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均衡匯率水平和市場匯率水平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它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國內不少學者試圖運用多種方法建立實證模型，來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判斷基礎。張斌認為均衡匯率水平是同時滿足了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時的匯率水平。他用非貿易品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長期自主性國際收支均衡作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他的研究結果支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被低估，并認為中長期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張斌2003）。秦宛順等人運用中國貿易條件、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變化等因素驗證了中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升值壓力。他們建議，在保持名義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允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順等，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人民幣不存在被低估的結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實際上升值，中國出口主要依靠退稅維持增長，到2002年，這一數額已高達2000多億元，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出口退稅，中國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早已處于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境地，據此，人民幣就應當貶值（王國剛，2003）。

在探索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討論中，也有人試圖通過購買力平價來判斷名義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由于簡單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直接比較兩國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受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及物價體系的影響頗大，難以簡單用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依據。“有人試圖建立多國模型（張曉樸，2003），也有人試圖將其他因素作為修正系數用來修正購買力平價模型，如用貨幣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為理論上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惠曉峰等，199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匯率理論，多數對人民幣用不上。由于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差異甚大，無法找到適合兩國籃子的商品，從而按一價定律計算出平價。加上兩國的稅收、價格、福利、補貼政策差異很大，因此，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的絕對購買力平價，會有許多數值，從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幣到5元，難以令人信服，不能作為衡量人民幣匯率的依據。中國與美國的物價指數可比性不強，各有大量”非貿易品“對匯率無直接影響。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也不能作為匯率中、短期調整的依據。（陳建梁，2000）

筆者認為，在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外匯市場的條件下，我們無法準確評估由所謂均衡匯率所決定的名義匯率的高或低。盡管理論模型有其指導價值，但我國目前存在的外匯市場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條件下建立的市場，甚至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也仍然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因此，這些理論模型的運用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在資本流動對匯率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僅靠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來判斷一國貨幣匯率水平是否低估顯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狀況來判斷匯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偏差。比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國際收支仍然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仍然不斷增加。日元由]美元兌換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難再認為日元仍然繼續被低估。（o因此，依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增減來判斷貨幣匯率的高低，說服力也不夠。所以，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筆者只贊成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判斷標準，而不贊成高估低估之說。

二、兩極化和中間匯率之爭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國際匯率體系的發展趨勢也是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釘住美元的國際宏觀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證。—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后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么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么放棄釘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費雪（Fischer，2001）和愛德華茲（Edwards，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釘住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是，國際學術界對匯率兩極論遠非持該觀點的人所宜稱的那樣是一個共識，對兩極論表示懷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證明兩極論缺乏實證根據。據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義上實行了浮動或管理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并未真正實行浮動，它們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釘住美元或歐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害怕浮動”的傾向。最近羅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證明匯率兩極化判斷并無根據，處于中間的匯率制度，即保持穩定又有一定彈性的匯率制度仍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國內認為兩極匯率不適合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張斌認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重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轉軌時期采取相對靈活的中間匯率制度。同時，客觀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中國采取完全浮動或者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張斌，1999）。張靜等人的研究也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選擇一種適宜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張靜、汪壽陽，2004）。

筆者認為，匯率制度選擇兩極化即便曾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出現過，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并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并不能證明兩極化的觀點，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勢穩定后回歸到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或爬行釘住。固定匯率制國家增多是參加區域貨幣聯盟的國家增加了，他們由于無法單獨維持匯率穩定才加入了區域貨幣聯盟。根據IMF的最新統計，在187個成員中，實行獨立浮動為40個，有管理浮動的為43個，參加貨幣聯盟為40個、實行貨幣局制度為8個，傳統釘住匯率制的為40個，實行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的各為5個。也就是說，如果將獨立浮動和貨幣聯盟以及貨幣局看作是兩極的話，那么多數國家仍處于中間地帶。另據羅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釘住或有限彈性匯率制度的國家約占成員國總數60%，實行管理浮動或浮動的只有40%.在發達國家中，由于歐元區國家被算作實行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的比重只有40%.發展中國家中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只有30%，約70%實行的是釘住或有限的彈性匯率制度。只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反，約60%選擇了浮動或管理浮動制。而且，近兩年有不少經歷危機沖擊后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又回歸到了相對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因此，兩極化匯率制度并不能作為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新特征，筆者倒是認為兼顧匯率穩定和靈活性才是全球匯率體系發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中間匯率制度，如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等仍將具有生命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漸增加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地向浮動匯率過渡。

三、浮動和釘住，孰優孰劣

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除了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升值的爭論外，人民幣是否應該浮動恐怕是爭論得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教科書上對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制的優缺點有著全面的分析論證，但匯率制度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在靈活性和穩定性之間作選擇，浮動匯率提供了宏觀調節上的靈活性，可以使貨幣當局調節外部經濟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較大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則提供了穩定的微觀國際金融環境，使企業等經濟主體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各類教科書上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缺點的分析都可以歸結到上述這個根本性的孰優孰劣的判斷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或爬行釘住等變相的固定匯率制。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傾向于實行穩定的匯率制度？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觀經濟主體通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缺乏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順利發展，就有必要通過固定匯率制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降低他們的交易成本。當然，這樣做也有成本，即當外部經濟活動失衡時，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要付出比較高的調節成本，如果調節不當或嚴重滯后，可能會引發危機。但是，只要匯率穩定所產生的收益足夠大，這種調節成本和風險并不能讓其放棄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狀況都不夠穩定，浮動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對外價值處于不斷的波動之中，這比較容易引起貨幣替換，嚴重的還會出現事實上的美元化現象。這也是多數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

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企業缺乏應對匯率波動的意識和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浮動匯率論會爭論說，如果不創造客觀環境來培育企業的這種意識和能力，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所以，筆者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匯率干預的僵滯狀況，但過渡到浮動匯率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基于這樣的前提，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宜迅速地過渡到管理浮動，而是應該選擇爬行釘住或區間內的爬行釘住。從目前世界上各國所實行的匯率種類看，爬行釘住是僅次于傳統釘住的穩定型匯率制度，但靈活性又比傳統釘住制要高。管理浮動是僅次于單獨浮動的浮動匯率制，屬于非穩定性的匯率制度。當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當局的選擇而變化，但這一制度一般不對市場上發生的主要動蕩進行干預，這顯然與人民幣需要保持基本穩定的目標不符。

也有不少學者提議人民幣實行一攬子貨幣釘住（卜永祥，2003），這在理論上應該是正確的，它能夠滿足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釘住的貨幣籃子的確定和權重的選擇都會使釘住的水平發生很大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不能保證都是積極的。另外，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被動的，受籃子內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籃子內貨幣之間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動時，人民幣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波動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動的幅度，這在人民幣由剛性釘住向有一定彈性釘住的制度過渡時，也不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筆者認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制度應該成為爬行釘住制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的第二過渡階段。

也有學者建議人民幣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李揚，2003），這與爬行釘住的建議比較接近。但是，如果目標區確定的不合適，在短期內匯率有可能一下子就達到目標區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較長時間內在這個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實上的新釘住匯率，除非過了不久，又得重新確定新的目標區。所以筆者認為，在匯率變動的壓力積聚了較長的時間或比較大以后，由釘住匯率制過渡到稍有彈性的爬行釘住比較合適。如果在爬行的基礎上再確定一個爬行的區間，應該也是比較好的選擇，但它與一般所說的匯率目標區已經有了較大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匯率目標區是讓匯率在目標區內浮動，達到上下限后再干預，它在短期內浮動的幅度比爬行浮動要大的多。

爬行釘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使貨幣管理當局比較靈活地確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預的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也向經濟主體傳遞可接受的匯率變動信息，使經濟主體逐漸樹立匯率波動的風險意識，并采取措施來管理匯率風險，為今后逐步擴大匯率的市場程度奠定基礎。考慮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利率平價機制對匯率的影響會逐漸顯現，爬行釘住也可以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軌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難免會與國際利率水平發生差異，資本市場的逐漸放松管制會使套利行為逐漸增加，如果匯率剛性釘住，套利的風險極低，爬行釘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對套利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時又會避免因套利產生的匯率大幅度波動。

當然，對爬行的區間應該設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動的幅度以多大為宜，這都需要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目標采調整和確定，以不引起經濟震蕩和不影響對外經濟活動為宜。

有不少贊成浮動匯率的觀點都會提到匯率僵滯會導致投機者的沖擊，進而引發金融危機，而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機沖擊引發的貨幣危機。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并無過錯。一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在匯率穩定的機制上出了問題。但這并不證明浮動匯率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因為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進出口受抑、經濟活動受干擾、乃至出現貨幣替代現象等。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分析，筆者建議，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以及調整匯率水平時，必須注意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注意國內經濟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四、“三元悖論”與匯率穩定

贊成人民幣迅速過度到浮動匯率的一個理論根據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大三角之間只能選取兩者的結論。由于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論述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它使得不少學者相信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只能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已經被明確地定為我國金融開放目標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前提是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不等于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規則的開放，抑制投機資本的流動，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可以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行不悖。拉美和東亞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失當的自由化，會給國際投機者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放大金融體系內原有的風險，而外部投機者所引發的羊群效應擴展至國內投資者，將會使資本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并導致難以控制的金融危機。因此對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進行控制并不意味著否定資本市場開放，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也不影響資本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資本市場開放后仍然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適當的資本流動管理，而且，如果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不意味著脫離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市場的行情去設立政策目標，那么在這個大三角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金融市場越來越一體化的今天，即使資本市場不開放，國內的貨幣政策的制定也必須考慮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如果國內利率水平長期過分偏離國際水平，隱型的套利資本流動同樣會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產生沖擊，使政策效率下降。現實生活中，一個開放型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也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當大規模短期資金在一國流進流出時，即使實行浮動匯率制，該國的貨幣政策效率也會因受到沖擊而下降。比如，當該國提高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防止通過膨脹時，國際短期資金會因為利率的差異而大量流人，雖然利率平價的作用會使該國貨幣的即期匯率上升，遠期匯率下降，從而抑制套利資金的過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資將會大大降低該國貨幣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絕對意義上的貨幣獨立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

篇（2）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放棄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為何我國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是什么?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自由資本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三難選擇。①如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度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實行資本管制。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國再選擇這種政策組合已不合時宜。要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20世紀90年生的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說明，這種政策組合的危害決非貨幣政策無效這樣一個溫和的負面影響，固定匯率制度在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往往伴隨著貨幣沖擊和貨幣危機，從而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動蕩，使經濟時時處于不穩定的威脅之中，從長期來看，我國也不宜選擇這種政策組合。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自由資本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應當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必然是我國的現實選擇；另外，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也是大勢所趨。據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

但從國際金融經驗來看，匯率急劇變動和不穩定往往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不完善。②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尚欠成熟和完善，人們對金融避險工具的認識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金融監管也比較薄弱。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仍面臨著諸多困難，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還缺乏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可見，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不僅無助于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而且還將大大增加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成本。為此，我國采取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另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由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對穩定性，美元確實在世界范圍內起到了各國貨幣標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來，美元的穩定性逐漸減弱，同時歐元正在成為一種新的代表性國際貨幣。因此，我國政府根據整個國際經濟形勢和美元地位的變化，放棄了釘住美元匯率制度，選擇采用了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這可以削弱長期以來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影響，更好地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二、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

從匯率形成機制來看，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供求變化并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在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的供給大于需求，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會下跌，人民銀行就會買進美元賣出人民幣，從而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不變。反之，人民銀行會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以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另外，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化也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是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和美元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升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仍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貶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樣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貶值。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使人民幣相對于幾種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的加權平均匯率保持不變的一種匯率制度。為更好地理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內涵，我們假設人民幣貨幣籃中只有美元和英鎊兩種貨幣，W＄。為貨幣籃中美元的數量，W￡為貨幣籃中英鎊的數量，ER/＄和ER/￡分別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和英鎊的匯率，人民幣與美元和英鎊的加權平均匯率為ER，則：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所謂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變，即ER為常數E③。

從公式(1)可以看出，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盡管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關系同樣無關，但籃子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不僅會引起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且會引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由于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釘住不變，因此，當美元對英鎊升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升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貶值；當美元對英鎊貶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貶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升值。可見，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的可能性皆有。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僅受貨幣籃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變動的影響，而且與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有關。例如，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下，當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時，人民幣對美元應該貶值。但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考慮到外匯市場上存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人民銀行可能不是根據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要求，通過干預外匯市場，使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相反，人民銀行可能不干預外匯市場或僅進行小幅度的干預，而聽任人民幣在市場供求作用下升值。“參考”意味著人民銀行有了決定匯率水平的較大靈活性

三、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影響的是實際有效匯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匯率制度，盡管可以穩定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但在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發生較大波動時，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不變，因此，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完全由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波動吸收，從而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大幅波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較大不穩定。因此，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名義匯率的穩定，不僅不能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反而可能會造成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更大不穩定。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匯率制度，因為人民幣對貨幣籃中任何一種貨幣雙邊匯率的變動，經過權數(小于1)化后傳導給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大大縮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如果美元在貨幣籃中的權重是50％，那么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10％，只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影響5％。此外，由于貨幣籃中各種貨幣的雙邊匯率的變動，向上的變動與向下的變動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可能會相互抵消，從而使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相對穩定。可見，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釘住單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會有適度波動。但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浮動范圍，從而使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幅會較小。由于實際有效匯率是名義有效匯率扣除物價因素后的有效匯率，因此，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保持相對穩定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可見，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從而有助于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資源

微觀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就是均衡價格是對供需雙方最有利的價格。盡管單純從供應方看價格愈高愈好，單純從需求方看價格越低越好；但是從整個經濟來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價格最好，因為它能最優配置資源。人民幣匯率也是一種價格，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也是均衡匯率最佳。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相對于均衡匯率)都不利于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相對于均衡匯率)會促進出口，但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會提高進口成本，從而不利于進口。我國經濟的發展需要進口大量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人民幣匯率低估盡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可能會扭曲價格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喪失在資源配中的積極作用，造成資源浪費。另外，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會減少貿易伙伴國的市場占有份額，引起貿易伙伴國的報復，這不僅會抵消人民幣匯率低估的積極效應，而且還會損害國際協調機制的建立，從而可能會對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問題。

同樣，人民幣匯率高估對貿易雙方國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幣匯率高估會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幣匯率高估盡管有助于降低進口成本，促進進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高估也會扭曲價格機制，從而降低外匯資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匯資源的浪費。另外，如果我國出口產品是貿易伙伴國消費者歡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幣匯率高估也會損害貿易伙伴國消費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幣匯率長期過度高估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貿易伙伴國對我國的出口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

可見，人民幣匯率是把雙刃劍，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人民幣均衡匯率也是一個雙贏的匯率，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實行釘住單一貨幣匯率制度，則本國貨幣政策將依附于釘住貨幣國的貨幣政策。當釘住貨幣國提高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就必須提高利率，否則就會產生套利，資金就會外流，本幣就會貶值，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外幣，回購本幣，這會減少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上升；反之，當釘住貨幣國降低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也必須降低利率，否則投機資金就會大量流入境內，沖擊國內金融市場，本幣升值的壓力就會增大，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本幣，購買外幣，這會增加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下降。同樣，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我國繼續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那么當美國調整貨幣政策時，我國貨幣政策也必須作出一致的調整，否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難以為繼。

在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是一種加權平均匯率，它具有較好的穩定性。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即使我國貨幣政策與美國貨幣政策出現了偏離，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仍會保持相對穩定，從而減輕了人民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負擔，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從而使我國貨幣政策獲得了較大的獨立性。

(四)會增加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篇（3）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現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涉及了兩個層面，即匯率的機制和匯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質有所不同，但相互間有著密切聯系。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是匯率機制的問題，其次是名義匯率水平的問題。

有些人主張人民幣應該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機制，但這種提法并不嚴謹。因為匯率的市場是國際外匯市場，中國目前不是可兌換的貨幣，也不參與國際外匯市場交易，因此實際是無法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因此實際上需要從政府的意愿來決定匯率機制(exchangerateregime)問題。

有很多可供選擇的匯率機制。通常認為有九種匯率制度，1.自由浮動，2.管理浮動，3.目標區，4.一籃子釘住，5.爬行釘住，6.可調節釘住，7.真正固定釘住，8.聯系匯率制，9.貨幣聯盟。關于匯率機制的分析，其實并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研究問題。迄今為止的實證研究，尚未給出一致的結論。有些研究甚至認為，匯率機制無關緊要，即所謂“匯率機制的中性假設”。國際學術界關于哪一種匯率機制好的討論并沒有定論。國內的討論中有一些觀點認為浮動匯率機制要優于固定匯率，而且認為這才符合市場經濟原理實際是不了解國際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數十年實行聯系匯率制并不影響人們承認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范。而歐盟內部實行貨幣聯盟對于歐洲經濟的發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理論界很多人認可的是“兩極化”觀點(即自由浮動和管理浮動所代表的浮動匯率機制，和聯系匯率和貨幣聯盟所代表的固定匯率機制)，而不認同“中間匯率機制”(即上述第(3)，(4)，(5)，(6)種匯率機制)。所有國家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都實行過不同的匯率機制。因此國際上近年有研究認為，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采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續性。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于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固定匯率機制的主要好處有兩點；

1、減少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有利于貿易和投資。

2、提供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的有信用的固定錨。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問題，目前人民幣對于美元的固定匯率也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匯率政策，實際上即使對于一個相對長的時期，中國實行固定匯率機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從刺激經濟的政策角度來看，改變匯率機制會增加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不利于貿易和投資，也是不宜“退出”為好。

總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所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人民幣匯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這個結論從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確的，在當前國內國外的討論中如此表態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說法要好的多。

這次表態還澄清了概念上的問題，即中美的雙邊名義匯率，以及人民幣的多邊有效匯率，和實際多邊有效匯率(有效即指多邊，因此有時也常省略)對于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關討論中的常見現象。人民幣對于美元目前是釘住，但對于其他貨幣是浮動，因為美元對于這些貨幣的匯率是浮動。因此如果說在刺激經濟的特殊時期有特殊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即在一定時期我們實行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也只對中美匯率可以成立，對于其他匯率是不成立的，對于實際多邊有效匯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討論是從多國的角度討論了進出口和貿易順差的情況，這樣分析對于反駁那些只談中美貿易，并認為只要中美貿易中，美國存在逆差就應該讓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外議論是合適的。因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只從對于一個國家的貿易情況的評估就調整自己的匯率政策。實際上除了歐美市場外，中國還要面對其他的貿易市場。同時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國的對美出口會擠壓美國制造業的工人，實際上所有具有制造業能力，同時勞動成本低的國家的對美出口都對美國制造業的工人產生壓力。所以匯率問題永遠是一個多邊的問題，而不是雙邊的問題。

篇（4）

一、均衡匯率水平和市場匯率水平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它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國內不少學者試圖運用多種方法建立實證模型，來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判斷基礎。張斌認為均衡匯率水平是同時滿足了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時的匯率水平。他用非貿易品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長期自主性國際收支均衡作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他的研究結果支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被低估，并認為中長期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張斌2003）。秦宛順等人運用中國貿易條件、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變化等因素驗證了中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升值壓力。他們建議，在保持名義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允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順等，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人民幣不存在被低估的結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實際上升值，中國出口主要依靠退稅維持增長，到2002年，這一數額已高達2000多億元，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出口退稅，中國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早已處于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境地，據此，人民幣就應當貶值（王國剛，2003）。

在探索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討論中，也有人試圖通過購買力平價來判斷名義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由于簡單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直接比較兩國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受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及物價體系的影響頗大，難以簡單用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依據。“有人試圖建立多國模型（張曉樸，2003），也有人試圖將其他因素作為修正系數用來修正購買力平價模型，如用貨幣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為理論上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惠曉峰等，199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匯率理論，多數對人民幣用不上。由于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差異甚大，無法找到適合兩國籃子的商品，從而按一價定律計算出平價。加上兩國的稅收、價格、福利、補貼政策差異很大，因此，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的絕對購買力平價，會有許多數值，從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幣到5元，難以令人信服，不能作為衡量人民幣匯率的依據。中國與美國的物價指數可比性不強，各有大量”非貿易品“對匯率無直接影響。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也不能作為匯率中、短期調整的依據。（陳建梁，2000）

筆者認為，在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外匯市場的條件下，我們無法準確評估由所謂均衡匯率所決定的名義匯率的高或低。盡管理論模型有其指導價值，但我國目前存在的外匯市場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條件下建立的市場，甚至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也仍然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因此，這些理論模型的運用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在資本流動對匯率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僅靠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來判斷一國貨幣匯率水平是否低估顯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狀況來判斷匯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偏差。比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國際收支仍然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仍然不斷增加。日元由]美元兌換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難再認為日元仍然繼續被低估。（o因此，依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增減來判斷貨幣匯率的高低，說服力也不夠。所以，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筆者只贊成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判斷標準，而不贊成高估低估之說。

二、兩極化和中間匯率之爭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國際匯率體系的發展趨勢也是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釘住美元的國際宏觀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證。—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后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么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么放棄釘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費雪（Fischer，2001）和愛德華茲（Edwards，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釘住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是，國際學術界對匯率兩極論遠非持該觀點的人所宜稱的那樣是一個共識，對兩極論表示懷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證明兩極論缺乏實證根據。據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義上實行了浮動或管理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并未真正實行浮動，它們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釘住美元或歐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害怕浮動”的傾向。最近羅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證明匯率兩極化判斷并無根據，處于中間的匯率制度，即保持穩定又有一定彈性的匯率制度仍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國內認為兩極匯率不適合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張斌認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重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轉軌時期采取相對靈活的中間匯率制度。同時，客觀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中國采取完全浮動或者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張斌，1999）。張靜等人的研究也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選擇一種適宜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張靜、汪壽陽，2004）。

筆者認為，匯率制度選擇兩極化即便曾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出現過，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并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并不能證明兩極化的觀點，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勢穩定后回歸到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或爬行釘住。固定匯率制國家增多是參加區域貨幣聯盟的國家增加了，他們由于無法單獨維持匯率穩定才加入了區域貨幣聯盟。根據IMF的最新統計，在187個成員中，實行獨立浮動為40個，有管理浮動的為43個，參加貨幣聯盟為40個、實行貨幣局制度為8個，傳統釘住匯率制的為40個，實行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的各為5個。也就是說，如果將獨立浮動和貨幣聯[

盟以及貨幣局看作是兩極的話，那么多數國家仍處于中間地帶。另據羅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釘住或有限彈性匯率制度的國家約占成員國總數60%，實行管理浮動或浮動的只有40%.在發達國家中，由于歐元區國家被算作實行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的比重只有40%.發展中國家中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只有30%，約70%實行的是釘住或有限的彈性匯率制度。只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反，約60%選擇了浮動或管理浮動制。而且，近兩年有不少經歷危機沖擊后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又回歸到了相對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因此，兩極化匯率制度并不能作為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新特征，筆者倒是認為兼顧匯率穩定和靈活性才是全球匯率體系發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中間匯率制度，如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等仍將具有生命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漸增加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地向浮動匯率過渡。

三、浮動和釘住，孰優孰劣

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除了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升值的爭論外，人民幣是否應該浮動恐怕是爭論得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教科書上對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制的優缺點有著全面的分析論證，但匯率制度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在靈活性和穩定性之間作選擇，浮動匯率提供了宏觀調節上的靈活性，可以使貨幣當局調節外部經濟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較大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則提供了穩定的微觀國際金融環境，使企業等經濟主體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各類教科書上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缺點的分析都可以歸結到上述這個根本性的孰優孰劣的判斷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或爬行釘住等變相的固定匯率制。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傾向于實行穩定的匯率制度？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觀經濟主體通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缺乏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順利發展，就有必要通過固定匯率制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降低他們的交易成本。當然，這樣做也有成本，即當外部經濟活動失衡時，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要付出比較高的調節成本，如果調節不當或嚴重滯后，可能會引發危機。但是，只要匯率穩定所產生的收益足夠大，這種調節成本和風險并不能讓其放棄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狀況都不夠穩定，浮動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對外價值處于不斷的波動之中，這比較容易引起貨幣替換，嚴重的還會出現事實上的美元化現象。這也是多數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

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企業缺乏應對匯率波動的意識和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浮動匯率論會爭論說，如果不創造客觀環境來培育企業的這種意識和能力，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所以，筆者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匯率干預的僵滯狀況，但過渡到浮動匯率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基于這樣的前提，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宜迅速地過渡到管理浮動，而是應該選擇爬行釘住或區間內的爬行釘住。從目前世界上各國所實行的匯率種類看，爬行釘住是僅次于傳統釘住的穩定型匯率制度，但靈活性又比傳統釘住制要高。管理浮動是僅次于單獨浮動的浮動匯率制，屬于非穩定性的匯率制度。當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當局的選擇而變化，但這一制度一般不對市場上發生的主要動蕩進行干預，這顯然與人民幣需要保持基本穩定的目標不符。

也有不少學者提議人民幣實行一攬子貨幣釘住（卜永祥，2003），這在理論上應該是正確的，它能夠滿足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釘住的貨幣籃子的確定和權重的選擇都會使釘住的水平發生很大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不能保證都是積極的。另外，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被動的，受籃子內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籃子內貨幣之間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動時，人民幣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波動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動的幅度，這在人民幣由剛性釘住向有一定彈性釘住的制度過渡時，也不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筆者認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制度應該成為爬行釘住制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的第二過渡階段。

也有學者建議人民幣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李揚，2003），這與爬行釘住的建議比較接近。但是，如果目標區確定的不合適，在短期內匯率有可能一下子就達到目標區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較長時間內在這個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實上的新釘住匯率，除非過了不久，又得重新確定新的目標區。所以筆者認為，在匯率變動的壓力積聚了較長的時間或比較大以后，由釘住匯率制過渡到稍有彈性的爬行釘住比較合適。如果在爬行的基礎上再確定一個爬行的區間，應該也是比較好的選擇，但它與一般所說的匯率目標區已經有了較大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匯率目標區是讓匯率在目標區內浮動，達到上下限后再干預，它在短期內浮動的幅度比爬行浮動要大的多。

爬行釘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使貨幣管理當局比較靈活地確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預的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也向經濟主體傳遞可接受的匯率變動信息，使經濟主體逐漸樹立匯率波動的風險意識，并采取措施來管理匯率風險，為今后逐步擴大匯率的市場程度奠定基礎。考慮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利率平價機制對匯率的影響會逐漸顯現，爬行釘住也可以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軌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難免會與國際利率水平發生差異，資本市場的逐漸放松管制會使套利行為逐漸增加，如果匯率剛性釘住，套利的風險極低，爬行釘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對套利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時又會避免因套利產生的匯率大幅度波動。

當然，對爬行的區間應該設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動的幅度以多大為宜，這都需要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目標采調整和確定，以不引起經濟震蕩和不影響對外經濟活動為宜。

有不少贊成浮動匯率的觀點都會提到匯率僵滯會導致投機者的沖擊，進而引發金融危機，而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機沖擊引發的貨幣危機。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并無過錯。一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在匯率穩定的機制上出了問題。但這并不證明浮動匯率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因為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進出口受抑、經濟活動受干擾、乃至出現貨幣替代現象等。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分析，筆者建議，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以及調整匯率水平時，必須注意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注意國內經濟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四、“三元悖論”與匯率穩定

贊成人民幣迅速過度到浮動匯率的一個理論根據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大三角之間只能選取兩者的結論。由于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論述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它使得不少學者相信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只能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已經被明確地定

為我國金融開放目標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前提是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不等于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規則的開放，抑制投機資本的流動，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可以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行不悖。拉美和東亞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失當的自由化，會給國際投機者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放大金融體系內原有的風險，而外部投機者所引發的羊群效應擴展至國內投資者，將會使資本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并導致難以控制的金融危機。因此對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進行控制并不意味著否定資本市場開放，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也不影響資本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資本市場開放后仍然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適當的資本流動管理，而且，如果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不意味著脫離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市場的行情去設立政策目標，那么在這個大三角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篇（5）

【正文】

近年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日益高漲，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在各種場合敦促中國對人民幣匯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國出口產品沖擊，一些歐美國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陣營。今年9月初，美國財長斯諾訪華并在泰國出席APEC財長會議，圍繞人民幣匯率的辯論達到了。

其實，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實質，并不是人民幣是否應當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與否，而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應采取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換言之，匯率水平只是最終的結果，形成匯率的機制才是問題的關鍵。斯諾認為，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是中國確保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最佳選擇。那么，事實果真如此嗎？

一、兩種匯率制度利弊的比較

1.固定匯率制

固定匯率制的優點在于較為固定的匯率有利于投資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穩定的盈利預期，或者說，國外流入資金的風險貼水較低，從而有利于吸引外資。

固定匯率制的不利影響，一方面是不能靈活反映外匯供求關系，使匯率的市場性喪失或削弱；匯率市場性的喪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過來調節外匯的供求關系，自動調節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調節。但政府確定匯率的弊端十分明顯：一是受到主觀影響，如果政府調控能力不強還會出現重大失誤；二是受到客觀因素的牽制，匯率的確定和變動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慮；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標的牽制，匯率目標可能和其他目標相沖突，若匯率水平脫節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就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另一方面，“蒙代爾三角”理論認為，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貨幣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顧，只能犧牲其中之一而保證實現另外二者。因為假如在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下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利率會上升，在匯率不變的情況下，利率的上升帶來對本國投資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國資本會流入，造成本幣升值的壓力，為維持匯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賣出本幣買入外幣進行干預，這樣緊縮的貨幣又被擴張了，貨幣政策無效。因此，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堅持固定匯率就要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獨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固定匯率制都曾發揮過它的積極作用。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其實質就是一種固定匯率制度，對于戰后各國經濟復蘇和建立穩定的經濟貿易聯系，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從我國以前的情況來看，資本自由流動不存在，通過政府調整可使國際收支大體平衡，固定匯率制的利大于弊。亞洲國家高速發展的90年代，固定匯率制對于穩定投資者預期也曾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經濟泡沫膨脹，經濟增長減慢，貿易赤字上升，投機資本沖擊的情況出現，此時固定匯率制的不利影響就遠遠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動匯率制

浮動匯率制能夠克服固定匯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夠靈活的反映外匯供求關系，使匯率更具有市場性，從而反過來自動調節外匯供求；另一方面，浮動匯率不存在“蒙代爾三角”的困擾，能夠使貨幣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獨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動匯率制不利于投資者形成穩定的盈利預期，從而不利于外資的引進；同時，浮動的匯率容易導致價格的波動，給抑制通貨膨脹造成困難。

二、匯率制度選擇的條件

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是國際金融領域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匯率制度的選擇是由一系列客觀條件所決定的，不同的匯率制度適合于不同的國家，這取決于其經濟實力、外部環境、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等。從總體上看，一國采取什么樣的匯率制度必須考慮以下因素：

1.國家的大小和經濟實力的強弱

這里的國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國家大小。大國、強國的經濟實力強，防范和抗拒金融風險能力強，匯率波動在一般情況下不強，適宜實行浮動匯率制。例如美國，是最典型的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國家，但是由于技術革命的影響，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快，經濟基本面好，國際競爭力強，因此浮動匯率并未帶來不利影響，相反，美國是全球外資引進最多的國家。這類國家通常對貨幣政策的依賴性較大。

小國、弱國經濟實力弱，宏觀調控能力弱，受外部影響大，抗風險能力低，國際競爭力不強，匯率波動性大，若實行浮動匯率，則其負面影響將超過有利影響，造成投資預期差、通貨膨脹無法控制的局面。由于這類國家外部均衡實現難度更大，因此更需發揮匯率政策的調節作用，所以更適宜實行干預程度較大的匯率制度，如固定匯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2.經濟基本面的健康情況，外匯儲備充分與否，國際競爭力的強弱

經濟基本面健康，外匯儲備充分，國際競爭力強，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的國家更宜實行浮動匯率制。相反，經濟基本面不好，或外匯儲備不充分，或國際競爭力不強，抗風險能力弱，幾者不能同時滿足，則宜實行固定匯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我國為例，我國宏觀經濟基本面比較好，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外匯儲備比較多；但是國際競爭力較弱，特別是金融體系不夠健全，金融監督機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實行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

3.資本的流動性

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固定的匯率易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并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在資本流動受到管制的條件下，固定的匯率不會發生大的危險，并且，由于資本流動受到管制，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之間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國就是如此。

4.通貨膨脹水平

通脹率高，匯率水平對物價總水平影響較大的國家適宜實行固定匯率制，等以后通脹情況有所好轉時，可調整匯制，以避免固定匯率的負面影響。相反，通脹率不高的國家可以實行浮動匯率制。

以上這些條件都不能單獨決定采取何種匯率制度，而應看一定時期的條件組合。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是固定不變的，匯制的選擇要根據條件的變化而定。

三、中國目前不具備實施浮動匯率制的條件

1.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監管能力差，抗風險能力弱。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沉重包袱，資本市場不完善，中小金融機構規模小、競爭能力弱，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不完備，市場不規范，監管體制不健全等問題都尚未得到有效解決，一旦匯率完全放開，國際游資的沖擊有可能導致金融體系的全面崩潰，引發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的歷史將可能重演。

2.從自由化的次序看，從一個完全管制型的經濟向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過渡時，其合理的過渡路徑應該是：在國內金融市場實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實行浮動匯率制（李楊、殷劍鋒，2000）。因為只有在金融市場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場供求決定的情況下，無抵補的利率平價的假設才可能成立。這時匯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實現匯率的均衡。一國經濟才能在經歷真實、金融沖擊時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利率是匯率變動的平衡器、緩沖器，其變動方向和匯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減小利率浮動造成的沖擊。目前雖然人民銀行已明確表示要在3年內實現利率市場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時也更多地考慮市場因素，但畢竟還受許多關鍵問題制約，短期難以實現。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場，也因人們投資理念的培育、熟練專業人才的培養、金融法規的健全、金融產品的豐富等都需要在進一步開放中完善，難以一步到位。所以與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國的匯率更易于波動。這時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個實例。

3.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和資本自由流動是實行浮動匯率的前提條件，否則，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雖然加入WTO以來，我國已經采取了多項措施加速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和放松外匯管制，但是距離完全意義上的開放和資本自由流動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且，在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還未得到加強的條件下，資本市場完全開放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都必須謹慎為之。

4.無論是在影響匯率波動的預期方面，還是在匯率的調節機制方面，我國當前都存在誘發匯率不穩定的因素。一是我國還處于轉軌階段，結構調整尚未完成，各項市場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來的經濟狀況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中國的銀行業積累了大量不良資產，同時又沒有存款保險制度，很多人對中國的金融業沒有足夠的信心，因此對匯率波動的預期始終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價格調整具有嚴重的不均衡性。我國商品市場分割程度較高、信息流動不充分，商品的異質性導致商品流動速度較慢，商品價格調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國金融市場的生成和發育較為規范，資本的單一性和同質性使資本能夠低成本地快速流動，市場價格調整具有彈性，更易于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商品、金融市場價格調整的差異性造成金融市場的均衡實現快于商品市場，根據多恩布什的“匯率超調理論”，這會加劇我國匯率的過度波動。

總之，我國目前乃至一定時期內不宜采取完全浮動匯率制，央行難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完全放棄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樣從邏輯上講，中國匯率制度的設計應當考慮介于固定制與浮動制之間的有管理的浮動制。

四、匯率制度的長期選擇

雖然目前我國還不具備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條件，但是從長期來看，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固定匯率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將不利于實現國家內外部均衡的目標。

1.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將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實際上有著維持幣值穩定的雙重目標，對內維持物價的穩定，對外維持匯率的穩定。我國內外均衡的目標常常發生沖突，央行的貨幣政策也就常常顧此失彼。為維系固定平價，央行有義務按市場要求被動地買入和賣出外匯，這使貨幣當局控制貨幣供應量的主動性大為削弱了，同時外匯儲備也被動地受國際收支狀況的影響。具體到我國實際，由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連年順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由1994年的516億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億美元(數據來源，中經網)，增長了3倍，外匯儲備總額僅次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在強制結匯制下，央行相當于在購買外匯的同時，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加之我國目前缺少一個具有深度和廣度的便于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國債市場，無法通過在公開市場上的反向操作，來實現沖銷的目的，即賣出國債，買入人民幣，以此來抵消大量收購外匯而多投放的人民幣，穩定貨幣供應量，所以給貨幣調控帶來很大影響。

而且，外匯占款作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為受制與外匯的供求狀況，不能自主決定基礎貨幣投放和回籠規模。（2）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具有結構偏差，在地區上流向外匯供求順差地區，在行業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門，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生了改變，這給貨幣政策帶來了操作上的困難。

篇（6）

(一)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場建設不斷加強，2006年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初步形成了市場供求關系導向的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

1.人民幣名義匯率呈波動性升值態勢

人民幣匯率屢創匯改以來新高，名義匯率波動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小額波動中的穩步上漲，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屢創新高。僅在2006年11月內，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相繼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個整數關口，當月累計升值近400個基點。2006年12月28日，人民幣匯率更是創出1美元兌7.8149元的新高；與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兌換人民幣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個基點，升值幅度高達3.17%。人民幣對美元的加速升值，導致人民幣對港幣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幣現鈔兌換人民幣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幣進入“港元區間”。

2.人民幣匯率雙向運行態勢顯現

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之后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調，雙向運行態勢顯現。2006年3月6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出現6個交易日的連跌，人民幣匯率呈現雙向浮動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幣匯率經歷了較大回調；11月17日，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下跌，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已經達到了7.8745。人民幣匯率共下跌78個基點，成為自3月份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匯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過大，累積的大量回調壓力得到集中釋放，這也是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的體現。

人民幣在短期內連續走高又蓄勢下跌，無論朝哪個方向，累計的漲跌幅度都相當可觀，這也顯示了人民幣匯率不僅日間的波動在日趨活躍，而且階段性的波動區間也在放大，彈性不斷增強。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比較，人民幣對日元和歐元匯率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

3.人民幣匯率仍屬于基本穩定的態勢

與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間匯率的波動相比，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動幅度仍屬小幅漸進。例如歐元兌美元，2006年1月初為1歐元兌1.1980美元，到11月29日為1歐元兌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兌日元匯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內最低點110.07與10月13日的年內最高點119.81，則相差達8.6%。英鎊兌美元，2006年1月3日為1英鎊兌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為1英鎊兌1.9492美元，漲幅為12%。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仍屬于基本穩定的態勢。

(二)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

1.正確看待人民幣匯率升值

人民幣匯率之所以出現緩慢升值的態勢，從深層原因來看，與我國經濟總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續增長的預期密切相關。從宏觀經濟因素看，近幾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穩定的增長，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長率分別達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長率維持在10%以上。從長期來看，一國匯率水平與該國經濟實力呈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判斷人民幣的長期匯率走勢，來自于對我國經濟長期走勢的分析，這是決定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最為關鍵的因素。從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走勢來看，未來我國有望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周期，特別是新一輪宏觀調控已經發揮了作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如果沒有重大干擾因素，我國經濟將會呈現穩定增長態勢，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發展趨勢是升值的。但由于經濟發展周期性規律的作用，匯率會有回歸走勢即螺旋式盤旋上升的表現。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需要把握視角的轉變，由過去“釘”住“美元匯率”轉向關注“一籃子貨幣匯率”。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已從固定匯率變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且在國際外匯市場匯率波動日益加劇以及貿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觀察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不僅要有“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視角，更應該注重從“美元匯率”轉向“有效匯率”。根據國際金融的一般理論，貨幣升值或匯率上浮會產生“獎入限出”的效應，即鼓勵進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進口價格漲幅顯著超過出口價格漲幅，而這種情況通常是在貨幣貶值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顯而易見，如果從真實有效匯率(REER)來看，人民幣匯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貶值。

在人民幣兌美元的幾次快速升值過程中，人民幣兌歐元、英鎊、日元出現了大幅貶值，這就使得人民幣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匯改時確定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因而關注人民幣匯率應該從對美元的單邊匯率轉向有效匯率。雖然據不同的有效匯率計算方法計算出的有效匯率結果不盡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遠小于兌歐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貨幣的貶值幅度時，從有效匯率的角度來看，人民幣還是處于貶值狀態。在目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確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況下，人民幣要實現有效匯率升值，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還要大一些。我們不要將目光僅僅局限于人民幣兌美元的漲跌上，而應多視角透視匯率的變動，這樣才能正確理解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2.美元走勢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幣匯率由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決定，因此它對美元的匯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國際匯市總體表現的影響。回顧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幾次大幅波動不難發現，美元在國際匯市的起伏幾乎成了決定人民幣匯率短期走勢的主要因素。人民幣匯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當時對其他國際貨幣整體走強。10月份以來，每當國際匯市上美元跌到一個新的低點，人民幣匯率就跟隨創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彈，人民幣匯率就會出現回調。特別是進入11月份以來，美元和人民幣之間反向聯動更為明顯，每次美元指數創出階段性新低，人民幣匯率幾乎都會報以匯改以來的新高。

在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不佳的影響下，美元遭受沉重打擊，美元兌各主要貨幣大幅下挫。2006年以來，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總體走弱，美元兌歐元匯率、美元兌英鎊匯率都跌至近兩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國調低了2006年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預期值，而美聯儲會議紀要也顯示出多數成員預期經濟增長將放緩；此外，美國公布的勞工市場失業救濟人數遠高于市場預期。這些因素加重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推動了市場對美聯儲可能降息的預期，因而導致美元進一步疲軟，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升值。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從總體上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和升值并沒有超出金融體系和企業的承受能力范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減慢，而且保持了強勁的勢頭。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實踐已表明，除了局部行業受到預料中的影響之外，總體上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保持在相當穩健的水平上，經濟增長、物價和外貿形勢都相當良好，如2006年GDP增長達到10.6%，外貿順差達到了1770億美元。我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表現出良好的適應能力，能夠把匯率機制改革的影響加以消化，這就為下一階段繼續推進匯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影響

人民幣兌美元自2005年7月匯改后一直保持著升值趨勢，但同時，2006年以來貿易順差卻屢次創出歷史新高，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并未降低貿易順差的增長，這說明我國企業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強。另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自2005年匯改以來，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仍然居高不下，而這些投資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的。企業之所以擴大投資，說明企業還是有利可圖的。這反過來也證明人民幣漸進小幅升值對出口的沖擊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出口企業實際盈利能力比預期高，升值強化并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能力。從匯改后一年來的情況看，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更多地體現為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以及企業效率的提高。這種競爭的加劇，則體現為出口產品的價格降幅超過人民幣升值的幅度。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即部分企業以前隱藏了利潤。二是企業在匯改進程中增加了抗風險的能力，已經開始逐漸適應匯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漸學會運用多種匯率避險工具來應對匯率風險。多樣化的匯率避險手段包括提高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中間消耗、提高品牌影響力和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等，其中企業使用金融衍生產品、改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和投資外匯理財產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遠期結售匯業務范圍和交易主體進一步擴大，企業使用遠期結售匯的便利度明顯提高。而銀行間人民幣遠期市場和掉期市場的逐漸活躍，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企業對新型匯率避險工具的適應能力和匯率風險管理意識都有所增強(巴曙松，2006)。[1]

從國內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改革對企業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報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適度升值以來，企業的匯兌損失不僅沒有放大，反而實現了較大的匯兌凈收益。總體而言，受益企業的平均受益金額，是受損企業平均受損金額的8.3倍。同時，匯率改革對特定區域的影響，取決于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管理能力，且大企業云集的地區(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業遍地開花的地區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的承受能力也逐漸增強。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時，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上調了2%；一年之后，人民幣升值3%以上，其間市場交易日間和日內波動幅度加大，金融體系運行正常。這與匯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關系。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逐步放寬銀行現匯、現鈔買賣價差限制，引導掛牌匯率由對稱性向非對稱性發展，外匯定價從“一視同仁”到差別定價發展。“一日多價”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銀行匯率風險意識，并促使商業銀行從人民幣匯率產品的定價機制、平盤方法、操作流程、風險管理、IT系統以及市場營銷等多個方面全面加強匯率風險管理體系的建設。而各類金融衍生業務的陸續推出，對商業銀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業銀行也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機，通過加快業務創新爭取在新的競爭格局中搶占先發優勢，并鞏固自身的生存適應能力。在積極引導客戶增強對人民幣匯率機制認識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相應的避險、保值、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適時推出新的外匯理財產品，有效規避和控制匯率風險；與此同時，積極開發風險管理、風險對沖及投資產品，綜合運用利率、匯率等價值互動的機理，分別對進出口企業采取不同的定價政策。

(三)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對股市而言，本幣升值預期主要會帶來四方面的益處：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獲得以本幣計值資產升值的收益；在實行外匯管制情況下，本幣升值會出現將外幣資產轉換為本幣資產的趨勢，改善股市資金供求關系；為了抑制更多投機資金進入國內，央行將有意維持一定幅度的本外幣利差，傾向于保持低利率，為股市發展提供較為寬松的金融壞境；國際流動資本具有較強的投機性，將主要投資于容易變現、流動性高的證券市場。歷史經驗表明，一國本幣升值往往導致以本幣計價的資產升值，特別是以股市為代表的虛擬資產，其升值幅度將遠遠超過本幣升值的幅度。匯改之后，不少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趨勢及其對證券市場的深遠影響仍然認識不足，對能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板塊也存在較大的認識局限。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是支持我國股市長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并將成為今后幾年市場反復經營的投資主題之一，因此，投資者應樂觀看待今后的股市行情，重點關注那些能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行業板塊。當然，下一步將不再停留于人民幣升值的概念炒作上，而將逐步轉向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行業和上市公司業績的挖掘上。

毫無疑問，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效應的進一步釋放，新的匯率制度在優化我國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推動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將會進一步顯現。

三、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與匯率走勢

由于匯率走勢與匯率形成機制相輔相成，完善匯率機制才能形成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王元龍，2005)。[2]而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又取決于未來的匯率政策取向，因此，有必要結合人民幣未來匯率政策趨勢來分析預測2007年人民幣匯率的走勢。

(一)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預測

2007年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在穩定匯率的前提下，從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貨幣政策將突出匯率政策

針對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狀況，央行提出，將協調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強流動性控制，合理控制貨幣信貸增長，維護總量平衡。將發展外向型經濟與擴大內需戰略有效地協調起來，其關鍵是促進國際收支趨向平衡，這是當前我國經濟戰略轉型和政策選擇的著力點，也是改善當前宏觀調控的有效途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6)。[3]央行在2006年8月第二次加息之后，我國的利率政策操作已經告一段落，貨幣政策調控的重心開始向匯率政策轉移。可以預計，人民幣匯率政策將成為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重心。但需指出的是，匯率政策成為貨幣政策重心，其內涵是多方面的，如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增強人民幣彈性、完善外匯市場運行體制、加快外匯市場產品創新、調整外匯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將目光僅僅盯在匯率本身以及簡單地理解為人民幣要加快升值上。

2.采取多層次的政策組合

我國“雙順差”的失衡經濟結構以及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層次制度因素和結構因素造成的。促進我國國際收支趨向平衡和實現匯率均衡，要求合適的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至少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實際匯率調整和名義匯率調整相結合；二是匯率政策和外貿、外資、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調整相結合；三是結構調整與制度變革相結合。毫無疑問，單項政策的調整或單純依靠匯率升值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應從圍繞以消費需求為主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調整外資優惠政策、擴大進口和市場開放等結構性政策以及匯率浮動等方面共同入手，多管齊下進行調整。

3.適時調整匯率水平

匯率政策的核心是匯率水平的調整或匯率變動。匯率作為一攬子政策的組成部分，之所以能夠在調節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中發揮一定的作用，關鍵在于適時地采取合適的調整方式來調整匯率水平，即通過匯率水平的調整來適當發揮匯率政策在實現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及經濟發展戰略轉型中的獨特作用。

所謂采取合適的調整方式來調整匯率水平，就是指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不一致的情況下，央行根據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要求，以適應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需要為出發點，調整名義匯率或調整實際匯率，或調整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相結合。從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如前所述，匯率政策的操作將采取實際匯率調整和名義匯率調整相結合的方式。

第一，調整名義匯率。主要措施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區間，例如從當前日均波幅的0.3%，逐漸放寬到日均1%的范圍。人民幣匯率波幅范圍的擴大，將會增加投機資金的風險，使投機的動力減少，從而減少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需要強調的是，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的調整應該是小幅的、漸進的。從匯率制度改革一年來的情況看，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了3.3%，而中美之間的利率差額為3.1%，這種狀況使得投機人民幣升值的熱錢流入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收益。正如美國斯坦福大學羅納德·麥金農教授(RonaldI.McKinnon)所指出：中國央行將嚴格控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這一匯率的日變動幅度限制在非常微小的水平，而人民幣兌美元就以這一幅度持續波動著。但人民幣匯率的具體變動時間可以無章可循，以免給投機者享受免費午餐的機會。他認為，重要的是要維持人民幣的溫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與美中兩國的通貨膨脹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央行至少要密切關注美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據此制定其以匯率為基礎的貨幣政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應在嚴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羅納德·麥金農，2006)。[4]維持貨幣穩定是央行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并以此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在這個前提下，人民幣匯率調整將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決不會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第二，調整實際匯率。主要措施是通過外貿、外資、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的調整，引起實際匯率的變動，如調整外資優惠政策、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出口退稅等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達到調整實際匯率的效果，實現匯率均衡。具體而言，一是將我國外資政策的重點從提供稅收優惠政策轉向完善投資軟環境，為外資提供正常經營所需要的條件，以遏制投資主體的短期投機行為與假外資等套稅行為；同時減弱優惠政策的競爭，加快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實現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公平競爭。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并開征資源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稅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刺激國內消費，促使企業從低價競爭策略轉向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的差異化競爭戰略。即通過實際匯率升值的方式實現匯率的均衡(潘英麗，2006)。[5]

4.發展和完善外匯市場體系

發展和完善外匯市場、逐步放開外匯交易已成為大勢所趨。由于我國采用了更為靈活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波動幅度將逐漸增大，匯率風險問題會顯得更為突出，迫切需要開辦銀行間、銀行與其它交易主體間的遠期交易、調期交易、貨幣互換、外幣期貨、期權等金融風險管理業務，增加外匯交易工具，以滿足企業對沖外匯風險的要求。要將以銀行為主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擴展到銀行、企業和個人均大量參與的完善的外匯交易市場，并適當放松資本管制，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目前，各類企業按實需原則均可開立外匯結算賬戶，并且企業可保留的外匯額度相當大，這為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提供了一條途徑，但同時也增加了企業持有外匯頭寸的風險。因此，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外匯經紀商制度，讓更多的企業能夠通過外匯經紀商來規避匯率風險，并進一步使手中的外匯保值增值。同時，要繼續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改進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管理，進一步滿足企業和個人的外匯需求；要著力促進外匯市場發展，完善外匯市場風險計量和風險分擔機制，促進市場結構和交易方式復合化發展，增強金融機構自主定價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鼓勵金融機構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進行金融創新，為企業、居民提供更加豐富的避險產品，拓寬市場投資渠道。

匯率制度改革與匯率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匯率制度改革對發展匯率衍生品市場提出了現實的需求，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由于長期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風險管理意識嚴重不足，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對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對這些金融機構和企業進行風險防范意識的教育和宣傳外，還要向這些機構提供管理風險的手段和工具，使金融機構、企業能夠利用這些工具來管理風險，提高對匯率風險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匯率衍生產品市場的發展對于推動匯率制度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廣大金融機構和企業風險管理的工具和手段豐富了，風險管理的本領增強了，我們才可能考慮進一步深化匯率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革的步伐，這一點在進行匯率制度改革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穩步推進，包括匯率衍生品在內的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將醞釀重大突破。我國將在借鑒國際經驗和防范風險的基礎上，配合匯率制度改革的進程，循序漸進地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產品，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風險管理工具，并大力推動交易托管集散等基礎設施建設，為衍生產品市場的發展搭建一個良好的平臺。

(二)2007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預測

1.人民幣匯率將繼續維持雙向波動、小幅升值趨勢

可以預計，2007年人民幣匯率不會一次性大幅升值。盡管人民幣的升值速度有加快的趨勢，但這只是受到市場因素影響的短期狀況，人民幣不可能非理性升值，更不會一次性大幅升值。在我國金融體系還不是很健全、經濟結構還不夠合理的情況下，過早實現匯率比較大的靈活性，將可能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損害。因此，對于人民幣匯率要靈活到什么程度，應該有一個充分探討并統一認識的過程。我國企業長期以來處于利率、匯率都相對穩定的環境下發展，因此需要給企業一個適應利率、匯率變化的時間。

2007年，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明顯大于實體經濟內在升值需求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我國金融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國內經濟、金融的不確定因素較多，我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對浮動匯率尚需有個適應過程；而且在匯率調整對改善國際經濟不平衡影響有限的情況下，大幅度輕率調整人民幣匯率，風險過大，不利于國內經濟金融的穩定。因此，在人民幣匯率調整方面，仍會繼續保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將會在雙向波動中實現人民幣的小幅升值。

2.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將會在適宜時間放寬

人民幣匯率彈性還有較大空間，波幅有望放寬。在較小的浮動空間和較強的升值預期下，匯率走勢可能會形成單邊上升的局勢；而在一個較大的浮動空間內，匯率存在雙向走勢。即在較短時間里，可能是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大；但在更長時間里，則是人民幣匯率漲跌空間進一步擴大。這將給投機資金帶來一定壓力和風險，使其投機進出的風險成本增大，從而可望抑制其強烈預期下的投機操作。隨著人民幣匯率變動不確定性增加，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境外熱錢就有可能減少，從而使外匯儲備增長勢頭有所減緩。

2006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波動幅度明顯放寬，單日波幅多次逼近3%這一限制區間，因此放寬匯率波幅的時機已經成熟。選擇此時放寬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幅，有助于打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釋放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但通過行政性升值措施不僅會打破各種市場的均衡，不利于匯率、利率的市場化進程，也會破壞市場的均衡。央行8月18日宣布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8月21日開市后，無論是貨幣市場還是債券市場，基本上沒有受到加息帶來的沖擊。這就是說，市場發展日趨成熟為擴大人民幣升值波動幅度提供了基礎。合適的匯率浮動區間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基礎，因此，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應根據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和企業的實際情況，有步驟分階段地加以擴大，最終將人民幣匯率從現行僵化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關于時機的選擇，我們認為，在進一步推進金融體系改革和外匯市場改革的基礎上，在基本吸納和消化已經采取和準備采取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因素后，當產生了新的市場供求因素的刺激與推動，才會出現適當的時機。然而，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標的適度的浮動區間；但也不排除在匯率改革措施因各方面原因仍不能釋放和消化市場等因素帶來的升值壓力時，提前適度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貨幣政策制定者應根據市場發育狀態和經濟金融形勢，結合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可以預測，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存在，但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應該是發展趨勢。

基于以上分析，結合對匯率政策趨勢的預測，可以得出基本判斷：2007年人民幣匯率浮動空間將會進一步放寬，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小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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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本文所引用的匯率數據均來自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公布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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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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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迄今為止,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先后經過多次調整: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I973-1980),官方匯率與貿易結算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1-1984),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5-1993),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2005),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至今)。

一、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主要問題

在外匯銀行、企業、居民不能完全按照意愿持有外匯的前提下,我國外匯市場具有封閉性、壟斷性、交易品種稀少和匯率波動空間狹小的特征。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人民幣匯率制度存在一些缺陷:

(一)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不足

現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即銀行結售匯制及對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的外匯銀行實行額度管理,這使得市場參與者,特別是中資企業和商業銀行持有的外匯必須賣給外匯銀行,不能根據自己未來的需求和對未來匯率走勢的預期選擇適當的出售外匯的時機和數量;另一方面,就銀行售匯而言,要么存在一定的條件約束,要么存在嚴格管制,因此我國外匯市場是一個供求關系不對稱的市場,即是一定制度約束下的充分外匯供給和部分外匯需求相作用的外匯市場,中央銀行通過對外匯銀行的額度控制和龐大的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權,使得中央銀行對匯率的生成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權,由此形成的匯率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價格。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除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2005年“7·21”升值2%外,其余幾年基本都保持在1美元兌8.27-8.30元左右的水平,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處于一種超穩定的狀態。誠然,匯率的穩定對經濟發展固然有一定的好處,但我們所追求的穩定應反映市場環境因素變化的動態的穩定,而絕非是靜態的固定不變。在過分靜態穩定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不能及時隨內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做出調整,不僅喪失了匯率的經濟杠桿的調節功能,也淡化了交易主體的風險概念;同時為了維護匯率穩定致使中國人民銀行被動入市大量收購外匯形成巨額的國家外匯儲備,央行持有的以美元為主的儲備資產將面臨重大的匯率風險。

(二)外匯市場的服務功能不完善

一方面,我國外匯市場存在交易主體過于集中、交易工具單一的問題。目前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主體主要由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經批準的外資金融機構、少量資信較高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央行操作室構成。從交易額來看,中國銀行是外匯的最大賣方,中國人民銀行是外匯的最大買方,雙方交易額占總交易量的60%以上;從交易品種上來看,只有美元、日元和港元,且其成交量主要以美元為主。主體構成較為單一,交易品種及交易量相對集中,使得匯率帶有“官方與民間”交易的色彩;從遠期外匯市場來看,目前我國外匯市場以實際需求為原則的銀行和客戶間的遠期外匯市場還處于起步階段,交易量較少,不允許投機交易。但在國外發達的金融市場上,投機交易則是與套利、套匯活動并存的。

另一方面,外匯市場與其它金融市場的隔離。理論和實踐均證明,完善的短期貨幣市場和靈活的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是保證外匯交易活躍和匯率動態穩定的重要經濟杠桿。而我國因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及利率的非市場化導致外匯市場與短期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幾乎處于隔離狀態,人民幣匯率與人民幣利率、美元利率相關程度極低。

(三)對外部均衡產生不利影響

1、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和外匯儲備快速增長

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動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2003年,我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呈現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字顯示,2002年末我國外匯儲備為2800億美元,到2003年超過4000億美元,2004年為6099億美元,2005年為8189億美元,而截至2006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高達9411.15億美元。龐大的外匯儲備和長時期持續的貿易順差,一方面引起國際間的貿易爭端,美日等國以此為借口大肆鼓動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額的外匯占款,客觀上加大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2、弱勢美元政策延續,油價攀升高位

近年來,西方七大工業國一直呼吁我國就匯率政策采取行動,而美國和日本更是首當其沖,直接要求我國在近期內將人民幣大幅升值,人民幣匯率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當今最大的貨幣操縱國當屬美國,布什上任以來實際上一直實施弱勢美元政策。2002年至2005年間,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從4750億美元擴大至8050億美元。美國決策者想盡辦法壓低美元,期望實現低美元幣值下的均衡,促進其出口增長,以這種方式來盡可能減少赤字,同時卻阻止其他國家的貨幣走低。美國的弱勢美元政策最終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硬著陸。而近期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高,導致我國國際貿易條件惡化,加上以美元計價的其他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得我國進口成本大大增加,并使國內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增大。對于這種輸入型通貨膨脹,用利率手段調控意義不大,通過匯率調整則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幾點意見

(一)正確認識和應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2005年7月21日,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與以前相比,人民幣升值2%。經濟學家對此次匯率上升普遍持肯定態度。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經過測算后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2%,會使出口下降1.5%左右,進口增加0.3%或0.4%,GDP會下降0.5%左右,就業減少50萬,相應的財政收入也會有所減少。但總體來說,影響不會太大。在不否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就業、吸引外資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的同時,我們應看到其積極作用。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于維護我國宏觀經濟穩定,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改善貿易條件。在當前國際石油、礦產品等資源性產品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于企業降低進口成本,引進技術、設備,提高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同時還會使國內居民在出國旅游、求學、就醫等方面獲得利益,另外,對推進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也有一定的作用。人民幣匯率應以其經常性的適當變化和調整來更為準確地反映國際收支的發展變化,避免過度和持久的高估或低估,以便有效地對國際收支失衡產生調節作用。在這方面國際上有很多教訓可以吸取,墨西哥在1993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后,在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繼續維持墨西哥比索與美元僵硬的掛鉤機制,最后導致1994年年底的比索危機,使墨西哥的匯率制度瓦解。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泰國泰銖匯率嚴重高估,泰銖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由于投資者斷定泰國政府必定會被動放棄盯住匯率,因而外匯投機在短期內顯著增多,最終使得泰銖大幅貶值,泰國政府也被迫放棄盯住匯率安排。

要進一步改革現有強制性結售匯制度,放寬外匯市場的進入限制,讓更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參與,為企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要完善市場組織體系,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轉變;適當增加外匯交易工具,特別是期貨期權交易、掉期交易、回購交易等,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國外匯市場。企業則要抓住時機,積極推進結構調整步伐,轉換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盡快掌握各種外匯避險工具和手段,加強經濟核算,提高適應匯率浮動和應對匯率變動的能力。

(二)主動應對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和國際熱錢炒作的壓力

可以預料,面對今后更具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取向,要加快相應的配套改革,大力防范金融風險,為進一步的匯率改革夯實基礎。

由于人民幣小幅升值對中國的出口影響不大,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依然強勁,美歐會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升值預期揮之未去,炒作人民幣升值的資金預計會繼續流入內地和香港,這很容易造成內地的資產市場形成泡沫。如何處理人民幣是否升值及熱錢的炒作,是監管層在未來一段時間需要繼續面對的問題。由于人民幣匯價要達至兼顧各方面利益的平衡點,需要時間穩妥調節,不可能頻繁變動,急于求成。因此,在注意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同時,必須考慮“泄洪”渠道,減少市場上熱錢過多導致經濟過熱、通脹上升的情形,以免影響到國內經濟金融的穩定。

(三)人民幣匯率更趨靈活將加大央行對外匯市場管理的難度

人民幣匯改后,匯率的靈活性擴大,外匯市場的活躍性增強,交易會更加頻繁,不確定性會增加,因此央行對外匯市場管理的難度將增加。在更為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下,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需要遵循一定原則,盡量避免成為外匯市場價格的制定者,為了加強對外匯市場的風險管理,促進外匯市場的發育和成熟,當務之急是:

1、密切防范、積極監控外匯市場的過度波動和投機動向

盡快建立外匯市場監測、預警指標和體系,尤其加強對大額資金流向的監測,完善外匯市場操作工具,同時增加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透明度,穩定市場預期;特別注意對外匯市場流動性的監控,制訂應急預案,防止出現系統性的流動性危機。

2、適時擴大匯率波動區間,增加人民幣匯率靈活性

當前要用足浮動區間,這將向市場傳遞一個央行減少干預的信號,有利于市場正視匯率風險。待市場逐漸適應匯率波動后,再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和外匯市場供求狀況逐步擴大浮動區間。合適的浮動區間的設定,既使得短期匯率波動具有靈活性,可抵消外部沖擊的影響,又為難以準確測定的均衡匯率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緩沖空間,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基礎。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需要較為完善的外匯市場作為支撐,而在目前的外匯市場格局下,僅存在以實盤交易為基礎的遠期結售匯與掉期業務,企業和居民規避匯率風險的成本很高,貿然間引入過大幅度的匯率波動顯然無法承受。另外,在有限的市場交易主體下,外匯市場價格發現的功能也受到限制。并且,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放寬匯率區間,商業銀行會選擇在匯率區間的兩端定價,這樣中央銀行將不得不在匯率區間的中間進行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還是中央銀行在決定匯率,而非完全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因此,適時擴大浮動區間將是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關鍵一環。

3、改進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提高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

應將目前國內企業的強制結售匯制逐漸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對強制結匯制度的改革,可以考慮擴大允許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企業范圍;還可以考慮對現有允許保留外匯結算賬戶的企業擴大可以保留外匯的限額等。從強制結售匯制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后,可以考慮增加外匯市場交易主體,讓更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外匯買賣,以避免大機構集中性的交易壟斷市場價格水平。

4、注重對外匯市場主要參與者的風險監管

篇（8）

所謂匯率調控是指一國中央銀行為實現本外幣資源的優化配置，使之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通過綜合運用經濟、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對匯率水平進行調節的過程。我國自1994年進行匯率體制改革以來，中央銀行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控主要表現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調控目標下，匯率變動呈現出明顯的“調整不足”。按照一般匯率理論分析，匯率雖然是貨幣之間的比價，但歸根到底是由國家之間的綜合經濟實力所決定的。匯率對于實質經濟變動的反應不僅是迅速和靈敏的，而且往往存在“匯率超調”的現象，即匯率變動幅度通常會大于實質經濟的變動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還保持在80日元兌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兌美元匯率卻跌至110日元對1美元的水平，跌幅達40%，顯然大大超過了同期美日兩國的實際經濟變動幅度。反觀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化趨勢卻正好相反，在中央銀行的干預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表現出明顯的“調整不足”，無論兩國實質經濟發生什么變化，人民幣匯率都表現出一種超穩定的狀態。顯然，在我國央行穩定匯率的調控目標下，人民幣匯率變化作為反映經濟變化的“顯示器”與“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我國一再強調匯率體制改革后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但實際上自1996年開始，國際社會就將我國納入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之列。

在匯率調控過程中實行強制結售匯及結售匯周轉頭寸和最高持匯規模的雙重限制。雖然自1994年上海外匯交易中心成立以來，我國外匯市場已經成為一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但在這個市場上仍存在諸多的限制，強制結售匯制就是突出的表現。按照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內資企業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必須出售給政府，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也必須調回境內，出售給政府或保留，而進口用匯則需經過真實性審核批準。為使銀行間的外匯資金能夠流動，1996年4月建立了統一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在這一市場上，銀行每天買賣外匯的差額形成外匯周轉頭寸，外匯管理當局對其外匯頭寸實行上限管理，超過限額的外匯必須賣給中央銀行或其他沒有達到上限的銀行，央行對銀行出售的外匯也必須購買。總之，在實行強制結售匯條件下，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帳戶限額以上的外匯，外匯指定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帳戶周轉頭寸限額以上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中央銀行通過人民幣外匯占款方式全部吸納，這樣，中央銀行實際上成為外匯市場的最終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換句話說，在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承擔著干預匯市和扎平市場交易的雙重任務。

在強調匯率穩定的同時，中央銀行放任外匯儲備的不斷攀高，使人民幣潛在升值壓力始終難以消除。我國現有的強制結售匯體制決定了國際收支的順差會直接導致銀行間外匯市場的結售匯順差，即美元相對人民幣供給增多。如果中央銀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直接結果就是人民幣升值。而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須入市干預，收購美元，賣出人民幣，所以保持匯率穩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匯儲備的大幅上升。我們很容易從我國外匯儲備的變化趨勢來驗證這一點。如果說在外匯儲備還很稀缺的時代，增加外匯儲備也是中央銀行意愿的追求目標，那么當儲備已經遠超過國際公認的保持三個月進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繼續大幅增加外匯儲備規模則只是保持匯率穩定的副產品了。因此，盡管人民幣匯率保持了連續多年的基本穩定，但居高不下的外匯儲備也使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從而使中央銀行繼續穩定匯率的努力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國現行匯率調控體系不存在趨向長期均衡匯率的調節機制。長期均衡匯率是由經濟的基本面決定的，主要受長期經濟增長績效、相對勞動生產率水平、通貨膨脹率、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當然這些因素也會影響到短期匯率的變動趨勢。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對短期匯率波動幅度的嚴格限制，因此，一旦短期匯率偏離了長期均衡匯率，這種失衡就會持續存在。因為政府干預所造成的市場機制的扭曲，是無法依靠外匯市場的自我調節來糾正的。換言之，目前我國的外匯市場并不存在內在的糾偏機制，因此，即使短期匯率與長期匯率保持了一致，也僅僅會是一種短暫的巧合而已。

人民幣匯率調控存在的問題

以固定釘美元作為匯率政策調控目標缺乏合理依據。一國宏觀經濟目標通常包括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兩個方面。內部均衡一般是指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適度的經濟增長，外部均衡則通常是指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政策工具，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同時，匯率通常也是實現內外均衡的一種重要政策工具，因此將其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實際上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因為這不僅束縛了政府自身的手腳，使匯率自發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功能喪失殆盡，而且以穩定匯率為目標還會進一步削弱貨幣政策的效力，誘發乃至加劇內部經濟失衡。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實際是為穩定外貿環境、促進進出口進而帶動經濟增長服務，這使得人民幣匯率調控政策實際上主要是為實現內部經濟均衡服務，而在其最能發揮作用和影響的外部均衡領域卻沒有“用武之地”，從而出現所謂“政策職能”錯配現象。此外，人民幣釘住美元其實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匯率穩定，因為美元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是經常發生波動的，這就必然使釘住美元的人民幣的匯率也與美元匯率同步變化，這樣，人民幣匯率的真正穩定實際上是建立在美元穩定的前提之下的，而恰恰美元自身的穩定是我們所無法預料和操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央銀行試圖通過釘住美元來實現人民幣匯率的真正穩定也是缺乏合理依據的。

由于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過分干預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人民幣匯率信號失真。從上面關于人民幣匯率調控特征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現行的匯率體制還不是一種真正的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道理很簡單，如果是浮動匯率制，那么匯率就應該根據外匯市場上的供求關系變化而相應調整，外匯供不應求時，本幣匯率下降（本幣貶值），外匯供大于求時，本幣匯率就應上升（本幣升值）。但是，從我國匯率并軌以來的匯率實際走勢來看，人民幣匯率一直呈現一種穩中略升的超穩定狀態，顯然，這種超穩定狀態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市場機制基礎上的穩定，與市場規律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并不難發現，在我國外匯市場持續供大于求，人民幣匯率面臨巨大升值壓力情況下，中央銀行為穩定匯率，除采取大量購買超額外匯的經濟手段外，還采取了縮小匯率浮動范圍的行政手段，而且長期維持不變。所以，正是在央行強有力的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雙重干預下，才形成目前我國人民幣匯率“持續穩定”的局面。顯然，央行這種對市場機制過分干預無疑嚴重損害了其正常功能，從而使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扭曲，由此而形成的匯率水平就不是真正的市場匯率，因此也就不能起到在外匯資源配置中應有的杠桿作用，使外匯資源分配失當，進而引致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的失衡。

在穩定匯率過程中積累的高額外匯儲備也帶來潛在的巨大成本和風險。首先，持有高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較高的機會成本。假設我們把4398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全部用于實物投資，投資收益率為10%，那么每年的投資收益就是439.8億美元，然而，若將其全部購買美國國庫券，收益率則不會超過3%，總收益約為132億美元，顯然，只要實物投資收益率超過美國國債利率越多，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就越大。不僅如此，由于我國的外匯儲備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于FDI，所以，在當前環境下，外匯儲備繼續增加，其潛在及現實損失也會越大。其次，近年來外匯儲備的高增長使外匯占款成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盡管央行的沖銷操作能夠從總量上控制貨幣供應量，但是結構上卻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其直接結果是外匯占款擠占了國內信貸從而造成社會資金的結構性偏緊。因為那些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可以通過結匯得到相應的人民幣，而沒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則由于央行回收對金融機構的貸款而制約了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擴張能力，從而很難獲得資金。這實際上加劇了資金流向在外向型企業和非外向型企業之間、在國有企業和三資企業之間以及沿海開放地區與內地之間的不平衡。

完善人民幣匯率調控機制的對策建議

篇（9）

1994年匯率并軌后，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初步確立了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基本框架。亞洲金融危機中，人民幣面臨著貶值的巨大壓力，中國承擔了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責任。時至2003年，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又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

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一直采取的政策，也為許多國家所支持和贊同。目前人民幣匯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實際，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既符合中國利益，也有利于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的穩定。

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在當前情況下，人民幣如果升值，相當于人民幣購買力增強，進口會增加，國內的物價水平則會下降，剛走出緊縮陰影的中國經濟又將重新面對緊縮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如果增加的進口主要是為了改進設備和生產力，并有利于出口增加的話，那么對國內物價的負面影響可能會降至最低程度。但從國內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市場龐大，而且消費者仍偏好進口商品，因此，消費品的進口可能會超過生產資料的進口，所以短期內消費品市場對物價的影響會大一些，從而可能會產生緊縮風險。同時，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出口減少，進口商品的增加，將直接沖擊本國的工業，使就業問題更加嚴重。人民幣升值還會使外國投資者的利潤減少，利潤率下降，減少國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

人民幣幣值保持穩定有利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穩步進行。我國最終要放開資本賬戶，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但在最終達到這些目標之前，需要采取大量的改革措施，比如現在正在努力解決的銀行問題，還有資本市場的改革問題等。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實行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就非常危險，因此，需要維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

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

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有利于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當前，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有利于發達國家從中國進口更多的初級產品和輕工業制品，有助于這些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升其經濟發展水平。中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相對便宜的出口商品價格，可以提高進口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在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會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有助于其他國家的出口。

當前，西方一些國家將經濟困難歸結到人民幣匯率過低，并認為中國公司正在不停地搶奪全球份額，這種所謂的“中國出口”是極其錯誤的。中國出口更多地源于西方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而不是純粹依靠中國國內公司的發展，中國出口的增長，主要是由于跨國公司尋求成本降低的副產品。美國等一些國家貿易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其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這些國家經濟中出現的問題。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方向是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并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

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是勢在必行的

目前，中國實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實行經常項目自由兌換的同時也實施了嚴格的資本管制，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能靈活反映市場供求，匯率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受到限制，國家承擔全部匯率風險，經濟主體外匯風險意識淡薄等。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增加彈性和靈活性。從長期看，應增加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逐步過渡到人民幣的獨立浮動。

放開匯率管制，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是勢在必行的。眾所周知，資本管制并不是最好的選擇。在宏觀經濟、金融以及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國內經濟已取得了很大發展，具備了很強的抗干擾能力的情況下，逐步取消資本管制，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會帶來福利的增加：第一，實行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助于吸引國外資本。第二，資本的自由流動會增強金融部門、企業的活力，增加人民福利。

要協調好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關系

目前，我國還遠不具備放開資本項目的條件：國際貿易剛剛開始自由化，利率還沒有市場化，微觀基礎尤其是商業銀行還沒有完全實現商業化運作。在這種情況下放開匯率管制，勢必增加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儲備需求，這將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資本項目輸出，而資本項目輸出有賴于經常項目赤字，但中國的經常項目又是盈余的。這樣，外匯市場人民幣的強勢就會得以保持。如果幣值一旦因此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勢頭，將會最終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出現經濟蕭條和大面積失業。在這種情況下，放開資本項目尤其是短期資本項目必然帶來對人民幣匯率的投機性攻擊，造成國內經濟的動蕩。與資本項目放開的收益相比，放開的成本相對較高，因此，這種放開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民幣自由兌換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綜合體系，需要宏觀經濟、微觀機制、金融體系、金融監管、國際環境等多方面條件的改善。如果在這些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進行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很可能導致國際上一些短期資金快速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如果整體宏觀形勢出現波動，國際資金也很容易抽逃。在金融監管、金融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我國將很難對其進行準確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資本項目的放開應貫徹積極穩妥、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則，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客觀需要，可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將那些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有積極作用、與之相伴的消極影響可控的資本項目挑選出來，先行試點，逐步擴大。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放開之前人民幣匯率應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在資本項目完全放開之后再采用獨立浮動的匯率制度，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議

放松對條件已成熟的資本項目的限制。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國內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有條件地批準部分外資跨國公司將暫時閑置的資金調往境外運作，支持中資跨國公司補充其海外公司資本金或運營資金；允許合法移居國外的公民和非居民個人按規定匯出其在境內合法擁有的資產；有選擇地引進國際金融機構在國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探索引入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允許符合條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對外進行證券投資等。

完善結售匯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要素不足，關鍵在于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應將目前國內企業的強制結售匯制逐漸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擴大允許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范圍，企業通過對持有還是賣出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選擇間接參與人民幣匯率形成：還可以對現有允許保留外匯結算賬戶的企業擴大可以保留外匯的限額；另外，結匯寬限時間可以延長，允許企業經常項目收匯后在一定期限內可以不結匯，這樣企業可以選擇適當的價格結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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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于人民幣匯率波動因素的相關分析

當然人民幣作為一種貨幣，其估價以及匯率變動都是受到一定因素的影響的，下面我們將從幾個方面來探討人民幣的波動因素。

（一）中國政府的因素

目前，人民幣并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了的貨幣，也就是說其幣值估算并不是按照市場的程序來形成的，政府依然對人民幣的幣值以及相關的波動進行一定程度的把控，防止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巨幅變動對國民經濟形成難以預料后果的影響，在這一方面是有日本的前車之鑒的。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經濟同樣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日本的商品也同樣是風靡世界市場，這引起了美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于是在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之下，日本政府被迫與美國政府簽訂了一個協議，稱之為廣場協議，根據協議，日元大幅度的升值，之后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導致日本出口萎縮，進而導致了日本經濟停滯了十多年。因此匯率問題對于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我們必須避免出現與80年代日本相似的情況，因此，在現階段，人民幣還不是特別的穩健和成熟，因此必須要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把控，防止情況失控帶來的影響，人民銀行的行長就說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必須基于貨幣的一攬子考量，有管理地進行浮動，大體保持平穩，有序。這個政策是非常正確的，不能因為外國的壓力，就貿然地放開對人民幣的把控。

（二）貨幣供求狀況影響人民幣匯率

當然貨幣的供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的波動，一般的分析方式是，當本國的利率進行調整之后，人民幣的匯率也會隨之發生一定程度的波動。單獨來看，那么具體的情況就是，當一國央行提高本國的匯率水平，就會引起別國資金進入，以利用國內外的匯率差為自己謀取利益，那么這個時候對于這種貨幣的需求就會上升，如果此時假定基礎貨幣的投放量不變，那么貨幣的供求狀況就會發生一定程度的傾斜，導致供小于求的局面，引起本幣升值。當然，如果一國央行下調本國的利率，則會導致相反的情況，這種波動因素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設的情況之上，但也會對匯率走勢形成影響。

（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壓力

因為此屆美國政府即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后政策左轉，而且奧巴馬政府的背后有著很深的美國工會背景，因此，美國政府有著很強的動機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以迫使人民幣升值來緩解本國的產業協會以及產業工人對自己的批評，當然來自于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人民幣起初從8至9區間上升到6到7區間這其中就又這些國家壓力的影子，當然在目前來說，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全球性沖擊還在不斷的擴展之中，雖然這些國家在國內面臨這個問題的壓力可能會更大，但是他也必須考慮到通盤的局勢，目前，中國經濟已經企穩回升，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經濟復蘇這個核心的問題上需要中國政府的協助，并不想再此時，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開罪中國，因此，今后一段時間，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壓力問題是一個雙方博弈的過程。

三、人民幣匯率波動可能對中國經濟形成的影響

（一）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的對外貿易，因為如果人民幣發生升值將會導致中國出口產品價格的相對提高，這將會影響到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同時呢，將會引起中國進口商品價格的相對下降，這可能會導致中國的國際收支情況發生惡化，而在目前的情況下，外貿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家馬車之一，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當前由于國際性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原本旺盛的外部需求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萎縮，如果在這個時候人民幣又升值，對于我國經濟將會是雪上加霜。

（二）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

一方面，外資是瞄準了中國國內的廣闊市場；而另一方面，很多外資企業在中國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很大的政策傾斜度，來加工產品，出口國外市場。如果發生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將會對這些企業的利潤形成很大的影響，進而使中國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下降，影響到經濟增長以及就業等方面。

（三）對本國企業形成的影響

同樣，人民幣的升值對本國企業特別是一些出口加工型企業形成影響，因為這些企業由于激烈的競爭，本身的利潤水平已經很低，如果人民幣還升值，將會進一步擠壓其利潤，使其發生經營困難，甚至導致企業倒閉。

（四）對中國政府財政赤字的增加形成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