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文化理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教師應持續進行法語教學學習

教師應該不斷為自己充電，進行法語學習，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變化，日常積累時不能只上升法語基礎方面，應該重視法語文化方面，多閱讀這方面的小說、多看這方面的電源、多聽這方面的音樂、多關注這方面的網站等等，總之，讓自己愛上法國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法國文化，在課堂上能夠更好地向學生展示，提高學生的興趣，進而提高教學效果。

3.法語課堂上多進行法語語境訓練

為了鍛煉學生的能力，可以以課堂討論的方式，討論的范圍主要是法國文化方面，這些也是學生關注和感興趣的，刺激他們多說，還可以模擬法國的日常生活場景，用法語展現出日常生活，通過學生的廣泛參與，既掌握了法語，也熟悉了法國文化，此外，還能夠發現學生身上的文化問題，及時糾正，效果顯著。

4.要求學生課后多了解法國文化

課上，教師可以播發一些積極向上的法國電影和音樂，提高他們的法語文化素養，教會學生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掌握法語學習方法，這些是書本上學不到的，需要學生慢慢領悟，但是由于課堂上的時間有限，只靠課堂上的有限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此外，由于課后的時間比較多，教師多鼓勵學生閱讀法國書籍，書籍能夠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生活習慣、文化特點等等，還要多看法國電影、多聽法語音樂、多瀏覽法語網站等等，此外，教師可以給學生布置作業，讓學生課下以組的形式查找資料，并進行整理，上課時按組進行匯報，這樣能夠增加學生對法國文化的了解，并且還提升了表達能力，總之，通過這種多途徑的學習，能夠讓學生感受法國文化，深層次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進而提高自身的法語能力，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語法上比較中法文化

由于兩個國家的文化不同，導致這兩種語言的語法句子結構不同，漢語中很多句子沒有主語和謂語,但是法語句子中必須有主語，這充分顯示了兩種語言的差異，尤其法語重形式的特點反映了法國民族文化，因此，教學中比較法語和漢語之間的差異非常重要。

篇（2）

舉一個自己參加此次南亞博覽會的經歷為例：在今年的南亞博覽會中，我為一位美國商人做翻譯。由于連續幾天的高強度勞動，在工作的最后兩天有些體力不支，因此，想向老板說明放棄這份工作。由于深受高語境文化的影響，就尋理由，委婉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我的申請理由是身體不舒服。當老板得知我不舒服，非常惶恐，竟然拿藥給我，以至于自己的真實想法根本沒有可表達的機會，所以，此次交流以失敗告終。同樣是告假，在同是高語境文化的兩個人交流就相對容易很多。一次，學院召開學術會議，恰逢有事，不得不向導師請假。剛剛向老師詢問這次會議重要與否，老師馬上回答：“有事是吧？有事就去忙吧，沒關系。”不費吹灰之力，還沒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此次請假成功。由于我和老師都屬于高語境文化的中國人，熟悉這種為了避免尷尬，而把自己的真實想法隱蔽迂回，隱晦表達的交際方式，即使沒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老師也明白。而南博會的老板屬于低語境文化的人，自己沒有直截了當的把真實想法告訴他，所以造成溝通困難。

2.人際關系的側重點。

屬于高語境文化的中國文化在交際過程中非常重視維護和諧的人際關系和差序格局的倫理規范，而屬于低語境文化的美國文化則重視個體的表現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交流。由于這種不同的群己關系，中國文化中的交際是以他人為取向，而美國文化里的交際是以自主為取向的。由于價值觀與交際是支配和反映的關系，價值觀就決定了人們如何進行交際；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兩種文化對待人際關系側重點的不同上。舉一個身邊的例子，和朋友一行到一相對高檔的餐館吃飯，服務員對我們的服務態度不冷不淡，但是，對鄰桌的客人卻十分熱情。從鄰桌客人的著裝來看，像是經商的老板，而我們的穿著打扮學生氣十足。服務員根據服務對方的身份、地位采取相應的交際策略，甚至改變服務態度。在高語境文化的中國，這種行為稱之為“看人下菜碟”。而一個在美國讀書的朋友告訴我，在美國即使是校長也要和他們一起排隊，首先因為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人際關系不具有特殊性。其次，如果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態度，就會違背公平、平等的個人價值觀。而且，他還在排隊時，通過隨意的交談認識了一些朋友。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這是由于高語境文化交際中對待交際群體內與群體外成員之間常有明顯的區別，這種差別在低語境文化中卻不太明顯。在高語境文化的國家里，人際關系內外有別，常常聽到周圍的人說到，“某某是我們這一圈的人”，“我們幾個玩得好”，諸如此類的話。這體現了成員內部的某種親密程度，對“圈”外的人會相對冷淡。提到朋友，我又發現，現在許多的朋友都是“朋友的朋友”發展而來的，換舊話說，就是一個朋友為中介，他或是她把本屬于他們群體內的人介紹給自己。由于中介都屬于雙方群體內的成員，大家彼此熟悉了解，雙方自然不會拒絕中介的介紹，因此新的關系就可以建立。再舉一個現如今比較流行的例子：“相親”，其形式就像剛才所說的朋友中介一樣，只是將要建立關系的雙方交友的目的不同。不得不承認的是，在當今經濟文化發展迅猛的時代，相親越來越成為青年男女建立戀愛關系的有效模式。而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雖然他們也會有這種“中介”模式，但由于價值觀的不同，低語境文化交際者只用職業性中介人來處理特定的問題，在歐美電影中最常見的“中介”便是律師、法官等等這些屬于調節當事雙方，不帶有主觀色彩的第三者，他們視交流雙方為平等，獨立的個體。這是與高語境文化國家本質上的不同點。

3.對于規則的依賴程度。

從這一點來看，高語境文化國家的人與低語境文化國家的人對于規則的依賴度也不同，比方說，基于對朋友的信任和面子問題，朋友借錢，高語境文化交際者很少有寫借條的習慣，他們考慮更多的是雙方的關系。而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有許多準們的法律用語、合同用語，凡事都要按照合同依法辦理，即使是朋友間也要寫欠條。從這一側面也可以看出，他們對規則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于高語境文化國家

篇（3）

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傳播學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國大學里執教英美文學，默默無聞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舉成名，成為傳媒追捧的風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轉向研究媒介、傳播和大眾文化。他的研究宏觀上觀察人類文明史和傳播史，微觀上透視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娛樂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個側面。同時，他又用比較文化的鏡子關照東西方文明和歐洲各國文化。

麥克盧漢的聲譽沉浮頗具戲劇性。30年前，學術界對他的評價分為對立的兩極。毀譽之聲，別若天壤。90年代，他的聲譽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經成為經典。

歷史證明，麥克盧漢是信息社會、電子世界的先知。20世紀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預言一個個都實現了。他關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識延伸”的論述，無人能出其右。

有人說，“批評家要花30年的時間去理解麥克盧漢”(1)。中國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們對他的研究幾乎還沒有開始。本文攫取一鱗半爪，評介他的媒介理論。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類文明的宏觀背景之中，文章就離不開全景式的掃描。管窺不忘全豹，蠡測不忘大海，讓我們縱深跳入人類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觀和傳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觀

麥克盧漢首創了“媒介”這個詞。他說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謂媒介指的是報紙、雜志、電影、廣播、電視等幾大媒體，這就是狹義的媒介。他說的卻是廣義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術。這使他有別于常人，也有別于其他的學者。僅舉一例，就可以說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寬泛無邊、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舉細說了26種媒介，每一種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個奇妙的比喻。茲抄錄于下：1.口語詞：邪惡之花？/2.書面詞：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與紙路/4.數字：集群的側面像/5.服裝：延伸的皮膚/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觀念/7.貨幣：窮人的信用卡/8.時鐘：時間的氣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畫：《瘋狂》漫畫通向電視圖像/11.印刷詞：民族主義的建筑師/12.輪子、自行車和飛機/13.照片：沒有圍墻的妓院/14.報紙：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車：機器新娘/16.廣告：使消費者神魂顛倒/17.游戲：人的延伸/18.電報：社會激素/19.打字機：進入鋼鐵奇想的時代/20.電話：是發聲的銅器還是玎玲作響的符合？/21.唱機：使國民胸腔縮小的玩具/22.電影：拷貝盤上的世界/23.廣播電臺：部落鼓/24.電視：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戰/26：自動化：學會生存。

我們介紹他的文化觀，必須要從他的研究方法、歷史觀和媒介觀說起。

麥克盧漢在英美文學的園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從上個世紀的2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逐步轉向媒介、傳播學和大眾文化。這一轉向既是出于他個人的愛好，也是因為社會的客觀要求。美國是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和大眾傳播的沃土。在教學生涯的初期，他難以理解學生中流行的大眾文化。為了了解學生，他逐漸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獻身探索、發現。經過20年的苦心經營，終于在西方學界卓然成為大家。

二、從研究方法說起

麥克盧漢有一句經典名言：“媒介即是訊息。”套用這一警語，似乎可以說：“媒介即是文化。”他諸如此類論斷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費解，既晦澀難懂，又雋永深刻。他的語言風格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蕩不羈，九確實引起很大的爭議。

“媒介即是文化”，這是他想說而沒有點破的命題。為了證明這個命題，讓我們先說他的研究方法，說它有何獨特、為何獨特、有何價值，又為何受到批評。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學研究、經驗研究、實證研究的傳統背道而馳。在這一點上，他遭人誤解、批評和攻擊。

批評家對麥克盧漢的指責，集中指向兩點。一是他無所不包的媒介定義，二是他反實證、反經驗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探索而不做結論，并置而不做分析，鋪陳而不做歸納，發現而不做判斷，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實證。他的敘述方法也一反常態，可以概括為：偏愛格言警語，不求明白如話；只用“藝術”語言，不求科學嚴密；只推出馬賽克圖像，不搞量化描摹。

讀者最不習慣的，是他濫用警語、格言、典故、暗喻，還有莫名其妙的“麥克盧漢式”的語言。于是英語里增加了一個詞：“麥克盧漢式”。這個戲說之詞是法國人發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脛而走，在西方學界流行開來。

麥克盧漢對文化史的研究，綜合了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史學和文學的研究路子。他把社會史和文化史簡約為傳播史。他的歷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難免大而無當，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歡信馬由韁、天馬行空，在廣闊的歷史時空中馳騁。他舉起“雜家”的旗幟，公開批評“專家”。他不屑于當專家，因為他認為專家是畸形人。他謳歌整合一體的“部落人”，悲嘆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機械人”。他呼喚“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類的“無意識”、“意識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見，雖然他對西方文化隱隱約約有一些批評，但是他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種文化。他既不當衛道士，也不當吹鼓手；既不當掘墓人，也不當陪葬品；既不當法官，也不當辯護律師。他只當探索者，把自己發現的東西陳列在世人面前，由他們自己去做判斷。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傳統：“我以嶄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幾乎沒有接受傳統智慧中看待它們的任何觀點。”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開鎖匠的方法：“我從來沒有把探索的結果當做揭示的真理。我沒有固定不變的觀點，不死守任何一種理論——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別人的……我的工作比較好的一個方面，有點像開保險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傾聽、試驗、接受、拋棄。我嘗試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碼鎖的制動栓落下來，保險柜的門彈開。”

他不屑于當專家：“我認為自己是一個雜家而不是專家。專門家圈定一小塊研究領地，作為自己的地盤，對其他任何東西卻不聞不問。”

他認為需要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對文學和文化傳統有道義上的責任，于是著手研究威脅文化價值的新環境。我很快就發現，這些新東西用道德義憤或虔誠義憤是揮之不去的。研究證明，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方法。”

他認為線性分析法不能用來研究媒介環境。他說：“一切研究環境的線性路子都沒有用處，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如此。科學界已經認識到需要統一場理論。它可以使科學家使用一套連續性的術語，借以把各個學科領域聯系起來。”

三、麥克盧漢文明史觀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這個定義，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輪子是腿腳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口語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語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視覺的延伸，印刷術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機械文明、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是印刷術的延伸，電子媒介是大腦的延伸，網絡是大腦的延伸，如此等等。

這就是麥克盧漢的媒介史觀，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觀。在他看來，文明史就是傳播史，就是媒介演進史。

如是觀之，人類文明經歷了3次飛躍，也就是媒介的3次飛躍：拼音文字、印刷術和電子媒介。第一次飛躍是口語向拼音文字的飛躍，發生在兩千多年前。這里所指的文字專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飛躍是手寫文字向機械印刷的飛躍，發生在16世紀。因為印刷機是谷登堡發明的，所以這一次技術變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發軔，于19世紀的電報，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微電腦，起飛于90年代的網絡世界。

麥克盧漢的媒介傳播期可以圖示如下：

表1：麥克盧漢媒介傳播四期說

口耳傳播拼音文字傳播機器印刷傳播電子媒介傳播

距今兩千多年迄于16世紀起于16世紀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見略同。1953年，美國二戰前后頂尖的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alphLinton），在《文化樹》中提出“文化突變”的思想。用這個思想來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個文化突變期。第一個突變時期的標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語言的起源。第二個突變期是農牧業的興起，第三個突變期肇事于工業革命。而且，他還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術和空間技術，預告第三個突變期的來臨。可惜他死于1953年，來不及看到空間時代和電子時代的來臨。1980年，美國未來學加阿爾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類文明史概括為3次浪潮，他的這個思想在中國特別走紅，影響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從產業更替的角度來觀察文明史。他認為，第一次浪潮是農業社會，濫觴于一萬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業革命，爆發于18世紀。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會，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

四、獨特的社會史觀

與他的傳播史觀相配合，麥克盧漢提出了獨特的社會史觀。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歷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個時期。社會發展史與媒介傳播史的對應關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麥克盧漢媒介傳播史和社會發展史

口耳傳播拼音文字傳播機器印刷傳播電子媒介傳播

距今兩千多年迄于16世紀起于16世紀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時期非部落化時期重新部落化時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語，沒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傳，人們只能面對面交流。部落人口頭交流時，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調動，全身投入，感官沒有分割。此時的口語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魔力，它不僅用來傳遞信息，而且用來支配世界，祈禱、詛咒、施行巫術。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動是非常豐富的。他們和部落融為一體，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個無形的網絡之中。口語“偉大的持久不變的大眾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最偉大的藝術杰作”。“我們的目語，是我們全深信投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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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人生或在聽覺空間和聲覺空間之中。聽覺空間沒有中心和邊緣的區別。它是有機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動而產生和感覺到的空間。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語不能視象化，只能形成一個立體的聲覺空間，不能像文字那樣形成視覺空間。面對面口頭交流時，人不能只突出一種感官，而是要調動一切感官。這個聲覺－聽覺空間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語獲取信息，所以他們被拉進一張無形的部落網絡。口語比文字承載的情感更豐富，因為語調能夠傳達喜怒哀樂愁。部落人的聽覺—觸覺世界是集體無意識的、充滿魔力的、不可分割的。這是由神話和儀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價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戰。

讀者務必注意，麥克盧漢所謂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為西方的拼音文字與其他的文字有本質區別，切不可混為一談。他認為，“印刷會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因為會意文字是同時調動所有感官的復雜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書文字有過之而無不及。會意文字不讓形聲義分割，而這種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見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諧與社會和諧。他說：“拼音文字與圣書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倫、瑪亞和中國文化確實是感官的延伸。但是這個延伸是下面這個意義上的延伸：它們用圖形表現現實，他們要用許多符號來涵蓋范圍很廣的知識。這一點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沒有意義的字母去對應沒有意義的語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義和所有的語言。這個成就要求詞語的形態和詞音從它們的語言意義和戲劇性意義中分離出來，目的是要使實際的語音成為看得見的東西……感官系統的平衡、心理和諧和社會和諧都要被打破。視覺功能就會發展過頭。其他的文字沒有這樣的情況。”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會和知識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開始用序列、線性的方式推理。又開始對數據資料進行分門別類。由于知識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識就發生局域定位，分割成專門的類別，造成功能、社會階級、民族和知識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間的線形展開。它和口語的根本區別，是脫離聽覺世界，粉碎聽覺場，分離視覺，突出視覺，形成文字的視覺空間。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聲覺——聽覺空間。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強化。它成為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外在客體。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們可以擺弄、操縱、利用這個工具。于是藝術和科學應運而生，編年記事、記時器和建筑物相繼產生，歌舞音樂和說話發生分離，和聲與肢體表演發生分離，哲學、邏輯、修辭和幾何也逐步產生了。

現將口語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別圖示如下：

表3：口語和拼音文字的對比

口語傳播拼音文字傳播

聲覺－聽覺空間，一切感官外化視覺空間，只有視覺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動目光延伸，視覺突出

不能聚焦，無中心--邊緣分別線形展開，科技聚焦

有機的、不可分割的強烈分析分割的、線性的

用語調承載豐富的情感不能用非言語手段表達豐富的感情

網絡生活，人際關系密切個人主義的，人際關系疏離

口語魔力，集體無意識，神話，儀式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連續

前科學，前藝術、不專精一門科學，藝術，邏輯，專門分工

麥克盧漢就口語和拼音文字的對比膾炙人口。還是聽聽他侃侃而談爸。他說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標記：

“拼音文字發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鳴的封閉社會。這是一個受聽覺生活支配，由聽覺生活決定結構的口頭文化的社會。耳朵與冷靜而中性的眼睛相對，它的官能是強烈而深刻的，審美力強、五所不容的。它給部落親屬關系和相互依存編織了一張天衣無縫的網絡。全體部落人和諧相處。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語。看不出有誰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這就是說，幾乎沒有什么個人主義或專門分工。個人主義和專門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標記。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無法理解個體的觀念或獨立公民的觀念。”

口語和拼音文字的區別是聽覺空間和視覺空間的區別。他說：

“聽覺空間是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的空間。它不像嚴格意義深的視覺空間，視覺空間是目光的延伸和強化。聲覺空間是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是通過各種感官的同步互動而感覺到的空間。與此相反，“理性的”或圖形的空間是一致的、序列的、連續的，它造成了一個封閉的世界，沒有任何一點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鳴。我們西方世界的時空觀念是從拼音文字產生的環境中派生出來的。西方文明的整個觀念也是從拼音文字派生出來的。部落世界的人過的是一種復雜的、萬花筒式的生活，因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無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線性的。言語是要發出聲音的，更準確地說，它是我們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無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隱而不顯、同步和連續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豐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語詞獲取信息，人們被拉進一張部落網。因為口語詞比書面詞承載著更豐富的情感——用語調傳達喜怒哀樂愁等豐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聽覺—觸覺的部落人參與集體無意識，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這是由神話、儀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價值是神圣的、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的。與此相反，文字人或視覺人創造的一個環境是強烈分割的、個人主義的、顯赫的、邏輯的、專門化的，疏離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語義與字碼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從部落領域轉入“文明”領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從部落人到“文明”人疏離的過程。他說：“在部落社會中，由于非常實際的原因，觸覺、味覺、聽覺和嗅覺都非常發達，比嚴格意義上的視覺要發達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彈一樣降落到部落社會中，把視覺放到感官系統最高的等級。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會，讓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線性的視覺價值和分割意識取代整體、深刻、公共的互動。拼音文字是視覺功能的強化和放大，它削弱聽覺、觸覺、味覺和嗅覺，滲透到部落人非連續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機和諧、復雜通感轉換成一致、連續和視覺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把這種感知方式當做“理性”生活的標準。整合的人變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著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鳴的魔力。它好像使人發生爆炸，變成專門化的、心靈貧乏的“個體”或單位，在一個線性時間和歐幾里德空間的世界里運轉的單位。”

他說拼音文字把部落人變為視覺人：“拼音文字把復雜的部落文化轉換成簡單的視覺形式，使部落文化的豐富多樣性中性化。請注意，讓我們疏離的只有視覺。其他的感官使我們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離卻使人脫離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脫離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為視覺人。”

拼音文字禍福相倚：“有許多證明顯示，人們為專門的技術和價值的新環境付出的代價也許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異化也許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術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說，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異化的重要誘因，那么機器印刷使這個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棲書房，使人追求隱私而脫離社會。它培養了雄心勃勃的個體，使個人主義變本加厲。他說：“印刷術是人的急劇的延伸。”

他認為印刷術直接產生了“宗教改革、裝配線及其后代、工業革命、整個因果關系的觀念、笛卡兒和牛頓的宇宙觀、藝術中的透視、文學中的敘事排列、心理學中的內省或內部指向。這一切都大大地強化了個人主義和專門化的傾向，這兩種傾向是兩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產生的。于是，思想和行為的分裂變成了體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術剁成了字釘一樣的東西。從那時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總之，印刷術的產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國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裝配線、工業革命、因果觀念、笛卡兒和牛頓的宇宙觀、藝術中的透視、文字中的敘事排列、心理學中的內省或內部指向。

這似乎把印刷術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靜下心來婷婷他的說明，他的想法其實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茲摘錄若干雋語，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見。

印刷術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民族國家隨之興起。“印刷術發現了生動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術籍的市場也是由這樣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對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這樣的情況。而且，能夠看見母語穿上可以重復的、相同的技術衣衫，也許在讀者的心中會產生一種統一和強烈的感情。每個人和操母語的其他讀者分享這樣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國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義是16世紀印刷術爆炸的結果。文藝復興之前的歐洲不存在民族主義。印刷術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語，把它看成是規模一致的實體。印刷機大批量生產書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傳遍歐洲的各個角落，把當時的白話語言區轉變成規格一致的民族語言”

印刷術引起工業革命。“事實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裝配線的祖先。”

印刷術導致市場經濟。“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現，是我們的統一價格體系，它滲入到遙遠的市場，加速了商品的周轉。”

印刷術強化了個人主義。“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價值是私密的、個人的、個體的。”

六、電子媒介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

根據麥克盧漢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從聽覺空間向視覺空間的延伸，電子技術是從肢體走向大腦的延伸。他的宏論處處閃光、字字珠璣：“在機械化時代，我們實現了自身的空間延伸。如今，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的發展之后，我們已在全球范圍內使中樞神經系統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圍內消除了時空差別。目前我們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階段——意識的技術模擬階段。在這個階段，知識的創造性過程將被集體地、共同地延伸至整個人類社會，如同我們已通過各種媒介使感官和神經系統延伸一樣。”

“今天的電子媒介終于使我們從催眠術中蘇醒過來。谷登堡星漢被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輝。”

“電子媒介使我們的整個中樞神經系統提高和外化……電報的滴答聲敲響了印刷時代的訃告。西方拼音文字價值觀的喪鐘敲響了。電話、廣播、電影、電視和電腦的發展進一步給它的棺材敲上了釘子。電視用最終埋葬拼音文字的訊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統。”

“由于電腦的問世，意識的延伸已經開始。我們對超感官知覺和神秘意識的癡迷，就已經預示了意識的延伸。”

“電腦問世之后，意識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識的延伸，依靠現存的理性觀念是辦不到的。”

“我們已經延伸了中樞神經系統，使之轉換成了電磁技術。把意識遷移到電腦世界。”

“假如‘大腦移植’的時代就在前方也許就可以給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腦的復制品’，直接對那個時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腦進行活體復制。人們不再買莎士比亞或伊拉斯謨的著作，很可能會用腦電圖掃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亞和伊拉斯謨的感知和博學植入自己的大腦。于是，書籍就可以繞開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麥克盧漢創造一批令人驚嘆、永載史冊的新詞，“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電子媒介使人類結為一體，人類要“中心部落化”，電子時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時代。他說：“電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這顆行星變成一個環球村落。”

他所謂的“地球村”是一個比今天的西方社會更加美好的社會：“全球村是一個豐富的、富有創造性的混合體。這里實際上有更多的余地，讓人們發揮富有創造力的多樣性。在這一點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質化的、大規模的都市社會要略勝一籌。”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大一統的社會。他說：“電子信息運動的瞬時性質不是放大人類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進入多樣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狀態之中。”

他相當詳盡地買會了這個新奇的世界：“這將是一個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過廣播、電視和電腦，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環球舞臺，當今世界是一場正在演出的戲劇。我們整個的文化棲息場，過去僅僅被認為是一個容器，如今它正在被這些媒介和空間衛星轉換成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它自身又包容在一個全新的宏觀宇宙之中，或曰一場超地球的婚姻之中。個體的、隱私的、分割知識的、應用知識的、“觀點的”、專門化目標的時代，已經被一個馬賽克世界的全局意識所取代。在這個世界里，空間和時間的差異在電視、噴氣飛機和電腦的作用下已經不復存在。這是一個同步的、“瞬息傳播”的世界。此間的一切東西都像電力場中的東西一樣互相共鳴在這個世界中。”

他用神來之筆反問到：“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識聯入一臺世界電腦呢？憑借電腦，從邏輯上說，我們可以……求得一種與柏格森預見的集體無意識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無意識……這種狀況可以把人類大家庭結為一體，開創永恒的和諧與和平。”

他慣用簡約幽默的故事，說明復雜而抽象的構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實是這樣的簡單：“一個二年級小學生做出的反應就是這樣。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入軌道時，老師叫她寫一首兒歌。她是這樣寫的：“新型這么大，地球這么小，待在原地吧，別跟它飛走。”她是這個新型部落水的一員，生活在一個復雜無比的世界之中，廣袤、永恒。”

篇（4）

(一)冀州“禮法合一，綜合為治”的法律觀念對當代“以德治國”具有重要意義

西漢冀州廣川人士董仲舒提出“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的治國原則，對儒法合流、禮法并用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并且這一指導思想一直指導和影響著冀州封建法制建設的走向。到了隋唐時期，冀州儒學家推動法制建設的發展，確立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法制理論原則。禮與法走向了統一，古代冀州德禮的法律化正式完成，從此，冀州“禮法合一”的法制思想就深入人心了。雖然冀州法學家提出的這種“禮法合一”、“德主刑輔”的原則把“禮”當成主調節器來調整社會關系，把倫理道德擺在最高位置，當作是指導原則，而忽視“法”的作用，認為“法”只是實現“禮”、“德”的工具，這一思想固然是與現代法治所提出的法律至上、依法治國是相背離的，但是，冀州的法學家們并沒有全面否定“法”在治國中的作用。冀州法學家們認識到法律應該與倫理道德相輔相成，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共同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也是我國當代法制建設所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冀州傳統儒家“重義輕利”的觀念在當代法治建設中有積極的作用

冀州大地可謂人杰地靈，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豪杰冀州出，丹心照后人”。正因為冀州人重信義、輕名利的美好品質，故體現在冀州的法制中表現出了“重義輕利”的法律觀。這一法律觀包含“取利有義”、“見利思義”等思想，看到利益，首先應該想到道義。這一思想無論是作為一種人格品質，還是作為一種商業精神或立法指導原則，都給人一種積極的正能量。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導致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地變化，這種變化的影響是雙重的，既有正面效應也有消極的一面。“重義輕利”的觀念可以使人們在面臨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集體利益或國家利益沖突時，能夠舍己為人，能夠為了盡到法律義務而忽視或放棄個人利益，這種高尚的品質在如今更是值得提倡的。

(三)冀州“天人合一”的傳統倫理觀念對生態環境保護法的實施有正面影響

早在氏族社會時期，習慣法還未產生，冀州先民就形成了對自然的崇拜，人們敬畏超自然的力量，認為有天神的存在。發展到封建社會時期，冀州人民講究“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隨著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它是指人與自然相統一。封建社會初期，社會生產力非常落后，人們對大自然的依賴性非常強，冀州人民只能靠天吃飯，人民的生活完全依賴大自然，風調雨順可以使他們人壽年豐、平安無事，人們才能幸福的生活下去。旱澇不均的惡劣自然條件則會嚴重威脅到他們的生存問題，因此他們懂得珍惜保護自然［1］(P146－147)。當今我國處于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而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導致了對大自然的過渡索取，環境污染、水土流失、森林減少、資源枯竭、沙漠化嚴重、自然災害頻頻不斷，人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如今，人們在大自然的懲罰中覺醒開來，國家提出了保護生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政策。所以現在重新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觀念———科學發展觀，這一觀念的提出有利于我國環境保護法的實施。

(四)冀州人“無訟”的法律價值觀念對我國特色調解制度的建立有重要意義

古代冀州人歷來追求和諧、安定的大同世界。這是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他們認為人們相處應遵守禮節、互相謙讓，將人們之間沒有爭端的和諧狀態看作是最好的社會狀態。因此，一直以來，“無訟”成了冀州傳統法制所追求的目標之一。為了實現“無訟”的目的，人們寧可委曲求全、喪失公平、曲解法律。當然，這種一味地強調調解的做法違背了法律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則，存在很多的消極因素，與現代社會的調解制度并不相符。但是，調解作為一種解決糾紛的形式，對于我國這樣人口眾多、民族眾多、管轄面積遼闊、地區差異大，公民文化素質和法律保護意識不是很高的、法律基礎薄弱，法律專業人員與司法人員相對缺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2］(P57)。我們應該繼承吸收古代冀州通過調解解決糾紛的自治方式，構建一種公平、自愿的符合我國國情的調解制度。這種調解制度的建立能夠起到重視人權、減少訴累、提高辦事效率的目的。

二、冀州法制對當代法制建設的消極影響

盡管冀州古代法制在當代現實中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同時，冀州古代法制觀念受到等級制度、封建禮教、宗法制度等影響，更多地是為維護封建皇權貴族的利益的，反映了封建法律對廣大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缺乏公平公正。另外，因為時代的變遷，當時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一些迂腐頑固的法制思想以及其保守、非理性的殘存陋習已不再適用當今社會，反而給如今的法制建設帶來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阻礙社會的發展和前進。所以，我們應該克服這些傳統法律文化弊端，摒棄這些傳統迂腐的法制思想觀念。

(一)冀州法制受傳統“禮治”和“人治”觀念的影響，而忽視了“法治”

在古代，冀州人民主張“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政息”，認為人在治國安邦中起主導作用，法律不過是人治的附庸。并且，冀州的法學家多是名臣大儒，他們把儒家的“禮”發揮地淋漓盡致，把“禮”當作調節社會生活的主要工具，認為“事無禮不成，國無禮不寧”。冀州早期存在的各種禮儀，例如，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等這些構成冀州人民早期的日常行為準則，而忽視法律在治國安邦中的作用，認為法律則是道德的附庸，是居于道德和“人治”之下的。這種頑固的思想一直影響至今，造成了現代司法實踐中，有些案件沒有按照法律的適用處理，而是按照上級的指示來處理，更有甚者，對案件的審理是按照道德習俗來評判的。這種輕視法律的現象違反了法律的公平正義，違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應為我們所遺棄。

(二)冀州古代“親親互隱”的觀念延續至今，造成包庇犯罪，阻礙案件的偵破

冀州的法學家大都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制定法律，依然是從維護禮教原則出發，為了維護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儒家禮制，他們肯定孔子提出的“親親互隱”的原則，同意“事親有隱而無犯”的思想，認為親人犯罪，對其包庇，為其隱瞞，則不構成犯罪，允許親屬容隱制度的存在［2］。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今。現如今很多人都不贊同“大義滅親”的行為，認為親人是不可背叛的，這一思想助長人們相互包庇之風，袒護犯罪分子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阻礙案件的偵破。所以這種“親親互隱”的原則是我們所不提倡的。我們應該將法律放在第一位，為了法律的公平正義，為了社會的和平安定，我們應該維護法律，不避親友，并及時勸阻親人正視罪行、承擔罪責、投案自首。

(三)冀州自古形成的“法刑一體”的觀念，使公民害怕法律，難以自覺守法

春秋戰國時期，趙國的《國律》中就制定了殘酷無比的刑罰，即使在漢代以后，“德主刑輔”的法制原則開始提倡，但刑與法始終是分不開的。“刑”本身不是一種規范體系，而是法律的附屬，僅僅是國家用來保證“法”實施的強制手段，是從屬于“法”的。這種情況導致冀州人民形成了畏懼法律的心理，對法律不夠信任。這種觀點根植于人們心中，至今仍有些人抵觸法律、害怕法律，沒有將法律當作保護自身合法利益的工具。然而，現代法治對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仰法律、擁護法律，公民的信仰和擁護構成當代法治最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每個公民都應該明確理解法律是公平，正義的化身，是保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的工具，最終產生對法律由衷的贊嘆和深厚的感情，自覺遵守和維護法律。只有這樣，法治有可能實現。

(四)冀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法制思想，不利于創造公開的法制環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原是指國家對人民進行統治，指使驅趕他們去做事就行了，不需要讓他們明白為什么做和在做什么。后唐朝冀州法學家孔穎達將這一觀點進一步發揮，提出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今制法已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于法，故民皆不畏上［3］(P135)。認為應該保持法的秘密狀態，不向社會公開，以便“臨事議罪”，使民畏于上。這是儒家“人治”思想的突出體現，構成冀州法制的特點之一，在當時封建社會或許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觀念違背了法律的“可知性”和“可用性”原則，不利于建設公平公正的法律環境，在今天看來，已經完全喪失了正面意義，是我們所摒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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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爾·巴赫金的思想足跡涉及哲學、語言學、詩學、符號學、美學和文化歷史學等諸多領域。學界對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話理論、復調小說和狂歡詩學。二十世紀中后期,源起于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思潮興起,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成為約翰·多克、費斯克等大眾文化研究學者廣為引證、剖析的理論資源,鮑爾德溫等人主編的《文化研究導論》一書也將巴赫金列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理論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當前中國學界炙手可熱,爭論頗多,呈現出眾聲喧嘩、雜語共生的態勢。就其狂歡化理論而言,學者們聚焦于狂歡理論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話”展開對話與爭鳴;①同時,對于狂歡化理論能否被挪用為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話語資源,觀點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論架構的龐雜和未完成性,其在傳播與接受中存在種種誤讀,本文在文化研究視閡中考察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合理關系。

    一、狂歡化理論與民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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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領域、語用習得的研究動態

早在20世紀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開始致力于將Vygotsky的理論引入二語習得領域。2000年Lantolf編輯了第一本關于社會文化理論的探討論文集，著重討論社會文化理論與互動論、輸出假設以及交際教學法的區別。如，Ohta使用最近發展區理論探討二語語法的習得，從而重新思考互動論；Swain通過對話教學討論中介的作用，并比較輸出假設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與Poehner又編輯出版了專門論文集，以實證研究報告為主題，重點報告了社會文化理論中的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聽說寫及評估方面的實際運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語聽力的動態評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戲劇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二語課堂中的運用以及Mahn的使用對話式教學教二語寫作等［4］。國內學者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有一些理論層面探討和介紹的論文，如，馬俊波（2008）從社會文化視角討論二語習得研究［5］；韓亞文（2009）討論最近發展區理論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語習得領域的認知派和社會派兩大陣營的爭論，肯定了社會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則把社會文化理論稱為“新維果茨基派”，是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興起［8］；賈冠杰（2010）討論二語習得社會文化論大家庭中的新成員“活動論”，認為活動論重視社會文化因素，強調學習者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種近幾年來剛剛引起我國部分學者重視的二語習得理論［9］。尹洪山（2011）由社會文化理論分析了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10］。實證研究主要探討支架概念和最近發展區理念在實際教學中的運用，如，彭元玲（2008）［11］，賈光茂、方宗祥（2009）［12］等。關于中介理論、活動理論和內化理論的探討，理論和實證層面的研究比較少，如，高艷（2008）［13］，張劍鋒、李雪飛（2009）［14］，朱靜靜（2008）［15］。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語用能力的習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語用習得研究者的熱門課題。研究者對們主要關注語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過有計劃的教學干預使學習者獲得語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國外研究者在教學效果、教學方法、理論背景、學習目標語、研究設計和測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并且已證明語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論依據是認知理論，特別運用于對“注意假設”的驗證，成果主要發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編的論文集中，其他可見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國內語用習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紹和總結層面，如，戴煒棟、陳莉萍（2005）［21］分析了語用能力、語法能力以及它們的發展與學習生活環境的關系；劉潤清、劉思（2005）［22］對語用習得的認知特性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對語用能力的可教性進行了文獻評述［23］；毛眺源（2009）語用習得研究理論進行了評述［24］；還有少量相關語用習得的實證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紀初，除了認知理論外，語用習得的理論框架又引入三種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其中社會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已引起語用習得研究者的關注，Kasper＆Rose（2002）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如支架概念，還有語言社交化理論也是語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潛力的理論依據。在語用能力的觀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學干預中幾乎沒有使用。Ohta（2005）［27］建議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來研究教學中教授語用能力的教學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過老師對學生的幫助與學生和學生的相互幫助的教學和學習方式來分析和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三、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結合的理論模式

根據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會文化理論核心由四個部分組成：調節論（又譯為中介）（mediation）、內化論（internalization）、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最近發展區理論（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調節論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概念，指人類意識或大腦的活動是由文化構建的輔助工具來調節的，這種調節作用是社會關聯、社會合作和集體行為以及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的龐大系統，主要包括物體調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調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體調節，如圖表、電腦等，以及他人調節，如教師或同學的指點，可稱為明示調節（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調節是暗示調節（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語言是最基本的調節工具，社會言語（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語（egocentricspeech）、私語（privatespeech）、內在言語（inner－speech）和手勢語（gesture）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必要工具，其中內在言語、私語和手勢語的運用是二語學習中的重要調節方式（牛瑞英，2007）。內化論認為人類認知的發展是生物因素（內因）和社會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人類把社會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維活動的結果，是對大腦自然發展的控制結果，是最終形成內化的結果（Lantolf＆Thorne，2006）。在語言學習中，當學習者還不能完全掌握目標語時，往往會依靠個體話語，如自言自語、自我重復或模仿他人話語以得到自練的目的；當學習者完全掌握目標語時，個體話語會自動消失，內化為內在語言，成為學習者語言體系的一部分，這表明內化的個體話語已經外化為社會話語，說明學習者對語言已經習得了。

活動理論中的“活動”是一種能夠解釋人類行為和認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種能夠區別于理論分析的實踐活動，即社會環境中的集體互動、交流合作等實踐活動；它可以解釋人類發展的過程（Lantolf＆Thorne，2006）。活動是聯系外部社會和內部個體發展的紐帶，它包括活動的主體、目標和動機、達到目標的行動以及行動的操作手段。活動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Vygotsky的文化調節理論過渡到Leontiev的活動調節論，最后發展到Engestrom的集體活動系統，經歷了個體活動到集體活動的發展。最近發展區指“兩個發展水平：實際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最近發展區就是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實際發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幫助下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Lantolf＆Thorne，2006：266）”。要縮短這樣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幫助。在二語學習中，不同語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語言學習能力，比如，老師和學生、講母語者和外語學習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學生的合作學習會有助于相互的外語學習；相同語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們的學習；甚至低水平者可以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幫助。20世紀70年代，美國教育在吸收、發展維果斯基“最近發展區”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支架教學理論，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學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學習者當前發展水平為基礎，與他人構建一種互動和合作的關系，如，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支架關系，使學習者像蓋房子一樣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最終達到從合作學習到獨立學習，并把知識內化到學習者個體的大腦中的目的。

根據社會文化理論的以上四個核心理論的理念，本文構建了將他們融入語用習得的理論模式，即社會文化理論的語用習得模式，由三個模塊組成：首先是語用習得過程的“活動理念”，語用習得過程是一種活動，是社會環境和個體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他可以是個體活動，也可以是集體活動，活動理論的理念構建了語用習得過程的首要階段，即過程的設計必須融入個體和集體活動的任務或內容。其次是語用習得過程的“活動形式”，活動過程可以由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的具體過程來體現，如調節論中的自我調節可以是個體活動，他人調節是集體活動，可以是教師和學生間的互動，這也正是最近發展區理論的精髓，具體理論為支架理論；同時物體調節也是活動重要形式，如網絡、通訊等現代高科技的媒體作為調節學習者學習的重要手段。最后，語用習得的“內化”，語用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將所習得的語用知識內化，即內置于大腦中儲存，供學習者隨時提取，此內化過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塊的終極過程，同時該過程也可回溯到“活動理念”和“活動形式”模塊。三個模塊在整個模式中是循環的，同時社會文化理論的四個核心理論在整個教學過程又是相輔相成的，如圖示意：為進一步體現以上理論模式，本文嘗試設計了實施該模式的具體教學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塊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該教學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塊的具體操作過程。整個教學過程分為課內和課后兩個階段。適用課型可以是精讀或泛讀課，也可以是聽力或口語課，學習的目標內容為語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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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評述

牛瑞英對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寫的《社會文化理論和第二語言發展的起源》一書做了詳細的述介。認為該書全面、系統、清晰地呈現了社會文化理論所涵蓋的主要內容及其在二語習得領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現狀，其出版標志著社會文化理論和社會文化的二語習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張虹和王薔對KarenE.Johnson的《第二語言教師教育—社會文化視角》一書的內容和結構體作了介紹，并對書中提出的語言教師教育領域中五個正處于變革的觀點做了解讀和評述。對我國語言教師教育理論與實踐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張虹，王薔，2010）。

1.2兩大派別

認知學習觀和社會文化學習觀是二語習得領域業已形成的兩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對近20年國外四大主流應用語言學期刊有關二語課堂文獻的研究表明：二語課堂研究主要采用認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會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兩種視角。兩個派別孰是孰非、孰重孰輕，一直以來是許多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高瑛（2009）對比分析了認知與社會文化視域下的課堂互動話語研究。認知視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輸入、輸出及互動假說為理論依據，采用靜態微觀量化分析，聚焦個體與生生互動，關注話語及互動的功能和形式。社會文化視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發展區與支架式幫助為依據，采用動態宏、微觀結合的質化分析，聚焦群體與師生互動，關注互動中的意義、形式及結構，強調語境（高瑛，2009）。高瑛認為理想的發展趨勢是二者的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更好的推動課堂互動話語的研究，更有力地幫助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高一虹、周燕（2009）認為兩個學派在批評和借鑒的對話中，形成了一定的交疊，主要體現在對學習者整體“人”的關注以及對于多元性、動態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補關系。在實證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質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關理論

1.3.1中介理論

教師話語是學生語言輸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對學生的輸出甚至整個二語學習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學生把在課堂上所獲得的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需要中介。而教師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據學生的需要選擇最佳的作用形式幫助他們實現知識的內化。高艷（2008）指出教師在語言教學中要關注語言學習者，為其創造有利于主動建構與發展的語言環境，幫助他們把在課堂環境下所獲得的內容，通過意義建構轉化成為真正的知識。教師用語言作為中介工具幫助學習者，而學習者用它來理解和內化新的知識，通過內化獲得個人認知和語言發展（高艷，2008）。楊華堂（2006）調查了高校英語教師和學生對教師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師中介作用在課堂上的發揮情況。結果顯示，教師的實踐和學生的理想之間存在較大差異與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他提出建議：一要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二讓學生有勝任感；三教學生用正確的策略學習；四促進學生的社會發展；

1.3.2支架理論

“支架”理論由新韋伯斯基派的學者如魯納（Bruner）、伍德（Wood）和麥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過有效的教師-學習者互動形式，幫助學習者完成其自己無法獨立完成的任務。張國榮（2004）和張曉勤（2010）分別把“支架”理論運用到大學英語寫作和閱讀中，通過實驗最后都證實了“支架”理論應用于英語教學有以下幾點好處：一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現代教學理念；二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三充分挖掘學生的潛能；四減輕教師負擔，提高教學效果（張國榮，2004；張曉勤，2010）。蓋淑華（2010）將“支架式”教學法應用到詞塊教學中，探討二語詞塊習得能力及其與語言能力的關系。結果發現學生的詞塊習得能力得到顯著提高，同時，其綜合語言能力也有顯著進步；但詞塊能力對語言能力的各個方面的影響并不均衡，其中，對寫作能力的提高起著更為直接的作用（蓋淑華，2010）。張雪梅（2002）從“支架”理論出發，通過探討學習者會話的特征提出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任務時可參考的有利于學習者會話的因素：一學習者會話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學習者會話的復雜性與難度應適中；三學習者會話設計應考慮學習者因素；四學習者會話中參與者角色應明確（張雪梅，2002）。

1.3.3動態評估

動態評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發展觀，跨越多個時間點觀察評估學生的進步與改變情況，了解學生動態認知歷程、學習遷移與認知能力變化的特點和潛能。“過程取向”和“教學介入與評估相結合”是其最鮮明的特點，同時它突出社會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對個體潛能的影響。張艷紅（2008）借鑒Lantolf的介入式動態評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設計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動態評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網絡環境下對大學英語寫作教學實施動態評估的可能性。實驗證明，動態評估在寫作過程中為學生適時提供了策略、資源和激勵等方面的有效幫助，既有利于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又充分體現了教師的指導作用，使師生及生生之間形成了良好的互動，極大地促進了學生英語寫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張艷紅又通過實驗建構了大學英語寫作教學的動態評價體系，提出應該根據學習者的需求和發展狀況來設計循序漸進的“支架式”教學“介入”形式。韓寶成（2009）從關注點、目的、過程、結果解釋及評價者角色等方面區分和對比動態評價與靜態評價，詳細分析了干預式動態評價和互動式動態評價的特點和異同，介紹動態評價在二語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并指出測驗的信度和效度應從更多實證層面獲得支持才有說服力。

2存在問題

社會文化理論的這些相關論文增進了我們對該理論的了解，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同時，我們認為這些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還有待改進：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會文化理論在寫作、閱讀領域的應用，關于會話的很少，聽力和翻譯的沒有。社會文化理論在英語學習的聽、說、讀、寫、譯五方面沒有得到均衡研究。

2．2歷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橫斷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為主，歷時的追蹤性研究只有一例：張曉勤（2008）。橫斷研究雖然能幫助我們了解一定時間的內師生行為，但只有進行歷時研究，我們才能了解學生的語言水平、了解教師或學生某一行為長期出現會產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學措施對學生的遠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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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中國原創性的思想資源中，雖然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在個人修行、國家治理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原則，但是卻未能成功地提供適合社會發展最優化模式的探索方式和選擇方式；因而也沒有提供個人在社會公共領域中形成行為規范的制度文化傳統，這一知識體系在近生的內部瓦解是不難理解的。“所以，就秩序失去了其知識根基，因此也失去了知識的內聚性。理解中國的重要知識點，乃是中國有史以來是如何保持不變的”。其二，西方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管理、分配和藝術等形式，是其歷史階段中由其制度文化選擇的使然。然而，普遍性的渴望使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將其特殊性作為普適性和客觀性的認知結構加以復制時，現代性的單一性與多元性就內在地呈現在新的文化地理版圖之中了。而中國在遭遇全球化問題時，其政治身份、社會運行方式和價值訴求就成為了一種互為關聯的結構。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所呈現出的各種問題亦是其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特殊性的使然。中國在其現代化過程中也出現了某些西方社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類似的社會狀況和思想變化，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由此成為中國學界反復界定和思考的問題。

一般的理解是“‘現代化’過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機構化和理性化的過程，這些過程共同構成了‘現代世界’‘現代性’通過新的技術、新的運輸方式和交往方式、產品的分配和消費形式、現代藝術和意識形態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由于“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起，包含著一種將價值、利益和意義領域里的特殊性作為客觀歷史領域里的普遍性強加他人的過程。”因而在思想與人文學術領域，中國學界的研究亦出現了變化，并且這種變化與西學再一次以文化研究為重點展開。實際上中國自二十世紀伊始，其人文學術發展史就是某種與西學框架的關系史。

因此，現代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總體框架中的現代性的區域問題研究。對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為代表的文化區域而言，現代性就必然包含自身的傳統與外部資源、西方現代性與自身現代性的挪用、借鑒、反思、選擇的過程。“我們把現代性理解為一種反思過程的開始，一個對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種程度進步的嘗試，一種對知識的渴求。”現代性也絕無單一的現代性，而必然在不同文化區域的選擇過程中呈現出多元現代性的探討。因此，對于中國學界而言，現代性的研究有一個多重的經驗的梳理以及對這種經驗的多重解釋。因而，在中國進入現代進程的努力中，現實存在的文化意義的基礎也就存在著多重的資源選擇和解釋方式。

如前所述，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一直處在一個與西學框架中的張力關系之中，并以刺激—反應、尋求—消化、改寫—實踐等形式呈現出來。而正是這些方式成為了中國人文學術在承接傳統的過程中，形成了探尋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中的知識結構。“現代性研究本質上是現代社會及其發展前景內在問題的知識化過程，是人類對于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問題在當下條件中的自覺，是人類對未來社會理性規劃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現代性研究，應當在它的歷史向度中表達當代人的批評精神和理論創造。”中國學術范式中原有的重文字符號文本、輕社會文本的傳統正在發生著變化，社會層面的現實問題得到學界空前的關注。從文化的角度思考原有學科和既定的認知框架，從而對相關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在這種新的歷史語境中，人們已經不能僅僅局限在原有的學科邊界規定的范圍內去挖掘那些“不經意”留下的紙質文本或由文字符號構成的文本新意、著力將敘述的歷史視為客觀的記錄以尋求支撐點、在原有的知識譜系中去重復學界業已建立的議題。

20世紀中期源于英國并逐步彌漫到世界其他文化區域的文化研究，以及既有的文化批評所發生的演變，在觀察視角、參照框架和解釋性話語等層面上，可以說是中國在理論和方法論資源上可以從西方借鑒的雙重資源。學術文化內在邏輯使得國內學界對此進行了相當多的譯介，與此同時也以新的文化觀念重新面對原有的學科，以及社會群體中的生存狀態和大眾的觀念表現，由此開展了雙向工作。即一方面對歐美文化理論和文化批評實踐予以高度關注；另一方面，在一種新的視野下，借鑒新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論，對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社會文化發展現狀和變遷進行不同角度的觀察和分析。

中國學界在這兩個層面上均取得了比較豐厚的成果。可以說這些研究已經覆蓋了中國當今社會總體文化的各個主要側面。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總是呈現出一個動態的發展方式，因而學人也就自然需要不斷地了解觀念形態的發生與相互之間的聯系、需要不斷地重新看待學科領域中的文獻所形成的文化語法的成規以及條件、需要回顧社會歷史中的事件、需要審視社會文本在技術、傳媒和觀念支撐下的持續轉換。在一種歷史的語境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成為了國內學界的焦點之一是學術轉型期的邏輯反映，目前有關的譯著、譯文、論著、刊物和論文還在不斷推出，形成了中國新時期以來學術生產的一大聚集地。上述所列的成果表明，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學譯介，中國進入新時期以來，學界對西學的譯介依然保持了持久的熱情。如當前的對西方文化理論的引介，我們在學理層面借鑒了延續了西方批判性話語，采納了包括意識形態分析、體制分析、話語分析及文化政策研究方式，如從政府行為、市場、現象的個案入手，掃描研究整體的趨勢。新的資源使得中國人文學術的傳統注入了活力。因為傳統是每一代人對其理解和解釋而不斷生成的。它包含著學人對資源的學理考量，而其學理性包括對自身文化內部結構的清晰度，以及這一結構面對外部張力和擴延的可能對接點，對國際學界在相關領域的發展所保持的特有關注、確切把握和應對方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今天對西學的譯介，其中有一些依然是盲目跟進式的譯介，而缺乏系統、深入的相關性研究。人們對于某一新說的譯介，如文化研究及文化批評理論，其中也有一些并沒有深入到它的文本環境之中，并沒有在整個文化鏈中看到該新說何以能夠呈現、以及該新說所形成的理論點何以成立、又是何以承接的。所以譯介相關的系統研究的欠缺，也就沒有對一些已經譯介并在國內使用多年的詞匯在其發源地的持續擴展有足夠的意識。與此同時，也沒有看到這些新說與中國的社會文化現狀可以發生何種實質性的相關鏈接。而國內學界出現的某種對西方新說點到為止、平面譯介的跟風現象卻一直是不爭的事實。那種對西方理論話語和相關術語稍加譯介就長期延用、自我言說的現象本身在今天已經成為了問題之一。實際上，中國學界每一時期對西方理論的譯介和運用都留存了相當一部分漢語化的詞匯。同樣，我們也可以在上述列舉的國內譯介和研究成果中不難發現，西方學界在文化理論和實踐中所采納的許多詞匯，已經持續、頻繁地進入到國內學界實際的言說當中。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學界的重視。國內學界有相當的論述都大量使用一些舶來的術語或概念，而對這些術語和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卻是在翻譯定型的漢語基礎上進行的，即一些學術產品是在借用或沿用轉換西方詞匯的基礎上進行再生產的。因而對這種舶來詞匯和概念本身的研究即成為研究的前提之一。

一般而言，任何一門現代學科都是一種發展過程中的學科，即處于動態的關系結構之中。每一學科的框架由普通詞匯和特有詞匯構成了其理論話語的陳述方式，并在實際使用中形成一批關鍵詞。這些陳述方式的特有詞匯在其理論框架中有著專門、具體的指涉和相關的參照功能。當人們用該學科所建立的認知圖示和解說系統難以覆蓋新的學科疆界時，就必須對原有的規定性邊界進行重新的劃分，重新看待原有解說系統的有效性，并建立新的解說系統以便進行針對性的分析。而隨著理論的變化，構成理論言說方式的關鍵詞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固有詞匯新的內涵與新的詞匯則會不斷地交替產生、同時又不斷地演化為普通詞匯。這樣一種主要用于解說和言說的詞匯，其產生既可以源自原有詞匯的組合和擴延，如英文詞匯的前后綴等，也可以通過借鑒或翻譯外來詞匯的途徑，使之融入或內化到自身文化的詞匯之中。在當今世界不同文化區域頻繁交往中，某一文化區域的詞匯含義大致有兩種發展方式。其一是在其自身文化發源地產生了詞義擴延和詞匯組合；其二，該詞匯會隨著文化交往和傳播遷移到另一文化區域，隨同物化和精神產品的觀念形態一同旅行，在與新的文化區域中的翻譯、接受、誤讀、理解以及創造性運用中發生聯系，產生出該詞義的外部擴延。于是，某一中心詞匯在不斷地擴延、遷移和回返中，與不同的文化層面的使用產生交互作用，形成新的概念范圍和解說系統。因此，學術領域觀念與解說方式的發生史與某些中心詞匯的演變和互動密不可分。而文化理論關鍵詞研究一直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這方面成果是相當豐厚的，這一點也自然應當成為中國學界在進行文化研究時必須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基礎性研究。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首先避免原來的那種缺乏系統、相關性研究的平面譯介。因為，中國現代性與西學中的關鍵詞漢化過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其中的經驗和教訓是較多的。而從學理層面講，一方面，詞匯以及詞匯所形成的特有概念，并非是一種中性的表述方式，或在不同文化區域中存在著某種詞語理解的共同參照系或理解共同體，語詞的能指和所指并不存在著簡單的等值轉換，而在許多層面上存在著不可通約性。而另一方面，每一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則具有相當的內存空間，其關鍵性、觀念性和概念性的詞匯史就是一個文化包容的歷史。雖然詞語及概念的形成、演變和旅行有著復雜的歷史過程，有著具體的指涉功能，內涵并濃縮著既有的思想，但并不等于中國學術詞匯必須固守在自己的表達系統中對外來詞語作情緒化排斥。于是，正確的態度就是一種基礎性的工作，即對于這些進入到國內學術話語中的有關詞匯及其概念的基本定義、內涵、旅行、擴延和發展，進行認真研究，加以切實的理解和梳理，厘清其指涉對象、范圍和背后的思想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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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57

[文章編號] 1671- 5918（ 2017） 14- 0153-03

[本刊網址] http：//hbxb.net

國內的英語教學領域，教學理論紛呈，目前已進入各種教學法并存的后教學法時代，也有一線教師認為教無定法，而推崇集多種教學方式為一體的多模式教法。越來越多專家和學者已達成共識，即語言是一種工具和人際交流的媒介，學習語言必須在使用語言中達成。在二語或者外語教學領域，課堂互動是不可避免的研究主題。國外對課堂互動研究較早，國內教學界研究成果較少，近十年來華中科技大學徐錦芬教授發表多篇有關課堂互動教學的論文，包括互動策略培訓實踐研究、小組互動中的同伴支架作用等。教?W實踐方面，近十年來高校英語教師被校級領導聽課檢查的標準之一，就是是否開展課堂互動；但是根據作者從教多年的經歷和觀察發現，一線教師雖然有互動意識，但是何種互動形式有效，如何開展高質量的互動，以及課堂互動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學生的學和教師的教，對這些問題很多教師知之甚少。

本文從課堂互動研究的理論基石之一――社會文化視角人手，首先介紹社會文化理論，接著分析該理論應用于二語習得領域（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的研究狀況，探討交際互動中的外語學習，分析互動教學的理論淵源、互動教學的研究發展，尤其是國外研究成果對中國國內英語教學界的啟示，在回顧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思考課堂互動研究可進一步發展和努力的方向。

一、社會文化理論概述

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v，SCT）內容豐富，本文關注的是與學習相關之領域。社會文化理論源于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 Vygotsky）的兒童認知發展理論，即文化歷史心理學（cultural - historical psychology）。社會文化理論并非如字面所表述之研究社會文化，而是探討社會文化因素對人類認知功能發展的影響。社會文化理論的語言學基礎是關乎語言和語言學習的交際觀。根據該觀點，語言是靜態和動態相結合的產物，人不能只學習靜態的語言。社會交際活動中使用的語言是動態語言，它在人的心智功能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因此語言學習要在交際活動中開展。社會文化理論關心社會的、交際的問題，認為習得語言的必要途徑是與其他人進行社會互動或者交流。秦麗莉認為社會文化理論既涵蓋社會視角的研究，也涉及心理語言學視角，所以社會文化理論應該歸屬第三代心理語言學研究范疇。同時，該理論源起于社會學，所以可為二語習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參考。

最近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DP）是維果茨基認知發展論的一個重要概念，認為兒童的認知發展分兩種，一種是實際水平，另一種是潛在發展水平。前者兒童自身能力可以達到，后者指兒童經他人的協助將來可以達到水平，兩種水平之間的差距，稱之為最近發展區。學習者從實際水平跨域到潛在發展水平，需要借助他人的協助，在交互活動中他人的協助被稱為“支架作用”。這一理念被應用于語言學習中，倡導課堂上教師為學生積極創設語言使用場景，和語言使用機會，鼓勵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為學生提供符合學生認知水平的輸入和支架作用。最近發展區的概念剖析了學習、教學和發展之間的關系，推動教育學科領域一系列的研究發現和實踐，幫助二語習得領域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

二、社會文化視角下二語習得研究概述

二語習得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但在國內起步稍晚，直到80年代中期才起步，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與語言學、認知科學和社會文化理論密切相關，共同發展。

作為新興的理論框架，社會文化理論為傳統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開辟新的視角，引領人們對語言習得的本質和過程產生全新的認識。社會文化視角與認知視域一起構成二語習得兩大對立流派。認知派發展較早，始于20世紀60年代；社會文化派發展于80年代。該派別對二語習得的認識伴隨社會語言學的興起發展起來，代表人物包括Rod El-lis， Diane Larsen

- Freeman， Jim Lantoff， Elaine Tarone等。

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受到西方心理學界的關注，到90年代被用以研究第二語言習得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該理論被更多學者用以研究二語習得領域。社會文化理論主要從社會文化背景出發，研究二語習得，強調學習者參與社會活動過程中的語言使用情況，關注互動對人的語言構建、思維和認知的影響。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James Lantolf與Steven Thorne共同撰寫的《社會文化理論和第二語言發展的起源》，是社會文化二語習得研究二十年來出版的第一部學術著作。

社會文化派對語言和語言學習所持有的觀點是，語言是人走向社會化的媒介或工具，人學習語言學習的過程即人的社會化過程。社會文化派研究二語習得，側重于學習者對語言在交際過程中的使用情況，側重于互動研究。該研究的不足之處是，忽略了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心理過程依舊是認知機制的事實；另外一個研究不足之處，是理論上提出社會因素是影響語言習得的重要方面，但沒有具體探討社會因素影響習得的方式和過程。社會文化理論用于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在國外成果頗豐，但在中國國內研究數量少，僅有的研究多是理論文獻的推介，缺少大量的實證實驗研究，研究成果質量低。

三、外語課堂互動研究

課堂互動的理論來源之一是Long（ 1985，1996）的交互假設理論（ interaction hypothesis），交互假設是對Krashen輸入假設（ input hypothesis）的修正和?l展。課堂互動的第二種理論來源是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Allwright指出課堂教學只有通過互動過程才能進行。課堂互動為學生提供了最大程度參與語言交際的機會，互動中師生問答、意義協商和反饋提高了學生語言輸入和輸出的數量和質量，促進了第二語言能力的發展。

課堂互動包括師生互動和學生之間互動兩種基本形式，在第二語言課堂上，師生互動的主要模式是發起一回答一反饋，簡稱IRF（ iriitiation resporise - feedback）模式。外語課堂互動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主要從以下層面開展，運用話語分析方法，分析教師課堂話語質量，教師和學生之間話務量，以及會話的話論次數，IRF，課堂提問，課堂支架作用，教師問題類型對學生學習空間的創造，學生互動合作方式，同伴互助等等。在國內，作為外語型的英語教學環境，是中國學生英語學習的現狀。缺少真實的社會語境，和大量目的語的輸入，學生最主要的途徑是課堂學習，通過課堂互動接觸活生生的語言，因此，課堂教學效果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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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文化與文化關系基礎上，民族文化是弘揚民族精神、民族發展的關鍵，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對提高民族素質和構建民族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等都有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主要作用具體表現如下：第一，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是我國教育的重要目標，是教育發展主題之一，教育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一種文化象征，是人類發展和壯大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教育在整個文化發展中不僅對文化傳遞和文化構成起著主體作用，還是促使人類將物質財富轉化為精神財富的關鍵，因此在文化教育中培養和造就學生與文化發展相關的創造力，進而促進文化的更新和發展，同時通過民族理論文化教育使青年不斷提高民族意識，增添其民族自豪感，對增強我國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第二，加強民族文化教育為各民族學生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國有56個民族，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匯聚成了中華民族文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更加注重培養人們道德、智慧和文藝修養等方面的教育，在對這些綜合素質進行培養的同時還要保護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對各少數民族文化進行整理和研究，推廣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加強民族文化理論教育還是開啟青年學生心智的重要手段，加強民族文化理論教學可以有效培養學生愛國精神、人文素養、民族精神等，民族文化理論教育正符合學生的心理成長需求，它可以將學生代入民族文化發展藝術空間中，以此提高學生全面素質，為促進我國各民族的團結奠定基礎.第三，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民族傳統文化發展的關鍵動力，加快少數民族經濟和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就需要不斷提高人們對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認識，但是發展民族文化是要建立在和諧民族社會關系基礎上，只有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才能使政治環境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斷促進少數民族經濟可持續發展，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不同民族在歷史發展中積累了不同文化，諸如藝術、歌舞、醫藥、飲食、信仰等，這些民族傳統文化都是中國文化中的瑰寶，很多民族經濟的發展大多是依靠這些傳統歷史文化，由此可見民族文化是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的關鍵.

2民族理論教學中民族文化教育面臨的問題

2.1民族文化意識薄弱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國際化水平日益提高，人們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越來越趨向多元化發展趨勢，這極大的開闊了學生眼界，拉近了學生與全球文明的距離，為提高學生世界認知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礎，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正由多元化文化發展演變而來的，這些在不同程度上對學生的思想觀念存在一定影響，同時由于學生思想意志比較怕薄弱，容易受其他國家思想文化的影響，對我國傳統民族文化學習意識淡化、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退化，青年學生對我國民族文化的漠視，將導致學生缺乏社會責任感、在生活中對自己的行為和思想缺乏自強自律意識，而青年學生作為我們國家發展的未來，解決他們存在的這些問題有尤為重要，如果不解決學生這些問題，任之發展最終對我國可持續發展存造成利影響，國家民族凝聚力會越來越薄弱，未來我國國民綜合素質也會越來越差，這將嚴重阻礙國家的文化和經濟發展.

2.2少數民族出現斷代現象

我國少數民族發展歷史久遠，但由于大部分少數民族居住在我國偏遠地區，同時少數民族人口較少，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部分年青一代少數民族居民開始離開原居地，涌入城市，這就使該部分少數民族人口越來越少，加之遠在異鄉的少數民族青年已經開始與其他民族通婚，久而久之，傳統的少數民族文化無法繼承和發揚出去，同時不斷的通婚使原留有本少數民族血統的傳統少數民族居民越來越少，甚至出現斷代現象，斷代少數民族文化無法追尋其根源，不利于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的開展[2].其次，由于部分少數民族堅持原有固守的文化傳統觀念，一些陳舊的民族傳統阻礙了民族的發展，與當今經濟迅速發展的大環境不適應，這種單純固執的保留原始民族傳統文化，使民族文化的發展觀念扭曲，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創新、同時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通常這部分民族將自己孤立起來，不能接受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使自己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實際生活環境脫節，出現封閉、傳統、落后現象，這將加重該民族文化斷代現象.

2.3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結合中變異

縱觀我國民族文化發展歷史都經歷了不斷的創新，也是不斷地融入新的文化形式的歷程，因此民族文化在與現代文化結合中變異是我國民族文化能夠不斷發展和得以保留的關鍵，是我國民族文化不斷適應歷史變遷的重要基礎，正常的民族文化變異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發展的，而在民族理論教學中，一些非正常的民族文化變異將會逐漸淡化我國民族文化傳統特點，一些民族文化盲目結合外來文化，將外來文化取代本民族的文化，這意味著我國民族文化被一點點吞噬掉，并沒有達到民族文化與現代文化結合過程中，汲取現代文化精華發展民族文化的目的，而是使民族文化變得越來越不完整，使民族文化失去了本民族歷史成長痕跡，失去了本民族特色，由此可見這種外來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對本民族文化的沖擊，嚴重影響了民族理論教育和發展，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存在較大阻力.

3民族理論教學中強化民族文化教育的策略

3.1增強民族文化意識

增強民族文化意識是加強民族文化教育的關鍵，只有使年輕學生認同民族發展歷史，樹立正確民族團結意識和民族精神，才能使民族文化教育深入學生內心.增強民族意識，需要教師在日常教學中向學生普及民族文化知識，將我國有特色、有趣的民族文化發展歷程普及給學生，使學生對民族文化有初步了解，同時教師還要從歷史方面向學生普及，我國56個民族的由來和發展，以及少數民族為我國統一作出的貢獻，使學生具有民族團結意識，使學生對民族的發展和民族的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以此增強學生民族文化意識[3].此外，在教育方式上增強學生民族文化意識，需要家庭教育中也要注重對學生加強民族文化啟蒙教育，社會要加大媒體宣傳教育力度，通過學校、家庭和社會諸多方面的啟發，引起學生對傳統民族文化的重視和關注，提高學生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的意識.最關鍵的民族文化教育還是在學校，學校教師要營造民族教育氛圍，使學生在民族文化氛圍下，加深對民族文化的好感，以此提高學生主動學習民族文化的意識.

3.2尊重多樣化文化教育

增強民族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單純的學習和發揚某個少數民族文化，而是要結合現代社會的發展，汲取我國各個民族文化精華，尊重多樣化文化教育，以此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發展，這主要是指不僅要體現各個民族的特色，還要將這些民族文化都圍繞著中華民族文化進行統一，達到我國民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我國民族文化教育中尊重多樣化文化教育的觀念，近年來受到不少外國留學者的追崇，一些國外留學者正是因為中華民族文化多元化特征選擇到我國進修中國民族文化，將56個民族融入到一起，將多元化民族文化統一共同發展正是增強我國民族文化教育的關鍵.此外尊重民族文化多樣性發展也正說明了我國以人為本，尊重少數民族發展的民主政治，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發展觀[4].

3.3改善民族文化教育環境

改善民族文化教育環境是強化民族文化教育的關鍵，教育環境主要包括教師隊伍、民族文化教育內容以及教育方式等，我國教育正處在一個快速發展階段，其中民族文化教育的發展是促進我國整體教育發展的關鍵，因此應營造教育環境氛圍，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民族文化教育環境，提高民族文化教育師資隊伍整體素質，在高教育水平教師指導下，提高學生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審美能力，激發學生學習民族文化的興趣[5].此外教育部門要重視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重視對民族文化課程內容的設置和安排，民族文化教育內容要涉及民族發展的歷史、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特色等方面，加強學生對民族文化的全面了解，以此增強學生民族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只有使學生對民族文化有了正確認識，才能促進學生將我國民族文化知識不斷發揚光大，促進我國民族文化的持續發展,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

4結論

綜上所述，在民族理論教學中，教師要注重向學生普及民族文化知識，使學生對民族文化知識有進一步了解和正確認識，以此激發學生對民族文化學習的興趣，使學生不斷的學習和了解民族文化發展歷程，培養學生民族精神，以此解決民族理論教學中民族文化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為我國民族文化的發揚和繼承奠定有利基礎，同時也促進學生長遠發展.

作者:高云峰 單位:赤峰學院

參考文獻：

〔1〕熊錫元,王希恩.民族理論書簡———關于中國民族理論學科特色的討論[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4,13(04):104-105.

〔2〕張謀.二十年,中國民族理論之路蜿蜒而輝煌———1998年冬季首都民族理論研討會綜述[J].民族團結，2015,10(01):19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