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2-06-18 11:41:27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0引言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經濟學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學說，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簡單化的觀點則認為，以稀缺資源配置為內容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真正的現代經濟學。那么，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到底是什么關系?
由于價值論在經濟學中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我們的討論先從價值論的變遷談起。
1經濟學中價值論的變遷
經濟學中種種不同的價值理論的分歧和對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歸結為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對立。
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的創造，而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首創。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人類財富是人們用勞動適應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們的這種觀點，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最早做了系統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認標志政治經濟學正式誕生的名著《國富論》。他在這部書中指出:“每個國家的國民每年的勞動是供給這個國家每年消費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勞動是為購買一切東西付出的初始價格，是原始的購買貨幣。最初用來購買世界全部財富的不是金或銀，而是勞動——但古典經濟學家并未嚴格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價格)，亞當·斯密第一個明確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明確指出，交換價值的大小不取決于使用價值，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勞動是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他所說的勞動有時是指購買的勞動，也即交換得到的勞動，有時是指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他認為兩者是等價的，是無區別的。更為矛盾的是斯密在進一步討論價值構成時又背離了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人決定，并把工資、利潤、地租稱為商品價值的三個源泉。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李嘉圖克服了斯密關于價值源泉的二元論局限，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雛形。李嘉圖堅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大小，甚至提出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不是實際耗費的個別勞動，而是社會必要勞動。但由于他未能區分勞動與勞動力以及價值與生產價格，所以無法解決等價交換形式下利潤的產生與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兩個矛盾，從而導致李嘉圖學派的最終破產。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李嘉圖的學說，一方面明確指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另一方面正確區分了勞動與勞動力，并使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從而克服了那兩個矛盾。
效用價值論是爾后西方經濟學對抗勞動價值論的主流。以1871年“邊際革命”為界，此前的效用論主要是客觀效用論，此后則演變為主觀效用論。無論是哪種效用價值論，都是主要從需求方面研究人與物之間關系的經濟理論，只能說明人們對財富的主觀評價，無法說明財富的來源和增長。客觀效用價值論強調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價值)，主觀效用價值論強調商品價值的本質是人的欲望及滿足程度，并且將這種欲望滿足程度歸結為個人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價值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便是由馬歇爾完成的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融合。在馬歇爾的學說中，價值、交換價值、價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價值論就是價格論。他所說的價值或價格指的是一種均衡的狀態，其價值指的是均衡價格。這種理論不區分勞動產品和非勞動產品，把價值等同于供求決定的價格，只承認有價格存在，不承認有不同于價格的價值存在。它認為，就市場經濟中商品財富的生產來說，成本是供給后面的原動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動力，二者通過供求的波動，共同決定了財富的價格即交換價值。生產成本和邊際效用是供求規律的兩個構成部分，它們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雙刃相比擬。研究商品財富的價格是受效用支配，還是受生產成本支配的議論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紙或下刃裁紙的議論。
自馬歇爾實現了價值論與價格論的合流，以及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合流以后，原先意義上的獨立于價格論的價值論便不復存在了，從此價格論的討論代替了價值論，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也就成為此后西方經濟學價值—價格論的基礎和出發點。20世紀30年代后，壟斷競爭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價值—價格理論的提出，進一步強化了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雙重合流的趨勢，形成了當代西方經濟學中占主流地位的價值—價格論傳統。
總之，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關于價值論的認識是這樣展開的:先是以勞動價值論為主流，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支持西方經濟學長達一世紀之久;而后是效用價值論成為主流，以1871年“邊際革命”為邊界，此前以客觀效用價值論為主流，此后則以主觀效用價值論為主流;再后是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為主流，即在綜合主觀、客觀效用論的基礎上，實現了價格論對價值論的替代;再后便是當代學者在馬歇爾價值—價格論基礎上的進一步補充和發展。
2價值論變遷的原因
(1)之所以在資本主義第一次產業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勞動價值論能夠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主流價值論，最為根本的歷史原因在于兩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產業革命前后，資本主義制度應不應當替代封建制度，還是有待證明的命題。因此，經濟學家必須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須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公正。要說明其公正，就要說明它是平等的。為什么平等呢?因為它貫徹的是等價交換的原則，而等價交換的基礎就是價值。所以，價值論的討論便與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正義性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那一時代的經濟學的熱點命題。
第二，資本主義第一次產業革命時代，是自由競爭的時代，資產階級面臨的最主要的敵對力量是封建地主階級，因而要聯合無產階級共同對抗封建地主階級，在價值論中就不能不對無產階級活動的合理性給以部分的承認，這種承認的集中表現就是承認勞動創造價值。但是他們對無產者勞動的正義性的承認仍是有保留的。這從斯密既提出勞動價值論又同時提出了三種收入決定價值論中可以看出。這一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所以提出勞動價值論，根本目的在于證明資本雇傭勞動制度的正義性、合理性。
(2)為什么西方經濟學中占主流的價值論，會由勞動價值論轉向效用價值論，并進一步以價格論替代價值論呢?
第一，斯密的價值論的雙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又同時提出了三種收人決定價值論，二者的統一在于斯密認為無論是勞動，還是利潤、工資、地租三種收人，都是成本，正是這種成本決定并構成商品的價值。不同的是，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構成商品價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會的主要成本是勞動，而資本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勞動價值論就要讓位于收入決定價值論。顯然，斯密的成本(收人)價值論的提出，主要是為了論證資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為資本的存在，為資本存在的合理性、正義性進行論證。
第二，李嘉圖學派的破產。李嘉圖堅持一元的勞動價值論，指出地租不過是對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剝削，這固然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經濟學理論根據，但他的一元勞動價值論也同時意味著否定資本本身的合理性。因為如果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資本所獲利潤也是對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剝削。再加之他解釋不了經濟現實中價格與價值背離的實際現象，從而導致李嘉圖學派的破產。這直接導致了主流價值論從勞動價值論向客觀效用價值論的轉變。
第三，邊際革命使得客觀效用價值論的主流價值論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紀后期經濟危機的反復出現，使得人們不僅懷疑客觀效用價值論所主張的生產自然創造需求，因而供求會自然均衡的主張，而且進一步懷疑資本主義制度是否是和諧的、合宜的制度。這就要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理論上論證。因此，他們對需求問題，對需求與供給的均衡問題便不能不給予特別的關注。相應地，在價值理論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滿足程度提到極為重要的位置，甚至歸結為價值的本質。目的是要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有價值的，是正義的、合宜的，因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人的欲望，并使整個社會經濟生活達到和諧均衡的狀態。可見，客觀效用價值論的主流價值論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動因也還是出于論證資本主義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馬歇爾的新古典綜合價值論代替邊際效用價值論。如前所述，馬歇爾的價值論是對客觀效用價值論和主觀效用價值論的綜合。這種綜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觀效用價值論和主觀效用價值論本質上都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正義性申辯的，其學說的階級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綜合。當然，之所以能夠被綜合，還包括它們在理論的某些共同點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處。馬歇爾的價值論實際上是均衡價格論，從此當代西方經濟學者關注的熱點從價值論向價格論轉變。深刻的歷史原因在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牢固地取得了統治地位，更為重要的是要論證如何運用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才能使經濟資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價值命題，不再是討論資本主義有沒有價值，不需要通過論證資本與價值源泉的關系去證明資本的正義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樣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從而證明其制度的有效和優越，而這種有效和諧的運行狀態，恰恰是被概括為均衡的狀態。所以，均衡價格的討論替代了價值論的討論。這種替代，實際上是從回答為什么要選擇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為回答怎樣運用資本主義制度。
可見，西方經濟思想上，從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到效用價值論，從客觀效用價值論到主觀效用價值論，從效用價值論到綜合的價值—價格論，其主流地位演變的根本邏輯線索，是遵從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義性、有效性、和諧性論證的需要。這是西方經濟學為什么研究價值論的根本使命所在。據此，我們可以說，一切經濟學，一切經濟學家研究價值論，根本目的都在于為其所代表的階級以及所要求的生產方式的歷史必然性和正義性申辯。西方經濟學的價值論的使命如此，馬克思的價值論使命同樣如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價值觀上究竟要說明什么
在馬克思那里，勞動是商品之間的共性，是交換價值的實體。他從抽象勞動中發現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聯系，把個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作為把握商品經濟基本規律的基本范式。
價值本身呈現著一種經濟關系，價值是抽象勞動的凝結，并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物質運動，而是社會經濟關系的運動。所以，我們哪怕把商品搗個粉碎，也找不到價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為對象不僅是人和物的關系，更是人與人的關系的體現。
《資本論》正文的第一句話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價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運行規律的根本。“商品的對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對它怎么辦。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們記住，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用說，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最后，馬克思進一步寫道:“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一般的社會生產關系是這樣的:生產者把它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
馬克思的這類論述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是到處可見的。這些論述力圖說明，價值本質上決不是生產活動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會關系，是圍繞勞動這種活動而形成的社會關系。
可見，馬克思把價值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歷史關系，通過這種歸結，馬克思在價值觀上告訴我們:一方面，價值是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勞而獲，無論是通過資本私有還是通過土地私有來占有價值都是對勞動的盤剝。另一方面，馬克思在價值觀上告訴我們，人類勞動的社會性質采取自發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異化的形式實現，本來是人類勞動生產的，但卻表現為人不能支配卻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們勞動要通過間接交換來證明其價值，這本身就是人的經濟活動的某種異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這種歷史的扭曲，是因為存在私有制，在社會分工條件下的私有制割斷了人們生產的直接社會聯系，人們生產的社會性表現為迂回間接的外在過程，要克服這種異化，最根本的在于消滅私有制，一切與私有制直接相聯系的商品價值、貨幣、交換關系都是一種歷史的扭曲，因而從發展趨勢上，從人類理想社會的價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終是要取消的。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價值觀上所昭示的是對商品關系和市場交換的根本否定。超級秘書網
3小結和啟示
(1)從經濟學中價值論的變遷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對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根本目的的總結，
使我們看到，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價值論的歷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對立的。而經濟學中不同陣營的對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體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異，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價值觀的不同，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其價值理論上形成了尖銳對立。
篇（2）
在當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立論的根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是，重新建立一個能夠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并與原政治經濟學在價值觀上一脈相承的新經濟學。在新時代，新經濟學就應該是研究快樂的快樂經濟學。
一、勞動使用價值論的提出及其內容
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時，他是最先從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兩重性，即價值和使用價值。
在分析勞動使用價值論基本內容前，我們必須概括一下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有關論述。
1.有人認為，馬克思不重視使用價值，對此，馬克思是堅決反對的。他說:“這位瓦格納還把我列在那些主張‘使用價值’應該完全從‘科學’中‘拋開’的人中間。”“這一切都是‘胡說’”。馬克思把使用價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說:“這不過是已經在單個商品上表現出來的同一規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的交換價值的前提，從而也是它的價值的前提。”
2.從商品兩重性也可看出，馬克思是非常重視使用價值的，他把使用價值列為商品的兩重性之一。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兩重性是由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的，商品兩重性是由勞動力的兩重性決定的，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
3.在馬克思看來，一般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是表現為商品具有的某種效用，這是實現交換價值的前提，“物品要成為商品，從而成為交換價值的承擔者，一定要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種有用屬性。”
4.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但同時也認為使用價值具有社會性。“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不是對他本人即賣者的使用價值，而是對第三者即買者的使用價值。”
5.馬克思看到一種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環境、不同階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價值。“至于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商品的使用價值，情況則不同。按照勞動過程的性質，生產資料首先分為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或者更進一步地加以規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輔助材料等等。”
6.馬克思認為，一定的使用價值只是資本增值的手段，“……資本對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價值形式作為自己一視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拋棄。”
7.馬克思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使用價值，一方面他把使用價值看成是現實的具體物的屬性，即“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價值看成是抽象的、類的存在，即作為政治經濟學中的范疇，“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只有當使用價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時候，它才屬于后者的研究范圍。”
8.馬克思看到了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價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這一點，馬克思才把使用價值引入政治經濟學的范圍之內。“……剩余價值本身是從勞動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價值中產生的……所以在我看來，使用價值起著一種與以往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馬克思認為，“貨幣的使用價值就是:貨幣創造交換價值，創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換價值。”在這里貨幣的使用價值實際上作為資本來讓渡，它的使用價值就是獲得利潤。
10.馬克思認為，“對于提供這些服務的生產者來說，服務就是商品。服務有一定的使用價值(想象的或現實的)和一定的交換價值。但是對買者來說，這些服務只是使用價值，只是他借以消費自己收入的對象。”他還認為，“服務只是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的表現，因為服務不是作為物而有用，而是作為活動而有用。”
11.馬克思看到了使用價值在總供給與總需求平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應該強調的是，馬克思認為，從總體而言使用價值對社會資源的分配起決定作用。“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么，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我們在論述資本在不同的生產領域分配時，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這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以上我們簡略地概述了一下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的論述，盡管上述的介紹存在著許多不周全之處，但本人認為，這基本上反映了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主要觀點。下面本人就根據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的主要觀點，對勞動使用價值理論的基本內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總結:(1)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商品的兩重性。(2)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勞動的直接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3)使用價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屬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會性。(4)從整體而言，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使資源的配置趨于合理化。
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一樣，的使用價值論也必然是勞動使用價值論，這是價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無產階級革命先驅所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后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7]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濟學，當然也要以勞動和勞動者為本位。
二、確立勞動使用價值論的現實意義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并不是忽視或不看重使用價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構筑其理論體系時，必然選擇最能證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內容，作為其論述的主線。盡管如此，由于使用價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馬克思還是大量地論及了使用價值。從他的大量論述中，我們可以概括出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現在看來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1.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商品的兩重性。這說明，從商品兩重性構成角度看使用價值與價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兩重性的論述必然是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內容，同樣也應是勞動使用價值論的重要內容。我們明確這一點，其最根本的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對價值的研究，得出的勞動價值論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基石;那么我們通過對使用價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基石——勞動使用價值論。
2.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勞動的直接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這說明，從價值實現角度看，使用價值已經成為交換價值和價值的核心，離開了使用價值，也就無所謂交換價值和價值，因此，勞動的直接目的當然是創造使用價值。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示是，作為企業必須首先注意新產品的開發，不斷創造具有新的使用價值的商品，只有這樣才能最終獲得交換價值。使用價值的創造當然也包括產品質量的不斷提高，而且這是使用價值創造的重要內容之一。3.使用價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屬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會性。我們的國家和企業必須明確，為誰創造使用價值，為誰創造價值?可以說，這一條標明了勞動使用價值論在價值觀上的根本取向，從而也證明了勞動使用價值論，能夠成為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石和邏輯起點。
4.從整體而言，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使資源配置趨于合理化。可以說，這一條是政府和企業重視使用價值的必然結果。政府重視使用價值，就必須重視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過剩的產品，政府都應該在宏觀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應該以此為據。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即創造使用價值過程中，就應該對市場進行調查和預測，然后才能決定創造哪些使用價值以及創造商品的數量。
三、勞動使用價值論與快樂經濟學
一般認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價值理論包括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狹義價值理論即指勞動價值論。根據前文的研究，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應該包括: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和勞動使用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最終要解決財富的公平、公正分配問題;勞動使用價值論最終要解決生產過程的合目的性問題。馬克思價值理論的核心和靈魂就是“以人為本”，即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
新經濟學——快樂經濟學，應該研究三大方面問題:一是生產領域的公正問題;二是分配領域的公正問題;三是消費領域的合理化問題。生產領域的公正問題要解決生產什么和為誰生產的問題。如生產糧食還是生產，建樓堂館所、豪華別墅還是修希望小學等等。分配領域的公正問題要解決利益分配的廣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數人集中。如子女上學、醫療保障、社會保險等問題。消費領域的合理化問題要解決如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科學、文明消費。如封建迷信、鋪張浪費、跟風消費等等。
快樂經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就應該從生產領域開始。我們還是借鑒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從分析“商品”入手。馬克思已經發現了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重性。通過對價值分析得出勞動價值論，并以此建立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當代，我們就要通過對使用價值的分析，確立馬克思的勞動使用價值論。并以勞動使用價值論為邏輯起點，建立新經濟學——快樂經濟學。
現實在變化，社會在發展，隨著現實的變革，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的也應該大發展。我們要善于在理論體系內部尋求新的生長點，使理論更好地為現實服務。。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篇（3）
在當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立論的根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是，重新建立一個能夠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并與原政治經濟學在價值觀上一脈相承的新經濟學。在新時代，新經濟學就應該是研究快樂的快樂經濟學。
一、勞動使用價值論的提出及其內容
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時，他是最先從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兩重性，即價值和使用價值。
在分析勞動使用價值論基本內容前，我們必須概括一下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有關論述。
1.有人認為，馬克思不重視使用價值，對此，馬克思是堅決反對的。他說:“這位瓦格納還把我列在那些主張‘使用價值’應該完全從‘科學’中‘拋開’的人中間。”“這一切都是‘胡說’”。馬克思把使用價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說:“這不過是已經在單個商品上表現出來的同一規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的交換價值的前提，從而也是它的價值的前提。”
2.從商品兩重性也可看出，馬克思是非常重視使用價值的，他把使用價值列為商品的兩重性之一。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兩重性是由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的，商品兩重性是由勞動力的兩重性決定的，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
3.在馬克思看來，一般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是表現為商品具有的某種效用，這是實現交換價值的前提，“物品要成為商品，從而成為交換價值的承擔者，一定要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種有用屬性。”
4.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但同時也認為使用價值具有社會性。“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不是對他本人即賣者的使用價值，而是對第三者即買者的使用價值。”
5.馬克思看到一種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環境、不同階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價值。“至于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商品的使用價值，情況則不同。按照勞動過程的性質，生產資料首先分為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或者更進一步地加以規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輔助材料等等。”
6.馬克思認為，一定的使用價值只是資本增值的手段，“……資本對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價值形式作為自己一視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拋棄。”
7.馬克思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使用價值，一方面他把使用價值看成是現實的具體物的屬性，即“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價值看成是抽象的、類的存在，即作為政治經濟學中的范疇，“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只有當使用價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時候，它才屬于后者的研究范圍。”
8.馬克思看到了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價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這一點，馬克思才把使用價值引入政治經濟學的范圍之內。“……剩余價值本身是從勞動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價值中產生的……所以在我看來，使用價值起著一種與以往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馬克思認為，“貨幣的使用價值就是:貨幣創造交換價值，創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換價值。”在這里貨幣的使用價值實際上作為資本來讓渡，它的使用價值就是獲得利潤。
10.馬克思認為，“對于提供這些服務的生產者來說，服務就是商品。服務有一定的使用價值(想象的或現實的)和一定的交換價值。但是對買者來說，這些服務只是使用價值，只是他借以消費自己收入的對象。”他還認為，“服務只是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的表現，因為服務不是作為物而有用，而是作為活動而有用。”
11.馬克思看到了使用價值在總供給與總需求平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應該強調的是，馬克思認為，從總體而言使用價值對社會資源的分配起決定作用。“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么，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我們在論述資本在不同的生產領域分配時，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這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以上我們簡略地概述了一下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的論述，盡管上述的介紹存在著許多不周全之處，但本人認為，這基本上反映了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主要觀點。下面本人就根據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的主要觀點，對勞動使用價值理論的基本內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總結:(1)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商品的兩重性。(2)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勞動的直接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3)使用價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屬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會性。(4)從整體而言，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使資源的配置趨于合理化。
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一樣，的使用價值論也必然是勞動使用價值論，這是價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無產階級革命先驅所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后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7]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濟學，當然也要以勞動和勞動者為本位。
二、確立勞動使用價值論的現實意義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并不是忽視或不看重使用價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構筑其理論體系時，必然選擇最能證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內容，作為其論述的主線。盡管如此，由于使用價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馬克思還是大量地論及了使用價值。從他的大量論述中，我們可以概括出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現在看來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1.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商品的兩重性。這說明，從商品兩重性構成角度看使用價值與價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兩重性的論述必然是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內容，同樣也應是勞動使用價值論的重要內容。我們明確這一點，其最根本的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對價值的研究，得出的勞動價值論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基石;那么我們通過對使用價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基石——勞動使用價值論。
2.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勞動的直接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這說明，從價值實現角度看，使用價值已經成為交換價值和價值的核心，離開了使用價值，也就無所謂交換價值和價值，因此，勞動的直接目的當然是創造使用價值。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示是，作為企業必須首先注意新產品的開發，不斷創造具有新的使用價值的商品，只有這樣才能最終獲得交換價值。使用價值的創造當然也包括產品質量的不斷提高，而且這是使用價值創造的重要內容之一。3.使用價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屬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會性。我們的國家和企業必須明確，為誰創造使用價值，為誰創造價值?可以說，這一條標明了勞動使用價值論在價值觀上的根本取向，從而也證明了勞動使用價值論，能夠成為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石和邏輯起點。
4.從整體而言，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使資源配置趨于合理化。可以說，這一條是政府和企業重視使用價值的必然結果。政府重視使用價值，就必須重視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過剩的產品，政府都應該在宏觀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應該以此為據。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即創造使用價值過程中，就應該對市場進行調查和預測，然后才能決定創造哪些使用價值以及創造商品的數量。
三、勞動使用價值論與快樂經濟學
一般認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價值理論包括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狹義價值理論即指勞動價值論。根據前文的研究，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應該包括: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和勞動使用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最終要解決財富的公平、公正分配問題;勞動使用價值論最終要解決生產過程的合目的性問題。馬克思價值理論的核心和靈魂就是“以人為本”，即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
新經濟學——快樂經濟學，應該研究三大方面問題:一是生產領域的公正問題;二是分配領域的公正問題;三是消費領域的合理化問題。生產領域的公正問題要解決生產什么和為誰生產的問題。如生產糧食還是生產，建樓堂館所、豪華別墅還是修希望小學等等。分配領域的公正問題要解決利益分配的廣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數人集中。如子女上學、醫療保障、社會保險等問題。消費領域的合理化問題要解決如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科學、文明消費。如封建迷信、鋪張浪費、跟風消費等等。
快樂經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就應該從生產領域開始。我們還是借鑒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從分析“商品”入手。馬克思已經發現了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重性。通過對價值分析得出勞動價值論，并以此建立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當代，我們就要通過對使用價值的分析，確立馬克思的勞動使用價值論。并以勞動使用價值論為邏輯起點，建立新經濟學——快樂經濟學。
現實在變化，社會在發展，隨著現實的變革，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的也應該大發展。我們要善于在理論體系內部尋求新的生長點，使理論更好地為現實服務。。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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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篇（4）
以法律價值扭合與法商復合理念為考量長久以來，之于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爭議不斷，在政府工作報告給予官方認可之后，學界爭議暫時擱息。但之于經濟法理念價值的思辨，法學學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據漆多俊教授的觀點，經濟法的價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其指出，“以上各項價值及他們間的層次關系，無論對于法或對于其他社會規范，是一致的，這是它們共同的價值體系(價值鏈)”；“經濟法是法體系中的一個部門法，同一般法的價值一樣，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義等價值，它的價值鏈的中心環節也是效率與公平”。筆者認為，這并非是法價值的簡單堆砌，而是相互關聯、有機聯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價值凈效應的合攏。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的價值體系，不妨視為某種程度的締結與扭合；從另一方面觀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的價值體系完成經濟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證成，使其與政策規范相區分。筆者贊同漆多俊教授的觀點，還落于其與法商復合理念的契合。筆者將法商復合理念分解，“法”對應制度與規范，“商”對應經濟與管理。則探求制度、規范、經濟、管理背后的價值關懷，仍可得出正義、公平、效率、秩序的結論。而漆多俊教授強凋的中心價值鏈“效率一公平”，恰與“經濟一規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經濟一規范”)與經濟法又存在某種冥合。鑒于法商復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漆多俊所提的法價值已然包括四項內容，何以法商復合理念之“法”只有兩項內容。筆者認為，不應簡單囿于所謂廣義與狹義的文字之辯，尚應另覓佳徑。具體而言，包括兩點：其一為法制與法治的區別，法商復合理念之“法”強調法制(靜態居多)，與“商”對應；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價值由應然角度出發，發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內涵不同。其二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映經濟基礎，對照經濟基礎，法(規范)同步體現的價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導價值
以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為考量之于經濟法的特殊性，其主導價值不應簡單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根據一些學者的觀點，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所烘托的價值可以視作其經濟法的主導價值。筆者認為，人是社會性群居動物，“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異，但究其實質，探其邏輯，則應屬連貫一致無疑，并無相悖之處。強調經濟法的主導價值，作用有三：第一，符合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邏輯。科學本身是人的一種理性思維運動，與人性有著天然的聯系。休謨指出，因其潛在地受制于人們的認識范圍且要由其的權力與能力來判斷，所有各種科學均或多或少地與人類本性有關，也均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關于人的科學。西方古典人文與近現代人文主義的實踐已經證實：人性問題是一切社會科學的研究起點。第二，勾連“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政策。筆者認為，社會本位是異于(但不介于)個人本位與國家本位的“第三條道路”。經濟法價值由人本觀念主導并不意味著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經濟法所帶有的隱性公法色彩業已基本得到學界的公認。與以主體法律地位平等為前提假設的民事法律不同，經濟法與政策的關系要緊密得多。所幸的是，當下政策同樣倡導“以人為本”的和諧，使得經濟法所受政策影響間接成為經濟法主導價值的佐證。另一方面，“以人為本”的價值內涵，在不同時代的側重各有不同，當下經濟法理念中“以人為本”的訴求突出對可持續發展觀念的表彰。“第三，厘清與法經濟學的關系。12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響最盛的當數法經濟學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為經濟法的正當性提供了一種間接證明外，它成為一種研究方法的變革，一定程度上支撐經濟法存在與發展。然而，法經濟學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經濟學領域，一切法律制度作為一種被經濟效益(成本與效率)衡量的對象以及衡量經濟效益的一種尺度。有學者從“道義價值”、“功利價值”、“實證價值”來論證經濟法學與法經濟學的關系，固然為兩者區分提供有效依據，但筆者認為人本觀念的架構，除了夯實民法之外經濟法的特殊地位，也進一步明確“經濟法學理念”與“法經濟學工具”的關系。
(三)輻射還是反映
管窺部門法反映經濟法理念的“悖論”之于部門法反映經濟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論：部門法既然反映經濟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經濟法之一支?筆者認為，解釋這一“悖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個：第一，部門法的劃分與現行法的制定并未完全吻合。“部門法”的提法，或濫觴于中國法理學界的理論劃分，多對應于應然體系；現行法的制定則是依據現實生活所需，由政策或習慣轉化而來，多受命于實然需要。例如，關于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的部門法歸屬，似乎存在納入商事法與金融法兩可的情況，甚而一些金融法領域的學者根據現實需要與國際潮流，將民法中擔保法亦納入金融法研究范疇，力圖使之體系日臻完整。之于經濟法所周延的對象，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僅競爭法的歸入在學界尚無較大爭議。“部門法”既是動態變化的，用靜態的形式邏輯進行判斷或者實現類似民法上的“涵攝”，多少存在困難。有學者提出經濟法“時空性”的特點，意在驗證經濟法的發展與融合、逡巡至圓熟，筆者簡陋，僅假借“時空性”特點作為部門法變化演繹的理論依據，以證與現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對號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項的需要。以婚姻登記與物權登記為例，登記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記與物權登記確屬行政程序無疑，但僅就常識而言，亦能斷定婚姻法與物權法不屬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項的需要，以表彰或確認相應法律關系或權屬關系。第三，基于解釋學的技術。以刑法醉酒駕駛入刑為例，刑法學的解釋借助社會危害性、可非難性等價值判斷、犯罪構成要件等工具，而筆者以法經濟學之外部性解釋，似乎亦能自圓其說。法律規范的犬牙交錯與成文形式，為解釋學的活躍提供了空間，基于各部門法的理念對法律規范的解釋，為法律規范的“良法證成”與修葺完善提供條件。但是筆者認為，(其他)部門法反映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慮到法律的消極性，使用“反映”一詞或有不妥。筆者認為，應當是經濟法理念的輻射效應，對其他部門個別或些許法律規范的深入。以侵權責任法為例，2009年《侵權責任法》第一次明確在法律中使用了“懲罰性賠償”的概念：“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與大陸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論——以填補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時間與立法背景，《侵權責任法》此一立法規定受經濟法理念影響(輻射)的頗深痕跡顯而易見，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經濟法理念或難成立。法律在其消極性之外，作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與拘束力對社會正向的有效效應，成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鑒。對于經濟法理念的輻射，理宜亦然。
二、經濟法的價值回應：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
(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不能涵蓋之殤
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同一主體(不論自然人或法人)由于不同法律部門調整對象與調整任務的不同，以不同的身份成為不同法律部門的主體，對該“身份”的概括與類型化即是對不同部門法主體的提煉。“經濟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獨特主體制度，關鍵就在于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調整任務是否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對于其主體產生什么特殊要求，賦予了何種權利義務，從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主體特色。”李友根教授認為，經濟法的主體可概括為經營者、消費者與政府。”消費者與經營者的概念已經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使用，且法律對其亦有明確定義，是市場規制法保護或規制的對象。在確定經濟法的主體為消費者、經營者與管理者之后，以何者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筆者贊同徐孟洲教授的觀點，應以消費者為中心構建經濟法的主體體系。根據徐孟洲教授的觀點，“‘以人為本’的理念要求‘以消費者為本”’、“從經濟學的理論出發，消費者也應該得到優先保護”、“消費者處于弱勢地位，應該給予特殊保護”。20除此之外，筆者認為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理由還有如下兩點：第一，消費者的保護需要建立并完善各種措施與制度，并非消費者保護的單行法所能解決。在現代社會，消費者的法律保護除了依靠基本的民法外，必須依靠經濟法，發揮政府與消費者組織的作用，運用經濟法理念與調整手段，體現政府的管理與參與。相關法律或者直接為消費者的保護而制定，或者將消費者的保護作為主要目標之一，是消費者保護的專門制度，體現以消費者為本的觀念。第二，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較之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理論更為直接。“市場失靈”、“無形之手”的缺陷構成經濟法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筆者認同這一觀點，但筆者認為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界限較難廓清，因其建立于“否定”之上的理論，伴隨固有的間接性。不妨以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奠定經濟法的主體體系，畢竟政府何時干預、如何干預都是依賴于對消費者行為反饋后的決策，而消費者保護是貫穿始終的，具有直接性。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與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理論，窺其實質是一物兩面，但以消費者為本的理念可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效。此外，強調經濟法之法律關系主體一方恒為國家，易與行政法混淆，經濟法的社會性色彩消褪。就此而言，關注以消費者為本的理念，實踐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亦頗有必要。
(二)回應經濟法價值
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輻射效應經濟法屬于由公權力合理敢于(市場)經濟的法律，通過綜合的調整手段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消費者利益的保護體現了經濟法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是經濟法法益目標的深入與具體化，使得經濟法在立法的價值取向上更具針對性。。以消費者保護為中心構造經濟法的體系，就是以市場規制法為主體構造經濟法的體系。因為市場規制法有著共同的主體(消費者、經營者與管理者)，其調整市場的競爭關系與交易關系，以消費者的保護為基本價值追求設計經濟法的規范與體系，可以增強經濟法的體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間的內在一致性，提升消費者保護的力度。具體而言，其能體現其與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社會法的內在聯系，甚而有效發揮經濟法理念的輻射效應。依徐孟洲教授所言，“概言之，以消費者保護為中心構建經濟法的體系是現階段中國消費者保護現狀的需要；是‘以人為本’理念在經濟法中予以落實的需要；是推進消費者保護法律制度的完善和體系化的需要；也是促進經濟法內在體系和諧的需要。”
三、經濟法的價值表彰：揚棄部門法理論的對峙與融合
(一)實踐需求
經濟法的發展進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主旋律，改革開放最強烈、最直觀的呈現無疑是一種滲透于經濟、政治與社會各個領域的轉型。強烈而直觀的社會轉型過去存在，現在正在發生，將來也會出現，如此的社會轉型孕育著巨大的法律調整需求，實踐需求催逼經濟法的醞釀與成型，勾勒經濟法的發展進路。轉型脈絡抑或清晰可陳，但經濟現象浩如煙海，筆者僅枚舉幾例典型并試做如下概述：之于“三農問題”，中國農村已由熟人社會轉向半熟人社會，民間糾紛的解決機制逐步規范，市場運作的發展機制逐步滲透，農村金融的形成機制逐步發育。解決“三農問題”，既要運用市場機制鼓勵農民參與市場交易、投資設立鄉村企業，又要通過糧食補貼、小額信貸扶持等公共管理機制予以扶助，兩者的交叉運用屬于經濟法的調整范籌。而當農民逐步成為消費者時，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經濟法理念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之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既要考慮民商法層面的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還要考慮國有資產法意義上的國有金融資產監管。國有金融資產監管本身屬于經濟法的調整范籌當無異議，就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而言，涉及上市公司對金融}肖費者的投資保護問題，貫穿以消費者(保護)為重點的宗旨，依然反映了經濟法的理念輻射。之于事業單位分類改革27，構建法人治理結構是其類型化治理的核心。與一般的營利性機構不同，事業單位的非營利性決定了其在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Theory)時勢必涉及社會公眾，且事業單位理事會構建也遵循吸收外部理事的做法。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主要目的即落于減政放權，對于公益類事業單位完全適用行政法顯然已無法滿足時展的需求，基于教育醫療的服務對象實屬消費者無疑，其部分法律關系由經濟法調整是更優選擇。上述問題是當下中國社會、經濟面臨轉型問題的縮影，亦由此可見，除了政府主導之外，中國現代市場經濟的鮮明特征還包括“體制轉型”與“進程壓縮”。所謂“體制轉型”，意指中國的現代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而來，由于缺乏發育成熟的市場機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設置，這種轉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不牢固，盡管推動這一轉型的力量理論上會越來越增強。所謂“進程壓縮”，意指中國用短短二十多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二百多年走過的路，邁進了現代市場經濟的門檻，這種跳躍式的速成發展誠然給國人帶來了莫大的欣喜，也引起了世界各國巨大的驚呼，但同時由于過分強調速度而忽視質量也遺留了無數的問題。“體制轉型”與“進程壓縮”的經濟實踐導致眾多經濟與社會問題以一種“疊加式”或“復合式”的形態存在，為經濟法的發展進路明確方向。
篇（5）
不同的院系，不同的專業，畢業論文通常有不同的類型。就物信系物理類師范本科而言，畢業論文通常有下面幾種類型：
1.1理論型論文經過文獻調研后，對物理學某一領域的某一理論問題有一定見解，產生出一個題目(課題)，利用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和數學工具，得出一個(些)有用(或者有潛在的價值)的結論。例如：解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糾正了某些流行教材或雜志上理論的錯誤且提出了解決修正方案；或自己提出有意義的模型、定義、定理或命題等，最后形成論文。
1.2實驗型論文對某進行改進或新設計實驗，比如更換了測量原理，改進了測量方法，使測量精度更高，測量手段更方便更科學等，最后形成論文。
1.3應用型產品嚴格說來這算畢業設計。主要依據所學的知識，開發一個新產品或已有產品的改進。最后形成的開發報告加上所開發的樣品即為畢業設計的結果。
1.4軟件產品完成一個不太大的實際項目或在某一個較大的項目中設計并完成一個模塊(如應用軟件、工具軟件及CAI課件等)，然后以工程項目總結或科研報告、或已發表的論文的綜合擴展等形式完成論文。
就物理類本科畢業論文的幾種類型而言，前兩種類型最為常見。
2.選題
2.1有科研項目的老師通常愿意從項目中選取本科生能完成的模塊，交給學生作，然后以第一種形式寫成論文。教師熟悉項目，項目有實用背景，一般而言，多數學生經過努力都能完成。
2.2學生自選題目，學生自己的知識或對一些問題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和理解；有些學生已聯系好畢業后的工作單位，工作單位要求學生作某方面的項目，或已交給學生某方面的項目，經過指導教師認可，認為可做出合格的畢業論文，則可作這方面題目。這種方式下，學生積極性高，責任心較強，學以致用，一般論文的質量較好且成文后篇幅較大。
2.3教師根據需求，擬定題目。例如，為了教學或者行政的需要而開發的信息管理系統、防黃防黑系統等，可能開始做出的軟件還不很完善，但有了雛形，經過修改后，一般是能夠應用的。有的系統經過下一屆本科生畢業實習的改進，就可能更實用了，一些對路的、有用戶的軟件還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為產品。
同學們最好自己能夠擬定畢業論文題目，如果自己無法選題，則只有指導教師幫忙擬定題目。
3.文獻調研
依據各自畢業論文選題的不同，在搜集整理論文的素材、組織安排論文的結構方面，應有所不同，做到有的放矢。實際上論文選題與文獻調研是交叉進行的，它們之間是互相影響的，論文選題可以在文獻調研的基礎上修正，文獻調研可促使你更準確地選題。
文獻調研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關注背景關注內容--別人進行某方面的研究，內容到了什么層次？你能否對該研究作一些推進？
2)關注手段關注方法--已有的研究采用了什么方法？該方法是否還可以更新？是否可以把該方法移植到其它方面？比如實驗論文的實驗方法和手段，理論型論文的數學方法等。
3)關注時間--有時這比較重要，你查的文獻越新，越接近目前研究的現狀。
文獻調研的一些方法：如何找到文章的閃光點？
先看題目和關鍵詞，感興趣后再看文章的摘要，然后關注全文，有必要時要仔細研讀，一般來說，做畢業論文時至少要仔細研讀10篇以上的參考文獻(包括經典著作和外文文獻)。
傳統方法：到圖書館去，查閱教材，專著，期刊，各種論文集(包括本科、碩、博畢業論文集)等，將查得的文章復印，然后仔細研讀；
電子方法：首先要學會利用關鍵詞進行檢索。關鍵詞的選取非常重要，依據習慣，可以采用先小后大、也可以采用先大后小的方式逐漸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網上可以利用的資源
免費的公開的：各大搜索引擎，比如：網易，搜狐，新浪，AOL(美國在線)，YAHOO(雅虎)等。
專業網站：一般是要收費的。比如：中國期刊網(CNKI)-我校正在試用，在給定的IP范圍內用戶名和密碼均為syyx，萬方數據，維普資訊-我校已經購買其鏡像。還有就是科研單位網站(比如中科院的各個所)，大學網站(圖書館及學報)，個人學術網站等。
幾個推薦網站：
維普資訊：http：//dx3.tydata.com/index.asp，校園網內電腦可以由學校數字圖書館直接進入其鏡像網站，可以下載全文。
萬方網據：http：//wanfangdata.com.cn，查閱資料請打開數字化期刊。可以免費檢索及查閱摘要。
中國期刊網數字圖書館：http：//cnki.net/index.htm，校園網內電腦可以試用(進入其主網站，限制IP)，用戶名和密碼均為syyx，可以下載全文。她應該算是國內目前內容最齊全的中文文獻數據庫。
文獻印預本網站：http：//arxiv.org/，英文網站，包括的內容非常廣泛，有物理、數學、非線性科學、計算機科學及數量生物學等。就物理而言，其內容也包羅萬象。文章可以全文免費下載，一般下載PDF格式，其它的格式你們不知道怎么閱讀。
另外還有專業的著名網站，比如：aps.org(美國物理學會-非常專業的物理評論-PhysicalReview、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ReviewLetter在此)，aip.org(美國物理研究所，上面在多種物理雜志，比如：今日物理-PhysicalToday，數學物理通報-Math.Phys.Lett.)。
4.論文格式及目錄系統
每個作者有自己的風格，格式不必強求一致，但科技論文不能象寫小說劇本那樣，一般不能用倒敘，插敘，不設懸念，不用意識流，多線索方式等。一般格式如下：
題目(封面)
扉頁
摘要(中英文，300-1000字)
關鍵詞(3-5個，方便別人檢索和分類，關鍵詞要能夠體現論文的中心)
目錄(目錄可以用Word的自動功能，“插入—索引和目錄”功能實現，可自動編頁自動更新)
正文部分
1.前言、引言或導言(背景，動機，前人工作)
1.1
1.1.1
(1)
(a)
1.2
(在這一部分要突出自己文獻調研所讀過的資料，可以看出你對本研究到底了解有多少)
2.選題的特色，擬采用什么方法、方案和手段解決什么問題。
3.題目的研究過程(實驗，數學手段等，一定要詳細，具體，而且要求準確無差錯)
4.結論，分析與討論
5.結束語(全文的總結，有時題目比較單一時，這部分內容包含在第4項中，此時該部分可以省略)
參考文獻
附錄(比如：你在讀本期間發表的論文，在什么學術會議上發表了什么文章等能夠證明你學術水平的東東)
致謝(你可以在此處對你論文寫作提供了幫助的人提出感謝)
5.寫作技巧和注意事項
5.1學術論文要求文字流暢，層次清晰，詞藻不能過分華麗，即便你想寫得生動，但用詞的前提是準確不過分夸張。
5.2標題要能反映內容。如有新意更好。例如，下面題目是個不好的題目：“原子物理中某些問題的研究”，論防火墻技術”等，其中的“某些問題”不如換成最中心的詞匯。論防火墻技術題目太大太泛，根本不適合本科生作，那是寫專著的題目。
5.3學術刊物上論文摘要一般300字左右，需要較高的綜合能力。而學生畢業論文摘要原則上占一頁(1000字左右)，因此活動空間較大，要好寫一些。
摘要可以在全文寫完后再寫。要簡明。實際上摘要都是在全文寫完后再寫的。
中英文摘要應一致，要突出自己的工作，要提供幾個keywords。
寫英文摘要時，可先用英文的習慣和用語寫摘要(可以借助于電子詞典)，然后英譯漢，用中文摘要去將就英文摘要。反過來，如果先寫好中文摘要，再漢譯英，則很難把英文摘要寫得地道。
為了使得英文表達地道、準確，可以讀十幾篇相關研究方向的論文的摘要，注意一些表達詞的使用。
平行的內容宜用平行的句型。不要搞成一句主動，一句被動，讀起來語感會非常糟糕。
5.4前言部分要寫問題背景，動機，要說明自己工作的工作有用，有意義(才能鼓勵讀者讀下去)，通常在介紹國內外工作后，用“但是”一轉，指出前人工作的不足，引出自己的工作。在前言中簡述自己作的主要結果，(例如明確地列出幾條，說明本文的主要工作，主要成果)。前言部分的末尾介紹文章的組織情況，各節內容。
5.5突出特色，一個項目中工作很多，有些是同行皆知，自己也無創新的，可以略寫，要多寫自己遇到的特殊困難和創造的特殊解決方法。使人家讀了能學到東西，看到作者的創意。為了突出特色，還可以在一節中分成小標題寫，一個問題一小段，與計算機相關的論文中還可以把數據結構和程序片段夾敘夾議呈現出來，比只用漢字解釋得更清楚。
5.6上升到理論，一般碩士論文會要求這一點。如果本科生能夠在畢業論文中得出有意義的定理或命題，一般會認為是好成果。可能會被推薦到雜志上發表，或在考研、求職中得到承認。
5.7各部分應詳略得當。一般地，畢業論文應該主要寫作者的見解和工作，把自己的創新寫深寫透。綜述要有述有評有比較，一般地介紹相關工作(前人的成果)部分不應該超過總篇幅的1/6。
5.8完整的論文應包括結果、結論及分析(圖表或曲線)。
5.9結論，小結。說明解決了什么問題，有什么創新，下一步工作主要內容和思路等。
6.參考文獻及引用
參考文獻是論文寫作中的重要一環，帶著問題讀文獻或雜志上的論文，不但注意學習學術內容，同時也注意學習選題方法、格式、標準的套話、起承轉合的語言和方式，參考文獻的寫法，字體的運用等等。在論文中明確給出參考文獻的出處，既代表著對前人成果的繼承，也代表了對他人研究成果的尊崇，是科學研究中應培養的正確的科學態度和做人準則。
參考文獻的寫法：按參考文獻在論文中出現的順序，用編碼的方式給出，如[1]，[2]，等。參考文獻包括專著、學術期刊、學術會議、技術報告等。
7.怎樣作答辯用PowerPoint
本科生畢業論文答辯時間一般10-30分鐘，把自己的工作在15分鐘內講出來，是對綜合能力、表達能力的挑戰。這種能力在學生的一生中非常重要。(求職，面試，申請項目，總結等等)。作好PowerPoint幻燈片是答辯好的重要環節。一般有下列要點：
(1)每頁8—10行字或一幅圖。只列出要點，關鍵技術。
(2)畢業論文要突出自己的工作，不要在背景，前人工作上花過多時間。篇幅可以大致分配如下：
提綱：1頁，
背景：1—2頁，
提出問題，分析問題：5頁，
解決問題，10—15頁，
小結：1頁，主要成果，工作，程序量，效益等等。
(3)演講者大約一分鐘講2頁。聽眾一分鐘可以看完4—5頁。因此不能完全照著念。要用口語化的語言，講演式的語言。
(4)充分利用圖形，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傳遞較多信息。
(5)有些細節，如算法，可以全部用小字寫在一頁上，用紅色標出特別重要的幾個句子，講解時可以快速"閃"過(20秒)，"算法如此頁"，"要點是..."，，講思想，介紹方法，講關鍵。聽眾可以在較短時間內了解大意。
(6)10—15分鐘的報告，準備20—22頁即可。
8.時間表
第一周(2月29日前)：指導教師與被指導學生見面。
第二周(3月7日前)：完成指導學生選題工作。
第五周(3月28日前)：文獻調研初步工作，完成開題任務，交開題報告書。
第九周(4月25日前)：文獻調研，仔細研讀，跟指導教師密切聯系。
第十三周(5月16日前)：完成課題研究，寫出論文初稿，交指導教師審閱。
第十四周(5月23日前)：指導教師返還修改論文，學生完成論文二稿。
第十五周(5月底前)：指導教師進一步指導存在問題的論文。
第十六周(6月6日前)：論文定稿、打印、裝訂，論文的最終版本交指導教師；制作PPT文稿，準備答辯。
第十七周(6月13日前)：指導教師(交叉)評審論文。
第十八周(6月20日前)：學生畢業論文答辯。
9.本科論文附加要求、格式、字體規定
1.論文必須打印，A4紙。
2.論文字體與字號(如以后學校有字體標準，以學校規定為準)
字體：宋體
論文標題：3號，標題1：小3，標題2：4號，標題3：小4標題加粗，
正文：小4，
參考文獻：5號。
英文標題：小3，摘要正文：小4，字體：TimesNewRoman
3.封面使用規定的模板(以后學校有規定的，以學校規定的封面為準)。
4.答辯時，原則上要求作PowerPoint幻燈片。
10.關于譯文和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實際上是在引言中敘述，漢譯英工作體現在中英文摘要中，所以建議同學們要認真讀2-4篇英文論文，看看科技文獻是如何使用英語的。不過，150-300字的翻譯量不太大，同學們還可以利用先進技術(如電子詞典)輔助翻譯。所以問題應該不大。
附件：
1、本科畢業論文流程：選題à文獻調研à開題報告書à文獻研讀論文寫作à答辯
2、時間安排表
3、選題申報表(包括開題報告書)
篇（6）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9―0011―07
多年來，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問題有許多爭論。這些爭論有三種傾向。一是堅持亞當?斯密以來“經濟人”人性假設的基本內涵，并進一步加以發展或豐富，如新古典主義“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限理性經濟人假設，以及博弈論的合作理性經濟人假設等。二是堅持“非經濟人”人性假設，這種傾向并不認為人的行為是以其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而是以其他目標作為行為的出發點。如“復雜人”、“學習人”、“知識人”等人性假設。三是試圖將馬克思“社會人”的人性假設與西方“經濟人”的人性假設結合起來，如“理性與非理性并存”的新經濟人假設、“科學經濟人”假設、“相對理性經濟人”假設等等。
一、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爭論的意義
經濟學科的發展過程是人們探求現實經濟現象本質關系，從而形成形形理論的過程。在形成理論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們必然要通過一定的起點，選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從而得出結論以解釋世界，說服他人。這個過程可分解為下列組成要素：假設條件、方法、表述、結論。由于經濟學家處于不同的環境，具有不同的思維，掌握不同的語義等原因，這些要素可以有不同含義。綜合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假設條件往往被理解為約束條件、前提條件、邏輯起點或邏輯條件。甚至有的經濟學家還將其理解為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而方法往往被理解為途徑和手段。表述則往往被理解為邏輯推理、說理過程、證明過程。而結論則被理解為理論結果、理論目標。就方法這個要素而言，它盡管有許多種，但它僅僅是進行表述的工具而已。工具(方法)運用是否得當，關系著表述是否合理、簡潔和明了。而表述是否清晰，是否具有邏輯力，將關系結論的科學與否。一般而言，方法、表述、結論等要素往往是格式化的，一旦經濟學家采用了特定的方法，則其理論表述、結論也就確定了或格式化了。因而使得人們可以憑借自己具有的知識和理論經驗，對經濟學家的理論體系的正確性給予判定。然而，假設條件這個要素卻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為本身難以格式化，這就導致方法、表述及結論等要素的不同表現，從而影響人們對經濟理論的價值判斷。人性假設作為當代經濟學家們常用的理論假設條件，必然會影響到經濟理論的價值判斷。所以假設爭論的意義，在于它究竟對理論價值存在多大的影響。人性假設的爭論應該著重關注下列問題：
第一，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有必要嗎?自亞當?斯密將人性假設為“經濟人”之后，以后的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已將人性假設作為必要的基礎。人性假設經過發展，形成諸如“理性經濟人”、“科學經濟人”等有別于亞當?斯密經濟的人性假設，但都未能脫離亞當?斯密的人性假設的框架。而“非經濟人”人性假設，盡管是對“經濟人”人性假設的否定，但研究范圍與研究過程同出一轍。之所以如此，完全在于經濟學科本身是探究社會經濟內部聯系或規律的學科，微觀上則是探究個人與其它人群體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及規律。所以，正因為經濟活動主體是人，而經濟活動行為是人的行為，研究人的經濟活動的原因、動機、行為、過程、結果及影響條件也就成為經濟學科的內容。心理學的成就表明人的行為(特別是經濟行為)是受外界原因刺激，然后形成動機、過程和結果。當然，整個過程會受到影響條件的結束。原因與動機則是人們經濟活動的基點。但是人們經濟活動的原因動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謀求經濟利益。如果以此作為人的特性或本能，則“經濟人假設”必然產生。如以其他動機為人的特性及本能，可能會形成其他人性假設。
第二，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是唯一的嗎?既然經濟學人性假設是個基礎，而以此為起點建立的一個經濟理論體系，可將全部人的經濟活動納入經濟研究框架。但人性假設是否只能唯一一種，則需要探討。理論上看，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否定了人性假設的唯一性。除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之外，馬克思的“社會關系人”更為科學。因為馬克思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前述的“復雜人”、“學習人”、“知識人”等假設，實際上已表明了人性假設的多元性或非唯一性。實踐上看，人們在實踐過程中認識或經驗的不同，也會形成不同的人性假設，這是因為實踐既有廣泛性，又有深入性。“經濟人”與“社會關系人”假設是同時代的產物，是實踐的廣泛性反應，而“復雜人”、“學習人”以及“新社會人”假設等，是不同時代的產物，是實踐深入性的反應。人性假設不可能具有唯一性。
第三，人性假設在經濟理論研究中每每必同嗎?經濟學內容是豐富多彩的。但是如果每項經濟研究都要運用人性假設，完全沒有必要。例如，在研究人們的贈送行為時，如不探究其動機，沒必要涉及人性假設。同樣，研究生產產量與質量的關系時，也沒有必要涉及人性假設；……如此等等。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如果研究經濟過程的某一環節，則不用涉及研究的邏輯起點，即人性假設；二是某些經濟行為，是由人的多種動機所推動，不能單純以某一人性假設來解釋；三是同一經濟現象的出現，可從不同角度，用不同理解解構。所以，在這些情況下，如果硬性使用人性假設，可能導致理論邏輯復雜化，不利于經濟理論研究。當然，如果要構建一個完整的現代經濟理論體系，完全可從人性假設開始。
第四，人性假設是任何經濟理論的邏輯起點嗎?一般認為，任何經濟理論都存在假設，而人性假設是其中之一。但是把人性假設作為建立經濟理論體系大廈的邏輯起點，則值得商榷。的確，亞當?斯密以“經濟人”假設為邏輯起點，建立了古典經濟學體系的大廈。現代經濟學體系的邏輯起點也都以“經濟人”人性假設為源頭。但是，馬克思經濟學是另一座宏偉的經濟理論大廈，而其中也不乏包括人性假設在內的許多假設。然而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邏輯起點是來自現實的商品，通過商品中體現的社會關系，來說明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不是通過人性假設來說明社會經濟關系。
顯然，人性假設爭論的意義，多在說明經濟理論體系建立有無邏輯起點，以及邏輯起點是什么。從而確定某種經濟理論框架及范式。
二、經濟學中“人性假設”爭論的焦點及原因
近年，關于人性假設爭論越演越烈，其爭論的焦點與歷史上爭論焦點相比已大不相同。歷史上人性假設爭論焦點，主要是圍繞人性的內容，從而形成從“經濟人”到“有限理性經濟人”，“知識人”到“復雜人”等多種人性理論。現代人性假設爭論焦點則是人性假設是否是經濟理論的起點。有的學者甚至把它
作為一種經濟理論體系是否科學的依據。還有的學者為了說明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科學的，也強調馬克思經濟學具有“經濟人假設”。另一些學者以此為基礎，希望承認并發展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理論，并提出了新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利己和利他經濟人假設”。甚至有一些學者還對“利己和利他經濟人假設”進行了數學證明。這形成了一種理論傾向，似乎必須從人性假設出發，才能構建科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也帶給人們一種理論錯覺：古典及現代西方經濟理論以人性假設為邏輯起點的，其理論體系自然就是科學的。而其他經濟理論體系，特別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并不以人性假設為邏輯起點，因而是不科學的。這種理論錯覺當然不會被眾多學者所接受，于是一些學者們想通過折衷的辦法，要么說明馬克思經濟理論也有人性假設，要么企圖將現代西方經濟理論與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邏輯起點融合起來，而“利己和利他經濟人假設”即是如此。這種做法的目的除了要說明馬克思經濟理論與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同樣具有科學性，而要便于馬克思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對話和論戰。這樣，近些年經濟學中人性假設的爭論焦點實際在于是否影響到經濟理論的科學性，現代西方經濟理論與馬克思經濟理論，誰具有中國經濟學的主要地位的理論之爭。
如何看待上述爭論的焦點，幾個關鍵問題必須要弄清楚。
第一，什么是科學。對于科學內涵的不同理解，形成學者們在經濟理論中若干范疇的歧義。這種歧義導致不同的經濟結論或結果。對“科學”的內涵，一種是將其理解為人們對包括經濟現象在內的現象存在的正確性的理論體系。另一種則將其理解為通過一定的數理模型，利用邏輯推理得出結論的理論范式。由于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論體系就被區分為科學與非科學。如按第一種理解，哲學、歷史學、中醫學都屬于科學，按第二種理解都不屬于科學。因此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一些學者為了使經濟學成為科學，于是在經濟研究中大量使用數理模型，且越演越烈。但一些包括西方經濟學家在內的經濟學家對此卻持反對態度。“這樣，專業經濟學雜志上就連篇累牘地充滿了數學公式，這將讀者從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設引到精確的但卻是無關緊要的理論結論。”
第二，什么是科學的方法。當前，一些人認為一個理論體系是否是科學，其實關鍵在于是否運用了實證研究的方法，這種方法被通常認為是“科學的方法”。按這種方法的邏輯路線，首先在確定研究對象的基礎上，設定假設條件，再利用數理統計工具，形成模型或結論。因為這種方法不涉及價值判斷，因而被認為是客觀的、科學的。現代西方經濟學正是按照這種方法建立某種理論體系的。由于這種方法的“科學”涵義有不同的理解，自然科學的方法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把實證研究的方法作為科學的方法，則規范分析研究的方法就不是科學的方法。這當然不符合客觀邏輯。正如一些學者認為的，“從假設出發通過邏輯推理來得出有關結論。這樣的方法一旦出現假設的非現實適應性，邏輯推理即使正確，結論也難以符合客觀實際。”艾克納也對這種方法的科學性提出責難，“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是由毫無現實基礎的理論構成的……。事實上，除了……一系列演繹推理外，經濟學幾乎一無所有。”由此看來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的研究方法還并不是公認的科學的方法。
第三，什么是科學的結論。經濟研究與其他學科的研究一樣，確定研究對象或范圍，再運用適當方法，并通過分析推理及演繹等過程，最后得出結論。但不同的方法，如果被人們分為“科學的”或“非科學的”，那么得出的結論，也自然會被人們區分為“科學的”結論或“非科學的”結論。一旦如此劃分，一大批人類優秀的理論成果將會被劃分為非科學。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何種方法得出的結論，最后都有一個被事實印證的過程來檢驗其正確性。偏好運用非科學的規范分析方法得出的經濟學結論，最終要轉化成為決策，而決策的效果又將直接或間接印證其結果或結論正確與否。而運用“科學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的結論，如果被事實證偽或無法得到驗證，此結論也是錯誤或無用的。由此應該認為無論采用何種方法得出的經濟學結論，只要能得到事實的(主要是能增進社會的福利及進步)，都應該認為是科學的結論。
據上分析，我們可以認為，人性假設只是得出某種經濟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它可將理論分析導入一種特定的“科學方法”，從而導出科學的結論。實際上，經濟理論體系的正確及科學與否，不在于其邏輯起點是否有人性假設，不在于采用何種方法。而在于其結論的正確性、可運用性、真理性。顯然，人性假設爭論的焦點，無法判明任何一種經濟理論的科學性。
三、能判明經濟學中人性假設的爭論是非嗎?
自亞當?斯密以來，由于“經濟人”或“理性人”的人性假設，使經濟科學在系統化、理論化方面成為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在以后解釋經濟現象的過程中，新的人性假設在爭論中不斷形成，從而形成在新的人性假設條件下的新的經濟理論。例如，將經濟人的無限理性修正為有限理性，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社會人”的人性假設形成行為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如此等等。但是，關于“人性假設”爭論的孰是孰非，也應認真考察。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形成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書作為起點，“這時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它所包括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以后經過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歷程，現代經濟學體系已十分龐大，不同的人性假設及其爭論的成果，構成了其中許多理論的邏輯起點。人性假設林林總總，分辨人性假設爭論的是非曲直也頗難。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把人性假設作為一個基本假設。實際上設想了一個凝固不變的經濟世界，將其研究對象即人的經濟活動賦予了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性質，使得這些研究對象的性質易于量化，便于運用數理模型來描述及分析各種經濟現象的相互關系。因此，不論現代西方經濟具有何種人性假設，其分析方法都是相同的。
現代西方經濟學人性假設的爭論主要圍繞人性內容展開。人性是什么?人性有哪些內容?實際并無統一說法。從倫理學角度，“善”與“惡”是人性；從生理學角度，“食色性”是人性；從經濟學“利益最大”的經濟或理性選擇是人性；從行為學角度，“趨剩避害”也是人性，如此等等。
紛繁復雜的人性內容，每種內容都將影響包括經濟行為在內的人的行為。我們不能指責哪一種人性內容正確，也不能指責以何種人性為邏輯起點形成的學科體系不正確。所以在現代經濟學理論形成的過程中，以不同人性假設作為邏輯起點都有其合理之處。
人性假設本身也有一個不斷更新及發展的過程。亞當?斯密，西尼爾等人的完全“經濟人”假設，認為人追求自身利益是其經濟活動的動機。人能理性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保證下，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能增進社會總福利。后來，一些經濟學家發現這種人性假設無法說明人的許多經濟行為，于是對這種人性假設進行了修正，把人性假設涉及的范圍從純經濟活動領域擴展至非經濟活動領域，將人們的經濟利益擴展到精神利益。但即使這樣也難以擺脫許多學者們的批評。休謨認為。“怎
么這個性質被演染得過大了，”“新古典經濟學醉心于下述形而上學觀點，即：每一位個別決策者都是理性的。”而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也認為經濟人假設“完全否認了國家和國家利益的存在，贊同經濟人假設的觀點，是一種似乎一切都要聽任個人安排的觀點，這是有失偏頗的”。這種反思，使人們認識到了人性的多樣性，認識到人性不能僅用“經濟人假設”來概括。因此從“完全經濟人”到“不完全經濟人”再到“知識人”、“階級人”等的人性假設，推動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形成及發展。正如諾思認為的那樣，“人類行為比經濟學家模型中的個人效用函數所包含的內容更為復雜。有許多情況不是一種財富最大化行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約束，它們會根本改變人們實際做出選擇的結果。”所以，人性假設的爭論，推動了人性假設的發展。當然，每種人性假設都是人們當時歷史條件下的認識結果，都反映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成就，都有其歷史合理性。
人性是可以劃分為層次的。首先是哲學層面的層次。因為任何學科，都自覺或不自覺的建立在一定的哲學基礎之上，哲學是任何學科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馬克思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之上的人性或人性的本質即“社會關系的總和”，就是哲學層次的人性。其次，具體學科層面的層次。這種層次體現了人性在各局部世界或局部社會中的本質。例如“善惡”是人在倫理世界或倫理社會中的本質；“經濟人理性”是人在經濟世界或經濟社會里的本質；“征服及反抗欲”是人在政治世界或政治社會中的本質。再次，是特殊層面的層次。這種層次只體現某一學科的不同特殊領域。例如，“完全理性經濟人”體現在經濟學科中人的自然的極端領域；而“不完全理性經濟人”體現在經濟學科中受不完全信息約束下的領域；“相對理性經濟人”則體現于與外部世界廣泛作用，隨時隨地變化其行為的領域。實際上，不同的人性假設，都不過是經濟學家們站在不同層次上的認識前提罷了。
所以，一旦經濟學家們提出經濟人人性假設并以此為邏輯起點，必然有著共同的分析方法。各種人性假設，均可作為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各學科的邏輯起點，都有其合理性。人性假設及其爭論的發展，都能反映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一定真理性。而人性假設的層次性，能使經濟學家們在不同層面上發展經濟理論。這些特點，表明人性假設爭論的是非曲直的判定是毫無意義的。
四、經濟學中“人性假設”的爭論向何處去
從經濟史的情況來看，人性假設的爭論幾百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不可否認，每一次的爭論，都使經濟理論向前發展。人的發展問題早已被納入到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之中，宏觀經濟學也充實了更多人性的內容，動態分析方法及理性預期方法的引入，包括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引入，使其核心理論亦有了相當大的改觀。而“知識人”等的人性假設，使得西方微觀經濟學出現了知識或信息的內容。可以說，人性假設爭論的發展導致現代經濟理論新論輩出。那么，是否人們通過對人性多方面、各層次的深入了解，形成新的假設，就會對經濟理論形成強大的推動力呢?一些學者并不贊成。“任何人自稱完全理解經濟發展，或者自命發現了揭開‘那個’經濟增長秘密的‘那個’線索，很可能是個傻子或江湖騙子，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爭論不能起到積極作用，這種爭論向何處去。
從人性假設的爭論過程分析，我們認為這種爭論仍會持續下去。因為任何人性假設，只是對人性某一內容、某一層面的認識，并將這種假設僅僅作為某一經濟理論的邏輯起點，通過一系列過程構筑某一理論大廈。但是，這樣構筑的某一理論體系，僅是對經濟世界的局部認識。一旦這種理論體系無法全面很好地解釋經濟社會之時，新的人性假設在爭論中又會應運而生，產生新的理論。這也被過去的狀況所證實。
在理論的新進展中，還有一種狀況，就是通過人性假設的爭論，對原有個別基本假設的背離或修改，形成新的理論。但是，在原有人性假設的基礎上，所形成的理論體系原本在邏輯上是完備的，如果改變原有的假設，可以造成新的理論內容與原有理論內容的不甚相容，甚至會造成新的體系的邏輯矛盾。由于理論進步是必然的，這種邏輯矛盾歸納到起點的人性假設爭論也會持續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經濟學理論的體系的建立，無論是何種人性假設，都是來自于經驗或思想實驗，并不一定有充分的理論依據，也不一定具有合理性。如果在爭論之中形成的新的人性假設，也缺乏理論依據的支撐(而事情往往是這樣)，那么在龐大的理論體系中，帶來的只能是矛盾的增多，邏輯混亂的增多，加速了人性假設爭論的加劇與持續。
我們說人性假設的爭論將會持續下去，那么爭論的焦點會發生什么變化?因為在此之前，爭論的焦點已從人性內容是什么從而引出不同的人性假設，但這畢竟只是在現代形成或以往形成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爭論內容，并不構成理論體系在邏輯起點、方法、表述及結論等范圍方面的根本對立。近年人性假設的爭論，其焦點在于人性假設而形成的理論的科學與否問題。通過人性假設形成的理論與非人性假設作為邏輯起點的理論已在范圍上形成了嚴重的對立，導致人們對某一經濟理論體系的科學性認識及判斷。這種人性假設爭論焦點的轉移源于社會實踐中非人性假設起點的理論體系與人性假設起點的理論對立。過去計劃經濟國家與市場經濟國家在理論與實踐上的隔閡，使得這兩種理論體系各自獨立，也沒有碰撞的機會。特別令人奇怪的是，這兩類理論體系一方以經濟學為代表，另一方以西方經濟學為代表，被人們公認為是水火不相容，分別屬于計劃經濟國家及非計劃經濟國家的理論。而在一些國家特別是中國轉型時期實踐的探索，必然導致理論的反思、比較及碰撞。因而人性假設這種理論的源頭及邏輯起點的爭論不僅會持續下去，當然也會成為理論科學與否的一種價值判斷。一些學者認為，一種理論的科學與否，不僅在于其主觀邏輯正確與否，更重要的在于客觀邏輯的正確與否。事實上，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理論在主觀邏輯上都是正確的，在客觀邏輯上特別是符合客觀及實際社會發展的趨勢上的正確性、相符性，才是決定一種理論的科學性的重要標準。所以，人性假設爭論的焦點，會以轉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取得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理論的發展是通過客觀邏輯來驗證和推動的。在人性假設的爭論過程中，實踐的變化會使理論趨于完善，這也可以導致爭論的焦點發生轉移。但焦點將不再以人性的內容和人性假設導致理論內容是否科學作為判斷，因為這已是歷史。爭論的焦點會在人性假設的合理性、導致其理論的方法、表述及結論的合理性方面展開和形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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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問題的提出
提出和確立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學史上的許多成功范例所證實。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前提，是較為系統的科學研究都需要具備的。盡管對于法學是否屬于“科學”尚存爭議，但對于廣義上的科學可以包括法學，或者說法學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學成分的觀點，則殆無異議。正是在此意義上，才可以把法學同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一起，放入廣義的科學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設問題。這對于法學研究的范式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所謂假設，通常是指在現存的事實和理論的基礎上，對某些事物的存在或與其相關的規律所做的推測性的解說或虛擬性的預設。假設只是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一種推斷和猜測，但這種推測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實和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論，亦非主觀臆測。其重要價值是有助于明確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覺性。因此，若假設確定得當，就會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設是建立和發展新理論的重要方法。通過不斷提出假設，并不斷地證實假設，就能夠不斷地提高認識，從而形成新的理論；同時，即使假設被證偽，也同樣有助于人們糾正錯誤的認識，從而推動正確的理論的形成〔1〕。
對于假設的重要價值，紐拉特曾指出，“在社會科學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假設之網，說不出某些困難究竟是來自哪些假設。”〔2〕事實上，在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對于學科的基本假設問題的探討是相對較多的，因而其“科學性”也相對較強，特別是其中的一些假設由于確定的條件約束以及數學方法、統計學方法的應用等，更是給人以“精確”的感覺。但是，法學因其在傳統上往往被視為“正義之學”或關于“正義的藝術”，特別是由于法學學科本身的一些特點以及人們認識上的偏見，致使法學在吸納相關學科的新成果時總是相對滯緩，即使是在對一些基本假設的判定方面，也幾乎未有太大的進展。但是，隨著法學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法學與相關學科之間的聯系的加強，以及法學研究對“客觀性”、“科學性”要求的提高，對于法學研究的基本假設問題進行研究的需求也會越來越強烈。
在經濟法學領域，基本假設的重要性更為突出。這是因為經濟法與經濟學、社會學等都密切相關，其專業性更強，現代性也更為突出，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設問題。但在社會科學乃至各類科學的“假設之網”中，如何找到關鍵性的“紐結”，以使經濟法研究能夠借以實現“綱舉目張”，實在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涉及到假設的提出、選擇和確立的問題。
本文認為，從研究路徑和框架選擇來看，在法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中，存在著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設（如“二元結構”假設），它當然也適用于經濟法學的研究。此外，在經濟法學上，還應關注那些對于經濟法研究有特殊意義的基本假設。由此可以把經濟法學上的基本假設分為兩類，一類是經濟法學與其他部門法學共同的基本假設，另一類是在經濟法學上有獨特價值的基本假設。這些基本假設，對于經濟法學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為此，下面將先提出和確立兩類基本假設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體假設，然后再探討這些假設對經濟法學研究的價值，并對其局限性作出相應分析，以求對基本假設的價值有一個較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設：二元結構假設
各類科學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決一些現實中的基本矛盾。從哲學意義上說，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內含的互相依存，相輔相成兩個方面，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的結構，可稱之為“二元結構”。如同中國道家理論中指出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結構，其本身也可以層層演化，從而形成更多、更復雜的層級系統。
經濟法學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結構，從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問題和視角，以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礎。依據與經濟法學關聯的緊密度，可以從諸多二元結構，發掘出對經濟法研究最為重要的三個層面的“二元結構”假設，即理論-認知層面的二元結構、經濟-制度層面的二元結構、社會-文化層面的二元結構。
（一）理論-認知層面上的二元結構
先討論理論-認知層面的二元結構，是因為它對于從總體上和根本上來認識二元結構問題，并形成相應的理論至關重要。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從較為根本的意義上說，人類的欲望（或稱需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基礎性問題。因此，從人類的欲望出發，來研究各個學科的問題，往往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點和入口。
人類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從需要與可能的角度說，正因資源有限，而欲壑難填，才產生了各個學科需要研究的相對專門的問題。針對人類的某類欲望及由此產生的問題進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各個學科。而在這些學科中，由于人類欲望而形成的各類二元結構尤其值得關注。
事實上，人類欲望盡管紛繁復雜，變幻莫測，但仍然可以分為兩類，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獨立的私人主體為滿足自身的某種需要而產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則是在各類私人欲望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各類私人主體所共有的愿望。這樣在基本的人類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兩類，從而形成一個基本的“公私二元結構”。
在上述的人類欲望的公私二元結構的基礎上，還會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結構，它們構成了社會科學中的幾個重要學科得以展開的基本前提-
在經濟學領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的劃分。人類為了滿足私人欲望，在經濟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費，以維持自身的存續和繁衍，這些滿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場來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滿足私人主體的私欲為主要目標的私人經濟。此外，由于人類還存在著一些不同層次的公共欲望，因而還需要有一些物品來滿足，這些物品便被稱為公共物品（Public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或非競爭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樣具有獨占性、消費的排他性和可轉讓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適宜由市場來提供，而通常由政府來提供。經濟學上的“公共物品”理論表明，基于人類欲望的二元結構，相應的用來滿足人類欲望的物品被分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經濟也被分為私人經濟與公共經濟。這種經濟層面的“公私二元結構”，不僅有助于分析和解決許多經濟問題，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決法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領域的許多問題。
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同私人欲望與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聯系，存在著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其中，政治國家的存在，往往被認為是實現人類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會的存在，則至少在客觀上具有同政治國家相抗衡的功用，從而有助于保護私人欲望的實現，進而使市民社會成為實現私欲的主要領域。這種劃分自黑格爾在理論上予以普及化以來，就一直研討未絕，包括近些年來中國學界對此所進行的相關討論，都說明人們對此類問題的重視，以及它對相關學科的研究的重要價值。事實上，直到今天，盡管人們對于“國社二元結構”存在著各類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進“第三部門”（theThirdSector）的發展，是否要推進社會中間層的發展，以彌補國社二元結構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國社二元結構，仍然是相關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說，國社二元結構，雖然陳舊，但并未過時。
同上述心理上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社會上的各類公私二元結構相對應，在法學上對于法律也有公法與私法的劃分，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有公益與私益之分。法律上的這種公私二元結構，對于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開，都是非常重要的。自從古羅馬著名法學家烏爾比安提出公法與私法的一般劃分標準以來，相關的討論就一直綿延未絕。其中的一些劃分標準，如主體標準、利益標準、權利結構標準等，都可以展開為具體的二元結構，關鍵是如何把這些有解釋力的標準融為一體。由于在法學上關于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在兩大法系的認同度越來越高，且對于法學的發展已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對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結構，還應當做進一步的研究。無論是否主張在公法與私法之外還存在所謂“第三法域”，無論是否贊同公法與私法的劃分，都應當首先對公私二元結構，以及劃分的標準等問題做細致的研究，以免輕率地得出結論。
可見，只要存在公共欲望與私人欲望，就會存在與之相應的公益與私益，以及與其相對應的公權與私權、公法與私法、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政府與市場、國家與市民等多種公私二元結構，這些二元結構為相關領域的研究確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礎。從而為解決認知和理論構筑問題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為理論-認知層面的重要內容。
上述二元結構假設提供了一個理論研究的框架，它已經具備了托馬斯？庫恩所說的范式（Paradigm）的意義，對于經濟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盡管經濟法學是新興的學科，但它也同樣要繼承法學中的一些共同的東西，這種理論上的二元結構同樣也是適用的。對此在后面還將探討。
（二）經濟-制度層面的二元結構
二元結構不僅在理論-認知層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層面也存在。其中，在經濟層面就存在著一系列二元結構，這些二元結構又影響到制度建設，從而使得相關的制度層面也存在著一系列二元結構，因而可以總稱為經濟-制度層面的二元結構。
經濟-制度層面的二元結構有多種表現，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對法學、特別是經濟法學研究的重要價值，下面主要探討以下幾類：
1.城鄉二元結構
在經濟領域，存在著一系列的矛盾和問題，也存在著一系列的不平衡。這些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結構。其中，城鄉二元結構是比較重要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突出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即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該問題表現在，如果城鄉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并帶來新的經濟和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劉易斯的理論被認為是對發展經濟學的重要貢獻。事實上，經濟上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確實是非常現實也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對我國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歷了長期的農業社會發展和資本主義的不充分發育階段，是發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國。過去，突出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這三大差別，曾廣為人知，而其中的前兩類差別，基本上都可以歸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差別，最后一類差別，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與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有關。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不平衡規律的作用更加凸現。在過去的幾十年，農村和農業已經為城市和工業作出了重要的、有時甚至是犧牲性的貢獻。雖然作為一種轉機，最初的改革也煥發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大為提高，但畢竟由于諸多原因，近些年來出現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而又負擔過重，以及基層管理不當、違法、渙散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整體目標。因此，如何推進農村、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生和發展與國家的“區別式”的治理方式有關，即與國家對城鄉所實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關。事實上，在古代社會，國家對于農村的統治是較為放松的。例如，從經濟層面來看，在自然經濟時代，國家的治理或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主要是通過稅收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在很多統治清明的時期，稅收負擔是比較低的，不僅存在“什一稅”，甚至有時稅負為“三十而一”。這比許多現代國家的稅負都要輕得多。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限于統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觀的情況，國家的統治主要是到達縣一級，而其下的部分則主要是發揮民間的力量。這與近些年來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產生了國家統治與民間治理之間的關系，從而產生了法學需要研究的國家法律規則與民間治理規范之間的關系。在這種延續至今的分級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決農村的很多問題時往往鞭長莫及，一些法律的實施也很難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種形式的“下鄉活動”，其中也包括“送法下鄉”。此外，由于財政控制的松弛，較為現代的“稅收法定原則”很難貫徹下去，以致于農民負擔過于沉重，于是不得不進行號稱是農村第三次革命的“稅費改革”，以求把具有經濟法性質的財政法、稅法在農村也推行下去。
從成因上看，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原因。它帶來的許多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有些是需要通過法律途徑來予以解決的，同時它也促進了新制度的形成和變遷。綜觀歷史和現實，恰恰是城鄉二元結構，帶來了制度上的二元結構或法律上的二元結構。
城鄉二元結構對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結構的形成的影響，有多種表現。例如，它帶來了實質意義上的城市法與鄉村法的劃分。在歷史上，西方國家曾經有過莊園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稱上的劃分，而從現代法制來看，現代法律實際上主要更適用于城市，更適用于工商業，而對于工商業不發達的農村往往是不太適用的。在農村，曾經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適用，它在客觀上推動了國家法與民間法、制定法與非制定法的區分，從而推動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結構的形成。
此外，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所體現出的城鄉二元結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具體制度的形成。從制度構成上看，同樣存在著二元結構的問題。例如，在我國的財政制度上，在工商業成分較高的縣級以上城鎮，國家財政的約束力、影響力還相對較強，并且至少在名義上各級政權的財政支出是由國家來予以保障的；但是，在農業成分較高的縣級政權以下的區域，國家的財政則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鄉級政府等基層組織自行解決，由此帶來了從基層政權民主建設到政權的合法性，以及官民關系、地方穩定、法治狀態等多方面的問題。與之類似，在稅收制度上，我國區分工商稅制和農業稅制，其中，工商稅制更主要地適用于工商業發達的城市，而農業稅制則主要適用于農業較為集中的鄉村。同時，在相關稅法的立法宗旨、側重點等各個方面，都突出地體現了城鄉制度的二元結構特征。
與上述財稅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樣受到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例如，在銀行體制方面，我國有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的類別，它們過去曾長期承擔政策性銀行的職能，這也是城鄉二元結構在銀行機構設置方面的體現。同時，在各類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設立和布點，業務領域、服務范圍等各個方面，也都體現著二元結構的特征。上述在財稅、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結構特征，在計劃制度中當然也突出地存在著。
另外，在市場規制方面，城鄉二元結構也有其影響。例如，由于城鎮的市場經濟更加發達，因而諸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之類的市場規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鎮適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說明：為什么經濟法在適用范圍上客觀存在著城鄉差異的問題。由此也可以進一步說明：為什么大量的坑農害農事件屢禁不止-這與行政壟斷的存在、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場規制法在農村不能有效實行等因素都有重要關系。這同樣也是城鄉二元結構影響經濟法適用的體現。
2.南北二元結構
與城鄉二元結構相類似，還存在著一系列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并存的二元結構。如南北二元結構，東西二元結構等。其中，世界范圍內的南北二元結構，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發達國家較為集中的北半球與發展中國家較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國際經濟關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結構。
南北二元結構的存在表明，國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國家之間的競爭還將繼續存在。在不平衡的發展格局中，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爭取主動，如何采取較為一致的行動，爭取在確立競爭規則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規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關系中處于弱者地位，對于弱勢群體的權利如何作出特殊保護，以維護實質公平，體現經濟法的一般精神，恰恰應當是國際經濟法的重要任務，因而相關保護制度的確立便非常必要。為此，在一些規則中，已經專門為發展中國家制定了保護性的規定，如“普遍優惠制”等，這是發展中國家不斷爭取的結果。但是，在世界經濟加速發展，經濟全球化迅猛推進的形勢下，發展中國家正處于一種很不利的地位，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如何處理好競爭與合作關系，全面加強“南南合作”，也正面臨著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難（這也是集體行動的邏輯或困難的體現）。因此，如何加強國際協調，并在本國經濟法的法制建設方面把國家協調的有利成果確定下來，甚為必要。
與上述的南北二元結構相關的是“東西二元結構”。東西二元結構存在于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其中，國際層面的東西二元結構，是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諸多國家，同傳統上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諸多國家所形成的二元結構。由于在這些領域也存在著很多新的問題，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國內層面的東西二元結構，即我國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所形成的二元結構，涉及到區域經濟均衡發展、轉移支付、地區競爭、轉讓定價等諸多問題，而這些都與經濟法的制度建設有關，都是在經濟法研究中需要關注或需要著重加以解決的問題，因此它對經濟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學研究都會帶來影響。
可見，無論是經濟層面的南北二元結構，還是東西二元結構，都是與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直接相關而形成的二元結構，而這些二元結構的存在，又會提出許多具體問題和需求，從而影響到國際和國內層面的經濟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并對整個經濟法研究產生影響。上述對于“地域”上的二元結構的認識，有助于在經濟法研究方面，打通傳統意義上的國內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法的人為界限，從而可以在整體上進行更為全面的研究。
3.內外二元結構
上述的各類二元結構，與不同地域的經濟發達程度關系更加密切。此外，透過經濟活動與相關主體及其所在地域的關聯性，還可以發現在經濟層面上存在的“內外二元結構”。由于經濟包括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內國經濟與涉外經濟、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因此，在經濟層面存在著一系列由上述各種不同類型的經濟所構成的內外二元結構。下面分別略做探討。
從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的二元結構來看，一國必須首先發展好國內經濟，這是現代國家十分重要的任務。與此同時，現代國家又必須協調好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的關系，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在開放條件下，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已經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這不僅導因于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而且也導因于某些領域法律規則的趨同化在客觀上所起到的促進經濟交流的作用。事實上，在強調法制的時代精神感召之下，國內經濟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經濟法制度等），同樣，國外經濟也需要一套相應的法律制度。由于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密切相關，因而對相關的國內經濟法制度于國際經濟法制度加以協調便非常必要。盡管兩類制度總會有許多的差異，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來的。其重要途徑，就是把體現相關國家協調意志的有關國際經濟法規范，適當地轉化為國內經濟法規范。因此，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的二元結構的存在，對于國內與國際層面的某些法律規則的融合和溝通，對于現代通行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等經濟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以及中國為融入世界經濟大潮而作出的種種努力，在國內經濟法的立法上，已經越來越在總體上強調：必須改變過去的經濟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內外有別”的狀況，代之以普遍實行的國民待遇（當然也不是毫無差別），從而使各類在中國土地上的市場主體，都能夠至少在形式上有一個基本上可以進行公平競爭的外部法律環境。這些立法努力，將使得內國的經濟法制度與涉外經濟法制度日益水融，兩者雖然仍在內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卻越來越大。從而使經濟法制度上的二元結構呈現出一種不對稱的狀態。
從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的二元結構來看，這種二元結構與特定主體的經濟活動聯系更為密切。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的劃分，與地域上的國內與國外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而主要是與從事市場交易的主體是否存在某種關聯有關。因此，內部經濟也可稱為“內部市場”，外部經濟也可以稱為“外部市場”。通常，人們關注和討論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關聯關系的外部市場，而對內部市場的研究則相對較少。特別是對內部市場經濟的法律規制問題，則探討較少。
所謂“內部市場”，是指組織體的內部機構、成員之間通過經濟活動而形成的市場。它是在“內部人”之間按照一定的“內部規則”從事交易活動而構成的市場。內部市場的存在，使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統一市場被分成了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使市場主體所遵循的規則被分為“內部規則”和“外部規則”，這種內外有別的“二元分立”，對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已產生了重要影響。
事實上，內部經濟的法律規制問題，恰恰是新興的經濟法不同于傳統私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認識經濟法的調整范圍（如經濟法是否調整市場主體內部關系，以及對內部關系應如何界定等），同時，也有助于完善經濟法具體制度方面的罅漏。轉（三）社會-文化層面的二元結構
社會-文化層面的二元結構，對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對于研究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等問題尤其具有意義。下面略做一點分析。
從傳統與現代的二元結構來看，傳統與現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會由于人們對“現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現代”界定為一個時間概念，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時間段，則可以認為，傳統社會曾為一系列傳統部門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產生奠定了基礎，而現代社會則為現代部門法-經濟法、社會法-的產生奠定了基礎。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其與傳統部門法的重要差別就在于它是產生于現代社會，是為了解決現代社會產生的諸多現代問題才應運而生的。從而體現出突出的現代性〔3〕。特別是經濟法通過對宏觀調控關系和市場規制關系的調整，來實現對社會秩序、社會公益的保障，以及對社會弱者的保護，對社會本位的強調等，都體現出與傳統部門法的諸多不同。而傳統部門法，如民商法等，對于這方面的保障則很不夠。
此外，現代社會由于普行社會化大生產，分工更加細密，節奏更快，并且已經完成了梅因所說的“從身份到契約”的過渡，因而“陌生人社會”迅速形成，并在人們之間產生了一種“互賴而又互動”的關系。陌生人社會的主要問題就是信息偏在問題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問題，由此帶來了導致市場失靈的其他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確保現代社會的效率與秩序，本身就是一種公共物品。在私人主體難以提供這種公共物品的情況下，就要求國家建立相應的解決此類問題的制度，調整在現代社會中形成的、同過去存在著很大不同的新型經濟關系。由于這些產生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新型經濟關系，是傳統部門法所未予預見和未能涵蓋的，從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調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傳統部門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決現代社會存在的新型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便是客觀之需。于是，經濟法等現代法便應運而生了。這是在經濟法產生問題上的一種重要解釋。
從工商文化與農業文化的二元結構來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會影響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許多學者都關注文化對法律制度的產生流變的影響。事實上，工商文化是與大工業、社會化大生產以及商品經濟的發達直接相關的，而農業文化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聯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實際上對應著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也可能在總體上對應著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在一個國家，由于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兩類文化極可能同時存在。這種情況，不僅會影響一國在立法上的統一性，而且也會影響統一的立法在適用上的統一性。由于經濟法是產生于現代市場經濟，是在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產生的，因此它主要是與工商文化相對應的，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對作為工商業中心的城鎮經濟更加適用，而對于工商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其適用的空間和效果，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這已經被近些年來相關的研究所不斷證實。就我國來講，經濟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慮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差異，不可能不考慮中國突出的二元結構；同樣，在經濟法實施方面，如何認識因文化上的二元結構所帶來的經濟法實施受挫的問題，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上述的二元結構對于分析經濟法的產生基礎以及所適用的時代等問題，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從三個不同的層面提出和探討了二元結構假設問題，它對于經濟法學的研究具有基礎性和前導性的意義。但是，作為具體的經濟法研究，僅有共通性的二元結構假設還是不夠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討在經濟法學上有特殊價值的基本假設。
三、在經濟法學上有特殊價值的基本假設
在經濟法學領域，還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價值的基本假設，它們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設-二元結構假設，能夠為經濟法理論的建構提供更為具體的前提和方法，對于研究經濟法問題有更為直接的意義。這些特殊性假設主要有：
（一）雙手并用假設
雙手并用假設其實也是一個二元結構假設。其基本含義是，調節經濟或配置資源的手段有兩個，一個是市場的無形之手（通稱“看不見的手”），另一個是國家（或稱政府）的有形之手（實際上也是“看不見的”）。一個國家對于經濟的調節需要雙手協調并用。
雙手并用假設的思想不僅在體現在經濟理論上，而且在體現在憲法的規定之中。我國憲法修正案實際上已經默認了這一假設①。即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國家則要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通過雙手假設，可以更清楚地說明在經濟學上長期爭論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也有助于更好地說明在法律體系中的私法與公法的關系、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等。事實上，經濟法上的一系列具體假設，主要是在雙手假設的基礎上展開的，它為相關問題的分析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單用一只手來調節經濟，則在相應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現代意義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恰恰是在現代國家雙手并用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協調雙手，解決其中可能存在的雙手失靈等不足的經濟法。
（二）兩個失靈假設
與雙手假設相一致，在經濟法理論上還有“兩個失靈”假設，或稱“雙手失靈”假設。它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失靈假設，一個是政府失靈假設。在運用市場的無形之手進行調節的情況下，隨著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妨害競爭、外部效應、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從而使市場調節的無形之手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與此同時，諸如公平分配、幣值穩定等問題，也是市場機制不能有效解決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場失靈的假設。市場失靈假設在經濟學界已得到了較為普遍的承認和應用。在假定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市場機制本來在配置資源方面應起到的調節作用，在上述諸多領域卻不能有效發揮，因此，只能由市場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彌補。而從總體上的能力、實力和現實可能性的角度來看，一般認為，由國家來解決上述市場失靈問題是更為合適，也更為現實的。從而，國家被推倒了歷史的前臺，開始了所謂的對私人經濟生活的“干預”或稱“介入”的新時代。
對于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是否必然導致國家的介入和彌補，學者的認識不盡相同。這主要是因為政府對資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國家已經出現了許多的問題。由于信息不足、濫用權力、腐敗尋租、體制不健、多頭管理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資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無效的，這被稱為政府失靈。也就是說，在某些領域，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干預，在配置資源方面都是無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選擇政府配置，以及對于政府配置所產生的失靈問題如何來解決，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必須要直面的問題。而如果選擇了用政府配置來彌補市場配置，就應對政府配置資源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種失靈問題有總體上的把握，特別是應當分析導致政府失靈的具體原因，以便采取相應的解決對策。而對于政府失靈的原因，解釋是多個方面的。如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認識。這對于經濟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要深入研究兩個失靈假設，必然涉及到失靈原因的探討。對于市場失靈的原因，經濟學界已經探討較多，并為相關的法學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從經濟法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或基本矛盾來看，個體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以及與此相對應的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無論是在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領域，還是在政府干預的領域，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這些矛盾不能有效協調和解決時，必然會產生兩個失靈的問題。例如，在市場調節的領域是很強調個體的營利性，崇尚效率價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視社會公益性、漠視公平價值，則必然會加劇壟斷、不正當競爭、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問題，必然會導致宏觀經濟失序，微觀經濟失范，經濟生活失真，從而使宏觀調控也很難有效進行。同樣，在政府配置資源的領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員也強調自己作為個體的營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駕于社會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強調本部門、本單位的經濟效率或經濟效益，而忽視整體上的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則必然會導致政府失靈。
此外，在研究兩個失靈假設的過程中，還會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設等問題，從而使公共物品理論、外部效應理論等都會對經濟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需要提及的是，兩個失靈的假設也導源于“有限理性假設”。根據有限理性假設，市場主體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在為自己的利潤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場經濟波動，并不能解決市場調節的滯后性、盲目性等問題。同時，政府也同市場主體一樣，是“理性的經濟人”，但由于它并不能獲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認識的局限性還體現在，政府也是由人來組成的，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壞，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個方面，同樣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驅使，就極可能在配置資源方面產生低效率或無效率的情況，從而產生政府失靈。
事實上，即使假設政府的組成人員都是大公無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優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問題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難非常迅速地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生活作出相應的調節回應，因而就非常容易導致政府失靈的問題。正因兩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雙手并用，才需要綜合協調。同時，也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之下，才有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體假設
利益主體假設，即假定在經濟法上，各類主體都有自己的獨立利益，為了各自的利益，都會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動，都會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從利益的性質來看，經濟法上的主體，可以大略分為國家一方（調制主體），以及與國家相對應的另一方（調制受體）。
上述的國家一方，要考慮國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時，還要在一定程度上考慮社會公共利益，也要兼顧個人利益的保護。此外，從公共選擇的理論來看，在國家的各類機構中，組成這些機構的成員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實際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復雜的、多層次的法律保障問題。
上述與國家相對應的另一方，從經濟意義上說，主要是市場主體（或稱之為“市民”），從社會意義上說，主要是社會成員或社會實體、組織等。這些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體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規制的可能性。
經濟法制度的實施必須盡量對各類主體的利益給予公平的、有效的保護，以實現各類主體利益的平衡。為此，在經濟法上，不僅要像傳統私法那樣更關注私人主體的利益，也不僅要像傳統公法那樣更側重于國家利益的保護，而且更要全面兼顧各類主體的利益，即不僅要在總體上兼顧國家與私人主體（企業、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顧各類主體的具體利益，這些具體利益表現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利益、經營者與消費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經濟法在法益保護方面又具有許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為假設
與上述的利益主體假設直接相關，既然各類經濟法主體都是利益主體，則必然要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應的理性行動。而在行動的過程中，則可能采取合作的態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為。不管怎樣，行動者都要既考慮自己的情況，又要考慮相關主體的情況，以求在互動的博弈過程中，努力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經濟法主體之間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個領域。它既可能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國家機關之間展開，也可能在國家與國民之間展開，還可能在市場主體之間展開。對微觀層面的主體行動進行博弈分析是很有價值的。
各類主體之間的行為，既然都屬于博弈行為，則參加博弈的主體就需要關注其他行動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對于各類主體而言，分析“別人的”預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在博弈活動中的成敗得失。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假設，便是“理性預期假設”。該假設會提醒人們：任何主體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當國家要采取某種行動時，必須要分析該行動所影響的主體將會如何思想、如何行動。而這對于確保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效果，從而對于確保經濟法的調整實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設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體假設和博弈行為假設，既然各類主體都是利益主體，因而必然會關注自己的產權，必然要求產權界定明晰，也必然會關注為取得產權和保護產權所花費的成本；同時，既然各類主體之間都在進行著博弈行為，則參加博弈的各方，便都會關注自己在博弈過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過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標，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與其相對應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體所從事的博弈行為過程中，交易成本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由此便在博弈行為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設。
隨著近些年來學術界對產權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研究的深入，特別是法學界對法律經濟學認識的普遍提升，人們對于有關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論已經耳熟能詳。基于該理論，在經濟法的研究上，不僅要重視微觀主體或稱私人主體的交易成本問題，而且還要重視國家的交易成本問題，特別是國家與國民之間，以及國家機關內部的交易成本問題。同時，應重視本益分析方法在具體經濟法問題上的運用。
以上提出的五種基本假設，在經濟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價值，它們具體體現了“二元結構”假設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對稱性”，有助于學界在達成一些基本共識的前提下，把經濟法理論進一步向前推進。當然，以上僅是列舉了一些較為重要的基本假設，此外還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設，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開。
此外，提出上述假設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假設的方法在經濟法學上的價值，以及如何將其用于經濟法研究。為此，還應研究各類假設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價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間是否存在內在聯系；同時，盡管前面在探討各類假設時也涉及到了經濟法學的相關問題，但仍然有必要對各類基本假設在經濟法研究上的應用問題做一些探討。
四、各類基本假設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價值及其應用
經濟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學界所認同的一個大略的“基礎”，而基本假設的提出和確立，恰恰主要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盡管認識需要不斷深化，因而對于“基礎”的認識也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盡管對于“基礎”本身的追求是否恰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從研究的效率，從研究的整體推進的角度來說，對于基本假設這類較為基礎的問題，還是應當有明晰的認識。
在法學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設，就是因為這些假設最貼近于一般的個體、最能夠反映一般性的情況，與基本的人性、與市場行為的一般情況，也都最為接近。上述基本假設，大都來自經濟學（以及相關的社會學），而按照一代宗師馬歇爾的理解，經濟學是最貼近人類生活的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經濟學密切相關的經濟法學的研究，或者是整個法學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這些一般性的假設，發揮其在研究理論和實踐問題上的獨特作用，以解決法學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學（而不是法律）與社會經濟生活的距離，比經濟學和社會學相對更遠的問題。由于法律畢竟只是一種“寫照”，畢竟總是存在著相對于現實的滯后性，并且，這種滯后性在片面強調“法制原則”的情況下還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過借鑒，形成經濟法學上的基本假設，來拉近法學研究與現實的距離，以確保法學研究更有價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討表明，從直接的價值來看，上述各類基本假設為經濟法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圍和基礎，這也是上述假設被稱為“基本假設”的直接原因。它們對于進一步深入研究相關問題，有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有助于理論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類基本假設，實際上也為經濟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這也是其重要價值的體現。從研究方法上看，對于新興的、具有突出現代性的經濟法來說，尤其應當注意方法的綜合性，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轉換。事實上，法學研究不僅不能只注重單純的“階級分析”，而且也不能僅注重單一的“權利義務分析”。今天的法學研究，尤其應當多注意從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營養，其必要性導因于法律調整領域的廣闊性以及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客觀的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與相關社會科學研究的社會關系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因此，相關學科之間自然應當打通。特別是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與各類主體的“微觀特點”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類的較為根本性的東西，因而往往可以作為法學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礎。而法學本身則更為“上層”一些，它需要通過相關學科的研究來發現和體現自我。
紐拉特曾指出，從科學史上看，假設總是會頻繁地產生和消失，沒有任何對它們進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這并不影響對相關假設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研究。作為一個走向成熟的學科，其基本假設應當至少在邏輯上是自洽的，并且應當在內在聯系上存在一致性。為此，有必要對上述各類基本假設之間的內在聯系做一些探討。這些探討，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基本假設對于經濟法研究的價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其應用的問題。根據上述對各類基本假設的分類及其具體內容，可以發現各類假設之間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在聯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層面的二元結構假設，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對相關層面的概括，也僅具有源自不同視角的相對意義。其中，理論-認知層面，更主要考慮了主體的價值；經濟-制度層面，更主要考慮了地域或稱空間的影響；社會-文化層面，更主要考慮了實質上的不同時間的影響。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結構假設，與在經濟法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其他假設也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例如，在二元結構假設中，理論-認知層面的公私二元結構假設提供了一個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與市場的對峙，體現了不同主體的重要價值，從而為兩個失靈假設、利益主體假設、博弈行為假設等奠定了基礎；經濟-制度層面的二元結構假設，體現了空間發展上的不平衡問題，即提出了兩個失靈假設等各類假設產生的重要現實基礎，也是其他各類假設的現實體現；社會-文化層面的二元結構假設，主要體現了時間發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關假設產生的更深層次的現實基礎，同時，也是各類假設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最后，在經濟法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各類假設，在其相互之間，也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例如，從形式上看，兩個失靈的假設在經濟法理論上是很基本的，但兩個失靈假設作為一種“對結果的描述性假設”，又與雙手并用假設（這是對手段的假設）直接相關。而無論是兩個失靈假設，還是雙手并用假設，在更深層次上，它們都離不開利益主體假設和博弈行為。而在這兩個深層次的分別側重于主體和行為的假設中，又包含了理性預期假設、不確定性假設等，同時，它們還都與交易成本假設直接相關。
可見，上述各類假設是連為一體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從而它們可以成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基礎性假設，使經濟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展開。
同時，各類假設與一些具體分析方法的內在聯系也值得關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結構假設，與系統論上的系統分析，特別是結構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體分析方法等有關；雙手并用假設，也與系統論的思想和方法等有關；博弈行為假設，與博弈分析方法有關；利益主體假設，與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關，等等，從而使基本假設在經濟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論意義，提高了基本假設在解決經濟法理論問題上的應用價值。現略舉幾例予以說明：
1.從二元結構假設來看，它為經濟法提供了一個從心理到經濟，從政治到社會，從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這樣的框架中，有助于人們認識經濟法究竟是公法，還是公法與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實上，二元結構的假設雖然較為宏觀，但它畢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邊緣，從而使研究者能夠以一定的（雖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狀態）區域為“基地”進行研究。在公與私之間的模糊地帶，是否有所謂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間，是否能夠存在與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會法，人們的認識不盡相同。不過，根據二元結構的假設，結合客觀實際，從總體上說，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認為經濟法只能屬于公法，而不是屬于第三法域或社會法〔5〕。因此，二元結構假設有助于分析經濟法的性質問題。
2.從雙手并用假設來看，如果一國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產生經濟法。一方面，經濟法雖然要保障國家對經濟運行的調控，要保障國家對市場秩序的規制，但它并不是傳統的行政強制；另一方面，雖然經濟法的調整直接作用于市場經濟，并直接關系到市場主體的切身利益，但它畢竟不是單純的市場調節，更不是傳統的自由放任。雙手的協調并用，使雙手都能夠更揚其長而避其短，從而體現經濟法的調控與規制手段的特點，體現經濟法在調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調控與規制所發揮出的調制功能，與傳統的市場調節與行政命令有著根本上的不同。事實上，雙手并用所體現出的合力，是對傳統的調節經濟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矯正。
可見，透過雙手并用假設，不僅有助于理解經濟法的產生問題，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經濟法的調整手段、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對市場經濟的綜合調整等問題，從而不僅有助于認識經濟法的獨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認識其與相關部門法的內在聯系。
3.從兩個失靈假設來看，該假設實際上在經濟法研究中已經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來，經濟法學界一般都把市場失靈的存在作為探討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點。按照目前較為流行的理論，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市場機制本身無法解決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因而就需要由國家來介入或稱干預。而國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則主要是經濟法。上述的解釋，是目前較為通常的解釋。這種解釋當然有其合理之處，但有些方面還有待于再進一步細化。從雙手并用假設來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場失靈，因而對經濟的調節才不能僅用市場調節這一只手，而是還要用國家調節這只所謂的“有形之手”。但是，在運用國家之手的過程中，可能會存在政府失靈的問題。而政府失靈的存在，主要導源于政府的失控。從現在影響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論來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權力的不斷膨脹，才認為有必要強調對政府的權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論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權論”主張，實際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但經濟法不同于傳統的行政法，它不是單純地強調要限制政府的權力或國家的權力，而是要通過如何適度分權，以及如何適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努力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因此，經濟法必然會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傳統的行政法。
兩個失靈假設表明，經濟法不僅要通過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而且也要通過相關的規范，來解決政府失靈的問題。兩個失靈的存在，對于經濟法產生和存續必要性的問題，有很強的解釋力。因此，兩個失靈假設，對于探討經濟法的發生論問題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說明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認識經濟法不同于傳統部門法的特殊性。
4.從利益主體假設來看，在經濟法研究上重視各類主體的利益，真正關注不同主體客觀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認識經濟法調整方面的問題。只有充分地認識到國家利益、企業利益、個人利益；認識到社會公共利益與私人的獨特利益；認識到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一致的利益和沖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類主體之間去平衡利益，才能讓各類主體更好地去代表和實現某一種利益。從規范的層面看，經濟法主要是規定和解決相關主體的權力或權利的問題，但從更深的層面上看，則是相關主體之間的利益如何協調和平衡的問題。利益既是經濟法得以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經濟法不斷完善的重要源泉。沒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體，沒有相應的利益主體假設，就無法說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動力機制等相關方面。因此，利益主體假設，對于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的發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舉例表明，經濟法學的各類基本假設，對于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都很有價值。事實上，在理論研究領域，以上述的“二元結構”假設和其他各類假設為基礎，在經濟法理論上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結構”。例如，在調整對象理論上，存在著宏觀調控關系和微觀規制關系的二元結構；在體系理論上，有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的二元結構；在主體理論中，有調制主體與調制受體的二元結構；在行為理論中，有經濟調制行為與市場對策行為的二元結構；在責任理論中，有本法責任和他法責任的二元結構，等等。此外，在財稅法、金融法、競爭法等相關部門法理論上，也都存在著一些以上述相關二元結構為基礎的具體的二元結構。這些都是二元結構假設與其他假設應用的成果，對于增進經濟法理論的體系化或嚴謹度，形成內在和諧統一的“理論”，是很有價值的。
五、各類基本假設的局限性
前面探討的各類基本假設，盡管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應用意義，但也都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對此也必須要加以分析，以求對基本假設做更恰當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設的局限性，首先來自假設本身的局限性。由于這些假設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學科的假設，許多假設不僅本身尚需要不斷地得到驗證，而且是否適合于法學研究，是否有利于推進法學研究，也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得到檢驗。
其次，二元結構假設的局限還體現在，它雖然已是各學科的學者都比較認同的，但并不是法學本身能夠有效證明的。限于自身的特點，法學要在很大程度上從其他相關學科吸取營養，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設等。但在上述假設的可靠性和證實性方面，法學很難大有作為。這對假設方法的應用也可能會產生影響。
再次，各類假設都具有一定的相對性。為此，在運用這些假設的過程中，不應把各類假設絕對化。即應采行“相對論”，而不是“絕對論”。具體言之，一方面，上述這些假設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假設是否都合適，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當性，還有待于接受理論和實踐的檢驗，還需要接受時間的考驗，還有待于人們認識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類假設實際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簡明，更有說服力，等等。而作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理論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觀點也都是一種“偏見”。為此，就應當以一種開放的、包容的、建設性的考慮，來看待各類基本假設。而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所能夠建立的理論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斷更新和不斷發展的。
例如，在對二元結構認識方面，并非要強調“兩極論”，即并非認為二元結構中只存在完全對立的兩極。事實上，在這兩極之間的過渡地帶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國的哲學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兩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兩端，要以兩端為起點才能知道何為“其中”。但關鍵是現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兩端為何物，因而也就很難作到全面地認識相關問題。二元結構的假設，恰恰是要給出兩端、邊界，也就是給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二元結構假設的相對性是很明顯的。例如，經濟層面的二元結構假設，曾經包括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結構，而這些劃分并不是絕對的。在兩極中間還會存在一些混合的領域。例如，在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還會存在第三部門，在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之間，還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結構只是提供了一個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臺，對于具體問題必須作具體分析。為此，哈耶克認為，把整個服務領域界分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業已為人們接受的二分法，是頗具誤導性的；對于一個健全的社會來說，在商業領域與政府治理之間（也就是在私營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作者注）保有一個第三領域，即獨立部門（Independent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門）是至關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結構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論者引申出經濟法就應當以第三部門為依托，以社團為主要主體呢？恐怕至少在現實的條件下還不能。盡管第三部門也是很重要的，盡管社團也有其重要的價值，但誠如伯爾曼所認識到的那樣，自20世紀以降，教會早已不再構成對世俗權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經濟和社會秩序內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團體或行業的習慣，在立法和行政機構的控制下已經失去了效力〔7〕。
因此，盡管需要有第三部門的適度發展，盡管也需要對第三部門的壯大作出一些積極的倡導，但在現實中其地位無疑較為式微，無法和無力全面地替代國家，也無法真正成為社會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結構的假設以外，其他的假設也都具有相對性，特別是在經濟法研究上有特殊意義的基本假設。這些假設，盡管在經濟學等領域都已經成為一些重要理論或重要假設，但是這些假設在經濟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適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關的研究，都還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考驗。
正因如此，對經濟法上的基本假設需要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尤其要認識到這些基本假設是經濟法理論展開的前提和基礎；這些基本假設不僅確定了經濟法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宗旨、性質等問題，而且也確定了經濟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這種有針對性地確立起來的研究方法，對于確保經濟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注釋
[1]我國憲法修正案第七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這些規定表明，我國已經在憲法上承認了市場經濟體制，因而也就承認了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以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宏觀調控的普遍需求和不可或缺。
[2]經濟法調整所要解決的基本矛盾，同傳統部門法調整所要解決的基本矛盾是不同的。例如，民商法所要解決的主要是私人主體之間的私益沖突，而經濟法則要解決私益與公益之間的沖突，由此它們的調整方法、價值取向等會有所不同。
[3]在馬歇爾看來，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性生活事務的學問；它研究個人和社會活動中與獲取和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關的那一部分。參見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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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守文。論經濟法的現代性[J].中國法學，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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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712（2014）04-0048-02
[作者簡介]王娟（1981―），女，湖北十堰人，博士，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
一、關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價值思考的引發
中國古代文學是高等院校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之一，但是近些年來它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有所下降，表現為：古代文學課時被壓縮，學習意義不明確。認為在當今社會，掌握實用性的知識更為必要，古代文學離現實生活太遠，對個人發展沒有直接促進作用，是附庸風雅的聲音時而有之。與國人忽視古代文學教學相反的是在“漢語熱”的背景下，外國人對古代文學的向往。不少國家把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來華留學生的必修課。我們不得不思考，中國的文化傳承體現在哪里，作為中國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這樣看來，在當代社會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價值的思考和探討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當代價值體現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梁啟超曰：“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1]中國古代文學負載著傳統文化，蘊含著深厚的傳道價值、育人價值，是中華瑰寶，是新世紀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資源。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不僅教授理論知識，還使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陶冶其情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當代價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為一位典型的中國人。
孟建偉提出了“文化教育”這個嶄新的教育理念。他認為：“這是一種以文化為導向的教育：它將吸納人類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長和文化創新的元素，并將教育的過程變成文化育人的過程。”[2]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符合這個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釋它。古代文學教學的作用是隱性的，高校古代文學教學是實現文化育人的重要環節，對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具有積極作用，在使學生了解并感悟歷史和現實的人文情態、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學科教學無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負載著文化，傳承著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3]
三、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當代價值的實現途徑
古代文學的教學分為兩大塊：文學史和文學作品，其教學目的是使學生熟悉并了解歷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掌握古代各類文體的演變軌跡、文化思潮的興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和影響，獲得閱讀、分析、鑒別和欣賞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提高思想修養、美學修養和文學素養。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以文學史為綱，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學史教材一直在變化，各個版本的文學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選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學史所講述的多是知識性問題，比如文學發展的脈絡、作家的貢獻和地位、作者主張及相關的文學現象等，經典作品則直接表達了詩人的主觀情感。因此，古代文學教學應該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學可以從分析作品的藝術性，引導學生掌握鑒賞方法；從將心比心，和古代作家產生共鳴；深度挖掘，領悟真理三個方面著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對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鑒賞作品的第一步，通過細讀、誦讀、解讀作品能實現對作品的初步把握。細讀作品就是仔細讀文字，細細玩味，關注的是具體的形、音、義及標點。細讀作品注重的是培養學生對單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鑒賞能力，不是文學史知識的多寡。如蘇軾的《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上闋開頭“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細讀時要抓住似是而非。接著分層鋪敘，先說楊花的飄墜“拋家傍路”，次寫念遠之人“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再寫夢“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細讀時要抓住分層的關鍵詞。下闋直接抒發主觀情感，“恨西園，落紅難綴”，美好春光已經逝去。緊接“恨”的內容，同樣分層次來寫，“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飄飛的楊花變成了破碎的浮萍，此為第一層；“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傷春別離，此為第二層；“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將傷春之情推向頂點，此為第三層。
誦讀作品指用適合的話語聲音形態、語調和節奏，在一詠三嘆之間慢慢體味朗讀并背誦作品。如李清照的《聲聲慢》，凄切的氛圍、凄涼悲哀的感情多是通過疊字、入聲字的韻腳來體現。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這些疊字，讓我們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達的情感。誦讀作品可以采用教師范讀，學生仿讀的方法，通過對作品文字聲音的感知達到理解作品、體悟情感的目的。
解讀作品。解讀作品不是簡單地講析詩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內涵以及作品之外的東西。解讀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寫作背景，與作者其他作品進行比較，與同時代作家的作品進行比較，把作品放在文學史的坐標上衡量其地位、貢獻，等等。在解讀秦觀的《醉鄉春》時，我們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創作背景，此詞為作者貶謫廣西時所作，“瘴雨”“椰瓢”等題材都帶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說明詞人在流寓廣西時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響。其次，可以把這首詞同秦觀的其他詞進行比較，發現秦觀的大多數詞作都寫自己遭遇挫折、身處逆境之時不能解脫的愁和恨，而這首詞寫到“醉鄉”中去尋找精神寄托，不再為謫居而自傷。
古代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古代文學教學是讓學生體驗文學的魅力，體悟文學的真諦，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在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鑒賞文學的能力，多讀、多揣摩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培養鑒別力的重要方法。
（二）將心比心，體驗情感
古代文學教學要注重引導學生體驗情感，讀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詩詞所負載的情感與今人有貫通之處。如賀知章的《回鄉偶書》所寫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離家白首歸的體驗，讀者可以身臨其境般領略到這種滄桑之感。李白的《靜夜思》語言簡單質樸，但詩歌中蘊含的是千百年來人們共同的思鄉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寫只是一件小事，卻把人世間最樸實最高尚的母愛寫得感人至深。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所抒發“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情感，不僅是詞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處于同樣環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這種感受超越了時空，可以使我們產生共鳴。積極體驗作品表達的情感，在作品教學中至關重要。正如施議對先生所言：“將你心，換我心，必將有所得。”[4]
（三）深度挖掘，領悟真理
古代文學教學包含著對學生的人格、心靈、情感、審美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塑造學生的思想靈魂，使學生熱愛祖國文化，培養學生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學中很多優秀作品或教人明志、或教人做人、或幫人成才。古代文學史上許多著名作家，他們關心社會、心系蒼生、品德高尚，是我們學習的楷模。教師要通過教學，讓學生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明確人生道路，領悟人生真諦。如王之渙的《登鸛雀樓》中“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對高遠目標的追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詩人仁愛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體現。
綜上所述，我們只有正確認識了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當代價值，在教學過程中秉承先作品后史論的教學觀念，才能促進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M].飲冰室合集：第九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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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6-20
基金項目：河南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重點課題（編號：[2012]-JKGHAB-0028）
作者簡介：吳艷芳（1970- ），女，河南工業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管理與評價、農村金融與產業投融資。
經濟學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是經濟學類專業本科教學的重要環節，是實現經濟學類專業培養目標的關鍵步驟。畢業論文寫作旨在檢驗學生對所學經濟學類專業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的掌握程度和綜合運用能力，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專業研究水平，提高分析和解決經濟生活中各種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專業素養。
一、評價方法與原則
在量化評價過程中需要掌握以下幾個原則。
（一）評價結果宜粗不宜細。作為一門課程的成績，經濟學類專業畢業論文成績的評定可以實行百分制，也可以實行等級制，但百分制的評價劃分等級過多，評價結果過細，反倒是等級制更合適些。可以將畢業論文評為若干個等級，如優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五個等級，也可以評價為甲乙丙丁四個等級，或ABCDEF等六個等級。成績只能作為評價學生之間論文寫作水平、層次、質量有差別的一個方式，所以評價宜粗不宜細。
（二）科學性。評價方法和指標體系的構建要能夠評價學生畢業論文質量的高低，特別是能夠評價出學生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畢業論文的寫作態度、經濟相關問題的研究能力、對經濟學專業論文的寫作能力等。影響經濟學類專業畢業論文質量的因素有很多，如果作為一個課程作業的話，它沒有標準答案，甚至連標準格式都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因此，要有科學的評價方法和評價體系，既要將重要的影響因素和評估指標都找出來，在評價體系中體現，也要將非重要的因素剔除，避免因注重細枝末節而使評價有失偏頗。評價指標體系和結果要能反映學生畢業論文的水平和差異。
（三）可操作性。畢業論文評價指標和評價標準要有可操作性，也就是教師根據學院的評價體系能夠對學生的論文進行客觀評價，而不能簡單給出一些指標，卻無實際可操作性。如有的學校給出的評價指標里有論文撰寫水平，事實上畢業論文的撰寫水平要體現在很多方面，這要有多個指標才能體現；有些學校評價指標里有綜合運用知識能力，其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體現在論文的一些環節，需要通過對論文的評價來體現學生的能力，而不能直接用能力來評價學生的論文質量。
（四）專業特色性。畢業論文的評價要因專業而有所差異。有些綜合類高校往往對學校所有專業的畢業論文設定相同的評價指標和標準，沿用相同的評價方法和原則，忽視了專業特點和專業差異。事實上，經濟學類專業的畢業論文與其他理工類專業、文史類專業具有不同的特點，如它與實際生活結合更加緊密，具有顯著的應用性特色。
二、論文選題質量
選題是畢業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選題質量是影響畢業論文質量的重要環節。但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應將選題作為畢業論文評價指標。畢業論文評價是對學生的畢業論文進行打分，是學生成績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是對教師分配題目進行研究，選題的質量是由指導教師的水平和責任心所決定的，跟學生無關，當然不能將選題質量的高低作為一個評價指標。但如果選題是由學生確定的，或主要由學生確定，那選題必然成為畢業論文評價的一個指標。
筆者認為，經濟學類畢業論文的選題至少應有以下四個標準：一是要有研究價值，即論文選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或能夠指導經濟生活的實踐，這是選題的前提條件。二是選題要有實實在在的研究內容，避免空的問題。在經濟社會中，雖然有許多有研究價值的選題，但受閱歷、能力、見識、知識面等影響，學生往往找不到真實的選題，導致選題過空。三是大小適宜。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常見的是選題過大。過大的選題將導致沒有研究重點，受學生知識結構、研究能力和論文篇幅所限，很難有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四是與專業的相關度。在論文寫作之前的選題輔導中由指導教師把握，對于不合要求的選題不予開題，不允許學生寫作。
三、論文結構
作為本科畢業論文，一定要結構清楚、連貫，各部分之間要有邏輯上的聯系，必須是標準的學術寫作規范。但是否一定要有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或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愛因斯坦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力和想象力。所以我認為作為本科學生，如果能夠提出問題，并將問題論述清楚就可以了，并不一定要解決問題，或者并不一定要解決發現的所有問題。經濟學類專業畢業論文常出現的現狀、問題與對策的三段式論述，看起來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能作為畢業論文評價的標準，更不能作為唯一的標準，應該允許學生寫發現問題式的論文。
四、研究方法
經濟學類專業畢業論文的研究方法很多，而現在數學化、實證化的趨勢非常明顯，現在高水平的期刊征稿時非常看重論文中數學方法、計量模型的運用。畢業論文指導和評價過程中可以引導學生多關注實際問題，學會用事實反映問題，包括典型案例剖析、相關統計數據分析、實地調查結果等，而不必將是否用數學模型作為評判論文質量優劣的一個指標。當然，如確有能夠用數學模型進行研究和畢業論文撰寫的學生，可以給高分，因為這表明該學生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五、創新性
創新是所有研究都必不可少的，如果沒有創新也就沒有了研究價值，本科畢業論文也是如此。所以，在經濟學類專業畢業論文評價指標中，創新性是不可或缺的。提出理論問題并解決往往會帶來方法論上的創新并導致一個新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這是創新；發現實際問題并解決也是經濟學創新的一個重要方式，因為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應用科學，運用經濟學理論來解決經濟運行中的具體問題是經濟學的根本任務。同時，在解釋或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如果發現原有的理論框架無法適用，就可能導致理論的創新。但在找創新點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要求的尺度，因為研究的創新可以體現在研究視角的創新、研究方法的創新、研究領域的突破、研究對象的差異。對于普通高校的本科學生來說，有哪怕一點的創新就足夠，不能用研究生論文甚至經濟學專家的標準來要求。
六、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是指就某一時間內，作者針對某一專題，對大量原始研究論文中的數據、資料和主要觀點進行歸納整理、分析提煉而寫成的論文。綜述屬三次文獻，專題性強，涉及范圍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時效性，能反映出這一專題的歷史背景、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具有較高的情報學價值。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成果上的延伸，都是對前人研究領域、研究方法或研究視角的擴展或修正。對于進行經濟學問題研究的本科畢業生來說，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形成文獻綜述是必不可少的環節，一是可以檢驗學生對相關研究領域的了解程度，避免低水平的重復研究；二是可以讓學生在寫作過程中學習到課堂所未能涉獵的專題研究；三是評價學生論文創新程度的一個重要途徑。所以，文獻綜述應該成為畢業論文評價的一個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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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2-0253-020 引言
體育精神是校園體育文化的重要內容,是學校體育的靈魂和核心。校園體育文化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程度的提高，它的作用越來越大，超出學生時代的時間界限，具有終身體育意義；超出學校教育的范疇，具有廣泛的社會價值；超出增強體質的獨特功能，具有促進學生全面協調發展效用。
1 高等學校校園體育文化的含義及分類
1.1 校園體育文化的含義 校園體育文化指的是在校園環境中形成的一種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它的目標是促進學生身心全面發展、手段是讓學生進行身體練習、主要內容包括各類體育知識，它是高校師生在開展各式各樣的體育活動中所形成的環境和氛圍[1]。
1.2 校園體育文化的分類 根據文化學觀點，人們根據文化要素的不同可將其分為三大類三個層次[1]。意識文化是整個系統的核心，行為文化、物質文化是意識文化的外在表現。（見圖1）
2 校園體育文化的精神價值功能
校園體育文化以學校教育為構成要素，在培養校園團體，尤其是學生的身心健康、全面發展、團隊精神等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價值功能。
校園文化環境能使人不斷地接受新文化的滋養和熏陶，我們從這種文化環境中吸取營養，實現從“自然”到“文化”從“現實”到“理想”的升華。體育精神是校園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校體育的靈魂和核心。我們將這種校園體育文化中人文意義濃厚的體育精神與具有思想意義的體育教育相結合，促進學生對體育的了解，進而參與到其中并享受在其中[2]。
3 高等學校校園體育文化及精神價值建設的目標和內容
3.1 高等學校校園體育文化及精神價值建設的目標
高等學校校園體育文化要樹立明確的目標。高等學校體育文化及精神價值建設的目標會因為各種原因有所差異，如不一樣的學校、不一樣年齡的學生等。首先大學生只有身心健康的情況下才能夠更好的完成學業。其次，大學生在以后的社會生活中堅持體育鍛煉不僅會能增強自身體質，還能把自己學習到的體育知識及鍛煉方法等帶入所處的社會環境中，為推動體育文化發展做出貢獻[4]。
3.2 高等學校校園體育文化及精神價值建設的內容
校園體育文化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學校體育教育教學、課外體育活動等為主要內容的校園體育文化建設，不是在短時期內就能實現很好的，而是一項長期、系統的工程。要建設良好的校園體育文化一方面我們要對相關規章制度進行規范和完善，促進學校體育文化建設，成為校園體育文化建設的保障。另一方面，學校要精心制定切實可行的計劃。校園體育文化的建設，還要依照學校管理制度的要求，結合學校各階段的實際情況，不斷創新學校體育發展機制，不斷完善學校體育工作組織系統、規章制度和管理體制，培養個性化管理理念、體育精神和運行效度[5]。
4 高等學校校園體育文化及精神價值建設的途徑
4.1 加強高等學校校園體育制度文化建設 學校體育管理體制的完善及體育規章制度的健全能更好的保障校園體育文化的建立和健康發展，這是一切校園體育文化活動所要遵循的原則，因此要從嚴治本，是非分明，積極引導，相互配合。
4.2 加強高等學校校園體育意識文化建設 校園體育意識文化是校園體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以體育目標、體育行為及審美情趣等為主要內容。良好的校園體育文化像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促使人銳意進取。因此我們要把創建良好的校園體育精神文化作為校園體育文化及精神價值建設的核心，積極弘揚體育精神，培養更高水平的團隊精神、競爭開拓精神等體育精神，并將體育精神和學風建設結合起來，不斷加強體育意識文化建設[4]。
4.3 加強高等校園體育物質文化建設 體育物質文化建設是校園體育文化及精神價值建設的基礎。通過實際的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才能培養體育意識文化。各種體育場館、運動廣場、體育用品（包括運動服裝、飲料等）、藝術雕塑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體育場地設施也是學生進行體育鍛煉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凝聚和展示著人類的智慧，體現著人們的意志和價值觀念，因此，加強體育物質文化建設，包括場館建設、現有場地和器材的合理使用、體育設施規章制度等對大學生心理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