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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我國水產品來進料加工貿易出口量24.8萬噸,出口額11.61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7%和13.14%,來進料加工貿易出口額占水產品出口總額比重為28.46%,與上年同期持平。和來料加工相比,進料加工貿易自主性更強,利潤較高,但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進料加工風險較大,市場開拓難度較高的特點使得其增長受阻,而來料加工則憑借客戶和效益都相對穩定的優勢獲得增長空間。今年一季度我國水產品來料加工貿易表現明顯好于進料加工,其中,進料加工出口量18.45萬噸,出口額8.5億美元,同比分別減少0.29%和增加12.72%;來料加工出口量6.35萬噸,出口額3.11億美元,同比分別增加7.82%和14.31%。
二、一般貿易出口量減額增,養殖產品出口降幅明顯
一季度水產品一般貿易出口量55.11萬噸,同比下降8.93%,出口額28.54億美元,同比增長13.18%。其中,貝類、對蝦、羅非魚、鰻魚、大黃魚等名優養殖水產品作為一般貿易主要出口品種,出口量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形勢不容樂觀。對蝦出口量下降33.6%,出口額下降21.9%,主要原因在于今年對蝦病害嚴重、產量減少,再加上國內對蝦價格高漲,企業難以搶到加工原料,無法完成訂單任務。羅非魚出口量下降6.7%,出口額下降4.8%,主要是由于去年一季度我國羅非魚出口形勢很好,出口大幅增長,基數太高導致今年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再加上現在羅非魚貨源太充足,價格不高,國外采購商普遍存在“買漲不買跌”的心理,持觀望態度,不急于下訂單,預計這種形勢只有到下半年國外采購商的庫存耗盡才能好轉。
捕撈水產品中墨魚、魷魚、章魚制品、蟹制品、鯖魚、鯧魚、沙丁魚、金槍魚等產品出口量額均較大。其中,蟹類(含梭子蟹、大閘蟹、其他蟹及加工品,以捕撈蟹及其制品為主)出口量3.79萬噸,出口額5.2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7.18%和47.69%,超越貝類、對蝦等傳統優勢品種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口種類。但捕撈產品作為資源性產品,未來增長空間有限。
三、多個市場出口呈現負增長,對歐盟出口持續下降
日本和美國依然位列我國出口市場前兩位。東盟取代歐盟成為我國第三大水產品出口市場,韓國從我國第四大出口市場滑落至第六位,且份額持續下降。主要出口市場中,日本、美國和香港特區出口量額均有增長,東盟和我國臺灣地區出口量減額增,而歐盟和韓國則是出口量額雙雙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連續多年穩定增長的歐盟市場,自去年下半年起出口開始呈現下降趨勢,今年一季度降幅繼續擴大,預示著歐債危機對我國水產品出口的影響可能已經開始顯現,其后續影響值得高度警惕并積極應對。
四、主要省份出口增速均有所放緩,福建、浙江出口量大幅下降
山東、福建、遼寧、廣東、浙江、海南、江蘇、廣西等沿海省份仍是我國水產品主要出口省份,出口額之和占全國水產品出口總額的94.77%。其中山東省繼續穩居我國水產品出口第一大省位置。福建省水產品出口量大幅下降,雖出口額仍保持增加,但增幅明顯低于去年同期。山東、福建兩省出口額之和占全國水產品出口總額的近一半。浙江省水產品出口量大幅下降,出口額小幅增加。內陸省份中,江西、湖北和吉林省位于前三位,其中,湖北省去年因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出口量額大幅下降,今年呈現明顯的恢復性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7
一、我國省域對外貿易總體形勢分析
2012年,面對世界經濟復蘇明顯減緩,國際市場需求持續低迷,以及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局面,我國各?。▍^、市)對外貿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部分地區外貿基本保持了穩定增長,在提升質量、提高效益、優化結構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一)外貿出口形勢
從總量看,東部地區是我國率先實行改革開放地區,外向型經濟發達,在產業體系、基礎設施、金融服務、科技研發、國際銷售網絡等方面都已形成一定優勢,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在當前嚴峻的外貿形勢下,東部地區抵御風險的能力明顯更強,因此仍是我國外貿出口的重點區域。2012年,我國外貿出口排名前9地區共完成出口17,263.5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84.3%,除遼寧省屬于東北地區外,其他8個全部為東部省份。其中,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地位列前四,出口額分別為5,740.5、3,285.4、2,245.5、2,067.4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7.9%、5.1%、3.8%、-1.4%;占全國比重均超過10%,分別為28.0%、16.0%、11.0%、10.1%。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前9名省份排名基本沒有變化,說明我國外貿出口的區域格局已經趨于穩定。其他22個地區排名變動明顯,其中重慶、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出口增長較快,排名上升幅度較大。2012年重慶、河南、安徽分別完成出口385.7、296.8、267.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94.5%、54.3%、56.6%;排名分別為第10、第5、第2位,較2010年分別上升了11、5、2位。這些地區外貿出口的快速增長,與近年來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飛速發展密切相關,2012年重慶、河南、安徽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分別為13.6%、10.1%、12.1%,遠高于全國7.7%的增速。
此外,黑龍江省出口受國際市場需求低迷的影響明顯,排名下降幅度很大。2012年完成出口144.4億美元,同比下降18.3%;排名第19位,較2010年下降了7位。
(二)外貿進口形勢
從總量看,由于我國外貿出口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加工貿易有“兩頭在外”的特點,東部地區出口總量大,需要進口的能源、原材料相應也較多;同時,目前東部地區正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也帶動了對國外重大技術裝備、關鍵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進口需求。因此,2012年我國外貿進口排名前9的區域格局與出口基本相似,以東部省份為主,只是地區間排名有所不同。9個地區共實現進口15,834.8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87.1%。其中,廣東、北京、上海、江蘇等地位列前四,進口額分別為4,097.9、3,483.8、2,298.5、2,194.9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7.4%、5.4%、0.9%、-3.3%,占全國比重分別為22.6%、19.2%、12.6%、12.1%。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前9名省份排名基本穩定,其他22個地區排名變動明顯。黑龍江、河南、重慶等地進口增長較快,排名上升幅度較大。2012年黑龍江、河南、重慶分別實現進口233.9、220.7、146.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2.2%、64.9%、56.1%;排名分別為第10、第11、第15位,較2010年分別上升了5、8、11位。其中,黑龍江省區位優勢獨特,目前已成為我國對俄開放的“橋頭堡”,2012年黑龍江省對俄貿易由2011年的189.9億美元增至213.1億美元,占全國對俄貿易總量的1/5以上。
此外,由于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抵御外部沖擊的力量仍然不足,部分中西部省份進口排名下降明顯。其中,安徽、江西、山西排名下降幅度較大,2012年分別實現進口125.4、82.9、70.2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11.9%、-13.5%、-13.8%;分別排名第18、22、24位,較2010年下降了5、6、6位。
二、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形勢
在國際金融危機持續影響下,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但在一些擁有傳統優勢的東部沿海省份以及經濟飛速增長的中西部省份,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有回暖趨勢,呈現出較好的發展態勢。
(一)高新技術產品出口
從總量看,我國各?。▍^、市)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集中在少數幾個東部沿海省份,其他地區與這些省份差距較大。2012年,廣東、江蘇、上海三省市排名前三,共實現高新技術產品出口4,435.2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73.8%。其中,廣東、江蘇、上海分別完成出口2,213.8、1,315.6、905.9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12.3%、1.8%、-2.8%;占全國比重分別為36.8%、21.9%、15.1%,而第四名北京市僅為190.2億美元,占比不足4%。廣東、江蘇、上海三省市是我國傳統的高新產業集聚區,集中了大量的資金、人才、科研機構和高新企業,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優勢明顯。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廣東、江蘇、上海三省市,以及第4、5位的北京和天津兩市排名基本沒有變動。其他26個地區排名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其中四川、河南、重慶等三個中西部省市上升幅度較大。2012年,四川、河南、重慶分別實現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74.8、163.2、149.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51.4%、191.4%、155.8%;排名分別為第6、第7、第8位,較2010年分別上升了4、11、7位。
究其原因,四川、河南、重慶三省市分別屬于成渝經濟區、中原經濟區,都是我國中西部地區重要增長極。近年來這三個省市的高新技術產業核心競爭力提升很快,帶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其中,四川省成都市在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等領域都已經成為我國西部重要的產業基地;重慶市發展內陸加工貿易模式,引進惠普、宏、華碩、思科等龍頭品牌商,高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電子信息產業和新材料產業等領域發展迅速;河南省2012年規模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達到2,720億元,同比增長18.3%,河南許繼、中信重工等大型企業集團已經形成很強的國際競爭力。
山東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排名有明顯下滑。2012年完成出口144.4億美元,同比下降4.7%;排名第10位,較2010年下降了5位。
(二)高新技術產品進口
從總量看,高新技術產品進口的區域格局與出口基本保持一致。2012年,廣東、江蘇、上海三省市排名前三,共實現高新技術產品進口3,604.2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71.1%。其中,廣東、江蘇、上海分別實現進口1,859.5、921.7、823.0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12.5%、1.5%、9.6%;占全國比重分別為36.7%、18.2%、16.2%,第四名北京市為298.6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5.9%。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排名前7位地區沒有變化。其他24個地區中,與前面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情況相似,河南省和重慶市排名上升勢頭迅猛。2012年,河南、重慶分別實現高新技術產品進口128.2、83.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82.2%、112.8%;排名分別為第8、第11位,較2010年分別上升了13、7位。說明河南、重慶兩省市高新企業的快速發展,也相應提高了對國外相關技術、設備的進口需求。
東部地區的浙江、河北兩省高新技術產品進口排名有明顯下滑。2012年浙江、河北分別實現進口87.5、11.2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9.6%、-32.6%;分別排名第10、第21位,較2010年分別下降了2、6位。浙江省民營經濟活躍,金融危機以來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和融資能力都面臨很大挑戰。河北省產業結構偏向重工業,鋼鐵、建材、石化、電力等“兩高”行業比較集中,面臨的節能減排、環保壓力逐步加大。這些因素都影響了浙江、河北兩省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需求。
三、機電產品貿易形勢
在國際市場需求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內企業經營環境不樂觀等多重壓力下,我國東部地區仍然保持機電產品對外貿易優勢,少數中西部省份也出現較大幅度增長。
(一)機電產品出口
從總量看,由于我國東部地區的機電產業在規模和技術上擁有傳統優勢,企業風險規避能力更強,在目前嚴峻的外貿形勢下,東部省份發展相對較好,基本保持低速增長態勢。2012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額排名前8地區全部為東部省份,共完成出口10055.1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85.3%。其中,廣東、江蘇、上海、浙江等省市排名前四,分別完成出口3894.6、2175.0、1453.9、959.1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9.3%、4.7%、-2.0%、3.8%,占全國比重分別為33.0%、18.4%、12.3%、8.1%。除了上海市較2011年減少了29.5億美元外,其他7個省市機電產品出口均實現穩步增長。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前8名東部省份排名沒有變化。其他23個地區中,重慶、河南機電產品出口排名提升幅度較大。2012年,重慶、河南分別完成出口259.5、193.8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96.9%、130.5%;排名分別為第9、第12位,較2010年分別上升了4、8位。重慶、河南機電產品出口的良好增長態勢,與這兩個中西部省市近年來電子信息產業和汽車、摩托車、通機產品等傳統支柱產業的快速發展有關。
黑龍江、內蒙古機電產品出口排名有明顯下滑。2012年分別完成出口43.9、5.3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16.4%、-37.7%;分別排名第21、第29位,較2010年分別下降了6、4位。
(二)機電產品進口
從總量看,2012年,我國機電產品進口額排名前8地區仍然全部為東部省份,共實現進口6760.8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86.4%。其中,廣東、上海、江蘇等省市排名前三,分別實現進口2452.0、1295.5、1288.8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8.3%、0.9%、-2.3%,占全國比重分別為31.3%、16.6%、16.5%。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前8名東部省份基本沒有變化,只是地區相對排名有所變動。其他23個地區中,吉林、河南、重慶等地排名上升明顯。2012年,吉林、河南、重慶分別實現機電產品進口157.0、156.5、114.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1.5、153.0、66.9%;排名分別為第9、第10、第13位,較2010年分別上升了2、11、3位。
安徽、海南機電產品進口排名有明顯下滑。2012年分別實現進口31.3、19.1億美元,安徽同比下降24.0%,海南同比增長6.1%;分別排名第17、第22位,較2010年均下降了4位。
四、船舶出口形勢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船舶產業影響非常顯著,目前我國船舶產業的幾個重要省份都進入調整期,面臨國際市場需求大幅下降、新船訂單不足、成交價格走低、產能過剩等諸多問題。
我國船舶產業出口的區域集中度非常高。從總量看,2012年,船舶出口排名前十地區完成出口373.3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96.5%,除了遼寧省和湖北省,其他8個全部為東部省份。其中,江蘇、浙江、遼寧、上海等省市排名前四,分別完成出口91.9、61.4、53.5、47.8億美元,占全國比重分別為23.7%、15.9%、13.8%、12.4%。這四個省市船舶出口均為負增長,同比增速分別為-12.3%、-6.9%、-1.9%、-23.7%。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排名前10的省份中,天津市船舶出口逆勢大幅增長成為亮點。2012年天津市實現船舶出口11.9億美元,同比增長298.4%,排名從2010年的第11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10位。原因一方面在于天津市船舶出口額與位居前列的江蘇、浙江、遼寧、上海等省市相比,基數仍然較?。涣硪环矫妫壳盀I海新區已經成為天津市經濟增長的龍頭,而造船業是濱海新區支柱產業之一,2011年底新區臨港修造船基地已形成造船能力,天津船舶企業在自主研發、技術創新、市場開拓和對外貿易等方面的競爭力都在迅速提升。
五、農產品出口形勢
在國際市場需求疲軟、貿易摩擦增多、食品安全問題壓力加大、國內生產綜合成本上升等多方面不利因素影響下,2012年,我國多數地區農產品出口增長較2010和2011年明顯放緩。但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業大省和區域經貿合作開展狀況良好的省份仍有亮點,農產品出口保持較快增長。
從總量看,2012年,我國農產品出口排名前9的地區共完成出口479.7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76.6%。其中,山東、福建、廣東等省市排名前三,分別完成出口150.2、75.6、75.1億美元,占全國比重分別為24.0%、12.1%、12.0%;福建、廣東同比分別增長9.8%、7.8%,但山東作為我國農產品貿易大省,受國內外不利環境影響較大,同比下降了2.3%。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排名前9的省份基本沒有改變。其中,云南省農產品出口的快速增長值得關注。2012年云南實現農產品出口20.5億美元,同比增長16.3%,排名超過上海,從2010年的第8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7位。云南省擁有獨特的自然條件、生物資源和區位優勢,近年來該省重點發展咖啡、橡膠、茶葉、甘蔗、蔬菜、水果、蠶桑、花卉、中藥材等高原特色農業,未來農產品出口還有很大上升空間。
其他22個地區的相對排名有不同程度的變動,其中廣西自治區值得關注。2012年廣西實現農產品出口14.5億美元,同比增長24.6%,排名從2010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10位。目前廣西與東盟地區的農業合作發展迅速,2012年廣西與東盟農產品貿易規模13.14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5.8倍,年均增長21.1%,未來雙方區域合作仍有繼續深化拓展的空間,在境外產業基地、農業技術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前景非??捎^。
六、資源類產品進口形勢
2012年,在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實體經濟普遍增長乏力,企業盈利水平下降,投資擴張意愿明顯減弱,影響資源類產品進口需求。同時,國際市場能源、資源類商品價格基本在低位運行,又為國內企業提供了較好的貿易條件。受兩方面因素共同影響,我國資源類產品進口呈現出明顯的地區分化趨勢。
從總量看,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達,產業基礎良好,對資源、能源的需求相對更多,我國資源類產品進口仍然集中在東部省份。但是受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地區產業轉移等因素影響,東部各省進口增長態勢有很大差異。2012年,我國資源類產品進口排名前9地區,除遼寧省外,其他全部為東部省份,共實現進口7475.3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85.1%。其中,北京、廣東、江蘇、山東等省市排名前四,分別實現進口2400.7、1096.0、828.8、827.5億美元,占全國比重分別為27.3%、12.5%、9.4%、9.4%。上述四個省市同比增速差異明顯,北京、山東同比分別增長9.9%、9.3%,而廣東、江蘇同比分別下降4.3%、4.7%,這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加速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相符合。
從地區變動情況看,2010-2012年三年內,排名前9的省份沒有改變,但是從地區相對排名看,山東省超過上海和浙江,從2010年的第6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4位,這與山東省實施藍色經濟區戰略、海洋產業體系及現代特色農業的良好發展態勢密切相關。
其他22個地區中,多數中西部省份由于產業基礎薄弱,受經濟不景氣影響較大,資源類產品進口排名下滑明顯。其中,江西、山西、甘肅分別實現進口56.7、54.1、50.3億美元,同比增速分別為-16.3%、-21.8%、-20.3%;分別排名第18、第19、第22位,較2010年分別下降了4、4、6位。
七、技術裝備進口形勢
目前我國正在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帶動了對國外重大技術裝備、關鍵零部件的進口需求。2012年,超過一半地區技術裝備進口實現平穩增長,但是也有部分面臨經濟發展和轉型雙重壓力的東部省份,以及經濟基礎薄弱的中西部省份,技術裝備進口下滑明顯。
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仍然影響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并且影響著眾多參與進出口貿易行業的經營,對匯率變化進行探討并探索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對策,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思考。
1人民幣匯率變化基本情況
匯率是一個國家貨幣與另一個國家貨幣兌換比率的簡稱。人民幣是貨幣,在對外貿易中,使用人民幣與之交易的另一種貨幣是國際通用貨幣———美元。因此,對人民幣匯率進行討論,通常是討論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總體而言,人民幣匯率波動較小,但人民幣匯率在固定范圍內變化幅度較大,10年內最大匯率與最小匯率的差值為1.3372。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助于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但匯率變化仍然對進出口貿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2匯率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2.1影響進出口貿易利潤。匯率變化代表著人民幣兌換美元的數額變化。從進口的角度來看,當商品價格不變時,匯率下跌意味著人民幣購入的商品數量減少,內銷的成本提高,企業利潤會有所降低。從出口的角度看,人民幣匯率下跌意味著出口商品對外的價格發生變化,在商品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價格越低,利潤也越低。匯率上漲同樣對進出口貿易有不利的影響,對于進口貿易來講,人民幣匯率上漲意味著購買力提高,而國內市場需求不變,企業必須降低售價,利潤會降低;而匯率上漲意味著出口商品售價提高,其他國家購買力不變的情況下,出口數量會相對減少,同樣影響貿易利潤。2.2影響進出口貿易經營策略。由于匯率變化對進出口貿易利潤產生影響,很多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采用改變經營策略的方式規避匯率變化的不利影響,這樣一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經營策略不穩定,很容易導致貿易糾紛。在人民幣匯率上漲時,進口商品可能會被囤積,等待匯率穩定或降低時進行出售,則在匯率降低時,進口貿易會減少,部分中小型企業對匯率變化應對能力弱,可能選擇暫時退出市場。同樣,出口貿易必須進行大量的宣傳或者進行市場開發,以保證出口利潤的達成,這又影響了企業對外貿易的成本應用,甚至影響某一類產品的品牌價值。2.3影響進出口貿易市場發展。客觀來講,進出口貿易發展應是平衡的,或者,進口基本生產資源、出口成品,才能形成穩定的貿易利潤。但由于匯率變化和我國生產特征,進出口貿易的市場發展存在著不平衡現象,原材料出口和廉價勞動出口始終高于高新產品出口,而進口貿易正好相反。長此以往,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進出口貿易應對匯率變化影響的策略
3.1擴大進出口貿易利潤來源。進出口貿易利潤的以商品交易的形式出現,勢必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很多企業由于自身經營因素,缺乏應對匯率變化的能力,導致經營問題。對此,最有效的解決方式是擴大進出口貿易利潤的來源,簡單來講,即將利潤以其他形式表現出來。3.2及時調整進出口貿易經營策略。需要根據匯率變化去調整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的變化,應與外貿市場的環境相對應,即形成向外的策略調整,而不僅僅是被動地調整企業經營狀態。3.3加速人民幣匯率國際化進程。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進出口貿易,同時能夠有效抵擋人民幣匯率帶來的影響,可以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例如,促進進出口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的進程,這樣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會更加穩定,同時也可以提高企業處理匯率波動風險的能力,對于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另外,經濟的不斷發展才能夠進一步提高我國的整體實力,同時可以在進出口貿易中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可以確保我國的自身利益。
4結語
綜上所述,匯率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利潤、經營策略以及市場發展均有影響,我國進出口貿易要應對匯率變化,需要進一步擴大利潤來源、及時調整經營策略并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引導市場,這是保證我國匯率穩定、進出口貿易健康發展的有效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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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客觀實際看,自進入WTO以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在國際貿易中一直遭遇黃燈。在取消配額制度以后,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并沒有因此得到解放,服裝進出口貿易的自由化局面并沒有因此而出現,以歐美的發達國家為代表,我國服裝出口貿易一直遭受到設限,并且受到他們所謂的“中國”的影響,在服裝出口貿易方面一直遭受到各種限制措施。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歐美等發達國家所引起的輿論影響和示范效應,其他國家或地區也作出了一些跟風的反應,針對我國的服裝紡織產品制訂并實施了一系列限制貿易的措施,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響。
盡管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在國際貿易環境中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待遇,但是最終還是要從經濟發展的影響上尋找根源,為此,回顧我國經濟與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歷程,分析經濟發展對于我國服裝進出口的影響,有助于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行業明確自身在國際貿易中所處的位置,制訂出有效的應對措施。
一、經濟起步階段的服裝進出口貿易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我國的工業發展幾乎是零基礎,面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封鎖,在服裝紡織行業的目標是要能夠盡快地解決我國廣大人民的穿衣問題。為了盡快實現這一目標,國家立足國內現有資源,特別是依靠農業基礎,憑借天然原材料重點促進棉紡織工業的發展,兼顧絲織、麻、毛以及化纖等服裝紡織工業的發展。經過全國人民的團結努力、自力更生,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的服裝紡織行業已經發展成為具有豐富品種和齊全工業門類的產業部門,為我國的服裝紡織產業和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階段,我國服裝紡織工業的發展主要還在于滿足國內的需求,產量主要多用于自給自足,服裝進出口貿易的量非常少,出口的紡織類產品也主要是初級產品,被出口用于吸引外匯從而進口國內經濟建設所必須的物資。舉例說明,在1978年,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額僅僅是24.3億美元,這一數字在世界服裝進出口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非常微小,也由于當時我國與國際服裝紡織品貿易及世界服裝紡織行業的聯系很少,因此在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中與國際上的糾紛和摩擦也較少。
二、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的服裝進出口貿易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促使我國服裝紡織工業的發展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服裝紡織產業的發展終于走出自給自足的發展模式,從內需型的導向轉變為出口導向型。在這一時期,國內服裝紡織工業抓住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基于,不斷進行企業改革的探索和深化,引進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模式對國有服裝紡織企業進行改革,在對外方面,服裝紡織工業以增加出口創匯為契機,擴大對外開放,不斷向外向型經濟進行轉變。在經濟發展的刺激,以及內外兼顧的發展戰略作用下,我國服裝紡織行業的工業基礎得到了十分顯著的提高,服裝進出口貿易的能力也得到了持續的增強。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在1986年至2001年間,我國的服裝紡織品出口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5.4%,在世界服裝紡織品進出口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不斷攀升。到了1994年,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的服裝紡織品出口國家,并將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現在。2001年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534.76億美元,在世界服裝紡織品進出口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也從1980年的4.6%上升到了15.71%,說明在服裝進出口貿易方面,我國已經躋身成為世界服裝進出口貿易大國。
伴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能力也在不斷得到增強,服裝紡織產業的外向型特征不斷突顯,但是貿易糾紛在貿易摩擦也在不斷增加。這一階段在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所遭遇的貿易糾紛和貿易摩擦中,我國往往處于孤立而被動的境地,總結原因有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當時我國還未成為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或MFA(《多種紡織品纖維協定》)成員國,因此在進行服裝進出口貿易協定的談判中,始終無法獲得GATT或MFA的支持和保護,使我國經常陷入被動、孤立的境地,因此在迫于壓力的情況下簽訂的協議經常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第二,在進行服裝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由于缺少類似于GATT或MFA這種多邊貿易組織的監督和約束,貿易進口方經常以各種借口和理由制造貿易糾紛和摩擦,更過分地會單方面地擴大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設限額度和設限范圍,對我國的服裝類產品配額進行扣減,相 比于其他是貿易組織成員的國家,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處于明顯不平等的地位;第三,因為當時我國未成為GATT或MFA成員國,在服裝進出口貿易糾紛中無法通過這些機構解決貿易爭端,即使能夠上訴到這些機構通常也無法得到公正的裁決。
總結這一階段,在我國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情況下,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由于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地位,使我國在服裝進出口貿易糾紛中遭受了很大的經濟利益的損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三、經濟發展調整階段的服裝進出口貿易
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2002年之后,我國終于能夠以WTO成員國的身份正式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貿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于促進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為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的商機和活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極大了減輕了配額對于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束縛,使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能夠在更為廣闊和自由的環境中參與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活動,使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出口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在2002年至2004年間,我國對歐、美市場的服裝出口貿易增速達到了32.96%,在歐、美等國家的市場占有率也得到了穩步的提升。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增長和服裝進出口貿易業務量的增加,我國在服裝進出口貿易中遇到的貿易糾紛和摩擦也在迅速增加,遭遇到的設限范圍之廣、設限數量之多也是前所未見的。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統計,我國在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一年在世界反傾銷案件占了276起中的47起,數量達到了世界第一位。俗話說樹大招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世界上一些國家的警惕,無論是歐、美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紛紛把矛頭對準了中國,加大了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打擊。在這一階段,各國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摩擦和打擊主要通過五個方面的途徑進行。第一,故意將世界紡織品配額的釋放進程推遲。ATC(《紡織品和服裝協議》)規定了成員國要在1995年1月1日到2005年1月1日完成全球范圍內的服裝進出口貿易一體化進程。然而,實際情況是各國在進行每個階段的執行時,其增加的一體化金額遠遠低于數量,并未達到ATC所規定的配額追加增長要求。這種要到最后的時刻才將配額全部釋放的行為不但抑制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而且使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長期性的處在扭曲的狀態,不利于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第二,歐美等國家長期對中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實行高壓政策。這些國家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頻繁地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進行施壓,更過分地是在國際社會中肆意鼓吹中國。美國的紡織品行會還通過聯合各洲的國會力量以及紡織工人的組織對世界范圍內的紡織品貿易相關議題進行施壓,矛頭指向中國和印度。在歐美等國家的影響下,世界上共計65個國家相關行業組織簽署了《伊斯坦布爾公告》,規定世界貿易組織講紡織品配額制度延長到2007年底,極大了損害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利益,影響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第三,發達國家通過采取雙邊協定、補貼以及高關稅等各種方法和手段達到限制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目的。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統計,2003年,美國、加拿大和歐盟等國家的服裝進口關稅平均為7%到10%,甚至有達到30%的高關稅,是在所有進出口貨物中關稅最高的產品。根據國際紡織品服裝局的數據統計顯示,2001年美國的進口關稅收入中,有42%是來自于紡織品或服裝類貨物。此外,美國、加拿大以及歐盟等國家還通過雙邊協議的方式對非洲及加勒比國家以及其他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給予貿易優惠的待遇,例如免配額、免關稅等方式,這種行為一方面對于缺乏優勢的紡織業生產地區起到了扶持作用,使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格局遭到扭曲,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為了擴大面料出口,變相地對本國紡織業進行補貼的手段。由于我國并不屬于世界上的任何組織或集團,不僅不能享受到進口國的優惠待遇,還要受到進口國最嚴厲的限制,使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遭到了打擊,蒙受了不必要是損失。第四,通過各種借口和理由對我國服裝出口貿易進行設限。長久以來,歐美國家一直警惕我國的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一直保持高度的重視。在我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這些國家不斷地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進行挑釁,同時采取了各種限制措施。由于這些發達國家十分擔心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會對其國內市場造成擾亂,會對其國內經濟發展造成威脅或者損害,因此經常尋找借口講對于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制裁進行延長。這種對貿易設限的延長,使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在國際貿易的競爭中,長期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抑制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四、結束語
隨著全球經濟的持續發展,世界服裝進出口貿易也將更加自由化,更加一體化,但是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貿易保護的現象還將繼續在國際貿易的舞臺上繼續保留一定的戲份,并且將不斷地衍生出更多新的保護措施和貿易保護的相關理論,通過更加靈活而隱蔽的方法對全球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各個方面造成影響。因此,為了促進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加快世界服裝進出口貿易的自由化、一體化進程,關鍵在于保證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從而減少貿易保護的情況發生,最終使這種現象完全消失。
參考文獻:
王麗萍.紡織產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當代經濟管理,2007,(1).
對于進出口企業而言,要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必須要重視成本控制。電子商務的出現與發展,無疑給進出口貿易成本提供了下降空間。其具體表現有:傳統進出口貿易產品主要通過產品展銷會、電視廣告等方式來宣傳產品優勢,或獲取交易信息。但電商出現后,進出易雙方可直接利用互聯網對接交易信息,從而大大降低了中間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信息利用率。據美國《福布斯》提供的數據統計結果顯示,電商可為進出口貿易企業節省5%到10%的交易成本;其次,在電子商務的輔助下,交易企業對接目標客戶的可能性提升,以至于企業無需聘請過多的外部聯絡銷售員,從而為企業節省了人力成本。
2.貿易范圍擴大
電商是依托互聯網技術誕生的新運營方式。在電商的支持下,進出口貿易有效規避了有形壁壘與無形壁壘帶來的貿易阻礙,以至于本國企業能夠將貿易觸角伸向更廣闊的貿易領域。其具體表現為:進出口企業將產品信息公布到四通八達的互聯網上,并設置關鍵詞方便全球各地的客戶進行搜索。全球各地的客戶搜索、查找到頁面并查看信息,而后再直接通過網絡提供的對話窗口與進出口企業進行產品交易溝通,最后達成跨國交易;另一方面,企業直接將商品信息置人網絡拍賣平臺傳送給全球各地的客戶,進而吸引有興趣的客戶商談交易事項。由此不難看出,電商環境下,我國進出口貿易輻射范圍已從某個國家逐漸擴散到了全球。
3.貿易效率提高
電商環境下,我國進出口貿易合作已可直接利用網絡實現。具體表現為:在網絡技術的支持下,進出易雙方可直接傳送電子合同、發票、提單、信用憑證乃至保險憑證,進而使對方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收取文件并交換文件;在電商的支持下,交易雙方還可直接通過網絡實現商品訂購、商品價格談判、合同簽約、支付結算等,整個交易過程速度快,便利性強,交易時間短。由此也大大提高了我國金融、海關等各個部門的整體工作效率。
4.客戶滿意度上升
電商環境下,我國進出口企業能夠全天候與客戶進行溝通交流,向客戶輸送所需產品資料或相關信息。特別是在電子郵件與MSN等實時交流工具越來越豐富的情況下,我國進出口企業已能隨時隨地回復客戶,解答客戶的產品疑問,滿足客戶需求,從而大大提升客戶體驗,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同時,電子商務打破了各國時差帶來的貿易談判問題,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客戶都能與我國進出口貿易企業進行溝通與交流,進而提髙了客戶滿意度。
二、電子商務環境下我國進出口貿易存在的問題
1.網絡安全問題重重
電子商務是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形成的一種網絡交易方式。它對數據傳輸、交換乃至處理都有著較高的要求。特別是當下,大部分進出口企業為了方便交易,提高交易效率,都開設了網上資金交易通道。即直接在網上劃撥資金,使交易對方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收取交易資金。然而,電商在我國起步相對較晚,各項安全交易認證技術與系統都還不夠完善,各項網絡基礎建設也比國外落后。加之我國并未構建權威性信用體系,以至于進出口企業的網絡交易,特別是資金劃撥等存在較大的損失風險。此外,伴隨著計算機技術不斷發展,黑客攻擊、未授權資金中途篡改等問題頻頻出現,網絡安全問題重重。這也說明,電商環境下我國要提高進出口貿易效率,必須要先解決網絡安全問題。
2.網絡交易法規不健全
電子商務作為近些年興起的一種特殊交易方式,至今還未有標準統一的法律文獻對其進行嚴格管制。這也導致進出口貿易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具體表現有:電商單據資料是否真實并無可靠的辯偽法規可依;進出口貿易企業實行的合同雖然提出了多種書面形式,但書面形式并未有統一的規定;不同國家制定的進出易法規不同,使得進出易雙方可能產生不必要的糾紛;在合同簽訂方面,進出易雙方只能用電子簽名,但電子簽名是否屬實無法識別,且各國也未針對這方面問題提供法律依據。這些電商交易法規問題嚴重阻礙了進出口企業的正常交易,促使進出口企業在交易過程中憂慮重重。
3.電商物流未及時跟進
電子商務環境下,進出口貿易逐漸實現了信息流、資金流與物流的高度統一。其中,信息流與資金流能夠在電子支付技術支持下迅速完成,特別是無形商品,只需直接進行網絡交易即可。但實物交易則需依賴物流來完成??v觀當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物流系統還相對落后,硬件設備陳舊,功能少,更無法進行機械化大規模交易。更值得注意的是,與進出易有關的通訊設備、傳真設備等設備都還相對較差,外部引入技術昂貴,以至于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電商物流無法及時跟進。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進出口貿易嚴重受限。因此,若想提高進出口貿易效率,擴大進出口貿易規模,必須要及時解決電商物流問題。
4.網絡消費觀念落后
電商環境下,我國進出口貿易基本實現了網絡交易。交易雙方能夠直接通過網絡選購貨物并付款。然而,由于進出口貿易過程中,貨物運輸路線長,一旦抵達客戶手中的貨品質量不佳,客戶需花費大量的退貨郵寄金額。部分客戶為了減少支出,則將就收下了已破損或質量不合格的產品。但這種做法卻讓客戶對網絡進出易產生了非常不良的印象,甚至由此催生了客戶對所有電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種情況是,我國不少進出口企業對電商存在誤解,認為電商就是單純的信息查詢與方式。這種錯誤觀念,使得我國進出口貿易始終無法擴大。部分進出口企業則害怕在電商交易過程中出現不必要的資金虧損,而不愿啟用電商為進出口貿易服務。這些落后網絡觀念的存在,嚴重阻礙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進步與發展。
三、電子商務環境下解決我國進出口貿易問題的應對策略
1.引人網絡電子安全技術
電商環境下,我國進出口貿易企業若想有效規避網絡安全問題,必須要適當引入網絡電子安全技術。具體來看,可實行以下幾個措施:一、落實數字證書身份認證方式以確保交易者身份的真實性與交易的可靠性;二、引人非對稱密鑰碼技術,提高交易信息的保密性,防止交易信息被黑客技術半路攔截或泄露;三、引人數字摘要、信封或簽名等驗證方式,對所有進出口信息進行驗證;四、引人進出口貿易雙方均認可的安全電子交易協議,并做多次合同協議條款確認,充分確保交易協議安全可靠,并由此規避篡改技術帶來的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進出口貿易雙方必須要達成及時更新網絡電子安全技術的協議,以防止雙方安全防范技術落后而帶來不良人侵現象,導致企業交易虧損。
2.完善網絡交易法律機制
相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電商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因此,我國立法機構應將電商重視起來,并將電商的發展納人法制建設軌道,真正為進出口貿易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這也要求我國立法相關人員,乃至政府部門要積極關注的國際電商貿易規則、合同協議制定規則及相關討論活動,主動參與國際電商貿易標準的制定與合作活動。特別是在電子合同、簽名辯偽、電商關稅、糾紛仲裁、交易標準等方面,要逐步落實相應的法律法規,從而保障我國進出口貿易能夠在電商環境下順利發展,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
3.構建完善的物流配送體系
電商環境下,我國進出口貿易要向前發展,必須要進一步完善物流配送體系。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針對性創新跨國物流體系。對此’筆者建議,在完善物流配送體系時要積極引人跨境專線物流與海外倉儲服務兩種物流模式。其中跨境專線物流主要是指以航空包艙方式運輸貨物,抵達國外后再與當地物流企業合作進行目的國派送。這種專線物流最大的優勢是物流運送規模大,且配送范圍廣。如當前,市面已形成了美國專線、澳洲專線、中東專線多條物流專線。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物流配送方式價格比普通商業快遞低,可有效節約進出易企業的物流成本。海外倉儲服務則是指進出口貿易企業直接在銷售目的地設立倉儲地,以實現貨物分揀、包裝與派送。其具體操作為:首先,頭程運輸主要以海陸空方式將大量商品運輸到銷售目的地倉儲庫房;其次,我國進出口企業直接利用電商物流系統發送交易信息到倉儲管理部門,由倉儲部門直接派送商品;最后,本地派送部門按照上個環節提供的訂單信息,直接用當地郵政或快遞向客戶派送商品貨物。相比跨境專線物流,海外倉儲服務需花費相對較大的成本。對此,筆者建議,企業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具體分析。
4.重視電商優勢宣傳以轉變消費觀念
網絡消費是我國現代化交易發展的必然趨勢。若我國消費者依舊畏懼電商帶來的欺騙性,那么我國進出口貿易將無法得到消費者的支持,進出口貿易也將無法得到進一步發展。對此,筆者建議,政府部門必須要加大電商優勢宣傳投人,讓國民清醒地意識到網絡消費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重要性。同時,政府部門要做好宏觀調控,為我國進出口貿易打造規范化、程序化與標準化的運營環境,真正使進出口貿易企業能夠使用電商為消費者服務,防范坑害消費者現象。在企業方面,進出口貿易企業要積極參與電商操作培訓,了解電商給進出口貿易帶來的好處,并積極構建企業內部良好的電商運作環境。
從貿易結構角度看,金融危機對于加工貿易影響最大。一方面,加工貿易屬勞動密集產業,往往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一種貿易方式,一般來講,加工貿易產業鏈相對較短,加工企業所獲得的利潤微薄,企業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獲取利潤,一旦發生危機,企業往往縮減生產規模,甚至是“關門走人”;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為了轉嫁危機,美國通過美元貶值迫使人民幣持續升值,致使出口商品遭受匯率損失,大幅降低低值加工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2007年金融危機發生前,我國連續7年,加工貿易占總出口貿易額的近50%,因此,危機發生后,重創我國出口貿易。不少企業在金融危機過后,原有的加工企業不再回來,地區不得不承受由此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化的風險。從社會產業升級的角度,幾次危機的經驗表明,危中有機,危機的過程也是淘汰落后產能和粗放型產業的一個優化過程。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危機后,往往吸取教訓,進而推動產業由傳統的制造向創造,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
2.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在本國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必然會通過各種形式的限制措施來保護本國的產業,金融危機往往成為發達國家掀起貿易保護的借口,反傾銷、反補貼、技術貿易壁壘等傳統與新型貿易保護措施成為貿易戰爭的盾牌。對于以出口為導向的新興經濟體打擊沉重。貿易保護最易引起連鎖反應,制裁與反制裁使貿易保護愈演愈烈。據商務部數據,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出口產品遭遇技術貿易壁壘呈現增長態勢。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環比增長分別是72.7%、15.4%和8.9%。2012年前三季度,中國出口產品遭遇國外貿易救濟調查55起,增長38%,涉案金額243億美元,增長近8倍。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又進一步加劇了危機。
二、金融危機爆發前主要經濟貿易指標波動情況比較
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有多個方面,每一次金融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又有很大差別,但是,危機爆發前,總有一些經濟指標的波動總會體現基本的經濟規律。本文選取了GDP增長率、進出口貿易增速這兩項主要指標進行對比分析。
1.進出口貿易指數變化情況比較.
四次危機爆發前5年各國的進出口貿易指數變化,代表危機爆發年份??梢钥吹剿拇挝C中,大部分國家危機前3~4年貿易指數都發生了較大幅度的變動,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1年,泰國進出口貿易指數大幅縮減近40點。而日本和中國在危機爆發前4年進出口貿易指數便開始下行,到危機爆發前,指數縮減近20點。僅有美國1929年和2007年金融危機中進出口貿易指數基本保持平穩。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每次金融危機爆發前,各國進出口貿易指數必然呈現下降趨勢,而由于美國經濟和出口結構完善,其市場調節能力和應對金融經濟環境變化的功能較強,危機爆發前進出口貿易變化幅度有限。
2.GDP增長指數變化情況比較
四次金融危機爆發前各國GDP增長的指數變化情況??梢钥闯?,金融危機爆發前1~2年開始,各國GDP增長的指數大幅變化,日本下跌近20點,而泰國跌幅近40點。綜合可見,以進出口貿易為主要組成部分的GDP增長指數幾乎與進出口貿易指數變化同步,危機發生前即呈現出明顯的、連續性的下降趨勢。而美國1929年大蕭條和2007年金融危機發生前,其GDP增長指數十分平滑,受其國家整體經濟結構影響,美國綜合經濟能力和經濟自身調節功能使其受到危機影響有限,其經濟領域抵抗危機能力強于其他國家。
三、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經濟貿易指標恢復時間比較
1.進出口貿易指數波動及恢復情況比較
金融危機發生后進出口貿易指數(T=100)注:橫坐標T代表危機爆發年份,1、2、3、4、5分別代表危機爆發后1年、2年、3年、4年、5年。資料來源:WTO網站和各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圖4金融危機發生后進出口貿易恢復情況圖3和圖4反映了金融危機爆發對各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及進出口貿易的恢復情況。金融危機發生后進出口貿易指數顯示,危機爆發后1~2年時間里,進出口貿易增長急劇下滑,泰國在1997年、美國在1929年,美國與中國在2007年金融危機中貿易指數反映強烈,1年時間進出口貿易指數下跌20~40點,特別是美國進出口貿易從此步入下降通道,幾乎用了10年多的時間才得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與此相近的是,1989~1996年,泰國年平均出口額增長率為17.1%。盡管泰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后2年進出口貿易實現了恢復和小幅增長,但接下來的2年中出現了二次下探,直到危機發生6年后才得以恢復。中國在2007年金融危機中,進出口貿易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部分地區加工貿易遭到了近乎摧毀性的打擊,到2009年底,中國進出口貿易才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復蘇跡象。由此可見,金融危機對各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巨大,特別是,把危機前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疊加,基本可以得出金融危機與進出口貿易的正相關關系,即危機越重、持續時間越長,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越大。
2.GDP波動及恢復情況比較
反映了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GDP增長指數的波動情況,可以看出,危機發生使各國GDP的增長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危機發生2~3年后,影響更為明顯。圖6反映了各國危機后GDP恢復的情況,日本1992、泰國1997和美國2007年金融危機后的GDP恢復時間分別為1年、4年和2年,而美國1929年金融危機重創美國經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的GDP才得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整個時間超過了10年。綜合以上分析,金融危機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是全面的,其中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較大,它還影響到房地產、金融、證券、工業、商業等幾乎每一個經濟領域,最終這些因素全面的反映到GDP增長指數上。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分析百年來四次主要金融危機發生前后GDP增速、進出口貿易增速等直接反應貿易情況的主要經濟指標波動情況,并進行了相關比較研究,歷史經驗給我們如下啟示:
1.金融危機對進出口貿易存在直接而顯著的影響
通過本文的分析和對四次金融危機的對比發現,盡管程度不同,但危機發生前后臨近年份,進出口貿易都會出現顯著的波動,因此,進出口貿易指數的持續波動是危機發生的主要信號。危機發生后,特別之后的1~2年,各國出口貿易都出現大幅下滑。而進出口貿易的恢復時間也至少需要2年以上,有些國家甚至還會陷入二次危機過程,進出口貿易指數反復波動。同時,在危機持續過程中,各國貿易保護和貿易爭端加劇,進一步加速了出口貿易的下滑速度,特別是對于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新興經濟體,危機對出口影響更大。因而,防止和有效應對金融危機,優化貿易結構是重要途徑。
2.金融危機對進出口貿易產生巨大的傳導效應
金融危機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僅在貿易本身,它還據此把影響傳導擴展到與貿易相關的金融、商業、實體經濟、就業等領域,進而影響整個經濟體,較為直接的體現為GDP增速的放緩甚至是下滑,而在實體經濟領域,出口下滑導致了大量的靠代工生產的工廠倒閉停業,工人失業,原材料、機械設備,以至于工廠集中地區的商業都由此受到沖擊,這種傳導效應使得整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中圖分類號] F750 [文獻標識碼] B
從20世紀5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就取代國際借貸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國際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同時作為當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聯系也日益密切。從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吸收了大量的國際直接投資,便成為了世界上主要的也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FDI流入國[1]。并且,早在1992年起,我國連續13年成為世界上FDI總量僅次于美國的國家[2]。在2005年我國又一次成為世界上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國際直接投資地區[3]。根據統計局數據,2008年我國實際使用國際直接投資總額呈現大幅度上升,比上年增加16914百萬美元,增長了21.6%,進口總額從791460.9百萬美元增加的1132567百萬美元,出口總額增加了210237百萬美元。最近幾年,我國國際直接投資依然保持不斷增長的趨勢。到2015年,達到1263億美元,比2014年增長6.4%(按RMB算),并且僅次于美國與香港,位居世界前三。
改革開放之后,對于外資的利用,特別是大量的FDI的注入,對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外貿進出口等都有重要的影響,為了準確的權衡國際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規模的產生的效應,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資本,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時代的應對能力,促進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穩定發展,對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規模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各國經濟學家對FDI和進出口貿易的關系展開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進出口貿易之間主要體現三種關系:首先,FDI與國際進出口貿易的替代效應;然后,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進出口貿易的互補效應;最后,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進出口貿易的轉移效應。不管是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實證研究方面還是巴西、印度、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方面,均得到基本一致的結論,即兩者之間的互補效應得到更多的支持。美國經濟學家帕特瑞(P.Patrie)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進行研究得出結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存在差別,不盡相同,使投資與兩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關系、規模影響也不同。帕特瑞把國際直接投資分成三類: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以及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4]。并提出對于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則將會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即擴大投資國與東道國兩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國內學者關于FDI對于進出口貿易規模的影響相關研究都有各自的結論與代表性觀點。周愛農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均衡發展的關系;朱廷B從理論上闡述了日漸趨向一體化經濟的國際經濟環境導致了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流動的同步性[5];劉志彪從產業經濟層面揭示國際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
國內學者主要通過分析宏觀數據來進行實證研究FDI對于國際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研究整個國家FDI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相關關系;二是通過數據進行FDI總額、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在量上的回歸分析;三是通過計量模型探究某個國家或地區FDI對本國或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
二、我國目前FDI與進出口貿易規模概況描述
改革開放初期,從1979年到1984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額181.87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為41.04億美元,1985年我國實際利用了外資額19.56億美元,到1995年我國實際使用FDI總額高達48133百萬美元,到1997年增加到64408百萬美元,較1995年增長了33.8個百分點,雖然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較1997年有所降低,但在以1995為基年上看都是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6],特別在2008年達到95253百萬美元,在這一年就比前一年上升了21.6個百分點。1985年到2007年的23年時間里,增長了23倍。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貿易格局中占有的重要地位,2014年我國實際使用的FDI總額已經達到119705百萬美元。而在2015年,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穩步增長,其總額達到了了1263億美元,同比2014年增速高達6.4%。總的來說,FDI在我國包括以下方面的特點:一是來自發達國家的FDI比重不斷上升,尤其是來自歐美等發達國家的FDI所占比例增大到40%;二是FDI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流入零售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的FDI也呈現出增長的趨勢。同時,關于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與FDI流入表現出非常密切的關系。與FDI大量流入的同時發生的是我國進出口貿易額的大幅度增加,從1995年到2014年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從大約280864百萬美元增長到4301528百萬美元,其中,出口的增長尤為明顯,從148780百萬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342293百萬美元,增加了約16倍,出口額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8.05%。十以來,由于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戰略加上“一路一帶”的建設與推進,更是讓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再創歷史新高,連續三年位居全世界前列。
三、外國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規模計量分析
表1 1995-2014年FDI與進出口總額[7]
(單位:百萬美元)
注:1.進出口數據來源于海關總署。1978年為外貿業務統計數,1980年起為海關進出口統計數。2.貨物進出口差額負數為逆差。
(一)OLS模型的建立
外國直接投資對于我國進出口貿易規模的影響是極其明顯的?,F在我們對FDI對于進出口貿易規模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
分別建立兩個獨立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
Ⅰ.Y1=β0+β1X1+μ1 Ⅱ.Y2=β2+β3X2+μ2
其中,X1,X2:解釋變量,表示我國1995-2015年每年的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總額。
Y1:被解釋變量,表示我國進口商品總額,
Y2:被解釋變量,表示我國出口商品總額。
回歸系數:β0、β1、β2、β3
根據計量分析結果的相關數據可得,F1=287.034,R21=0.941,F2=287.034,R21=0.941
Y1=-1135874+24.99174X1
(-9.483386) (16.94207)
在顯著性水平α=0.01下,t1>t0.005=2.861,t2>t0.005=2.861
Y2=-1299196+28.74140X2
(-9.011578) (16.18717)
在顯著性水平α=0.01下,t3>t0.005=2.861,t4>t0.005=2.861
結論:兩個一元線性模型回歸效果較顯著
由此可以認為,外國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規模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并且,從兩個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①外國直接投資與進口和出口都表現為正相關關系,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增加一個單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進口商品總額增長24.99174個單位,即邊際進口商品總額為24.99174;②外國直接投資增加一個單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商品總額增加28.74414個單位,邊際出口商品總額為28.74414;③兩個模型的可決系數R21、R22的值相接近,所以認為兩個模型對于觀測值的擬合程度差不多。④回歸系數b2>b1,表明在一定的條件下,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流入對我國出口商品總額的促進作用大于對我國進口商品總額的促進作用。
(二)序列相關問題及修正
1.回歸檢驗
根據回歸結果,對模型進行圖形檢驗。
模型一:ê~t,êt~êt-1
模型二:êt~t,êt~êt-1
根據以上兩個模型的隨機擾動項的散點圖可以看出,隨機擾動項呈現正的序列相關,即在一定水平上,進出口商品總額不僅由外國直接投資總額決定,還受到上一年進出口商品總額的影響。
2.D.W檢驗
由表2、表3中D.W1=0.673784,D.W2=0.67085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n=21,k=2,查表得dL=0.97,dU=1.16,由于D.W1<0.97,D.W2<0.97,拒絕不存在1階序列相關的原假設,故得出存在正自相關,意味著進出口商品總額還受上一年進出口商品總額的影響。
3.拉格朗日乘數檢驗(GB檢驗)
由于D.W檢驗僅適用于一階序列相關,為了驗證模型是否存在高階序列相關,需要進一步進行驗證。
ρ階序列相關:μ1 = ρ1 μt-1+ρ2 μt-2+…+ρn μt-n
受約束回歸方程為:
Yt = β0+β1 Xt1+…+βk Xtk+ρ1 μt-1+…+ρp μt-p+εt
有約束條件為:H0:ρ1 = ρ2 =…= ρp=0,p=2
根據計量分析得到:
表2 進口模型中的相關統計量
表3 出口模型中的相關統計量
根據LM檢驗中的數據可知,兩個模型均只存在一階自相關,根據P值檢驗法和F統計量二階自相關無法通過檢驗,新模型失去意義,則表示進出口商品總額受上僅一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影響。
4.序列相關的修正
被檢驗證明存在序列相關,則需要采用適當的方法進行修正。這里利用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修正。
計量分析得新模型,X1=46031.77+0.038891Y1
(14.329) (9.8143)
R21=0.969,D.W1=2.148
X2=46259.79+0.033116Y2
(13.647) (11.258)
R22=0.966,D.W2=2.12
此時,D.W1=2.148,D.W2=2.12,大于1%顯著性水平下樣本容量為21的D.W檢驗的臨界值上限dU=1.16,接近等于2,表明修正后的模型已經不存在序列相關,則意味著進出口商品總額不受上一年進出口商品總額的影響。并且,當把進出口商品總額作為自變量,把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作為應變量時,觀測值對模型的擬合效果更好,模型效果顯著,說明進出口貿易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影響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更加明顯,更有促進效果。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增加,我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同時,不能忽視的是由于開放政策的深入實施促進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為我國帶來了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
根據普通最小二乘法研究FDI和進出口貿易之間的相互作用,建立適當的一元線性模型,研究兩者直接的相關關系。首先,探究外國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以進出口商品總額Y為因變量,外國直接投資X為自變量,對建立的模型進行檢驗。認為,在一定的條件下,外國直接投資對進出口商品貿易具有較大且明顯的作用,但進出口商品總額也受到上一年進出口商品總額的影響:然后,分析進出口貿易與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之間的影響,對建立的模型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與修正;最后,根據修正模型,證明外國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且得出進出口貿易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影響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更加明顯,更有促進效果。
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帶動我國外貿規模的不斷擴大與深入發展,同時,進出口商品的貿易還與上期的進出口貿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除此之外,進出口貿易也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呈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作用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更加明顯。FDI企業外貿是我國外貿的主要增長點,在目前我國進出口貿易環境下,要合理調整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優化市場環境,充分吸收和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以促進我國外貿經濟的穩步發展,帶動進出口貿易的適當增長。同時,堅持開放的發展政策和戰略,進一步為海外投資提供平臺和機會,使世界經濟全球化下的我國在國際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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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蕙,郭顯光.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進出口規模的影響[J].國際貿易問題,2007
[6]趙倩倩.FDI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效應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4(24)
[7]中國統計局網站[EB/OL].2016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后,我國不再單一盯住美元,而是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我國對外貿易伙伴日益增多,對外貿易規模日益擴大,我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有效提升。在當前開放經濟環境的背景下,匯率作為核心工具變量,成為影響一國宏觀經濟的重要因素,各國政府把匯率制度作為穩定經濟正常運行與發展的重要手段。由于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我國長期對外貿易順差以及因此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在這樣的情況下,匯率作為外匯市場上我國貨幣與貿易國貨幣相互交換的比率,是我國對外貿易過程中最為直接也是最為重要的調節杠桿,對商品的進出口貿易、資本的流出流入、國內的物價水平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匯率的問題一直以來就是經濟學研究的熱點領域,面對現如今我國人民幣匯制的改革以及人民幣成為世界五大支付貨幣之一這樣的全新變化形勢,結合我國的實際的情況,研究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帶來我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變化
人民幣匯率改制以來其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力明顯加強,也帶來了我國進出口貿易形勢的一些變化:1.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持續擴大。2005年是我國人民幣匯率改制的第一年,在對外經濟貿易方面已經取得了非常顯著的經濟成果,199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2366.2億美元,而2005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14219.1億美元,對外貿易的規模明顯擴大,相比于同期的2004年也有23.3%的經濟增長點。其中,進口貿易總額6601.2億美元,同比增長17.6%,出口貿易總額高達7620億美元,同比增長為28.4%,僅僅單方面的貿易規模就遠超過了1994年的全面貿易總額。而往后我國對外貿易規模持續擴大,2010年對外貿易總額就達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2012年進出口總額高達33740億美元,同比增長16.8%,其中實現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整體貿易規模和貿易形勢都非常良好;2.對外貿易依賴程度逐年增強。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和對外貿易發展的不斷深入,進出口貿易帶來的經濟增長在總GDP中所占到的份額越來越重,我國經濟發展對進出口貿易依存度越來越高,對外貿易逐漸成為我國經濟增長中最為重要的貿易形式。早在2000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僅為39.58%,在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2006年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比率高達66.52%,近幾年隨著國外經濟危機的影響和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有所回落,但總體比率還在50%以上,2013年最新數據顯示,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為63.1%,而且還在持續增長,這說明我國目前的國際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對國際貿易依賴性逐年增強,進出口貿易在國家總的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作用巨大;3.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我國的對外貿易結構在人民幣匯率變化形勢下也有著比較大的變動和調整。在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影響下,為了維持貿易的順差和持續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向第二第三產業明顯傾斜,出口產品結構也有農產品等初級產品逐步向工業精加工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轉型,以優化的商品出口結構擠占國際貿易市場。在出口商品結構中工業制成品開始占據絕對的出口優勢,同時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也在出口商品結構中占據重要的份額,而且出口商品中開始都注重科技元素的附加,實現初級加工和粗加工形式開始向高級加工和精加工方式轉變;4.進口商品結構的變化。在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作用影響下,人民幣升值實現了人民幣更大的購買力和購買價值,于是在進口的商品結構中國外的資本密集型產品成為我國主要的進口商品,尤其是國外科技先進技術領先的機電或高新技術產品在匯率變化的作用下相比以前更便宜了,當然會成為我國主要的進口方向。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收支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制以來,人民幣升值成為必然,雖然近幾年,在我國相關政策的調整控制下,人民幣的升值空間被壓縮,匯率有壓下來的趨勢,但整體的變化形勢還是上升的大范圍之內。人民幣升值,對于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來說,我國出口的商品在國外市場價格增加,國際競爭力就會相對表現弱勢,同時,國外的輸出商品也就是我國需要進口的商品在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下顯然相對便宜很多,此消彼長,很明顯會是一個貿易逆差增長的發展趨勢。
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改制現在都是以國際市場的供需關系來進行調整的,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進程的加快和國際貿易形勢的好轉,人民幣持續增值是必然的發展趨勢,這對于我國的對外貿易的發展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2005年以來,我國開始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開始比較穩定的逐漸升值,2010年的人民幣第二次匯改,人民幣升值幅度再次拉高,雖然近倆年我國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和進出口導向政策的適應性調整,人民幣穩住了持續升值的勢頭,并在硬性控制下有所回落,但相對于人民幣匯率改制之前,整體的升值幅度是巨大的。這樣的變化情況對于我國進出口貿易收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影響。每次人民幣匯率改制,都會有一個人民幣升值的估計,這種估計會對目前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一種假定影響作用,貿易順差將會縮小,貿易逆差將會同比明顯增加,這樣的預期會直接影響到當下的進出口貿易。因為各企業匯率風險意識的強烈,會主動的采取一些企業的應急措施來規避接下來一段時間可能的人民幣升值風險。預感到未來我國貿易順逆差形勢的變化,很多企業會加緊商品的出口,控制商品的進口,為變化后留足盈利空間。但其實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形勢是時刻變化的,萬一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沒有帶來預期的人民幣大幅升值或升值空間十分有限,這目前各企業對外貿易的處理措施就會打亂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步調,造成國內商品緊缺,帶來嚴重的影響后果;二是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的影響。按照供需理論的原理來分析,人民幣貶值有利于我國的對外貿易收支,因為人民幣的貶值,會大大降低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在成本上取得國際市場競爭力,增加我國對外貿易的商品出口量,與此同時,人民幣貶值造成人民幣購買力降低,又會對進口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這樣的對外貿易變化,必然會帶來貿易順差,實現國內財富的積累。反之,人民幣升值,我國的出口商品國際市場價格增加,原來的成本優勢蕩然無存,失去價格優勢的國內出口商品因為質量科技品質的相對落后會不再具有國際競爭力,而隨著人民幣購買力的增強進口貿易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但正與人民幣貶值相反,升值會帶來對外貿易的逆差。所以一般來說,理想的對外貿易形勢是保持小額的貿易順差增長,所以人民幣匯率不穩定反復調整帶來的人民幣增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就明顯了,類似我國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對外貿易的經濟依賴性又這么強,如果不能實現理想的貿易順差,對我國長遠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動造成的人民幣升值,必然會引起我國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動,只是一些商品因為價格浮動空間不大,在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下價格變化也不是十分顯著,但有些商品卻會有明顯的價格上升,這些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就會大幅減弱,為總量的出口帶來巨大的影響。而商品價格主要受匯率變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就是出口商品在國際商場的彈性需求程度,一般彈性需求較小的商品在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下價格變化不明顯,也不會造成過大的影響,但彈性需求較大商品就會有明顯的價格上漲,帶來嚴重的影響。而對于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來說,彈性需求較大的商品會為我國帶來較大的經濟利益,這樣,人民幣匯率變動造成的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出口貿易經濟利益的增加。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主體結構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動帶來的人民幣增值會帶來我國進出口不同類別商品的價格差變動,而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動會直接對進出口貿易企業帶來巨大影響。一般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市場主體有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商企業。在穩定的進出口貿易主體結構組成中私營企業是最大的出口主體,因為私營企業相對很多而且貿易形式靈活,是我國以往最為重要的出口市場主體。但是一般的私營企業規模有限,科技加工水平更是遠遠落后于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和外商企業,一旦私營企業主要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因為人民匯率調整造成價格上升,唯一的成本優勢不復存在,那么必然會對私營企業帶來難以想象的沖擊。與此同時,進口市場原料價格升高,又會增加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私營企業沒有國有企業和外商企業那么底蘊雄厚,很容易在這樣的變化影響下遇到經營危機,私營企業慢慢失去進出口貿易市場的影響力,國有企業外商企業開始發揮作用,我國進出口貿易市場主體的結構也因此而改變。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市場結構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的變動直接造成人民幣對一些國家貨幣幣種價值的變化增加,比如美國、日本、韓國以及西歐一些國家,而這些國家正是我國商品進出口貿易的主要合作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增加,直接造成人民幣在美國購買力上升,而美元在中國購買力下降,這樣以往銷售業績不錯的許多中國商品在美國就可能因為價格的上升遭遇滑鐵盧,再也沒有合適的供銷渠道。同時,以往為我國帶來巨大外匯收入的美國人民也會開始“吝嗇”美元的使用,造成中國內需影響力的減弱,當然最主要的影響還是美國作為以前中國最重要的進出口貿易市場,作用會隨著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調整而明顯減弱。不止如此,日本、韓國、波蘭等其他我國以前比較大出貿易國際市場都會逐漸縮小我國出口商品的額度,同時加大對我國國內市場的外商投資,造成我國國內企業的發展危機。這樣不僅會為我國進出口貿易帶來嚴重的影響,更會極大的改變我國進出口貿易原有的市場結構。
(四)人民幣成為世界主流貨幣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
隨著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以及人民幣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迎來重要里程碑,人民幣成為了美元、英鎊、歐元、日元并駕齊驅的世界五大支付貨幣之一,這相當于肯定了我國在國際進出口貿易中的重大影響力。這不僅意味著人民幣在未來的國際支付中會成為新常態,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來說也會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和影響。人民幣國際化使得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更加方便化和快捷化,也會實現我國進出口企業國際化對接,同時會更加穩定我國進出口的貿易結構,在原有的規模和貿易合作國基礎上更加穩定的進行擴張和進一步發展,為我國的經貿發展和進出口貿易結構帶來非常有利的影響和積極的作用,
四、結語
綜上所述,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形勢、收支情況和對外貿易結構都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和變化,總體表現來看,匯率的變動頻繁對各方面的影響都是弊大于利,尤其是對于對外貿易結構的影響,會極大的改變原有的相對成熟和穩定的貿易結構,造成國際貿易形勢的極大變化。所以,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我們要特別注意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實現其緩慢有規律的增長,注意控制貿易順差,實現我國對外貿易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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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小翠.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D].上海師范大學,2010.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6月9日
一、引言
進出口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地區)與另一個國家(地區)之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易,分為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按照類別可分為貨物進出口貿易和服務進出口貿易。改革開放初期,吉林省進出口貿易總額相對較少,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省進出口貿易總額才突破10億元大關,而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進出口貿易在全省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到2013年全省進出口貿易總額已達到16,011億元。目前,有大量學者研究我國及各省的進出口總額情況,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同時提出相應的政策措施。本文用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對1978~2013年吉林省進出口貿易總額變動進行分析并預測未來10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的是1978~2013年吉林省進出口貿易總額這一指標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2014年吉林省統計年鑒。(表1)
三、實證分析
(一)數據的平穩性檢驗。根據表1中的數據,利用eviews分析軟件進行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并最終發現:吉林省進出口貿易總額的這一數據并非平穩性數據,而是呈現出一定的線性趨勢。為了更加清楚的說明該序列為非平穩序列,我們對這一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表2)可以看到,ADF檢驗的t統計量為4.21,大于1%、5%以及10%水平下的臨界值,因此原序列不適合用ARMA模型。
(二)模型的確定。再次對原數據進行觀察發現,原序列呈現出一定的二次曲線趨勢,于是利用非平穩時間序列的確定性因素進型分析,并采用曲線趨勢進行擬合。得到最終的擬合結果并建立模型:
Tt=1629999-406152.3t+22101.41t2+et
t=(2.53) (-4.93) (9.96)
R2=0.94 ■2=0.93 F=238.73
(三)模型檢驗。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模型中t與t2的t統計量分別為-4.93以及9.96,其p值都小于0.05,因此拒絕原假設,接受備擇假設,認為該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良好,模型中R2=0.93,調整后的R2為0.93,即■2=0.93>0.8,可見模型的擬合程度也十分良好,另外F=238.73,可見F統計量也十分顯著,因此可以認為該模型通過檢驗。但是,為了檢驗該模型的信息是否提取充分,我們仍需對殘差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其分析結果見表3。(表3)可以發現,殘差的單位根檢驗P值大于0.05,因此可以認為殘差是平穩的。為了更好的說明模型的信息提取充分,再次對殘差的相關系數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圖1。(圖1)圖1顯示,殘差的序列相關圖的Q統計量的P值全都小于0.05,因此可以認為殘差為非白噪聲序列,說明模型的信息提取不充分。殘差序列的自相關拖尾,偏自相關一階截尾,因此建立殘差自相關為AR(1)模型。模型估計結果見表4。(表4)
為了能夠檢驗模型信息提取是否充分,我們對該模型的殘差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圖2。(圖2)由圖可知,自相關模型的殘差為白噪聲序列,模型信息提取充分,因此可以建立最優模型最優模型為:
Tt=1629999-406152.3t+22101.41t2+et
et=0.751et-1+at
(四)模型預測。從上述檢驗中我們知道,模型提取的信息十分充分,可以利用該模型進行相關的預測。因此,可以對吉林省未來10年的進出口總額作出最優預測,預測結果見表5。(表5)
四、結論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吉林省進出口貿易總額年度數據是一個不平穩的時間序列。從預測結果中可以發現,吉林省未來10年進出口貿易總額仍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并將在2018年左右突破2,000億元,在2023年左右接近3,000億元。這不僅有利于經濟發展,同時也創造了一定的就業崗位,拉動人民的消費以及生活水平。對此,當地政府首先要把握好長期戰略政策,利用吉林省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開辟并占領海外市場;其次,要加大宣傳力度,以便更好地宣傳吉林省,并向國外輸出產品;最后,要對特色產業進行扶持,以便占有更多的市場份額,從而吸引外資,以拉動吉林省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752.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8-000-02
前言
金融危機傳染主要包括基于國內金融泡沫化,貨幣危機向資本市場、銀行業危機轉變,進而發展成的全面化金融危機和通過具體渠道、機制使一國金融危機向其他國家或地區傳播形成的更大范圍金融危機兩種形式,本文研究的國際金融危機傳染,主要指后者,這種傳染性主要通過貿易溢出、金融溢出效應實現,凈傳染、季風等效應也可能會有所體現。
一、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傳染的體現
金融危機的傳染性是其產生、爆發、擴散和恢復等現象實現的前提,所以世界各國建立的金融危機預警系統也基于金融危機的傳染性開展,為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傳染問題產生系統的認識,筆者選擇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危機展開研究。
(一)亞洲金融危機
在上個世紀末期,我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貿易主要集中于勞動力密集的初級產品,導致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在貿易出口方面競爭性較大,在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東南亞國家和我國均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我國并未向東南亞國家那樣采取貨幣貶值政策,使我國的出口產品相比東南亞國家在價格方面存在較大的劣勢,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傳染以價格效應形式體現[1]。另外,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下,日本、美國、歐盟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嚴重下滑,而這些國家軍事我國出口貿易的主要合作國家,這直接導致我國出口收入大幅縮減,國際市場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量嚴重縮減,收入效應被嚴重的削弱,可見在亞洲金融危機傳染性影響下,我國出口貿易中價格效應明顯而收入效應嚴重下滑,這是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傳染的具體體現。
(二)美國次貸危機
雖然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前,我國的人民幣也是處于匯率逐漸上升的狀態,但由于此時世界范圍內各國,特別是與我國長期保持貿易合作的國家經濟水平也表現出上升的趨勢,所以在進出口貿易需求不斷提升的推動下,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貿易所產生的影響并不明顯。但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世界整體經濟發展的狀態發生巨大變化,國際貿易需求嚴重下滑,此時我國人民幣的匯率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進一步提升,這直接導致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開展面臨巨大的阻力,價格優勢幾乎消失,使我國進出口貿易在收入和價格效應方面均嚴重下滑[2]。另外,由于我國在開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一般貿易方式和加工貿易方式分別表現出收入和價格效應,換言之兩者分別對對外需求和貨幣匯率的浮動會做出針對性的改變,所以在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爆發后,對金融危機傳染的抵抗能力并不突出,特別是我國加工貿易方式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并不存在明顯優勢的情況下,要想繼續占有貿易優勢只能通過縮減價格途徑實現,而人民幣匯率的增值,使此途徑的實現并不存在可行性,可見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開展難度之大。
結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在國際金融危機傳染下,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效應被影響的最為突出,收入效應也被嚴重影響,使我國在國際市場中貿易競爭優勢被嚴重打擊,進出口貿易的環境整體不理想[3]。
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傳染的策略
(一)注重改善我國進出口貿易方式
在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產生的債務和失業人口數量均大幅提升,導致國際市場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量嚴重縮減,我國雖然未明顯表現出債務和失業人口方面的問題,但整體上的經濟增長狀態也并不理想,整體處于低迷的狀態。在此背景下,我國要推動貿易進出口的發展,需要在原有的以出口貿易為主導的方式基礎上,積極推動進口貿易的發展,用國內人民的產品需求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4]。另外,考慮到我國過去以勞動密集型初始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產生的附加值極低,所以在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要有意識的通過對外貿易企業引入先進的技術,提升附加值的手段,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升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際金融危機傳染的抵抗能力[5]。結合以上兩方面,可以看出,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傳染性時,應有意識的通過進出口雙向貿易方式和技術密集型增加附加值的方式提升抵抗能力。
(二)注重調整我國進出口貿易結構
我國在進出口貿易開展過程中,對美國、日本和歐盟國家的嚴重依賴,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進出口貿易受到嚴重影響的重要原因,所以要提升我國對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性的抵抗能力,需要有意識的削弱我國進出口貿易對這些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在此思路下,筆者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有意識的強化對國內市場需求的依賴,在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和強化金融危機傳染抵抗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換言之在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中,我國應對國內市場需求狀態進行合理的刺激,是國內消費規模適當擴大[6]。例如,在產品生產方面有意識的擴大國內市場需求的產品生產規模,對生產的產品分配渠道進行優化等,這一方面可以拉動國內市場需求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帶動國內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推動國民收入的提升,這在縮減國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促使居民收支平衡,推動國內群眾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均會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可見,在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調整進出口貿易結構的有效性。
(三)注重健全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政策
國家政策的引導直接關系到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抵抗能力,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政策的調整和優化:首先,我國在政策上應有意識的限制高能耗產業進入我國,而更傾向與技術附加產業的進入,使外商投資結構得到優化,在此過程中,我國政策也要有意識的將我國部分加工貿易產業向其他國家轉移,進而使我國的產業鏈和技術生產能力得到不斷的提升,進而使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產品附加值不斷的提升。其次,從稅收政策角度為我國貿易產業調整提供支持,例如,通過稅收政策強化和西部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將東、西部之間的資源優勢有機整合,進而提升我國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抵抗能力。
(四)注重優化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
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后均表現出上升的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現行人民幣匯率機制存在一定的問題,嚴重削弱我國進出口貿易過程中對金融危機傳染的抵抗能力,所以,我國應有意識的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進行調整,使其靈活性和彈性、合理性得到優化。結合國際貿易格局的發展趨勢可以發現,我國人民幣實現國際化是我國順應時展的必然選擇,所以我國在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進行優化的過程中,應有意識的對他國國際化貨幣的發展情況和發展經驗等方面參考借鑒,從中挖掘出適合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優化的有價值信息。
三、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現階段我國在開展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已經認識到國際金融危機會通過某些渠道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干擾,使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面臨較大的風險,并在實踐中有意識的通過深入分析國際金融危機與我國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針對性的非傳染渠道進行控制,提升我國的抗風險能力,這是我國在參與國際貿易過程中,順應市場環境的具體體現。
參考文獻:
[1]熊毅誠.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及其對我國的警示[D].蘇州大學,2010.
[2]孫國華.美國金融危機國際傳染機制研究[D].武漢大學,2010.
[3]謝志超,曾忠東,杜江.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沖擊的實證研究[J].經濟問題,2012,03:88-93.
[4]陳守東,劉琳琳.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沖擊――基于貿易方式視角的實證研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04:117-127+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