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立法經驗，認真地斟酌審查后加以歸納制定出來的，這項制度從無到有本身就是一大進步。它體現了民法的公平性和正義性，體現了我國法律對人權的切實重視和保障。
首先，制訂了規范的有關格式合同的法律，能夠大量節約交易成本和時間。在經濟交往頻繁、日新月異的今天，合同已經成為人們經濟往來和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手段。可是爭論不休的討價還價、繁瑣的交易手續、紛繁復雜的文本資料已經讓廣大的當事人不厭其煩。格式合同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
其次，格式合同的規范化使用，有利于事先明確責任和風險分擔，引導經營和消費。格式合同的詳盡完備，對責任的明確規定，是雙方當事人能夠預先估計締約所帶來的機遇與風險，慎重合理的選擇自己經營、消費的方向，增進了交易安全，避免了不必要的訴訟之爭。
第三，制訂了明確的格式合同相關法律，有利于國家對其進行管理和控制。格式合同的應用，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國家對市場進行管理和控制的需要。明確完備的合同文本，有利于相關部門的監督與指導，也為合同落空或違約時的司法救濟提供了明確的書面依據，便于進行責任的劃分與法律的運用和評價。
3.3我國格式合同在制定上的不足
但是，縱觀其全部，我國的格式合同發展無論從體系內容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上均存在缺憾。究其原因，既有立法技術上不應有的疏忽，也有思想上的保守性
一、從法律體系和立法內容上看。
首先，格式合同與傳統民法理念相抵觸。格式合同中，條款的一方預先擬定，相對人的無協商權利，都和“平等互利”、“契約自由”等傳統理念相抵觸。雙方當事人締約權力與地位的明顯不平等，使得許多學者一度懷疑合同的生命力，甚至認為契約制度已經死亡。應明確的是，格式合同確已給市場經濟的自由與平等制造了嚴重的障礙，其所破壞的不僅僅是民法領域的系列理論，更深層的是人們心中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對未來活躍和諧的經濟秩序的美好憧憬。
其次，體系不合理，內容過于簡單。我國合同法第39條至第41條三個條文是有關格式合同的規制的，這三個條文被置于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部分，然而其中的內容并非僅涉及格式合同的訂立。三個條文中，與合同的訂立有關的內容只有第39條，即訂立格式合同應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第40條和第41條則是關于格式合同條款無效和格式條款解釋規則，其內容涉及這類合同的效力及發生糾紛時有關機關對格式條款的裁判問題。而關于合同的效力合同法有專章(第三章)規定，有關合同的解釋也在第八章“其他規定中”。
如前文所述，格式合同的使用有其積極性，只要其內容公平、風險分擔合理，對于雙方均無不利。我國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市場交易中有大量格式合同在使用，另一方面，合同法的規制內容只有三個條文，過于籠統、原則，難以涵蓋格式合同的方方面面。由于條文過于原則，不夠具體，出現立法與現實不相協調的矛盾，導致司法實踐中難以實際操作，結果損害的仍然是消費者的利益。
第三，規制單一，不能保護所有消費者的利益。就合同法的規制而言，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對格式合同是否有效、因格式合同引發爭議時有認定處理權的機關限于人民法院和仲裁機構，其中司法實踐中主要是人民法院。除這兩個機關外，其他任何機關和團體無權審查格式合同，更無權解決格式合同糾紛。而且，即使人民法院的處理也僅限于個案處理，結果是維護了個案公平，保護了特定的消費者。這種做法的缺陷在于：其一，人民法院和仲裁機構的審查、處理都局限于發生爭議后的事后審查，而沒有確立事先審查制度。由于沒有事先審查制度，僅靠人民法院和仲裁機構進行事后救濟，這種做法一是力量薄弱，二是事后審查根本無法杜絕格式合同制定時不公平現象的發生，不能防患于未燃。其二，個案處理后，不能阻止使用方繼續使用不公平的條款和其他消費者簽訂合同，一個案件解決了，其他消費者、其他勞動者的權益并未因此得到同樣保護。
二、從實際操作上來看。
首先，格式合同嚴重侵害了弱勢相對人的利益。相對人面對一方預先擬定的合同條款，要么接受，要么走開，在這種處境中，真正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尤其是廣大消費者在接受公益事業服務的過程中，更為深切的感受到了這一點。鐵道部門的春運提價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
其次，格式合同的長期、過度濫用會對國家的利益造成嚴重侵害。格式合同的不規范使用，淺層來看，侵犯了廣大消費者和經營者的活動權益與自由，但從長遠看，將導致公益部門與普通行業利益獲取的嚴重不均衡，使大眾因缺乏安全感而對貿易往來喪失信心，進而造成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與不穩定并最終使國家喪失對行業部門協調以及社會各層面利益兼顧的有力控制，造成國家利益不可挽回的損失。
4．對不足之處的幾點完善意見
一、在完善立法方面：
1．合理安排體系，調整
為解決上述矛盾，筆者認為鑒于本國實情，雖然不一定非要效仿國外制定單行法規范格式合同，但即使將其置于合同法中，也應在體系上安排妥當，內容上做出盡可能詳盡的規定。針對格式合同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在合同法中單列一章加以規范為宜。這樣既可避免體系上的雜亂，又具有可操作性。
2．轉變部門立法現狀，建立學者專家起草的機制。
在我國格式合同基本上都是由行業部門自己制定的，或者由行業部門提出草案，人大通過，這些法律法規的規定直接成為格式合同的內容。這種行業部門立法容易導致不公平已經成為共識，因此建立專家起草法律機制是克服這種弊端的有效方法。這樣才能取消行業部門規范本行業格式合同的權利，以達到維護法律的公正目的。
3．建立預防審查機制
為了制止和減少不公平格式條款的出現使用，在目前條件下，我國有條件也有必要借鑒英國、瑞典的預防性審查制，即設立特定的行政機構，并賦予這些機構對格式合同進行預先審查之權限，使消費者居于主動地位。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事前救濟能起到預防作用，切實有效地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一旦發生糾紛，再運用司法和仲裁力量進行事后救濟，以達到標本兼治之目的。
二、在實際操作方面
1．在壟斷性行業中引進競爭機制。
使用格式合同有很多優點，用格式合同訂立合同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好，是出在提供格式合同的當事人利用了格式合同的特點，制定了一些不平等條款，并強加給交易方，使自己在得到利益的同時不承擔任何風險。制定格式條款者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地將私利塞入格式合同中，不是格式合同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格式合同的制定者在經濟上具有絕對優勢的地位或者從事壟斷性行業。因此要克服格式合同的弊端，國家除用法律規范格式合同外，還應該引進競爭機制，打破行業壟斷，使他們失去利用格式合同特點謀利的“優勢”或“資本”。展開必要的競爭，使那些想利用格式合同特點謀不法之利者，失去市場，失去客戶，失去利潤，促使他們擺正自己與交易方的位子，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
2．加強對格式合同監管和制裁。
設制格式合同的當事人均是在經濟上具有絕對優勢或具有壟斷性的經營者，他們地位獨特，財大氣粗，背景復雜，而交易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其經濟條件、專業知識、組織狀態等方面無法與格式合同的提供者相提并論。因此對格式合同中的不公平之處難以抗衡，特別是合同中的“免責條款”、“艱難條款”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交易方也難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往往只能是被迫接受，結果或造成交易方利益的損害或造成雙方當事人糾紛不斷，甚至社會穩定。因此，國家有關的管理部門應該主動對設制的格式合同，尤其是對涉及國計民生的壟斷性行業的格式合同的樣本建立備案制，并進行核查、督促他們糾正不公平的條款，對于堅持不公平條款的制定者依法給予必要的制裁，規范市場交易行為。消費者協會也應積極收集各行業的格式合同進行，一方面向立法部門和政府管理部門提出規范格式合同的立法建議和監管意見，另一方面提醒消費者注意現有各行業格式合同存在的問題和應采取的對策，供廣大消費者在簽訂格式合同時。
注釋：
①尹田：《法國合同法》，120頁，法律出版社，1995。
②馮振宇、姜志俊、謝穎青、姜炳俊：《消費者保護法解讀》，355頁，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③楊濟華、汪涌：《標準合同與消費者權益保護》，載于《法學》，34頁，1993年第2期。
④王利明：《標準合同的若干問題》，載于《法商研究》，33頁，1334年第三期。
⑤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121頁。
參考：
1、《合同法中的自由與強制》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著；孫憲忠，譯；法律出版社，1998。
2、《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王澤鑒，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3、《淺議合同法中格式條款與免責條款規定的矛盾及其修補》張利平、魏曉俊，人民法院報，1.18
4、《合同法新論總則》王利明、崔建遠，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5、《論標準合同——民商法與實踐》王利明，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6、《二十世紀契約法》付靜坤，法律出版社，1997。
1.1普通快濾池
普通快濾池工作機理：過濾時，開啟進水支管和清水支管的閥門。關閉沖洗水支管閥門與排水閥。渾水就經進水總管、支管從渾水渠進入濾池。經過濾料層、承托層后，由配水系統的配水支管匯集起來再經配水系統干管、清水支管、清水總管流往清水池。
反沖洗時，關閉進水支管和清水支管的閥門。開啟排水閥與沖洗水支管閥門。沖洗水即由沖洗水總管、支管，經配水系統的干管、支管及支管上的許多孔眼流出，自上而下穿過承托層及濾料層，均勻地分布整個濾池平面上。濾料層在自上而下均勻分布的水流中處于懸浮狀態，濾料得到清洗。沖洗廢水流入排水槽，再經渾水渠、排水管和廢水渠排入下水道。
1.2虹吸濾池
20世紀60時年代開始，突破了常規濾池設計，引進了國外的虹吸濾池，以建成一百余座。北京印染廠給水工程：設計規模700m3/時，該廠通過小型試驗取得設計參數，是我國首先采用虹吸濾池的水廠。
虹吸濾池的工作機理：虹吸濾池的濾料組成和濾速選定與普通快濾池相同，所不同的是每個單元濾池都配置了進水虹吸管和排水虹吸管，利用虹吸作用來代替濾池的進水閥門和反沖洗排水閥門。反沖洗所需水頭和水量均來自濾池本身。
虹吸濾池不需要大型進水閥或控制濾速裝置，也不需沖洗水塔或水泵，因此設備投資低于普通快濾池；可以自動化控制運行，而且過濾過程中，濾出水水位高于濾層不致負水頭現象，一定范圍內根據水量變化可自動均衡各單元濾池的流量。
1.3無閥濾池
無閥濾池是最早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自動運行濾池，經過不斷的應用與技術改造，其技術已經成熟，有著廣泛的應用。
無閥濾池工作機理：利用水利學原理，通過進出水的壓差自動控制虹吸產生和破壞，實現自動運行的濾池。原水自進水管進入濾池后，自上而下穿過濾床，濾后水經連通管進入頂部貯水箱，待水箱充滿后，過濾水由出水管排入清水池。隨著過濾進行，水頭損失逐漸增大，虹吸上升管內的水位逐漸上升，當這個水位達到虹吸輔助管的管口時，廢水就從輔助管下落，并抽吸虹吸管頂部的空氣，在很短的時間內，虹吸管因出現負壓而工作濾池進入反沖洗階段。貯水箱的清水自上而下留過濾床，反沖洗水由虹吸管排入排水井。當水箱水位下降至虹吸破壞口時，虹吸管吸進空氣，虹吸破壞，反沖洗結束，濾池又恢復過濾狀態。
重力式無閥濾池具有無大型閥門、正水頭過濾、沖洗自動化、造價低及操作管理方便。
1.4V型濾池
V型濾池是均勻濾料濾池的一種，采用均勻石英砂濾料，濾層厚度比普通塊濾池厚，截污量也比普通塊濾池大。而且V型石英砂濾池過濾能力的再生，采用了先進的氣、水反沖洗兼表面掃洗技術，可以節水、節能，還能提高水質，增大濾層的截污能力，延長工作周期，提高產水量。在20世紀70年代已在歐洲大陸廣泛使用，20世紀80年中期進入我國，首先在澳門青州水廠運用，后期，在南京、西安、重慶等地開始引進使用。
V型濾池結構與機理：
V型濾池(見V型濾池結構簡圖1)因兩側進水槽4設計成V字型而得名。一組V型濾池通常由數只濾池組成。每只濾池中間為雙層中央渠道，將濾池分成左、右兩格。渠道上層6是排水渠供沖洗排污用；下層7是氣、水分配渠，過濾時匯集濾后清水，沖洗時分配氣和水。渠上部設有一排配氣小孔9，下部設有一排配水方孔8。V型槽底設有一排小孔5，既可作過濾時進水用，沖洗又可供橫向掃洗布水用，這是V型槽底設計的一個特點。濾板上均勻布置長柄濾頭，每平方米布置50-60個。濾板下部是空間10。
1.進水氣動隔膜閥；2.堰口；3.側孔；4.V型槽；5.小孔；6.排水渠；7.汽水分配渠；8.配誰方孔；9.配氣小孔；10.底部空間；11.水封井；12.出水堰；13.清水渠；14.進氣閥；15.排水閥
圖1V型濾池構造
V型濾池反沖洗的排水系統簡單，施工方便，省去了為排水均勻而設的眾多集水槽；濾層厚，采用等粒徑粗顆粒濾料，截污能力強，截污量大，過濾周期長；采用氣水反沖洗，反沖洗效果好，節水；表面橫向掃洗，及時排除使表面懸浮雜質；自動化程度高，控制系統成熟。
V型濾池兼備了優質過濾和有效沖洗的優點，適應當今國際給水過濾技術的發展趨勢，被認為是值得推廣的過濾工藝。
1.5多層濾料濾池
多層濾池除濾速有高速過濾特點外，其他部分與常規濾池設計基本相同。
雙層濾料濾池主要是煤砂雙層濾料濾池，在國外尤其是美、日等國仍然作為主要過濾設施采用，國內也在大量使用，當前還是應予優先考慮的一種濾池。它濾出水量多，在一般原水情況下濾出水能達到要求的水質標準，造價低、濾料易于制備(煤濾料吸附性更強)，便利操作和維護，至于輕質濾料丟失問題，用水沖洗或是氣水分隔沖洗，只要管理得當，設計合理，不會發生丟失情況。雙層濾料濾池效率基本是砂濾池效率的一倍，水頭損失也小，過濾周期也比較小。另外該濾池煤濾料貨源易得，控制方便。
雙層濾料濾池國外無煙煤層厚，石英砂層薄，正好與我國相反，有待我國進一步探討，進行優化。
三層濾料濾池濾料為煤、砂、石榴石，濾速在初濾時可為一般快濾池的3倍，煤砂雙層濾池的2倍。但隨后濾速降低，此種濾池過濾周期較短。根據有關資料稱，其總濾出水量不及雙層濾池，且濾層有阻塞現象，石榴石價格高，也有流失情況。
2纖維濾料濾池
20世紀90年代中期，東北電力學院在總結多年來過濾經驗的基礎上，研制成功纖維束狀濾料。纖維束濾料近于平行水流方向置于過濾設備中被壓緊，形成上疏下密類似于理想過濾的孔隙分布，而反沖洗時，可使床層處于松散狀態。床層孔隙可以通過水力自動調節，達到理想的過濾效果。而且氣、水用量少，清洗時間短。
東北電力學院對纖維束濾料過濾進行了大量的實驗研究，實踐表明，纖維束濾料可用于反滲透法脫鹽等對水質要求較嚴格的預處理。在原水濁度為3.8~4.6NTU，濾速30~40m/h，出水濁度<1NTU，淤塞指數SDI(15min)<2，完全可滿足反滲透膜分離過程對進水水質的要求，且水層阻力小，截污容量大。
2.1束狀纖維濾池
束狀纖維濾池是一種全新的重力式濾池，它采用了一種新型的纖維束軟填料作為濾元，其濾料直徑可達幾十微米甚至幾微米，具有比表面積大，過濾阻力小等優點，解決了粒狀濾料的過濾精度受濾料粒徑的限制等問題。微小的濾料直徑，極大地增加了濾料的比表面積和表面自由能，增加了水中雜質顆粒與濾料的接觸機會和濾料的吸附能力，從而提高了過濾效率和截污容量。
濾池為充分發揮纖維濾料的特長，在濾池內設有纖維密度調節裝置。設備運行時，通過纖維密度調節裝置向濾層加壓，使濾層孔隙度沿水流動方向逐漸縮小，密度逐漸增大，相應濾層孔隙直徑逐漸減小實現了理想的深層過濾。當濾層被污染需清洗再生時，纖維密度調節裝置將濾層放松，使濾料恢復自由狀態，即可用水方便地進行清洗。對濾料的清洗采用氣--水混合擦洗的工藝，可有效地恢復濾元的過濾性能。
過濾精度高：水中懸浮物的去除率可接近100%，對細菌、病毒、大分子有膠體、鐵等雜質有明顯地去除作用；過濾速度快：一般為20-25m/h，最高可達30m/h；截污容量大：一般為10～15kg/m3，是傳統過濾池的2倍以上；不需要更換濾元：濾元被污染后可方便地進行清洗，恢復過濾性能。
2.2D型濾池
九十年代末，李振瑜等研制成功彗星式纖維過濾材料，并申請了專利，并將這種過濾材料命名為“彗星式纖維過濾材料”。
彗星式纖維過濾材料構成的過濾層其孔隙率沿濾層高度呈梯度分布，下部過濾材料壓實程度高，孔隙率相對較小，易于保證過濾精度，整個濾床孔隙率由下至上逐漸增大，濾層孔隙率的分布特性有助于實現高速和高精度過濾。
D型濾池在結構和運行方式上借鑒了法國的得利滿公司V型石英砂濾池的結構，濾料采用了清華大學研制的“彗星式纖維過濾材料”，D型濾池的控制
可采用手動控制和自動控制兩種方式，可根據用戶需要制定，靈活、先進；特有的攔截技術，可保證濾料在反沖洗時不會流失；反沖洗耗水率低(約1%～2%)，運行費用省；具有鋼板和混凝土兩種結構型式，根據用戶和實際需要選擇，最大程度地節約投資費用；抗沖擊性能強。
3結束語
國內外尤其是國內絕大部分水廠應用的還是重力式濾池，國內現在多用雙層濾池及均質濾料濾池，它們在經濟、技術上更適合當前我國國情。而纖維濾料濾池、臭氧化-生物活性炭濾池等新型的過濾技術發展還不夠成熟和完善，現在應用的較少。總之，重力式濾池現階段在我國給水行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實現穩定持續供水的保證。
參考文獻
[1]陸柱，蔡蘭坤，叢梅.給水與用水技術[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8).
[2]許保玖.給水處理理論[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