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雙減政策的看法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人們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I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12-0017-02

《麥河》是一部寫當下農村土地問題的力作，對農村發展的一個探索和思考，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鄉土寫作。“新現實鄉土小說是新現實主義的一部分，這個文學思潮大約產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主要以何申、談歌、劉醒龍、關仁山、譚文峰等為代表。”商品經濟大潮中鄉土社會的變革是這些作品表現與描寫的主要對象。新現實主義鄉土小說試圖在更廣闊的社會畫面上來把握現實的矛盾。《麥河》經過精心的構思和深入的開掘，在城鄉兩個社會畫面上講述故事，是作者對自己創作的一次成功超越。小說塑造了許多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以瞎子白立國作為敘述者，百年老鷹是其眼線，通過人鬼對話來溝通古今，寫向歷史的縱深，卻又自如的回到在現實中，現在與歷史，現實與虛幻交織，使得小說具有一種魔幻色彩。作者用滿含深情的筆調書寫著永不衰敗的土地崇拜。

一、土地崇拜

土地不僅是財富的象征，同時也是農民的生存方式，自古就有 “土生萬物由來遠，地載群倫自古尊” 的土地崇拜觀念。農民靠著幾畝地養家糊口，繁衍生存，自然把土地奉若神明，侍奉祭祀，祈求風調雨順，盼著好收成。就是在現代文明高速發展，農業現代化不斷深入的今天，不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人們對土地的渴望和熱愛也是有增無減的。

在作者的故鄉唐山冀東平原有一條大河叫灤河。河水從草原而來，它既有生命，也有使命。河流在大地表面蜿蜒流淌，無私的哺育著兩岸兒女，最后流入渤海。灤河，是唐山最大過境河流，兩岸盛產麥子，船上裝滿了麥子，老百姓也稱“麥河”。這部小說就以《麥河》為題，講述麥河兩岸的人和事。麥河兩岸泥土飄香，麥浪滾滾，麥子和土地在風中深情地吟唱，這是令人難以忘懷的生命景象。有了冀東大地，有了麥河以及兩岸的麥香，便有了冀東人民的繁榮不息。正如在詩人海子心中麥子是一件圣物一樣，而對于冀東大地上的人來說，麥子是人們心中的圖騰。比如在小說《麥河》中提到的麥子是辟邪之物；人死了在墳頭上鋪上麥子；虎子經常嘴里叼著麥子；為去除韓腰子的病魔，白立國還給他兩張麥穗破穢符等。麥河滋養著生命，又誕生了地域文化。冀東民間藝術“三枝花”之一的樂亭大鼓就是作者經常在小說中提到的。小說中瞎三白立國揮著手中的梨花板，扯開喉嚨唱道：摸一摸我的天／親一親我的地／娘織了毛布衣／姐編了葦炕席／麥子黃了梢兒／大爺掛了犁兒／…… “摸”、“親”二字讓人有種切身之感。自然而又渾厚的唱腔傳達著淳樸而又深情的韻味，親切而又綿柔的唱詞蘊含著鄉間凡夫俗子的真善美，也溫暖著麥河沿岸的人們。

冀東大地上的人們都有土地崇拜。鄉間的土地廟，鄉親們都叫“連安地神”，地神在民間被稱為土地，而祭土之神壇則演變為土地廟。小說中寫道土地神管事很多，如莊稼生產，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等等。傳說連安有著非凡的神力。連安手里的“麥穗”有非凡的魔力。如遇大旱，人們到土地廟祈雨，連安手里“麥穗”一揮，滂沱大雨就會到來。這些傳說，更加印證了小麥和土地的神奇，同時小說中講述的這些傳說更加體現出其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

二、土地流轉

小說主要圍繞曹雙羊回鸚鵡村搞土地流轉時發生的一些矛盾沖突講述的。城市現代化建設日新月異，現代文明也逐漸深入到農村，農村也在悄悄發生著變化。國家越來越關注“三農”問題，農村的問題很多，比如農業現代化問題、土地所有權問題、農產品價格問題、農村剩余勞力出路問題、農村貧富分化問題、農田基本建設問題、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在小說中有所體現。我國頒發了《土地承包法》，對土地流轉(轉包、出租、互換和轉讓)等都作出了規定。允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繼以來農村土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我國第三次地權改革。正如小說中村長陳鎖住所說的：由于農村經營分散難以集中開發，土地經營的粗放，直接導致地產、土質的嚴重下降。受市場經濟的影響，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群體，老、弱、病、殘、婦女留守在家，勞動力十分是缺乏，土地粗放耕作，甚至出現荒蕪。為了多打糧，就通過使用更多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來種植、管理農作物，造成耕地、水源、大氣等嚴重污染，土質板結，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隨著城鎮的迅速擴張、工業用地和基礎設施用地的大幅度增加，基本農田越來越少了。“土地流轉”中的農民更加自由，也不斷增加著收入，但是，也是問題重重。過去對鄉村約定俗成的看法，如今已經失效。不尊重生活這種復雜性，就會犯一些幼稚錯誤，甚至會幫倒忙。小說中寫道，曹雙羊在回村搞土地流轉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他利用農民的土地證抵押貸款，土地由于管理不當出現土質板結。小說中也寫道了曹玉堂和郭富九對土地流轉態度由反對到接受的過程。

當然，土地流轉后，農業實行規模化現代化經營，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農民增收。總之，土地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正是有了人們對土地的熱愛，才有了更多的對土地的探索和思考。

三、土地上的精靈

我們知道，小說是以刻畫人物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的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學體裁。小說三個要素主要包括人物、故事情節、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而長篇小說《麥河》成功之一就在于它成功的塑造了新型農民形象，他們共同情感特點是熱愛養育他的那片土地。

故事的敘述者是一位叫“瞎三”的樂亭大鼓藝人白立國。白立國小時候因病雙目失明，然后學習樂亭大鼓，并為人算命。他心地善良、富于智慧、同情弱者、富有正義感、熱愛土地，他曾說過：“離開土地，背叛土地，就是死路一條，我們誰都不能離開土地啊。”可以說白立國是民間文化的一個載體，也是民間道德文化的化身。他身邊還有一個百歲老鷹虎子。這只神鷹完成了兩次的蛻變，能用特殊的語言同它的主人溝通交流，還能預知未來，于是成了白立國的“眼線”。寫百歲神鷹虎子時帶有一種神話色彩，但是正是由于虎子有這種特異功能，才幫助瞎三很好的去講述整個故事。小說最后寫道虎子死里逃生，回到了鸚鵡村。虎子都要拼命回到養育它的土地上，何況人呢，發人深思。小說寫道白立國能在夜里到鸚鵡村墳場里同鬼魂對話更是具有魔幻色彩。小說中寫道鸚鵡村有一種習俗，身前有功德的人死后，請人放掉死者身上的一碗血，然后和著泥，塑成死者的塑像，燒制后立在死者的墳前。白立國失明之后，他能乘夜色到村外的墳場與狗兒爺以及棗杠子等鬼魂對話。小說中許多關于歷史的回憶就是用白立國同狗兒爺以及棗杠子的鬼魂對話來敘述的。通過與鬼魂對話，我們了解了曹家幾代人與土地的命運。例如曹老大開荒的土地被張蘭池占去，狗兒爺如何帶頭斗倒地主等。從現實一下子轉入歷史敘述又返回現實，縮短了現實與歷史的距離，是小說一條暗線，縱向敘述歷史，又讓我們了解了土地的歷史發展脈絡和農民的命運以及代代農民與土地的感情。

曹雙羊是小說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新一代農民要求擺脫貧困而勇于闖蕩的開拓精神，他探索著如何轉變生產方式，讓土地給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的人們帶來更多的財富。小說中講道由于陳元慶欺負了他姐，他打了陳元慶而耽誤了高考。開發煤礦讓他看到了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和殘酷，經營麥河集團又讓他看到了商場的陰暗和狡詐。他回到鸚鵡村土地上，他希望村民通過土地流轉加入“麥河集團”，實現鸚鵡村的集體致富。同時小說又講述了他的太爺曹老大、爺爺曹景春(狗兒爺)、父親曹玉堂四代人與土地的故事。在《麥河》中不僅講述了農民與土地關系，而且描述了土地流轉中復雜的矛盾斗爭。曹雙羊為了“麥河道場”方便面的原料供應而回村流轉土地，于是在流轉土地中就充滿復雜的矛盾斗爭。他為了籌集高額的廣告費用而把農民土地證作為抵押到銀行貸款；使用美國產的一種叫“青肥”的肥料，導致土地板結等。曹雙羊在瞎子白立國的幫助下經過蛻變真正成長，以鸚鵡村百姓的利益為重，反抗村長陳鎖柱以及舉報縣長陳元慶的不法行為。當然，小說寫了曹雙羊經過兩次蛻變真心為農民謀利益，決心不再傷害土地，把土地流轉辦好了，使農民受益。他是熱愛土地的。不管是老一輩還是新一代農民，都注定與土地結下了不解之緣。

桃兒是個美麗善良的農村姑娘，懂得自立自強，熱愛土地。她隨母親改嫁而到了韓腰子家。由于貧窮，她和曹雙羊最終沒有走到一起。桃兒被迫進城打工，又為了救母親而失了身，迷失了自己，又由于被抓，自殺時被白立國救了。但是桃兒很快從迷失中走出來，憑著對土地的熱愛重塑土地崇拜。她愛上瞎子白立國，并走上了自我救贖的道路。正像她自己所說的：“土地，就是我們的人生的坐標，離開了它，人生就會失去方向，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她一方面拼命掙錢準備為白立國治眼睛；一方面辦起了保潔公司，想搶救更多像她這樣的姐妹們。當她把白立國送進醫院做了復明手術重見光明后，自己卻在送白立國返鄉的路上因為車禍而雙目失明。桃兒的命運讓人為之同情。也許在她瞎了以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大地的心跳和對土地的依戀。

除了白立國、曹雙羊、桃兒等生動鮮明的形象，小說中還有像陳氏三兄弟、郭富九、韓腰子、曹小根、曹鳳蓮、張晉芳、劉鳳桐等形象也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其中郭富九、韓腰子這兩個種田的好把式由一開始的反對土地流轉到接受的過程，小說講述的也十分的曲折生動。他們都是土地上的精靈，用他們的愛恨情愁演繹著大地之歌。

《麥河》是一曲獻給農民和土地的深情頌歌，唱出了冀東兒女的悲歡離合。世界在變化，時代在變化。可以說城鄉之間存在著許多可變因素，但不變的是土地和人們對土地的熱愛。“鄉心和鄉情在人群中擁有一個最大的共鳴區，它應該是鄉土文學永恒的靈魂和主題。”土地是物質的，同時又是精神的，給心靈世界以勇氣和力量。“為什么我眼里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的這句詩不僅道出了詩人的心聲，也道出了作者對冀東大地的熱愛和關注以及千百萬農民的對土地的眷念之情。即使在城市化進程高速發展的今天，正是由于這樣的土地崇拜，才會有更多的對于土地生產方式的探索，那些飄逸著泥土氣息的鄉土寫作也將成為文學的寵兒。

參考文獻：

篇（2）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總體上保持了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態勢，居民儲蓄也因此而不斷增長。截至2009年末，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26萬億元（如圖1）。對于巨額儲蓄的存在，各方觀點不一。積極的觀點可以總結為：一方面支持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國反腐敗的進程，因為有關學者認為的款項是儲蓄的來源之一（張力生,羅永進，2005）。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巨額儲蓄的存在也給我國各方面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例如：儲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費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財政赤字、國家債務連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觀調控不能伸縮自如，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功能被削弱，僅能通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發揮效力，而根據羅伯特?蒙代爾的政策指派理論，這又使得我國對內的經濟調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儲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國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不斷下降，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自身的經營狀況又連年處于虧損狀態，不能靠自身結余來補充資本金，而通過發行債券、央行貸款，畢竟不是長遠之計。不但會造成銀行債務的不斷積累，而且會造成社會通脹壓力。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國有金融機構乃至整個金融行業的經營風險。

已有的儲蓄理論將儲蓄的變動歸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應，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經濟效應，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應，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齡結構效應，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還有通貨膨脹效應、財富效應和國外儲蓄效應等。這些理論主要與各學者所考察國家的情況相適應。具體到我們轉型經濟國家，則需進行具體分析。對此，本文考慮主要從居民收入、通貨膨脹與利率三個角度來考察一下其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以期得出我國居民儲蓄增長的相關解釋。

二、理論分析

關于收入增長與儲蓄增長的關系，眾所周知，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在此我們重點分析一下利率與通貨膨脹變化對儲蓄的影響關系。

（一）利率效應

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學界認為儲蓄與利率之間存在簡單的正相關關系。高利率可以使儲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儲蓄。但在現代經濟學中，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利率與儲蓄的關系并不簡單，存在利率對儲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對儲蓄的最終結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經濟學家們做的大量實證分析似乎也證實了這些觀點。在比較典型的實證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薩莫斯(Summers)(1982)、吉爾法薩(Gylfasa)(1981)、巴拉薩(Balassa)(1989)等人認為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正的，儲蓄的利率彈性在0.3-3.4之間。在賴待(Wright)(1967、1969)、韋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發現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負相關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國經濟學界有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利率對居民儲蓄影響很大，而且是正的影響。如謝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實證研究中，發現1978-1987年居民儲蓄對實際利率變動敏感，實際利率變化會導致儲蓄額同方向變化。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利率對居民儲蓄的影響不大。如劉尚希(1992)，張文中、田源(1990)。在張文中、田源的實證分析中，發現1979-1987年實際利率對居民儲蓄的系數小于零但不顯著，同期利率對城鎮居民儲蓄的系數大于零。張文斌(1991)對同期居民儲蓄的研究也發現實際利率對儲蓄的影響較小，相關系數僅0.56，且為負相關。

以上研究雖然針對同一時期的居民儲蓄行為，但結論有較大差異。這與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數據不同有關。但無論怎樣，說明理論界早已意識到我國儲蓄并沒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儲，利少少儲，無利不儲，負利減儲”的簡單邏輯。進一步探索儲蓄與利率的關系，從理論上給予透徹解釋，無論對于理論還是實踐，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通貨膨脹效應

如同利率一樣，現實生活中通貨膨脹對于儲蓄的影響也是多重的，既可能產生收入效應，也可能產生替代效應，或者，無論哪一種效應均不顯著。

大量的實證分析顯示出不同的結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發現英國70年代高儲蓄率伴隨高通貨膨脹率，未預料的通貨膨脹對儲蓄產生正效應；莫迪利亞尼(1970)年的研究發現通貨膨脹對幾個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的儲蓄率產生負效應；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對41個發展中國家的實證分析發現這種關系為不顯著的正效應。張文中、田源(1990)對中國居民儲蓄的實證分析發現1950-1978年間，通貨膨脹對儲蓄的作用為不顯著的負效應，1979-1989年為不顯著的正效應。

我國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較多的觀點認為，通貨膨脹會抑制儲蓄。普遍的解釋是：當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發生時，人們會提取存款搶購實物，形成儲蓄存款增長減慢，甚至形成負增長。顯然，這種觀點與居民提款購買實物，用實物儲蓄代替貨幣儲蓄有關。按照我國狹義的儲蓄概念，儲蓄僅限貨幣存款，實物儲蓄未列入儲蓄范疇，貨幣存款減少自然意味著儲蓄的減少。如果按照廣義的儲蓄定義，上述觀點應當改為：通貨膨脹會使儲蓄的結構發生變化，儲蓄總額及儲蓄率不受影響。因為，人們提取存款購買的實物，多為耐用消費品，或需要長時間消費的日用消費品之類，這些實物量的增加均屬于儲蓄的范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通貨膨脹對儲蓄的影響比較復雜，取決于通貨膨脹對實際收入的影響程度、人們對通貨膨脹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等多種因素。當通貨膨脹率超過名義收入增長時，實際收入下降。人們為了維持原有生活水平，會降低儲蓄。當通貨膨脹的速度低于名義收入增長，實際收入保持增長，儲蓄率可能不變其至提高。如果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低于實際發生的通貨膨脹程度，人們將會在較大程度上調整預期，并調整消費和儲蓄，使通貨膨脹對儲蓄產生較大的影響，反之較小。

三、實證分析

在以上理論分析中，主要提及了與本文有關的利率與通貨膨脹效應。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引入收入因素，結合通貨膨脹與利率效應一并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問題進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數據選擇。本文選取居民收入（Y）、通貨膨脹率（Л）和實際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歷年數據作為影響居民儲蓄（S）變動的因素，分別從整體上及分階段對影響儲蓄各因素的變動情況進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選取國民總收入作為居民收入的代表變量；

（2）居民儲蓄（S），選取歷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作為代表變量；

（3）通貨膨脹率（Л），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換算成歷年通貨膨脹率作為該變量的數值

（4）實際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代表該變量；

（5）存貸款利差（T），通過一年定期貸款利率減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數據分析。從居民角度來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條件下，收入的提高會吸引居民儲蓄的增加。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長有利于激勵金融部門積極攬儲，擴大盈利資金的來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條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會吸引居民儲蓄的增加。而我國實際存款利率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顯示是波動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還出現過負利率。從這一點來看，存款利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存貸利差的擴大有利于激勵金融部門積極攬儲。據有關學者的觀點，相對于存款利率而言，國際上一般通行的銀行存貸利差大約是2個百分點，中國的銀行保本利差則需要3個百分點（王曉芳，2000）。我國實際存貸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個百分點，在1999年以后才開始大于3個百分點（如表1），如果說利差因素起作用，應該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國居民儲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卻一直在增長，這樣看來，我國存貸款利差并不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主要因素。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國儲蓄增加的主要影響因素。

從圖2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率的高低對居民儲蓄增長率的影響也是變化不定的。在通貨膨脹高的時候，儲蓄增長率有增有減，而在通貨膨脹率低的時候，儲蓄增長率也是有增有減的。似乎通貨膨脹率與利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都不是主要的。

（二）協整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有一定的協同效應，實際存款利率與通貨膨脹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并無一定的規律性，而是變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儲蓄的通貨膨脹與利率效應進行協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穩性檢驗。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模型有三種設定模式，選擇正確的設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對一個趨勢平穩過程（TSP）來說，如果在單位根檢驗中選取了含時間趨勢的模型設定模式，那么，拒絕單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單整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絕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我國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穩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在1%（或5%）顯著性水平下，ADF檢驗應拒絕接受的假設，故一階差分是平穩過程，可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性。

2.協整檢驗。單整檢驗已經說明，S、Y、Л和R都是非平穩序列，進一步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以避免虛假回歸。通過VAR模型確定滯后階數K=1。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因為LR=49.07>41.20（1%顯著水平），所以分別拒絕零假設，即認為變量S、Л和R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過協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個樣本期間（不考慮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應對居民儲蓄的影響是明顯且主要的正向關系，利率效應次之，通貨膨脹率雖有正向影響，但是影響效果較弱。可以理解為，當通貨膨脹處于溫和狀態時，居民不但不會提出存款用于購物，反而會因為名義收入增長率快于通貨膨脹率等原因增加儲蓄。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分析看出，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收入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貨膨脹和利率盡管也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行為的兩個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響要強于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且實際利率與存貸款之差對儲蓄均是正相關。鑒于以上分析，對于我國巨額居民儲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維持城鄉居民收入適度增長。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特別是東西部城鄉居民及其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儲蓄結構。因此需要維持居民收入的適度增長。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貨膨脹水平適當加一個比例來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階層工資的適度增長為標志，鄉村居民可以物價提高水平為基準的同時，不斷減輕農民經濟壓力，適當給予補貼或政策優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為西部經濟的發展提供優越的政策環境，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

2.保持適度通貨膨脹水平。在穩定貨幣供應量的前提下，維護農民利益，減少收費項目，擴大商品供給；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限制，減少交通關卡，平衡東西南北物資的調運；居民收入水平維持適度增長，力求不低于通貨膨脹水平；當通貨膨脹水平較高時，嚴厲打擊囤積居奇者；維護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的信譽，嚴厲打擊違規操作，銀行資金挪用、偷盜以及相關詐騙活動，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把握好宏觀調控工具，適度干預市場失靈現象；嚴格控制財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貨膨脹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內，是穩定我國居民儲蓄、避免資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進而才能維持市場的正常運行。

3.加深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盡早實現由市場形成利率的機制。讓利率的變動來調節儲蓄的增減，充分發揮利率對儲蓄的正面引導作用，實現社會資金的有效配置與應用；同時，完善對社會資金的監測手段，嚴厲打擊社會游資的對市場操縱行為，維護我國市場的正常運行。

4.完善配套體系建設。積極促進金融工具的創新與引進，增加居民對金融資產的選擇種類，形成居民資產的多元化，消化巨額儲蓄；改善金融機構信貸環境，逐步完善銀行與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機制，放寬信貸標準，鼓勵居民進行消費信貸，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以便消化巨額儲蓄，將大量閑置資金進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資金的閑置，消化金融機構的潛在經營風險；適當增加政府的社會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業支出，在帶動居民對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費需求的同時，進一步減輕城鄉居民各方面的經濟壓力，從而形成居民收入對儲蓄增長的正面影響作用。

參考文獻：

1.王曉芳.中國金融發展問題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2.郭英彤.我國居民預防性儲蓄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D].吉林大學,2006

3.馬雙.中國居民儲蓄率的內生斷點分析:1953～2005[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7)

4.杭斌,申春蘭.經濟發達地區城鎮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研究――基于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6)

篇（3）

目前我國住房保障體系主要包括四個部分——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限價房和公共租賃房，前三種主要采取審核和抽簽的原則確定受保障群體，后者還在試點之中，采取排隊原則確定。

一、住房保障體系的涵蓋對象

1、廉租房保障對象

建設部住宅與房地產業司有關負責人指出，廉租住房制度是針對住房困難的最低收入家庭實施的一種社會救助，廉租住房保障的對象，必須是城鎮最低收入家庭，并且住房困難，另外，申請家庭成員中至少有1人為當地非農業常住戶口。更具體的標準要由各地根據當地的整體經濟情況、住房情況制定。國家的廉租房政策對住房條件有嚴格控制，受保障家庭的人均廉租住房面積“原則上不超過當地人均住房面積的60%”。

2、經濟適用房的受益人群

3、住房公積金的涵蓋對象

住房公積金只涉及部分居民，而且主要是收入水平較高的居民。住房公積金主要在全民所有制實行，涉及到的職工只占城鎮從業從員的小部分。全國城鎮從業人員約2億，其中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3000多萬，國有企業4000多萬，其中許多國有企業還因效益不好，未能實行和健全這項制度。從收入水平看，全民所有制單位特別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收入，往往高于社會平均工資。這種情況說明，住房公積金難以用來解決低收入人群住房基本需要。

二、健全現有住房保障體系

1、完善政府廉租房與租房補貼政策

（1）要多渠道籌措資金。當前影響廉租住房推進的最主要障礙就是資金瓶頸。解決資金來源依然要靠“以財政為主，多渠道籌集資金”的方式。其中可包括，以財政投入為基礎建立住房保障專項基金，從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中提取，歸集直管公房出售的部分資金，從社會福利彩票籌集款中提取，接受社會捐贈等。

（2）要明晰廉租住房標準。當前，各地廉租住房面積標準差異較大，確定保障面積標準時，應著重參考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購建房的保障標準：按照廉租住房為城鎮平均住房水平60%的標準進行測算，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制定本地的保障住房建設標準。一般城市確定為40-60平方米的基本保障標準。二是租金補貼標準：由于各地保障能力、職工收入水平和市場房屋租賃價格水平差異較大，確定的補貼標準也不應相同。合理的標準尺度應該是補貼的金額能租賃到基本滿足需要的住房。另外，由于市場租金水平是不斷變化的，各地應根據保障能力的提高和市場租金水平的變化每年進行一次核定，對補貼標準進行適當的調整。三是租金核減標準：凡屬于住房保障對象的家庭租住直管公房或單位產權房的，可享受租金核減政策。租金減免部分應由政府負擔，從專項資金中直接補貼給房管局(所)或有關產權單位。

（3）要完善進入和退出機制。在廉租住房工作中，最大的難點就是資金籌措和廉租戶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各地廉租住房工作，經過不斷的探索和實踐，總結了很多很好的經驗，包括：加快建立低收入家庭信息系統，通過實行申請、核查、公告、登記等制度措施，確保住房保障工作的公開、公正、公平。

在我國，由于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建立，個人收入很不透明，因此直接貨幣補貼可能不一定能落實到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手中，因此我國對“明補”控制很緊，范圍極小，使有些低收入家庭無法享受應得的保障措施。盡管補貼貨幣化應是今后住房保障的努力方向，但這一思路要真正轉化為可以操作的制度安排，還需要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

2、完善與調整經濟適用房政策

（1）進一步完善經濟適用房的功能。首先，要增強經濟適用住房的住房保障功能。住房保障是經濟適用住房的重要功能，其著眼點是解決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住房問題。其次，要充分發揮經濟適用住房的市場調控功能。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要以市場需求為杠桿，通過供應量的增減達到調整供求關系，引導和平抑房價的作用。

（2）保持經濟適用住房的適度發展規模。一些城市由于新建商品住宅和存量住房價格偏高，購買經濟適用住房成為中低收入家庭解決住房困難的有效途徑。

（3）進一步完善經濟適用住房配套措施。除執行并完善收入及住房雙控標準外，還應配合納稅證明等核查手段，形成更為嚴格的購買資格審批公示制度；加強社會監督，嚴厲查處虛假申報；規范經濟適用住房銷售行為，嚴厲查處違規問題。搭建信息平臺，加強房源調控，做好分類定向供應，優先保障危改區動遷居民安置需求。同時，建立經濟適用住房“出口”管理，對經濟適用住房的交易轉讓和出租進行限制，過濾以投資(通過出租或轉讓獲利)為目的購買經濟適用住房的群體。

（4）在供應市場化和保障多元化方面努力創新。供應市場化是經濟適用住房商品屬性賦予的，但是經濟適用住房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限定了銷售價格、標準和對象。因此，經濟適用住房的市場化運作，既是當前推進經濟適用住房工作的難點也是未來發展的重點。同時定向建設一批面向特定人群的經濟適用住房，或者把拆遷安置房、農遷安置房、重點工程配套安置房等都納入到經濟適用住房建設計劃中。

3、擴大住房公積金執行范圍

在百姓衣、食、行問題基本解決的情況下，住房一時間成了人們普遍關心的頭等大事。住房公積金因其覆蓋廣、資金量大、政策優勢明顯，成為解決住房問題的一大社會期待。實際上，住房公積金制度在發揮政策性保障作用的同時，切實起到了增加職工工資性收入，提高職工住房消費能力，拉動職工住房消費需求，加快推進“住有所居”的作用。

目前，住房公積金在制度性質上是只一種職業福利，國家的作用只是提供制度框架，包括標準和管理方法，而不是強制執行。單位公積金補助雖然是由國家規定的，但通常只在全民所有制單位執行，其他所有制單位有選擇彈性，至今未也沒有像養老、醫療保障那樣制定強制執行的規定。對此，有關部門應當積極地擴大住房公積金的覆蓋面，要把它擴大到非全民所有制單位。

三、住房保障體系的發展方向

1、積極探索經濟適用住房租售并舉的政策

改變當前經濟適用住房只售不租的現狀，研究制定可租可售的經濟適用住房供應政策，即對于符合購買條件的中低收入家庭，可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自主選擇是購買還是租住經濟適用住房。

2、發展可支付租賃住房

解決城鎮居民“夾心層”(收入水平高于低保線，但屬于低收入階層，依靠自身力量無法通過市場來解決住房問題)和流動人口的住房問題，應重點通過提供住房使用權的方式來解決。借鑒發達國家經驗，適時推出可支付租賃住房，是一種切實可行的解決途徑。

3、增強對低收入家庭住房消費的扶持力度

對以市場價租賃住房的困難家庭實行租金補貼政策，補貼資金主要由職工所在單位核發，退休人員和無業人員可由財政給予補貼，補貼標準應與廉租房政策有所區別。

篇（4）

遮陽節能在我國的發展背景

近年來，隨著建筑遮陽的發展，各種產品的問世，更多的人開始關注建筑遮陽這塊領域。在建筑設計中，遮陽構件的處理手法也越來越藝術化和多樣化。同時，相關部門也開始頒布條例對該領域進行規范和管理。種種跡象表明，建筑遮陽產業在我國的發展已經具有了一個良好的起步，并初具規模，值得期待。

今天，當我們回頭看的時候，不難發現，過去對于建筑遮陽的理解過于狹隘。建筑遮陽的意義，或許不僅僅局限于遮擋室外的陽光。簡單的來說，主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節能，二是造型。但是，從實際來看，我們在這兩方面做的都不夠。在節能方面，我國人口眾多，建筑量較大，如果每一棟建筑都能做好遮陽設計，那么從總體上看，可以節約下大量的能源，這將為打造可持續發展的節約型社會提供巨大的幫助，同時，也積極響應了環保組織提出的創建綠色低碳生活的號召。在造型方面，當下，大玻璃面的建筑設計巍然成風，千城一面，毫無風土性和地域感可言，遺憾的是，眾多設計師和建造商身在其中，熟視無睹，依舊爭先恐后的開展“玻璃盒子”的設計競賽。結果，街道的風貌被嚴重破壞，城市的文脈傳承難以再現，眾多具有地域特色和歷史風貌的古老鎮市正在迅速的消失。以上這些問題就存在于我們身邊，所以，解決建筑遮陽的問題是緊迫的，也是必要的。

二、外遮陽的發展線索

遮陽構件以空間位置劃分可分為:外遮陽和內遮陽。其中，外遮陽的遮陽效果要明顯優于內遮陽。本文以外遮陽為主要對象，討論其在建筑造型上的藝術化處理。

通過對不同時間外遮陽構件的空間形態的觀察，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發展線索，即：點――線――面――殼――智能化。

點。原始社會時期，人類通過各種巢居建筑，遮風擋雨，抵抗自然力的壓迫。這樣的建筑構造簡單，由植物的枝干搭建而成。其實，這時人類并沒有刻意去建造遮陽構件，遮陽的構件與建筑物的墻體、屋頂形成一個整體，或者說，建筑物的墻體屋頂，起到了遮陽的作用。很明顯，這時的遮陽構件是以一種“被動”的形式出現。從整體上看，村落中的建筑是以一種單體的形式獨立存在，所以，當時的遮陽構件體現出“點”的特征。

線。人類進入了封建社會，建筑水平也有所進步。在這個時期，人們具有了初步的遮陽意識和追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國唐朝的大屋頂建筑。碩大的斗拱支撐著深遠的的挑檐，這種手段在很好解決藝術造型和屋面排水問題的同時，也起到了不錯的遮陽效果。從造型上看，屋檐的遮陽構件的分布是以線條狀的形式出現的。

面。進入了20世紀以后，鋼筋混凝土建筑走進了人們的視野。建筑在高度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建筑的立面面積隨著高度的增加而變大。顯然，僅僅依靠一個巨大的挑檐來解決立面上所有窗口的遮陽問題已不可能。于是，人們將遮陽的問題細化到每一個窗口，巨大的立面上均勻的分布著一個個遮陽構件，體現出一種節奏性和韻律感，形成了一種勻質的肌理。這時，人們開始獨立主動的思考遮陽的問題，遮陽構件開始從其他構件中分離出來。

殼。20世紀的末端，“雙層皮”的理念被提出。這樣的外皮以網狀形式存在，大多使用在高層筒體的辦公樓上。在建筑各個墻面的前方，均設置了遮擋陽光的勻質構件，這些構件連接起來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幾何體，像一個蛋殼，把建筑完全包住，有不錯的遮陽效果。

智能化。近年來，一種自行變化的遮陽構件被越來越多的使用。它可以通過智能化控制，跟隨太陽的位置變化，改變遮陽板的角度，來遮擋室外的陽光。它完全顛覆了以前結合不同季節太陽高度角的變化來計算遮陽板長度的方法，化被動為主動。同時也賦予了建筑一張“可變化的臉”，使建筑立面變得更加生動。至此，遮陽構件無論在設計的意識上，還是構件本身的可變性上，都趨向于主動化。主動遮陽的時代正向我們走來。

三、外遮陽的藝術化分析

外部遮陽在解決了節能問題的同時，對建筑的立面處理有很大的影響。在我國，大多數建筑都使用了外部遮陽。所以，做好外遮陽的藝術化處理，無論是對單體建筑的造型，亦或是對街道區域的建筑風貌保護，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1．外遮陽的分類

一般的來說，可以把外遮陽劃分為三種類型：綠化遮陽、構件遮陽和結構遮陽。

綠化遮陽：利用落葉喬木，像鈴木、白楊、槐、桉、椿等，以及藤架等。既可以點綴環境，美化環境，而且隨季節之變化在不需要時即落葉，但是，僅適用于低層建筑。

構件遮陽：構件遮陽分為兩個部分，可拆卸的遮陽布篷和固定不變的遮陽板。遮陽布篷安裝簡單，操控靈活，成本低廉。在對沒有遮陽構件的老建筑進行整改處理時，這是一種常用的手段。遮陽板是當前的主流遮陽構件，通過在設計立面時候統一規劃，有很好的遮陽效果和藝術造型。在我國，這種遮陽手段的應用范圍很廣。

結構遮陽：有的時候，可以通過結構和體量的變化達到遮陽的效果。比如說上層空間出挑、懸掛結構等。但是，這種這樣方式對建筑的結構的依賴性比較強，使用時存在一些限制，相比構件遮陽而言，使用率較低。

2．外遮陽的藝術處理手法

（1）面處理――建筑語匯、節奏感和尺寸調節。通過對遮陽板的藝術處理，可以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建筑語匯，起到對立面的優化作用。比如在一個面寬較大，高度較低的建筑立面上，垂直設置遮陽板，一方面，形成了一種特有的表皮，打破了巨大建筑立面的單調性，另一方面，垂直的立面線條，削弱了立面橫向長條狀的的感覺，起到了尺寸調節的作用。

（2）體塊處理――虛實相生，變化多樣。在立面設計時，我們把混凝土墻體定義為“實”，把玻璃面定義為“虛”，但是，這兩種材質在空間上來看，往往以平面的形式出現，在垂直于墻面的的方向上缺乏體量的變化。這固然是可以通過體量的凹凸來解決立面進深豐富性的問題，然而，那樣往往會影響內部功能的布置。

（3）點處理――強調細部，重點突出。為了使建筑統一中有變化，避免單調以達到一定的美觀要求，也常在反映該建筑性格的重要部位，如用遮陽百葉、遮陽紗幕結合一定造型的窗戶，使得墻面與窗戶簡單組合，插入了細部元素，不僅可以強化建筑的個性，同時可以材料的質感不同，也會給人以不同的感覺。如天然石材和磚的質地粗糙，具有厚重及堅固感；金屬及光滑的表面感覺輕巧、細膩。立面設計中常常利用質感的處理來增強建筑物的表現力。

光影處理――立面的豐富性及控制性。通過對遮陽構件進行合理的設計，可以創造出具有藝術性的光影效果，提升立面品質。從這個角度來說，遮陽構件的作用不再僅僅是簡單的遮光，或許稱之為“控光”更為合適。如一個辦公樓的立面，通過結構構件的梁柱外凸，達到的遮陽的效果。四、案例分析

1．遮陽―通風。臺灣的臺東高中教學樓是一個建筑遮陽和通風結合較好的案例。設計者將建筑的導風板和遮陽板巧妙的結合起來，遮陽的同時兼顧通風，充分彰顯了熱濕氣候地區的建筑特征。從造型上看，構件體態輕盈，動態向上。以三個窗口為一組，藝術造型充分體現了韻律性和節奏感，與校園所表現的活力無限、積極向上的場所精神相契合。白色的材質在最大程度上將輻射反射向天空，與深色的墻體交相輝映。

2．遮陽―結構。英國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城市學院由斯米特－漢莫－拉森建筑事務所設計。該建筑的形式與功能搭配巧妙：每層的階梯和朝南的外墻可為下一層提供遮陽。立面被設計為接受到最少的太陽輻射，同時能創造出明亮開放的環境。在東、西立面上，每隔一段距離，垂直于墻面方向的一層半透明的頁片對樓層進行遮陽。這種遮陽板擁有柔軟而反射性的表面，能加強墻面的縱深感，并創造出連續變化的外觀。朝南的墻面通過投射自己的陰影，從而減少對外部太陽能控制裝置的需求。

3．遮陽―自動化。梅納拉大廈位于雪蘭莪州, 由馬來西亞建筑師楊經文設計。這個看起來形態頗為怪異的寫字樓被人們稱為世界上復雜的氣候過濾器。建筑的內部及外部采用了雙氣候的處理手法, 溶合了雪蘭莪州的熱帶氣候, 有效地降低了建筑的能耗。屋頂上的像風向儀似的金屬架其實是遮陽格片。根據雪蘭莪州不同季節太陽的運行軌跡，格片被設置成不同的角度，用來控制不同季節陽光進入建筑的多少。

五、建筑遮陽在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及解決對策

1．建筑遮陽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

近年來，建筑遮陽的推廣在我國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阻礙發展的進程。比如說：

在建筑設計中，大量的設計作品盲目跟風，片面的追求大玻璃面建筑帶來的“現代感”，很少甚至根本沒有采取遮陽設施。

在發展初期，國內的群眾缺乏對建筑遮陽的充分了解。大多數人對建筑遮陽完全沒有意識，就算有所耳聞，理解也十分狹隘。很多人不知道整體遮陽的效果要遠遠優于單體遮陽，他們認為建筑遮陽就是簡單的在窗口安裝一個可拉升雨棚。

廣大業主和甲方對國外的高科技產品盲目崇拜和追捧，造成巨大的浪費。當下存在著這樣一種不好的趨勢，即把國外的的先進產品簡單的生搬硬套到國內來，完全不顧實際情況。如南京的長發CFC辦公大樓，采用了雙皮結構。該結構源于北歐等寒冷地區，旨在創造一層保溫空氣層在兩層皮之間，為建筑內部空間提高更好的保溫效果。但是，這種表皮具有夏天散熱不暢的缺陷。因為北歐地區夏季較短，該問題并不突出。一旦把這種建筑結構復制到了南京，則帶來了巨大的問題。

2．解決問題的對策及思路

（1）在設計方面，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做好區域的整體規劃，對建筑進行分級處理。對于標志性建筑，可以適當采用先用國外的新技術，做到重點突出。對于一般性建筑，則爭取通過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好的藝術效果，彰顯建筑的地域性。力爭把建筑變得更便宜、更自然、更有效。要擺脫盲目跟風的心態，立足于本土化。保持區域原有的風貌特色。

（2）在改建方面，首先確保設計一次到位，盡量避免二次改建。同時，發揮政府的宣傳職能，普及綠色遮陽的知識。通過電視宣傳，公益展示的方式增強大眾的環保意識和建筑品修養。讓群眾意識到：遮陽優于不遮陽，整體遮陽優于單體遮陽。另外，頒布優惠政策，降低服務成本，鼓勵設計公司向群眾提供便捷的整體外遮陽改建的服務。確保整體外遮陽的普及，避免各家各戶單打獨斗，在建筑立面上“打補丁”，破壞建筑的整體形象。

六、結語

通過這20年的發展，我國的建筑遮陽產業初具規模。我國人口眾多，城市建筑密集，通過對每一棟建筑的遮陽處理，也許，從單體上看，節能數據不明顯，但是，從總體上看，能節省大量的能源，所以，遮陽產業的發展前景值得期待。同時，也要看到，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整改。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需要對這些方面予以更多的關注，避免類似的錯誤再次出現。

參考文獻：

篇（5）

中圖分類號：

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3.0020.03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增長與稅收收入的聯系也日益密切。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的稅收收入不斷增長，許多年份稅收的增長率都超過了經濟增長率，這一現象引起了財稅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多方關注與討論。北京市作為我國的一線發達城市，其經濟發展模式與走向對其他城市有著舉足輕重的模范與領導作用。本文以北京市為例，對經濟增長和稅收增長之間的關系，尤其著重對稅收彈性進行實證研究，對如何保持經濟與稅收的協調發展做一些分析探討，就宏觀調控、稅收政策與征管等方面提出了幾項建議，以期為相關政府部門提高稅收收入提供有益參考與借鑒。

1 理論分析

1.1稅收的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稅收收入的因素有很多，宏觀經濟情況、稅制結構、稅務部門的執法力度、重點納稅企業的經營狀況等等都在各種程度上影響著稅收收入。宏觀經濟情況通常被認為是影響稅收收入的最根本因素，經濟的增長能夠擴大稅源，促進稅收收入的增加。GDP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是公認的衡量宏觀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因此按經濟規律，稅收收入應該隨著GDP的增長而增長。

1.2稅收彈性與經濟增長

稅收彈性體現了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反應程度，是判斷稅收與經濟增長是否協調發展的重要指標。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若彈性系數大于1，表明稅收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宏觀稅負水平上升；若彈性系數等于1，表明稅收與經濟同步增長，宏觀稅負維持原來的水平；若彈性系數小于1，表明稅收增長率低于經濟增長率，宏觀稅負水平下降。由于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為了保證財政收入的增長，稅收彈性系數應保證在大于等于1的水平。

2 研究方法

2.1模型構建

本文用GDP作為經濟發展情況的衡量指標，分別對稅收收入（TAX）與GDP、稅收增長率（TR）與GDP（GR）增長率構建了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對經濟增長促進稅收增長這一經濟規律作初步驗證，模型基本形式為：TAX=β0+β1GDP+μ、TR=β0+β1GR+μ。為進一步研究稅收彈性，又取稅收收入與GDP的自然對數構建了雙對數回歸模型：LNTAX=β0+β1LNGDP+μ。其中，β0為常數項，β1為線性回歸系數，μ為隨機誤差項。

2.2數據來源

北京市GDP總量數據來源于《北京統計年鑒-2012》，稅收收入數據來自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網站公開統計數據。GDP及稅收增長率、稅收彈性系數和自然對數均基于這兩項數據計算而來。本文數據分析采用Eviews 6.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

3 實證結果

3.1北京市1995-2011年經濟增長與稅收增長的總體狀況

由表11995-2011年這17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北京的GDP總量始終保持增長狀態，稅收收入除了在2010年呈負增長，總體上一直隨著GDP的增長而增加。由圖1、圖2變化趨勢圖可以看出，GDP增長比較平穩，稅收增長波動性較大，1996、1997、2002-2004、2010年稅收增長率是低于GDP增長率的，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其他的多數年份，稅收增長率都是高于GDP增長率的，GDP和稅收收入兩者的增長率沒有顯示出明顯的相關關系。

3.2回歸分析

運用Eviews軟件構建回歸模型，對北京市1995-2011年這17年間的GDP總量和稅收收入數據加以分析，對稅收收入與GDP總量、稅收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和GDP與稅收收入的自然對數分別進行回歸分析，驗證了經濟增長對稅收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

首先對稅收收入（TAX）和GDP兩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到如下回歸方程：

TAX=-525.407+0.366657 GDP

t = （- 4.874178） （27.01644）

R2 =0.979863 F=729.8881

判定系數為R2=0.979863，表明樣本回歸方程對數據的擬合優度較好；F值為729.8881，顯著大于臨界值F0.05（1，15）=4.54，GDP的回歸系數t值27.01644顯著大于臨界值t0.025（15）=2.131，表明方程線性關系顯著成立；GDP系數符號為正，表明北京市的GDP與稅收收入是顯著正相關的，我們可以認為回歸方程是高度可信的。系數值表明GDP每增加一百億，稅收收入就增加36.67億元，稅收收入隨著GDP總量的增加而增加，符合基本經濟理論。

3.2.2稅收增長率（TR）與GDP增長率（GR）的相關性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稅收收入與GDP關系，再對稅收增長率和GDP增長率兩列數據進行回歸，得到如下方程：

TR = 0.305786 - 0.565444 GR

t = （1.507082） （-0.454451）

R2 =0.14537 F=0.206525

模型判定系數R2值很小，該模型擬合程度很差，可信度極低。這主要是因為稅收增長率除了受經濟影響，還主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進出口貿易總額、政府財政支出等等。回歸結果表明，稅收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GDP的增長速度對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不存在顯著影響。

3.2.3 稅收收入與GDP的雙對數模型分析

為獲得稅收對GDP的彈性，同時降低數據的波動性，分別對GDP與稅收收入數據取自然對數再進行回歸，得到方程：

LNTAX = - 4.819473 + 1.392685 LNGDP

t = （-14.35282） （35.50879）

R2=0.988243 F=1260.874 DW=1.148616

此模型判定系數為0.988243，顯示模型有較好的擬合程度，F檢驗也顯示方程線性關系是顯著成立的。LNGDP回歸系數表示，北京市稅收收入對GDP彈性為1.392685，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會增加1.392685個百分點，GDP增長顯著影響稅收收入的增加。因為樣本數據量n=17，變量個數k=1，取顯著性水平0.05，查表知dl

（1）自相關性檢驗。

通過偏相關系數檢驗，結果如圖3，第二期偏相關系數的直方塊超過了虛線部分，表明模型存在二階自相關性。

nR2的伴隨概率為0.0402小于0.05，不能拒絕模型存在自相關的原假設，可以認為該模型存在二階自相關。

（2）自相關修正。

為獲得更為準確的模型，采用科克倫-奧科特迭代法加入AR（1）和AR（2）項處理二階自相關，得到如下修正模型：

LNTAX = - 5.079434 + 1.423031 LNGDP

t = （-19.15367） （46.19919）

R2=0.994286 DW=2.436091

修正后的模型可決系數增加到0.994286，模型的擬合度增加了，可信度更高。DW值顯著提高到2.436091，不存在一階自相關，LM檢驗表明二階自相關也消除了，模型的自相關問題得到了解決。

（3）異方差性檢驗。

通過懷特檢驗，得到以下結果：

由于nR2的伴隨概率0.5333>0.05，則可以拒絕模型存在異方差性的原假設，表明修正后的模型不存在異方差性。

（4）最終模型結果分析。

修正后的模型最終模型為LNTAX=-5.079434+1.423031LNGDP，解釋變量LNGDP的符號和大小都符合經濟理論，且模型消除了自相關和異方差問題，從可決系數與t值來看，修正后的回歸模型是一個比較好的模型。

回歸結果表明，北京市稅收收入對GDP彈性為1.423031，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顯著增加1.423031個百分點，說明了稅收增長速度是快于GDP增長速度的，稅負水平在不斷提高，這符合北京市的實際狀況，也進一步驗證了經濟增長促進稅收增長的基本經濟理論。

3.2.4實證分析小結

通過以上三個回歸模型的構建和結果分析，可以說明GDP總量和稅收收入的變化是同方向的，國民經濟對稅收收入是有顯著影響的；兩者的增長速度間并無明顯相關關系，經濟增長并非稅收增長的唯一影響因素；通過對兩者自然對數的相關分析，可以說GDP增長是促進稅收收入增加的最基本因素，符合宏觀經濟增長促進稅收增長的經濟理論。就北京市的分析結果來看，現階段稅負水平的提高并不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人們不必對稅收的高速增長過于擔憂。

4 政策建議

4.1宏觀調控促進稅收收入增加

我國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已取得了很大成效，稅收成為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表1數據顯示，1995至2011年這17年間，北京市的GDP總量增長近10倍，稅收收入增長近19倍多， GDP增長能夠有效帶動稅收增長，經濟決定稅收。不同的產業對稅收貢獻程度不同，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控制財政支出的規模與結構來優化資源配置，從而直接影響社會生產。通過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優化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來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稅源，是促進稅收收入增加的有效途徑。

4.2減稅政策調整稅收

稅收收入增加重點并非提高稅率，而是擴大稅基。我國的稅收收入中占比重最大的稅種是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政府可以通過減稅政策鼓勵企業發展，提高企業競爭力和收益，從而提高所得稅收入。對于個人來說，稅收會減少可支配收入，通過減稅可以提高收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促進增值稅收入的增長。當然，減稅并不是盲目的全面減稅和稅率下調，就北京市來說，可以適當擴大一些稅種的稅基，改變一些領域的長期低稅負甚至無稅負的狀況，或根據實際情況開征新的稅種，從而實現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減稅，這對增加稅收收入，促進經濟發展能夠起到重要作用。

4.3繼續推進稅制改革，優化稅制結構

若要使經濟增長與稅收收入的增加保持協調發展，就必須對現有的稅制結構進行優化調整。首先要調整流轉稅與所得稅的比例，采取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稅制。其次要調整所得稅結構，逐步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另外，北京作為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地區之一，營業稅改增值稅不僅進一步減少了重復征稅的狀況，有利于完善稅制、降低企業稅收成本，而且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對經濟的健康協調發展有重要意義。

4.4加大稅收征管力度

從17年的稅收彈性數據可以看出，北京市的總體稅收征管力度還不夠。雖然稅收彈性系數在0.8-1.2之間一般被認為是合理的，但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彈性系數在1.0-2.0間都可以認為是合理的。北京市的稅收彈性處于波動狀態，最近幾年有著良好的趨勢，還需政府及稅務部門不斷加強完善稅收征管制度及相關措施，以繼續保持稅收收入的穩步增長。我國目前的稅收征管制度還不夠完善，存在著許多稅收流失的問題，稅務部門通過加大稅收征管力度，保持稅收彈性系數處于合理范圍，是提高稅收、保證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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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譚光榮.湖南省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的相關分析[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7，（01）.

篇（6）

今年市場的波動本質，就是與社會資金供應量有關。利率的雙軌制，令民間利率大幅抬高，全社會的資金到底有多少都撲入了這個吸金洞無人可知。但用很正常的邏輯判斷，當實業所產生的利潤，無法支付民間借貸利息成本時，最后的崩盤是必然的結果。而這樣的事，可能僅僅是因為區區幾百萬的追討引發的崩盤。廈門融典37億的崩盤，其實就是一個700萬的債主，召集了十數人討債，引發了一個37億的盤子全線崩潰。

現在許多這樣的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涉及的面越來越廣，如多米諾骨牌效應似地在東南沿海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出現。其背后所體現的就是，實業所生產的利潤，已經遠遠不足以支付資金的成本。而大多數銀行頭寸都幾乎放光，即使是高息攬儲，也無濟于事。此時民間借貸已經出現巨大風險，證券市場的風險同樣也沒有排除，房市的風險更是僅僅初露。這種情況下，以我個人的感覺反倒是待在大的銀行里風險更小。而我們從現實中所看到的，卻是仍然有大量的存款在向外流，證券市場如果沒機會，向外流的只能是高息的民間借貸市場。跑了那么多老板，難道還不能讓你有所驚醒？我估計今年“十一”長假將會有更多的外出度假不歸老板的消息見報，而今年春節將會有很多人不敢在家過年。

尤其令我們關注的是，本屆政府與下屆政府處于交接期，中華文化決定了幾乎沒有人會去主動承擔上一屆所遺留的問題。所以，我們對信貸的基本判斷是，至明年年初前，信貸政策只會維持現狀，不會有任何寬松的轉變。比較糟糕的是，去年末與今年初發出的地產信托，大約到期密集時段就是在明年春節前后。所以，我們仍然可以認為，資金最緊張的時候還沒來。基于這樣的判斷，我們認為原來預期四季度市場可能見一個重要節點的推測，可能要作相應的后移。

市場跌到如今，再作一次全面的復盤，市場的景象讓我覺得很吃驚。大量的個股形態惡化，顯現出一幅多頭預期失敗之后的搶跑踩踏。尤其是近段時間一批強勢股的補跌，徹底擊潰了多頭信心，人們似乎正在進行著擠兌，更可怕的是下方幾乎無接盤，除非是愿意以極低的價格在低位搏得抄底者的歡心。

我們從平均股價指數波動可以看出，權重股們的價格重心不斷壓低之后，已經達到一個相對的弱平衡區。而平均指數的持續走低，意味著市場全行業的個股普遍下調，資金的遷徙狀態，從原本由權重股流出向普通股遷徙，轉為進入全線溢出的狀態。這表明當前的下跌，已經不僅僅是板塊之間的交互波動問題，而是多頭全面地潰退。

讓人感到泄氣的是，平均價格指數的波動狀態表明，未來市場的平均價格可能向11.5元附近移動。如果是這樣，粗略算一下市場平均下行空間還得有12.6%。而從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是，目前主流的公募基金，倉位大多都降到了70%以上，更有一些比較敏銳的公募，實際的倉位已經降到了60%附近。也就是說，持有大盤藍籌股的主流機構與做市值管理的陽光私募，基本已經減不動倉了，處于一種被動防守的狀態。換句話講，未來藍籌股下行的空間將會比較小，它們會處于一種相對的弱平衡狀態。假如是這樣的話，那么，為平均價格指數提供負波動的群體，必然是一批無前景以及無業績支撐的題材股，這里面前期的涉礦題材股將會是最易遭市場拋棄的品種。

更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有一批做盤機構，它們的資金來源本身就是融資資金，這些機構的特征是與上市公司做“勾兌”以及用2005年之前的做莊思維。本身融入的資金就有一定的成本，當社會資金仍然不那么緊缺時，一切都相安無事，大家都按合同約定在融資期限以后再作結算。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溫州民間借貸的事鬧得兇，原來資金融出方半途變卦，寧可違約也要在短期之內拿到錢救急。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一些本來還仍然堅挺的股票，突然就莫明其妙地出現了砸盤。這種事歷史上都出現過，有些數十億企業在危機來臨時，可能因區區數百萬的債務，在一個預想不到的小概率事件上，令其龐大的資產瞬間化為烏有。本質的原因并不在企業本身主業經營，而在于它將資金杠桿用到了極致。

篇（7）

晚近十余年中國開放宏觀經濟表現非同尋常。宏觀經濟在走出世紀之交通貨緊縮后，2003年-2007年持續五年以超過兩位數增速擴張，年均增速達到11.7%高位。更為獨特之處在于，我國宏觀經濟一反早先時期高增長通常面臨本幣持續貶值壓力的擴張形態，穩定呈現出經濟高增長伴隨實際匯率升值的新格局。中國經濟增長第一次出現以美元衡量增速大大快于本幣增速、名義追趕增速超過實際追趕增速的形勢。

數據顯示，1979年-2002年人民幣衡量GDP實際年均增速約為9.6%，考慮GDP平減指數名義年均增速約為15.7%，然而由于同期人民幣匯率從1美元兌1.58元人民幣貶值到8.28元人民幣，美元衡量經濟總量年均增速約為7.97%。2003年-2013年發生實質性轉變：本幣GDP實際年均增速10.5%，名義GDP年均增速為15.4%，但是同期美元衡量GDP年均增速達到18.89%，是早先時期同一增速指標的2.36倍。現價美元衡量GDP總量從1978年0.23萬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1.45萬億美元 ，24年增量為1.22萬億美元。2003年-2013年現價美元GDP從1.64萬億美元增加到9.25萬億美元，10年增量為7.61萬億美元。 《大國追趕的經濟學觀察》

——理解中國開放宏觀經濟

（2003-2013）上冊

盧鋒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本書將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中國經濟追趕提速成為新時期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的最重要因素。美國金融危機前后，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同時在工業增加值、國民儲蓄、資本形成、外匯儲備規模等宏觀經濟指標上躍居第一。與2005年前后2020年人均美元收入將達到3000美元推測觀點不同，2013年用匯率衡量我國人均美元收入已超過6000美元，2020年可能會達到早先預測量的4倍。據IMF全球數據庫信息估算，2000年-2005年間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為8%，2005年-2010年提升到21%，據估計這一貢獻率在2010年-2015年可能會達到25%-30%。2003年-2012年用美元衡量中國GDP年均增速比美國高出13.8%，如不出特別意外中國經濟總量將在未來十年內超過美國，比2003年發表的著名“金磚四國”報告預測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時點提前約20年。

中國經濟追趕加速不僅是21世紀初年世界經濟史最重要事件，也是理解當今中國經濟政治、國際關系以至社會生活演變的最重要經驗背景。無論是中美新型大國對話廣度深度加大與頻次提升，還是周邊經濟政治關系發展與矛盾發酵；無論是中國消費者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和紐約第五大道掃貨成“招牌現象”，還是中國企業在非洲以及世界各地投資飆升引發全球熱議；無論是國內PM2.5和排放污染壓力困擾加劇，還是電視軍事節目和網絡軍迷人數大幅增長；又無論是2009年鐵礦石談判陷入僵局與力拓公司案件東窗事發，還是近年NBA前明星馬布里成為北京金隅隊“政委”并擁有無數北京球迷粉絲，這些似乎不相干的現象其實跟中國經濟追趕這一基本事實有直接和間接聯系。

中國經濟追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派生新的矛盾與張力，在開放宏觀經濟運行和政策方面帶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全新問題與挑戰。回望過去十多年宏觀經濟史，當經濟追趕與“胡溫景氣”依照其自身邏輯在2003年逐步展開時，上述矛盾張力開始通過短期宏觀經濟失衡現象表現出來：瓶頸部門緊張，通脹壓力漸起，投資與出口雙雙高增長使總需求增速偏快，貨幣信貸與房地產等行業超常擴張提示經濟過熱風險。世紀之交多年景氣低迷背景，使2003年快速展開的開放宏觀景氣與通脹壓力平添幾分突兀，“非典”沖擊與圍繞央行121文件房地產調控政策爭論使得如何判斷當時經濟形勢更顯撲朔迷離。

當宏觀經濟偏快偏熱判斷到2003年底逐步形成共識，信貸、貨幣、供地、投資等緊縮宏調政策漸次推出，其中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部門投資管制政策在新一輪宏調政策中作用尤為引人注目。雖然宏觀經濟運行某些關鍵指標在2004年初提示上年緊縮政策已初見成效，2004年一季度鋼鐵投資以及總投資同比增長率仍在增長，推動政府出臺以暫時凍結建設用地供應、查處鐵本事件為標志的更為強勢宏調風暴。宏觀經濟后續運行經歷2007年前后新一輪通脹、2008年-2010年大幅V型波動以及2011年以來增速減緩調整，宏調政策取向經歷緊縮、刺激、緊縮、穩增長多輪轉換調整，不過2003年-2004年宏調實踐意義深遠，尤其是2004年宏調風暴呈現的宏調工具多樣化與產業政策宏調化特點，在隨后一段時期相對穩定地延續下來。 二

新時期開放宏觀經濟與政策領域的諸多新現象、新問題和新矛盾，引發學界和媒體空前關注和討論。如怎樣理解消費率下降與投資率上升現象及其與收入分配關系？如何解釋前所未有的外部順差現象以及如何看待匯率及各種結構因素作用？我國獨特土地制度對于宏觀經濟運行有何影響？外匯儲備規模空前增長原因何在？什么是社會融資結構快速變化和影子銀行擴張的驅動原因？新時期通貨膨脹的貨幣擴張機制與物價表現有何特點？如何看待擴大就業政策與“民工荒”之間關系？如何理解和評估4萬億一攬子刺激政策？如何有序推進資本賬戶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由于中國開放經濟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以及國內外學術與信息交流擴大加強，有關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爭論引發越來越多國外學界和業內人士關注，越來越成為全球范圍議題。

可以把有關新時期開放宏觀經濟錯綜復雜的探討爭論歸結為三方面相互聯系的問題：一是在外部關系方面如何看待匯率與外需；二是在內部增長機制方面如何看待投資和內需；三是在政策方面如何看待產能過剩與產業政策宏調化。考察流行觀點對上述三位一體問題的認知特點及內在聯系，有助于梳理揭示主流宏觀經濟分析模式以及宏調政策的邏輯結構，為在反思厘清主流認識結構基礎上加深理解我國新時期開放宏觀經濟規律提供啟示。

首先是匯率升值問題引發最為熱烈爭議。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速及相對發達國家持續追趕，逐步對人民幣匯率引入升值壓力。雖然90年代末東亞金融危機引發貶值預期暫時抑制人民幣升值趨勢，新世紀初年危機化解后我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累積效應加大本幣升值壓力，表現為2003年開放景氣增長展開同時貿易和資本賬戶雙順差快速擴大。由于種種原因，在是否重回1994年匯改確立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問題上產生爭議，匯率政策在2005年7月匯改前盯住美元，此后央行意在釋放匯率升值壓力舉措仍困難重重。國內經濟學界和媒體就匯率政策展開討論，同時吸引國際廣泛關注評論，成為中國單個經濟政策在全球曝光最為廣泛深入的議題。

雖然我國早在1994年已確立有管理浮動匯率制，新時期容納升值趨勢仍面臨多方質疑。美歐呼吁人民幣升值訴求引入政治敏感因素，貨幣戰爭觀點和陰謀論在社會上一度流行對必要政策調整產生制約作用。研究人員闡述人民幣升值不能解決美國問題，強調增加外匯儲備好處多多，或認為貨幣升值不能調節貿易失衡，這些觀點本身有學術探討意義，然而在特定語境下也會增添匯率政策調整復雜性和困難。從國內宏觀經濟角度看，質疑升值論能相當程度影響政策，分析邏輯其實仍建立在假設匯率升值對順差具有調節作用基礎上，使決策層擔心升值抑制經濟增速并對就業帶來不利影響，“穩定匯率是為了保就業”成為質疑匯率的潛在最有力理由。就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選擇而言，匯率問題爭議實質在于如何看待內需增長能力。換言之，嚴肅的升值懷疑論在邏輯上應以某種形式總需求不足特別是內需不足隱含判斷為基礎。

其次是如何看待國內投資的爭論。內需由消費和投資組成，我國消費增長其實相當快，然而伴隨儲蓄率提升投資增長更快，評估內需關鍵在于如何看待投資。從經濟學說史上不同學派經濟發展理論看，或從近現代不同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高速推進階段投資率峰值動態提升角度看，一國經濟高增長時期伴隨高投資總體上屬于合規律現象。然而在我國特定體制轉型背景下，高投資伴隨宏觀經濟偏熱，尤其是較多領域政府主導投資存在各種弊端，另外大國投資發力加劇環保壓力，如何看待高投資成為宏觀分析爭論焦點。

高投資現象受到各種質疑。流行觀點有時將投資驅動看作中國經濟增長問題癥結所在，甚至認為高投資是“自掘墳墓”。這類批評在具體場合可能是針對政府過多干預投資現象，或強調利率、環境、土地等方面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效率低下，這類批評觀點具有合理性。不過質疑觀點有時也會發展為簡單否定高投資，主張依賴消費的增長模式。國外一些專家機構評論中國經濟特別偏好消費增長模式。如有外國著名投行專家多年孜孜不倦地呼吁“中國應把經濟增長的側重點轉向消費”，宣揚“消費型中國方能持續發展”，最近更倡導“現在是美中兩國互換身份的時候了：美國應該將重點從消費轉向制造，中國則相反”。這類觀點其實有待商榷。

質疑投資與質疑升值似乎互不關聯，其實二者隱含聯系。質疑匯率升值論觀點潛在假設我國內需不足，這與我國投資和消費雙雙快速增長事實并不一致。然而如果我國投資不僅存在體制扭曲等可以通過深化改革加以矯正的問題，而是高投資自身注定不合理，那么內需不足與出口優先就得到邏輯支持，升值懷疑論順理成章獲得依據。因而，簡單否定高投資客觀上會與升值懷疑論聯手結盟，又通過極具特色的產能過剩分析范式為中國式宏調解決方案做潛在邏輯鋪墊。

最后是如何看待產能過剩與中國式宏調。經濟分析的產能過剩概念，原意主要指工業部門產能利用率偏低或閑置率偏高。市場經濟下不同部門在進入壁壘、競爭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使得合理產能利用率標準不同，宏觀經濟周期運行不同階段產能利用率會順周期變動，另外開放經濟成長過程定行業由于比較優勢變化發生退出轉移也會伴隨產能過剩，因而產能過剩是競爭性市場環境下常態性現象。除了重要行業一次性退出調整伴隨產能過剩或需產業政策適當救助，產能過剩作為一種市場競爭現象主要應通過市場機制加以調節化解。不同于在總量指標基礎上定義的“GDP缺口”屬于常規宏觀分析概念，局部范圍或特定行業產能過剩對宏觀分析僅有輔意義。

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盛行體制性短缺而罕見產能過剩。世紀之交通貨緊縮與國企改革伴隨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壓力加大，從產能過剩角度解釋當時通貨緊縮成為一種重要觀點，此后產能過剩成為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一個常用概念，并對政府有關部門實施干預投資政策提供較多分析支持。觀察新時期宏調情況，宏調部門可以借助產能過剩分析邏輯，從不同方向干預社會投資。在宏觀經濟不景氣與產能利用率偏低時，宏調部門在加大政府直接投資力度同時，仍可能會基于“過去高速投資帶來產能過剩”的分析邏輯抑制特定行業的社會投資。在經濟偏熱通脹階段，又可能基于高投資將導致未來產能過剩判斷打壓某些部門投資。在宏觀經濟周期運行不同階段，產能過剩命題可能左右逢源為產業政策宏調化干預與宏調工具多樣化選擇提供分析支持。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產能過剩概念在宏觀經濟分析中作用，如何認識市場機制與產業政策調節產能過剩功能，宏調部門以產能過剩為名干預企業投資是否合理，成為宏觀經濟和政策分析的爭議問題。

對于上述三方面問題，人們在相關討論中可能認同不同觀點與采取不同立場，然而有關這些問題的流行或主流觀點客觀存在隱性聯系從而形成三位一體命題。部分源自對世紀之交通貨緊縮短期特例的深刻印象，我們對總需求特別是內需增長信心不足，過于強調匯率穩定保外需，結果在生產率追趕背景下引入匯率動態低估。新時期宏觀經濟實際總體特點是投資高增長和總需求較快擴張，總需求不足觀點與基本經驗事實其實不符，然而質疑高投資客觀具有質疑內需可靠性含義，從而間接迂回地為匯率浮動懷疑論提供支持。我國高投資現象背后確有扭曲因素，亟須通過深化改革搞對價格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加以矯正，然而簡單否定高投資，或側重從產能過剩角度批評高投資，則為利用過多產業政策管制投資提供了依據。

可見流行觀點包含幾個相互聯系命題：高投資導致產能過剩不可持續，需用產業-宏調政策管制投資加以糾正管制；由于內需不可靠與總需求不足，因而外需作用極為關鍵；穩定匯率避免升值是爭取外需保增長必要條件。這個三位一體命題構成的閉合性推論鏈條，成為一段時期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調政策設計的隱含邏輯結構。反思探討這個邏輯結構合理因素與偏頗局限，有助于全面認識新時期我國開放宏觀經濟運行的真實機制與內在規律。 三

本書內容是在觀察新時期我國開放宏觀經濟基本事實特征，以及參與宏觀經濟和政策討論過程中探討形成的。為便于讀者了解和批評，可將主要內容歸結為十點看法。

第一，長期不缺總需求。現代宏觀經濟學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三句話：長期經濟增長由潛在供給能力決定，短期經濟波動由總需求變動決定，宏觀政策調節總需求使之接近潛在總供給。分析短期宏觀形勢無疑需高度重視總需求變動，然而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由供給面因素決定，總需求不再是基本約束條件。潛在供給擴張由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制度調整在內的社會生產函數結構因素所決定，中國經濟發展以其特有轉型內涵凸顯制度創新的關鍵意義。農村改革一舉解決困擾計劃經濟幾十年的溫飽問題，特區開放利用全球化產品內分工時代條件搞活經濟很快收效，世紀之交改革開放重大突破奠定新世紀初年開放景氣基礎。經濟長期增長根本源泉在于通過深化改革并助推社會生產函數結構變化提升潛在供給能力，而不能只靠密集出手與頻繁變更政府宏觀調控。

第二，匯率升值趨勢是生產率追趕內在要求，我國轉型環境下人民幣先貶后升具有規律性。我國對外開放最初十幾年，可貿易部門生產率相對追趕不明顯，加上要消化計劃時期匯率高估和價格管制扭曲，人民幣呈現間歇性貶值趨勢。近20年來我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逐步發力，通過巴拉薩效應派生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全面考察生產率追趕階段性變化、開放早期匯率高估初始條件、不同階段經濟內外環境變化特定因素，人民幣匯率先貶后升趨勢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巴拉薩效應故事。新時期我國經濟實踐經驗表明，中國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通過深化改革搞對匯率這個開放經濟最基本價格對宏觀經濟具有全局性意義。忽視這個規律要求，過于強調匯率穩定會導致匯率動態低估，客觀上不利于開放市場經濟結構調整即宏觀經濟穩定。 《大國追趕的經濟學觀察》

——理解中國開放宏觀經濟

（2003-2013）下冊

盧鋒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本書將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第三，要重視發揮城市化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城市化規律首先表現為城市以其特有集聚與規模效應持續提升經濟供給面效率，同時城市化所集聚的非農產業以其更高收入需求彈性創造源源不斷的需求增長點。城市化轉型期無疑應高度重視農業增長、農村繁榮、農民福利等“三農”問題，發揮農業對大國經濟發展的特有支持作用，然而應立足于通過推進城市化、工業化為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創造條件，而不宜預期農民長期滯留農村與農民工年老返鄉來回避和延緩城市化進程。因而要加快推進戶籍制度與農地制度改革，突破計劃經濟城鄉分割體制這兩個最后堡壘，在財產、居住和擇業方面賦予農民充分公民權。要全面理解農業部門的經濟屬性，防范落入農業補貼保護體制陷阱并妨礙實現完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

第四，我國高投資現象具有合規律性，但亟須深化改革，消除影響投資的體制扭曲因素。投資放棄部分收入現期消費，然而能創造更多收入支持未來更高水平消費，因而投資與消費并非對立。不同國家合理投資率取決經濟發展階段、人口結構等條件，不存在絕對標準。如同發育長個的年輕人飯量較大，快速增長階段經濟體投資率較高合乎規律。我國現階段有能力利用自身高儲蓄推動高投資，是經濟能夠較快追趕并逐步收斂的關鍵條件。但是同時要看到，由于體制轉型尚未完成，我國高投資存在多方面問題。如土地、匯率等要素價格扭曲刺激投資過度沖動，政府過多直接干預，另外大國高投資加劇排放壓力提出增長與環保目標之間取舍難題。評估投資根本指標是效率而非速度。投資如受機制與價格扭曲支配即便低速增長也不可取，如能消除扭曲并保證真實回報高于真實成本則較高投資也無妨。關鍵是要深化改革、搞對價格、擴大準入、減少管制，并在此基礎上讓市場決定均衡水平投資。

第五，開放發展破解大國就業轉型難題。中國經濟發展承載將幾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崗位就業的艱巨使命。上世紀末國企改革突破使得計劃體制隱性失業明顯化，出現下崗失業壓力急劇增加的嚴峻形勢。世紀之交改革開放突破與宏觀通縮孕育新世紀初年經濟強勁增長，推動就業轉型取得多方面進展。2003年-2012年我國非農就業增加1.43億，農民工總數增加約9460萬，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從49.1%下降到33.6%，涵蓋下崗人員的調整城鎮失業率從上世紀末超過8%逐步下降到近年4%上下水平。正式職工工資持續上升同時，農民工工資在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作用下快速增長，并持續出現“民工荒”現象。勞動力市場多年 “量價齊增”，意味著世紀之交嚴重失業壓力形勢已逐步發生實質性緩解和改觀，就業政策從側重數量擴張朝“數量與質量、速度與結構”并重方向調整。

第六，外部順差失衡提供新鮮經驗教訓。如何應對各類沖擊維持開放宏觀經濟大致均衡是政策管理面臨的難題之一。過去十余年我國開放宏觀經濟經歷沖擊類型與早先時期比較發生重要變化。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宏觀失衡較多表現為短期貨幣和總需求擴張過快引發通脹，實際匯率被動升值銷蝕外部競爭力并引入國際收支逆差壓力，最后不得不實施對外貶值和對內緊縮組合措施加以調整。新時期出現順差失衡：在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提速背景下，盯住匯率制伴隨匯率動態低估和外部競爭力“徒長”，“雙順差”擴大通過外匯儲備資產過量積累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被動過度擴張，并為國內經濟增速過快與偏熱失衡提供貨幣條件。需要加快推進匯率與利率市場化改革，更好發揮價格杠桿對宏觀經濟調節作用，才能更好防范與治理經濟快速追趕時期開放宏觀經濟失衡。

第七，大國生產率追趕階段更需防范資產泡沫風險。在生產率追趕背景下，新時期通貨膨脹的物價表現有一個新特點，就是在常規流量物價指數（如CPI或GDP平減指數等）上漲同時資產價格（如房地產價格等）更是間歇性飆升。月度CPI同比增長率2008年一季度曾超過8%，約一半年份GDP平減指數增幅在6.7%-7.8%較高位波動。然而通脹壓力更大程度表現為資產價格飆升。如上證指數曾經從2006年初1300點飆升到2007年10月6250點，商品房平均價格則在近十年增長好幾倍。物價上漲結構特點與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有關：由于生產率追趕比較集中在工業制造部門，這部分物品供給較高彈性會抑制流量產出價格上漲，但這使得某些供給彈性較小部門（如農產品）以及某些資產承受更大價格上漲壓力。在通脹環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價格上漲幅度與各自供給彈性大小成反比，現階段我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較快追趕使流量物品價格上漲受到限制，貨幣過度擴張更容易引發資產價格泡沫與相應金融風險。

第八，我國貿易條件變化特點顯示增長太快不劃算。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貿易條件在波動中呈現顯著下降趨勢。除2009年外，2001年-2010年中國貿易條件持續下降，累計降幅23%，年均下降約2個百分點。同時經驗證據顯示，我國貿易條件短期變動與國內宏觀經濟漲落存在顯著關聯，即貨幣和總需求擴張偏快會加劇貿易條件惡化，反之也然。

具體聯系機制表現為，貨幣與總需求擴張導致進口數量上升，又通過“增量超級大國效應”推動進口價格相對上漲與貿易條件惡化。經濟增長本來受到“過猶不及”均衡規律制約，貿易條件與宏觀漲落之間聯系進一步提示經濟增長太快不劃算。我國在經濟最為快速追趕階段難以完全避免貿易條件不利變化，然而宏調政策應力求防范擴張過快通過貿易條件加劇惡化。

第九，金融部門內部改革與外部開放需統籌兼顧有序推進。用匯率折算美元衡量的我國儲蓄規模已相當美國兩倍多，如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升金融系統配置國民儲蓄效率，無疑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全局的關鍵問題。我國現階段金融系統改革與開放，大體可分為匯率與利率市場化價格改革、銀行與金融機構放松準入并加強監管改革、資本賬戶擴大開放、人民幣逐步承擔國際貨幣職能等方面內容。新時期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金融改革開放面臨幾方面新挑戰：一是匯率升值趨勢使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在認識與利益上面臨新困難；二是過多采用數量性調控工具導致金融抑制有增無減并給金融改革造成新矛盾；三是危機后美歐零利率政策與我國比較正常利率水平發生“常態性差異”對資本項開放構成新約束。直面現實新挑戰，我國應將國內金融改革置于優先位置，同時穩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并順其自然地積極呼應人民幣國際化需求。

篇（8）

與撲朔迷離的宏觀經濟形勢相反，近日密集公布中報的上市銀行，無一例外地亮出了凈利大幅增長的漂亮業績。但近兩周來，上市銀行的股價并未因此走出中報行情。猶豫不定的股價走勢，恰是銀行自身和投資者心情的寫照。

2008年被稱為近來“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中國銀行業正在經歷“內憂外患”的考驗。大到國內外宏觀經濟嚴峻態勢、信貸結構調整，小到房地產和小企業貸款，國內經濟的風吹草動都會影響銀行的資產質量。

外患則來自風雨飄搖的美國房地產金融市場。7月25日，證監會要求上市銀行詳細披露所持證券投資情況，于9月1日正式執行。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此次中報中，即詳盡披露了所持海外證券投資狀況，這包括持有瀕危的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巨頭房地美、房利美的債券，和細分的次貸產品及撥備情況，以回應投資者此前的擔憂。

“比賽還有下半場，金牌到底花落誰家，還得賽完了再看。” 8月21日，在中期業績會上，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針對下半年的挑戰坦言。

“似乎每個月都會有新的壞消息出來，市場的惡化程度已經超出人們的想象。”談到美國現在的金融危機，中國銀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最大的挑戰來自不確定性，銀行要注重集中性風險的管理。”

房貸風險積聚

備受輿論關注的房貸質量已經出現惡化的苗頭。

《財經》記者獲得的央行最近出具的一份房地產信貸形勢分析報告顯示，截至6月末，中資金融機構各項房地產類人民幣貸款不良率為2.56％，比去年末微升0.19％。而房地產開發貸款的不良率則上升0.37％，達到了4.32％。這比業界預期的房地產不良貸款的反彈早了一個季度。

“下半年房地產市場價滯量減態勢將進一步延續。”建設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939，香港交易所代碼：00939，下稱建行）研究部總經理郭世坤直言。

在房地產走勢尚不明朗的北京，一些銀行正在揣測政府的調控力度和意圖。一種判斷是，政府可能會通過信貸緊縮，對房地產商進行一次洗牌。這也使得銀行在當地的房地產開發貸款投放方面表現得較為審慎，避免成為最后一個接盤者。

北京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169）中報顯示，其房地產行業貸款占比12％，比年初下降2.3％。該行董秘楊書劍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考慮到北京市房地產市場未來可能的波動，今年上半年以來，北京銀行已經開始主動壓縮開發商貸款，并且提高了房地產貸款的進入門檻。

“對于開發商貸款，下半年仍要進行主動壓縮。”楊稱，“但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投放政策不會變化。”

珠三角由于此輪房價跌幅深重，當地銀行的房地產貸款情況尤其引發關注。

中報顯示，深圳發展銀行（深圳交易所代碼：000001，下稱深發展）目前房地產業貸款余額為167.01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0.27％，同比下降1.96％。針對這一較高的不良貸款率，深發展表示，此系該行歷史遺留不良貸款所致。深發展坦承，隨著宏觀調控下部分行業資金面趨緊，房地產市場普遍降溫，增加了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清收和處置抵債資產工作的難度。

深發展沒有詳細披露其個人房貸的資產質量，僅表示仍處于可控狀況，沒有明顯惡化趨勢，但深發展表示，下半年將對個人按揭政策從嚴，按揭貸款增幅會有所放緩。

與深發展不同，興業銀行目前的房地產開發貸款不良率相對較低，為0.58％，低于全行平均不良貸款1.04％的比率。數據顯示，興業銀行的房地產開放貸款投放速度在2008年上半年明顯趨緩，投資額尚不足去年全年投放額度的十分之一。知情人士稱，興業今年擴張速度放緩較明顯，低投放使得新增貸款對不良資產的稀釋作用大幅減弱。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興業銀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對于房地產業貸款依然從嚴。

在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房地產開發貸和個人按揭貸款依然占較高比例，但不良率暫時相對較低。

中報顯示，以基礎設施和個人按揭為傳統優勢的建行，房地產開發貸款的不良率較上年末下降64個基點至4.2％；不過其個人按揭貸款的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率略有上升。中國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988，香港交易所代碼：00988，下稱中行）內地的房地產相關貸款的增速略低，減值貸款金額為62.3億元，不良率為3.81％，較去年末的4.87％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惟有工行中報顯示上半年其房地產開發貸款同比增幅明顯，總額為3386.84億元，同比增加21％；但占全部貸款總額的比例為7.8％，低于8.7％的同業平均水平，且不良率亦有小幅下降，為2.43％。姜建清稱，根據利率等變量進行的壓力測試表明，目前工行的房地產相關貸款風險可控。

小企業貸款窘境

隨著國際國內宏觀形勢日漸嚴峻，小企業比大中企業更難生存，貸款風險勢必有所彰顯。中報顯示，在國家希望大力予以支持的中小企業貸款方面，大銀行和中小銀行的投入力度和風控情況不盡相同。但有關數據披露是否詳盡，數據是否失真，則值得關注。

比如，這次中報各銀行紛紛披露中小企業貸款的總額和增長情況，但并不披露相應的不良貸款數據。個別銀行披露了新增小企業貸款余額和不良率，但有關數據卻不足以說明問題。

以工行為例，工行新增小企業貸款余額為300億元，增幅為10.3％，不良率較上年末的0.78％有小幅上升，攀升至0.99％。這個數據比外界預計的小企業不良率要低得多。

此前央行通過窗口指導，允許下半年全國性商業銀行信貸額度新增5％，股份制和中小商業銀行信貸額度新增10％，但嚴格控制貸款投向，如必須投向小企業和“三農”。

8月27日，銀監會明確要求新增貸款規模要真正用于小企業。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提出了信貸傾斜、布局、產品、考核等六項突破，力爭小企業信貸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貸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單獨安排小企業信貸規模，單獨考核。

對此，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看法不同。一家國有銀行高層對《財經》記者表示，各家銀行對于央行的窗口指導雖不是言聽計從，但也不會公然違抗，在大型商業銀行尤其如此。他認為，銀行本身也需要增加“三農”、小企業信貸投入，對他們而言，雖然規模增加有限，但畢竟“聊勝于無”。

然而，股份制銀行的態度則大不一樣。

據《財經》記者了解，在小企業集中的一些發達地區，目前一些股份制銀行的地方分行上半年就基本完成了全年的利潤指標，但尚未用足貸款額度。此時，他們更傾向于把風險控制放在首位，更愿意做大型的市政項目、大企業貸款，對于房地產企業和中小企業限制很嚴，對風險比較高的小企業堅決退出。

一些中小銀行的信貸業務負責人表示，央行希望增加中小企業貸款其實是不現實的，除非容忍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有更高的不良率。“誰會在這個時候把錢貸給風險高、經營不穩定的小企業？”

但專家表示，增加小企業貸款和控制風險其實并不矛盾，只是對銀行風險定價能力的要求更高，而這恰是目前中國商業銀行的軟肋。

根據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的建議，商業銀行應對小企業貸款利率單獨定價，在風險定價的基礎上合理浮動，并合理制定小企業不良貸款控制指標，對小企業貸款損失依法及時核銷。

不良貸款局部反彈

盡管銀行業人士普遍認為“不良貸款反彈只是早晚的事”，但事實比想像發生得更快。

不良貸款局部反彈現象在中報中已經有所顯現，其資產質量則呈現出總的不良資產或不良率下降，關注、可疑或損失類不良資產和不良率卻反彈的態勢。

中報顯示，浦發銀行撥備前貸款增速12.8％，貸款在總資產中的占比上升到60.37％，嚴重超出市場預期。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率均有所下降，但損失類貸款余額24.42億元，較年初上升12.36億元，損失類貸款占比也上升17個基點至0.39％。

興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有所下降，但不良貸款余額卻有所上升，關注類和可疑類貸款出現雙升跡象。對此，興業銀行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稱，臨時性逾期貸款直接進入關注類，是導致上半年個貸關注類上升較多的最主要的原因。

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該行個人關注類貸款中約有80％為逾期30天以下臨時性逾期貸款，這主要是該行個貸寬限期計算規則所致。

對于可疑類貸款余額的上升，興業銀行則表示，“可疑類貸款增加較多的主要原因是本行某大型國有集團企業所涉及的5.68億元貸款，因企業重組而逾期欠息超過360天，由次級類調整為可疑類。”

“這部分貸款大部分有足值的抵押或實力較強的擔保，預計最終損失不大。”該行對《財經》記者如此表示。

大型商業銀行也出現了不良貸款局部反彈情況，則很難以個別貸款企業出現不良的理由來解釋。

建行中報顯示，截至6月末，在整個不良貸款雙降的同時，次級類貸款出現雙升。與此同時，個人貸款的不良率上升，從上年同期的1.09％上升至1.18％。

中行中報則顯示，內地業務中的關注類貸款余額從去年末的1355.55億元，上升到了今年6月30日的1411.13億元。對此，李禮輝解釋是受地震因素影響。

此外，數據顯示業內人士關注的電力等行業的不良貸款出現小幅雙升。以建行為例，其不良率由2007年末的1.58％，上升至1.68％。但由于電力等行業的虧損有政策因素，未引起銀行的過多警惕。

盡管不良貸款反彈只是初露端倪，但一位銀行家坦承，“宏觀政策的不確定性，加大了銀行在控制不良貸款方面的壓力”。

外患無窮

內憂言不盡，外患滾滾來。

自去年次級抵押信貸危機發生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依然，潛在風險不可小覷。目前只有中行、建行、工商銀行、中信銀行詳細披露了所持次貸產品的結構和撥備情況。

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行不得不為此計提更多減值準備。中報顯示，2008年上半年，中行集團其他資產減值損失106.51億元，同比增加了94.86億元，其中大多是為外幣證券投資增提減值損失所致。

次貸危機陰云未散，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下稱“兩房”）風波又不期而至。據《財經》記者統計，截至6月30日，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七家上市銀行共持有253.45億美元“兩房”相關債券，折合人民幣1738.44億元。

其中，中行持有相關債券總額最高，達172.86億美元，占已公布數據68.82％。

建行投資規模位居其次，達32.5億美元。這一數據盡管低于里昂證券此前推算的70億美元，但仍超出了業界的預期。

工行和中信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998）的投資規模折合人民幣也在百億元以上。相比之下，交通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328）投資最少，只有1.85億元，目前已拋售。民生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0016）和招商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0036）的投資總額則在15億元左右。

一家國有銀行的首席風險官對《財經》記者坦承，大銀行在應對外患過程中，可以做得更好。他表示，經過了一系列危機的考驗，中國的銀行已經意識到，不僅要看相關產品的評級，還要研究估值，考慮流動性。

最近以來，各家銀行已經紛紛在減持“兩房”債券。

截至8月25日，中國銀行實際持有的“兩房”發行的債券減少到75億美元，“兩房”擔保住房貸款抵押債券減少到51.74億美元。中行行長李禮輝表示，6月后的減持基本是原價收回，并沒有出現損失。

建行同樣進行了減持操作。建行行長張建國透露，該行持有的“兩房”債券，已經從6月底的32億美元，減少至7月底的20億美元左右。減持過程沒有虧損，只是“盈利多少的問題”。

“從年初至今，我們已累計減持‘兩房’及其他與美國房地產相關的債券80多億美元，加之我們對政府債券進行了波段操作，在債券投資方面整體未出現虧損。”工行董事長姜建清稱。

不過，《財經》記者注意到，由于持有上述債券的各上市中資銀行仍對“兩房”債券走勢普遍表示樂觀，因此未對有關投資計提任何專項撥備。

在8月28日舉行的中行中期業績會上，行長李禮輝表示，中行所持有的“兩房”債券，目前還本付息和市場交易價格都很正常，并認為下半年“兩房”相關投資也不會對中行產生重大的財務影響。

“兩房”所指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均為美國國會為保證住房貸款市場資金流動而立法設立，對于美國房貸抵押市場作用舉足輕重；二者共擁有或擔保價值5萬億美元的住房貸款，占整個美國應收住房貸款總額的近一半。

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兩大巨頭也泥足深陷。但由于美國政府的公開擔保和注資承諾，目前其債券持有者仍可保持還本付息。

篇（9）

最低質量標準是一種常用的產品質量管制手段，進入市場的產品或勞務必須符合政府部門規定的最低質量要求。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包括工業產品的安全標準，如電器、汽車、健康護理設備；紡織品、食品、藥品的含量要求；專業技術人員的執業資格；工作場所設備的工效學要求；環境相關標準，如能源或燃料標準、材料處理或回收要求（Kuhn，2007）。那么，為什么自由放任的市場不能提供社會最優的產品質量水平，需要政府通過制定強制性標準對產品質量進行管制？傳統上，芝加哥學派是反對政府制定最低質量標準對市場進行管制的，因為這種管制違背自由主義原則，并且容易被利益集團俘獲（Friedman，1962；Stigler，1971）Friedman（1962）在《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論著中專門有一章討論“職業執照”，這是一種勞動力市場的最低質量標準，并且其別論述了行醫執照。他認為，即使在醫藥領域頒發執照比在大多數其他領域如此做具有更為充分的理由，由國家機關頒發執照也是不可取的。Stigler（1971）認為持有執照才能從事某一職業，是利用政治過程改善一集團經濟環境的方法；因為無照營業是觸犯刑法的，執照成為一種有效的進入壁壘。。而Leland（1979）發表了《庸醫、“檸檬”、職業執照：最低質量標準理論》一文，針對芝加哥學派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表明最低質量標準（如職業執照）有助于解決逆向選擇問題，可以改進社會福利水平，給最低質量標準提供一個新的理論基礎。這篇開拓性的之后，又重新燃起了經濟學家對最低質量標準研究的熱情。到目前為止，已經涌現出大量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文獻。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說明由于產品質量存在信息不對稱導致逆向選擇，最低質量標準可以緩解此過程，增加社會福利水平；第二部分是廠商進行價格競爭時，最低質量標準對廠商行為和社會福利的影響；第三部分是廠商進行產量競爭時，最低質量標準對廠商行為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對比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的主要研究結論，發現最低質量標準的影響十分依賴于模型假設；第四部分是實證研究；第五部分是結論和研究展望。

一、逆向選擇與最低質量標準

Akerlof（1970）研究表明，買方和賣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會導致逆向選擇以及嚴重的市場失靈。比如，在產品市場上，賣方比買方掌握更多的產品質量信息。買方利用市場的一些統計數據來判斷他們將要購買的產品的質量，并且愿意以平均質量的價格水平支付購買價格。在這種情況下，部分高于平均質量的產品將退出市場。由于高質量產品退出市場，導致市場上產品的平均質量下降。如此，買方愿意支付的購買價格也隨著平均質量下降而下降，結果導致更多高質量的產品繼續退出市場。如此循環反復，直到最后，產品市場上只剩下低質量的產品。Akerlof解釋了市場上低質量產品排斥高質量產品的機制，給出了低質量產品為什么能夠排擠高質量產品的一種信息不對稱解釋模式。這與“劣幣驅逐良幣”的格欣雷法則（Greshams Law）在原理上非常相似。

當然，對于信息不對稱理想的補救辦法就是消除信息不對稱。在一些情況下，重復購買、產品標示和其他一些形式都可以減少或消除不對稱。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消除信息不對稱可能需要付出很高成本。所以，應該尋找減少質量扭曲更經濟的方式。除了市場機制之外，政府干預也可能是一種有效的工具。Leland（1979）表明最低質量標準可以解決逆向選擇的現象。他研究發現：如果賣方提品或服務的機會成本是質量水平的減函數，最低質量標準一定會增加社會福利；如果賣方提品或服務的機會成本是質量水平的增函數，那么市場對質量變化更敏感，需求彈性和提高質量的邊際成本更低時，最低質量標準更可能使社會福利水平增加。但是，如果職業執照或者其他最低質量標準形式限制進入的話，可能會出現負面的影響。并且如果質量標準是由同行（或行業）自己設置，標準很有可能會過高。

與Leland模型不同，Shapiro（1983）假設產品質量是內生的（exogenous），他研究完全競爭但信息不完全條件下，廠商的產品質量選擇。模型假設消費者在購買之前不能觀察到各個廠商產品的質量，只能根據該廠商在上一期提品的質量來預期下一期產品的質量。預期的產品質量不同，消費者的支付意愿也不同，或者說出價不同。每個廠商都可能削減當期產品的質量，降低成本，獲得更高的利潤，這就是所謂的“棄信戰略”（flybynight strategy）。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降低廠商的聲譽，使消費者對該廠商下一期產品質量的預期降低，支付意愿也隨之降低。所以，廠商為了用激勵保持良好的聲譽，會提高當期的產品質量，這就是所謂“守信戰略”（faithful strategy）。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減少當期的利潤。因此，廠商必須在生產高質量產品與低質量產品之間進行權衡，使廠商長期利潤最大化。均衡的需求表中，高質量產品的價格會高于廠商的生產成本，Shapiro把它定義為溢價（premium）。溢價可以看作聲譽的回報或者保持質量的激勵。法律規定的最低質量標準越高，高質量的溢價越低（因為最低質量高的話，棄信戰略就缺乏吸引力），提高質量標準時就存在正的“信息外部性”。提高最低質量可以降低高質量產品的均衡價格，因此增加使用高質量產品的消費者的剩余。但是，本來選擇購買低于質量標準產品的消費者會產生直接損失。所以制定最優的標準時必須對收益與損失進行權衡。

三、產量競爭

如果廠商在博弈最后一個階段不是進行價格競爭，而是進行產量競爭，最低質量標準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一）靜態分析

Valletti（2000）考察了產量（古諾）競爭下的最低質量標準。與Ronnen（1991）假設廠商在博弈最后一個階段進行價格競爭不同，模型假設在投入一定質量開發成本之后廠商進行產量競爭。研究發現，在產量競爭下，實施最低質量標準會減少社會福利。因此，引入最低質量標準產生正的福利效應的政策含義不能在任何模型中都成立。在選擇不同模型時必須首先搞清楚行業具體情況。在廠商設置生產安排遠遠先于產品投放市場銷售的行業中，可以假設廠商進行產量競爭，例如，世界能源市場、汽車市場和交通運輸行業。相反，在其他的制造或服務行業，不受產能約束影響，廠商更自然地被認為進行價格競爭。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質量開發產生固定成本，Ronnen（1991）的分析才更合適。這個研究發現加深了Constantatos和Perrakis（1998），Maxwell（1998）和Scarpa（1998）等人提出的對價格競爭模型中實施最低質量標準時產生有利影響的懷疑。Constantatos和Perrakis表明最低質量標準福利影響關鍵在于質量選擇的時機。Maxwell研究證明最低質量標準會減少廠商進行創新的激勵，導致更低水平的社會福利。Scarpa研究了三個廠商時的情形。

Jinji和Toshimitsu（2004）對Valletti（2000）模型進行擴展，考察結論的穩健性。第一，廠商之間的對稱一般化為不對稱情形。所謂不對稱指的是不同廠商改善產品質量時的成本是不同的。這種擴展從實踐角度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在真實世界里，更可能的是在同一個行業中不同技術的廠商同時存在。第二，放松廠商的質量排序（quality ordering）是外生給定的假設。因為在縱向差異化雙寡頭壟斷模型中，在質量選擇階段存在兩個純策略納什均衡，質量排序是內生決定的。他們重新考察在質量排序內生時最低質量標準的影響。當兩個廠商之間的技術差距足夠大時，低技術廠商沒有激勵生產相對高質量的產品，因此在質量選擇階段均衡是唯一的，盡管質量排序是內生的。因為這種情形與質量排序外生給定時的對稱雙寡頭壟斷非常相似，所以他們主要關注技術差距不大時在質量選擇階段多重均衡的情形。然而研究發現，質量排序內生給定時的結果與Valletti（2000）模型相比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二）動態分析

在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廠商進行的是價格競爭，那么適度的最低質量標準被認為對社會是有利的，而如果廠商進行的是產量競爭，一般被認為是有害的。Napel和Oldehaver（2009）認為這兩分法只有在靜態條件下才能成立。他們研究表明，如果廠商進行產量競爭，最低質量標準也可能是增加福利的。在沒有管制時，均衡質量的扭曲降低單次博弈環境下產生的總剩余，也減少重復博弈時廠商之間進行串謀的吸引力。因此，最低質量標準可以阻止串謀或者破壞其穩定，產生動態效率。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收益超過最低質量標準的靜態成本，也就是說，最低質量標準提高了總剩余。如果允許進行單邊支付（sidepayment），這個結果其實也可以在簡單的最低質量標準的基準情形下得到。當然，他們也承認研究結果不能期望在任何廠商成本結構和消費者效用函數下都成立。關鍵是，其他促進競爭的政策工具存在，它們可能比最低質量標準能更有效、更經濟地阻止串謀行為。但是，不能保證這些政策工具不會產生經濟扭曲（如游說、、欺騙等）；另外，引入最低質量標準可能還存在其他好的理由，如交通或者通信等行業的技術溢出，公共衛生或消費者安全的考慮，貿易政策戰略等等。

四、實證研究

大多數實證研究在估計最低質量標準對總供給減少的影響，但不是很關注其對價格與質量的影響，并且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護理服務行業和勞動力市場。Wiggins（1981）研究發現更嚴格的管制減少新藥的引入率和研究經費。Carroll和Gaston（1981）研究發現執業許可制度明顯減少了專業服務市場執業許可證的存量。Gormley（1991），Lowenberg和Tinnin（1992）研究發現更嚴格的最低質量標準減少了每個兒童人均可用的兒童護理職位。Blau（2003）從供給方角度研究婦女被雇傭從事兒童護理員的概率，他發現采用不同的計量方法顯著地影響最低質量標準的效果。如果排除州和時間的固定效應，管制嚴格度綜合指數對兒童護理供給有正面影響，但是如果包括這些固定效應的話，就沒有影響或者為負面的影響。

Chipty和Witte（1997）以及Blau（2007）使用有限廠商樣本，觀察賣方行為。Chipty和Witte采用了1990年美國“國家兒童護理調查”的大約1000家兒童護理中心的橫截面數據，發現更嚴格的最低質量標準減少廠商給一定細分市場提供服務的可能性，尤其是嬰兒護理。最低質量標準沒有導致降低提供的服務水平，廠商傾向于增加服務的平均質量和最高質量。他們認為這是由于廠商試圖緩和價格競爭，希望與同樣被管制的競爭對手的差異化更大。Blau（2007）使用美國四個州兒童護理中心詳細的橫截面調查數據。他發現最低質量標準對投入品使用有一些影響，但是當包括州的固定效應時，價格或者質量的正面效應不穩健。特別是，更嚴格的管制使兒童護理員的工資下降，表明護理員能夠忍受管制的發生。

Hotz和Xiao（2005）研究了最低質量標準對職業執照的影響。他們發現職業執照限制工人的勞動供給，使得到職業執照的工人工資增加，但是對產品或者服務質量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障礙主要在于數據的獲得。廠商的營業執照和工人的職業執照，這兩類最低質量標準有細微的區別。對于廠商來說，進入、退出和競爭是重要問題。另外，實施最低質量標準也許對雇員和雇主的影響是不同的。

五、結論和研究展望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一般結論：如果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合適的最低質量標準可以增加社會福利；在靜態環境下，如果廠商進行價格競爭，最低質量標準可以增加社會福利，如果廠商進行產量競爭，最低質量標準會減少社會福利；在動態環境下，最低質量標準的影響結果不確定。一言以蔽之，實施最低質量標準的必要條件是市場失靈。但這不是政府對市場進行質量管制的充分條件。因為，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政府也會失靈。所以，通過綜述可以發現未來的研究可以有以下幾個方向：

第一，前人研究都有一個隱含假設：政府是“仁慈的計劃者”，并且實施標準不存在任何成本，也沒有監督困難。如果假設政府同樣是經濟人，標準由政府來設置，那么由于種種原因，標準可能會有意設置得過高或過低，沒有達到社會最優。比如在一個對政府不作為沒有嚴格問責的社會里，政府可能會設置過高的標準，留出尋租空間，使執行人員獲得一定的權力和利益。

第二，在有限理性假設下，消費者的偏好時間不一致，自我約束成為了消費者行為研究的焦點。因為人的理性“缺陷”，自由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不涉及脅迫，最有激情的自由主義者也能接受的某些家長主義可以稱之為自由家長主義（Thaler和Sunstein，2003）。或非對稱家長主義（asymmetric paternalism）非對稱家長主義的管制目的是幫助那些有限理性的人們避免犯成本過高的錯誤，同時僅對理性的人們加以很小的成本甚至不加以成本（Camerer et al.，2003）。成為一種新的管制理論基礎。人們在有些時候會自愿地減少選擇集。如果消費者在選擇產品質量時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通過限制低質量的產品進入市場，可以使消費者獲益。

第三，國內與歐美發達國家的市場環境存在較大差異，雖然我國政府在很多行業都已經實施最低質量標準，但是實際的效果如何尚不清楚。所以，細致收集國內市場數據，開展規范的實證研究是一個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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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STHZ]A Literature Survey on the Theory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Jiang Chunhua

篇（10）

盡管針對當前的時局，多空雙方還處在膠著狀態，但兩點認識在今天已成共識：其一，此次危機不可能綿延不絕，即使悲觀者，也初步認定至少明年定有轉機。其二，盡管當前局勢復雜程度不可小覷，但最糟糕的階段已過，逐步向好已成趨勢。

由金融危機驟來之際時，人們對觸底與否的驚慌失描，到今天抗擊危機綱舉目張，以及對復蘇回暖的深度理性思考，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態之變，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行業在成熟，企業在成長。

由此看來，無論是企穩勢成必然的樂觀論斷，還是回暖尚需時日的審慎思考，都是一種特定時期下的成長經歷，不跟風盲從，不剛愎白用，在判斷中成長，在交鋒中成熟，這對企業乃至整個行業來說，都是一種莫大的進步。

行業：大局企穩?

2009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延續；國際市場持續低迷，我國紡織行業面臨的外部形勢依然嚴峻。但是，得益于中央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決策和部署推動國內需求持續回升，以及對紡織服裝出口退稅率調整等政策的積極效果逐步顯現，行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穩步推進，紡織行業經濟運行已經從今年1-2月的低谷逐步恢復，二季度以來多項指標表明開始企穩回升。

生產增速持續回升。2009年1-5月，我國紡織行業5.17萬戶規模以上企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13496.65億元，同比增長5.21％，增速雖然比上年同期回落12.06個百分點，但較2月末已經提高了一倍。全行業大類產品產量增速較2月末普遍回升，其中化纖產量增幅已經超過上年同期水平。

出口仍處于負增長狀態，但在國際市場份額保持穩定。1～5月，由于外需嚴重萎縮的局面仍在持續，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為604.20億美元，同比下降了11.13％，增速較上年同期回落26.44個百分點，累計降幅較1-4月擴大了0.97個百分點。但紡織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仍在提升，國際市場份額保持穩定。今年1～5月，我國出口紡織品服裝在美國進口市場中所占份額提高了3.75個百分點；行業貿易順差同比擴大11.58％，出口競爭力系數比上年同期提高1.22個百分點。

內銷增長成為全行業企穩回升的主要支撐。1―5月，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累計實現內銷產值10532.47億元，同比增長9.42％，較2月底增速回升了2.79個百分點，行業內銷比重也由上年同期的77.07％提高到了80.03％，內需對行業穩定回升的第一拉動作用不斷加強。

運行質效有所改善。1～5月，規模以上全行業勞動生產率同比提高8.86％，比全國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速高2.98個百分點。規模以上企業實現利潤432.48億元，同比下降了0.14％，較今年1～2月的降幅收窄10.87個百分點，其中3-5月利潤總額比上年同期提高5.06％。

投資扭轉負增長局面。1～5月紡織行業500萬元以上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累計完成投資969.29億元，同比增長5.70％，增速較上年同期回落11.12個百分點，但較1～4月加快了4.09個百分點。

企業經營者預期有所好轉。根據對全國173戶企業的跟蹤調查，87％的企業預計下半年產品訂單(內外銷)與年初相比持平或增長。33％的企業經營狀況預期趨好，樣本企業總體現金流狀況有所改善。

目前紡織行業正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行業出現的向好勢頭并不意味著困難時期已經過去，必須看到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定、不平衡，風險依然存在。一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尚未走出谷底，外需前景并不樂觀；二是國內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明顯；三是行業內企業兩級分化狀況依然嚴重；四是廣大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仍然較大；五是各種資源價格上行和最終市場降價的壓力仍在加大。

今天，全行業還要按照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紡織產業振興規劃的部署和要求，把保增長和調結構緊密結合起來，全力以赴鞏固國際市場份額。擴大國內市場與消費，加快自主創新、技術改造、優化結構的步伐，爭取全年行業經濟運行穩步回升的良好局面。

棉紡：回升基礎不穩固

國家鼓勵政策帶來的投資大幅回升，產量增幅也略有增長，出口仍然在萎縮，國內市場原料大幅上漲，但紗布市場表現的傳導作用未顯現，利潤持續下降，但降幅趨緩，利潤率上升，全部從業人員減少的幅度逐步增大。

投資大幅回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棉紡織業1～5月累計完成投資248.34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13％。

紗布生產平穩，同比增速略有回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1-6月我國規模以上企業累計紗產量為1096.22萬噸，同比增長9.40％；累計布產量為258.00億米，同比增長0.16％。去年以來紗布月產量逐布降低，且同比增速持續下滑。今年1月開始生產再無法保持繼續增長的態勢。同比雙雙降為負數，紗的單月產量也降至最低。3月開始，紗布生產趨于平穩，月產量沒有較大波動，同比增速亦開始小幅回升，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布產量于6月恢復增長。

棉紡織品出口持續下降，五大市場皆為負增長。2009年1～5月我國棉紡織品及棉制服裝累計出口237.07億美元。同比下降12.51％，其中棉紡織品累計出口69.32億美元，同比下降17.33％，棉制服裝累計出日167.75億美元，同比下降10.34％。去年6月我國棉制服裝出口開始出現負增長，且月出口量一路下滑，盡管在元旦左右略有好轉，但春節后的5個月月出口量都明顯低于歷史水平，增長速度也一路下滑，受此影響，雖然去年下半年棉紡織品的出口仍有小幅增長，但是1月開始，棉紡織品出口連續5個月為負增長，且同比下降速度都遠遠高于棉制服裝出口的下降速度，接近-20％。據海關統計，1-5月我國棉紗線累計出口20.22萬噸，同比下降21.2％；棉織物累計出口24.03億米，同比下降11.72％。我國棉紡織品5個主要貿易市場歐盟、美國、日本、東盟、香港地區，今年以來五大市場皆出現了負增長，中國棉紡織行業出口貿易的春天依然遙遠。

國內市場原料價格上漲，紗布市場傳導效應未顯現。原料市場上，國內棉花價格的快速上漲與國際市場的價差逐步拉大，2009年1-5月我國共計進口了56.67萬噸原棉，同比下降45.03％，進口的均價為10041元／噸(含關稅、增值稅和港雜費)；根據1-6月份CoflookA指數的平均值折合人民幣為10071元／噸，低于上半年329級棉花2314元／噸，

低于國內拋儲平均價格2883元／噸。紗布市場上，因下游外銷單子不多，支持不大，而內銷面料廠家庫存壓力增加導致上游量價下跌，進入4月初紗線價格趨穩，而坯布市場小幅回落再趨穩，之后都是平穩下跌的趨勢。

利潤仍然在下降，降幅趨緩，全部從業人員進一步減少。2009年1-5月根據國家統計局對11438戶規模以上企業統計，主營業務收入為3517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35％，利潤總額為116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2：55％，主營業務利潤為329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7.59％。08／09的利潤率較07／08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每年的2月份基本屬于全年的最低期，但2009年2月較上年同期減少的幅度較大，減少了0.47個百分點，到了2009年5月行業的利潤率大幅上升，又開始重新回到以3％開頭的時代。

從2008年5月開始，行業全部從業人數就處于逐步下降的態勢，且下降的幅度越來越大，企業不斷地挖潛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有些企業關停限產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化纖：復蘇有望

作為國際關聯度較高的中國化纖行業，自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以來，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在今年一季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33項工業制造產品中，化纖產品利潤降幅位居第二。然而在今年3月中旬后，化纖行業的運行情況進入了一個新的拐點，成為全紡織服裝領域最為關注的焦點。

反彈迅速

2009年上半年，化纖行業運行情況較去年下半年明顯好轉，其中部分指標恢復到去年同期水平=企業開工在春節后逐漸恢復，特別是二季度，各行業開工率已達較高水平；大部分產品3月中旬后出現明顯上漲行業經濟效益和運行質量雖同比仍繼續下降，但降幅比1-2月份快速收窄，3-5月份全行業共盈利26.7億元。

據了解，1―5月份，化纖行業總產量1041萬噸，同比增加7.83％，超過去年同期增速(7.4％)。其中滌綸834萬噸，增長9.13％；錦綸48.05萬噸，增長9.62％；腈綸增速達到7.81％；粘膠纖維7.33％，均比去年全年的增速有所提高。即使在國際市場需求疲軟情況下，化纖產品仍凈出口19.75萬噸。化纖行業的平均產銷率超過100％，為100.27％，同比提高2.08個百分點。

雖然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化纖行業陷入了困難局面，投資者在當前形勢下對行業發展也失去熱情。隨著國內經濟形勢的好轉以及紡織需求的逐漸恢復，特別是3月份以來化纖的強勁反彈，人們對化纖行業的率先回暖，充滿信心，畢竟這些數據都是行業好轉的積極信號。

理性看待“回暖”

“目前，化纖行業的確出現了一些積極的信號，但這不意味著化纖行業就已經開始回暖了。”中國化學纖維工業協會會長鄭植藝表示，化纖行業80％以上的需求是紡織的需求，季節性比較明顯。3、4月份是紡織季節性的反彈時期，此次反彈力度雖大，但也不足以說明行業已經走出危機。

對于反彈，他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一、原料價格平穩上漲的推動，作為化工料的源頭，棉花、國際原油價格的穩步走高給化纖產品價格提供了一定的支撐。粘膠纖維三次提高出口退稅率，對改善粘膠纖維出口局面起到很大作用；二、下游市場需求有所恢復，1～5月紡織行業實際完成工業總產值13497億元，同比增長5.21％。化纖下游相關9大品種，除毛機織物外，其他7大品種1～5月份產量增速比1～2月增速均有明顯提高；三、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國際原油價格由333.87美元／桶一路攀升至近70美元／桶，用6個月完成了歷史上此區間28個月的變化(2004-2006年4月)，而同期滌綸產品價格下降25～30％。這說明在滌綸產品成本結構中，除原料成本外，加工成本和運行成本都大幅下降，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給行業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

“這種季節性反彈，從本質上講，是化纖行業周期性調整的必然。這是本輪化纖運行周期觸底后的反彈，還是行業回暖，需要進一步觀察，必須理性看待。”鄭植藝強調。

謹慎樂觀下半年

“從上半年行情分析，3月份的季節性反彈仍然存在，受原料價格上漲及需求有所恢復的拉動，化纖市場基本呈振蕩上行走勢。但下半年還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如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國家宏觀政策、原油走勢是否會發生大的變化，但在行業堅持采取自律措施的情況下，化纖市場應該已經渡過危機。”鄭植藝表示，下半年化纖行業總體仍是振蕩上行的走勢，關鍵要看6、7月份下跌多少，8、9月份能漲多少。

在紡織行業總體形勢有所回暖的大前提之下，化纖行業必將率先回暖。按照紡織行業“金九銀十”的規律，8月底之前，化纖市場下游的訂單將會逐步增加，對化纖的需求會再次增加，這對化纖的價格起到積極的支撐作用。預計今年全年化纖產量將達2500-2600萬噸，有望增長4―8％；全年經濟效益利潤達40～50億元，增長18-47％；全年運行質量至少與去年持平，有可能明顯好轉。

服裝：轉型發展

2009年，我國服裝行業在內外需持續低迷的情況下，規模以上企業實現了生產的小幅增長。盡管行業效益水平遠遠沒有恢復到最好水平，但相比一季度有明顯好轉跡象。行業出口則令人堪憂，出口數量發生了15％以上的大幅度下降。

2009年一季度，我國服裝生產大幅下降，二季度開始回升，國內消費需求逐步穩定且呈現回暖跡象，刺激了內銷型企業的補庫和投放新產品的熱情。這其中，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生產規模已近飽和，缺乏持續發展的余地，同時，江西、湖北、河北等內陸省份的生產增長則比較可觀，大宗產品加工轉移已經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中部地區各省成為我國新的服裝加工基地邁出了第一步，中部省份服裝生產量同比增加23.53％，占比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1個百分點。

從服裝行業經濟指標完成情況來看，2009年1～5月，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較2008年同期有所上升，行業處于恢復和轉型階段。二季度行業盈利能力繼續回升，成本費用率和利潤率兩項指標增長明顯。成本控制能力明顯增強，勞動生產率繼續以兩位增幅提高，單位生產用工量同比減少了5.8％。

2009年二季度，行業整體營運能力較2008年同期略有下降，營業周期較2008年同期增加了2.07天，產成品周轉天數和應收賬款周轉天數分別增加了2.78天和1.51天。在市場疲軟的環境下，產品和資金的流通速度都略顯動力不足，但仍能與2007年同期水平持平。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盡管與2008年同期相比，行業發展能力的絕大多數指標均有一定下降，但在主營業務收入增速明顯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同時，利潤增速卻高于上年同期水平，正說明行業的發展模式發生了改變，從規模擴張向效益擴張轉變。

在投資上，行業投資建廠降溫，投資技術改造和投資渠道建設升溫。外商投資特別是港澳臺資投資下降速度可觀，

外商在我國服裝產業鏈中的角色和作用面臨轉型。中部和西部地區投資活躍，梯度轉移有條不紊地展開。

在消費市場上，2009年，國內市場服裝銷售開局形勢不甚樂觀，二季度開始好轉。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2009年1-5月，服裝類消費增長22.1％，增幅略超過2008年同期水平。

2009年上半年，再造終端優勢、價格之戰、處理庫存、占領二三線城市是服裝市場關鍵詞。市場需求低迷致使價格再次成為消費者關注的焦點，打折促銷成為市場常態。價格低迷大大增加了新貨投放的機會成本，很多企業選擇以庫存貨支撐處于低位的價格體系。2009年上半年似乎成了服裝行業處理庫存之年。2009年的服裝市場上，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市場成熟且飽和，品牌企業在穩定一線市場的基礎上，開始發起了對二三線市場的猛攻紛紛布點開店。這同時，清理渠道，理順關系成為品牌企業2009年關注的問題，一些有實力的企業開始大力拓展自有渠道建設，或新建店面甚至分公司，分銷倉庫口，或將一些地區的銷售收歸自有。

針對市場下半年的展望，上半年壓抑的消費意愿將在節假日得到一定的釋放，市場需求實質回暖有望。同時，下半年面臨秋季換季和新年消費兩大促銷季，下半年企業新款投放量將會增大，經過半年的準備，下半年的市場商品從款式、設計到加工質量都會呈現出一個嶄新的面貌。但是總量控制仍是企業最關注的問題，企業不會盲目增加商品投放總量，而是本著寧缺勿濫的原則向市場定量提供優質商品。

在出口上，根據海關統計，2009年1～5月，我國服裝累計出口數量同比減少了17.19億件，同比下降了15.22％，繼2月出口數量負增長41.37％之后，3月出口數量微增0.91％，4月、5月份單月出口數量分別負增長16.24％和16.71％，2009年，我國服裝出口創2006年以來單月出口最低值，出口形勢不容樂觀。

家紡：有待回暖

今年1-5月，受國際形勢的影響，家紡行業主要經濟指標增幅大幅回落，出口持續下滑，行業運營受到影響。國家統計局統計的企業產銷利等指標保持增長，利潤率高于紡織行業平均水平。但協會選擇調查72家行業企業經濟指標完成情況，各項指標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可以看出，家紡行業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尚未見到明顯回暖起色。雖然出口受阻的趨勢未減，但以內銷為主的企業仍表現正常，總產值、業務收入與利潤總額等主要指標均呈現出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也讓我們看到了行業發展的希望。

各項指標回落

2009年1-5月，統計中心提供的2439家家紡企業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中，工業總產值為642.84億元，同比增長7.52％；銷售產值630.96億元，同比增長7.31％；主營業務收入617.42億元，同比增長7.40％；出貨值188.28億元，同比增長-8.21％；利潤總額24.86億元，同比增長15.66％；應交增值稅13.81億元，同比增長4.11％；利潤率4.03％。

但根據協會自行綜合調查江蘇通州市、海門工業園區、山東高密市等13個家紡產業集群，產、銷增幅明顯放緩。調查的72家行業企業工業總產值203.7億元，同比增長-1.6％；主營業務收入205.89億元，同比增長-2.45％；出貨值62.45億元，同比增長-9.60％；利潤總額9.19億元，同比增長-0.55％；應交增值稅5.53億元，同比增長-1.69％；利潤率4.46％。

出口持續下滑

據海關統計，2009年1-5月家紡產品出口75.25億美元，同比增長-11.95％，比2008年下降了26.26％；進口4.05億美元，同比增長-12.31％。

出口金額前十個國家和地區為美國、歐盟、日本、阿聯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香港、澳大利亞、俄羅斯和加拿大，對這十個國家地區的出口金額55.44億美元，占總出口金額的73.67％。其中美國市場出口金額同比下降17.44％、歐盟市場這一數字則下降了8.72％。值得關注的是吉爾吉斯坦的出口，今年1-5月出口金額同比增幅達50.96％，是我國家用紡織品出口的第六大市場。

出口金額排名在前五位的地區為浙江省、江蘇省、山東省、廣東省、上海市。2009年1-5月前五個省(市)的出口金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78.65％，達59.18億美元。排名前五名的省份中，平均出口增幅比整個家紡行業出口增幅下降多達1.13個百分點。

家紡行業1―5月運行特點和問題

從1-5月統計數據來看，國際市場仍然萎靡不振。金融危機造成全球性消費市場萎縮，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相繼出現需求下降，外銷訂單減少且周期變短，市場預期難度增加，結匯風險加大，市場格局發生變化，國內市場壓力加大，市場競爭激烈，行業面臨新的調整。

出口進一步萎縮，同比增幅創新低。國家統計局統計的2439家企業前5個月累計出口188.28億元，同比下降8.21％；其中，5月份單月的出貨值較上年下降了12.8％，較4月份多下降了6個多百分點。協會調查的13個產業集群出貨值同比下降了8.15％，72家企業出貨值同比下降了9.69％。

國際市場不景氣范圍擴大。受金融危機沖擊，美歐市場繼續疲軟；日本市場最近訂單減少，特別是單價較高的品種訂單減少更明顯，一些大型品牌營銷機構受影響較大；澳大利亞、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由于受金融危機和匯率不穩定的雙重影響，今年以來對這部分市場的出口出現大幅下滑。

產業集群產銷同比略有增長，出口下滑，利潤出現負增長。13個產業集群工業總產值和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僅增長了1.89％和O.71％；出貨值同比下降了8.15％；利潤總額同比首次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了2.05％；利潤率為4.69％，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和統計企業的平均值。

企業面臨較大困難。協會自行統計的72家企業中，有35家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下降，占48.61％；有30家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占41.67％；有40家企業職工人數同比下降，占55.56％；有68家企業報了工業總產值，其中34家為負增長，占50％；有62家企業報了工業增加值，其中30家為負增長，占48.39％；有65家報了出貨值，其中45家為負增長，占69.23％。

統計數據表現內銷為主的企業表現好于外銷比例大的企業。在自行統計的72家企業中，出口占20％以下的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64％，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2.24％。其中，出口占10％以下的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4.02％，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7.74％。

毛紡：回升緩慢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毛紡行業至今未見明顯回暖跡象。特別是主要國際消費市場需求仍無增長，內銷市場疲軟，導致行業經濟效益下滑嚴重。下半年是毛紡產品的銷售

旺季，隨著國家政策的逐步顯現，以及企業自身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預計下半年毛紡行業不會再有太大的下滑，將比較平穩。”近日，中國毛紡織行業協會理事長彭燕麗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形勢不容樂觀

據海關統計，今年1-5月份主要毛紡產品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3.61％，高于紡織業出口總額11.13％的下降幅度，毛紡產品出口總額折人民幣有效匯率計同比實際下跌16.79％。多數毛紡產品出現出口量和單價的較大下滑。1-5月份累計毛紡織、毛紡制品規模以上企業完成出貨值同比分別下降17.44％和15.81％，均高于同期紡織業平均下滑12.62％的水平。

“雖然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相應調整了政策，特別是三次提高紡織服裝的出口退稅率，使企業獲得了很大的利好，但這些對企業來說并不是很解渴。尤其是在企業的傳統產業改造、節能減排、項目審批上，各地政府落實不一致，使得一些中小企業受惠有限。”彭燕麗指出，在出口下滑嚴峻的同時，內銷市場的拉動作用雖然有所顯現，但回升速度較為緩慢，企業發展異常艱難。

據了解，今年1～5月份，毛紡行業規模以上的3836戶企業共實現利潤24.74億元，同比下降14.32％，虧損企業虧損額高達9.41億元，同比增長了16.09％，接近2008全年10.70億元的虧損額，虧損面達到31％。總體來說，上半年全毛紡行業產銷下滑嚴重，企業效益明顯下降，形勢不容樂觀。

下滑趨向減緩

“從3月份開始，毛紡內銷市場的比重不斷提高，對行業運行起到了積極的支撐作用，與此同時，出口利潤下滑的速度也開始有所減緩，可以說，進入二季度后，行業運行質量有所好轉。”彭燕麗表示。

全球經濟衰退還在繼續，上半年毛紡產品的主要國際市場需求也尚無增長，而1～5月份，規模以上毛紡織、毛紡制品、毛針織企業內銷產值卻同比分別增長了6.21％、14.66％和11.33％，內銷形勢初見好轉，比重在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1～5月份毛紡織行業和毛制品制造業實際完成投資同比均有較快增長，毛針織業投資由負增長也轉向持平。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可見，毛紡企業對未來的經濟發展依舊充滿了信心。

據了解，1-5月份3836家規模以上毛紡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947.73億元，同比增長4.97％。1-5月份全行業完成銷售產值909.65億元，同比增加4.13％。總產值與銷售產值增速比1-2月份分別增加了4.28和5.40個百分點。

“雖然毛紡行業里有相當數量的企業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生產經營遇到了較大困難，但還是有不少企業，不斷調整產品結構，加快產業升級，努力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積極擴大內銷市場，在危機中尋找商機，取得了良好的發展。如鄂爾多斯、如意集團以及浙江湖州織里鎮羊絨產業集群等。”彭燕麗介紹說。

觸底反彈還是局部調整

從上半年的數據分析來看，二季度毛紡行業形勢比較一季度有所好轉，生產與銷售的下跌情況有所減緩。但好轉跡象究竟是行業觸底反彈，還是局部調整尚不得而知。上半年國際形勢仍未見好，特別是國際市場無轉好跡象，行業是否真正回升仍需要時間來觀察和見證。

“從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短期內國家出臺的政策不會有太大變化，尤其是在匯率相對平穩、原材料價格下降、優惠政策逐漸顯現的情況下，企業也在加快著調整的步伐，不斷追求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競爭力日益強大。”彭燕麗指出，下半年是毛紡產品的主要銷售季節，而且國內市場現階段仍較平穩，對企業開發國內市場很有利。

最后，她強調，面對當前嚴峻的形勢，毛紡企業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密切關注兩個市場的變化，只有以市場為導向，不斷調整產品結構，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不斷開拓新的銷售市場，才能促進內需，保證行業平穩渡過難關。

針織：穩步前行

“今年出口情況總體將與去年基本持平，對于下半年的運行情況也抱有信心。”中國針織協會理事長楊世濱在接受記者采訪中說道。隨著1-5月份行業運行情況的統計表出爐，從統計中，我們也看到各項指標也在穩步回升中。

三大特點

經濟運行情況統計顯示，今年1-5月，針織產業向中部地區轉移明顯加快。其中河北、河南、江西、安徽、魯南、四川、重慶等地區，在承接訂單轉移方面有著較大優勢。2009年1-5月，針織行業規模以上企業累計生產針織服裝48.33億件，同比增長3.48％，增速同比提高0，15個百分點。其中河北省同比增長幅度最大，為82.50％，江西、河南同比增幅也達到了35.35％和11.11％，而這三個省份同時也擠進了針織服裝產量前10名省份。“這些省份產量的上升。同時也傳達給我們產業向中部地區轉移的加快。”楊世濱表示。

除江西外，出口前十名省份中都為邊疆或沿海省市。1-5月經濟運行情況統計中，針織服裝出口數量前10名分別為，廣東、浙江、福建、山東、江蘇、上海、江西、黑龍江、新疆、廣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廣西出口數量同比增速最大，出口數量、金額、單價同比增長分別為9.43％、102.1％、84.57％，更難得的是這三項指標增幅均為各省市之首。楊世濱分析，廣西呈現快速發展局面，與加強和東盟合作有著密切關系。

對美出口數量大增，出口數量與金額同比上升了55.21％和28.58％。“這給了我們很好的信號與很大信心，說明美國經濟在好轉，美國市場也在逐步回暖，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雖然在數量與金額都出現了大幅增長，但單價同比卻下降了17.29％，這說明美國進口商在跟我們講價，談價錢我們不怕，怕的是沒有生意的剛性下降，而這些都給了我們很大信心。”楊世濱分析道。

寧讓價格，不丟市場

在對當前針織行業經濟做了解讀后，楊理事長還對今后行業的發展作出了具有前瞻性分析。在統計中，我們看到像江蘇、浙江等地區雖然訂單量及出口量有了明顯上升，但單價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對此楊世濱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在經濟危機的困難時期，我們寧讓價格，不丟市場。雖然讓價后，短期內我們的企業的壓力勢必會加大，但我們手中的市場卻沒丟，而一旦經濟好轉后，復蘇的腳步也會更快。”“1-5月份，針織服裝出口第一、二大市場日本與美國在數量、金額同比中均出現了增長，尤其美國在這兩項指標增長中分別達到55.21％和28.58％。除此之外，各主要出口市場單價同比也在增長(美國除外)，其中日本增長了6.25％、香港和吉爾吉斯坦甚至達到了33.77％和81.46％，這些都給了我們出口很大的信心，我預測，今年出口量與去年將基本持平，增長幅度大概在-1％到3％之間。”

國民經濟“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力量。在當前情況下，雖然國家頻頻投資

用于基礎建設等領域，到民間資本仍然脆弱；出口雖在好轉，但還在下降。而國民經濟發展的重擔就壓到消費的頭上，在刺激消費層面，人口城市化無疑備受關注。“全國有1.4億介于農村和城市的人口，擴大內需面臨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與限制農民工進城定居的政策有關，所以首先要解決這部分農民工人口的城市化問題。”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向記者表示。對于N--問題，楊世濱也表達相同的看法“全國1.4億農民工，加上家屬可能有3億人，如果這部分人口有條件在城市定居下來買房、租房，對于擴大消費需求有著巨大推動力，可以說人口城市化是拉動內需的最大亮點。”

絲綢：未出困境

當前，絲綢行業總體形勢依然是比較困難，企業整體效益下滑。全球經濟走勢疲軟，國際市場需求嚴重不足，導致長期以出口為主導的蠶絲綢行業各項經濟指標持續回落，外需不足特別是發達國家市場萎縮仍將是未來我國絲綢工業出口面臨的最大困難。

目前，絲綢行業繼續在低位徘徊，仍未走出困境。

產量總體下降

在絲綢行業中，企業由于出口不暢導致的產品庫存增加，流動資金不足等現象還比較普遍，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虧損現象比較嚴重。企業信貸融資難的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而在內銷市場，絲綢企業大多規模較小，產品研發投入不足，對內銷市場的拓展進行緩慢，品牌建設滯后，抗風險能力較弱。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經協會校正)，1～5月份絲產量65723噸，同比下降6％，其中生絲產量50233噸，同比下降10.51％；情況稍好的是綢緞產量同比增加了21.94％，達到37588萬米。

經濟效益小幅下滑

2009年1～5月份絲綢行業虧損面達24.06％，高于全國紡織行業23.46％的平均水平。其中絲綢印染和繅絲行業虧損面分別達到34.38％、33.09％，是絲綢工業虧損最嚴重的兩個行業。

全行業除絲制品制造和絲針織行業利潤略有增長，絲織加工行業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外，繅絲、絲織和絲印染行業的利潤均有18％左右的下降。據國家統計局對3520家絲綢工業企業統計，2009年1～5月，絲綢工業實現總產值608.46億元，同比增長5.04％；主營業務收入562.38億元，同比增長2.72％；利潤13.77億元，同比減少2.5％。其中繅絲加工實現利潤2.1億元，同比減少1820％；絲綢加工實現利潤6.71億元，同比減少0.59％，絲印染實現利潤3009萬元，同比減少18.06％，；絲制品制造實現利潤1.79億元，同比增加1.33％。與多數效益下滑的產品相比，絲針織制品情況較好，實現利潤2.86億元，同比增長了7.38％。

出口大幅下滑

絲綢行業是較為典型的外向型行業，絲綢產品的出口比例高達80％，絲綢企業也多以外貿加工型企業為主，因此受國際市場需求變化的影響非常大。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世界各國經濟下滑，導致包括絲綢商品在內的消費需求萎縮，今年1-5月絲綢商品出口下降勢頭仍在延續，絲綢出口大幅下滑。在幾個主銷市場中，除了印度、巴基斯坦有一定漲幅，分別為10.8％、40.9％。美國作為我國絲綢商品傳統主銷市場，依然持續低迷，對美出口同比降幅達29.36％，對日本市場出口下降25.53％，意大利、香港和韓國的出口降幅也分別達到30％以上。整個絲綢商品出口呈普降格局，絲綢出口仍未走出困境。

蠶絲價格穩步攀升

盡管受到很多不利因素的影響，但是蠶絲價格的回升，對于市場各方恢復信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促進蠶絲綢行業逐步回暖。

由于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秋蠶收購價格大幅下降，導致部分地區出現冬季桑園棄管，春季蠶繭發種量大幅減少，據蘇浙皖粵等地區初步統計，發種量降幅基本在20％-30％左右，生絲原料供應相對偏緊。2009年以來，受各方綜合因素影響，蠶絲原料價格終于突破2008年的低谷陰霾逐步回升，截止到6月底國內干蠶和生絲(3A級)每噸平均價格較年初分別上漲31.18％和21.38％，較2008年10月蠶絲最低價時分別上漲68.29％和40.91％。當時秋繭價格降至500元一擔，達到歷史最低點。目前干蠶價格在每噸6萬元左右，生絲(3A級)價格每噸接近19萬元，如果絲價能維持在每噸20-24萬將是一個更為合理的區間。企業仍然面對各項生產資料成本不斷上升，企業盈利空間受到嚴重擠壓，蠶絲價格與成本倒掛現象亟待解決。

同時，也有一批支撐行業的民營絲綢企業在危機面前顯示出了頑強的生命力，由于產品附加值高，所受影響相對較小，抗風險的能力也不斷提升；還有一批支撐行業的絲綢產品，如家紡產品、蠶絲被、絲針織等產品，在金融危機期間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市場需求，在風險中有較強的生存能力。

麻紡：仍在探底

2009年上半年麻紡織經濟繼續回落，主要麻類纖維、紡織及制品進出口全部負增長。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國內市場開拓尚未顯效，麻紡織企業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1-5月我國麻紡織及麻制品制造企業(規模以上)440戶，同比下降1.79％，虧損戶數達96戶，虧損面達21.82％，同比增長0.77％其中，麻紡織企業345戶，同比下降3.36％，麻制品制造企業95戶，同比增加4.40％。麻紡織及麻制品制造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04.02億元，同比增長7.59％。其中，麻紡織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達87.26億元，同比增長8.00％；麻制品制造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6.76億元，同比增長5.49％。全行業實現利潤總額3.26億元，同比減少28.36％；其中麻紡織企業實現利潤1.99億元，同比增加5.43％；麻制品制造企業實現利潤1.28億元，同比減少52.20％。全行業負債合計124.56億元，同比增加0.76％；其中麻紡織企業負債合計113.10億元，同比增加2.38％；麻制品制造企業負債合計11.46億元，同比減少12.84％。全行業出貨值8.45億元，同比減少14.46％；其中麻紡織企業出貨值7.92億元，同比減少9.68％；麻制品制造企業出貨值0.52億元，同比減少52.61％。

在固定資產投資上，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1~5月份，麻紡織業固定資產實際完成投資82008萬元，同比減少1.83％；麻制品制造業固定資產實際完成投資11206萬元，同比減少3.25％。

主要麻類纖維、紡織及制品進出口情況，據海關統計，2009年1～5月我國麻類纖維、紡織及制品進出口總額為4.28億美元，同比減少15.75％；其中出口2.89億美元，同比減少7.44％；進口金額1.39億美元，同比下降29.04％。

從整體形勢上看，麻紡織業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進一步擴大，麻紡織品出口需求持續

大幅減少，內需拉動的措施短期內尚未顯效，2009年上半年麻紡織企業生產經營形勢依然嚴峻；節能減排政策措施力度加大，麻紡織企業廢水排放治理成本加重，清潔生產技術應用推廣進一步加大企業經營負擔；麻紡織企業用工多。勞動力成本壓力明顯高于相關紡織行業；中西部麻紡織中小企業融資難；苧麻紡織急待提升技術裝備水平，缺少紡織機械制造業支撐，需要產業政策扶扶持。

針對當前的困難形勢，行業將采取以下措施：麻紡織企業加快調整產品結構，加大內需適銷產品開發，促進向下游產品產業鏈銜接，提高服用、家用和產業用麻紡織品的比重；繼續鞏固和發展麻紡織品出口市場，培育和拓展麻紡織品內銷市場，推動麻紡織品牌戰略；苧麻資源主產區加大政策扶持，穩定苧麻種植面積和原料價格，保護麻農種麻積極性；建議國家調整亞麻纖維進口關稅稅率，采取有效措施幫助亞麻紡織企業走出困境；推動苧麻紡織先進技術裝備開發項目工作。

紡機：底部徘徊

金融危機導致的中國紡織產業困境給紡機行業造成了沉重打擊。根據中國紡織機械器材工業協會對全國1020家生產紡織機械、器材企業的綜合統計，紡機行業生產銷售出現好轉現象，但是樂觀斷定已經回暖恐怕還為時尚早。

據統計資料顯示，截止到5月底，紡機行業主要經濟指標與去年同期相比，生產銷售小幅下降，經濟效益下降明顯。1-5月，紡機行業的產品銷售收入、出貨值、進口同比都呈現下降趨勢，產成品存貨增加，虧損額激增。

全行業完成工業總產值(現行價)218.67億元，同比下降640萬；產品銷售收入為218.28億元，同比下降5.20％，銷售利潤僅為2.45％。全行業應收賬款為72.56億元，同比下降11.38％，行業銷售中的33.24％愿與賒銷，而5月份以后的應收賬款減少則源于市場萎縮狀況有所改善。

紡機行業產成品為46.19億元，同比下降0.20％，占流動資產平均余額的13.78％，同比下降0.07個百分點。在1～5月產成品分省占比中，江蘇省占到27％，浙江為13％，上海12％。

在這1020家企業中，1～5月出貨值為14.53億元，同比下降47.70％，今年5月份出口假貨之占工業銷售產值比重達到歷史低點。據統計，22個生產紡織機械的省市中有14個省市有產品出口。從產品出口總量上看，江蘇省排在第一位。紡織機械產品出貨總值占全部工業銷售產值比重為6.75％。從分省市情況看，出貨值占工業銷售產值比重最高的是廣東省，為24.63％，依次是上海市(20.40％)，重慶市(16.15％)。出貨值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蘇省、廣東省、浙江省、上海市、山東省，五省市出貨值合計占全部出貨值總額的88.94％。

1-5月，產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明顯的省份分別為黑龍江省、山西省、天津市、上海市、北京市，同比下降都在40％以上。漲幅前四位的省市自治區為安徽省、江西省、新疆和甘肅省，同比增長在40％以上。從產品銷售收入總量方面看，江蘇省為73.02％億元，占全部主營收入的33.45％，排在第一位。5月份紡機全行業產品銷售率為99.86％，同比增長3.21個百分點。

據海關統計，2009年1～5月，我國紡織機械進出口總額累計為12.96億美元，同比下降51.36％，其中出口4.52億美元，同比下降34.55％，進口8.44億美元，同比下降57.24％。從產品類別上看，針織機械出口占首位，出口總額1.99億美元，同比下降1.20％，占出口總額的44.11％。織機一枝獨秀，出口同比增長16.25％。從出口企業類型看，私營企業出口總額為2.24億美元，同比增長7％，占出口總額的49.62％。從出口貿易方式看，以一般貿易為主，貿易總額為3.80億美元，同比下降30.22％，占出口總額的83.95％。從出口的國家和地區看，1-5月，對印度出口仍然排在第一位，出口金額為1.6億美元，同比增長30.12％。

在進口方面，從進口產品類別看，針織機械進口排在首位，進口總額為3.34億美元，同比下降27.54％，占進口總額的39.59％。從進口企業看，獨子企業進口總額為2.65億美元，同比下降45.15％，占進口總額的51.15％，排在首位。從進口貿易方式看，仍以一般貿易為主，進口總額4.19億美元，同比下降64.18％，占進口總額的49.62％。

紡織機械進出口同比依然為雙負，但負增長的速度趨緩，依然在底部徘徊。

產業用：步伐加快

近年來一直保持熱度的產業用紡織品在紡織行業整體不景氣之時，依然保持了較為快速得增長，但是也受到金融危機一定影響，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但是，由于產業用紡織品對外的依賴程度較服裝和家用紡織品要小一些，出口型企業及時調整了產品方向，再加之終端產品在國內的消費還有一定空間，自今年3月份以來，部分企業形勢有了明顯好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相比紡織產業其他分行業，產業用紡織品回暖步伐似乎更快一些。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1～5月我國規模以上非織造布行業實現工業總產值164億元，同比增加7.66％；資產合計307億元，同比增加11.83％；實現主營收入159億元，同比增加16.03％；完成出貨值25億元，同比減少8.74％。

1-5月份，全國非織造布產量合計為48.3萬噸，比上年同期增長27.83％，產量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山東省、廣東省、江蘇省、福建省、遼寧省。

非織造布產業的投資也停止了下滑趨勢。1～5月份，非織造布行業實際完成投資額26億元，同比增加47.54％。盡管投資有所回升，但是企業反映，融資依然是難題。銀行一直從嚴控制，貸款規模壓縮、利率提高、到期不轉貸，企業希望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包括減稅、貼息、注資、融資等。

從進出口情況看，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非織造布和產業用紡織品行業所受影響比2008年更為明顯，國際市場情況更為嚴峻。1～5月，海關56、59章中所有與產業用紡織品相關的產品除絮胎、傳動帶外，進出口全部實現了負增長，其中進口減少27.74％，出口減少3.14％。非織造布進出口繼年初首次出現負增長之后，繼續呈現減少態勢，出口數量減少4.03％，減少幅度有所縮小，行業出現回暖跡象，涂層布的出口量有所回升，簾子布和專門技術用途的紡織品出口數量繼續大幅減少。

根據中國產業用紡織品行業協會對產業集群和部分大中型企業的調查顯示，“回暖”趨勢是清晰的，然而，“還寒”的現實狀況也十分嚴峻。據產業用紡織品行業協會的相關調查顯示，目前，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大量中小企業訂單不足、減停產甚至關閉的情況仍然存在。在國家政策效果充分顯現尚需時間以及全球經濟危機仍未見底的情況下，僅靠企業自身的“減負”措施，很難在短期內真正有效地解

決行業所面臨的根本性矛盾。

目前有幾種企業表現出明顯的增長勢頭。一是原來企業的產業鏈比較完整，比如福建鑫華，該公司具有聚酯瓶回收的滌綸短絲生產、非織造布生產以及后處理能力，且當地的箱包、制鞋行業發達，銷售渠道暢通、穩定，因此，該公司在2009年仍能保持一定數量的增長。二是產品有較高技術含量企業，比如廈門三維絲，所生產的除塵過濾袋，原料全部是P84(聚酰亞胺)、芳綸、PPS(聚苯硫醚)等高性能纖維，企業解決了這些纖維加工中的技術難題，產品質量良好，目前仍能保持較高的利潤率。三是產品創新能力強的企業，比如湖北環福，該公司用紡粘一復膜法生產的防護衣、保暖毯等產品在國際市場暢銷，2009年有望達到1000萬美元的銷售額。

與這些企業相反，那些產品比較單一、對出口依存度較高的企業則陷入了發展困境，這樣的企業在廣東較多，約有10％的企業處于停產和半停產狀態，而這10％的企業產能只占總產能的5％左右。一般企業的利潤率都明顯下降。在浙江、江蘇、山東等地，一些企業幾乎在零利潤的情況下運行。

印染：低谷盤整

2009年1-5月，印染行業運行增速下滑的局面初步得到遏制，部分經濟指標趨穩回升，但整體仍處于低谷調整階段，特別是在國際需求萎縮的影響下，出口持續縮減、價格下降，經濟回升還不穩固。

運行出現積極變化

1-5月累計產量、產值、利潤、投資等指標與1-2月環比有所回升，運行曲線出現了翹尾，表明行業運行出現轉暖跡象，但是增速同比仍有較大幅度的減緩，仍在低谷調整階段。

產量走出負增長。規模以上印染企業印染布產量經過2月、3月兩個月的同比負增長，1-4月同比增長0.65％，1-5月增長1.41％，增速逐月提高。

產值增速小幅回升。工業總產值1～2月同比增長2.65％，1～5月增長5.12％；銷售產值1～2月同比增長2.63％，1～5月增長5.11％。

利潤小幅增長，利潤率提高。利潤1～2月同比減少14.19％，1～5月同比增長0.44％；利潤率1～2月同比減少0.38個百分點，1～5月同比增加0.24個百分點。

虧損情況有所緩解。虧損面1～2月同比增加2.34個百分點，1～5月同比減少0.49個百分點；虧損企業虧損總額1～2月同比增加12.34％，1～5月同比減少0.42％。

投資增速小幅回升。實際完成投資1～2月同比減少11.70％，1～5月同比增加2.06％。

庫存減少。產成品1～2月同比增加4,72％、占應收賬款比重53.99％，1～5月同比減少2.67％、占應收賬款比重52.57％。

出口量價雙降

印染布出口數量1～2月同比減少23,81％，1～3月同比減少14.65％，1～4月同比減少13.01％，1～5月同比減少12.35％，雖然降幅逐月收窄，1～5月出口增速較1～2月份提高11.46個百分點，但是還是負增長超過10％，除美國外，對其他傳統市場和新興市場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縮。印染布內銷比例達83.52％，同比提高8.7個百分點。

需要重視的是，出口單價延續1～2月份的下降趨勢，同比減少幅度達到5.10％，表明不但出口訂單減少，而且產品價格普遍下跌，除附加值較高的棉混紡印染布外，其他四大類產品價格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由于經濟下行直接影響消費者購買力，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多數企業為爭取訂單保住生產，只得降低產品價格，使企業利潤下滑，出口仍面臨嚴重困境。

政策效應逐步顯現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我國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迅速出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施，為企業爭取到一定的利潤空間，對行業經濟發展有明顯促進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投資增速明顯加快，規模以上印染企業實際完成投資1～2月減少11.70％，1～5月增加2.06％。2009年1月1日起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有利于減輕企業稅負；國家多次調整紡織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緩解了外貿企業壓力；連續下調整存貸款利率和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規模以上印染企業利息支出1-2月減少6.40％，1-5月減少13.02％；財務費用1-2月減少2，65％，1-5月減少10.07％。

在此基礎上，企業不斷調整生產經營思路，加強內部管理，挖掘自身潛力，以化解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規模以上印染企業三費比例1-2月為6.44％，1-5月為5，34％，企業管理效率提高，降低了企業運營費用，有利于提高利潤水平。

但在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形勢不明朗的情況下，一定時期內行業還將面臨困難局面。預計2009年1～11月印染行業規模以上企業印染布產量492億米，同比增長2％工業總產值2078億元，同比增長6％；實現利潤59億元，同比增長2％；出口98億美元，同比減少10％。

樣本調查

多重博弈下的企業心態

運行狀況趨好，景氣度上升，信心逐漸恢復，一份來自基層企業的調查樣本，也正在印證人們對行業宏觀形勢的判斷。

為了及時跟蹤紡織企業經營現狀和發展變化情況，時刻了解企業經營者對行業和本企業發展的信心，繼2008年底首次開展企業經營者的問卷調查后，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于2009年6月再次組織實施了企業經營者調查活動。調查對象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各專業協會、企業家聯合會會員企業為主，調查累計發出問卷700多分，截至7月13日'收回有效問卷173份。調查涉及紡織工業各個子行業，173家調查樣本中，棉、化纖紡織企業最多，占29.5％，其次是紡織服裝企業，占11％。從樣本規模看，大、中、小型企業分別占39.9％、51.4％和8.7％，分布地區上，東部地區企業占71.7％，中部占19.7％，西部占8.6％。

調查結果表明，今年以來國內紡織企業繼續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外訂單減少現象普遍，資金短缺、融資困難、成本上升、售價下降等等問題仍然影響企業經營發展，尤其是對于中、西部地區企業和中小企業。但是，從整體上看，企業的經濟運行和景氣狀況與上次調查相比已有所好轉，企業經營者的信心正在恢復。

頹勢扭轉

綜合各項調查指標來看，企業今天的運行態勢相比去年底已有明顯好轉，企業的經營活動顯著回升，利潤止跌回穩。

從樣本企業主要經濟指標匯總數據上看，除了主營業務收入有所下降，并低于紡織工業總體水平外，其它指標反映出積極變化，企業總體經濟運行狀況呈現企穩和好轉趨勢。本期企業經營型業務現金流同比增長19.83％，而上次調查時同比下降26.36％，這說明今年上半年企業經營活動顯著回升，本期利潤同比增長0.32％，主營業務利潤增長

0.1％，而上次調查時分別下降87.14％和92.35％，企業經濟效益出現止跌回穩趨勢。

調查的企業當中，絕大多數企業產銷處于正常運轉狀態，平穩回升的趨勢明顯，但部分地區和行業企業困難，外銷疲軟。173家樣本企業中，停產的1家，半停產的有11家，半停產的11家當中，有9家來自中、西部地區，10家是中小型企業，顯然，中西部地區企業、中小型企業依然未能很好地扭轉困局，當前壓力依舊較大。

在生產量上，本期同比增加的企業占42％，略低于2008年底調查數據。庫存量上，同比增加的企業占30.8％，持平的占36.7％，下降的占32.5％，庫存情況相對平穩。從本期企業產品訂貨上看，訂貨增加的企業占34.1％，持平的占47.9％，減少的占18.0％。訂貨增加的企業比重比2008年底調查時的25.5％顯著提高，東部地區企業本期訂貨情況明顯好于中、西部地區。本期企業國外訂貨情況相比較差，與2008年底調查時比還有所惡化。只有19％的企業國外訂貨增加，而有39.5的企業國外訂貨減少。對于下期產品訂貨情況預計，有4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將比本期增加，只有13.3％的認為將減少。顯示出企業經營者對未來市場銷售前景相對樂觀。

在生產成本上，超過半數的企業本期企業生產成本同比上升，但遠低于2008年底調查時的73.6％，表明今年上半年生產成本上升隋況有所緩解。本期原材料采購價格方面，3L9％的企業同比上升，人工成本同比上升的企業占比達到65.5％。產品價格方面，本期企業銷售價格下降的企業明顯多于價格上漲的企業，預計下期銷售價格下降的企業比例顯著減少。

在原材料供應方面，供應緊張的企業占比僅為9.5％，總體上看原材料供應比較充足。能源供應方面，只有2.4％的企業供應緊張，表明能源供應更加充足。

針對企業流動資金充足程度的調查，30％的企業流動資金緊張，關于企業融資難易程度的調查，24.9％的企業融資困難，而中西部企業、小企業融資難的比重相對較高，國有企業融資情況也不樂觀。這表明，雖然資金緊張、融資難的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還有不少企業仍然受困于這一層面。

信心增強

隨著企業運行態勢的逐步向好，企業經營者壓力與之前相比有所減輕，對本企業的經營保持著充足的信心。調查顯示，對于本年度企業綜合經營狀況的看法，認為良好的經營者比重從上次調查時的27.9％上升為本次調查的33.3％，認為不好的比重從27.9％下降到16.7％，這表明企業經營者的壓力比年初時有所減輕。針對下期本企業的綜合經營狀況，57.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將好轉，遠高于2008年底調查時的32.7％。只有16.7％的認為經營狀況將下滑，這也反映出企業經營者對下半年經營狀況好轉有一定的信心。

對行業總體運行狀況的看法，選擇不樂觀的企業經營者占45.6％，選擇樂觀的占16.6％，而上次調查時數據分別為64.0％和3.6％，這反映出經營者對行業總體經濟運行信心不足的問題已有所改觀。

企業經營者對行業何時企穩回升的預測，有54％的認為在明年，另有21.7％的企業家認為將在后年及以后。

這表明多數企業經營者認為行業在本年內還不能實現全面好轉。

未來投資方面，有49.4％的企業經營者將增加明年投資，遠高于上次調查的29.6％，顯示出企業經營者對未來行業和企業發展的信心有所恢復。其中，來自家用紡織品制造和棉、化纖印染精加工行業的企業經營者中，有超過70％的將增加投資，來自中西部地區的企業經營者增加投資的比重遠高于來自東部地區的企業經營者。

理性應對

對于當前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遇到的最主要問題的調查，有38，4的企業經營者首選“出口需求不足，訂單減少”，這表明國際市場需求不振，外銷下降是困擾企業的最突出問題；首選“資金緊張、融資困難”的占15.8％，說明這仍然是困擾企業的最主要問題之一；首選“銷售價格下降”的占11.6％，表明外需不足造成內需競爭加劇，使國內外銷售價格下降。大型企業、東部地區企業經營者選擇銷售價格下降的相對較多。

對今年上半年出口退稅率上調的政策對企業的作用的問題，有30.9％的企業經營者選擇了“作用較大”，56.8％的選擇“作用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