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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價值論;民族品牌;經濟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5011402
1勞動價值理論的評述
1.1勞動價值理論觀點描述
勞動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政治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勞動價值理論由商品理論、貨幣理論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三部分組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其中,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類勞動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轉化變成的結果。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表現了主觀具體活勞動耗費所產生的客觀社會效果――滿足社會需要的有效的勞動的含量。
商品的價值量同樣由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計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是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要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即等價交換。價值規律對生產和交換活動起著支配作用,通過價格的運動來表現。而價格的運動又離不開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的調節產生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弱點和缺陷,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調節機制的消極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1.2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對價值理論的評述
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是人類社會工業化、市場化的初期,其目的是為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除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外,先進技術、科學知識、經營管理和信息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生產因素。尤其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它的不斷創新與推廣對社會財富積累的貢獻越來越大。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的“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學技術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過人這一勞動主體把科學技術融入到其他生產要素當中來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從而產生出多倍的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創造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也即科學技術的運用使人類的勞動不斷地起著自乘的作用。現代企業要在市場經濟中立足,更需要通過改進技術,改善經營和管理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制度作為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產生不過是把社會價值共意得到一種穩定性存在的保證,把道德秩序轉化為一種權利秩序,它為社會的共同價值標準和交換行為規范、組織原則以及知識技能等等的人類發展的創造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世代承續的社會機制,保存了人們交換行為和關系的模式,并且通過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擴大了社會交換的范圍。這種外部意志的強加力協調著人們的行為動機,并促進或阻礙價值的創造。例如,我國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漸成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勞動者創造價值有激勵作用。
2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及構成
2.1從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
(1)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分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馬克思在這里就強調了滿足人們需要的是物的客觀存在。物的這種“有用性”離開了商品實體就不存在了。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商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層次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既包括物質的,也有精神的,還有社會的。從另一角度看,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從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對消費者的滿足。“一個人”對一物所付的價格,絕不會超過,而且也很少達到他寧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因此,他從購買此物所得到的滿足,通常超過他因付出此物的代價而放棄的滿足;這樣,他就從這購買中得到一種滿足的剩余。他寧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超過他實際付出的價格的部分,是這種剩余滿足的經濟衡量。這個部分可成為消費者剩余”。這種消費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備的,也可能是消費者的“發現”,還可能是消費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載于其產品上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在買方市場的今天,消費者購買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會需求層面。人們在購買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時,更能夠感受到愛國主義,振興民族產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趨勢的欣慰。可以說,消費者在購買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會層面的上滿足,遠遠高于他所為此支付的價格,也遠遠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費剩余”。
(2)從商品的價值分析。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即“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人的筋肉、神經、腦等的一定生產消耗”。這種勞動耗費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的,即勞動時間的長短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這里說的商品的價值高低對來說,既表現在商品的內在質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現在商品的外在質量和輔助功能、美學功能上;既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物質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的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民族品牌與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質差別即在于勞動投入量與數量的差異。由于人們對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勞動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就能滿足人們更多、更高從層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與構成
(1)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
品牌價值的內涵可以界定為被消費者認可的品牌所賦予產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體驗附加值。由于其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所以它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是企業總資產的著稱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勞動投入條件下,民族品牌價值取決于生產者特殊勞動投入和市場認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談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內涵。
品牌文化的積累使得產品不僅僅作為實用價值的載體而存在,更使得產品在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種價值符號來傳到產品的理念、價值觀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進而轉化為品牌的經濟價值。
(2)民族品牌的價值構成。
從傳統的角度看,民族品牌價值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資源組成、技術工藝、文化特征、廣告與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實用性、特殊性所帶來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價值和其他品牌價值一樣,生成過程本質上并無差別。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價值中更多的包括勞動者的復雜勞動。本文主要討論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
王成榮在其著作《品牌價值論》中運用品牌經濟價值曲線分析了品牌價值的構成,認為品牌價值大小取決于生產者者特殊勞動投入量與市場與社會認可程度的契合點。當兩者值較高時,經濟價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當前者值較大,后者值較小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小,甚至為負;當前者值較低,后者值較高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大。所以,我借鑒王成榮的品牌經濟價值構成理論來說明民族品牌經濟價值構成,并認為民族品牌價值在其經濟價值構成方面與傳統品牌的經濟價值并無差異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費者從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得到更高層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榮譽感等)。
3民族品牌發展的制度性依賴
制度作為價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說一種社會的游戲規則,必然會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經濟主體行為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約束下將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經濟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核心地位。
3.1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產品和服務是民族品牌的載體,也是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增值的核心。產品創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產品的開發、新包裝的設計與運用、新技術的創新和運用、新產品的市場推廣等方面。服務價值也是構成民族品牌價值的有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服務質量創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產品因良好的服務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過程中投入大量的生產資源、技術、資金和信譽保證等以使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得以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制度因素無不為民族品牌提升給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對努力成果的承認和保護,來建立激發努力的激勵機制,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來源的。在一個封閉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發展基礎,或許就取決于經濟主體的努力程度;而在一個開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努力程度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政府對先進技術引進的激勵、對高級人才的優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財政傾斜。
這些年來,大家目睹了我國眾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寶、活力28、樂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個個被外資收入囊中之后,匯源的舉動確實觸動了國人敏感的神經。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盡無不反應了當前國內民族企業發展的艱難和政府對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政府應基于民族品牌發展更好的環境和關懷,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護民族品牌的發展壯大。(1)政府應主導國家品牌計劃,扶植優勢產業區域、產業集群重點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備的政策性保護和扶植措施。(3)政府從長遠利益考慮有必要干涉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民族品牌與外國品牌的并購。
3.2民族品牌營銷傳播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除了民族企業產品本身的創新,對民族品牌進行有效的營銷傳播活動同樣是提升民族品牌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民族品牌營銷也需要投入資源,而資源是價值轉換的前提。制度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民族品牌傳播過程中也擔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對信息資源獲得的可能性以及獲得的效率直接影響了民族品牌傳播的速率和傳播廣度。因此,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信息平臺,為民族品牌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鑒很多發達國家在利用首腦外交渠道為自己的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的做法,開放國家外交資源,扶植企業走出去,塑造國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業的精神和價值觀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質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實物體現,民族企業通過產品、品名、標示、包裝等方面體現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價值觀。民族品牌文化戰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貫徹、品牌價值提升和顧客品牌忠誠的實現過程。
那么,作為文化“三層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質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質化。制度文化的這種兩面性質促使了價值觀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實現和創新。制度要素在強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異而致使的經濟主體出發點差異上的影響也極為重要。從民族企業內來看,經濟主體成員對民族品牌文化創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狀況,依賴于制度要素的動力機制塑造,因此,一個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強化民族品牌個性和品牌文化創新出發點差異的同時,也就壓抑了人們的經濟努力,閑置了人們的選擇范圍和對隨機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個民族品牌的經濟發展表現出呆滯的特征。因此,政府應給予民族品牌文化創新的環境和文化氛圍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和品牌的國際化更具有時代特征。
參考文獻
2011年11月11日凌晨剛過8分鐘，淘寶商城支付寶交易額突破1億元；隨后20分鐘內交易額突破2億；1小時內交易額突破4.39億。“11?11”這天，淘寶商城訂單數突破2000萬，支付寶交易額突破33.6億，是去年同日交易量的近4倍。同期，淘寶網、淘寶商城支付寶交易總額突破52億，這個數字超過“購物天堂”香港6天的零售總額。
在這場浩浩蕩蕩的商家與買家的狂歡背后，商品經濟的運動規律也在悄無聲息地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全程。
一、“霧中看花”――網購迅猛發展的背后：大眾經商避害趨利尋空間
中國網購發展舉世矚目。僅從網購交易量上看，2009年是2500億元；2010年達到5231億元，占世界網購交易量的40%；2011年上半年中國網購交易量達到3500億元，預計全年交易量能占世界網購交易量的20%。網購能迅猛發展有其自身的優勢條件；建立并提供網購平臺的商家抓住機遇，適應大眾商業活動的變化和需要，是關鍵因素。但是，伴隨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大眾商業心理與行為演變則是起到網購迅猛發展的決定作用。
人類社會中的商品經濟活動，有著避害趨利，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利益的本質屬性。中國網購立足于地廣人多、經濟、科技、教育、社會和觀念發展的基礎之上。近年來，由于受到眾所周知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國內滯漲經濟形勢的影響，增強內需消費成為共識。但是，現實社會中傳統的實體商品經營有其局限性，商業活動范圍、商品銷售環節稅費疊加、商業經營規模和地位優劣不同等，導致個體商業經營缺乏公正與規范性環境，因此，其競爭也非常激烈，舉步維艱。這些因素客觀上促使大眾商業活動快速趨向網絡平臺。
在網絡商業資金與商品安全能夠得到一定保障的前提下，網上交易成為比現實交易更易于經營操作和獲取利潤的方式。因此，更多的人把安身立命、創業發展的起點轉移到網絡，更多的人在經營實地實體商業的同時又開辟了網絡銷售渠道；更多的人利用業余時間在網絡二次創業，更多的人在網購消費中享受到未曾有過的實惠、便利和滿意。
網絡是新崛起的傳媒，其信息交換的及時性、大流量、覆蓋度和誘惑力等，有獨特之處。網購創造一種全新的商業銷售與消費理念，能充分利用并創意出某種商業氛圍，適應特定的消費群體與個體的文化心理需求。例如，網絡商家巧妙利用當下正趨于熱捧的人造節日――“光棍節”，通過各種宣傳途徑，將“光棍需要購物狂歡”這樣的消費心理導向社會，指向使用網絡工具的主力軍、最大的消費者――獨生青年群體，從而借助“拉動效應”之手，瘋狂吸金。
二、“鏡花水月”――網購天價交易額的背后：商品價值規律被丟棄
淘寶商城為期一天的全場半價促銷，累計交易額突破了33.6億元。淘寶商城對每筆交易至少要抽取5個點的交易提成費，至少總共提取1.68億元，這還不包括商家付給淘寶商城促銷廣告的費用。淘寶商城在這次網購“狂歡”中確實狂歡了一回。但對于參與其中的淘寶個體商戶而言，5折的銷售價格，又能有多少利潤可言呢？
傳統的書本上的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表述，其客觀要求是：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交換。這也就決定了價格應圍繞價值這個中心上下波動，不能無節制地上漲下跌，也就是說價格要由價值所決定，受價值制約。換一種表述，即商品的價格總是在供求關系調控下能夠圍繞商品的價值而上下波動。
參與淘寶商城的個體商戶，其銷售的商品價值在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半價折扣促銷，所能獲取的利潤微乎其微。這種幾乎是無利可圖，還要付出促銷工作量的網購交易為何又能吸引如此之多的商家踴躍參與，樂此不疲呢？
淘寶商城中參與半價促銷活動的商家，有40%左右經營服裝商品。由于服裝產業成本計算的透明性較低，可控的利潤空間較大，因此參與這次活動的服裝商家，或許能成功借助活動依舊盈利些許，心滿意足。比較而言，那些成本計算相對明晰、利潤空間不大的商家竟然以價換量，如果走的是薄利多銷之路，打的是數量優勢之牌，蠅頭小利知足常樂；如果是勉強保持收支平衡，參與目的只是單純通過增加銷售量，在淘寶網銷售量的排行榜上提升位置，給買家以感官印象，以后再來光顧自己商店，這是廣而告之，等待運氣。
對于一些小商家，客戶有限，如果因無利可圖而放棄參與，那么將面臨客戶失散，人氣不見；如果迫于競爭的無奈，不得不參與折價銷售，例如，3C電器（計算機產品（Computer）、通訊產品（Communication）和消費類電子產品（Consumer Electrics））等。
由此可見，在淘寶商城33.6億巨大的網購交易額的背后，存在著三層情境與情態。一是淘寶商城抽取至少1.68億元的交易提成費，可謂“天堂光棍”。二是淘寶個體商戶5折銷售，微利收場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謂“人間眾生”；三是淘寶個體商戶5折銷售，無利虧本者，則是啞巴吃黃連，“地獄小鬼”。無論是哪一層情境，都難以反映出其商品的真實價值量。這種難以反映商品真實價值量的價格折半“跳水式”下滑，雖然呈現出短暫的交易盛況景象，但不足以說明網購市場上內在的正常供求關系，卻足以證明網購交易存在表面虛假繁榮。
迅猛發展的網購浪潮，涌動的是商品經濟運動規律的深水。而百年一遇的“光棍節”則成了人為轉動的螺旋槳，推波助瀾，攪亂了潮流內在規律。大浪淘沙，誰都想從中撈金揀銀，但是，除了淘寶商城一家的缽滿盆溢，構成淘寶商城的主體經營者――個體商戶，失去“光棍節”一天的瞬間光鮮，他們以微利甚至賠本為結局，唱響了宛如“鏡中花，水中月”一般的虛幻之歌。
三、“曇花一現”――低價短期刺激的背后：商品供求規律被忽略
淘寶商城采用全場半價的微利賠本的做法，主要是因為其作為大型的B2C（Business-to-Consumer）商城之一，盈利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標，用戶量和交易規模才是關鍵的預期。于是，與淘寶商城類似的大型B2C商城，例如京東商城、當當網等也都加入了低價折扣促銷活動。大量商戶的卷入，推大促銷浪潮；大量網購消費者的吸納，形成交易規模最大化。
上述觀點，其核心在于“大型B2C商城，盈利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標，用戶量和交易規模才是關鍵的預期。”對此，我們所要質疑的是，既然稱之為“商城”，盈利且最大化盈利是預期目標（不是目的，因為目的含有無償或微利服務性，歸屬社會效益），而預期指標只是為達到預期目標所必需的途徑或程序中的一些量化標準，即用戶量和交易規模。也就是說，實現了多少指標就能相應達到多少盈利目標。因此，大型B2C商城的最重要指標是用戶量和交易規模這樣的表述沒有錯，大型B2C商城的最重要目標是通過推大用戶量和交易規模從中抽取門戶費、技術費、交易費等，進而達到盈利水平最大化――這樣的表述更沒有錯。
顯然，淘寶商城等是以“盈利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標，用戶量和交易規模才是關鍵的預期”為廣告，充當個體商戶與網購消費者的中介，借“光棍節”的“光輝”，采取半價折扣的促銷手段，達到了最大化提取交易費這一盈利目標。
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大規模低價促銷活動容易使消費者養成依賴于低價促銷的習慣，使消費者形成等待低價促銷才愿意下手購買的消費心理定勢與消費行為習慣，以至于網購平臺出現不促不銷的局面。相對于實地實體商業活動，網購形成交易低迷狀態將面臨“人氣”恢復的更長周期，要么更換商品，要么空手退出。
從供求規律的角度分析，大型B2C商城主導下的低價折扣的促銷方式，最終會呈現單方面一邊倒的買方市場。消費者搶購商家的商品，商家通常會出現斷貨情況。表面上看賣方市場一片繁榮昌盛，實際上賣家是無利可圖。若是消費者習慣且依賴于這種低價折扣的促銷方式，那么平日正常營業時，商家的大量存貨無人問津，只能被迫通過促銷活動低價銷售。這種由大型B2C商城決策與管理層單一導向而賣家毫無自的網絡經商模式，必然會傾斜成表面上追求用戶量與交易規模的買方市場，實際上是大型B2C商城為最大化抽取交易費等達到獨吞商品再流通環節的增值額，這是大型B2C商城借外部環境變化乘機對內部商家的巧取豪奪，反映出商品供求關系的嚴重扭曲。毫無疑問，這勢必造成網絡商業活動不公平交易和不可持續發展。
因此，我們需要遵循供求規律，遵循商品的市場供給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所具有的內在聯系和趨于平衡的客觀必然性。我們不需要一時讓利賠本的短期刺激來忽略或掩藏真實而持久發展的供求法則。
四、“爭奇斗艷”――商家相互血拼的背后：商品競爭規律被誤讀
比較去年，今年“光棍節”期間的折價促銷活動，不再是淘寶商城一家的“獨舞秀”，眾多的電商粉墨登臺，群星閃亮。除了淘寶商城的全場半價外，京東商城不甘人后，對所有供貨商下達“光棍節”當天，促銷力度不低于淘寶商城的指令；同時，當當網在數碼領域展開了“光棍節”的讓利“斬首行動”；百度旗下的樂酷天召集數千家知名品牌，共同推出“1元瘋搶”、“30元包郵”以及日韓產品、手機數碼、家用電器、品牌服飾等十大專區，均以6折優惠進行促銷。此外，蘇寧易購、凡客誠品、一號店、麥考林、夢芭莎等知名電商也推出各種促銷活動。
借助電商網購交易平臺參與促銷活動的商戶，依舊愿意在微利甚至賠本的情況下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為自己商品和品牌進行宣傳，體現出個體商家之間的激烈競爭，互不相讓。
商品競爭是商品生產者或需求者之間進行實力較量和利益爭奪的形式。毋庸置疑，商家之間依法、合理、有序和正當的競爭，有助于促進社會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利于擴大網購規模及其服務質量，有利于提高各商家綜合能力，有利于增強同類行業、同類商品的競爭力。
但是，此次“光棍節”期間商家之間的競爭，采取了半價折扣促銷、血拼爭奪顧客的競爭方式。這樣自發和盲目性的低價促銷競爭，會造成大量資源的浪費，使消費者習慣于低價促銷活動，嚴重干擾了電商網購的正常經營秩序。
如何把握好競爭尺度，如何展示商家自身的積極、正面、健康的經營理念，如何宣示商品的本質精神，如何利用正當的競爭手段激活消費潛能而又不給消費市場留下弊端等，這些都是網絡商家亟待思考與解決的問題。
五、“花紅還得綠葉配”――網購虛擬盛況的背后：置于法規而后生
電商網購交易雖然是新興的特殊商業活動，有其尚未明了的新問題存在，但是，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必需正確認識、有效利用。只有秉持以人為本、科學務實的態度，遵循并利用好商品經濟運行規律和市場經濟運行規律，才能實現網絡商業攸關方的多贏局面。
首先，有組織有針對性地研究網商活動，善于發現問題，更要務實解決問題，在實踐中及時總結和不斷累積經驗，抓住本質問題，重視新生事物，提出新思維新思路新方法。
其次，職能部門應依據現有法律，結合國內外網商發展情況，盡快制定并出臺較為成熟并不斷完善的網絡商業法律法規，保證網商活動有法可依、有規可循，使新興的網購經銷有一個良好的生存與發展環境。
再次，一個大型B2C商城的管理運營不能沒有內外利益關聯方的有效監督和制約。網商法律裁定、政府調控指導、行業對等規章、用戶協議兌現、從業道德評價等。其中，規避大型B2C商城壟斷，以保障主體商家與消費用戶的合法權益應當成為重心價值取向。
一、知識經濟與價值
知識經濟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它是指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為重要因素的經濟。在知識經濟時代里，人對價值財富的創造很可能形成知識價值論，即知識創造價值。其主要理由是：
1．知識是智力勞動的成果。知識本身包含著價值，它是人類勞動的凝結。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是在勞動過程開始以前對生產什么樣的產品，通過什么樣的途徑，用什么辦法達到某種效果，就已在勞動者的觀念中存在著。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漸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臘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這就是說，人的勞動過程首先是一個思維過程。在第一項具體的勞動過程開始之前，勞動者的頭腦中必需積累足夠的有關知識，并以這些知識為基礎，對勞動過程進行構思和設計。通過構思和設計，形成如何通過人的自身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物質交換的知識。只有在這種知識的指導下，才能進行各種具體的勞動。因此，勞動過程從本質上講是一個知識積累和知識使用的過程，也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人的勞動能力，即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在人的大腦中積累的如何認識和改造自然的知識，每個人的知識積累，都是通過不斷學習和探索而得到的，學習和探索過程無疑都是一種勞動過程，因此勞動力可以看作是一種知識形態的勞動產品，都是社會生產總過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學習過程是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探索過程則是勞動力的生產過程。
知識經濟時代，在新知識生產的過程中，需要使用已有的全部相關知識，知識量往往是相當大的。越是重要的新知識，使用的知識量越大，因此新知識產品價值中的新價值就越大。
2．知識價值轉化的倍加效應。在知識經濟時代里，知識的價值不僅在于它能轉化為現實的價值，而且在其應用于生產過程中能創造出大于自身的價值。可以說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就是人能創新，而人類創新的原動力就是知識。人類科技發展的歷史表明，基礎研究的科學發現，應用研究的原理探討和開發研究的技術發明，三者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轉換周期日趨縮短，并日益成為融合一體的形式。知識產品在其創新的過程中往往是一種或幾種使用價值的探索過程，但在其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過程中，其使用價值和價值往往呈現出倍加效應。如最早人們在開發計算機的時候只是想加快運算速度，但自從本世紀40年代計算機問世以后，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今天上至航天航空，下至工農業生產，科技文衛幾乎無所不包，其使用價值和價值呈幾何數膨脹。
二、勞動價值論與知識經濟價值觀的差異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只有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才創造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里，由于知識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和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生產勞動將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體。
關于這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曾預言：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勞動顯示出不那么值得繼續包括在生產過程以內了，因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調節者的地位和生產過程發生關系。”其次，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的關系也有所變化。馬克思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繼續發展，創造現實的財富已經不再依靠勞動時間和應用的勞動數量了，而是依靠勞動時間以內運用的動源的力量，而這種動源自身的生產上所耗費的直接勞動時間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式或科學技術在生產上的應用。”這實際上道出了隨著工業的發展，財富的創造取決于“動力源”，進而取決于科學水平及技術進步程度，亦即知識。
由馬克思對價值創造的預設到知識經濟在現實社會中迅速發展的情況，不難看出，勞動價值理論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1．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價值太狹義。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而這種勞動是用勞動時間來度量的。顯然至今人們還沒有找到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在時間上價值的換算方法。
2．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價值實指經濟價值，不包括無形的價值財富，比如專利，信息等。
3．勞動在生產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技的發展而變化的。
4．價值與直接勞動時間的關系也不是不變的，而是富有彈性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價值與傳統的勞動價值論有一定的差異：
1．基礎不同。勞動價值理論是以勞動為主體和基礎的；知識價值論則是以知識為基礎，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
2．過程不同。勞動創造價值的過程是直接生產勞動過程；而知識形成價值的過程則主要在知識的開發、應用、傳播和擴散等過程。
3．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不同。前者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一般不高；后者則因以科學技術為主體，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將越來越高。
4．商品價值量的度量方法不同。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商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知識量決定的。
5、價值實體不同。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實體是抽象勞動；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知識。
6．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不同。勞動價值論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也是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量總是由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最新知識來決定的，并且是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價值規律的主要作用是促進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三、知識價值論對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發展
1．勞動的過程既是知識積累的過程又是知識創新的過程。
知識作為一種勞動產品同實物產品和勞務產品一樣，在其生產過程中必然要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和活勞動。其中耗費的物質資料即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價值形成知識產品價值中的舊價值部分；活勞動使用的知識量則形成知識產品價值中的新價值部分。
知識產品的過程，是對未知世界進行探索和對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升華的過程。與一般的實物產品和勞務產品不同的是，在生產過程開始之前，產品在勞動力的頭腦中還是未知的，生產過程需要多長時間也是未知的。也就是說，生產知識產品的勞動是創造性勞動。這種創造性勞動是使用已有的知識而生產新知識的勞動。
知識產品的再生產過程，實際上是知識從一個人的大腦向另一個人的大腦中轉移的過程或者說是知識的復制過程。這一過程是由傳授知識的勞動過程和學習知識的勞動過程共同組成，因此也統稱為教育勞動過程。在知識轉移過程中，知識量并不增加，也就是勞動中使用的知識量就是被轉移的知識量，因此在再生產的知識產品中，活勞動形成的價值雖就等于轉移的知識量。在知識的再生產過程中，也需要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如教學設施、設備，教學人員和學習者的生活資料等，這些物質資料的價值都要轉移到再生產的知識產品中去，形成產品價值中的舊價值部分。
2．知識價值論為勞動價值論增添了新的內容。
《東京夢華錄》①作為一部“北宋舊人，于南渡之后，追憶汴京繁盛”而寫就的著作，其“親歷實錄”的特點對我們今天研究宋代城市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在藝術史研究的視域下，我們發現這本著作比較全面而具體地記述了宋代藝術的一個突出現象，那便是：許多藝術已經和商業結緣，呈現出比較明顯的藝術商品化特征。在《東京夢華錄》中，這種現象主要可歸納為三類：
一、藝術參與商業促銷活動
在這一類情況中，藝術并不直接作為商品出現，而是作為一種“引子”，起到招徠顧客、提高銷量的作用。這種作用，類似于后世的商業促銷活動。“促銷是指提品和勞務的企業以多種多樣的方式，向消費者或用戶傳播信息，樹立形象，贏得好感，以影響和促進人們的購買行為和消費方式的活動。”②也就是說，藝術在這里以間接的形式實現了其商業價值。關于這一現象，《東京夢華錄》中主要有三條記載：
“府前左右，百姓賣小春牛，往往花裝欄坐，上列百戲人物。”（卷六：立春）很顯然，“百戲人物”只是吸引顧客眼球的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賣小春牛”，在于更快更好地實現具體的商業目的。
另一條記載更有代表性：“出界身北巷，巷口宋家生藥鋪，鋪中兩壁皆李成所畫山水。”（卷三：寺東門街巷）李成是北宋著名山水畫家，他的畫當然是頂尖的藝術品，但卻張掛在生藥鋪中，用意顯然不在直接出售，而在于吸引大家前來欣賞品鑒，從而達到提高店鋪知名度，增加營業額的目的。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吳自牧《夢梁錄》中得到旁證：“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戀食客。”③
為了繁榮整個市場，甚至還由具官方性質的軍營出面，召集樂人，利用鼓樂表演和類似于今天的“發放贈品”活動來吸引顧客：“或軍營停放樂人，動鼓樂于空閑，就坊巷引小兒婦女觀看，散糖果子之類，謂之‘賣梅子’，又謂之‘把街’”。（卷三：諸色雜賣）
樂人、鼓樂之類，當然也屬于藝術活動了，但這藝術活動同樣從屬于商業促銷活動，或者說，它本身便是商業活動的一部分了。在這類現象中，藝術雖未直接參與商品交換活動，產生直接經濟價值，卻在客觀上起到了宣傳、促銷的作用，在整體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
二、藝術品直接作為商品出售
這一類現象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得最為豐富。作為可以擺在店面、攤位上出售的藝術品，多以字畫為主：
“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卷二：東角樓街巷）
“殿后資圣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散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卷三：相國寺內萬姓交易）
“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門外，及州橋之西，謂之菓子行。紙畫兒亦在彼處行販不絕。”（卷三：天曉諸人入市）
從以上諸條記述我們可以看出，繪畫作品在宋代已經同香藥、珠寶、乃至水果一樣，成為了可以擺在店面、攤位上出售，有著一定的市場價格的商品了。這在中國藝術史上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因為此前，繪畫類藝術往往是由畫工匠人來完成，或作為圖解宗教的手段、或作為闡揚教化的工具、或作為館閣宮室的裝飾，并未出現大量用于商品交換的作品。宋代以前固有吳道子、王維等大家，但其繪畫并非為錢而作，絕不會明碼標價，與一般日用品并無二致。這就充分說明了商品經濟在宋代已發展到一個空前的高度，即使是藝術品，也同樣能夠遵循價值規律和商品交換原則進行銷售了。這在社會發展史上其實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切所謂最高尚的勞動———腦力勞動、藝術勞動等都變成了交易的對象，……都只是根據他們的商業價值來估價了……這是多么巨大的進步啊。”④
三、藝術作為文化消費和休閑娛樂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直接經濟價值
《東京夢華錄》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便是各類文藝表演活動的盛況。像“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中的宮廷樂舞表演自不在話下，各個節令儀式及民俗活動中的文藝表演也是盛況空前，但在本論題下最值得重視的卻是這么幾條：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卷二：東角樓街巷）
“崇觀以來，在京瓦傳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嘌唱弟子張七七……稱心等般雜劇。……丁儀、瘦吉等弄喬影戲。……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卷五：京瓦伎藝）
“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增倍。”（卷八：中元節）
在這些條目里，作為宋代民間藝術活動重要場所的“勾欄瓦肆”隆重登場，并得到了大書特書。種種藝術（也有體育、雜技等）表演活動得到了濃墨重彩的描繪。這里面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勾欄瓦肆中的種種藝術表演活動是和儀式中皇家教坊的演出及節令民間“獻演”大不相同的，后兩種可以免費觀看，而勾欄瓦肆中的演出則需要觀者出資方可。換言之，這類藝術觀賞行為已經是一種商業消費行為了。著名音樂史學家夏野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對宋代音樂娛樂文化的商業化發展趨勢做了這樣的界定：“當時大城市里，除茶樓、酒肆及各種熱鬧寬敞的地方都經常有藝人作流動表演外，在城內外還有許多以游樂為主的去處，稱為瓦肆、瓦舍或瓦子；瓦肆里設有許多專供各種民間藝術演出的場所。叫做‘勾欄’或‘游棚’；觀眾入棚看戲須先付錢的辦法也開始實行。”⑤《東京夢華錄》中這些市民自費在勾欄瓦肆中進行的休閑娛樂行為，和我們今天花錢去看電影、聽音樂會等文藝消費行為已經毫無二致了。從廣義上講，這些娛樂表演屬于服務行業，但因為其中的很多表演屬于今天的藝術范疇，故藝術已經成為了宋時文化消費和休閑娛樂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創造了經濟價值，并拉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就映證了已有論者所指出的：“娛樂表演與商貿活動是一對孿生兄弟，自宋代開始，娛樂活動與社會經濟的互動影響已經初步形成。”⑥（作者單位：河南大學藝術學院）
注解：
① [宋]孟元老原著，姜漢椿譯注.東京夢華錄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所有涉及《東京夢華錄》原文的引文皆出自該書，不另注明
② 陶琲.市場營銷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頁
③ [南宋]吳自牧.夢粱錄[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頁
作為五千年前的中華文化群經之首和百家學說之源的《周易》，不但在漫長歷史中留下了輝煌篇章，就是在近代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并繼續閃爍著智慧的光輝。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評價：“《易經》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就人類心靈所創造的圖形和形象來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這是一種崇高的事業。”瑞士哲學家、心理學家榮格也說過：“談到世界人類惟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來的事實所，惟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有頗多相同的地方。”著名量子物理學家，現代計算機技術的奠基人波爾在1937年訪問中國時，對中國古代的陰陽互補理論驚奇不已，在他受封爵士時，還把太極圖作為其徽章圖案。李政道、楊振寧等華人諾貝爾獎獲得者，曾經在公開場合承認自己的科學思想受《周易》的影響很大。中、美、法等六國科學家共同研究并于2000年問世的“人類基因組草圖”與《周易》六十四卦組合完全吻合。
《周易》是人類思想的寶庫和東方文化的精華。雖經五千年時光流轉，不僅絲毫不減反而愈加彰顯它的現代科學價值和超越時空的恒久魅力，其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底蘊仍然是我們現代經濟社會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筆者擬以“八卦成列圖”演繹商品生產企業的資產功能分類和商品生產過程，創新提出人類繁衍和商品生產“二進制”系統循環論。承前啟后，繼往開來。
二、精彩呈現“天人合一”市場供求與商品生產和消費八卦成列圖
“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系辭下傳）。
“天”地大自然在進化人類的同時并賦予其生存的自然資源；
“人”類依賴于自然資源在生產生命的同時生產商品以滿足其物質需求；
“商”品生產是基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和社會分工的環境，在消耗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的同時，創造衍生資產——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以盡可能少的資源耗費獲取盡可能多的生產成果或經濟效益。
筆者以“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具體演繹“天”“人”“商”系統循環認知如下：
1、“天”地大自然是由空間和時間的陰陽對立統一，處于系統循環、周而復始的運動變化之中，產生了自然資源及其物質能量和人類生命繁衍，形成“天人合一”之圓融大美（見圖1、圖2）。
2、“人”類社會與家庭人口生產是由女人和男人的陰陽對立統一，處于家庭系統循環、周而復始的運動變化之中生殖繁衍，世代傳承，生生不息（見圖3）。
3、“商”品是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陰陽對立統一，處于企業系統循環、周而復始的運動變化之中，演繹著商品生產價值創造（生產成果）與商品消費價值損耗（生產要素）的辯證關系（見圖4）。
仰觀宇宙天地之大，俯察商品價值之微；辯證人類生產機理，融合家國和諧之道。“八卦成列圖”精彩呈現了“天”“人”“商”道入出、升降、變化的系統機理“陰陽平衡”和“生生不息”循環過程，圖1-4，分則各自成卦，合則渾然一體。旨在揭示人類繁衍與傳承和商品生產與消費的系統循環機理必然存在于周易八卦的哲理之中（見表1）。筆者對卦序不作解說，每個人各有悟道，自然會各悟其得。
《周易》的基本結構是八卦，八卦結構組成了《周易》的基本宇宙圖示。三，從人類繁衍和商品生產“二進制”規律中探詢資產功能分類
（一）數學“二進制”概念與系統循環生命觀
“二進制”是現代計算技術中廣泛采取的一種數制。二進制數是用0和1兩個數碼來表示的數。它的基數為2，進位規則是“逢二進一”，借位規則是“借一當二”。18世紀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曾經認為自己的“二進制”發明是受中國古代《周易》八卦的影響。他從其傳教士朋友鮑威特寄給它的拉丁文譯本《易經》中，讀到了八卦的組成結構，驚奇地發現其基本素數（0）和（1），就是易經的陰爻為“——”，陽爻為“——”，其進位制就是二進制，并認為這是世界上數學進制中最先進的020世紀被稱作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標志之一的計算機的發明與應用，其運算模式正是“二進制”。它不但證明了萊布尼茨的原理是正確的，同時也證明了《易經》數理學是很了不起的。
《周易》從根本上講，可以稱為生命哲學。所謂生命哲學并非是關于生命的哲學，而是將整個宇宙看成一個富有生命的、交感流變的、活脫脫的系統循環的有機整體，從而以生命的體驗和對生命的理解來看待整個宇宙。整個宇宙是個大生命，作為小宇宙的人，就生活于這個大宇宙之中。中國傳統養生學或《中醫》的基本理論就是建立在這一哲學基礎上的。所以，《周易》是《中醫》的基礎，而《中醫》基本理論則是《周易》生命哲學的具體體現。筆者把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系統循環作為一個有機生命體，創新提出資產功能分類“二進制”系統循環論，以經濟學和會計學演繹《周易》的生命哲學。
《素問·六微旨大論》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這是《黃帝內經》的生命觀。每個人的生命體及活動莫不如此；市場供求的商品經濟活動也不例外。
（二）“生產增值”是人類繁衍和經濟發展的希望與追求所在
生命繁衍和商品經濟的實質精髓與內在動力是“生產增值”，這是人類生命和經濟社會發展共同的永恒主題（見圖5、6）。我們以生產過程為中心考察兩者系統循環與因果關系：人口生產和商品生產是機理相同的概念內涵與陰陽對稱關系：夫妻是家庭人口生產的生產要素；子女是家庭人口生產的生產成果；人力資源、要素資產是企業商品生產的生產要素；衍生資產是企業商品生產的生產成果。兩者區別在于對象、度量、周期和形式不同。因果關系體現了生產要素和生產成果的實質性差異即“二進制”的結構內涵：在人口生產中體現的是家庭倫理關系與后繼有人的繁衍目標；在商品生產中體現的是企業生產關系與持續發展的經濟目標。這是家庭倫理學和社會經濟學及會計學的核心內容。“生產增值”是人類繁衍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希望與追求所在。
（三）家庭人口生產和企業商品生產“二進制”系統循環和陰陽辯證關系
“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在圖5、6系統循環中，“陰陽”是最根本的、基礎性的哲學概念。因此，陰陽演化了陰陽匹配朋陽合一朋陽合生、生而陰陽、陰陽成器、陰陽平衡五行六合的陰陽之道。由于陰陽定位在系統循環過程定對應關系是有序變化的，并隨著周期循環的階段性變化而不同，當陰陽合一形成內生性增值，相對于生產成果的子女來說，生產之前的夫妻就演化為子女的父母；相對于衍生資產來說，生產之前的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就變化為衍生資產的生產要素。在特定系統循環中，因為“生產過程”內生性增值，其陰陽關系就自然而然地“二進位”了。父母與子女、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與衍生資產之間就形成了因果關系。但是，陰陽關系不是固定或僵化的，譬如處于適齡婚戀中的男女、家庭中的夫妻、生養子女的父母等特定對應關系；處于市場中的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企業配置擁有可支配的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衍生資產使用價值和價值等特定對應關系。入則陰陽兩合；出則陰陽分離。又如在市場買、賣過程中，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兩者是獨立的；在男女婚配或重組的雙向選擇過程中，男人和女人是各自獨立的。但在進入系統之后和走出系統之前的五行中，兩者是辯證統一關系（見表2）。
陰陽合生“二進制”集中反映了人類社會雙重生產的陰陽進位與因果對稱關系。在人類繁衍和商品生產過程中，只要有了陰陽合生的生產成果，五行中的陰陽關系就“二進制”了。這里還有一個證明人類繁衍的數學“二進制”規律，就是“九月妊娠、一朝分娩”逢十進位的現象。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陰陽合生的生產成果，五行中的陰陽關系就不可能“二進位”，沒有子女何以稱父母；若不以衍生資產（或管理與服務職能）為目的，又何必配置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對此，筆者稱之為“人類繁衍和商品生產‘二進制’系統循環”。
四、資產功能分類的概念內涵與因果關系的自然演變
在傳統經濟學的資產概念中，不論是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統計學和會計學等都沒有資產功能分類的系統概念。在資產整體結構體系中，雖有流動資產、固定資產、長期資產之分，但它們之間沒有前因后果的關系；沒有商品生產價值創造和商品消費價值損耗的系統循環理念。不能區分哪些資產形態屬于生產要素范疇；哪些資產形態屬于生產成果范疇。因此，傳統經濟學處在混沌、朦朧之中，與市場供求相對應的資產功能分類待在深閨人未識。
（一）從企業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系統循環“二進制”引申資產功能分類
筆者認為，天然資源（包括再生資源）是商品之母，人類勞動是商品之父。物和人兩者不可或缺，商品是“天人合一”的產物。依據市場供求決定的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系統循環“二進制”陰陽辯證和因果關系，獨創性提出“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的功能分類。
所謂要素資產：是指企業以使用消費為目的（而非增值和出售的目的）而從市場配置的以滿足生產、經營、投資、管理、服務等活動各項必備要素和必要條件的資產。包括貨幣資金、債權、原材料、固定資產等。要素資產隨著生產經營活動的使用耗費，其價值耗費轉化為衍生資產的配置成本或期間費用。要素資產在持有期內不存在內生性價值增值；不體現市價變動對其存量價值的重新計量。
所謂衍生資產：是由要素資產和人類勞動共同衍生的資產。是指企業商品已完成生產過程內含價值增值、或以持有增值和出售盈利為目的（而非使用消耗的目的）配置的處于獨立形態的各種商品和投資資產。包括庫存商品、發出商品、投資資產等。衍生資產體現直接交易的目的性和獨立性。其最終目標是通過市場銷售實現商品價值取得貨幣收入；并以其銷售收入補償成本耗費或期間費用。衍生資產在持有期內既要體現其內生性價值增值；還要反映隨市價變動對其存量價值的重新計量。
資產功能分類是商品生產價值創造和商品消費價值損耗系統循環與陰平陽秘的結果。
（二）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的因果聯系和信息特征
對于商品生產企業來說，要素資產價值衡量取決于其配置時的實際價值；要素資產使用的耗費價值構成衍生資產的配置成本（注：剩余部分構成期間費用）；衍生資產價值衡量取決于雙重計量：一方面，以市價衡量衍生資產價值（C+V+M）；另一方面，以成本衡量補償生產的（或付出的）耗費價值（C+V）。成本是衍生資產價值內在的一個要素，是其必要補償的耗費價值。因此，成本既是要素資產價值耗費的結果又是衍生資產價值取得的代價。成本是聯系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前因后果的紐帶與橋梁。以生產過程為中心，處在生產過程之前的要素資產（原材料、固定資產）與處在生產過程之后的衍生資產（庫存商品和發出商品）各有不同的本質屬性——功能，這是由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決定的：在市場買賣中，配置或持有要素資產（體現使用價值）必須付出等量貨幣價值進行交換；出售衍生資產（體現價值）必須獲取等量貨幣價值進行交換。但在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系統循環的五行中，資產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辯證統一的。要素資產配置的目的是使用消費，具“單向性”的信息特征。衍生資產配置的目的是持有增值和出售盈利，具有價值衡量和成本補償“雙向性”的信息特征。
（三）自然演化的資產功能分類體現了現代社會經濟管理的需求
地球有45億年歷史，人類有250萬年歷史，中華文化有5千年歷史，商品經濟約近千年的歷史。筆者順其自然鏈接了系統循環中多重矛盾運動的斷裂環節，提出資產功能分類為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是基于天地大自然的資源稟賦與人類消費內在矛盾決定的，經過逐步演化朋陽互動、系統循環的必然結果，體現了自然而然的學術之美（見圖7）。
五、驚世發現“八卦成列圖”詮釋的資產和產權陰陽辯證與整體平衡
“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得道順理，失道悖理。哲理的揭示，只有扎根于形象和系統化，才使其蘊含的豐富性、概括性、邏輯性、抽象性和外延性得到能動并富于想象力的充分發揮。筆者研讀《周易》聯想資產負債表結構體系時驚世發現：盡管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各種不同門類的社會經濟學科不斷建立和日益完善。但是，不論是經濟學、會計學、管理學的理論體系，國際或中國會計準則及實務指南，還是中國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財報的制度規范、國有和民營企業的會計實務與財報結構體系，遠不及五千年前《周易》“八卦成列圖”完整體系的盡善盡美！在學術思想與系統架構理念上令世人矚目，令國人自豪和振奮、拍案叫絕，嘆為觀止。筆者以“市場”供求為中心，將資產按功能分類為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將產權按性質分類為所有者權益和債權人權益，參照“八卦成列圖”陰陽辯證和整體平衡的結構形式描繪如下（見圖8）。
（一）企業資產和產權“八卦成列圖”的詮釋
第一層面：從唯物論的立場，回答它是什么？一方面，用“一分為二”說明“資產和產權”的對立統一關系。另一方面，用“三點一線”說明“市場”是商品供給和需求的辯證統一；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是基于商品使用價值和貨幣價值辯證統一的抽象概括。兩者是前因后果的關系。
第二層面：從辯證法的角度，回答它是怎樣的？一方面，用“陰陽平衡”說明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與商品生產之間的內在聯系。配置要素資產旨在獲取商品使用價值，配置衍生資產旨在獲取貨幣價值。另一方面，用“辯證統一”說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資產謂“道”、商品謂“器”）的入出口、始終點與商品生產資源由市場配置，生產完工商品向市場出售的辯證關系。
第三層面：從系統循環認識論，回答它是如何周而復始運動變化的？“市場供求始終相連、系統循環環環相扣”是對資產和產權對立統一的陰陽平衡與內在聯系的運動過程的概括表述。這里，重點闡述資產功能分類與商品生產過程的系統循環機理：
1、“天人合一”的市場供求決定微觀經濟——企業商品生產的投資活動。
2、商品生產資源從市場配置企業適用的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
3、資源配置以等量貨幣價值獲取商品使用價值，形成企業擁有可支配的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
4、要素資產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使用消費，要素資產因使用消費減少其存量價值。
5、在商品生產過程中，一方面，要素資產使用價值和人力資源勞動創造新的商品使用價值，形成衍生資產；另一方面，要素資產價值耗費和人工薪酬，變化為衍生資產的配置成本和期間費用。
6、衍生資產配置目的是生產增值（或持有增值）和出售盈利。衍生資產配置必有成本；衍生資產價值由市價衡量。即持有衍生資產必須按市價和成本配比雙重計量。
7、衍生資產出售（讓渡商品使用價值）以等量獲取貨幣價值為最終目的；并以實現的衍生資產出售收入補償成本費用耗費。
8、進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國家納稅和利潤分配。
9、利潤分配的結果對企業產權（資本）有利增或虧減的影響。
逢十進位，單一循環終止。復循環開始……。
（二）八卦含意與企業資產和產權的卦象注解（見表3）
兩卦一組，一陰一陽，合計為10，左右平衡。資產和產權形成了完美無缺的系統結構體系（以上注解，雖不盡準確與完整，但大意相當，聯系有象征意義）。
（三）企業資產和產權“八卦成列圖”的卦象解析
我們從企業資產和產權兩個主題（四對核心范疇）解析“八卦成列圖”。
1、資產是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的辯證統一。這個過程就是企業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二進制”系統循環的運動過程。
要素資產的“資源配置”和“使用耗費”，兩者有增有減。
衍生資產的“成本補償”和“市價出售”，兩者同增同減。
“使用耗費”和“成本補償”，兩者是前因與后果的關系。
“資源配置”和“市價出售”，兩者是進入與退出的關系。
從資產整體上，體現了配置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的靜態平衡關系；從系統循環上，體現了配置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的（傳承與補償）的動態平衡關系。
2、產權是投資者權益和債權人權益的辯證統一。這個過程就是伴隨著企業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二進制”系統循環的社會投資和融資的運動過程。
由于主體不同，所有者與企業的“投入資本”；債權人與企業的“融資借債”，兩者有增有減。
由于主體不同，所有者與企業的“保本增值”；債權人與企業的“還本付息”，兩者同增同減。
“投入資本”與“保本增值”，“融資借債”與“還本付息”。兩者是前因與后果的關系。
“投入資本”和“融資借債”的增加與減少。兩類權益增加與減少是進入與退出的關系。
從產權整體上，體現了投資者權益和債權人權益的靜態平衡關系；從系統循環上，體現了投資者權益和債權人權益（權利與義務）的動態平衡關系。
企業資產和產權“八卦成列圖”闡述了入出、升降、增減變化的客觀機理和系統循環的運動過程。趣味縱橫，意味深遠，韻味悠長，余味無窮。
六、資產功能分類科學體現了市場供求關系與商品經濟價值規律
“法于陰陽，合于術數。”圖4、6、8從不同視角或層面闡述了企業資產和產權的入出、升降、變化的客觀機理和系統循環的運動過程：市場供求決定企業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的因果關系與結構體系；商品生產過程決定市場配置過程和銷售過程的因果關系與結構體系。市場供求和商品生產辯證統一客觀反映了價值規律客觀作用過程和結果，體現了商品經濟的本質特征：以盡可能少的資源耗費（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獲取盡可能多的生產成果（衍生資產）或經濟效益。其經濟內涵表現在：
1、生產過程的價值增值是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分類內在的實質標準；
2、市場買賣的等價交換是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分類外在的表現形式。
3、生產過程的價值耗費源于要素資產與生產過程的價值增值歸于衍生資產；
4、從商品市場買來的為要素資產與向商品市場出售的為衍生資產；
5、商品消費價值損耗和商品生產價值創造系統循環是因果關系；
6、傳承與補償是要素資產和衍生資產系統循環的雙重本質特征。
7、周而復始系統循環的內在機理：在于“外生”和“內生”，生生不息。
8、周而復始系統循環的外在形式：在運動中平衡，在平衡中運動。
外生匹配成系統內生增值二進位。生產增值“二進制”是企業資產和產權運行的至高境界。趣味縱橫，意味深遠，韻味悠長，余味無窮。
七、結語
關鍵詞：虛擬經濟 經濟泡沫 虛擬資產 流動性控制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
（一）虛擬經濟的范疇界定
虛擬經濟是從具有信用關系的虛擬資本衍生出來的，并隨著信用經濟的高度發展而發展。但是時至今日，雖然相關的研究成果很多，也取得了較大進展，但是在虛擬經濟的研究范疇以及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學者們并未達成一致意見。目前學者們對虛擬經濟的范疇問題主要有四類觀點。
第一類觀點認為虛擬經濟與虛擬資本的運動密切相關并且是非物質生產活動。羅良清（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以虛擬資本交易為載體，利用短期市場價格波動為收益來源的經濟活動，它以預期收入資本化定價為基礎，脫離了實體經濟具體生產過程”。禮（2009）則認為“虛擬經濟是以價值和信譽信用為基礎，以金融系統為循環依托的虛擬資本交易并繁衍增值的經濟活動”。孫寶文（2005）提出“虛擬經濟是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這些虛擬資本不經過實體經濟循環就可以取得盈利”。
第二類觀點界定的虛擬經濟范疇較第一類觀點更加廣泛，將所有非物質生產活動視作虛擬經濟的范疇。例如“虛擬經濟是在追求貨幣利潤的目標下，通過單純的‘買賣’、‘資本化’運作以及價值‘炒作’等相對脫離了‘物質生產過程’的價值增值活動”。劉駿民（2008）和葉朝暉（2003）則將虛擬經濟定義為“虛擬經濟是指以信用工具為載體和以投機牟利為目的的、相對實體經濟而存在的、具有價值獨立化運動特征的一種經濟”。
第三類觀點對虛擬經濟的定義是從虛擬經濟的功能出發，包括虛擬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和財富分配功能。徐良平（2002）認為“可以將虛擬經濟看成是人們為了沖破現實經濟的資源束縛，提高源配置效率，運用越來越虛擬化的交易手段將經濟增長的各要素在更高層次上組織起來，以更快地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周建波（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指“以無形的商品、資產及其市場共同組成了流通的新空間，以科技信息網絡技術為傳遞方式，以股票、期貨等金融創新產品為交易工具和表達方式，以預期的勞動價格、技術價格和資本價格進行定價和分配，從而以虛擬價值和價格方式刺激并帶動了實體經濟迅速發展，并產生了巨大財富效應的經濟形態”。魯品越（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以證券化資產的虛擬價值為內容，以大眾資本為其實體經濟價值來源，通過對虛擬價值的波動價差的投機，以分割實體經濟價值和規避投資風險，而產生的金融流動體系”。第四類觀點則將虛擬經濟與滿足人們心理需求的服務行業聯系在一起。如宋可為（2009）認為“虛擬經濟廣義上則是指滿足心理需求的生產（如娛樂、傳媒作品等）有關的經濟活動”。而林左鳴（2010）把“同時滿足人的物質需求和心理需求的經濟，及只滿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經濟活動的總和定義為廣義的虛擬經濟”。
無論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都同在市場這個大環境中運行，同屬于市場經濟的范疇，它們的功能也與市場的功能一致，即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從資源配置方式差異來區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研究范疇。事實上，學者們認同虛擬經濟并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觀點。例如，胡延平（2008）認為“從社會總體上說，所謂錢生錢的虛擬經濟并不能生出哪怕一分錢，它其實一刻也離不開實體經濟，它不過是重新分配實體經濟帶來的利潤。以‘錢’生‘錢’，其實質是‘分配’”。盡管如此，虛擬經濟卻必不可少，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虛擬經濟能夠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由此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筆者在這里將人們的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的經濟活動定義為虛擬經濟的范疇，否則就是實體經濟的范疇。
例如，股票和債券，其在一級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屬于實體經濟的范疇，因為融資的目的通常是為了建設或是生產及消費，而其在二級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屬于虛擬經濟的范疇，這種經濟行為的直接結果只是財富的轉移或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并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
另一個例子是古董及為賺取差價而從事的實物產品買賣。雖然這類物品具有所謂的觀賞價值或是使用價值，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在買賣它們時并不以生產和消費為目的，像這樣的交易活動也不與生產或消費直接相關，因此將其劃為虛擬經濟的范疇。
（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上述簡單地界定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研究范疇，看起來兩者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由于孕育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市場是一個有機的功能整體，因此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在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方面也是相互促進和相輔相成的關系。同時因為市場經濟行為的直接目的是獲得利潤，無論是商品生產還是勞務的供給，都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這也是市場經濟中企業或個人的生存基礎。但是自從虛擬經濟活動產生，就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獲取利潤的新方法，這種方法可以使獲取利潤完全與商品或是勞務的生產和消費無關。正如徐國亮（2006）所指出的“生產過程只是獲取利潤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獲取利潤而必須干的‘倒霉事’。資本本質上都有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直接獲取利潤。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這種狂想漸漸變成了現實”。因此，無論是虛擬經濟活動還是實體經濟活動，其目的相同，即獲取利潤。
由于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和利潤杠桿來完成資源的優化配置，而價格和利潤又具體表現為信用貨幣，段彥飛（2009）認為“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是獲取利潤，而利潤是以貨幣來表示的，或者說只有貨幣才體現出利潤。……貨幣利潤成為市場經濟的主導價值標準”。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虛擬經濟活動獲得的利潤還是實體經濟活動獲得的利潤，其代表就是信用貨幣，并且由于貨幣在虛擬經濟及實體經濟之間的流動，以及貨幣能行使價值尺度的職能，使得貸幣成為聯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紐帶。
虛擬經濟泡沫產生的原因
關于經濟泡沫的定義，目前理論界存有多種說法，除了許多學者都把“經濟泡沫”與“泡沫經濟”等同使用以外，有些說法極易與通貨膨脹、商業循環、虛擬經濟混淆。因此，對經濟泡沫的內涵進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在這里筆者借鑒相關學者的觀點，將經濟泡沫表述為由于局部的投機需求（虛假需求）使資產的市場價格脫離資產內在價值的部分。它實質是與經濟基礎條件相背離的資產價格膨脹。
（一）虛擬經濟活動催生經濟泡沫
首先，由于虛擬經濟的產品交易并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因此，虛擬經濟范疇內的交易對象具有可多次甚至是無數次重復交易的特點，這一點，是經濟泡沫催生的前提。
王愛儉（2008）指出“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越來越多的實體產品將價格預期融入其中，表現出虛擬性的泛化。從兩百年前的荷蘭郁金香到時下炙手可熱的中國君子蘭，都體現出了虛擬性泛化的特征”。因此，即使是實體經濟范疇內的交易產品，如果其交易背離了以生產或消費商品或勞務的目的，其活動就具有了虛擬性，就有可能催生出經濟泡沫。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像郁金香及君子蘭這樣的產品層出不窮，不久前我國農產品市場上的綠豆、大蒜也是實體產品被虛擬化炒作的例子。同時，與現代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房地產市場也是實體產品經常被催生出“泡沫”的典型例子。
其次，在實體經濟的范疇內，人們的交易行為注重交易對象的使用價值，并且這種使用價值的交換以價值為衡量尺度，最終表現為商品價格并以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由于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的無差異的人類勞動，價值雖然抽象可是真實存在，因此在實體經濟的商品交易活動中，商品的價格雖然會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是價格卻不會與價值背離太遠。但是在虛擬經濟的范疇內，人們的交易行為關注的是對利益的獲取，只要能夠獲取利益，以任何價格交易產品都認為是合理的。
成思危（2008）指出“當股票可以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買賣后，由于其本身并沒有價值，故其價格的確不是按照客觀的價值規律，而是按照人們對其未來價格的主觀預測，還要受到供求狀況的影響，這就使其價格更加脫離了實際經濟活動的績效”。另外，在虛擬經濟活動中，人們的主觀心理發揮著較大作用。李俊青（2005）認為“任何一種商品的價格都是成本和心理的函數，也就是商品定價都是揉雜著成本和心理定價的成分”。最終結果是在虛擬經濟領域，當人們對未來形勢樂觀時，人們對于相關產品的交易熱情高漲，相關虛擬資產的流動性變強，相關產品的價格也上漲，由此可能催生經濟泡沫。相反當人們對市場情緒悲觀時，相關產品的交易量減少，相關資產的流動性變差，相關產品的價格就下跌。
另外，對于虛擬經濟而言，從短時間看，其交易產品的價格有跌有漲，但是從長遠看，虛擬資產的價格總體會一直保持上漲。因為當相關產品的價格跌到其合理價格之下時，其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和獲利可能性變大，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會使該種產品的價格回復到合理水平。而當虛擬資產的價格漲到其合理價格之上時，人們并不注重這種產品實際值多少，而是關注其在未來是否還有獲利的空間，只要人們認為可以獲利，似乎相關產品的價格并無上限。
由此可見，泡沫經濟與虛擬經濟是相伴而生的，只要存在著虛擬經濟范疇內的交易行為，那么經濟泡沫被催生將不可避免，這也是本文將經濟泡沫前綴以“虛擬”的原因。
（二）通過投機活動對利益的追逐是虛擬經濟泡沫膨脹的動力
虛擬經濟活動中，參與者充分利用所能獲得的信息，以贏利為目的，從事相關產品的交易。也正是由于有眾多的參與者，可以部分地解決個人決策信息不完全問題，有利于通過資金流向調節社會資源配置。但是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并不是以資金的合理流向為目的，而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因此人們的虛擬經濟活動時常會偏離虛擬經濟優化配置社會資源的功能軌道。
許博（2003）認為“泡沫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投資現象，是人們非理性的投資觀念和投資（投機）行為的結果，這種投機行為不是單個投資主體行為，而是眾多投資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李新（2007）也認為“對于虛擬經濟泡沫（泡沫經濟）而言，過度的經濟投機活動是原動力，股票及房地產是主要載體，投機資產市場價格劇烈波動是必然后果”。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積累，在傳統產業經濟領域，競爭越來越激烈，利潤越來越少，有大量的社會閑置資本亟待尋找到新的投資機會。而虛擬經濟不存在生產周期問題，不存在資金周轉的難題，并且往往虛擬經濟領域資本收益率也較高。因此虛擬經濟就成了眾多社會閑置資本的最終去處，直接以獲利為目的的投機行為便大量涌現，而資金的涌入，可以帶來虛擬經濟的繁榮，虛擬經濟的繁榮則會吸引更多的投機資金進入到相應的領域，由此泡沫被催生并不斷膨脹。可以說投機活動對利益的追逐是泡沫經濟膨脹的動力。
抑制虛擬經濟泡沫的方案：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
由于上述將不直接與生產及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的經濟活動劃歸虛擬經濟的范疇，那么在這里將所有虛擬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對象稱為虛擬資產。
（一）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的必要性
資產流動性指一種資產能迅速轉換成現金而對持有人不發生損失的能力，也就是變為現實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稱變現力。不同的資產，由于其固有屬性不同，其流動性也不同。現金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并且資產的流動性依其變現能力排序為：現金（包括現鈔、支票賬戶）、定期存單、國債、政府機構債券、市政債券、抵押貸款證券（MBS）、資產抵押證券（ABS）、公司債券、股票、大宗商品期貨合約、金融衍生品等等（張云，2009）。
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資本市場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下對資產將會有不同的定價機制，這個機制由于形成時間一般比較長以及市場存在一定的對比效應（即資產在同一個市場中具有較穩定的相對價格），一旦兩個原先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進行資產交換，那么，類似上述這種等價格而不等價值的交換行為也就發生了”（施青春，2009）。由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屬于不同的經濟體系，其產品的定價機制不同，因此僅僅按照產品價格，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換，通常不是等價值交換，并且虛擬經濟產品的價格并不以產品的價值為基礎，因此，也不可能實現等價值交換。由此可以認為，制訂合理的虛擬經濟產品與實體經濟產品的交換規則，是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
另外，由于商品經濟范疇內的實體經濟遵循商品價值規律，而商品經濟范疇內的虛擬經濟并不遵循商品價值規律，而兩者以貨幣為媒介有著緊密的聯系，在這樣的條件下，由不等價交換所導致的經濟問題就不可避免。因此實現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是調和商品經濟范疇內的虛擬經濟不遵循商品價值規律矛盾的客觀要求。
（二）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人類的生活、生產、工作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樣的條件下，電子貨幣越來越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正如鞠國華（2009）所說，“在高度發達的信用時代，人們的財富都以數字形式保留在金融機構的計算機系統當中，也就是以各種計算貨幣表示的金融資產”。因此，由于信息傳輸和處理的方便與快捷，使虛擬資產的流動性控制成為可能。
1.托賓稅與印花稅。具體分析如下：托賓稅是指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的交易稅，托賓的意思是需要“往飛速運轉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一車輪中擲些沙子”。托賓稅的實施可以抑制投機、穩定匯率，其稅收收入可以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資金來源。
證券交易印花稅是股民從事證券（目前主要指股票）買賣時所強制繳納的一筆費用。根據一筆股票交易成交金額計征，由證券賣方按1‰的稅率征收；不對買方進行征收。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托賓稅提高了國際游資進行跨國匯率投機的成本，而證券印花稅提高了股市投機的成本。由于成本的提高，必將使得相關虛擬資產的交易量下降，因為必須存在更高的預期收益，以彌補稅收的成本，交易才會發生。但是這至多只能減緩經濟泡沫的膨脹而并不能阻止投機和虛擬經濟泡沫的催生。
首先，類似托賓稅的稅種或是證券印花稅的稅率相對于虛擬資產的收益而言其比例很低，只要潛在的收益存在，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們投機，如果提高稅率，則不利于金融市場正常功能的發揮。
其次，虛擬資本的投資收益有著不同于實物資本的特征，其收益通常與取得收益的風險相關，而可變的托賓稅和債券印花稅增加了虛擬資產收益的不確定性，提高了投資的風險，而風險的提高會通過收益的提高而得到彌補，因此類擬托賓稅的稅種和債券印花稅不過是提高了資產收益而已。而如果是固定的托賓稅率和債券印花稅稅率，可以作為虛擬資產的“生產成本”而直接記入其市場交易價格中，這在虛擬經濟泡沫膨脹時，起到了加速泡沫膨脹的作用。就筆者的了解，在目前中國的部分小鎮，由于房屋產權轉移時當地政府違規收取“巨額”的手續費，使得當地的地基和房產價格飛漲。因為產權轉移的手續費成為了“生產成本”的一部分，每交易一次，這樣的“生產成本”都會存在，每一次交易時，上一次的“生產成本”會體現在這一次的交易中，即使房產基本價值沒有變化，市場供求沒有變化，不存在投機的房產買賣，房價也會上漲。
2.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使用“籌碼”。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虛擬資產變現的程序控制，二是虛擬資產變現的比例折算。
對虛擬資產變現的程序控制，目的在于形成一套機制，可以使監管部門主動干預相關資產的流動性，而不是等到虛擬經濟泡沫破滅，投機資本潛逃成功之后，使真正的投資者被套牢并由其承擔損失。金融資產變現程序控制，應該形成這樣一套機制，當虛擬經濟的某個領域有大量資金流入，可能催生出泡沫時，降低這些領域資產的流動性，也就是提高在相關領域進行投資的機會成本，并且資產流動性大小應該與資產泡沫的“大小”負相關。
金融資產變現比例折算，要求對價格虛高，形成了泡沫的資產實行折算變現，也就是說，在同一個領域實行等價格交換（等價值交換），而對于不同領域的產品則可以實行不等價格交換（等價值交換）。比如，當房地產市場形成泡沫時，一套市區的價格100萬元的房子，可以同兩套郊區價格50萬的房子進行交換，而不能與價格100萬的小汽車進行交換。
由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有著不同的價格形成機制，有著相對獨立的運行規律，但卻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可以設想在兩個經濟范疇內使用不同但行使著相同價值尺度功能的貨幣，這就像是某些場所里使用的籌碼。當人們進入時可以將貨幣換成代表相同面值的籌碼，但當他們離開時，可以用相應的籌碼換得相同面值的貨幣，如果人們只是暫時離開，則用不著兌換而可以選擇繼續持有籌碼。但是，如果有人違反了規則，那么這些場所可以拒絕兌換籌碼。
相似的，對于用于虛擬資產交易的賬戶使用有別于實體經濟交易賬戶所用的貨幣，實體經濟中的貨幣只有首先兌換成虛擬經濟的貨幣時，才能進行虛擬資產的買賣；相反的，一項虛擬資產必須首先賣出換成虛擬經濟的貨幣，然后兌換成實體經濟的貨幣，才能購買實體資產和物品，并且可以對不同類別的虛擬資產使用不同的交易貨幣。這時，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就多了一道防火墻，只有相對正確與理性的經濟行為才可以以貨幣為媒介在兩個經濟領域內自由通行。
3.對方案的政策評價。具體分析如下：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可以調節持有虛擬資產的機會成本，因此能夠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一種手段。當某項資產的流動性變差時，其被持有的機會成本變大，由此可以部分抵消因為高收益而造成的大量資金的投機。這樣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泡沫，又可以避免因緊縮貸幣政策對實體經濟造成不良影響。資金從實體經濟進入虛擬經濟，表現為實體經濟的貨幣供應量下降，在某種程度有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因此有學者將虛擬經濟視作“流動性儲蓄池”。但是過多的貨幣進入虛擬經濟部門，或者說并不很多的資金進入同一個領域，這樣容易催生出經濟泡沫，而經濟泡沫的過度膨脹則會對實體經濟造成不良影響。如果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套機制，當實體經濟通脹壓力過大時，允許虛擬經濟吸收部分流動資金，而當虛擬經濟的某一領域出現經濟泡沫時，啟動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這樣的調控機制，有利于抑制泡沫膨脹。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有助于決策者引導非完全理性的利益追逐者，使其以相對更加理性的態度從事投資，同時將社會資金引導進入缺乏資金的領域。雖然決策者也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確切地知道在哪個領域泡沫已經形成，但是這種機制有助于約束投資者行為，使其慎重審視那些看似繁榮的投資領域。如果流動性控制是一項經濟政策，那么所有投資者都應該了解：非理性的過度投機肯定會給自身造成損失。因為只要泡沫膨脹，那么無人能夠全身而退，這樣投資者會更加關注那些并未形成泡沫但獲利潛力大的領域，而不是僅僅由于可能的高收益，將資金投向泡沫部門，這樣可以抑制貨幣資本直接以投機獲利為目的。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有利于阻遏國際投機資本，避免其對本國經濟的沖擊。盡管目前我國的資本賬戶尚未開放，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整個世界都將傾向于融為一體。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可以利用國際資本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貢獻，同時也可以阻遏或是防范國際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并不對虛擬經濟的現有功能造成影響，只要虛擬經濟各個領域和環節是正常運轉的，那么市場將只能知道“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的存在，而不會真正看到它的存在。唯一改變的是人們在考慮虛擬資產流動性、收益和風險這三個因素之后，還要考慮資產的現有流動性會被調控這一事實，這有利于投資者更理性投資。
討論
國內對虛擬經濟的研究是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開始的，奠基之作是劉駿民教授1998年著的《從虛擬資本到虛擬經濟》，盡管以后也有眾多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但是至今卻并未就虛擬經濟的概念達成一致意見。由于這個原因，也因為本文是從虛擬經濟的研究視角出發，探討經濟泡沫及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問題，因此不得不首先花了較多篇幅來對虛擬經濟及實體經濟的研究范疇進行界定。至此基本的寫作目的已經完成，但是由于筆者自身的學識有限，對相關問題的闡述未能做到全面、準確，提出的相關觀點也未能做出充分論證。
另外本文提出的對虛擬資產流動性進行控制的方案，離實際操作還有較遠的路要走，比如如何具體對各類賬戶實行分類管理，管理成本多大，如何準確度量經濟的泡沫程度，金融資產變現的比例如何確定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探討，筆者只有留待日后的學習和研究中，并且這些問題也需要更多睿智的學者參與討論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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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宋以前的福建經濟屬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商品經濟很不發達，鄭學檬主持編著的《福建經濟發展簡史》和唐文基主編的《福建古代經濟史》兩書已作了詳盡的分析。
但是，五代兩宋時期，福建經濟發展加速，商品經濟有醒目的發展，內外貿易十分活躍，這就加速了福建經濟結構的變化。商品生產的比重增大，進出口增加，對外經濟聯系擴大。
為了說明這種趨勢，擬從以下幾個方面略加論證。
首先，糧食生產的發展和糧食的生產的商品化。五代兩宋糧食生產的發展表現為種植區域擴大；品種增多和良種培育、引種成功；稻米以外的糧食生產的如麥、粟、黍、豆的種植較為普遍。有關以上資料本書的第三章有兩節專門涉及，故這里不再贅述。
這里著重談一談占城稻問題。占城稻引進無疑是對外貿易發展的結果。關于占城稻的資料，以《宋史·食貨志》的記載最廣為人知，以《宋會要輯稿·食貨》的記載最為詳盡，以《淳熙三山志》的記載最為具體（早、晚占城）。
占城稻是出產于印支半島的高產、早熟、耐旱的稻種。《唐會要》卷九八《林邑國》記云：“以二月為歲首，稻歲再熟。”說明林邑有早熟稻。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名環王國，五代時環王國改名占城，《五代會要》有占城國條亦謂其“粒食稻米”。
占城稻并非僅指占城國種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國普遍有的稻種。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安南國》講到“占禾”：“蓋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為元日之犒”。而《占城國》條反而稱其國“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絕少。”這么說來，似乎占城稻非產于占城而產在安南（即交州今越南北部）。稍后的趙汝適的《諸蕃志》卷上《占城國》條云：“民間耕種率用兩牛，五谷無麥，有稿、粟、麻、豆，不產茶，亦不識醞釀之法，止飲椰子酒。”稿即篙稻，就是說占城五谷，以稻為首。該卷《真臘國》條亦云：“厥土沃壤，田我畛域，視力所及而耕種之，米谷廉平。”
可見，印支半島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環王國）、真臘盛產稻米，且稻種早熟，由于耕作粗放，無灌溉設施，水稻和旱稻任其自然生長。這和廣西地區（廣西的欽州地區三國時亦為交州境）的情況差不多，直到南宋，嶺外的水旱稻種植方式就是如此，《嶺外代答》卷三《惰農》條云：“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后，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占城稻耐旱、耐澇的特性可能就是在這種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雖以占城為名，但在廣西地區和安南、占城、真臘等國普遍種植。
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閩商往返占城、安南有關。閩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島、安南、占城貿易的傳統。“唐成都猛將花驚定之裔，五代入閩，寓閩之豐州東焉。有花琳善培異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爭購也。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閩中矣。〔1〕”商人李富安購買花琳培育的花卉，運到交州去賣。交州， 唐以后轄境限于河內附近地區，即越南北部及瀕海地區。這是五代閩商與交州（交趾）往來的一個例子。李富安不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臘、占城、暹灣：“李富安字山平，棄學經商，航舟遠涉真臘、占城、暹灣諸國，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李家港乃李山平之舟泊處也。〔2〕”因為舉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 真臘貿易，就會出現移居問題，占城稻極有可能是這些賈販者、移居者（早期華僑）們攜至泉州的。
我從以上兩條引自《西山雜志》（手抄本）的記載推測，占城稻之傳入福建在五代閩時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時已有上百年歷史，故大中祥符五年從福建可以一次取種（占城稻）三萬斛。
占城稻的傳入和沿海對外貿易密不可分，似無疑問。
其次，棉花、棉布的傳入、推廣與福建棉織業的發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樣是印支地區的特產。《嶺外代答》卷二“占城國”條記載說，“乾道癸巳，閩人有以西班到選，得官吉陽軍監者，泛海之官，飄至占城……。”吉陽軍治海南島，閩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這是閩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據《諸蕃志》卷上記載，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皆出產棉花與棉織品：交趾土產為“木棉、吉貝花布”、“白疊”；真臘土產象牙、香、黃蠟、羽毛、番油、生絲、綿布（棉布）等，“番商興販用金銀、瓷器、假錦、涼傘、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屬博易”。
這說明，棉布已通過貿易進口到泉州。《諸番志》是趙汝適任福建路市舶提舉任內撰成的，有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斷定棉布的進口（從交趾、占城、真臘諸國）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進口則未見記載。棉花在以上三國的臨近地區如廣東西、海南島是廣泛種植了，這可以《嶺外代答》卷六《吉貝》一節所記得到證實。
福建棉織業的發展和棉花種植技術、棉布的進口、推廣有關。《西山雜志·紗崗》記載泉州紗崗村的情況頗能說明問題：
“陳厝，蓋起自三國陳時之宗族也。從嶺南至閩中，到處有木棉，又曰茄＠①。陳氏已能于紡且織，機杼手拂之有梳棕，皆自為之，一方人咸績，績之紡也。陳有木棉絮田野，豐稔皆出而易之紗，曬之崗也。織布之雅，運之交州，交人皆曰陳氏之布焉。”“沙崗者一訛作沙崗也，中有木棉茄＠①愧傯兌玻3比胙傘！鄙掣詿迨敲藁ㄖ種睬忻?紡紗、紡織業，產品遠銷交州，其時間估計在五代北宋。陳厝村毀于宋末元初。
有關文獻中也有若干條記載可以證明宋代福建沿海已種植棉花。一是劉yǎn＠②《龍云集》卷七《莆田雜詩二十首》這一記興化“家家余歲計，吉貝與蒸紗”。二是謝楹得《疊山集》卷三記：“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天何厚八閩”的八閩實際上僅指興化、泉州一帶，閩北種棉只見于元代。
棉花與棉織業的發展對于解決地少桑柘的福建人民穿衣問題意義非同一般，也為宋元明清棉布的出口奠定基礎。福建棉布出口的直接記載有上面舉出的例子（泉州陳厝棉布出口到交州），間接的記載見《諸蕃志》等書。
《諸蕃志》在述及層拔國（今坦桑尼亞之桑給巴爾島）時云：“其民皆大食種落，遵大食教度，纏青番布，躡紅皮鞋，……地氣暖無寒，產象牙、生金、龍涎黃檀香，每歲胡茶辣國及大食邊海等處，發船販易，以白布、瓷器、赤銅、紅吉貝為貨。”胡茶辣國在印度西北部，考慮到泉州海外貿易中有不少大食商人到達泉州如《諸蕃志·大食國》提到的施那yī＠③“僑寓泉南”，那么，泉州的棉布經大食商人販往大食海邊，轉賣到層拔國的可能性就有了。再則，泉州與印度半島的貿易也很頻繁，泉州商人甚至到達印度西海岸的南毗、故臨和胡茶辣國，這樣泉貨（白布、瓷器、紅銅）經由胡茶國轉販到層拔國自必有可能了。
第三，陶瓷器出口和制陶瓷業的發展。中國古代陶瓷出口歷史悠久，唐宋時期即達到相當規模，南宋時又有較大發展，至元而盛極一時。
福建的陶瓷出口，以宋元的記載最稱規模。《諸番志》涉及陶瓷出口的文字，遍布占城國、真臘國、三佛齊國、單馬令國（今馬來西亞南部）、凌牙期國（今馬來西亞南部）、佛羅安國（今馬來西亞南部）、新拖國（今印尼爪哇島西部）、dū＠④婆（今印尼爪哇）、 南毗國（今印度馬拉巴爾海岸）、層拔國（今桑給巴爾島）、麻逸（今菲律賓民都洛島）、三嶼（今菲律賓呂宋島西南岸三港口）等處，至于間接的瓷器貿易，也較頻繁，例如大食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至中國”〔3〕。這類間接貿易也是瓷器出口的渠道。
瓷器的出口刺激了福建瓷器生產的發展。《西山雜志·窯前》記窯前村即五代閩時，王延彬治泉州，命航運使李建興“建窯為陶工之役，以充蠻舶交易。”“涂沙街在其東南，便于海運”。葉文程同志《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一書有許多地方述及福建外銷瓷生產發展的情況，如泉州東門發現的碗窯遺址，說明《留氏族譜》關于泉州“陶器銅鐵，泛于番國”的記載有根據。泉州東北約8公里處的碗窯多， 有小溪通潯美港，會合洛陽出海，潯美港是外銷瓷器的一個港口。碗窯鄉古窯遺址堆積層厚達二、三米（北坡）和一、二米（南坡），可見其生產規模相當大。產品以青釉瓷居多。〔4〕
晉江磁灶鎮早在唐以前即為外銷瓷的生產基地。《西山雜志·前鋪》：“唐開元時林鑾航舟遠運，采集磁灶之瓷器，陳列大埔之前。”大埔即前鋪。該書的“磁灶”條又云：“隋唐以后，施工藝，釉彩青綠，青瓷各色，……故磁灶是陶瓷而得名者。”磁灶還發現不少宋瓷窯址，《晉江縣志》卷一輿地志記載說該地生產的小缽子、缸、甕之屬“甚饒足，并過洋（指外銷）”〔5〕。瓷灶窯遺址堆積層亦較厚， 瓷器釉色有青釉、黑釉、醬色釉、綠釉、黃綠釉、褐色釉等，基中青瓷器有細小的冰裂紋。據臺灣學者研究，澎湖群島發現的宋元陶瓷標本中，以青瓷為多，黑釉瓷器也不少，而晉江磁灶曾竹山陶瓶數量最多，分布最普及。〔6〕
德化窯以生產白釉瓷馳名中外，屬瓷器之上品，“質滑膩似乳，宛似象牙。釉水瑩厚，與瓷體密貼，光色如絹”。〔7 〕已經發現的德化古窯址一百八十多處，其中屬于外銷瓷窯址有二十八處之多。〔8〕
葉文程先生指出，福建外銷瓷器生產，因為其銷路極大，“商人為了謀求利潤，勢必盡量設法投合消費者的愛好和要求，以廣其銷售數額”，從而形成外銷瓷本身的特點。〔9 〕雖然葉先生所舉例子多為元明時期的事，但可以肯定這種生產適應國外市場的趨勢，始自五代兩宋。也就是說，對外貿易對沿海生產發展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提高其商品化程度，也表現為按市場要求即按買方需求生產。這種趨勢的背后則是價值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為對外貿易服務的商品生產和為國內貿易服務的商品生產在滿足市場需求（產量與設計）上是有所差別的。
第四，甘蔗種植業和制糖業的發展。關于福建甘蔗種植情況有關著作多引用蘇頌的《本草圖經》的記載：“甘蔗今江浙、閩廣、蜀州所生，大者亦高數丈。葉有兩種，一種似荻，節疏而細短，謂之荻蔗；一種似竹，細長，榨其汁以為沙糖，皆用竹蔗，泉、福、吉、廣多作之”。“蔗有兩種，赤色名昆侖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皮節紅而淡，出泉漳者皮節綠而甘。其于小而長者名管蔗，又名蓬蔗，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吳越間。”除了蘇頌（籍貫泉州同安）的記錄外，《淳熙三山志》、《容齋五筆》亦有述及。《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糖”注云：“取竹蔗dǎo＠⑤蒸，候官甘蔗洲最盛。”《容齋五筆》則云：“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霜”。
關于糖的制造，王灼《糖霜譜》的記載堪稱詳實。《本草圖經》所記“赤色昆侖蔗”或稱紅蔗是一種水果蔗；而荻蔗或荔蔗用于榨糖。《糖霜譜》所記蔗糖加工具有蔗削、蔗鐮、蔗凳、蔗碾、榨斗、棗杵、榨盤、榨床、漆甕。削和鐮是砍伐甘蔗和削去皮葉的工具，余皆榨糖工具。“凡治蔗，用十月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銼如錢。上戶削銼至一二十人，兩人削供一人銼。次入碾，碾闕則舂，碾訖號曰泊。次蒸泊，蒸透出甑入榨，取盡糖水，投釜煎，仍上蒸。生泊約糖水七分熱，權入甕，則所蒸泊亦堪榨。如是煎蒸相接，事竟歇三日（過期則釀），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餳（十分太稠則成沙腳，沙音＠⑥），插竹遍甕中，始正入甕，簸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后，別入生水得榨作醋，極酸。”“糖水入甕兩日后，甕西如粥文，染指視之如細沙，上元后結小塊，或綴竹梢如粟穗，漸次增大豆，至如指節，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謂隨果子，結實至五月，春生夏長，雖結糖水猶在，瀝甕者戽出糖水取霜瀝乾，其竹梢上團枝隨長短剪出就瀝，瀝定曝烈日中，極乾收甕。”
糖霜極易受潮溶解，所以貯存措施必需嚴密。《糖霜譜》接著記載說：“凡（糖）霜性易銷化，畏陰濕，及風遇曝時，風吹無傷也。收藏法：乾大小麥鋪甕底，麥上按竹篼（音dou）。密排筍皮，盛貯綿絮，覆甕。簸箕覆甕。寄遠即瓶底著石灰數小塊，隔紙盛貯，厚封瓶口。”
又嘉靖《惠安縣志》亦有制糖之記載：“宋時王孫、走馬埭及半門諸村皆種蔗煮糖，商販幅湊”。惠安的糖分黑砂糖、白砂糖、響糖、糖霜四種。黑砂糖由蔗液烹煮而成，白砂糖由黑砂糖去雜質而成，響糖和糖霜則由白砂糖烹煮而成。〔10〕
以上引用的資料說明，宋代福建是黑砂糖、白砂糖、糖霜（冰糖）的主要產地之一，制糖工藝比較先進。糖霜（冰糖）的制造工藝，基本上為元明時代制糖業所繼承，只要參閱《天工開物》一書即可見一斑。
糖的外銷情況見于《諸蕃志》等書。主要外銷對象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單馬令、佛羅安（今馬來西亞西岸）等國，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島、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為什么糖未遠銷至印度大食？因為印度早就有甘蔗汁烹煉糖食的記載，可能甘蔗種植自西往東傳至爪哇一帶，故《諸蕃志》“dū＠④婆國”條有“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 “多嗜甘蔗”等文字，即說明爪哇也有糖的生產。大食的食糖不知從何而來，但從《諸蕃志》“大食國”條所記大食與三佛齊、佛羅安等國貿易的情況來看，可能也會購買爪哇生產的糖。
第五，花卉的進出口貿易。先說花卉的進口。茉莉花，《淳熙三山志》卷四一作“末麗花，“此花獨閩中有之，夏開，白色妙麗，嵇含《草木狀》謂之末利。佛經曰：末麗花香。又是番末麗，藤生，亦香。”番茉莉花應屬海外傳入的。素馨，“蔓生，白色，露yì＠⑦（音y ì）愈香。蔡公襄詩：‘素馨萬里來商舶，團園末麗叢毓香。’”事實上茉莉與素馨均為進田花卉，陳善的《捫虱新語》上卷云：茉莉、素馨“皆閩商移而至”。dū＠④提，“南海種，商人傳之，花皙白而香， 勝如素馨，蓋巖桂之流品也，仙書曰dū＠④提。”巖桂即九里香， 亦為閩中名花之一。
以上僅據《淳熙三山志》所記，舉出三個例子說明宋代福建已有從海外傳入的名花，實際傳入的花卉不止這三種。花卉傳入不僅有觀賞價值還有其他經濟價值，如茉莉花用于制造茶葉，生產茶葉名品茉莉花茶；茉莉、素馨、dū＠④提、 佛桑諸花用作提取香油（香料油）生產，〔11〕開創了我國香料油加工業。
其次說福建花卉的出口，前舉《西山雜志·花埭》記載的一則故事即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泉州之豐州，出現了花卉專業戶花琳，他栽培的異卉奇花由富商李富安運銷交州，“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蕃舶之易珠、瑁，盆卉更貴重，奇缺，花琳富閩中矣！”花琳之子花世昌還“拓海興田，遍植名花”，擴大經營。元代在花埭征收花稅，嚴重打擊了花卉業。
福建花卉業的發展，除了本身自然條件優越外，還和東南亞交往頻繁有關。東南亞各國地處熱帶或亞熱帶南沿，大自然賜給它們奇卉異花，培育了人們的愛花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因花卉具有的藥用經濟價值而更為人們所接受。花卉的貿易把這種人文精神帶入福建，如除了競相觀花外，還學會提取香料油，作為化妝品美化婦女，作為藥用保健品增進人民健康。
以上五個方面的發展，都是圍繞著商品化這個關鍵課題。糧食生產在人口增殖所形成的需求推動下發展，是一種必然趨勢；但是，糧食生產一旦在城市或商品生產、對外貿易的需求推動下發展，則具有新的意義，即商品生產的意義。換一句話說，糧食生產因為農業人口增殖（包括農業人口的統治都群體的增殖）而發展，屬于沒有經濟意義的發展；而一旦農業因為城市或從事商品生產、對外貿易的非農業人口的增加而發展，則具有經濟意義，具體說，農業發展因此納入商品經濟范圍，而且出現了過去所沒有的現象如良種的貿易、生產技術的交流，即農業進步的技術因素增加了。占城稻的引進及其他糧食生產進步均屬這一趨勢的表現。糧食生產的發展自然又和經濟作物的引進發展相聯系。 轉貼于
所以，我曾對什么是經濟結構變化問題感到困惑，在研究了福建（以泉州為中心）經濟的發展、變化以后，才悟出了這個道理，即所謂經濟結構的變化包含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指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如國有制、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另一層意思是指經濟的商品意義增大即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因素則是城市的發展和從事商品生產活動的非農業人口的增加，這些人口必然以交換活動為生存手段。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經濟意義上的發展，相比之下，由農業人口增殖而導致的農業生產發展是一種沒有真正的經濟意義的發展。
我要說明的第二個問題是受對外貿易影響的商品生產，具有一般商品生產所沒有的活力。從理論上說，一切商品生產均受價值規律支配，中世紀的商品生產亦無例外。由于中世紀販運貿易盛行，商品的價格遠高于價值的情況很普遍，尤其對外貿易行業如此，例如，上面列舉的棉織品、瓷器、糖、花卉出口貿易中，因為屬于重要商品（甚至是珍品）其價格自必遠高于價值，因而反過來刺激棉紡織業、制瓷業、制糖業、園藝業（花卉栽培）以及香料油制造業的發展，形成類似今日出口導向型產業，從而產生內地所沒有的經濟優勢。這一動向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這種變化就是本節開頭所說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注釋：
〔1〕〔2〕蔡永兼：《西山雜志·花埭》（手稿本，福建省立圖書館藏）。
〔3〕《諸蕃志》卷上《大食國》。
〔4〕葉文程：《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79—80頁。
〔5〕轉引葉文程文80—81頁。
〔6〕〔8〕〔9〕參閱葉文程文81、170、171頁；84頁；88頁。
〔7〕法西爾著，戴獄譯：《中國美術》卷下，36—37頁，1934年版，轉引葉文程文83頁。
〔10〕嘉靖《惠安縣志》卷五《物產》。
〔11〕蘇頌：《本草圖經》，轉引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一三。＊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拌
＠②原字合下加廾
＠③原字礻加韋
＠④原字門內加者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6-0011-03
一定的經濟體制需要建立怎樣的道德規范，這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意愿，而是取決于經濟運動的客觀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說：“人們是‘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的，道德‘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經濟狀況的產物’。”[1] 通常我們認為，經濟和道德是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但實際上，經濟和道德始終是相互依存的。道德從本質上說是經濟的產物，而經濟也并非是沒有價值目標的自然現象，任何經濟發展的目標中都內涵著相應的道德目標。經濟是目的與具有可供選擇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2]，道德是一種有利于社會及他人的行為規范，在哲學層面它將被提升為人內心情感的一種滿足，這就說明了道德也是具有效用性的，因而我們可以利用經濟的與道德的效用這一共通點，證明經濟與道德二者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所以，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遵循道德的要求。
一、經濟行為主體的道德分析
經濟與利益是社會運行的條件和目標，是人們生活的核心內涵，也是人們社會活動、社會工作注意力的焦點及行為動力所在[3] 。對于市場經濟的形態而言，勞動產品表現為商品的形式，或者是商品的價值形式，可以說這就是組成該形態的細胞形式。在經濟形態的運動中，涉及人的經濟范疇是由一定的人來承擔的。在經濟哲學層面，經濟范疇人格化之中蘊涵著“經濟人”和“道德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經濟范疇人格化表現為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在市場經濟的活動中，經濟活動和道德作用之間有著相互作用的能動關系，而經濟范疇人格化使得這種能動關系更具體化。
1776年問世的《國富論》中，作者亞當·斯密成功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創造性地使“經濟人”這一概念成為一種真正的社會經濟哲學，并賦予它嶄新的價值。可以說，是斯密第一次把最初以道德哲學問題形式出現的利己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轉化為經濟學問題。作為經濟行為的主體，從“經濟人”的觀念出發，人之所以擁有自利的屬性，是因為他被置于貨源相對稀缺的并且彼此競爭的社會環境里面，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人們往往存在機會主義的行為傾向。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領域的道德現象，不過是以人的經濟行為作為載體而表現出來的道德，是道德的一種具體的、特殊的表現形式[4] 。在斯密看來，當時的英國正在逐漸走向一種“進步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高質量的生活標準由上而下普及全民，激勵人們努力工作的是豐富的商品和較高的工資，而非貧苦的生存壓迫。對于斯密的這一見解，很多人指責他是給無限追求物質享受的貪婪帶上美麗的光環。對此斯密認為，人們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有利于促進人培養自身的可貴品質，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進步，還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和推動社會制度的變革。
人是一切社會屬性的總和，“經濟人”則是人類理性對自身屬性進行抽象思維的產物。“經濟人”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通過對人的具體經濟活動的考察，揚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非本質屬性，抽象概括出它的具有普遍性的本質屬性；“經濟人”也是一個具體的概念，它能夠充分體現每個參與經濟活動的人的行為的多樣性，能夠說明人的經濟活動的普遍本性。黑格爾指出：“概念在個別中既在自身中，而由于個別性，它又將在自身之外，并進入現實。”[5] 因而，“經濟人”這一概念包含著豐富的人的經濟活動的具體內容。在市場經濟中，人實踐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無論從動機上還是效果上都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并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經濟回報，這一目的反映了人從事經濟活動的本質屬性，而這種本質屬性的人格化就是“經濟人”。
二、經濟邏輯在道德分析中的體現
道德是一種有利于社會或群體的生存及發展的行為規范，不管它是自然篩選的結果，還是人類理性選擇的結果，它的形成以及發展需要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這就是道德與經濟之間的內在一致性。經濟行為的實踐過程并不存在于單純的倫理道德的活動中，但是實踐每一經濟行為都體現著一定的倫理價值和道德精神。任何道德規范的產生、存在以及發展的客觀基礎，都是以社會物質生活的產生方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存在，理論層面，經濟行為在實現了經濟價值的同時也應當具有一定的道德價值。
正像所有的動物都為快樂所向導一樣，無論人的發展比動物高級多少，也是在追求快樂滿足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的，不同的是人可以憑借其獨有的理性對滿足程度作以比較。在經濟學上，把消費者在消費商品時得到的滿足程度稱為效用，是對商品使用價值的主觀評價，它或者是對人自身生理需求的滿足，抑或是對人心理層面的一種體現。商品效用具有邊際遞減的規律，其原因在于，從人的生理和心理角度看，隨著相同商品的連續增加，人們從每一單位商品消費中得到的滿足程度是遞減的[6]。該規律具有普遍意義，即社會對某種物品或行為的評價也會隨著其對該物品或行為的擁有而增加，以及該物品或行為的普及而減少。消費者行為實踐效用最大化，要使得消費某一商品的邊際效用等于他付出貨幣的邊際效用，此時實現總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費者均衡的狀態，人們從商品上獲得的內在滿足通過貨幣的支付而取得了外在的表現形式。這一規律同樣表現在人們的行為上，從道德行為的付出上得到等量的內在滿足，付出越多的人就得到的越多，沒有付出的人也就沒有得到，道德行為的付出也成為人們內在滿足的外在形式。
微觀經濟中的長期函數和短期函數也體現在人們實現滿足程度的過程之中。可以肯定的是，一般情況下人們既會考慮行為的短期效用，也會有考慮行為長期效用的傾向。但是卻往往因為誘惑而看不到未來的利益所在，就算有看到也因陷于“路徑依賴”[7]或無奈的情況下顧不得考慮未來，這是一種非可持續發展的做法。如此只顧眼前利益，其所得的不論是外在利益還是內心的快樂程度，都是有限而短暫的。拓展到道德領域，更多不道德的選擇不是由于人們只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因為他們往往只考慮現在的收益而不顧明天的所得。可以說，若是在人們的效用函數中加入長期效用這一自變量，那人們的非道德選擇將會大為減少。在商品經濟活動中，很多企業都意識到強調品牌信譽建設的重要性，例如海爾“真誠到永遠”、“信念、信賴、信心，中信銀行”等。“誰要生產商品，他就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社會的使用價值。”[8] 雖然在品牌信譽建設上有較大支出，前期的銷售可能無法提供凈利潤的回報，但是隨著產品交易規模的擴大，信譽品牌產品的銷量將持續增長，相比較粗工濫造、以次充好的企業，信譽品牌將占有比例較大的市場份額和穩定的購買群體，企業收益也會持續增加。
三、市場經濟的道德存在
美國倫理學家諾蘭有說過：“每一種經濟體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義。”[9] 縱覽世界近代經濟史，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原始的、不發達的和發達的幾個階段，與其他任何社會經濟形態相同，市場經濟有自己內在的一套道德準則，而且是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的。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交換經濟，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方的所得都必須經由相應的付出，這樣就決定了參與市場經濟的人的利益既有矛盾對立的一面，又有協調合作的一面。可以說，現代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并非極端的利己主義，而是利己與利他相結合的互利主義。“真正激勵一個經濟學家的不僅是作為一個社會企業家的贏利熱情，而是這種他在探索中發現的經濟學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10] 因此，權利平等、自由競爭、公平交易、誠實守信等等便構成了市場有序運作的基本道德觀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日益發展壯大，但是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不完善、不成熟的，不僅是外部的法律法規不健全，更有市場經濟內部的自我運行機制未能形成。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領域的發展和體制轉軌，隨之而產生了一些道德敗壞、誠信缺失等不可爭的事實，改革使得人們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趨向于拜金主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裸的金錢關系。少數人利欲熏心，妄圖利用別人的信任而進行坑蒙拐騙以取得不義之財；很多企業唯利是圖地把有損消費者生命安全的產品投放到市場，如雙匯“瘦肉精”火腿、三鹿“三聚氰胺”奶粉……這些行為嚴重違背信用準則，破壞了市場的秩序，也損害了消費者的切身利益。
在市場經濟發育逐步成熟的歷史進程中，信用與反信用的矛盾沖突中，最終必然確立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觀念——信用，從其深層分析，乃在于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形成的一種合力，一種客觀上的市場制衡機制，這就是優勝劣汰[11] 。市場經濟的道德是由“經濟人”謀求利益最大化的思維發展演變而來的，在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實現和保障的前提下，做好事的行為能夠上升為情感的需要，從而符合實踐者的利益追求，這種實現具有雙贏乃至多贏的性質，也使得市場經濟的道德具有相對可靠的成長性。
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兼顧社會道德的問題可以概括為義利關系的互動，可以說義利關系是任何經濟活動都無法回避的貫穿始終的問題，二者之間有其沖突的一面，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為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沖突，“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8] 由于兩種價值在動機、結果和影響等層面并不一致，往往使經濟人行為偏向拜金主義；二者也有其協調的一面，義與利并非完全對立，而是與正當的利益是和諧一致的，它創造了人們實現正當利益的價值空間，也提供了人們實現正當利益的價值導向。
四、結語
一、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的必要性
（一）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是生產實踐的迫切需求。森林的生態效益是森林的外部經濟效益，不能通過市場交換使其經濟主體受益，現代經濟學將之稱為公共商品，對這種公共商品應有特殊的價值計量方法和補償措施。森林生態補償就是對森林生態效益的一種價值回報，也是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建立完備的森林生態體系是我國林業發展戰略的首要奮斗目標。而生態環境惡化和林業資金匱乏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建立森林生態補償機制是我國林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迫切需要。
（二）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是彌補生態公益林資金嚴重不足的重要渠道。從我國生態公益林建設的實踐來看，生態公益林建設資金嚴重不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建設初期的造林費用不足；二是森林管護費用，包括人工管護費、護林防火費、病蟲害防治費等不足，導致森林資源管護不力，毀林現象嚴重；三是對經營生態公益林的集體和個人投入的補償，由于沒有資金渠道，一直沒有實現，嚴重影響了生態公益林經營者的積極性。當前，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家財政對林業的投入是相當有限的，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通過“誰受益，誰補償”，“專款專用”等政策彌補資金不足，實現森林資源的有效配置。
（三）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是實施生態公益林體系建設的重要保證。生態公益林是以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保持生態平衡，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滿足人類社會多種生態需求為主體功能的森林。生態公益林服務于社會，受益于全民，是一項公益事業。是以空氣凈化、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農田牧場保護、護岸固堤、護路、護渠、美化環境，以及以國防、科研服務為主要目的。其本身的價值很難直接用經濟效益指標來衡量。生態公益林的生態效益是以活立木群落為載體的形式發揮作用的。一旦將其林木采伐，其生態效益也就不復存在。所以，生態公益林是嚴禁商業性采伐的，其經營者不可能按商品經營方式通過市場交換取得其勞動和投入的經濟回報。實施生態補償機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森林生態效益長期無償享用，森林的經營者只有投入而無回報的這種不合理的狀況，也可以彌補國家財政撥款的不足，保證公益林建設的可持續性。
二、目前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存在的問題
（1）基礎研究薄弱生態價值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難以用貨幣來進行衡量，而且補償對象有時很難準確界定。（2）補償方式比較單一，沒有建立良性投融資機制資金渠道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補償的重點為西部地區，而且以重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及其配套措施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國家為主，地方投入較少；有限的資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個地區，造成資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費。（3）現行的財稅政策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4）全國還沒有形成統一、規范的管理體系缺乏有效的監督，資金的收取和利用都存在很大的漏洞。
三、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對策建議
（1）建立健全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生態效益地區轉移支付力度，改進轉移支付辦法，突出對生態地區的轉移支付；設立對重點生態區的專項資金支持模式，將中央因改革所得稅收入分享辦法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對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2）強化生態補償的稅收調節機制。調整和完善現行資源稅，增收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的開發要逐步提高稅率。（3）拓寬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資金籌措渠道。今后可以繼續利用國債這一有利的籌資手段，解決資金缺口問題。提高金融開放度、資信度和透明度及加強投資制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創造良好的條件以引進海外資金，積極吸引國外資金直接投資于生態項目的建設。（4）加強生態補償機制的基礎研究工作開展生態保護立法研究，為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提供法律依據。根據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實際情況，科學確定不同地區的補償標準、補償方式和補償對象；在財政支付能力有限、政府控制力不足的條件下，加強產權改革制度的研究，調動民間參與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的積極性，將政府主導型生態治理模式逐步轉變為民間主導型治理模式。（5）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的收費制度逐步擴大排污收費的范圍，提高排污收費標準，加大收繳力度，加強對有關部門行政不作為的監督。積極探索生態補償收費的實踐，制定嚴格的征收標準，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征收的生態補償費應該專款專用，用于生態恢復和補償。
四、結語
建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機制是一個新的課題，是我國改善生態環境建設、解決生態建設資金的根本途徑，雖然國家已經開始試點，但仍有許多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如生態效益價值評估，同時借鑒林業發展國家的做法和經驗，努力促進我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機制的建立。而我國財力有限，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對本文中提出的對策建議，在不同地區具有相應的選擇性，有必要引起地區政府重視，林業部門要主動介入積極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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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水榮，馬天樂，趙偉，等.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進展與經濟分析[J].林業經濟，2001（4）.
1 法的價值和經濟法的價值體現
古今中外對法的價值的研究從未中斷，一般意義上，法的價值包括公平、效率、秩序、自由、平等、正義等內容。我們這里探討法的價值，又指法律的價值，其中一種是指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增加的價值。比如，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公民的自由、社會的公共福利、經濟的持續發展、善良風俗的維持，還有其根本體現，如秩序、自由、效率和正義。
而經濟法作為比較年輕的一個部門法，起步要晚于憲法、民法等，卻有其自身的獨特價值。下面我們就來看看經濟法的價值。
經濟法是法的的一個部門，故也稱部門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其自身的價值體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個是經濟法的目標價值，另一個就是經濟法的功能價值。
(一)經濟法的目標價值
經濟法通常選取的是社會整體效益來衡量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如果個人利益高于社會的整體利益時，對于個人來說，其有利的一面僅體現在需要的是一種個人資源配置，但對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均來說，一點得不到體現，甚至出現副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法就需要對上訴的配置方式進行一些干預，從而去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換句話說，經濟法的目標價值可體現在社會整體效益上，讓社會整體的效益達到最大化，同時社會整體效益是經濟法的根本特點及其精神價值目標的唯一體現，也是其宗旨與功能價值得以存在的前提條件。
(二)經濟法的功能價值
經濟法的普遍價值，包括公平、正義、和諧與發展、效率、秩序等特點，直接體現出經濟法的目標價值，是其獨特的目標價值。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不同，經濟法的核心價值也隨之改變。下面就經濟法核心價值的轉變來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2 經濟法核心價值的轉移
經濟法的秩序價值是經濟法的基礎價值。經濟秩序、經濟平等、經濟效率、經濟自由等，這些是經濟法的立法宗旨，是經濟法所要追求的目標。
在改革初期，我們首先要關注的是經濟法的公平價值，這在整個經濟法中對其立法和執法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追求社會效率的同時，要考慮到公平。我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間，首先要消除的就是不正當競爭和非法壟斷，去保護中小企業的發展。
我國的市場經濟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形成的。所以限制不正當競爭和壟斷，為市場競爭預設有效規則和救濟手段，這就是經濟法公平價值所要追求的。
隨著經濟的發展需要，經濟法的效率就體現了更重要的價值。
經濟法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這種現象直接損害的是社會整體利益，破壞了市場中的社會效率。在此時期，我國經濟正式迅速發展時期，社會效率在經濟法的價值中體現的尤為重要。在法律對市場進行法律調節時，就以社會效率為中心，去促進社會整體效率，來達到經濟發展的最大化。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到了現代。由于認識、體制、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市場經濟秩序出現了很多問題，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如當今社會的物價混亂、房價飆升、金融監管漏洞、壟斷橫行等問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經濟秩序混亂，這就需要秩序去維持經濟的正常發展。在這其中，對經濟秩序的維持也是難度最大和技術含量最高的。
法竭力維護秩序價值，但法與秩序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張力更加明顯地體現于經濟法與秩序價值之間!但與此同時，經濟法與秩序價值之間也有著難得的和諧!經濟法與秩序價值的這種辯證關系在現代經濟社會中是必不可少的!”
3 經濟法秩序價值的體現
經濟法的秩序價值在當今社會價值的體現主要是指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作用，就是經濟法在執行中，對市場經濟秩序的恢復和維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恩格斯這樣說過：“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恩格斯的語句中所提及的“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所指的就是經濟秩序。
4 經濟法秩序價值對經濟的影響
經濟法秩序價值所體現的就是維護作用，在維護的作用上面，我們就下面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經濟法秩序在市場規制秩序中維護作用的體現
市場規制秩序是指在規制市場中，政府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定程度上的連續、一致和確定性。在市場運行中，經濟法的秩序價值規律就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為了避免市場在經濟運行中出現失靈，形成全備的市場經濟，經濟法的秩序價值就得到了重要體現。
首先是規制法定，政府是要讓市場經濟得到正常的運行，而不是去遏制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活力，這就需要政府為市場提供更好的資源配置，為其提供良好的條件，從而發揮經濟價值規律的作用。第二就是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市場經濟要想得到有效的資源配置，就必須有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作為前提。這就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需要效率優先的情況下去兼顧公平，從而去維護競爭秩序，形成市場經濟的有效的競爭和有序的競爭環境，去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從而讓市場經濟得到更好的運行。第三就是去提高產品質量，產品質量是經濟正常運行的命脈，是消費者正常購買所需要的必要條件。
只有產品質量得到保證，我們的經濟秩序才不會發生混亂，這些在我國制定的《產品質量法》中得到體現。《產品質量法》的制定，對于維護和保障市場經濟秩序的正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第四是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消費者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始終是處于弱者的地位的，如果消費者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那么消費者的購買信心就會受挫，就會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造成嚴重的破壞，就混亂了市場經濟的秩序。在這方面，《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就對消費者的權益做了保護，這對市場經濟的維護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經濟法的秩序在宏觀調控中的維護作用的體現
經濟法秩序在宏觀調控中的維護作用主要是指對市場中資源配置起到的作用。“為了克服政府失靈，經濟法需要對政府的宏觀調控行為進行規制，以維護宏觀調控秩序，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實現宏觀調控四大目標，即總量均衡，結構優化，就業充分和國際收支平衡。”
下面我們就經濟法秩序在宏觀調控中所起到的維護重要但是有待去完善的三個方面去進行闡明。(1)經濟法秩序對財政稅收方面的維護。我國在對稅的征收和稅目的征收方面做得還有很大的不足，很多方面在實際運行中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所以我國要加強這個方面的立法。(2)經濟法秩序對價格方面的維護。
價格在市場機制運行中是信號燈的作用，價格的正常化是市場機制得以正常運行的根本。(3)對外貿秩序的維護。自從我國加入WTO以來，機遇與挑戰并存，這就更需要有秩序的維護、雖然WTO本身的規則對外貿行為有一定的約束，但是政府還是要按照其規則對外貿行為進行全面完整的規范，從而更好的去維護我們的外貿秩序，對此，我國的《對外貿易法》也有詳細的規定。
5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