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護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植物保護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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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實踐和教學互促共進

科研是教學的助推劑，優秀的教學要求能融入大量的科研前沿發展動態，適時介紹有關植物保護學的小故事和研究經歷，將教學和生產實際相聯系，使教學達到科學性與前瞻性的統一。當然，由于課時有限，課堂中涉及的前沿信息只能簡略介紹，課外可再開展相關的科研講座來詳細的跟蹤植物保護學新熱點與新趨勢等，進一步拉近課堂教學和學科前沿的距離，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和視野。另外，可根據任課教師的研究課題開設相關的綜合性大實驗，培養學生綜合運用理論知識與實驗技術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教師在科研中嚴謹、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生產實踐活動是很多老師容易忽視的，植保新技術的推廣應用、農藥肥料新產品的研發等需要授課教師與時俱進、實時更新教學內容。身體力行從事大量的實踐活動，才能及時把當地農業生產中主要的植物病蟲草害種類及危害、難以解決的關鍵問題等介紹給學生，可有效避免課堂教學與生產相脫節，提高教師將實踐和理論融合的能力。反過來，教學也能極大的促進科研與實踐，教學過程中會迸發出許多新的火花，發現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為科研提供方向。理論需要實踐來檢驗、運用，同時科研、實踐過程中的部分成果又能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因此，教學和科研、實踐是緊密相關的，教室、實驗室、田間都是教師工作的場所，在“理論—實踐—理論”的不斷循環中教師才能不斷進步。

3推廣合作式教學模式

合作式教學是指采用教學團隊（分工明確、協調統一）來組織教學，譬如不同種類的病害、昆蟲、雜草等可安排不同的老師講授，多名教師共同承擔一門課程。一方面教師根據學術專長承擔相應的教學任務，利于學生掌握與課程教學各模塊相關的最新學科科研進展，使教學知識更全面、更精深；另一方面學生可以和不同風格的老師（講授方法不同、閱歷不同、認知程度不同、科研方向不同）交流、溝通、對話，學習到多個老師身上的優點。教師不僅要傳業、授道、解惑，而且要在教學活動中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確的價值觀念、卓越的創造能力，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4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教師自身的形象和個人魅力在教學中極其重要，知識淵博、謙遜、有激情、有親和力、把學生當朋友、對學生亦愛亦尊重的老師更受學生歡迎。老師的激情能很好的感染學生、熏陶學生、駕馭課堂，讓學生與授課教師達到思想上的共舞。作為一名合格的教師，要有嚴謹的治學態度，用心上好每一堂課，用心關愛每一位學生，真正做到為人師表、言傳身教。教師課前可在教室播放一些與課程相關的小視頻、小新聞等，以緩解課堂沉悶的氣氛。課間也非常重要，有些老師一上完課就匆忙離開，和學生零溝通，以至于一門課講完，部分學生還不知道授課教師的名字。課間其實是和學生培養感情的大好時機，走到學生中間，和他們談談心、聊聊天，一方面可以了解學生所思考、所關注的問題；另一方面學生會覺得老師平易近人，使其課堂上認真聽課，并積極活躍的參與其中。課下也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加強與學生的聯系，包括郵件、電話、網絡等形式。教師在上第一次課時就應將老師的個人聯系方式告訴學生，加強與學生的溝通、交流，可根據學生的意見逐步形成適合課程自身特點的教學體系與教學方法。課程結束時可進行教學情況問卷調查，以便有針對性的改進教學，包括內容安排的合理性、教學重難點、講課方法、課程討論、作業布置、實驗準備與安排、教學效果等情況。

5重視緒論課

講好每節課是教師的職責，而緒論課更需要下更大功夫來備課。成功的緒論課可很好的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好奇心，能使學生感到學習內容豐富、有作為、有前途。在教學過程中，可通過給學生展示大量的有害生物危害照片，讓學生認識到進行植物保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用豐富的教學資料及高清晰度的圖片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結合教師自身科研、實踐的經歷與體會，根據內容巧妙的分析我國植物保護科技發展歷史與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分析我國的特色與優勢，以及與國際前沿的差距等，以激發學生的愛國精神、國際競爭意識，增強學生學好課程和專業的責任感。

6嘗試研究參與式教學

大學授課有3種境界，第一種境界是滿堂灌式教學，即單純的講課，把知識要點、相關內容硬塞給學生，學生不理解只能死記硬背。第二種境界是展示型教學，即通過演示、展示等形式來配合講授。這種模式下，學生能夠理解性的學習，但仍沒有改變“老師站著講、學生坐著聽”的局面。老師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從第一節課講到期末，盡可能的把所知全部告訴學生，學生感覺到老師講的都懂了，課下便不會再去查閱相關資料、深入思考，容易導致思維僵化。給學生留些問題、讓他們有一定的思考空間是很多老師忽視的問題，好的教學重在啟迪，讓學生獲得自學能力和拓展能力。正如哈佛大學女校長福斯特在2008年本科生畢業典禮上演講所說：“教育的最大魅力，不在于給出答案，而在于提出一個讓學生們揮之不去、足夠一輩子去思考的大問題。”第三種境界是參與式教學，某些時候可進行角色互換，讓學生講課、老師點評、課上討論，鼓勵學生主動參與教學過程，這樣學生課下就會查閱相關資料、認真思考、相互討論，自學能力逐步提高，能夠主動去發現問題、并想辦法去解決問題，久而久之學生還能養成自我學習的好習慣。課前可布置與課程內容相關的小專題（譬如植物害源的種類與危害、植物保護的作用與地位、有害生物防治技術概況、化學農藥的利與弊、生物天敵的利用、有害生物防治存在的問題等），讓學生課下查閱資料，每次上課安排1～2位同學做5～10min的專題小報告，老師和學生進行點評、討論后引出新課內容。課上學生上講臺匯報時，語言表達能力、組織協調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等都會得到鍛煉。一些任務可分小組安排，這樣還能培養學生的團隊協作能力、人際溝通能力。大學階段學習知識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以提高他們適應社會的能力。研究參與式教學能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讓他們認識到自身的價值和潛力，體會到學生才是課堂真正的主體。

7培養學生提問題的意識

提問包括課程講解過程中的提問、課間提問和課下提問。在課堂上根據內容適時提出問題，是實現教學互動、活躍課堂氣氛的良好方法。上課前老師可先提出一些問題讓學生思考，學生在圍繞這些問題討論時又會產生很多相關的想法，這樣能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讓學生逐漸養成提問的良好習慣。譬如，在講授有害生物防治方法時，提問有害生物治理對生物生態安全的影響，讓學生在暢所欲言的同時將植保和生活實際相聯系，了解各種防治措施的利與弊，形成綜合防治的意識。同時，問題也是教學效果的最好反饋，教師可以根據學生反映的問題來修訂教案。

8應用案例教學法

很多老師教學時注意到了“照本宣科”這個問題，他們認為不能只照著一本教材講課，于是便多看了幾本書，將這些書的內容綜合起來講授，但其實照著一本書念和照著多本書讀的性質是完全一樣的。教一門課分為教什么、怎么教兩部分內容，后者更重要，講完課后學生會應用才是教學的最終目的，案例式教學能很好的實現這一目標。例如，在介紹農作物重要病、蟲、草害時，因各種作物上病蟲草種類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結合地區區域特點選取重點案例進行講解，能讓學生掌握要領，理解針對一種病害、蟲害或草害應該如何去了解其發生發展規律及如何結合新技術對其加以控制，并做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當學生再遇到未講解的或新發現的病蟲草問題時便知道如何去思考、研究和解決，這樣就大大緩解了“教學內容多、學時少”的矛盾，提高課堂效率，使講授內容既不脫離教材，又能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9改進教學手段

現代化教學手段只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手段而不是保證，巧用、會多媒體用才能發揮它的作用。而很多年輕教師存在“多媒體依賴癥”，離了多媒體就不能講課，但完全用多媒體講課很難控制幻燈片的放映速度，導致學生既顧不上聽課又沒記好筆記，影響學生對內容的理解、消化和接受。如果將多媒體教學和傳統教學結合起來，效果將完全不同。多媒體應主要用來給學生展示相關照片、圖片、動畫、前沿知識等內容，變靜為動、變微觀為宏觀、變抽象為真實直觀，畫面設計需注重效果，文字不能過多、簡明概括要義即可，要避免文字堆砌和“書本搬家”。而教學的重、難點知識則可通過板書來呈現。幻燈片和板書相結合、圖文并茂，利于教師更好的掌控課堂、控制速度，而且教學目標更加明確。

10加強實踐教學

實驗課、田間實習課和理論課的講授交叉進行，學生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后便開展相關的實驗課或田間實習，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使理論在實踐中升華。實踐教學時應培養學生實事求是、嚴謹的科學素養，讓學生明白并不是所有的實驗都有理想結果，重在分析查找原因，堅決杜絕憑憑空虛構實驗數據。室外實踐教學是植物保護學課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讓學生實地采集或觀察標本，可鞏固課堂理論和實驗的教學效果，現場進行指導分析的效果遠遠大于室內標本的觀察，同時可在實地培養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譬如，在進行植物病害的癥狀（病狀、病征）觀察實驗教學時，可改變傳統的室內標本（長時間存放后褪綠，霉狀物、粉狀物等病征模糊）觀察教學法，而把學生帶到大自然，讓學生有目的的觀察活體實物標本，可清晰直觀的看到番茄病毒病的花葉變色與葉片畸形、番茄疫病造成的壞死、黃瓜枯萎病的萎蔫（剖開病莖可看到維管束變褐）、黃瓜霜霉病葉片上的霜狀霉層、灰霉病病部的霉狀物、瓜類白粉病葉片上的粉狀物、細菌性病害的菌膿等癥狀，這樣既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又增強實驗的教學效果。綜合性實習是植保課程的重要環節。可在緒論課時就明確給學生安排任務，要求他們在課程學習期間利用空閑時間到田間識別并采集病蟲標本（可分散進行），在室內進行鑒定，并制作標本上交，期末時每人至少上交15個不同屬或種的標本。這樣學生學以致用，可了解生產中常見病蟲的種類及特點，同時還大大豐富了實驗室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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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園林設計模式單一，病蟲害頻發

在園林設計中，普遍存在著模式單一化的問題，這嚴重影響了園林設計的效果，部分園林設計植被整齊劃一，但是植物的種類較少，植物年齡、層次等趨于一致，極易出現水土流失現象，造成了地表土壤肥力損失，增大火災和病蟲害發生概率。例如在某些園林中種植了大量的冷季型禾本類草坪，從而造成了蝗蟲等害蟲的頻發，而部分地區種植的金絲柳，如果在某一區域種植了大量同類型的植物，植物極易發生腐爛病等，甚至會出現大批死亡的現象。

1.2盲目引進新物種，造成了樹苗的水土不服

近些年來，我國的園林建設加快，部分城市在園林設計過程中，過度的追求標新立異，引進了很多外國的植物物種，雖然在短期時間內，可以取得良好的景觀效果，但是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容忽視。部分引進的物種由于不適應當地的溫度和氣候，從而造成了新植物的死亡，甚至有些植物會收到嚴重的病蟲害侵擾，造成了極大的經濟損失。此外外來物種的引進還會影響當地的生態平衡，影響了當地動物群落和鳥類群落的正常生存。

1.3園林樹種配置不合理

由于在城市園林設計中，缺乏專業的生物規劃，造成了設計方面缺陷，甚至存在了植物生物學特性和各種植物之間的相克現象，降低了植被之間的相互保護作用。園林樹種配置的不合理，還會造成白粉病、黃化病、根腐病、蚜蟲等病蟲害的發生，且大部分病蟲害由于環境及周圍條件限制，很難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園林植物病蟲害常年發生和流行。

2城市園林設計中園林植物保護采取的措施

2.1提高園林植物的自我保護能力

提高園林植物的自我保護能力，就需要進行合理的植物設計，尤其是注重園林植物的多樣性，通過植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提高群落之間的相互保護作用，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在提高植物的多樣性的同時，應當加強對于各種植物屬性的研究，形成一個有序、穩定的植物群落，要結合不同環境和不同樹種之間的生態學特征，選擇最佳的物種組合，實現園林植物的多樣化。例如在園林設計中，應當注重植被植物、草木植物、灌木、喬木等的層次分配，保證生態鏈的完整性，提高園林植物的自我修復功能，并減少園林植物的病蟲害發生。

2.2植物栽種密度適宜

適宜的植物栽種密度可以有效地降低病蟲害的發生，這是園林設計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調查顯示在部分城市園林的設計中，為了追求綠化面積和藝術造型，忽視了植物栽種密度，不僅浪費了樹苗資源，也造成了植物群落的生長空間擁擠，出現了爭水爭肥的現象，甚至造成了植物死亡。因此在植物設計的初期可以進行適當的密植，以保證景觀的效果，經過幾年的生長期后，要及時的進行空間結構的規劃，保持植物合理的生長空間，增強樹體抗病蟲害的能力。

2.3注重病蟲害防治，提高植被的免疫力

園林植物在維持綠化面積，提高城市居住舒適度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對植物的保護不力，從而造成了植被病蟲害災害頻發，因此注重病蟲害的防治工作至關重要。這就需要建立病蟲害防治部門，根據園林內部植物的生態屬性，建立全面的病蟲害防治方案，及時的監控植物變化，確定發病的機理和規律，提高病蟲害防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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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技術，是指人們通過計算機對圖片、文字、聲音等節能型信息交換的技術。多媒體技術具有很強的控制性、交互性和集成性。國外的植物保護信息化建設較早，其成果比國內相對較好，國外用電腦演示了很多商品化或者即將商品化的先進的植物保護軟件，對植物保護信息化建設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在植物保護中的應用，使現代化的植物保護系統通過地理信息系統、分類學信息系統、數據庫和多媒體技術對植物病理和植物保護的大量資料和文獻進行有效的綜合、保護和記錄，使人們意識到植物保護的重要性和意義，先進的植物保護信息化技術能夠通過植物病變模擬和植物病害診斷系統有效預防植物受到病害。現代化多媒體技術和網絡通訊技術的有效結合，有利于植物保護信息數據庫的建立和管理，使現代植物保護呈現出智能化、系統化特征，這植物病蟲害的防護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有效提高了國家農業生產和經濟效益。

1.2信息網絡技術在植物保護中的應用

現代植物保護信息化建設利用信息網絡技術，實現了植物保護信息資源共享，并且實現了跨國界植物病蟲遠程監測及相關信息數據的即時反映，使國內外的植物病蟲害預警效果良好，并有效控制、防治了植物病蟲害情況的發生，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收益。目前，我國植物保護領域的信息網絡化發展已經呈現出較為穩定的狀態，植物病蟲害防護初見成效。信息網絡技術在植物保護中的應用，有效實現了植物保護信息系統內相關信息的共享，大大提高了植物病蟲害預防和預報的準確性、實效性，全國植物保護信息化技術推廣服務中心將信息網絡技術和植物病蟲害預報技術有機的融合在一起，并建立科學全面的植物病蟲害監測預報信息計算機網絡傳輸管理系統，有效提高了植物病蟲害信息的傳遞速度和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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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1）024-0096-02

紙質文物是一個重要類別的文化遺產，我國擁有非常豐富的紙質文物。作為人類在長期實踐過程中積累下來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紙質文物有助于人們教育后代、研究當時社會現狀，其歷史價值無法估量。在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保護好紙質文物不僅有利于推動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更是鼓舞人們不斷創新的不竭動力。

一、 紙質文物的保護現狀

在我國，紙質文物的數量相當龐大。一般說來，紙質文物包括古代文獻檔案、古代書籍和古代字畫等。據統計，全國共有3000多個紙質文物收藏單位，收藏總量高達350余萬件。

盡管紙質文物有如此龐大的基數，它們的保護現狀并不盡如人意。由于人們在紙質文物保護方面的意識比較薄弱，技術相對落后并且缺乏比較系統的保護方案，導致了我國紙質文物的損毀相當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紙質文物的受損原因和保護對策就顯得至關重要。

二、紙質文物受損原因探究

紙質文物在物理性質和化學性質上都相對脆弱，再加上外部條件的不穩定性，很容易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一）文物本身因素

在展館中，大多數紙質文物的材料為手制紙張（如宣紙）、絲綢、綢緞、錦緞等。這些材料制作都相對簡單，在保存過程中不僅顯得脆弱，而且極其不穩定，容易在各種條件下分解。因此，在展覽過程中會發生某些意外，例如蟲害、霉變、水災時，會受到很大程度的損害。

從化學成分來看，紙質文物的主要成分為纖維素、術質素、半纖維素，因而易水解、易氧化，從而變黃，硬度和耐折度降低。紙張在制作過程中加入的堿、漂白粉、滑石粉、膠料等物質填料，雖然分別起到了加強紙張機械強度的作用，但也影響了其本身的酸堿度。

（二）外部因素

在紙質文物的保存過程中，溫度若控制不好，便會受損。一方面，溫度過高，空氣的濕度便會增加，文物容易受潮，發生褪色、潮解現象。另外，空氣過于潮濕，會加快微生物的繁殖，進而造成文物的腐爛。另一方面，溫度過低，空氣中的水汽會大量減少，過于干燥的環境會減小紙張纖維的抗張強度。

在眾多外部因素中，有害氣體也扮演著不同尋常的角色。例如：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溶于水，顯酸性，嚴重影響紙張的機械性能，致使紙張變脆甚至酥化成粉末；空氣中的氫硫酸具有很強的漂白作用，使文字、繪畫材料褪色。

空氣中的粉塵也會悄悄地損害紙質文物。當粉塵落到紙質文物上時，一部分會牢牢附著在上面，隨著文物的整理、使用和翻閱，便會引起對紙張的磨擦作用，使之起毛甚至穿洞，影響作品的清晰度。另外，某些粉塵中含有大量的霉菌孢子，而文物又為霉菌孢子的傳播和繁殖提供了極佳的場所，這都易使紙張發生腐爛。

光線貌似不起眼，實際上也是文物受損的“元兇”。光的輻射熱作用于紙張時，就會引起紙張的理化反應，當溫度高于30℃時，就會加速紙張變黃、發脆。在光照射下，會發生一系列的化學反應，加快文物的分解。

三、紙質文物的保護措施

紙質文物的保護和修復是一項極富技術含量的工程。在此過程中，專業保管員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學習、周密的方案制定、小心的操作和足夠的耐心，否則，非但沒有達到保護和修復的目的，還會造成二次污染。另外，紙質文物的保護和修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課題，不能將目光僅僅局限于文物本身，更要懂得改善其周圍的存在環境，使其留存千古。

（一）對文物本身的保護和修復措施

1.除蟲

紙張最怕蟲是紙質文物收藏最基本的常識，蟲害可以說是破壞紙質文物最常見、最不可忽視的禍患。在實踐過程中，對文物進行除蟲處理應當是首當其沖的一件事。從物理角度講，可以在小段時間內將文物置于高溫或低溫條件下，以達到殺蟲的目的。其中，40℃～-10℃為昆蟲生長的高溫和低溫的分水嶺，溫度高于40℃或低于-10℃均能使其代謝速度變慢，生理功能失調，最終死去。從化學角度講，可以利用毒氣熏蒸法讓毒氣穿透害蟲身體，致使害蟲身體中毒快速死亡，但是此方法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應小心操作。

2.脫酸

當紙張的酸度達到一定程度（PH值在4～4.5之間）時，其機械性能會受到很大影響，這時紙張變脆甚至酥化成粉末，因此脫酸過程必不可少。脫酸過程中，可用石灰水（氫氧化鈣溶液）飽和溶液（濃度約0.15％）或碳酸氫鎂溶液浸漬紙，約20分鐘后，紙的酸性即被中和。

3.去霉

紙質文物長霉的根本原因是文物表面滋生了霉菌并大量繁殖，因此，去霉的第一步應該是殺菌。物理上的低溫冷凍法和缺氧法不僅操作簡單，而且經濟適用。若設備條件和技術條件允許，可以利用一些物理射線將霉菌徹底殺死。在化學方法上，可采用甲醛熏蒸法殺死霉菌，原理是甲醛能使菌體蛋白質變性凝固和溶解菌體類脂，可以殺滅文物表面和空氣中的霉菌繁殖體。其最大優點是熏蒸藥物能均勻地分布到收藏室的各個角落，消毒全面徹底，并且省事省力。去霉的第二步是除去文物表面難看難聞的霉斑。去霉斑過程中，可用毛筆蘸取0.5％高錳酸鉀溶液涂在霉漬污點處，待高錳酸鉀溶液由紅變為茶色（期間約為5分鐘），再涂2％的草酸溶液，使涂有高錳酸鉀的部位由茶色漸變為白色。當茶色褪凈后要立即用清水淋洗，把殘余的化學藥劑洗去，防止紙質文物受損。

4.紙張的加固和修復

為防止脆弱的紙張在收藏過程中受損，有必要對其進行加固處理。常見的方法是把紙張夾在兩層醋酸纖維素的薄膜中間，加熱壓合，使其處在有效的“襁褓”之中，減小外力的沖擊。對于撕破的紙張，可以在紙的背面適當加一點漿糊，并粘貼上一片干凈的紙張作為“補丁”。對于存在折痕的紙張，可以在其表面噴灑少許清水，使其變得濕潤，鋪上薄薄的白棉布，再用專用的烙鐵燙一下即可。

（二）如何改善文物的收藏環境

1.控制好室內溫度和濕度

作為影響紙質文物壽命的兩大主要因素，溫度和濕度要符合一定的控制要求。根據有關研究結果，冬天室內的最佳溫度為15℃，夏天為25℃，一年四季的相對濕度應該保持在50％～65％之間。此外，室內24小時內溫度變化值不應超過5℃，濕度變化值不應超過5％。否則，紙張纖維的抗張強度會受到很大影響，并可能滋生大量的細菌微生物。

2.室內要加強通風

閉塞的收藏環境不僅會加快微生物的生長繁殖，而且會使有害氣體長時間停留，最終通過化學反應損害紙質文物，因此，必須加強通風。另外，在大氣污染較嚴重的地區，應控制通風的時間段和頻率。

3.改善室內采光條件

陽光中的紫外線和太強的光線環境對紙張有很大的破壞作用，因此收藏室內的采光要消除紫外線并嚴格控制光照強度。窗戶的玻璃應一律改為毛玻璃或茶色玻璃，并且室內的照明燈光應以柔和的色調為主。

4.創造低氧環境

為有效控制有害昆蟲和微生物的滋生，可以向一些展柜內充入大量惰性氣體（稀有氣體），使氧氣的濃度降到10%以下。

5.規范操作行為

由于人的手上有大量的油脂、汗漬、灰塵和霉菌等損害文物的物質，因此保管員在拿取書畫時要帶手套（白色光滑的手套），防止污染文物。另外，操作時，保管員盡量帶口罩，以免講話時唾液飛濺到書畫上。現代家具材料中含有大量甲醛氣體，甲醛不但對人體有毒，而且還會損害書畫，因此現代櫥柜不適宜存放珍貴紙質文物。

作為先祖文明的受益者與后代子孫的教育者，我們應對保護和修復紙質文物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這些文物不僅見證了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更是引導我們日后不斷壯大的最好素材。然而，這些珍貴的文物正在慢慢減少，慢慢淡出我們的視線，保護和修復紙質文物迫在眉睫，需要我們這代人不斷探索和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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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韓國積極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仍困難重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近況堪憂。回顧相關研究，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以個案研究為主，尚未挖掘相關的理論來支撐和指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本文創新性地嘗試運用人類文化學中的文化整體論理論，從“整體性保護”的角度出發，將相關理論和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相結合，旨在提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效保護的相關意見和建議。

1研究背景與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確定為“人類傳說及無形遺產著作”，中國和韓國的端午節“申遺”之爭最終以韓國的勝利而宣告結束。與此同時，這一事件在中國國內引起了人們的熱議和思考，甚至要求國家文化部門上書聯合國，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韓國的“泡菜文化”被收錄到《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中。翌年，韓國擬將“暖炕技術”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在韓國的申遺之路上，中國總是面對著諸多尷尬和無奈，讓許多中國人倍感遺憾和惋惜，認為“泡菜”、“暖炕”等技藝和文化應該屬于中國，卻屢屢被韓國“捷足先登”。由于中國文化與韓國文化相似度較高，韓國的“申遺”項目往往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從中韓申遺之爭，一方面可以看到韓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而另一方面，中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仍然滯后，和許多“申遺”機會失之交臂。但是，從積極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國家部門還是普通民眾，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逐漸提高，并試圖探尋各種方法來保護我國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歷史悠久，文化豐厚，即便在現代社會中，中國人民對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著特殊的情結。同時，文化多樣性是文化交流和創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許多歐美的文化作品都證明了這一點。而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機部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體現。根據現有的研究來看，目前，學術界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和定義眾說紛紜，不盡相同，尚未達成共識。根據學者的研究，本文認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有別于傳統體育，將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界定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并且具有保護意義的各種體育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及其表現空間。”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體育和文化的雙重屬性，既體現出體育對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價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質性”、“地域性”和“歷史性”，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難度頗大，社會環境的改變、表現形式的流失、傳承人員的匱乏，使得不少人類寶貴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消亡，瀕臨滅絕。雖然政府和學術界積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但從目前我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來看，保護過程問題較多，效果差強人意，急需探尋合適的方式來保護人類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資源。

2研究方法

2．1文獻資料分析法

查閱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政策文件，并且選取數據庫中國知網，以“文化整體論”、“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關鍵詞搜索相關學術期刊和學位論文，亦從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http：／／www．zgfy．org／）搜集相關資料，這些文獻為本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對目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進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2．2邏輯分析法

在閱讀相關政策和文獻的基礎上，運用歸納、演繹的方法對所搜集的資料進行歸納和總結，認清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現有保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厘清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現有的保護方式，探尋文化人類學學科的相關理論，并且嘗試從文化整體論視角下探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3研究結果

3．1文化整體論

3．1．1文化整體論的核心觀點。文化整體論是文化人類學學科領域中的重要理論，強調在研究人類行為時，不能只針對行為本身進行研究，而應研究與該行為有關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類文化的整體特質，注重將文化現象作為一個有內部聯系的整體加以探討。3．1．2文化整體論的歷史沿革。1895年，涂爾干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書中首先提出“整體”（Holism）這一概念，他認為個人意識和社會意識都不是實體化了的東西，而只是一種特殊現象的系統化的總體。以此為基礎，文化整體論始終貫穿于文化學、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始終。1871年，英國的人類學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認為文化或者說文明是一個宏觀的大概念，是一個紛繁復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藝術、風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為一定的社會成員是可以獲得這些內容的［1］。對于文化人類學家來說，“文化”是長期以來人類生活方式的載體，是不斷傳承下來的觀念、行為模式、器物和藝術，并且認為每個民族的社會文化會各自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整體。根據美國文化歷史學派的代表學者博厄斯的相關觀點，其認為文化的發展是具有內在邏輯的，因此，應該從整體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類文化的動態發展和演進過程。文化現象是極為復雜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無論是地理環境，還是經濟政治都會影響到文化的發展。博厄斯強調實地調查的科學性和必要性，重視從特定文化的整體脈絡出發，體現了在人類文化學中“整體論”的重要性。在繼承博厄斯相關觀點的基礎上，克魯伯的文化觀認為文化的發展并不是雜亂無章，而是存在著可循的規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體系，只是在這一過程中受到社會環境、心理環境、自然環境等影響和制約。“結構功能主義”代表學者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在發展社會功能主義學說的同時，也開創了別具一格的英國式社會人類學研究范式。馬林諾夫斯基認為文化的功能在于維持人類每項行為的習慣模式，并且每種文化都能滿足社會人的訴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體內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和相互依賴，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應把它放在整個文化脈絡來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學說逐漸興起，本尼迪克特作為代表學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論。本尼迪克特認為“模式”是一個將各項行動賦予意義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項行動融合在文化整體之中。換句話說，一個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種“模式”，并且構成了文化的綜合體。斯德華的文化生態學思想將文化放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認為對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產技術與環境之間的相關關系。其次，需要認清行為的本質和特質，并且輔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徑去開發在特定區域中存在的行為，以此形成一種相對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還需注重研究該行為模式對地區和文化產生的積極和消極影響。綜上所述，作為人類文化學的重要理論之一，文化整體論強調對于文化這個宏觀概念的研究不能只著眼于文化行為的本身，將文化看作一個整體，組成文化的各個部分對于文化的形成和演變都具有重要的影響。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屬性就是一種文化，而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其表現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因此，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該將其置于當前社會整體之中，無論其保護主體、保護形式和保護內涵，都要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現實要求。

3．2文化整體論視角下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3．2．1文化整體論突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協同性”保護。文化整體論突出文化的“協同性”保護。整體是由部分組成的，各個部分有機整合并且協同發展可以促使整體的發展和穩定。在探討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時，應將其置于整體框架中，認清文化與文化，文化與社會，文化與人類之間的相互聯系，探尋文化的共性和個性，建立一種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各個遺產項目的保護要遵循整體性保護的原則，不能是割裂性保護，只著眼于項目本身。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政府、社會、項目本身這三方面協調努力，合力保護。從政府層面，完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制顯得尤為重要。同時，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自身特點出發，在整合現有的社會資源的基礎上，已經探索出不少的保護方式，使得該文化遺產得以繼續體現價值。整合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路徑和模式，對于其他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3．2．2文化整體論強調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真性”保護。文化整體論強調文化的“本真性”保護。文化的傳承要求在保護和發展文化的過程中，要注重文化的歷史性，從時間、空間整體性加以保護，不能因經濟利益而犧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價值，以便能夠在傳承過程中被人和社會所接受。從這方面考慮，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保護和傳承過程中，既要與時代相適應，又要尊重非物質文化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即注重其保護過程中的“本真性”。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首先應該了解該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歷史背景，充分認識其文化價值，在此基礎上認清發展現狀，尋找有效的保護方式，在保護過程中不失其內涵而又與現代文化相適應。3．2．3文化整體論注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保護。文化人類學整體論強調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和文化客體之間的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文化整體論把人類和人類所創造的文化看成是一個由許多相互聯系的要素所組成的整體，重點關注人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和互動，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統整體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體論強調了人與文化的內在聯系，體現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的活態性保護。孟林盛、李建英等學者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根據保護形態的不同，將其分為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3］。根據現有的文獻來看，博物館的固化和數字化保護都屬于靜態保護的范疇，而動態保護的形式相對多樣，包括傳承人繼承，以文化節慶、傳統節日、體育旅游為依托進行弘揚，依靠學校為平臺、教育為手段促進體育非物質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等多種形式。同時，在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新式的保護形式也在不斷的涌現，禮堂的設立和文化生態圈的打造也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靜態保護強調以固化的形式將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下來，注重項目本身的保護，而割裂了遺產本身與現在的社會、人之間的關系，不符合社會發展和遺產自身保護的要求。動態保護亦不能為了保護而保護，在保護過程中，要順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充分發揮項目自身的能動性，推動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結論

4．1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要秉持整體性保護的原則，不能是割裂性、斷裂式的保護，充分調動政府、社會、項目本身的保護熱情和保護資源，協調三方合力保護是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必然趨勢。4．2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首先應該正確把握該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歷史背景，充分認識其文化價值，在此基礎上認清發展現狀，尋找有效的保護方式，在保護過程中不失其內涵而又與現代文化相適應。4．3原有的靜態保護過于注重項目本身的保護，而割裂了遺產本身與現在的社會、人之間的關系，不符合社會發展和遺產自身保護的要求。從長遠發展來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物保護方式應以動態保護為主，輔以靜態保護，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并且探尋新型而有效的動態保護模式進行推廣，推動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夢佳 單位:浙江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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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國絲綢源源西運，東西方交通得以暢通，形成了一條連接歐、亞大陸的交通大道―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猶如一條綺麗多彩的錦帶，從我國古代的長安城（今西安市）穿行河西走廊，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南北緣，越過伊朗高原『綿亙萬里，邀通西去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東岸和北岸。這是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十一世紀后中國同印度、兩河流域、埃及、古希臘、羅馬友好往來之路經濟文化文流之路。這條路上不僅有眾多的文物景點，還有漫漫平川茫茫高原，也有雪山冰峰。開發絲綢之路，再現其當年雄風是絲路申遺的重要措施之一。絲綢之路沿途存在著大量神秘現象、難解之謎，這將會激發人們探險旅游的熱情人們希望通過旅游活動認識和了解在自然與人類社會中存在著的種種神秘現象和知識，并加以研究、解決。絲綢之路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旅游熱線同時，絲綢之路的重振將會推動絲路沿線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從而有力地促進絲路沿線文物遺址的保護工作。

一、開發絲綢之路的必要性

絲綢之路馳名中外。近年，西北各省大都有程度不同的開發措施，但未形成氣候更未形成規模，市場成熟度不足，設施滯后，僅處于初期階段。為此，建議乘絲路申遺的大好機遇加大開發力度，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財流發展人文觀光旅游促進文物保護。

1、有利于保護文物

絲綢之路上留下了無數漢唐古墓、千佛洞、古城池、古烽隧、古建筑，歷經千年滄桑受盡無情風雨剝蝕又有人為破壞。倘若不采取措施，這些古跡將被繼續破壞，造成人類文化的巨大損失。

2、有利于弘揚傳統文化

絲綢之路是漢唐文化開放的歷史見證，是世界史展開的主軸也是中化民族的驕傲。在這條大道上當年漢武帝、唐太宗曾活躍一時張驀、班超、甘英、法顯、玄類、慧超、長春真人、馬可波羅留下了輝煌的篇章。展示這些文化遺產有利于啟迪后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3、有利于發展旅游業

絲綢之路是西北地區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這里不僅有兵馬俑、漢陽陵、西夏王陵（中國金字塔）、法門寺、莫高窟、樓蘭古城，也有華山、太白山、祁連山、天山還有遼闊的草原、浩瀚的沙漠、幽深的湖泊，是人們回歸自然，追尋自然野趣的天堂也是亞洲探險、旅游的樂園。

二、開發絲綢之路的依據和背景

絲綢之路大約在十一世紀之后，其國際貿易逐漸由海路進行，加上西部地理環境惡化民族變遷等因素絲綢之路日趨衰落終于退出歷史舞臺它的路線被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吞沒，它的光輝歷史也被人們遺忘。1895年1月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瑪千沙漠腹地驚奇地發現了一座被沙漠掩埋的古城―丹丹馬里克，又于1900年3月在死亡之海―羅布泊西岸發現了樓蘭古城遺址。斯文赫定的發現在世界引起極大的轟動。于是瑞典、俄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紛紛派考察隊來訪古尋寶。 絲綢之路被重新發現史學家陳寅格教授對此慨然嘆道：“絲綢之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歷史把絲綢之路推向世界。一個世紀以來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馳名中外的學者如陳寅格、陳垣、季羨林、馮承鈞、張星糧、向達、黃文弼、馬雍、李學勤等卓越的學者。他們中有許多人把終身獻給了絲綢之路的研究事業，為絲綢之路的科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三、絲綢之路沿線文物遺址保護現狀

縱觀我國絲綢之路沿線古城遺址的保存歷史和調查研究歷程，保存基本現狀有以下三個方面。

從古城址數量變化方面來看，發現大量的古城址處于逐步減少和消失的狀態。翻檢建國以來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的調查研究資料，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古城保存數量是相當可觀的，各類城址多達1300余座，若加上明清時代堡碧800余座，可達2100多座，而且大都存在，有跡可循。相反，現在田野調查發現，有好多雖然有記錄，但實地已經不復存在，現存城址減少的數量在逐步增加。從這次調查的整體結果來看，新疆、甘肅、青海和寧夏等地古城址保存相對較好，保存數量較大，但存在著各種破毀和消亡的威脅。陜西、河南地區的古城址相對保存數量較少，大部分地面已無存，尤其是洛陽至三門峽和關中地區，人口密度大，土地開發和城鎮工程建設利用率高，對古城址的保存是一個挑戰。從古城址本身的保存狀態來看，除了極少數交通便利、保存條件較好、開發利用前景樂觀的較大

型古城能夠得到修復延續外，絕大多數保存狀態較差，大部分存在傾紀坍塌、風化雨蝕、人為摧殘的不利狀態。

從保護管理的角度來看，除了極少數屬于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城址能夠得到有效管理和修繕外，絕大多數處在無人看管、自生自滅的自然衰敗狀態。即使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的古城遺址，也有存在現場無保護碑和保護圍欄、未劃定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游人肆意攀援城垣，造成一定的破壞。對于絕大多數的中小型古城遺址，能夠采取的保護管理措施就更加微弱，周邊環境較差，基本上不能保證城址保存的安全。

總之，絲綢之路古城址的遺址外部環境威脅加劇，遺址內部環境持續惡化，農民生活與保護矛盾突出，保護管理方式亞待改進。絲綢之路沿線古城遺址的保護出現這樣的生存狀態，主要是這些古城都屬于廢棄的露天土遺址，自身預防安全威脅的條件差，而且大部分地處交通不便的荒灘、耕地區域，保護監管的難度較大。再者，長期以來對其保護管理重視不夠，保護管理經費嚴重不足，存在無力保護的情況，再加上環境惡化、自然侵蝕、突發災害和

缺乏科學依據的修復等自然和人為破壞因素，使古代城址的保護出現了眾多難題和困難。

四、開發絲綢之路和沿線文物遺址保護的設想

總體設想是以長期有效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為前提，以美化絲路生態環境為基礎，以促進西部經濟大發展為目標堅持保護與開發并重考古發掘與科學研究相結合學術交流與旅游景點開發相結合，使其成為歷史文化內涵深，科技含量高娛樂參與性強的一道新旅游熱點。成為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為此建議首先建設好絲路之源工程：

第一，復原漢長安城西門，設立絲路餞行儀式；

第二，在漢長安城遺址籌建“絲綢之路博物館；

第三，設立絲綢之路保護開發研究中心；

第四，成立絲綢之路保護開發利用聯合管理機構；

第五，定期舉辦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活動；

絲綢之路飲譽海內外倘若加大開發力度不僅有社會效益，而且經濟效也會非常顯著。絲綢之路的開發，必將成為西部經濟增長熱點之一。絲綢之路旅游觀光的興起也必將促使人們更加重視沿線文物遺址的保護。

參考文獻：

[1]趙海英、李最雄、韓文峰等《西北干旱區土遺址的主要病害及成因》，《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03年增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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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量說明1.RDd，sit、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這5個變量的測算包含兩步:第一步，分別計算國內R＆D存量以及通過貨物貿易進口和三類服務貿易進口溢出的國外R＆D存量;第二步，把計算出的各種R＆D存量除以GDP，獲得相對指標。在第一步中，本文使用了永續盤存法，起始年度的存量計算公式為S=A0/(g+δ)，S表示存量。表示起始年度的流量，g表示變量從起始年度到2012年的平均增長率，δ表示折舊率，本文涉及的所有折舊率均以常用的5%計算。RDd，sit的計算直接利用統計數據即可，對于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則須考慮國際間的溢出。為此，我們借鑒了Lichtenberg和vanPottelsberghe(1998)的測算方法(簡稱LP法)［13］，而且考慮到某一期的國外R＆D溢出在后面各期依然會發揮作用。同時我們注意到目前難以獲得服務貿易的雙邊統計數據，只能獲得一國對全世界的服務貿易進口總額和出口總額，所以，我們最終將計算公式修正為。3.IPRsit。對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算，借鑒了唐保慶等(2011)的方法［4］。計算該變量的數據來自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網站。接下來本文將分別基于中國1994—2012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和27個OECD國家①1998—2012年的面板數據對以上計量模型進行擬合。

(三)檢驗結果與分析為了能夠使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供中國借鑒和學習，我們分別運用中國數據和27個OECD國家的數據進行了回歸，并且進行對比研究。1.中國數據的擬合結果。(1)國內R＆D投入未能顯著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這一結論與Coe和Helpman(1995)等人研究的結論不同［3］。據調查，大量的企業僅僅滿足于眼前良好的發展狀況而不愿意承擔研發投入的風險，低成本發展的原有路徑一直是企業試圖保持的優勢，這導致整個經濟部門的技術水平未能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因素之后發現，知識產權保護與國內R＆D投入的協同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國內R＆D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一方面受到R＆D投入強度的影響，另一方面還要取決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2)貨物貿易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不顯著。原因之一，在當今的全球國際分工格局下，盡管某些進口品(尤其是中間品和資本品)可能具有較強的技術屬性，但是由于跨國公司的保密意圖致使中國很難在最為核心的技術層面上操作。原因之二，跨國公司和東道國本地企業會進行激烈的競爭，前者在東道國所產生的競爭負效應可能超過了技術溢出正效應。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因素后發現，貨物貿易進口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協同效應能夠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說明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貨物貿易進口產生技術溢出效應。但是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及當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增強，貨物貿易進口對TFP的非線性影響因素時，其回歸結果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并不是很穩定和顯著，我們認為一方面原因是前文所說的跨國公司控制了進口品的核心技術環節，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提高。(3)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和資本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均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由于勞動密集型服務品主要表現為本國居民的出口旅游，其中包含的技術含量較低。資本密集型服務品主要表現為運輸服務，它的特點是資本投入量大、技術含量低，而且運輸服務難以深入地融入到國內上下游產品的價值鏈中，所以很難促進進口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因素之后發現，兩類服務貿易進口依然未能和知識產權保護產生協同效應來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可見，雖然中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一直不斷完善知識產權保護，但是技術屬性較弱的服務品進口對不斷強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不敏感，無法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4)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顯著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服務業是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品更是服務業中高科技、先進理念和知識的典型代表，中國對此類服務品的進口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自主研發和探索的彎路，節約了大量的物資、人員和人力資本投入，最終顯著地推動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因素之后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同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的協同效應依然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且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品的科技含量較高，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敏感度高于低技術水平的服務品，不斷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僅從規模上鼓勵了此類服務品的大量進口，而且也有助于提升其內部的技術結構，使得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能夠與不斷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形成較高的匹配性并且產生協同效應，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5)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不斷加強，國內R＆D投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均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產生了倒“U”型特征的“先揚后抑”的作用。由此可見，欲使知識產權保護分別和國內R＆D投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共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那么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必須適宜，以便充分發揮知識產權保護的正向傳導機制，降低反向傳導機制的不利作用，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模擬結果顯示，當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達到5.815時，國內R＆D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作用達到最大化，這也是以國內R＆D投入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目標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此外，當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達到6.084時，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作用達到最大化，這是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目標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根據計算發現，2012年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5.349，與兩個最適強度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可見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國內R＆D投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在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時所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之所以前者低而后者略高，可能的原因是國內R＆D投入僅僅是國內行為，而服務品進口則屬于跨國活動，它與國內活動相比需要克服市場準入和人員跨國流動等貿易障礙，只有在更強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這種產品才能夠進入進口國市場，知識產權保護的市場擠出效應和壟斷勢力效應也會推遲出現。2.OECD國家數據的擬合結果。用OECD國家數據的擬合結果與用中國數據的擬合結果絕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同之處在于，OECD國家當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平均強度已經超越了最適強度。模擬結果顯示，這些國家在2012年的平均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6.486，而國內R＆D投入以及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在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時所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分別為6.227和6.278。也就是說，OECD國家目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已經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與Scotchmer(2004)的研究結論相似，Scotchmer(2004)認為發達國家在推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需要考慮的不應當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而應當重新判斷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是否已經過強［15］。

(四)穩健性檢驗由于我們最為關注的是中國國內的R＆D投入、服務貿易進口分別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協同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而且考慮到以上回歸結果可能具有偶然性，所以分別通過改變指標選取以及考慮滯后效應的方式來做穩健性檢驗。在指標選取方面，我們借用韓玉雄和李懷祖(2005)的方法重新計算了知識產權保護強度［16］;在考慮滯后效應方面，國內R＆D投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分別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協同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可能存在時間上的滯后，故分別選取一階滯后和二階滯后來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來看，三種不同的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原始回歸結果十分相似。從穩健性檢驗的三個結果的平均值可發現，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際強度(4.126)尚未達到國內R＆D投入所需的最適強度(4.302)，也未達到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所需的最適強度(4.329)。進一步觀察發現，國內R＆D投入所需的最適強度都小于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所需的最適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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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城市污水治理，保護水環境，今年來中央增加了污水處理行業投資力度。從2003年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城市污水處理事業發展更為迅速。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水污染防治規劃中城市污水處理規劃：到2010年，我國城市化率將達40％，城鎮人口總量將增加到6.7億，污水處理率建制鎮不低于50％，設市城市不低于60％，重點城市不低于70％的目標，為了能保證目標的實現，污水處理廠的建設必將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

1廠址選擇

廠址選擇應符合城市總體規劃和排水工程總體規劃的要求，并根據下列因素綜合確定：廠址必須位于集中給水水源下游，并應設在城市工業區、居住區的下游；為保證衛生要求，廠址應與城市工業區、居住區保持約300m以上距離；廠址宜設在城市夏季最小頻率風向的上風側，及主導風向的下風側；結合污水管道系統布置及納污水域位置，污水處理廠選址宜設在城市低處，便于污水自流，沿途盡量不設或少設提升泵站；

2排水體制

排水體制是污水處理廠設計面臨的首要問題，它不僅涉及工程投資、環境保護、工程實施的難易程度，還直接影響污水處理廠的工藝選擇。國內城市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由于受投資因素的限制及發展模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多建成為雨污合流制。合流制區域面積至少占建成區面積的80％以上，而且八十年代以前的建成區，建筑密集，各種地下管線擁擠，要改造為分流制，需增設一套污水管網系統，難度非常大【2】。

3建設規模

城市排水工程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城區管渠改造、污水收集、污水處理和排放利用、污泥處置等問題。因此，對一個城市來說，需根據城市總體規劃和排水規劃，分期分批地建設污水管網和污水處理廠，要根據水環境保護的目標，分期實施，逐步到位。

合理地確定設計的污水水量和污水水質，直接涉及工程的投資、運行費用和費用效益。不少城市由于市區污水管道未形成系統，缺乏長期積累的污水水質水量資料，一般采取按規劃面積、人口和工業發展的預測來推導污水量，并提出生活污水量、工業廢水量和公建、商業污水量各占的比例，其不確定因素較多，因此設計出的污水量往往與實際有較大偏差。并且，規劃計算的污水量與可能有污水量、實際收集到的污水量和可能進行處理的污水量是不同的，設計污水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污水管網普及率和實際可能收集到的近、遠期污水量。因此，在設計污水量時要充分認識城區內管網改造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應盡量把可能出現的問題考慮周全，諸如：有的取決于舊城市的改造和道路的改造，有的埋了干管，支管遲遲未建成等等現象；對設計的污水水質，應該對現有實測的水質資料進行分析(包括生活污水、工業廢水水質水量變化和地下水對管渠的滲入量等)，對雨污合流和老城區排水系統需科學地確定污水管道的截流倍數等等【3】。總之，設計的污水水量和污水水質要通盤考慮，既要留有余地又要避免余地過大，造成增加投資、設備閑置或低效運行現象。

4工藝選擇

污水處理廠的工藝選擇應根據原水水質、出水要求、污水廠規模，污泥處置方法及當地溫度、工程地質、征地費用、電價等因素作慎重考慮。由于每項工藝技術都有其優缺點，不可能以一種工藝代替其他一切工藝，即使同樣的工藝，在不同的進水和出水條件下，最終的處理效果也會不同。對污水處理廠工藝的選擇應按照以下原則：技術合理。技術先進而成熟，對水質變化適應性強，出水達標且穩定性強；經濟節能。

由于城市污水處理投資大，運行費用高，因此為了降低投資和運行成本，因地制宜地進行工藝比較是必要的。但在現實中經常碰到的問題是，工藝方案比較往往不夠科學，有的對工藝已有傾向和愛好，先人為主，對傾向的工藝只說優點，對不贊成的工藝強調缺點；有的把自己的小型試驗數據與別的已上工程的工藝比；有的是將處理BOD為主的工藝與處理BOD同時進行脫氨除磷的工藝比；通過世界各地多種多樣的污水處理廠運行比較可知，對工藝的選擇不能簡單的比較出水指標，而應該看到，同樣的工藝，采用的設計參數不同，其結果是不同的。

5污泥的處理與處置

污水處理廠在水處理過程中會截流與排出一定量的柵渣、沉砂和污泥。對城市污水廠而言，其數量大約為進水量的0.5%～1.5%。目前部分設計單位在污水處理廠設計中對污泥處置重視程度不夠，形成了"重水輕泥"的現象，部分污水廠產生的污泥，經濃縮、機械脫水后直接外運，這些污泥未達到穩定性的要求，會帶來環境的二次污染。因此設計部門應加強對污泥處置的設計與研究，目前常用的污泥穩定性處理方法有污泥中溫消化、污泥好氧消化、污泥投加石灰、污泥焚燒等方法；當污泥處理廠達到一定規模后，可減少單位投資，降低日常費用，也便于污泥綜合利用【5】。

6污水回用

我國屬貧水國家之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2400m，尤其是北方地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200-400m3，水資源的緊缺狀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農業生產和城市的發展。而城市污水處理廠二級處理的尾水則是一種穩定的水資源，經過處理后可作為工業冷卻洗滌用水、市政雜用水及城市河道湖面的景觀用水。其投資、制水成本較低。國內許多地方采用污水回用的工程實踐，充分證明了城市污水回用的經濟性。

【參考文獻】

［1］GB50014-2006室外排水設計規范[S]

［2］李強利，楊傳文，吳吳．棗莊市污水處理廠設備的調試及運行．給水排水，2001，27(2)：8O～81.

篇（9）

1前言

隨著生物技術的迅猛發展，利用植物遺傳資源有目的地改良植物的性狀與品質，為人類解決糧食、健康和環境等21世紀重大問題提供了誘人的前景。長期以來，人們對植物遺傳資源的保護與利用，主要作為技術、生態和倫理問題而得到廣泛、深入的研究，但有關經濟政策與制度方面的探討則至今仍相當滯后。隨著植物物種資源的不斷減少和因生物技術迅猛發展對遺傳資源需求的不斷增加，作為“人類自然遺產”的植物遺傳資源已逐步由公共物品轉變為稀缺物品。與此同時，由于植物遺傳資源分布和生物技術開發與應用水平存在明顯的國際差異，尤其是缺少相應的市場化機制以及現有國際多邊體系的失效，以致使物種資源相對貧乏的西方發達國家使用了地球上大部分植物遺傳資源，而植物遺傳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卻受技術、資金等制約大都仍處于植物基因材料無償提供者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如何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所確立的遺傳資源效益公平分享為目標，利用市場化保護與利用機制，建立公正、有效的國際多邊體系與制度，提高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保護植物遺傳資源的積極性，以保證全球植物物種資源的安全，實現人類對植物遺傳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近年來已引起有關國際組織和經濟學家的廣泛關注。本文在探討植物遺傳資源市場化保護與利用機制的基礎上，以現有國際多邊體系為出發點，提出未來國際制度安排的可能選擇。

2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利用的市場化機制

2.1經濟價值概念與市場化界限

遺傳多樣性作為生物多樣性的核心部分，是物種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的重要來源與基礎。與一般物品不同，植物遺傳資源作為一種經濟資源有自身獨特的特點。它不僅具有遺傳信息的多樣性和代際共存性，而且以其稀缺性和功能不可替代性為主要特征。但人們在認識與確定植物遺傳資源的經濟價值時，所涉及的概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遺傳信息的多樣性”，而是“遺傳信息的功能和稀缺性”。因為在通常情況下遺傳信息的功能很少體現在某一單一基因，而是大多表現為含有多基因組合的遺傳功能，所以“遺傳編碼功能"(geneticallycodedfunction)被經濟學家認為是評價植物遺傳資源經濟價值和研究其市場化保護與利用機制的基礎[1]。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植物遺傳資源對當今藥業工業和從長遠來看對農業更有實際意義的將是“遺傳編碼信息"（geneticallycodedinformation，下簡稱GCI）[2]。雖然植物遺傳資源對解決農業、健康和環境等問題將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類目前認識上的局限，尤其依靠現有的基因辨認與測序技術，一種植物物種及其遺傳編碼信息的經濟價值又是很難明確量化的。根據Munasinghe[3]和VonBraun[2]等人的研究，植物物種與遺傳資源的理論經濟價值可借助下圖（資料來源：文獻2和3）所示來分類與評價。

圖1植物物種與遺傳資源的經濟價值及其分類

Fig.1Economicvalueofplant-geneticresourcesanditsclassification

值得注意的是，圖1在構劃出植物遺傳資源的經濟價值及其細分的同時，也顯示出植物遺傳資源作為經濟資源的市場化可能與界限。如果將市場化機制作為植物遺傳資源分配的手段，其作用與意義在圖中將從左到右遞減（參見文獻2）。同時，植物遺傳資源的縮減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會造成在上圖中所示的“可利用價值”與“不可利用價值”之間的沖突，如果植物遺傳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對后者產生負面效應。這種效應不僅關系到遺傳編碼信息市場化交換方案的設計，而且涉及到植物遺傳資源市場化后將可能對資源保護產生的消極影響。因此，如何消除因遺傳資源市場化對保護在經濟上沒有利用價值的植物遺傳資源的不利影響，將是制度安排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2.2供求趨勢與保護效應內部化

從全球范圍內看，植物遺傳資源與遺傳編碼信息的供給，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保存在各國及國際農業與生物研究機構的基因庫里的“離位”樣本材料(ex-situaccessions)；二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原產地栽培植物及其野生近緣，即所謂的“原位”樣本材料(in-situaccessions)。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至1996年，全世界保存在基因庫內的植物遺傳資源共達200多萬樣本材料，其中大約有60萬樣本材料屬于國際農業研究機構并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監管之下[4]。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植物遺傳資源和GCI“原位”樣本材料的供給因野生植物和原產地栽培作物的不斷破壞而明顯減少，而其原因又是十分復雜的。除了自然力的影響和人類活動的干擾，長期以來植物遺傳資源被視為可自由獲取、非排它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沒有形成相應的市場化體系和與此相聯系的保護制度與組織的失效，從而造成植物遺傳資源利用上的掠奪和保護上的積極性下降[5]。

在植物遺傳資源供給減少的同時，隨著生物技術尤其是基因辨認與測序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其信息體系的日趨完善，將使GCI獲取與保存的邊際成本不斷下降，其結果是部分地減輕了因物種多樣性破壞而引起的GCI供給短缺程度。因此，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未來植物遺傳資源市場化交換價格的上升幅度可能比預計的要小。另一方面，植物遺傳資源的需求卻因生物工程技術在農業、醫藥、環境等領域應用的進一步擴大將呈急增的趨勢。可以預見，在短期內，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植物遺傳資源的經濟價值將因多樣化需求而提高。但從長遠看，尤其隨著轉基因技術的進一步成熟，將有可能使原生植物物種對植物與農作物育種的重要性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由于世界各國擁有的植物遺傳資源的數量與保護程度以及生物技術水平的不同，以致保護植物遺傳資源的成本和效用也具有明顯的國際差異，并由此進一步形成因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或破壞而產生的外部效應[6]。如果從一個國家范圍內考察，該國的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利用會形成社會（或私人）成本和與此相應的社會（或私人）效用。如果該國擁有的植物遺傳資源被其它國家的科研機構或生物技術企業無償地獲得并用于農業、藥業等領域的開發與應用，那么這個國家所保護的植物遺傳資源還具有國際效用。在一個國家內，私人投資于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而產生的效用與該國的社會效用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因為，私人投資的目標大多并不在于促進植物遺傳資源在非直接利用價值方面的保護。因此，如果從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所產生的社會效用來看，私人投資則是次優化的。與此同時，如果一個國家所保護的植物遺傳資源具有國際效用，并且其保護行為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也會誘發該國保護植物遺傳資源的積極性的下降。對此，一個典型例證就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上建立了一些在國際農業研究顧問委員會(CGIAR)監管下、作為“準公共物品”的植物遺傳資源基因庫。

從經濟學意義上分析，若一個國家的植物遺傳資源同時具有國內效用和國際效用，則在該國遺傳資源保護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用之間將可能出現3種不同的理論均衡：國內私人均衡、國內社會均衡和國際均衡（參見圖2，作者根據文獻2更改）。這3種不同的均衡狀態反映了該國植物遺傳資源保護程度的差異性。

圖2不同均衡狀態下植物遺傳資源的優化保護水平

Fig.2Optimalprotectionlevelsofplant-geneticresourcesunderdifferentequilibriumsituations

從圖2可以看出，如果這個國家對植物遺傳資源采取有關保護政策與措施，在以期實現資源保護量為Qns的同時，還要達到國際優化水平Qg，則需要國際社會或有關資源受益機構采取相應的經濟支持行動，因為在大于資源保護量Qns點時，該國資源保護的邊際社會成本已超過邊際社會效用。為了使該國的資源保護量達到國際優化水平Qg，國際社會或資源受益機構所采取的措施應該是，要么使該國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者或機構有權參與其資源利用效益的分配，向該國轉移一部分因利用其遺傳資源產生的國際效用，實現遺傳資源保護效應的“內部化”；要么向該國提供至少相當于圖中面積為BCE的補償資金，在經濟上對該國的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行為進行補償。只有在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效應實現內部化或得到補償的情況下，該國的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水平達到Qg在經濟上才是合理的，并有助于保持或提高該國保護植物遺傳資源的積極性。因此，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效應的“內部化”或“補償”機制應該成為探索公正、有效的國際保護與利用制度，實現全球植物遺傳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基礎。

3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利用的國際多邊體系與制度創新

3.1完善國際多邊體系——制度創新的出發點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國際上在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利用方面已形成兩種基本制度：一是對基因尚未改良的植物物種資源如野生品種和農民種植的原生植物作為可自由獲取物品來處理；二是對作物新品種承認育種者權利的“知識產權制度”。例如，1961年制訂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協定》(UPOV)就是以保護植物育種者權利為目標，規范新品種交易行為的國際性文件。此后，有關植物新品種的專利權制度得到確立并逐步擴大品種范圍。這種專利權制度甚至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文件之一《知識產權貿易》(TRIPs)中也可找到有關條文。1992年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至今已有175個國家簽署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是一部對生物多樣性和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具有深遠意義的國際性文件，它在主張各國承擔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義務的同時，強調了所謂的“遺傳資源效益的公平分享”

原則[7]。1993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制定的《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國際承諾》提出的“農民權”概念[8]，則在肯定農民對“保護、改善和提供植物遺傳資源”所作貢獻的同時，主張農民也應該有權利獲得一部分的“資源保護效益”。1996年在德國萊比錫有150多個國家參與、以植物遺傳資源可持續利用為目標的“世界行動計劃”，已視為各國承認原產植物品種價值和承擔植物遺傳資源保護義務的開始。為全面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和有關法律的文字與精神，1999年5月在北京召開了有數十個國家參加的有關植物遺傳資源共享的國際會議。該次會議制定的《關于遺傳資源取得和利益分享的植物園共同政策準則》，提出尊重各國對其遺傳資源的，維護資源原產國和其他各級各類資源托管者的利益，并強調建立和完善遺傳資源效益的分享機制，為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植物遺傳資源提供鼓勵和幫助[9]。在這些國際多邊協議與文件中，植物遺傳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在政策和制度方面還存在以下4個主要問題：①植物遺傳資源的國家所有權；②植物遺傳資源的獲取方式與條件；③植物遺傳資源效益在“遺傳資源所有者”與“遺傳資源使用者”之間的公平分享；④為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保護植物遺傳資源提供國際資金支持。

如何完善已有、但在內容上又未能充分體現經濟激勵機制和在法律上還未具有真正約束力的國際多邊協議，將是國際社會面臨的一種挑戰，也是全球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利用制度創新的出發點。在未來的國際多邊體系中，必須明確地承認植物遺傳資源的國家所有權，關注各資源所有國和有關機構保護植物遺傳資源的積極性，尤其是按照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所確立的“遺傳資源效益的公平分享”原則，處理好資源所有國與資源利用者之間的資源效益分配問題。在此，要充分體現出全部參與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的國家或機構都應是受益者的特點，但這并不意味著參與者之間在利益分配上是均等的。所以，以何種方式實現遺傳資源效益的公正、合理分配將是完善國際多邊體系的中心議題。如果在協議中未對利益分配作出明確的規定，并及時解決可能出現的各種糾紛，則會容易導致國際多邊體系的失效或解體。此外，在制定與實施國際多邊協議時，應考慮植物遺傳資源利用部門如農業與醫藥工業之間存在的產業差異性，尤其是植物育種企業從事其產業活動的特殊性。植物育種企業應該與生物技術工業企業有不同的制度性環境，生物技術企業可以在競爭條件下與資源擁有國政府或機構達成獲取、利用與開發植物遺傳資源的雙邊協議。

3.2制度創新的可能選擇

在完善現有國際多邊體系的基礎上，按照遺傳資源效益的公平分享原則，國際社會應該考慮建立國際植物遺傳資源“交易所”，從而為體現資源所有權和實現資源保護效應的“內部化”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條件。植物遺傳資源“交易所”應設計為資源供給者與需求者實現資源交換的中介機構，它提供有關來自原產地國家的特殊植物遺傳材料的種類和數量以及需求等技術經濟信息。“交易所”的服務要以植物遺傳資源供求雙方在資金補償、技術合作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達成雙邊協議為目標，充分考慮到以不同資源開發為目標的供求雙方之間的交易成本與效益，以降低正處于培育中的植物遺傳資源市場的不確定性。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植物遺傳資源“交易所”的建立與發展必須以資源所有權得到充分保護、以GCI為基礎的遺傳資源功能價值得到明確確認為基本條件，同時又有賴于資源使用者的生物技術進步和最終產品市場的發展，以及必須避免因植物遺傳資源市場化交易使物種資源的長期、潛在的經濟價值轉化為短期的商業利益。

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尚缺乏國際植物遺傳資源市場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利用《生物多樣性公約》履約金建立的“生物多樣性基金”，不僅可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植物遺傳資源提供特別項目資助，在經濟上對遺傳資源保護國進行一定的補償，而且還可以起到“風險資本金”的作用，促進有關機構對植物遺傳資源保護、科學研究和開發利用的投資。因此，“生物多樣性基金”的這種基本功能最終將有助于遺傳資源市場化保護與利用機制的形成。但是，考慮到全球植物遺傳資源保護問題的復雜性，國際基金機制應該有一明確、公開的評價方法和控制計劃，以便在實施中充分發揮國際基金的使用效果。

對在經濟利用價值上尚未明確的植物遺傳資源，可通過“生物多樣性合作社”的方式，以建立植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利用的補償機制。與農業合作社類似，“生物多樣性合作社”可以設想為植物遺傳資源效益與談判主體相結合的一種垂直型聯合組織。在這種合作方式中，資源所有者向資源利用者提供遺傳材料，并對植物遺傳資源開發利用的最終產品的經濟收入擁有一定的比例，實現遺傳資源效益的補償。補償標準可根據植物遺傳資源的數量、意義、瀕臨滅絕程度和保存與開發價值，以及原產國的經濟收入水平等方面協商加以確定。隨著這種合作方式的逐步制度化，將可使之逐步培育發展成為“低級的遺傳資源市場”。

4結束語

隨著野生植物和原產地栽培作物的不斷減少和因生物技術迅猛發展對遺傳資源需求的不斷增加，植物遺傳資源正由以往的公共物品轉變為私有物品，它預示著以“遺傳編碼信息"為基礎的國際植物遺傳資源市場化保護與利用機制的逐步形成。按照《生物多樣性公約》，承認植物遺傳資源的國家所有權和堅持資源保護效益的公正、合理分配，完善和建立有效的國際多邊體系與制度，將有助于提高世界尤其是各發展中國家保護植物遺傳資源的積極性，以保證全球植物遺傳資源安全，實現人類對植物遺傳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植物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不應再把自己置于遺傳基因材料無償提供者的位置上，而是應在做好本國植物遺傳資源及其分布的確認等技術性工作、關注國際生物技術與市場信息、加強遺傳資源出口管制、完善國家關于遺傳資源的法律法規等制度性條件的同時，充分利用市場化保護與利用機制，積極開展以“參與”或“補償”方式為基礎的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為本國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提供資金支持，以提高本國的遺傳資源保護能力和生物技術研究與開發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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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ervigniR.TheEconomicsofBiologicalResourcesandofTheirDiversity[M].BtasenoseCollege,UniversityofOxford,1992.

篇（10）

確將動物納入民法特別是物權的調整范圍是有必要的。以傳統民法為代表的法理研究范式是“主-客”二分法，將世界截然劃分為主體、客體兩大塊，在其中，人必然是主體而不能是客體。而問題是我們

如何將動物保護納入“主-客”范式中并為其尋得合理的安身立命之處。但是，在將其納入“主-客”范式時，無論是納入主體或是客體，都注定不是傳統民法意義上的主體或客體，而是一個法律上的特

殊格。而作為特殊格，就有兩種選擇，或是將其視為特殊客體，或是將其視為特殊主體。那么，動物能否作為特殊客體呢？將動物視為特殊客體，符合近來各國民法改革后部分動物保護條款的文義解釋

。若采取將動物作為特殊客體進行保護的方法，其背后的理論支撐主要可以是動物福利論。動物福利論的基本觀點是承認人的主導地位，人應當人道地對待動物，人應當給予動物一定的福利，而這福利

由于是人所給予的，因此動物并無基于權利的請求權。人作為自己行為規則的制定者，之所以給自己施加動物保護的法律義務，正在于人是萬物之靈，將此情感關懷延伸到非人的動物身上，正維護了人

的尊嚴，符合人的身份地位。然而筆者更感興趣的是，動物可否獲得一種法律上的特殊主體地位呢？法律上的主體資格，由三種能力組成：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責任能力。我們僅需考察動物是否具備

以上三種能力即可為剛剛的問題做出回答。

在這里筆者提出一個思路：能否將動物類比于無行為能力人，而將之視為不具人格權的無行為能力的權利主體？從這個假設出發，我們來考察這是否經得起三個能力的檢驗。將動物擬制成無行為能力的

權利主體，則權利能力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無行為能力人不也有權利能力嗎？權利能力指的是法律主體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資格，并不要求在實際生活中有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行為能力。因

此將動物解釋成無行為能力的權利主體，可以直接通過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兩個要件的檢驗。事實上，責任能力才是三個能力中的要點。反對動物享有權利主體地位的論者所持的主要論據，就是當動物

行為違法時，難以使其承擔法律責任。然而，為克服無行為能力人所引起的類似困境，我們設置了監護人、人制度。因此，這一制度同樣可以用于動物這一無行為能力的特殊權利主體。當動物做出

違法行為時，其所需承擔的法律責任一些可以由其人或監護人承擔，而一些則因其無行為能力，如兒童一樣無需承擔。有論者反駁以監護、制度解決問題的方法，認為“由于動物缺乏理性，也

無法與人進行溝通交流，動物與人之間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理解，沒有理解作為基礎，即使為動物設立了這樣的監護制度，也無法真正代表被監護或者被的動物的利益，不能做到對動物的真

實意思的表達。”那么，嬰兒作為非常典型的無行為能力人，不也與其監護人在事實上其實也無法溝通嗎？嚴格說來，嬰兒與監護人之間又何嘗有“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呢？誰能真正探知嬰兒的意思表

示呢？所以，這一反駁實際上是較為薄弱的。既然要將動物納入民法特別是物權范疇內加以保護，那么傳統民法特別是物權則需要被改造。可喜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物權法在這方面已漸漸呈現進步

的趨勢。先占原則的改造就是一個例子。傳統物權法中，先占原則是一項重要的物權取得原則，它是指先占人以支配和管領之意思，先于他人占有無主物從而取得該物所有權的法律制度。如果按照先占

原則，被棄養的無主動物被人依法定程序占有后，原主即使想要回，所有權也已歸新主所有。對野生動物的狩獵權也是先占原則的體現。狩獵后取得的動物，所有權人對其處分沒有任何限制。但是，《

俄羅斯民法典》第231條中規定了“動物呼喚主人”規則，即在通過法定程序確定無人照管動物的新主后，原主又出現的，如能證明動物對其依戀，原主有權要求歸還。在這里，動物不再是簡單的“物”

了，法律考慮到它的情感，即“依戀”，這不是很顯見的進步嗎？而德國法上，所有權的取得也要受到特別法的限制，不能隨意獵殺、捕捉野生動物，對無主動物也不能隨意取得。《德國民法典》第251

條還規定：治愈受害動物以回復動物原狀為必要，不以動物自身的經濟價額為治愈費用的限額。這即是考慮了動物的生命價值而不止于市場價值。事實上，近代以來的私法社會化大潮有助于私法中的動

物保護借勢。當出現動物虐待時，法律允許第三方介入，這就改變了傳統財產法的排他性，權利本位的私法出現了社會化傾向。

二、民法視野下的動物保護立法模式

在立法模式上，又要怎樣取舍呢？事實上，在民法動物保護方面，筆者區分出了兩種模式：俄羅斯模式與德奧模式。俄羅斯民法典中規定：“對動物適用關于財產的一般規則，但以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

未有不同規定為限。”而德國民法典第90條a規定：“動物不是物。它們由特別法加以保護。除另有其他規定外，對動物準用有關物的規定。”其第903條第2項又規定：“動物的所有人在行使其權限時，

應遵從關于動物保護的特別規定。”奧地利民法典285a條規定：“動物不是物，它們受特別法的保護。關于動物的規定僅于無特別規定的情形適用于物。”可以看出，動物民法保護的俄羅斯模式是以財

產法調整為原則，特別法為例外。而德奧模式是以特別法調整為原則，財產法為例外。這兩種模式孰優孰劣？事實上，俄羅斯模式真正將動物保護納入了民法調整范圍，首先先將動物視為民法上的客體

，這樣，動物在民法上的地位得到了一個正當的“名分”，而又再以特別法優先于一般法的方法使動物成為特殊的客體而得到保護，這樣又取得了動物保護的實際效果。而如果按德奧模式的思路，會造

成動物法律地位的缺失。德奧的民法事實上已經將動物剔除出調整范圍而歸于特別法，而特別法是不講究法律格的。那么，動物到底是什么？這在法理上講不清楚，仍然會造成民法與動物保護法在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