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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花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引言
攀枝花市,四川省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被稱作陽光花城,座落在四川西南角,金沙江和雅礱江交匯處。自1965年建市以來,城市建設已形成規模,旅游資源獨具特色: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獨具風味的飲食,濃郁的少數民族民俗風情文化,成為獨樹一幟的旅游品牌,成為攀枝花市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旅游文化的翻譯工作是使對外宣傳資料發揮作用的重要環節, 也是一個城市對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環境建設的重要體現。如何讓攀枝花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攀枝花, 有效開展招商引資、擴大對外交流和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針對目前攀枝花市獨特旅游資源的英譯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將極大地促進攀枝花的對外交流合作和提高城市的整體形象。但是由于中英旅游文本中的文化差異表現在其不同的審美、價值觀及風俗習慣等中英旅游文本在提供信息方面亦有不同的側重點。因此,在功能理論的指導下,結合中英旅游文本的不同點,,旅游文本的翻譯應以游客為中心,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導向,最終達到旅游文本的誘導目的。可以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直譯、增譯、省譯、類比等,以期增強旅游文本譯文的可讀性,最終有效實現譯文的預期功能和目的。
一、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譯
攀枝花地處攀西裂谷中南段,屬浸蝕、剝蝕中山丘陵、山原峽谷地貌,山高谷深、盆地交錯分布,地質構造復雜,森林覆蓋面積大,喀斯特地貌分布廣,裂谷、溫泉、溶洞、瀑布和河流比比皆是,為旅游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資源基礎。對于對于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譯方面,張沉香(2007)對于術語的國際化, 提出應“適當加大音譯比例”,“促進國際合作和科技發展”。
音譯不僅能夠達到簡潔和透明的作用,還是保存源語文化的最佳途徑。尊重術語體現的文化而采用音譯的翻譯方法也是現代術語翻譯的一個趨勢。以攀枝花地理地貌“喀斯特”為例,就是采用的音譯方法現已被學界多接受,然而它卻曾被中國學界采用意譯的方法改譯為“巖溶”。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世紀初由中國學者確定的“天坑”,即西方地理學學術話語中的“特大型塌陷漏斗”所描述的地理樣貌,在攀枝花也是數量眾多,大小不一。2005 年起,“天坑”這一定名獲得了國際喀斯特學術界的一致認可,漢語拼音 “tiankeng”開始國際通用“喀斯特”在中國和 “tiankeng”在國際學界的最終被接受,這體現了兩個屬于名詞文化內涵的保留,以及音譯在學術文化界的認同。
攀枝花非常有名的“格薩拉生態旅游區”主景區距瀘沽湖116公里,距麗江376公里,沿省道216線(稻攀路)前行可達稻城、亞丁,景區景觀由天坑地漏、巖溶景觀、高山草甸和彝家風情等組成。關于“格薩拉生態旅游區”的英譯資料“Gesala Ecotourism Area as a part of the Golden Triangular Tourism Area of Daocheng, Lijiang and Panzhihua is located at the juncture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該譯文首先介紹了格薩拉生態旅游區的地理位置位于稻城,麗江和攀枝花旅游金三角,位于川滇兩省的交接處。 “ It is not only the south gate of the Great Shangri-la of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unshine Ecotourism Area in west Panzhihua City.” 此句則強調了格薩拉生態旅游區的重要性,為中國大香格里拉的南大門, “the south gate”則運用了英語中隱喻的修辭手法 “metaphor” ,非常生動形象。
英國著名語言學家Lyons認為語言系統受兩種結構的制約 ,一種是 “地層結構” (structure) ,即人類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結構 ,這種結構使語言趨向一致; 另一種結構是“超結構” 或“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 ,即各個民族不同的文化結構 ,它導致各民族的語言在表現形式上呈現各種各樣的差異。 “地層結構” 表現語言的一致性 ,使世界人民的交流成為可能;而 “上層結構” 表現語言的多樣性 ,使得交流不能順利進行 ,甚至產生誤解和不愉快。有一次 ,有個外賓對接待他的主人說: “您的夫人很漂亮。 ” 主人很客氣地說: “哪里 ,哪里。 ” 譯員竟脫口而出地譯成 “Where ?Where ?” 當然把外賓裝到了悶葫蘆里。這段軼事從此也成了譯界的笑談。顯然 ,翻譯只是逐字逐詞地機械對應 ,而忽略了中西方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國人向來以謙虛為名 ,而西方人卻習慣于自豪地接受贊揚并禮貌地表示感謝 ,說一聲 Thank you。由此 ,我們可以看出 ,語言中滲透著社會意識和文化傳統。如果我們不了解外國的文化傳統也就無法真正掌握外國的語言 ,所以我們翻譯就要越過社會文化差異的障礙 ,尋找能在讀者中產生相同效果的外文。
二、 文化對翻譯的影響
1. 文化的定義關于文化的定義 ,迄今為止各國學者對它的解釋都不盡相同。但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為 ,文化 “實指一個社會所就有的獨特的信仰 ,習慣 ,制度 ,目標和技術的總模式” 。其 4 個主要特點是:完整性、 保守性、 可變性和主次之分性。了解文化的特點 ,對樹立翻譯的文化觀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 語言、 翻譯與文化作為記錄人類歷史及表達人類生活和思想的工具 ,每一種語言都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因此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它反映一個民族的特征 ,語言的發展常常折射文化的變遷。而翻譯是在譯語中用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 ,它不僅涉及兩種語言 ,而且還涉及兩種社會文化。翻譯是通過語言機制的轉換連接或溝通自身文化和異國文化的橋梁;翻譯是具有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際、 交流思想、 達到相互了解的媒介。3. 文化影響的表現方面(1) 因受不同文化習俗的影響 ,各民族表達相同概念的說法是不相同的。例如: Keep dry !請勿潮濕 ! Wet paint !油漆未干 !在此兩例中 ,英語是從正面表達 ,而漢語則從反面表達 ,這是由于東西方邏輯思維的差異導致英漢表達習慣不同的結果。再如 ,漢語說 “一箭雙雕” 或 “一舉兩得” ,而英語卻說 “一石打死二鳥” (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 。因此在英漢互譯時 ,要注意轉換表達方法以符合譯文習慣。(2) 在各種語言里 ,文化個性反映在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上。同一客觀事物 ,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價值 ,引起不同的聯想 ,具有不同的內涵。例如 ,east wind 和 west wind ,英漢兩種文化里都有對應的詞語 ,所指詞語意義相同 ,但內涵卻完全不同。在中國人心中 ,東風指春風 ,象征春天和溫暖 ,它吹綠了中華大地 ,使萬物復蘇。東風也比喻革命的力量或氣勢 ,漢語有 “東風壓倒西風” 一說 ,因而中國人偏愛東風。而英國的東風則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去的 ,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 ,所以英國人討厭東風。英國諺語里就有這樣的內容: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east , it’ s good for neither man nor beast .” (東風吹寒風到 ,對人對畜都不好)不過英國人喜歡西風 ,溫暖的西風相當于我國從太平洋吹來的東風。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曾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 “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 ,英國諺語中也有這方面的反映: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west , the weather is at thebest .” (風從西邊來 ,氣候最宜人。 )(3) 不同文化的人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都有很多不同 ,翻譯時必須作等值意義轉換 ,如英語民族的人不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 ,見面時喜歡談天氣 ,說: “Lovely weather , isn’ t it ?” 之類的話。漢語譯成 “你好哇 !” 也未嘗不可。同樣 ,在我國早有 “民以食為天” 這一吃飯問題最大的思想 ,因而吃飯問題也就成了人們經常掛在口頭的話題。人們見面時愛說 “吃了嗎 ?” 之類的話 ,在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招呼罷了 ,譯成英文只說 “How are you ?” 或“Hi !” 就行了。(4) 由于英漢兩種文化傳統和邏輯思維上的差異 ,英漢語用不同的順序來表達內容重點 ,英美人習慣于開門見山 ,先說明重點 ,表明態度和觀點 ,然后再敘述事物的原因;而中國人總喜歡先擺明事情的來龍去脈 ,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和觀點。例如 , “Many thanks for the dinner yesterday , which my wife and I enjoyed verymuch.” ( 我和妻子對昨天的晚宴感到及其愉快 ,深表謝意。 )
專欄配發的四篇文章,雖然有的取國學角度,有的以傳統文化立論,但傳遞的信息都是將傳統文化融入中小學語文教育。他們所談的國學,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載體;他們所談的傳統文化,則是蘊含國學的中國傳統文化。這四篇文章,對當下方興未艾的蘊含國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做了較為全面的觀照。執筆者均為國內著名高校資深學者,論述各有側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內功,又不乏客觀冷靜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見地,信可借鑒。張辛的《時代需要國學,民族需要國學》,以鮮活翔實的史料、縝密雄辯的思維向我們論證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在當今時代于全人類的重大意義,指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乃是時代的必然選擇。應當說,以孔子智慧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的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價值所在,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所在。為此,文章為我們指明了實施傳統文化教育的兩條路徑:讀國學經典和德性實踐,即通過重新啟蒙來傳承并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當是一種很有識見的呼吁。如果說張辛是從宏觀上呈現以國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和踐行方法,那么郭齊勇的《試談中小學國學教育》則從微觀上為我們解答了國學作為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提供了實施國學教育的具體策略。文章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剝繭抽絲,層層深入,條分縷析,觀點明晰,使讀者對國學、國學教育乃至傳統文化教育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我們十分贊同文章的觀點:“國民需要通過莊嚴的學習,理解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小學教育乃至高等學校的通識教育對一代代國民基本素養的形成與提高最為關鍵。”這無疑是一種精辟的見解。郭文還以教材為依托論述了我國國學教育的歷史與現狀,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信念、價值觀念與人格情操”,“四書”是首選載體。鑒于目前中小學包含國學在內的傳統文化教育仍處于自發狀態,現有教材良莠不齊,郭文還提出了教材選用建議。漆永祥的《中小學加強傳統文化教育的幾點建議》則進一步指出,百年來的西學東漸使我國傳統文化教育日趨式微,由此導致的中小學生高智商低情懷現狀令人擔憂。相較前兩篇文章,漆文更具體而微,從古代傳統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尋求解決當今中小學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禮儀、生活百科、知書達理、學會感恩等方面”嚴重“跛足”的對策:客觀看待“死記硬背”、咬定一部經典讀懂讀透、增加日常禮儀與規范教育的內容、重視鄉土意識與家國情懷的培植。國學熱持續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門,薰蕕同器,一時莫辨真偽。譚汝為和奚詠梅的《中小學國學教育漫議》指出,傳統文化教育須注意“去粗取精”,態度須審慎。文章還提出了中小學語文教育與傳統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體建議,包括教育應著眼于整體素質與綜合能力的培養,尤其是培養一批人文學科薪火相傳的“讀書種子”;根據學生年齡特點設置相應的課程,如小學可設經典誦讀課,中學可將傳統文化教育滲透在語文教學中;教材的編寫應遵循“取精用弘、古為今用、學以致用、循序漸進”的原則;教育中“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要使學生在傳統文化精神家園里慢慢體味、逐漸成長。這些觀點,對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有著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需要避免誤區
受這些文章的啟示,我們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母語都是這一民族傳統文化的產物,所謂真語文,一旦離開傳統文化這一土壤,就將立即失真,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毫無疑問,傳統文化本來就是語文應有之義。可見,真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融入中國的語文教育乃是常識。因此,我們贊成“融入”,但應明了“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絕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始,承載和弘揚傳統文化的國學已引起普遍重視,從民間機構的自發行為到政府的規范引領,從高校為國學“落戶”到中小學興起的經典誦讀熱潮,從學校國學課程的次第開設到社會上國學培訓班的如潮涌現,國學熱一時蔚為壯觀。在如此熱鬧的場面中,有的確實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做了不少切實的工作,但有的只營造了一種表面的熱鬧,令我們欣喜的同時未免心懷隱憂。真語文雖然離不開傳統文化,但融入傳統文化切忌浮躁。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不能搞運動,一陣風。任何學習絕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來潮就能奏效,傳統文化的學習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國的深厚情結已經喚起國人對悠久歷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么,學習、傳承和發揚這種寶貴的傳統文化,就更需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持之以恒,講求實效。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也不可趕時髦,當點綴。傳統文化是真語文的題中應有之義,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在當前的傳統文化教育中,現代傳播手段如影視、網絡、名家講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當學校把這些現代傳播方式引入課堂后,以畫面、音響、服飾、故事為主要載體的傳統文化教育以其喜聞樂見的形式為學生所歡迎,但這可能導致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視聽感官的享受上,大多無法深入理解傳統文化的內核。更何況,如果學生在時髦中跟風學樣,傳統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淪為文化快餐,異化為一碗碗心靈雞湯,若如此,承載傳統文化的國學也遂成為一種時尚的佩飾,膚淺化、娛樂化、商業化、庸俗化的傾向也必然應運而生,乃至逐漸泛濫。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更不能舍本逐末,功利化。傳統文化是國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將它融入語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領學生通過學習經典,感受先哲的思想并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構建。在具體操作時,如果指導思想不明,往往就會產生偏差。例如,當有些地方公布高考降低英語分數并調整給語文等科、高考語文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后,在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和熱議的同時,不少學生家長紛紛急切地將孩子送往各類國學培訓機構學習,為未來的高考預熱。這種試圖讓孩子通過短期突擊提高學習成績的功利化行為,一方面違背了教育的規律而使孩子產生抵觸情緒,另一方面也忽視了傳統文化的性質和意義,背離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絕非替代除非是正式開設的傳統文化課,在學校語文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就絕對不是以傳統文化替代語文教育,以致將語文課上成文化課。在語文課中,傳統文化的融入和滲透不能喧賓奪主。真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但理所當然地杜絕忽視語言文字的傾向。語文,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更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學語文,語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關的一切,包括傳統文化,均蘊含其中。在語文課上,傳統文化只能在語言文字中融入和滲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語文課上教讀的是傳統文化經典名篇,也不能脫離語言文字,光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引導感受和賞析,以致忽視了語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動的妙用。若有意無意地將語文課文異化成敲門磚,引出傳統文化內容就借題發揮,遠離語文而過度延伸,海闊天空地大談文化,語文就會隨之失真。這種課由于本末倒置,缺乏對語言文字學習的點化,語文因素難免會被淡化、虛化,最終與真語文失之交臂。在語文中,語言文字作為工具和載體,表現為語文的形式;傳統文化作為產物和載物,蘊涵為語文的內容。語言文字的形式和傳統文化的內容就像一葉花瓣的兩面,誰也離不開誰。因此,要在語文教育中正確地融入傳統文化,就必須是語言文字和傳統文化兩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無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盡管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但若脫離語言文字過度渲染傳統文化內容,就會使語文課發生質的變化,漸漸遠離真語文。過猶不及,萬勿過度。那么何以為度?切合實際的“三維目標”便是參照系。凡是超越或影響整體目標、喧賓奪主的內容,就應忍痛割愛、斷然芟除。就質而言要“容而無痕”。盡管把握了度,但若語言文字與傳統文化機械相疊、生硬割裂,或牽強湊合、貌合神離,也仍是各自為政的兩張皮,而不是容而無痕。所謂蘊藉不露、涵泳感悟、滲透熏染、潛移默化,才是容而無痕的真語文教學功夫和育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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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吉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出版周期:年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長春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
國內刊號: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2006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二、《西游記》兩個英譯本的跨文化比較
截至目前,《西游記》有兩個最全的譯本。第一個將這項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華人、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和美國神學院教授余國藩(An-thony)。全譯本歷時14年,共分四卷,譯名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并同時在英國倫敦推出。而緊隨其后英國漢學家詹納爾(W.J.F.Jenner)的第二個全譯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著問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冊,再版時又分為四冊本和六冊本。兩個全譯本的連續問世可以說是世界范圍內的一項文化盛事,受到了當時的文學界、文化界、翻譯界乃至宗教界等多個領域的廣泛關注,在英語讀者中也得到了積極反響。
(一)兩個譯本的成書背景
在兩個全譯本成書之前,《西游記》英語譯介都是以節譯本、縮譯本或選譯本的形式出現的。“假如要詳細研究兩種文化對翻譯作品做成的引力,我們當然不能撇開其時代背景及譯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說要同時顧及宏觀的文化氛圍和微觀的個人背景。”[3]11全譯本推出的時候,中國已經實施改革開放,對外經濟的開放也意味著文化的開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謝天振在回顧中國20世紀文學翻譯史時總結說:“從1977—1979年,無論是重版舊譯還是新譯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認為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近現代作品。翻譯出版社選題基本上還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譯選擇規范為標準。”[4]“文學翻譯必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由主管機關和各方面統一擬定計劃,有方法、有步驟地來進行。”[5]508這就是當時的規范標準。詹納爾版的全譯本是在1977年前后開始啟動的,無疑為成書的歷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腳。他于1962年從牛津大學中文學習結束以后就來到中國,連續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譯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國專家的身份為國家外文局從事翻譯服務。接受《西游記》翻譯任務之前,他在本國內已將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動畫片《大鬧天宮》的電影腳本翻譯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來他在《西游記》翻譯后記中說道:亞瑟·韋利的譯本《猴》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縮譯本,激發了他對《西游記》與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由此可見,詹譯本的出現是歷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訴求、政府的委托與個人興趣的共同結果。再來看余國藩的全譯本。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就是英國本土人士的翻譯作品在中國出版,而華人的翻譯作品在海外出版,這種現象恰恰說明全世界當時對中國是怎樣的一個關注度。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社來說,把住時代的脈搏是保障其商業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這個時候出版《西游記》全譯本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從余譯本的成書過程來看,出版社或其他機構并沒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國藩的全譯本的先決條件是他在香港長大的背景賦予他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傳統文化的修養,在美國求學教書的經歷成就了他在西方語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誘因是他從小就愛讀《西游記》,當看到亞瑟·韋利的縮譯本“對語言根本性的改寫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滿與痛心,并公開提出了批評與質疑。另外,余國藩在譯文的序言中說《西游記》是最受歡迎的中國小說之一,而且東西方學者也對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現諸多不同的譯本,但是譯者都是西方人沒有一個中國人,“除了1959年的一個俄文全譯本之外,還沒有一個全譯本適時地介紹給西方讀者”[7]40。由此看來,余國藩的全譯行為也是時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種個人選擇,而這種個人行為是基于他作為海外炎黃子孫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歷史責任感和文化自覺。
(二)譯者翻譯策略的比較
語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譯的可能性,而語言文化的差異性導致了翻譯的必要性。文化專有項是翻譯中的主要問題,因此,選擇哪種翻譯策略來有效傳達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也直接關系到翻譯的結果,“翻譯已被越來越明確地視為一個決策的過程”[8]。《西游記》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說儒道釋三種宗教文化的綜合呈現,單是形形的各種制度文化、哲學神話、物質用具、風俗人情、習語方言、詩詞歌賦等等,匯聚一處就足以顯示該書翻譯的難度與高度了。兩位譯者在譯文中皆顯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轉換能力,而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也表現出不同特點與傾向。出于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國藩在照顧到一定程度的可讀性基礎上,翻譯策略的選擇總體是傾向于著名翻譯學研究專家、美籍意大利人勞倫斯·韋努蒂的異化策略的。他認為,隨著時間的遷移、交流的加深、知識的增加,許多不可譯的內容會變得可譯,那種只看重可讀性而舍棄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簡約主義,是“不可饒恕的歸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譯文中對文化內容大多采取忠實直譯加注釋的具體措施來拆除文化障礙,“每頁差不多都有半頁的篇幅作注解”[6]18,就連“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來歷也解釋的清清楚楚。另外,為了加強讀者對原書的了解,他在譯文的前言中敘寫了篇幅達62頁的導讀內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書過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紹以及研究現狀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錄中都標出注釋的參考出處,橫跨經史子集和一些學者的相關著作,足見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這樣一來,評、譯、注的結合就為余的全譯本添上了一層濃厚的學術色彩與人文關懷。詹納爾的全譯本是中國開放之初在政府部門委托下進行的,當時的初衷主要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外推出一些有進步意義的名著作品,在傳播文化的同時,作品的可讀性還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納爾的母語文化背景對英語讀者閱讀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呈現異化與歸化并重、可讀性與忠實性并存的特點,而不是過多地在學術性效果上下功夫。這可以從他的翻譯后記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對我來說不是擔心自己的翻譯怎么樣,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豐富無窮的觀察力與創造力就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了。我在翻譯中獲得的這種樂趣如果我的讀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9]2341-2343所以為了讀者閱讀的流暢性與愉悅性,詹納爾也沒有像余國藩那樣做出那么多的注釋,雖說他在附錄中也提供了一些原書有關的研究著作書目,可這不過是出版作品的一種常規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嚴肅創作態度,再者也是為感興趣的有心讀者進一步延伸閱讀提供幫助。
(三)譯本讀者接受的比較
“譯入語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在我們判斷一個譯作的價值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6]22兩個譯本的先后問世,既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也受到了普通讀者的廣泛歡迎。在余譯本的第一二兩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紐約書評》發文大力贊揚:“余用一種既忠實于原文又可使英語讀者理解的方法將精妙深奧的原文翻譯出來。他甚至將其中難以處理的詩詞也全數譯出,借助這本真正意義上的全譯本,那些熟悉亞瑟·韋利縮譯版的讀者終于能夠領略到原小說的博大豐富,定會驚嘆不已的。”[10]西游記研究專家、哥倫比業大學夏志清教授給予余本充分贊譽,認為是對英語世界文學的豐富和補充。普林斯頓大學普萊克斯·安德魯教授(PlaksAndrew)認為詹的譯本“沒有學術機械感,非常具有可讀性”[11]283。由于學術條件與區域范圍的限制,筆者沒有找到確切的西方讀者對兩譯本的評價資料,但是借助互聯網查到了美國最大的圖書銷售網站亞馬遜網關于兩譯本當前的銷售情況,并且看到了讀者的評價。西方人的良好的學術習慣使得他們在網站上的評價往往不是三言兩語而是以不少的篇幅嚴肅、客觀地寫下自己的想法。筆者認為這就是描述兩譯本在海外接受情況的最直接最鮮活的數據。從網站上提供的數據看,余譯本的銷售排行第53399名,遠遠超出比詹的譯本的第224822名,這里要說明的是后者的譯本是亞馬遜的引進版,所以上架時間不同這里不作為比較依據。從譯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從寫評價人數的活躍度看,余版27人遠低于詹版的60人。購書的讀者大多都給予兩譯本肯定的評價,其中一個叫Luke的讀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長達732字的關于這兩個譯本的評價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簡單介紹了兩譯本的出版與譯者的情況,然后評價說詹本語言地道易懂,注釋不多可讀性強,高中水平就可以閱讀;余譯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實,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隸)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犧牲譯文的可讀性,不過余本更嚴肅、更有學術性。他最后總結說,兩個譯本翻譯水平不相上下,難分高低都值得推薦,如果讀者傾向于忠實性,余本是首選;如果讀者傾向于語言地道故事流暢性,詹本是首選。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讀者對待中國文學的態度已經“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不聞不問”[6]17改變為熱情而又理性的接受,當然這既要歸功于《西游記》自身非凡的藝術魅力,也要歸功于兩位譯者的嘔心瀝血的付出。若從比較的角度來說,兩個譯本在學者中的認同度與讀者中的受歡迎度確實是各有千秋、難分伯仲。
另一方面,進一步分析群眾對文化館認同感降低的原因后得出,文化館本身服務質量也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如上文述及,當代群眾對生活質量水平的追求在不斷提高,也就決定了群眾對服務水平的追求也在不斷提高。因此,在更多選擇的前提下,文化館沒有不斷提高員工的素質和能力,沒有針對自身服務質量和水平做好工作,使得文化館自身的競爭力在不斷下降。在這種背景下,群眾自然更愿意選擇能夠提供更高質量服務的場所進行文娛活動和學習,更愿意選擇一個能夠讓自己感到更加舒適和歡愉的場所進行這些行為。因此,文化館自身服務水平有待提升也成為影響其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發揮效力的主要原因。
二、如何高效發揮文化館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一)進一步發揮文化館職能。從文化館自身的職能來說,其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舉辦各類展覽、講座和培訓,為群眾普及科學文化知識,開展社會教育,提高群眾文化素養。第二,組織豐富的文娛活動,指導群眾業余文藝團隊建設,輔導和培訓群眾文藝骨干。第三,建設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服務點,開展數字文化信息服務。總的來說,文化館的職能主要是提供群眾的文化素養,并且對能夠提高群眾文化素養的各種活動進行幫助和扶持,也就是為群眾各種文娛活動提供場地上的支持以及技術方面的指導。因此,要高效發揮文化館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的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進一步發揮其自身的職能。文化館必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自身的職能進行加強,強化各種職能所所帶來的效力,而不是削弱自身智能。只有發揮更強的職能,才能夠提高群眾對其的認可度,才能夠達到提高效力的目的。
(二)加強對自身的宣傳。同時,文化館在進一步發揮自身職能的基礎上還應該加強對自身的宣傳,其目的在于擴大自身在群眾中的影響力,要讓更多群眾知道文化館、了解文化館、愿意到文化館中學習和參觀。如上文述及,特別是針對于年輕的群眾,其甚至不知道文化館的存在。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文化館的職能如何強化,也無法讓群眾感受到。因此,文化館可以積極組織豐富有趣的活動,如能夠吸引年輕群眾的科學展覽或者能夠吸引兒童的活動等等,并且加大宣傳,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從一定程度來說,文化館所舉辦的活動,如展覽和培訓在形式和內容上無法吸引群眾,這是導致群眾對其認同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化館必須在加強自身宣傳的基礎上,從文化館舉辦活動的內容方面入手,必須讓群眾認為參觀文化館能夠獲得確切的收獲,才能夠促使群眾愿意來到文化館,才能夠發揮其自身的職能,最終達到提高其在群眾文化工作中作用的終極目標。
(三)加強員工隊伍建設提高服務質量。最后,文化館必須要不斷加強員工隊伍的建設工作,不斷提高文化館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為群眾提供覆蓋范圍更廣、更具有價值的服務。一方面,文化館提高了自身的服務水平和質量,能夠為群眾的參觀、學習和活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幫助,才能夠提高群眾對其的認同,達到吸引群眾的目的。另一方面,隨著文化館服務質量的提高,其對群眾的學習和成長也有更好的支持,才能夠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發揮更強的職能。
二、以人為本,實現公益文化服務的全面覆蓋
公共文化服務強調文化“公平性”,何謂“公平性”,即確保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面向全體公眾,確保每個社會階層和群體都享有文化服務的權力,確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務的果實。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聲下,切實維護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已成為一種現實需要。要實現文化共享,就要讓文化服務“低門檻”或“零門檻”,不讓一個人因費止步,確保所有人都有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這是我們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思路。但我們在提倡文化公平,無償服務的過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現實問題,市場經濟下群眾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運動規律,活動經費的短缺仍是影響群眾文化工作開展的重要因素。無償服務,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公益性需要堅強的物質基礎。與圖書館、博物館相比,文化館在公共文化服務中,堅持無償服務的情況更為復雜,圖書館每年都有固定的購書經費,而文化館的陣地建設完全靠自給自足,陣地開放必須面對添置器材、支付教師工資等一系列現實問題。歸根結底,實現文化公平、無償服務,依賴強大財政力量的支撐。
三、上下聯動,彰顯公益文化服務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個封閉的圈子,文化具有輻射、滲透、影響等功能。在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過程中,要發揮文化館在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帶頭作用,建立以文化館為龍頭,上下聯動,左右通達的合理科學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水上舞臺周周演活動是武進地區一項頗具影響力的品牌文化活動。武進文化館在承辦這項活動時,與政府各條戰線聯動,有機地把文化、財政、科技、建設、衛生、勞動等部門的力量進行整合,把政府各級部門推向文化建設的前沿陣地,讓他們到周周演這個文化平臺上一展風采。為了保證演出質量,文化館無償為參演單位提供藝術指導和服務。水上舞臺的這種做法是是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和實踐,在武進文化館的協調組織下,各條戰線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務工作不斷推向深入,這也是武進的公共文化服務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費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安徽城鄉居民文化消費雖呈現出增量趨于加速、產品趨于豐富、服務趨于多層等良好態勢,但也存在與全省城鄉居民對文化消費日益增長的期求,以消費拉動文化發展的需求,統籌城鄉發展、推進文化強省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等狀況。
(一)在消費總量上,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費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費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質量的綜合性指標。根據國際經驗,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文化消費會快速增長,人均GDP接近或超過5000美元時,文化消費則會出現“井噴”。據統計,2013年安徽全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9038.87億元,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理論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費應進入快速增長的“井噴”階段,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從統計部門的數據來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鎮居民的文化消費支出占全部消費比重均超過7%。2012年,居民文化消費總體增速為9.24%,小于12.1%的經濟發展速度。
(二)在消費水平上,存在區域間、城鄉間和群體間的不平衡
一是區域間文化消費不平衡。安徽各市間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水平差距較大,從文化消費支出占消費性支出比重來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蕪湖市達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個百分點。2013年安徽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達到2411.16元,最高的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資源擁有方面,2012年阜陽市公共圖書館圖書總藏量56.46萬冊,居全省第12位,僅相當于全省總藏量的2.49%,約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數卻占全省總人口數的14.9%(常住人口數約占全省的12.8%)。二是城鄉間文化消費不平衡。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消費支出明顯落后于城鎮,2013年蕪湖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是2456.06元,其農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為610.84元,僅是城鎮的1/4。三是不同群體間文化消費不平衡。需要引起關注的農民工、下崗職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文化消費水平堪憂。安徽是農民工輸出大省,農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務偏少,業余文化生活總體單調,文化消費能力、消費時間、消費頻率等方面問題較多。
(三)在消費結構上,新興文化消費發展不夠
文化消費結構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費支出中各項消費資料的種類和比例關系,是反映一定時期內城市居民文化消費狀況的重要標志。文化消費結構一般被分為較低層次和較高層次兩種,前者是指娛樂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費,后者是指發展性、知識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費。從近幾年的文化統計年鑒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娛樂用品消費遠低于文化娛樂服務消費,具體表現為看電視、聽廣播、閱讀報刊雜志和上網是主流文化休閑娛樂方式,而涉足欣賞藝術演出、創意手工制作、繪畫、收藏等文化活動的居民相對較少。從全省來看,城鄉居民的文化消費品種還比較單一,消費層次整體不高,新興文化消費發展力度有待增強。(四)在消費供需上,有效供給矛盾突出制約安徽居民文化消費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較為嚴重的供需矛盾。從供給來看,近年安徽實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斷增強文化產品供給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費產品總量供給不足的問題并未根本解決,如一些鄉村文化站、農家書屋、活動中心雖然硬件設施較為齊備,但存在著圖書種類少更新慢、文化產品單一陳舊、文化活動匱乏等問題。目前,安徽縣級電影院屏幕總數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縣有數字影院,遠未滿足縣城及周邊農村消費者的需求。從需求來看,部分文化產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費能力,特別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費,如音樂、舞蹈、戲劇、美術、藝術品收藏等,在價格上都高于普通民眾的心理預期。文化產品還存在結構性矛盾。政府推進文化消費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廣播電視、書報雜志等傳統文化產品,對新興的文化消費需求呼應不夠,對特殊群體文化需求重視不夠。
三、推動安徽文化消費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加大產業扶持力度,增強文化產品供給能力
安徽文化產業發展要堅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勵、靠政策支持,在認真落實中央政策的同時,借鑒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經驗,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規劃,出臺高水準、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和促進服務業發展政策措施,在文化產業政策法規、公共服務平臺、投資融資體系、人才培養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強文化產品的供給能力,要進一步發掘安徽豐厚的文化底蘊,提倡創作體現徽風皖韻的原創性作品,制作既體現安徽特色又適合新媒體傳播的文化精品,分類打造面向市場、面向全國的一流文化產品品牌、文化節慶品牌和文化園區品牌。同時,應加快文化產業園區建設,皖中、皖南等文化產業先發地區,可整合現有文化產業資源,實施大項目帶動戰略,以實現產業集聚效應,推動產業做大做強。皖北地區城市應根據各自優勢,建好文化產業園區、文化產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項目等文化載體,重點打造淮北洪莊文化創意產業園項目、淮南志高動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態園、蚌埠星宇文化創意產業園、宿州神游天下動漫產業園等重點項目。
(二)發展新興文化業態,培育多元文化消費主體
在安徽當前的經濟條件下,擴大文化消費,一是要特別重視適應數字化、網絡化發展的新形勢,培育新型業態。扶持計算機網絡和手機等新型傳播載體帶來的新媒體、新業態,力爭形成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互相融合、共同發展的格局。二是圍繞建設動漫大省的目標,著力發展動漫產業。謀劃并建設以合肥、蕪湖兩個國家級動漫基地為龍頭,輻射帶動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動漫產業集群點的動漫業發展新格局。三是加快產業融合發展。積極推動文化產業與工業、農業、旅游、體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產業產品的附加值。四是通過開展文化課堂講座、藝術鑒賞培訓以及在媒體開辟文藝評論專欄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傳,尤其要加大對文化品牌的廣告宣傳力度,重視文化形象包裝,激發消費者旅游、購物、經商的熱情,引導人們轉變文化消費觀念,提升生活文化內涵,釋放文化消費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優化文化產業發展環境
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費的支撐平臺,滿足人們最基本的文化需求,進而幫助人們提升文化層次。同時,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則,加強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向廣覆蓋、高效能轉變。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益性,它決定了必須建立起同政府財力相匹配、同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相適應的投入保障機制。同時,還要積極引導社會力量通過資助項目、興辦實體等形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讓服務多元化、社會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性,決定了必須堅持向城鄉基層傾斜。繼續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解決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時,要抓住新型城鎮化建設這一契機,把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城鎮總體規劃,與土地利用、交通建設等相互銜接,建設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
丹田集團要求員工對事業要勤奮創新。
勤者,勞也,勞而不懈謂之勤。
任何事業最基本的成功條件是勤奮,不為色述,不為音惑,才是勤奮。
然勤奮之外,必有創新事業才能成就。
無中生有謂之創,破舊代之謂之新。創新就是做前人他人不為之事。
要創新就必須學習,掌握知識,掌握信息才能創新。
對企業"忠誠、奉獻"
丹田集團要求員工對企業要忠誠奉獻。
忠者,不二心也,誠者,不說謊也。
忠誠是全身心的投入奉獻是忠誠的結果,只有忠誠才能奉獻。
若買賣等價,生意便沒利潤若每人所得為所做企業便沒有了精神贏馀。
丹田人的奉獻的集合體便是丹田集團的精神財富。
對同事"忍讓、協作"
丹田集團要求員工對同事要忍讓、協作。
忍是東方文化的一種崇高境界,"上善若水"講的是忍。
忍就是在自我中容納他人,忍京劇是經常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想一下問題。
能忍則裕,能忍則寬。
協作是組織社會的基本要求協作是獲得團隊力量的最廉價投資。
對工作"完美、卓越"
丹田集團要求員工對工作要做到完美卓越。
完美是無懈可擊如玉無瑕的境界。
對工作要求完美是一種往極限的追求和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