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分析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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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截至發稿，滬指下跌0.46%，報收3090點；深成指下跌0.56%，報收9974點；創業板下跌0.5%，報收1813點。

盤面上，采掘服務、兩桶油改革、海工裝備等板塊漲幅居前；銀行、雄安新區、非汽車交運等板塊跌幅居前。滬股通凈流入1.85億，深股通凈流入8.39億。

【如何看待行情】

近期借助“一帶一路”以及監管釋放緩和信號，加上時間窗共振，大盤自5月11日起走出了四連陽，但仍處于存量資金博弈，今日大盤技術調整，但是目前看還固守均線，周五股指期貨交割日預計劇烈震蕩為主。

其次特朗普"泄密門"事件開始發酵，如同一只“黑天鵝”翱翔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上空，讓全球股市集體“感冒”。據消息報道，美國國會眾議員周三推文稱，呼吁彈劾特朗普，全球市場避險情緒大爆發，美元、歐美股市狂泄，避險品種的黃金狂飆。

不過，此事件對A股影響力度有限，指數全天維持窄幅震蕩。盡管指數調整不大，但個股整體水下游，市場的題材如同一盤散沙，除了石油板塊稍微強勢外，其它的題材基本處于熄火的狀態，雄安新區以及一帶一路成為主要殺跌“元兇”，次新股上演漲跌停潮的大戲，個股處于嚴重分化格局。

最后，短期市場自5月11日起進入修復的時間窗口，但短期的操作窗口只適合激進型操作者，但是我認為不是觸底之后的反轉，而是下跌趨勢中的修復性行情，看熱鬧賺錢難。

【操作策略】

篇（2）

一、可轉換債券在證券投資市場的表現

可轉換債券作為一種低風險的投資品種,近年來日益受到投資者的關注。從1999年12月至2004年10月,可轉債表現良好,整體走勢強于股票,體現出了大盤上漲時隨之上漲,下跌時抗跌的特點。可轉換債券的波動率低于股票,用2000年至2004年10月的日收盤數據計算,上證綜指的年波動率為0.21,轉債指數的波動率為0.127.

可轉債在美國證券投資市場也有良好表現。M晨星公司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可轉債基金最近10年年平均收益率為9.29%,接近同期美國國內股票基金9.46%的收益率水平;而最近5年和3年的平均收益(約為5%)均要高出同期美國國內股票基金4個百分點以上,這期間正是美國股市較為低迷時期,體現了可轉債基金在弱市中較強的抗跌性;而2003年美國股市逐步由熊市向牛市轉變,可轉債基金年收益率高達25.31%,體現其在牛市中與股市基本同步上漲的特性。

二、投資價值分析

可轉換債券的價值主要來源于純債券價值和期權價值,對于投資價值的分析也就相應從這兩個部分展開。投資者對于可轉換債券除考慮風險外,最感興趣的是未來不確定性最多,上漲空間最大的期權價值部分,只有這一部分能給投資帶來豐厚的收益,而純債券價值只能給投資帶來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權價值的投資分析成為成投資價值分析的重點。

(一)純債券價值的投資分析

純債券價值作為投資者的收益底線,其未來的波動主要來自于市場利率的變化及到期年限的縮短。在預期進入加息周期的情況下,國債和企業債券價格有下跌的趨勢,市場利率上升,純債券價值下降。到期年限的縮短,減少了折現的時間,純債券價值上升。對于不同的企業可轉債來說,是否采用浮動利率,以及不同的票面利率、利率補償率都會對純債券價值的衡量產生影響。浮動利率能削弱升息對債券造成的負面影響,增加價值。較高的票面利率和利率補償率能提高債券價值。2004年10月29日央行上調利率,純債券價值相應下降。而山鷹轉債因有“按人民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變動向上調整,向下變動不調整利率”的利率調整條款,在升息之后立即上調可轉債的票面利率,有效地回避了升息所帶來的價值損失風險。

債券投資能否安全回收也是純債券價值投資分析的一個重要方面。企業穩健是公司償還債務的保證。國內目前對可轉換債券已經實行了信用評級制度,絕大多數可轉債有商業銀行等擔保機構進行擔保,且大多數可轉債在條款設計中也說明了出現償還現金不足時代為償付的機構和方式。因此,國內的可轉換債券在償還方面風險不大。從實際來看,目前沒有出現不能償還的安全。但投資者,尤其是可轉換債券中長線投資者,對上市公司財務結構、收入和現金流、償債能力等方面的分析仍不能忽視。這些方面除影響企業的償付能力外,也對企業未來的股價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可轉債的投資價值。

(二)期權價值的投資分析

股票價格是影響期權價值的重要因素。股價的上漲使期權價值增加,進而推動可轉換債券價格隨之上漲,特別是在超過轉股價格之后,距離轉股價格越遠,則可轉債越表現出股性,波動率也越接近于股票。對于股票價格未來趨勢的判斷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有效市場假設理論認為股價已經充分反映了現有的信息,因此根據現有的信息不可能對股價做出預測。B-S理論也是建立在股價是隨機波動假設的基礎之上,股價未來的波動是隨機的。但也有很多理論努力嘗試尋找股價的運行規律,如屬于技術分析的道氏理論、波浪理論等,這些理論對于股票價格未來價格走勢的判斷起到輔助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可轉換債券不屬于短期品種,特別是對于新發行的可轉債至少在半年之后才進入轉換期,應當從中長期來把握股價的預期。基本面分析通過評估股票的內在價值,將未來現金流用合適的折現率折為現值,以判斷當前的股價是高估還是低估。基本面分析注重股市運行的宏觀經濟環境、資金供求、行業狀況、及前景、公司財務狀況等基礎性因素,揭示這些因素對股市的綜合作用及對中長期趨勢的影響,適合于可轉換債券價值的分析。基本面優秀的公司,未來存在更多的發展機遇,能夠保持業績的增長,獲得投資人的青睞,從而增加可轉換債券的投資價值。基本面分析內容繁多,不是本文的論述重點,具體內容參見相關的文章和論著,本文僅以行業為例來做簡要分析。遵循價值投資的理念,上市公司行業景氣度的提升能帶動上市公司業績的增長,進而拉動上市公司股價的上漲,推動轉債價格上揚。由于銅行業的景氣,需求量大增,帶動了銅價的大幅上漲,以銅為主業的銅都銅業獲得了發展良機,業績大增,股價上揚,其可轉換債券價格達到了140以上的高位,較發行價上漲超過40%.從這一角度出發,目前,鋼鐵行業今年達到了景氣的高點,后市預期再度走高的可能性不大,股價上揚機會不多。

對于股價波動率的考察可以參照歷史的波動率,結合公司基本面分析和市場熱點,來推斷未來股價可能波動率。歷史上波動率高的公司,得到較多投資人的關注,未來可能持續這一趨勢,因而歷史波動率可作為參考。若公司未來存在較多的利好消息,而且很有可能成為市場熱點,則股價正的波動性就大,這將提高可轉債的期權價值。另外,從市場經驗看,小盤股和低價股具有相對較大的波動率,也就存在更多的機會。

到期年限較長的公司,股價有較多的上漲機會。近幾年國內證券市場波動較大,每年都會上漲的行情。選擇到期年限在1年以上的可轉換債券能獲得更多的機會,對于1年以下,例如陽光轉債只有0.54年,由于未來股價上漲的機會相對不多,一般不必考慮。

三、價格特征分析

可轉債作為兼具股性和債性的金融衍生產品,其價值主要由純債券價值和期權價值兩部分有機地構成,所以轉債的固定收益部分(包括票面利息、利息補償以及無條件回售價格)和股票的走勢對轉債的市場價格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以轉股價格為分水嶺,當股價遠低于轉股價格時,轉債價格主要體現的是轉債的債性,純債券價值對轉債的價格起到了很好的支撐作用;當股價遠高于轉股價格時(不考慮贖回),此時轉債價格主要體現的是轉債的股性,即轉換期權價值;當股價處于轉股價格附近時,則債性和股性綜合體現。不同的股價下對應的市場價格特征如下圖所示。其中:轉換價值=股票價格×(債券面值÷轉股價格)。

因此,在股價低于轉股價格時,由于純債券價值的保底作用,可轉債顯示出了很強的抗跌性。在高于轉股價格較多時,則轉債的市場價值略高于轉換價值,跟隨股票的上漲而上漲,收益與股票相似。

四、套利分析

可轉換債券的波動通常比股票的波動慢,如果股價下跌,轉債的下跌會有一定的滯后,而且跌幅更小。如果股價上漲,可轉債的上漲也會滯后,漲幅也不如股票,此時可能出現轉換價值超過市場價值的情形,折算轉換價格(定義見下面公式)小于股價,這一價差的出現形成套利機會。例如銅都銅業在2004年9月17日股價上漲7.45%,收盤價為9.81,而可轉債價格僅上漲4.91%,以收盤價計算的轉換價值為144.26,超過了可轉換債券的收盤價139.94.折算轉股價格為9.51,差價為0.3元,出現套利機會。反之,由于普通股并不能轉換為可轉換債券,所以在折算轉換價格高于普通股的市價時,套利行為是不可行的。因此,對可轉換債券的套利只能是單向的。

套利策略為:套利者首先必須有一定數量的股票和現金(股票也可以由轉債轉換而來),當市場出現套利機會時,套利者賣出股票,同時買入相應數量的轉債并申請轉股,第二個交易日套利者的持倉變化為:股票數量不變,現金增加。現金增加部分即為套利收益,但由于沒有賣空機制,套利者必須承擔持股風險,這是單邊市場套利所不可避免的。為了發現套利機會,定義如下指標:

折算轉換價格=可轉債市價/(100/轉股價格)

每股轉換溢價=股價-折算轉換價格

每股轉換溢價率=每股轉換溢價×(100/轉股價格)/可轉債市價

每股轉換溢價率也稱為套利空間,如果套利空間為負,則不存在套利機會;反之,若套利空間為正,且大于所有的交易成本費用率,則存在套利機會。操作時賣出股票和買入轉債同時進行,所以組合中股票市值和現金資產的比例大致應為1:1.

一次套利操作需要同時賣出股票和買入轉債兩次交易才能完成,賣出股票的交易費用率按0.5%計算,買入轉債的交易費用率按0.1%計算,則一次套利操作總的費用率以0.6%計算。當套利空間大于0.6%時,則存在套利機會,否則不存在。資金量不同,對套利空間的要求不同,實際操作時對套利空間的需求按投資者的資金量大小而定。

套利機會的存在不僅使投資者多了一種獲利的方式,同時也直接促進了轉債的轉股效率。由于目前轉債的市場規模較小,流動性不足,所以不適宜大資金進行套利操作。如果轉債市場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對機構投資者來說,套利是值得關注的。

五、投資策略

可轉換債券作為一種進可攻、退可守投資工具,其風險收益的特點適合于厭惡風險,卻又想獲得較高收益的投資者。以承受低利率的代價得到股份未來上漲時的獲利機會。當然如果是在二級市場買入,則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才能得到轉換權。綜合上述可轉換債券定價的討論和投資的分析,可以考慮從以下角度來把握可轉換債券的投資。

(一)選擇策略

第一,選取可轉債實際值與理論價值比值較低的品種。盡管目前市場表現尚未認同理論估值,但建立在有效市場假設下的理論估值對于評估可轉換債券的價值仍具有參考意義。可轉債實際價值與理論估值相比較低的品種,可以認為是市場更多地低估了其價值,因而相對風險較低。從規避風險的角度出發,對于此類品種,可以進行重點關注。這些可轉債有復星轉債、西鋼轉債、營港轉債、華菱轉債、首鋼轉債、山鷹轉債。

第二,從公司基本面選取重點關注品種。基本面決定了股票的內在價值,是股票價格的有力支撐。成長性良好的上市公司能為未來股價的上揚提供強勁動力,進而促進可轉債價格上漲。從行業角度考慮,鋼鐵行業達到景氣高點,股價未來大幅上漲機會不多,減少關注。民生轉債、云天轉債和歌華轉債所處的銀行、化肥、有線電視行業未來成長性好,而且公司基本面不錯,值得重點關注。

第三,選取歷史波動率大的品種。對可轉換債券的期權價值產生影響的是其期權有效期內的波動率,但歷史會重演這句話在很多時候都會顯示其正確性,因而在計算期權價值時,用歷史波動率來進行估計。有理由相信歷史波動率大的品種在未來股價上漲的機會更多一些。另外,小盤股和低價股相對有更多的表現機會。

第四,選擇純債券價值高,有利率調整條款的品種。此類轉債給投資提供了較高的保底收益,調整條款的存在使投資者回避了利率變動的風險,鎖定收益。在市場低迷時,選擇此類轉債較為有利。

第五,關注滿足向下修正條款的可轉債。對于股票價格位于修正條款所規定修正價格區域的轉債品種,股價值一般較低。轉債價格受到純債券價值的支撐,表現出強烈的抗跌性,而且由于存在轉股價格向下調整而增加可轉債的價值。如華西轉債。

第六,到期年限在1年以內的可轉債一般不必考慮。

第七,可轉換債券價格已高的一般不必考慮。當股價遠離轉股價格,可轉換債券價格一般過高,此時的可轉債表現出股性,與股票已十分近似,承受與股票相似的風險,則投資可轉債與投資股票并無本質差別。因此,考慮進行可轉債的投資,已無必要。如銅都轉債,價格達140元,與股票無實質差別。同時,如果股價已高于贖回價,則此類轉債的投資價值受贖回條款制約:一方面,約定的贖回價格一般都遠小于可轉債的市場價格,因此若接受贖回,將產生較大的損失風險;另一方面,由于接受贖回將產生較大損失,因此絕大多數可轉債的持有人采取的策略是在贖回期前將可轉債轉為股票,然后再出售股票,這就可能使投資者面臨在贖回期前可轉債集中轉股、集中出售對股票價格造成沖擊而產生的風險。

(二)操作策略

第一,認購可轉換債券。目前,可轉換債券的發行都是以面值發行,相對于理論價值有更大折價,而且由于可轉換債券的價值已逐步等到市場的認同,近期新上市的轉債多在面值之上,特別是基本面為市場所看好的轉債其上市價格更高。轉債的一級市場提供了很好的投資機會。

第二,在股市行情低迷或未來不確定因素很多的情況下投資。可轉換債券在行情低迷或未來極不確定時,有效地控制了風險,把可能的損失限定在可控范圍之內,卻又不會失去行情轉好的機會。但在股市處于牛市當中時,可轉換債券的收益明顯低于股票上漲的收益,而且可轉換債券流通性較差,還受到贖回價格的制約。因此,可以把轉債視為防御性品種來進行投資。

第三,納入投資組合。根據美國市場的研究表明,把可轉換債券納入投資組合,組合有效邊界明顯上推,在維持風險不變的情況下能提高收益率,或者在收益率不變的情況下降低風險。

第四,在套利機會出而又滿足條件時,適當進行套利。可轉換債券作為一種上不封頂、下有保底的投資工具,在風云變幻,整體收益不佳的A股市場上獨具魅力,尤其在國內證券市場體制不健全,未來存在較多的政策不確定性的今天,更顯現出其吸引力。國內可轉換債券正處于發展初期,為吸引更多的投資者,發行人設計了較為優厚的轉債條款,為轉債投資提供了良好條件。同時,由于投資者不熟悉以及國內沒有賣空機制,轉債的價值被低估。總體而言,可轉換債券的投資面臨良好機遇。

投資可轉換債券,除了保底的純債券價值外,投資者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了期權價值之上,作為買入期權,最終收益的大小取決于標的股票價格上漲的多少。因此標的股票價值的分析成為關鍵,而基本面分析在股票價值的分析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基本面分析也就成了在可轉換債券投資中取得好成績的必修課。

六、結論

本文通過可轉換債券價值進行投資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可轉換債券是一種在規定條件下可轉換為普通股的企業債券。它具有在獲得債券保底收益的同時,分享企業增長成果的特點,成為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投資工具。

第二,純債券價值和期權價值構成了可轉換債券價值的主要部分,對于這兩部分價值影響因素的深入了解成為理解可轉換債券價值的重要內容,可轉換債券的條款對轉債價值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其中,期權價值顯得尤為重要。

篇（3）

在一般意義上，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最基本動因是追求風險調整之后的利益最大化。進一步分析，則有四個方面的微觀動機：第一，生產要素導向。即以相對較低的經濟代價獲取自然資源、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第二，市場導向。即突破國界對市場交易范圍的限制，在國外拓展更大的市場空間。第三，效益導向。即通過公司內部垂直一體化或水平一體化的組織體系，促進合理化經營，獲得規模經濟效益。第四，規避風險導向。即將生產經營活動安排在不同國家，分散或規避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獲取穩定收益。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以為，盡管收益最大化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始動力，但決定其具體投資行為的則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指別國企業難以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既包括對有形的原材料產地或生產技術的壟斷，也包括跨國公司自身有效率的組織系統，所有權優勢賦予跨國公司有益的交易成本或成本優勢，以此抵消其在海外經營的不利因素。內部化優勢是指跨國公司將其擁有的資產或技術加以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即跨國公司將擁有的資產或技術通過市場內部化轉移給國外子公司，可以比通過外部市場交易轉移獲得更多的利益。區位優勢是指跨國公司選擇國外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其所獲利潤必須高于國內生產再出口到國外市場所賺取的利潤。區位優勢不僅包括生產原料和生產要素價格、基礎設施狀況，而且包括市場規模和結構，以及文化、法律、政治等制度環境。

上述分析表明，跨國公司投資過程中的利益實現是其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決定性因素，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則對跨國公司的投資流向和規模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2.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戰略調整。進入90年代之后，由于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變化，表現在：

第一，投資目標的調整。跨國公司逐漸改變了以前單純利用國外廉價資源，搶占國際市場，轉移落后或污染型生產能力的投資方式，轉為以提高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為核心，更加重視對外投資的全球市場整體性和系統性。

第二，投資方式的調整。跨國公司的投資方式正由原來單一的股權安排方式逐步向投資方式多樣化轉變，目前跨國公司的主要投資方式包括股權式合資、非股權式合作、獨資、跨國收購與兼并以及國際戰略聯盟等，股權式合資長期以來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其優點是能減緩制度和政策障礙，有利于進入目標市場。但其前削弱母公司控制權的弊端十分明顯，因而投資成本和風險不斷增加。目前，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更多地是收購兼并的方式進行投資。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更趨向于以技術授權、生產合同、設備租賃、合作銷售等非股權安排方式進行投資。

第三，投資來源的調整。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其原有的內部融資已不能滿足此要，在需基礎上產生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外部融資，即從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獲取投資資金。外資融資的優點在于可以使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本市場擴大融資規模，分散融資渠道，降低籌資成本和減少風險。

第四，投資產業的調整。從70年代起，第三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就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中呈上升趨勢。進入90年代之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重點已從傳統的資源開發業、初級產品加工業，向新興的高附加值產業、服務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轉移，高科技產業、金融保險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新的投資熱點，導致這一產業重點轉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新技術革命不斷深入的背景下，高新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只有加大這一領域的投資，才能搶占“制高點”，在未來激烈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其次，金融、保險、商業等第三產業經營范圍廣、投資回收期短，跨國公司擁有比較優勢，有利于其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再次，基礎設施不是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并且以大幅度放松國家控制的方式吸引外資進行建設和改造，從而使之成為具有穩定的潛在投資盈利機會的產業。正因如此，跨國公司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表現為迅速增長的勢頭。

總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已經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們必須以此為基礎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政策，以期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現狀與障礙

1.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現狀和特征。跨國公司對中國大規模的進入和投資，不僅直接緩解了我國建設資金嚴重不足的現實矛盾，而且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促進了我國支柱產業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區域經濟的振興及繁榮。在一定意義上，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富有生氣的新的增長點。盡管我國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步伐逐漸加快，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從總體上看，跨國公司主要投資于沿海地區的趨勢仍未從根本上改變，直至目前，西部地區利用外資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比重仍然較小，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拉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還十分有限。

1999年，我國西部地區引起外資項目累計1.7萬個，占全國總數的5.01%，合同外資金額255.9億美元所占比重為3.87%，實際使用外資99.1億美元，所占比重是3.22%。

除此之外，西都地區引進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投資還表現出如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特征：

(1)投資規模較小。由于受投資環境制約，跨國公司雖然進入西部的產業領域包括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到資金，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的各個方面，但平均投資規模普遍較小，產業帶動能力比較有限。1999年西部地區單位利用外資項目的投資規模為139萬美元，比全國平均180萬美元低22.8個百分點。

表11999年我國西部利用外資情況（單位：億美元）

地主名稱項目數比重合同外資比重實際投資比重

（％）（％）（％）

全國總計34153810066137174110030763071100

四川省51111.507189491.172741640.89

重慶市27080.793690420.602004500.65

貴州省13680.401554980.25397370.13

云南省18530.542522700.41841660.27

200.101263-3-

陜西省29820.875352880.872757530.90

甘肅省13030.38935680.15393810.13

青海省2000.06246510.0419680.01

寧夏自治區5560.16397880.06111150.04

新疆自治區9440.28966070.16350560.11

資料來源：國家外經貿部統計資料

(2)產業結構趨同。現實表明，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食品、飲料和商業零售業，即便對西部地區而言，這些產業本身業已處于相對飽和狀況，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將因投資結構趨同而對西部地區已有的產業構成巨大的競爭壓力和市場沖擊；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數量還十分有限。從長遠看，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投資結構的失衡必然導致產業結構的失衡，從而給西部地區經濟的良性發展埋下隱患。

(3)技術梯度較低。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的大多數投資項目均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缺乏先進技術作為支撐。即使是這些較低層次的加工組裝企業，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也大都留在投資者國內，中方企業很難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更不能掌握先進的工藝技術。因此，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的投資項目普遍技術梯度較低，由此導致利用外資與引進技術脫節成為帶普遍性的矛盾。

(4)區域內部分布不均。從外資在西部地區的總體分布及結構看，區域內非均衡分布的矛盾同樣突出。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四川、重慶、云南、陜西4個省市，1999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83.4億美元，占西部地區99.1億美元的84.2%。而、青海、寧夏三省區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僅為1.3億美元，所占比重為1.31%。

2.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主要制約因素。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實現從區域梯度發展戰略向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投資力度的有效增大，各種優惠政策的顯著傾斜，將給廣大經濟增長滯緩的西部地區帶來巨大的歷史機遇，同時也將對推進跨國公司更大規模地投資西部產生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

應當看到，我國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富集，比較優勢突出，具有良好的開發前景。并且擁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高質量的科技隊伍，生產要素成本相對較低。此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滯后，消費構成偏低，可開發的市場潛力極為可觀。因此，西部地區客觀上存在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一系列有利條件。但對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而言，潛在的有利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包括社會、經濟、法律等方面內容在內的良好的投資環境配合，其吸引效應不可避免地會被削弱乃至抵消。從西部地區的現實考察，跨國公司的進入和投資主要面臨如下障礙因素：

(1)體制障礙。從總體上看，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市場經濟和法律規范，經濟活動中還存在大量的非市場行為。比較而言，西部地區的體制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是政府行政干預大量存在，項目審批環節繁瑣，不僅使成本增大，而且外資企業往往因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而無所適從。二是機構林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管理范圍和權限混亂，以各種方式損害外資企業利益以謀取私利的現象十分普遍。三是國有企業比重大，其機制僵化、包袱沉重，難以成為利用外資的主體，不能與跨國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和技術合作。

(2)政策障礙。綜合而論，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在投資領域上，要求跨國公司的投資只能局限于一個項目或多個項目，抑制了跨國公司系統投資。同時由于電信、金融、外貿、交通等服務業還沒有開放，為跨國公司綜合服務的能力不高，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深化；在控股上，某些產業或者產品規定中方控股的政策抑制了跨國公司投資先進技術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在產品銷售上，要求跨國公司將一部分產品銷往國外的規定，使跨國公司必須讓出部分海外市場銷售其產品，擠占了跨國公司的市場，增加了邊際成本。在外匯上，要求跨國公司自行平衡外匯，盡管我國取消了經常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是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依然存在。在國產化上，要求跨國公司必須實行一定程度的國產化率。這些準入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此外，西部地區對跨國公司的政策歧視現象也不同程度存在，實行以國民待遇為核心的公平政策，是當今全球經濟發展中引進外資的通行規則，但西部地區這方面同樣存在一定差距，比較多的情況是對外資企業先用優惠政策引進，然后以不同手段進行利益擠壓，使之不能在公正和公平的環境下平等競爭。

(3)市場體系的障礙。與東部地區相比我國西部地區市場體系發育滯后的矛盾相對更為突出，一方面是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結構單一，功能不全，另一方面是市場監督機制弱化，無序競爭現象嚴重，這種狀況往往使對市場網絡有著很高依存度的跨國公司處于窘境之中，不論是原材料采購還是產品銷售都會面臨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更應重視的是，西部地區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盛行，許多地方為保護自身利益而進行地區和部門封鎖，形成市場分割，進而對跨國公司投資產生限制性的消極影響。

(4)基礎設施系統的障礙。由于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投資能力有限，加之地形地貌復雜多樣，致使其交通運輸和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系統長期落后，構成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國際經驗證明，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選擇并非十分注重政策的優惠程度，而是立足于投資的長期性和系統性目標，對以基礎設施系統為主的投資環境有著相對更高的要求。因此，落后的基礎設施系統無疑是西部地區制約跨國公司投資進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5)人力資源的制約。盡管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資源眾多，成本低廉，可以為跨國公司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充足的生產要素基礎。但同時必須看到，西部地區勞動力資源普遍素質低下，不能滿足跨國公司對具有較高技術素質的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不僅如此，西部地區高級管理人才更為稀缺，供給與需求錯位的矛盾相當突出，這也從人力資源方面構成了影響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制約因素。

三、跨國公司投資西部：政策選擇

綜上所述，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實施，為充分發揮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潛在優勢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跨國公司更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地區的外部條件已基本成熟。就現實而言，首要的任務是必須對西部地區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措施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創新，卓有成效地克服經濟、社會、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創造更加有利的投資環境，促進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取得重大突破，更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

概括而論，加快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步伐的政策選擇，應包括如下幾個重要方面：

1.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完善投資軟環境。應當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環節，提高效率，有效改善對跨國公司的管理和服務。要保持相關政策的公開透明，堅決杜絕對外資企業的亂收費、亂檢查和亂攤派現象，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對一些已經表現出不適應性的調控措施，如國內融資限制、國產化要求、出口比例要求、外匯平衡要求、技術轉化要求等，應當依據WTO的有關規則及時進行修改。此外，還應進一步規范和簡化對外商投資的審批程序，對于國家鼓勵的投資項目應盡快改審批制為登記制或備案制。

2.積極穩妥地擴大西部地區市場的對外開放。應當結合中國加入WTO的總體要求和西部地區的現實狀況，進一步向跨國公司開放投資市場。對于已經試點或具備條件的領域，如商業、外貿、民航、電信、旅游資源開發、金融、保險等對外開放要積極推進；對教育、衛生、城建、咨詢服務、建筑等領域如何引入外資也要認真一一進行探索。在農業、環保、電力、石油、天然氣、公路、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要積極鼓勵并引導外商投資。

3.制定新的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優惠政策。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資，主要是得益于國家長期推行的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目前，應當結合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取向，制定新的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比較優勢明顯，以資源換資金、換技術是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選擇。因此，應當在土地使用、資源開發、產業發展等方面為跨國公司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并且要高度重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以明確的法律規范形式予以利益保護。應在西部地區已經設立和升級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基礎上，有選擇地設立經濟特區，促使其首先發展起來，然后以點帶面，輻射周邊地區，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4.以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根據西部地區的現實情況，引進和利用跨國公司投資應當逐步由過去的全面吸納轉變為有選擇、有重點的吸收，必須通過引進外資促進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推動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發揮資源優勢，培育特色產業。西部地區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時，首先應鼓勵其投資于水能開發、礦藏資源深加工、石油天然氣開發等具有絕對和相對比較優勢的自然資源開發領域，培育有競爭力的資源加工體系。同時，要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鼓勵投資于農業項目和環境保護項目，促進西部地區形成特色農業和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此外，西部地區擁有獨特的旅游資源，也應將其作為鼓勵外資進入的重點產業之一。

篇（4）

(一)有利于投資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從邊際產業(即在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次進行,通過這種方式將國內的比較劣勢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樣,一方面,投資國減少邊際產業的生產,可以騰出更多的資源擴大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和出口,使投資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新的變化;另一方面,投資國利用投資獲利來補充、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能實現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源,都會遇到資源約束問題。世界經濟一體化要求各國立足全球,把國內外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經濟管理、人才等有機結合起來,而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利用本國和他國不同資源與要素優勢、在國際間實現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與合理流動、獲得更高利益的極其有效的途徑。

(三)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利用外資。無論是政府的對外直接投資還是企業或私人的對外直接投資,均起到了“杠桿”作用,以少量的國內資本來獲得更大數量的國際資本。一國企業到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使用的資金,除了本國的外匯資金和設備外,還包括在東道國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籌措的資金,特別是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優惠政策進行融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利用外資,是一條新的融資渠道,是在國際市場上主動尋求與外資的結合,是利用外資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資的場所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

(四)有利于鍛煉和培養一批跨國經營的專門人才。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關鍵之一,是需要足夠數量的精通外語、熟悉法律、財會、金融等業務的國際化投資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養有多種途徑,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關培訓機構培養及培訓專業管理人才、吸引留學人才和聘請國外專業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徑是投資企業派出人員到國外培訓和直接參與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五)對外投資有利于促進投資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近年來,隨著國際市場的日趨飽和,反傾銷、技術性壁壘和關稅的提高,已成為影響許多國家出口的主要障礙,尤其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各國更是減少進口,而把需求更多轉移到國內。在此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不失為一條帶動出口的有效途徑。對外直接投資首先可以繞過對方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就地生產和銷售;其次,可以帶動投資國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和技術等的出口;另外,到國外投資辦廠,能夠快速、準確地了解國際市場行情,及時反饋信息到國內,減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時輸出適銷對路的產品。

對外直接投資在給一國帶來產業結構升級及其他眾多正效應的同時,也可能使該國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所謂產業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內容:第一,國內產品競爭力下降,進口品涌入排擠國內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國內生產由進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產合算,生產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產由海外生產所替代;第三,上述國內生產由進口和海外生產所替代,從而縮小了國內的制造業生產,國內生產資源配置由制造業向非制造業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業被非制造業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內容實際上是指制造業的空心化,而實際上空心化不僅包括制造業的空心化,金融業、服務業都可能出現空心化。空心化使國內投資不斷萎縮,就業機會大幅減少,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總體而言,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投資母國帶來正的效應,只要投資母國能夠把握度,防止出現過猶不及的情況就可以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自上世紀改革開放后開始起步,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開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戰略之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盲目進行,而應有選擇性,以便帶來最大效應,并避免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根據我國的各行業發展狀況以及效應最大化目標,我們主要應在如下行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一)資源開發業。中國對外投資的首選行業領域應是資源開發。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個發展過程來看,資源導向型投資占有較大比重,且中國較大的海外投資企業的主要投資額也集中在資源開發行業。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比較低,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許多重要自然資源的短缺現象日趨嚴重,供求缺口不斷擴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進口依存度迅速增大。因此,利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優勢,以重要資源開發為導向的對外投資應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對我國來說,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是石油、天然氣、金屬和非金屬礦、林業等。通過對外投資建立資源穩定的供應基地,可降低通過市場轉移資源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規避世界市場資源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也可防止受制于他人的被動局面。

(二)加工裝配型的制造業。制造業是目前國際投資的重要部門,同時也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產業。我國的家用電器、摩托車、金屬制品、家用機械等加工裝配型制造業規模都比較大,這些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穩定,相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而言,具有比較優勢。經過長時間高速增長,國內市場供過于求,競爭激烈,依賴出口發展貿易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的限制。因此,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使制造業走向國際市場,對利用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減少國內市場的過度競爭,貫徹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和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三)服裝紡織業。服裝紡織業是我國傳統的優勢產業,技術水平先進,產品質量好,信譽高,是我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之一。長期以來,我國服裝紡織品的市場份額都非常高,競爭優勢明顯。目前,國內生產、銷售明顯過剩,競爭激烈,效益下滑,傳統的依賴出口進入國際市場的渠道近年來越來越受到歐美等國種種非關稅壁壘的阻擊,困難重重。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進入國際市場的渠道不但可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自然資源和我國先進的技術,同時可繞過各種非關稅壁壘,把我國剩余的國內生產能力轉移出去。雖然2005年配額取消將為中國紡織服裝出口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從現實反映看,配額取消后紡織服裝貿易的摩擦可能進一步升級。歐盟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已失去紡織服裝生產的比較優勢,但為保護國內的就業,必然會采取種種措施來限制從我國的紡織服裝進口。作為應對措施,我國的服裝紡織企業可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四)服務業、金融房地產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當前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重點大都落在了第三產業上。雖然我國在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并不具競爭優勢,但從發展戰略角度看,我國應抓住在第三產業某些領域的優勢,結合第三產業行業多、范圍廣、投資大小不限、經濟規模不限等特點,積極發展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時,要積極發展房地產、金融業的投資。對發達國家的房地產、金融業進行投資不受技術限制,有利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開展,且能掌握有關方面的知識,對中國國內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完善和發展也會有一定幫助。

(五)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產業。我國國內產業結構層次比較低,可逐步借助對外直接投資推進產業層次高級化。在發達國家進行高科技直接投資,有助于打破這些國家在高技術方面的限制與封鎖,有助于吸收世界上高新技術和其他先進技術,同時也可使我國企業管理人員學到先進的管理知識和經驗。我國的企業與國外大型跨國公司相比,仍有較大的研發能力差距。因此,到國外技術資源與智力資源密集的地方設立研發機構和科技型中小企業,是較快提高研發能力的有效途徑。現在,中國許多企業開始在國外發達國家組建高科技新產品開發公司,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由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外。同時國內的高科技企業開始走向國際市場,進行對外投資,擴大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現科技產品的國際化。

為鼓勵我國上述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應當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的配套政策服務。首先,應從企業需要出發,改善現有的投資、外匯和人員出入境審批制度。海外投資是一項風險大且具挑戰性的投資活動,政府不應該對企業的投資活動過度干預。其次,應當加大稅收、融資等政策支持力度。針對一般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而對于符合國家戰略利益的項目,政府更應給予積極的財政補貼。最后,政府應鼓勵商業銀行參與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中,解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融資難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結構升級

論文摘要: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日益成為各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用的基礎上,指出我國應有選擇性地進行各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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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型期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變動分析[2]

中國農業經濟的轉型期可定義為1978年以來至今的農村經濟改革期。自此，中國農業經濟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邁進的步伐。這個階段也是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重要轉折期。與此相伴，中國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在這個時期以后也發生了巨大變動。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都空前增長。

1.1轉型期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變動與農業增長水平變化

農業投資規模是指各個年份或各個時期農業投資的總量。按照本文的統計口徑(中口徑)，我國農業投資規模在各個五年計劃期是不同的，總的趨勢是增長的，尤其從“七五”開始，我國農業投資力度明顯加快，其累計投資額是“六五”時期的兩倍還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長(見表1[3])。

資料來源：轉引自陳錫文.中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理論、政策、實證研究，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

如果將政府農業投資與農業經濟增長情況聯系起來，并使用逐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可以發現，自1978年以來，無論是農業GDP還是農業增加值，其總的趨勢也是增長的，雖然個別年度間存在著波動。尤其在近期，這兩個指標的增速開始加快，增幅明顯。(均以當年價格計算，未轉換為可比價格)。將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及政府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畫在一張圖上，如圖1所示[4]。

圖1（）略

自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農業投資的增長曲線比較陡峭，證明增速很快。農業GDP、農業增加值也呈現出相同的增長趨勢，即先緩慢、平穩增長，后急速增長。如果將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財政支出比重和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農業GDP的比重計算出來，發現后者較低，見表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04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

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農業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農業發達國家中，政府對農業提供的財政支持相當于農業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國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也達到了10％。(當然，我們這里所說政府農業投資與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口徑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國政府對農業支持的力度)。在我國，雖然財政的總體實力有限，財政支農支出僅占農業GDP的5％～6％，但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維持著相對較高的水平，近10年來，大體在8％～10％之間。建國以來，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總額，1950年為27.4億元(當年價格，后同)，1960年增長到90.52億元，1970年曾降到49.4億元，1980年為149.95億元，1990年增長到307.84億元，1998年已達1147億元(這一年的數字包括當年增發國債用于農業方面的支出)，增長速度還是相當高的。特別是1978～1998年間財政支農投入年平均增幅達到11.4％[5]。所以，從投資規模上來看，我國政府農業投資逐年增長，對農業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國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的關系分析

運用計量經濟學實證分析方法，對1978年以來的我國農業GDP和農業財政投資的變動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兩者間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假定兩者間存在一元線性關系，以農業GDP為因變量(用Y表示)，政府農業財政投資為自變量(用X表示)，在有限觀測數據下進行擬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決系數R[2]=0.87，調整可決系數為R[2]=0.86，F值為124.95，回歸方程總體顯著性檢驗通過，擬合程度較好。該模型說明，每增加1億元的財政農業投資，我國的農業總產值就會增加17.71億元。可見，增加政府農業財政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極其顯著的。當然，這一結論并不否認其他生產要素(諸如勞動力、土地、技術、制度等)在農業增長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率也不相同，本文暫不討論。

1.3地方政府對農業的投資與地方農業增長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對農業的投資情況，由于我國自1994年以來一直實行分稅制，這種體制對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地方政府投資的數額、方向、結構、目標與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財政農業投資中，很多情況下要求地方政府進行配套，但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但地方財力的大小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就導致我國各個地方政府農業投資有很大的差距。這種投資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經成為各地區間農業增長差距的一個極其關鍵的原因呢？這成為我們分析的重點。

這里我們僅僅選用兩個省份進行對比，即選用經濟發達省份江蘇省與一般省份河南省為研究對象來觀察政府投資與當地農業增長的關系，以及地方農業差距產生的部分原因(顯然，各地區農業經濟增長產生差距的原因不僅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暫不述及)。

1.3.1地區農業增長與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之間的關系

首先分析各省農業增長與農業投資之間的關系(選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數據，江蘇省數據來源于《2002年江蘇統計年鑒》(電子版)[6]，河南省數據來自《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7])，發現無論是發達省份還是一般省份，其農業增長和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與全國的變動趨勢一致，即先緩慢增長，后快速增長。采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對兩者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蘇省農業GDP，X[，j]表示江蘇省政府農業投資，Y[，h]表示河南省農業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資，設定模型y=a+bx+ε，ε為隨機擾動項，在有限觀測值條件下可分別得到如下一元線性回歸擬合模型：

江蘇省的數據計算結果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調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總體性檢驗通過。該模型表明，江蘇省政府每增加1億元的農業投資，可得到39.84億元的農業GDP增長。

河南省的數據計算結果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調整后的R[2]=0.95，方程總體性檢驗通過。此模型的經濟含義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億元的農業投資，則可以產生72.75億元的農業GDP增長。兩個省份的政府農業投資對農業的增長作用都是很明顯的，不過兩省的投資力度不同，農業GDP的增長幅度也不同。見圖2：

圖2（略）

資料來源：河南省統計局，《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江蘇省統計局，《2002江蘇統計年鑒》，/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數據經過計算整理。

1.3.2地區差距與政府農業投資的關系

除個別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蘇省政府農業投資均大于河南省農業政府投資，而且這種投資差距越來越大。那么，兩省的農業GDP變化是否呈現出同樣的差距呢？為了消除兩省間由于巨大的農業人口差額而形成的誤差，在這里選用農業人口人均農業GDP進行比較。從圖中結果很容易地看出，兩省在農業增長方面的差距竟然與兩省在農業投資方面的差距變動很一致。可見政府農業投資是中國農業增長的充分條件，也成為地區農業增長差距產生的充分條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狀況，這種差距將會繼續存在，也可能會導致差距繼續發散而形不成收斂的態勢。

2.中國農業政府投資的使用方向和結構變動與農業增長

農業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不但表現在數量規模上，也表現在投資方向和投資結構上。所謂的投資方向和結構指投資的資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資項目構成。我國農業投資主要由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和其他費用這幾部分構成。農業基本建設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設、農業水利設施等的建設以及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環境給農業生產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改進投入與產出的質量，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投資形成的農業科研成果可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中，支援農村生產支出主要通過轉移支付補貼農戶，降低其生產成本，調動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增加農業產出；農業事業費支撐農業事業單位的運轉，并通過農業事業單位提供的各項服務，擴大農戶生產及交易的規模，減少農戶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農業產出[8](39)。

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各項支出中，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漸降低，而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長，90年代后期有所趨緩，進入2000年后又開始增長，并占據著財政農業支出的絕對比重[9]。見表3。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第81頁，計算整理

表3中，由于資料所限，項目的分類比較粗，比如未能將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與事業費分開，基建支出也很粗略，這與我國農業投資方面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有很大的關系，這里是按本文開頭所定義的農業支出中口徑來計算和劃分的。上表也充分說明了我國政府農業投資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顯，即農業投資中的主體部分投向了農業事業費、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業基本建設，這幾項所占比重超過了按這一口徑計算的90％，投向農業科技(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只是農業科研投資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項目很少。農業基本建設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設。有觀點認為，不同的投資項目對農業增長與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國6個農區的農業科研公共投資與3種主要糧食作物產量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10]，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科研公共投資對各種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具有明顯的正效應；錢克明[11]研究了農業產值增長與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農牧戶自身投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科技投入的邊際回報率最高，農村教育投資和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次之，農牧戶自身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最低。李煥彰、錢忠好的一項研究結果[8](40)表明，中國財政支農支出項目中邊際產出效應高低的次序為：科技三項費用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次之，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最差；而現行財政支農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為：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比重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項費比重最低。現行財政支農支出政策與投資結構效應方面出現了較大的偏差，效應小的投資過多，效應大的反而投資過少。

3.簡短結論

在我國農業投資中，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社會和私人投資不足，政府農業投資在整個農業投資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農業在某些方面的準公共品性質，政府對農業進行投資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財政體系的重要內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國財政支農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投資規模與國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雖然縱向比較中一直保持增長勢頭；投資結構與方向不合理，投資效應與投資方向錯位；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差異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響了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因此建議，在公共財政方面應該做到：在中國財政支農資源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大幅度增加農業科技投入；適度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根據需要確定農業事業費支出，保持原有規模不變甚至有所壓縮；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結構的方向和目標；構建促進地方政府投資農業的動力機制，以避免地區差距拉大。總的原則是不但要加強農業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規模，還要優化投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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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蘇省統計局.2002江蘇統計年鑒.[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8]李煥彰，錢忠好.財政支農政策與中國農業增長：因果與結構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4，8：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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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策略

（一）韓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工補農”戰略，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新村運動”。新村運動在農業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現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完善灌溉系統、更新農業機械、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備；同時還加強農業科技、良種、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業推廣體系的建設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這是“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

雖然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農民進行，但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政府不僅是發動者、引導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據統計，政府每年的資助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一般都超過20%，最高年份可達59.2%。充分體現了政府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印度政府推動的農業公共產品建設主要有以下方面：生產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兩個方面；投入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產品種投入和農業機械投入；保證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有農村公路建設、農村能源建設、農業職業教育等。

在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印度政府從三條途徑來籌集建設資金：增加計劃投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計劃投資都占相當比重，如“一五”計劃農業投資占計劃總投資的18%，而工業僅占8%；“二五”計劃農業為25%；“三五”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計劃中從未低于20%。實行投入物補貼，印度政府的財政預算中，農業投入補貼占相當大比重。提供貸款保證，農業貸款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發展信貸機構，擴大信貸額。印度的農業籌資和開發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國農業投資，發放基礎設施的項目貸款。

（三）巴西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1.倉儲設施。在巴西，倉儲按屬性可分為三類：官方（聯邦、州、市）、合作社和個人。聯邦倉儲設施由聯邦出資建設，主要用于常規儲備和儲存按政府最低保證價格收購的農產品，其目的在于保護農業生產者，特別是中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同時利用政府的儲備在淡季時調節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合作社和個人倉儲設備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補貼性農業信貸和自籌，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農業季節差提高經濟效益。目前，巴西倉儲能力基本上能夠滿足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其收獲后的損失率僅為5%，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資源豐富，河流縱橫，降雨量豐富，但灌溉業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東北部百萬公頃灌溉計劃，五年內投資35億美元，其中40%由聯邦政府出資，60%由私人或國際金融機構資助。

3.農業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巴西最重要的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是歸屬農業部的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農業技術推廣公司。1973年農業部將農牧業科研局改為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大力培養農業科研隊伍，到1985年就培養了2200名高級農業技術人才。農牧業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出售，并由技術推廣公司負責推廣；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主要負責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管理，同時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機構，加強對合作社、中小農業生產者的技術支持。

對改善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啟示

（一）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產業不均”的公共品投資現狀

1953-1955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斷修訂中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至此開始，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出現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輕農”的不均衡狀態。嚴重抑制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工農業良性互動發展及韓國“新村運動”的做法，改變我國公共產品投資的傾斜戰略，加大政府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走“以工補農”的新路。

（二）實現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多元化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農業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投資收益不易、投資回收期較長。因此，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應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然而，政府投資可以采取直接投資還可以采取間接投資，如政府通過參股、控股、經營權轉讓等不同的投資方式提高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效率；同時，農業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資主體進行，政府加以引導、規范界定產權等，使得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等積極投身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在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個典型，另外，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投資農業公共產品。

（三）優化投資結構

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要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分階段有層次的進行。如美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從生產領域逐漸轉入流通領域；日本的農業支持政策從“米價支持政策”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再到環境保護；印度、巴西分不同階段對不同公共產品的投資。現階段，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因此，進入WTO后，我國要在保持以農田基礎設施體系為內容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業科研、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教育以及農業制度性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加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改善投資的外部環境

投資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及投資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環境。如對于產權的界定、補貼的標準等都要有相關的法律、條文等加以規范；地方政府對于外界投資、外商投資等要有優惠的招商條件；同時對于破壞投資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有規范并得到切實執行的措施。只有這樣，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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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速水佑次郎.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趙紅.國外農業財政政策的考察與借鑒[J].經濟問題探索，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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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社會里，股票投資已經是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不少人也逐漸的意識到把錢存在銀行收取利息的時代以一去不復返，科學合理的現代生活方式是要把多余的錢拿來投資。下面是為大家帶來的股票投資的論文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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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榮耀”吸金創紀錄,移動電競市場成倍增長.上市公司中，鵬博士與騰訊公司簽署了內容加速節點建設合作協議，結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公司在王者榮耀、英雄聯盟等游戲上深度合作，將雙方的互聯線路和cap節點資源進行對接。愷英網絡通過旗下XY手游網為《王者榮耀》提供下載平臺，下載次數達到4186萬次。號百控股子公司炫彩互動旗下的愛游戲平臺為玩家提供下載平臺及支付渠道，《王者榮耀》是其第三大客戶。科達股份子公司卓泰天下是智能手機應用以及廣告服務商，與《王者榮耀》、騰訊視頻等結成了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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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基金始終要面臨投資者的不確定贖回要求，如果投資者缺乏成熟和理性，在“羊群效應”下集中要求贖回，就會引發基金的流動性風險，進而引發基金紛紛拋售重倉股，加重基金凈值的縮水和股價的走低，加重市場的恐慌氣氛和贖回潮。因此優化基金持有人結構，引導投資者行為不僅關系到基金的收益水平和穩定程度，更關系到金融市場乃至金融體系運行的安全穩定。

二、持有人特征比較

1.我國個人投資者比例高，投資經驗不足，易導致流動性風險

從2005年到2007年，我國基金持有人結構中個人比例大幅上升。統計顯示，2005年個人投資者占比僅有59%，但2007年中報這一比例已經飆升至86%。在偏股型基金當中，這一比例高達90%。由于我國基金投資者多以個人為主，抗風險的能力較低，投資經驗缺乏，介入的成本高。一旦市場大幅調整、基金凈值大幅縮水或長期滯漲，容易做出非理性的決策。羊群行為通常會助長追漲殺跌，將導致基金投資的短期化。

2.我國機構投資者中養老保險和社保基金所占比例低

美國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中，人壽保險、養老保險等機構投資者的資產規模非常大，這類投資者的投資周期長，承受短期風險的能力強。美國共同基金中大約40％的份額由退休資金持有，其中雇主發起的退休計劃和來源于401k的退休計劃大約各占一半。401K計劃是美國一種特殊的養老金制度，企業為員工設立專門的401K賬戶，員工自主選擇證券組合進行投資，收益計入個人賬戶，員工退休時所能拿到的退休金數額取決于該賬戶投資資本市場中的資產增值情況。而我國基金中養老保險和社保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規模遠遠低于美國等成熟市場，2006年的社保基金、企業年金所占比例不足2%，機構投資者主要以保險公司和其他一般機構為主，機構投資者介入資本市場特別是持有基金的規模非常有限。

3.持有周期短，年贖回率高，投資行為短期化

我國基金持有人的持有周期呈現明顯的“短期化特征”：2004年我國偏股型基金的贖回率達到63%，相當于基金平均持有周期為1.6年。2006年偏股型基金的贖回率達85%，相當于基金平均持有周期不到1.2年。美國基金持有周期也明顯縮短，持有人逐漸“從長期投資走向中期投資”：20世紀50年～60年代美國股票基金的年度贖回率僅為6%左右，相當于基金持有周期長達16年。

4.基金產品線結構不夠豐富

美國2006年股票型和平衡型基金資產占全美基金的63%，債券基金資產占14%，貨幣市場基金占23%。美國股票基金的構成豐富，有行業基金、國際基金或海外基金、藍籌基金，也有高風險的基金。而我國股票型與配置型基金共占據基金市場總規模95%，處于絕對的主體地位，投資者購買的基金多以股票性基金為主，基金市場結構嚴重失衡，需要進一步優化。5.基金投資占全部家庭資產比重增高

美國1980年時僅有十六分之一的家庭投資共同基金，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投資共同基金的家庭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一。與之相似，我國的基金投資占全部家庭資產比重也在增高。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2007年四季度的調查統計，當前基金個人投資者大部分是月均固定收入在5千元以下的“工薪族”個人投資者，占比76%，可見這是一個中低收入的群體。主要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企業和公司管理人員、機關團體和事業單位干部等工薪階層人員。

6.缺乏鮮明的選擇基金的標準偏好

在美國，牛市時年均20%的收益率會使6%左右的基金費用被忽視，而熊市中，低收益率加上高基金費率將減少實際投資收益率，投資者對費率成本就會格外重視。很多投資者在選擇基金的時候，通常會比較查閱基金的收費情況。我國目前的前5大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資產規模占行業總規模的34%以上，前十大公司規模已占50%以上，行業集中度已接近發達市場水平，資金的集中趨勢明顯。這說明，激烈的同業競爭迫使基金管理公司必須不斷進行業務和品種、服務的創新，公司的品牌、知名度、過往業績、市場形象等將成為投資者選擇基金的重點參考標準。

7.基金整體收益跑輸大盤、投資者心理預期降低

美國2004年只有七分之一的基金跑贏大盤指數，而1940年當時有四分之三的基金跑贏大盤。1983年～2004年美國共同基金的平均收益僅為大盤收益的79%，落后于股票的平均升幅和收益。按照晨星資訊的分類，2006年我國運作滿一年的138只股票型基金算術平均年收益率高達128.16%，而同期滬深300指數全年漲幅161.55%，絕大多數基金沒有跑贏滬深300指數，真正為投資者獲取超額收益的僅有華夏大盤精選、中郵核心優選等9個產品，不足股票型基金總數的10%。

三、優化我國基金持有人結構的對策建議

1.大力發展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等機構投資者，開辟長期資金來源

大力發展資金穩定性、風險收益傾向，以及投資周期不同的各類機構投資者，將有助于完善基金治理結構，減少基金集中贖回發生的概率。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等機構投資者風險低，周期長，現金流穩定，加大他們的投資基金的比例將有助于基金的穩定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養老金市場發展迅速。1990年末,美國的養老金資產總額為31978萬億美元,2002年末總額達到10115萬億美元,是1990年的2155倍。養老金、共同基金和保險基金已經成為美國資本市場上的三大主力機構投資者。

我國擁有13億人口，20紀60年代和80年代中國出現過兩次人口增長高峰，這兩部分人群對專業理財需求強烈。根據世界銀行測算，到2030年，中國養老基金資產將會達到1.8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企業年金市場，未來潛力巨大。建立類似美國401k的個人養老賬戶投資計劃，可以在完善我國的養老金體系的同時，引導投資者對基金進行長期投資，不被市場的短期波動所左右。

2.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機構投資者適度提高投資比重

稅收保護機制是資本市場投資者利益保護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稅法中，根據持有證券的時間長短不同，分為長期資本利得和短期資本利得，持有期限越長、則賣出時的稅率越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基金持有人就會注意稅后回報的利益，基金的操作風格也就比較長期化。我國現行法規中，個人投資于股票和基金的投資收益都是免稅所得，機構投資于股票和基金的投資收益是應稅所得，機構的股票分紅為應稅所得，機構的基金分紅為免稅所得。

3.調整基金收費結構，鼓勵投資者長期投資

通過調整基金申購贖回費率結構，引導投資者長期持有基金，降低基金集中贖回的風險。如采用時間累退制下的贖回費率設計，根據基金持有人持有時間的長短不同，分別收費，持有時間越長，費率越低。再者靈活調整基金的各種費率，進行基金分級。還可以按照投資者的類型進行分類費率設計。機構投資者又可以細分為保險資金、社保基金、上市公司等幾類，設計不同的收費標準，以滿足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的需求。4.推廣定期定額等投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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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狀況：市場的壓力、電力短缺、資金短缺以及環境的變壞已為外國公司帶來極大的商機，使他們有機會在節能技術方面來分享龐大的中國市場。

最初開始于1978年的市場改革，戲劇性的削弱了國家計劃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國有企業所占全國工作總產值由1980年的76％下降到1994年的34％，國家分配的商品由1979年的65種縮減為1995年的14種。在重工業和通訊以及運輸領域的價格控制作用已削弱。多數商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盡管少數幾種關鍵項目，如谷類、棉花以及石油產品的價格仍在國家的控制之下。中國正通過降低進口關稅和配額，以及向完全自由兌換貨幣轉變，來努力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準保持一致。

作為經濟改革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已停止向煤炭工業發放每年高達2.3億美元的補貼。煤炭價格1993年在許多地區開始急劇上漲，1994年價格下調后，仍繼續上漲。據政府報道，許多煤礦在1995年已開始盈利。另一方面，石油價格的改革在前進了兩步后又退回了一步。在宣布了幾條措施后，石油市場在1992年開始開放。1994年夏季，政府改變了方針，重新由中央統一管理價格和銷售渠道。1994年春季，為了防止社會不安定，政府逐步對居民用煤和用氣售價實行控制。電價仍是大幅度調節了的，在多數地區，電價現在比燃料價格上升得快。

通過改革，中國的經濟有了明顯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平均8－9％的速度連續增長。盡管80年代能源使用的增長速度只有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半，中國的主要燃料－－煤炭的價格，從1978年到1995年仍翻了一番。1995年的原煤產量達12.8億噸。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含碳礦燃料的生產者和用戶。難怪現在存在嚴重的空氣污染和酸雨問題，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者。這些環境問題由于從生產、運輸到最終使用的整個能源系統的低效率而加劇。

此外，部分是因效率低，電力生產沒有跟上迅速發展的經濟的需要。經常性的電力短缺降低了生產率，并導致生活的不便。問題是如此普遍，以致許多地方報紙象預報天氣一樣發出計劃性的停電通知。電力部計劃從1995年至本世紀末到少增加200GW至300GW的裝機容量，即平均每年增加24GW。當然，中國無論是建造大型電站的能力還是資金，都不足以完成如此巨大的擴展。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政府急于想吸引國外資金用于電力領域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