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結構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市場結構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外開放主要包括引進外資、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其結果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逐漸融為一體。因此，對外開放過程實質上也就是市場國際化過程。而市場國際化對決定市場結構的規模經濟、進入壁壘和市場集中這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集中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國際化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了巨大的潛力。規模經濟要求企業的生產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并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單位產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業只在國內市場上追求規模經濟，就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

1．國內資源可供量的限制。因為一國的資源往往存在相當程度的稀缺性，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有可能因獲取資源的代價太高反而使產品的邊際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無法獲得所需的大量資源。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后，就能以較低的價格得到所需的資源，以擴大生產規模，實現規模經濟。例如，目前上海“寶鋼”所需的鐵礦石90％以上來自澳大利亞等國，其規模經濟的實現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很大。

2．國內市場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時期內，一國對任何產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業若一味追求擴大生產規模，往往會造成產品嚴重供過于求，迫使企業又不得不縮小其生產規模。而在廣闊的國際市場上，產品的需求量就會大幅度增加，從而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突破了產品需求的制約。

3．國內技術水平的限制。生產能力的擴大通常是以技術進步為推動力的，企業在擴大生產規模時總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術。而一國的技術水平不可能在每個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在那些技術水平較低的產業中，企業追求規模經濟就會受到生產技術的限制。這對技術總體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為突出。企業通過國際市場引進高效率的新技術，提高生產能力，就能較充分地發揮規模經濟效益。總之，市場國際化突破了國內市場的種種限制，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國際市場的進入壁壘具有多層次的特點。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許多不同規模和層次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并大有繼續發展之勢，這意味著世界經濟將進入區域一體化、集團化新階段。歐洲經濟共同體于1993年1月就宣布建立在12個成員國之間的商品、資本、勞務和人員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并設想在21世紀中期，把歐洲經濟區擴展到東歐和南歐的周邊國家，把歐洲建成“全歐洲經濟聯盟”；1992年12月，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簽署了《美加墨自由貿易協議》，標志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1989年11月，亞太地區12個國家的部長在澳大利亞的堪培拉舉行首次會議，組成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92年1月，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達成了“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形成“東盟自由貿易區”。由于“東盟”成員國也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因此，兩者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區域性經濟組織。此外，還有不少新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尚處于醞釀或籌建之中。各種區域性經濟組織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在成員國之間降低甚至消除相互之間的進入壁壘，加強經濟合作，而對非成員國則形成新的區域壁壘，如歐洲共同體（歐盟）達成建立西歐統一市場協議后，先后制定了限制紡織品進口、保護西歐電子產品市場、提高進口產品關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時，從70年代末開始，在80年代普遍化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在90年代將繼續發展，世界主要工業國家為擺脫經濟“滯脹”、高失業率和貿易逆差急劇上升的局面，紛紛制定各種國際貿易保護政策和措施，對外國產品進入國內市場設置很高的進入壁壘，從而在國際市場上便形成了“大區域進入壁壘小區域進入壁壘特定國家的進入壁壘”這樣一種多層次、復雜的進入壁壘體系。

（三）國際市場的競爭將是跨國公司寡頭主導型競爭。由于國際市場為企業充分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了可能，同時，在國際市場上形成了多層次的進入壁壘，這就使僅靠對外貿易很難開拓國際市場。因此，80年代以來，經濟發達國家紛紛以跨國公司為載體，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設立境外子公司，利用當地資源組織生產，并實行就地銷售，從而使對外直接投資取代了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對外貿易，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主力。就市場集中度而言，據美國《幸福》雜志的有關資料，早在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跨國工業公司的銷售額為5萬億美元，相當于整個西方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1／4左右。1992年在全球2萬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占主體，僅占1％的大型跨國公司，其對外直接投資額就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0％以上。而世界最大的幾百家跨國公司分布在各主要產業中，特定產業被少數幾家寡頭企業所壟斷，這就意味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將是跨國公司寡頭主導型競爭。

二、中國市場結構與市場國際化不適應性分析

市場國際化把我國企業逐漸推向國際市場大舞臺，而從國內市場競爭到國際市場競爭的轉變，要求相應地調整我國的市場結構。但就企業自身而言，有一個相當時期的適應過程；就國家宏觀管理而言，有一個探索、總結、不斷完善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國市場結構存在著與市場國際化不相適應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企業規模偏小，難以形成規模經濟。這突出地表現在那些規模經濟明顯的重化工、電子等產業中，例如，根據目前的國際標準，汽車工業中單個整車生產企業的最小經濟規模為40萬輛以上，而目前我國整車生產企業有120多家，超過美國、西歐和日本廠家的總和，但年產超過10萬輛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眾3家。據統計，90年代初我國有鋼鐵企業1598家，約占世界鋼鐵企業總數的1／3，而我國的鋼產量只占世界鋼產量的1／10。這些都反映了我國企業分散、規模偏小的現實。不僅如此，我國參與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又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企業的總體平均規模很小。例如，在1990年我國500家最大的外貿企業中，進出口額在1500萬至1億美元的就有357家，占71．4％。這同經濟發達國家的情況相比較反差很明顯，這些國家為了保證企業擁有足夠的國際競爭力，非常重視“企業規模效應”，其跨國公司的規模往往比國內其它企業的規模大得多。可見，我國企業的規模本來就較小，而參與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又大都是中小型企業，這兩重因素必然導致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因企業規模小，難以實現規模經濟而缺乏國際競爭力。

（二）國內企業間的競爭度過高，內部摩擦大，交易費用高。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我國的外貿經營權逐漸下放，這對加快我國市場國際化進程的推動作用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國內企業之間競爭激烈，造成很大的內部摩擦。這在出口方面表現為，同類產品在向同一國家或地區出口時，多頭對外，為了搶奪生意而對外競相削價；在進口方面，則多家進口企業競相抬價，相互爭奪貨源，其結果是讓外商從中漁利。在引進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方面也存在類似情況，過度競爭現象十分嚴重。同時，由于我國許多剛開始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過去同國際市場基本處于隔絕狀態，不了解國際市場行情，缺乏國際化經營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這些企業單槍匹馬進入國際市場，需要花很大的代價去熟悉市場環境，收集國際市場信息，尋找顧客，簽訂并執行交易合同。而且，由于單個企業的貿易批量小，單位產品的運輸費用和購銷費用就高，因而一筆交易的交易費用很高。

三、市場國際化條件下優化中國市場結構的基本戰略

基于對市場國際化給市場結構帶來的影響和中國市場結構現狀與市場國際化不適應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市場國際化要求我國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具有相當的經濟規模，并降低國內企業間的市場競爭度，形成協同競爭格局，以實現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競爭；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卻規模偏小，企業間存在過度競爭，內部摩擦大，與有效競爭相差甚遠。因此，在市場國際化條件下，優化我國市場結構的基本戰略思路是：培育一批經濟實力雄厚、具有國際水平的大型企業，作為跨國經營的主力，以充分發揮國際市場所提供的規模經濟潛力；適當提高進入壁壘和市場集中度，降低國內企業間的競爭度，減少內部摩擦與交易費用，以協同競爭力，沖破國際市場上的多重進入壁壘，增強與國際寡頭壟斷企業的競爭能力。為此，需要研究以下兩個具體戰略問題：一是我國如何形成大型企業；二是在特定產業如何確定國際化經營的核心企業，以協調產業內各企業間的關系。

（一）形成我國大型企業的主要戰略及其途徑。借鑒當代經濟發達國家大型企業的成長經驗，我國可采取水平一體化、垂直一體化和混合一體化戰略以形成大型企業。這三種一體化戰略不僅存在各自的經濟性，而且具有層次性。作為大型企業的發展戰略，水平一體是垂直一體化的基礎。通常，企業規模的擴張是從水平一體化開始的，由于企業可利用原有技術和管理經驗，在原來的業務范圍內擴大其規模，故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但企業通過水平一體化達到一定規模后，要進一步發展成為大型企業，就需要進而實行垂直一體化。如美國，大型企業形成的歷史就是把大規模生產過程和大規模流通過程結合于單一企業中的歷史，到1917年，在資產額為2000萬美元以上的美國企業中，將近90％的企業是經由垂直一體化而形成的。而在經濟波動幅度和頻率日益增加的今天，企業要保持原有的市場地位并持續發展成為大型企業，就要求企業努力分散經營風險，穩定企業收入流量，這就迫使企業采取混合一體化戰略。同時，當今跨國經營的迅速發展，要求實行跨國產業經營的大型企業作為物質載體，這也刺激企業采取混合一體化戰略，以最終形成經濟實力雄厚的國際化大型企業。

篇（2）

ΔPo

糧食如果漲價，人們對它們的需求量不會減少很多，如果降價，人們對它們的需求也不會增加多少。糧食的價格比較低，即使上漲一倍，人們對需求量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因為這筆支出在人們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漲價不會影響個人總的經濟狀況。糧食保護價格在一定時期可以促進糧食經濟的發展，一些國家使用這個政策也起到了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種一定時期的經濟政策。

糧食支出在人們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較小，價格彈性就小。糧食作為商品，從長期看，其價格彈性就大；如果是短期，價格彈性就小。糧食漲價，短期看，人們會注意節約糧食，但不會節約得太多，從長期看，這種節約對糧食需求量可以進一步減少。時間長，消費者就有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來改變他們的愛好和技術條件去使用替代品，其價格彈性就大。反之其價格彈性就小。

2.糧食定價時必須考慮產品的價格彈性

不能把價格定在非價格彈性需求上，如果定在非價格彈性需求上，就不能實現企業利潤最大，這個時候應當提高價格，提價不僅不能增加總收入，還能因產量減少總成本支出，從而使企業的支出相對穩定。糧價連百價，糧食價格每漲0.01元，全社會商品價格漲0.20~0.26元，導致糧食經濟的馬太效應。

恩格爾系數的研究告訴我們：當社會人均達到2000美元時，人們對糧食和食品的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變化，已趨近等于零，糧食和食品的支出相對穩定。

糧食行業的社會特征和壟斷方式，決定了完全壟斷的行業和企業的弊端：高價格。完全競爭企業只能獲得正常利潤，完全壟斷價格高于平均成本，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產量不足。完全競爭的企業，它的產量從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角度來說，是最優的，在壟斷的行業和企業，產量未達到最優，企業產量不足，再增加產量還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福利；生產效率低。企業利潤最大化，產量并不在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規模經濟未被充分利用，缺乏競爭，缺乏技術創新和強化企業管理，資源浪費。

糧食壟斷市場結構的特點：一是行業中的企業數量比較多；二是進入這個行業是自由的，長期看，企業的經濟利潤會趨于消失；三是各個企業生產同種產品是有差別的。

3.市場結構的主要類型

市場結構是影響糧食流通效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謂市場結構，是指由于市場主體（在微觀經濟學中稱為廠商）數量的多寡和行為的差異而導致競爭程度不同的市場類型。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由于需求曲線的差異，市場供求均衡點與價格的決定是不同的。

微觀經濟學按照競爭程度這一標準，從廠商數量、產品差異程度、進入市場的難易程度以及廠商對產量和價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將市場劃分為四種結構類型：完全競爭、純粹壟斷、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競爭市場結構，我們假定廠商是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的獨立生產或經營單位。廠商對自己的決策承擔風險和享有利潤。我們將會發現，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廠商行為和市場均衡點是不同的。

完全壟斷寡頭壟斷壟斷競爭完全競爭

強控制價格的能力弱

少賣者的數量多

大產品差異程度小

大進入市場的障礙小

3.1完全競爭市場。現代經濟學規定，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①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買者和賣者，由于他們單個的交易量在供求總量中占很小的比重，因而任何單個的買者和賣者都不能影響市場價格，而只能是既定價格的接受者；②任何廠商都可以自由地并且非常容易地進入市場；③所有賣者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都是同質的，對買者來說沒有任何差別；④生產和經營某種商品的所有資源都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市場。

3.2純粹壟斷市場。微觀經濟學將壟斷定義為一個廠商控制一個全部供給的市場結構。在壟斷市場下，不存在產品相近的代替品的競爭，也就是說，市場上只有一個賣者，而又沒有其他替代品的競爭對手在純粹壟斷市場結構下，廠商與行業（或市場）是完全重合的兩個概念，行業中唯一的廠商就是壟斷企業，這個壟斷企業也就構成了一個行業或市場。

3.3壟斷競爭市場。完全競爭和純粹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現實中普遍存在的是所謂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又叫不完全競爭，是指一種既有壟斷因素又有競爭因素的市場結構。微觀經濟學對壟斷競爭市場有如下的假設：①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賣者和買者，以致于某一賣者（或買者）可以忽視其他賣者（或買者）的行為對自己利益的影響；②賣者（廠商）的產品存在著差異，但同屬一類產品，相互間有著密切的技術替代關系（指它們都滿足同樣的需求）和經濟替代關系（指它們有類似的價格）；③一個生產集團中各個廠商具有相同的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④廠商能夠比較容易地進入或退出市場（生產集團）。

當壟斷競爭廠商和其生產集團在短期內獲得超額利潤時，除了原來的廠商會擴大生產規模外，新廠商也會進入市場。競爭的結果使價格下降。價格從短期內大于平均成本下降到長期內等于平均成本。同們當廠商在短期內出現虧損時，價格會因為廠商縮減生產規模或退出市場而提高，一直到價格等于平均成本為止。

4.市場結構與經濟效率

微觀經濟學認為，不同市場結構，經濟效率是不同的。這種經濟效率上的差別，源于市場競爭程度的不同。競爭程度越高，經濟效率越高；競爭程度越低，經濟效率也就越低。因此經濟效率最高的是完全競爭市場，其次是壟斷競爭市場，再次是寡頭市場，效率最低的是壟斷市場。

一個行業到底適合何種市場結構，取決于對如下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由產品的自然屬性決定的行業對社會化程度的要求。有些產業或行業，如鋼鐵、汽車工業等，對經濟規模的要求較高。在這些行業，保持一定的產量規模是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一些達不到社會平均規模的企業在競爭中被淘汰或兼并，而新企業的進入往往因為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約束而成為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此這些行業適合于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相反，對另外一些行業（如服裝、食品加工業等）來講，對經濟規模的要求較低，社會需求變化較快且呈現多樣性特征，企業進入的障礙較少，因此適合于競爭程度較高的市場結構。二是社會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不同最終體現為產權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分配關系的差異。顯然，在一個倡導公平與效率兼顧或共同富裕的社會里，不會允許壟斷者對大部分行業的支配。而在一個單純強調效率及允許收分配差距無限擴大的社會里，壟斷者對經濟生活的支配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國糧食市場選擇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現實的。首先，完全競爭市場的長期均衡是純粹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來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頻繁而劇烈的市場波動。糧食生產周期較長以及糧食消費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質，決定了社會無法容忍糧食市場過于劇烈的波動。其次，市場交換關系在我國糧食流通中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糧食市場的發育尚處在較低層次，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放任市場對糧食流通的調節，必然會引發過度的市場投機行為，其結果是少數人從中漁利，而廣大的生產者、消費者和經營者則深受其害。1993年糧食經營和價格放開后糧食市場出現的混亂局面足以說明這個問題。第三，完全競爭市場對經營者（廠商）行為和市場信息的傳播等方面有極其嚴格的假設和要求。當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市場的效率將大打折扣。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這些要求現在達不到，恐怕將來也達不到。即使是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里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

糧食市場選擇純粹壟斷結構也是不可取的。首先，壟斷必然會導致低效率。壟斷者的供求均衡點往往較大幅度地偏離最佳交易規模，從而無法協調糧食的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目前我國國有糧食企業主宰糧食市場的狀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壟斷市場結構。多年來的實踐證明，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糧食企業很難靈敏地適應市場供求的變化，無法使糧食市場達到平衡狀態。其次，壟斷者會通過調整壟斷價格，占有一部分消費者剩余，獲得高額利潤，從而侵犯消費者利益。我國糧食的消費者價格與生產者價格之間差額（即購銷差價）在大多數情況下超過了一般的商業利潤。近年來在糧食定購價上升的同時，銷價上升幅度更大，農民認為“吃虧”，消費者感到“不劃算”，而財政負擔過重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場壟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不暢和低效率。

糧食市場結構的現實選擇應該是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從效率上講，介于完全競爭與純粹壟斷之間，可以發揮競爭和壟斷兩個方面的優勢。一方面，通過適度的競爭，可以使糧食市場充滿生機和活力，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發揮市場機制對糧食生產、流通和消費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市場上數量有限的糧食經營者以及對進入糧食市場設置一定的條件或障礙，可以避免市場過于劇烈的起伏動蕩和過度投機。壟斷競爭市場效率的高低取決于經營者數量的多少以及政府對進入糧食市場的管制程度。政府往往需要根據一定時期的糧食安全形勢和市場發育狀況在效率與公平或穩定之間做出某種權衡。但從改革的方向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或市場穩定”應該成為確定市場結構的基本原則。基于這樣的一種認識，并充分考慮到壟斷競爭市場的運行特點和我國糧食生產、消費的特點我們認為，作為改革取向的中國糧食市場結構的雛形，應該具備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市場上存在較多的經營者，且經營者之間公平競爭。但為避免過度競爭和壟斷，經營的數量和每個經營者的規模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每個經營者都是獨立的經營實體都對自己的盈虧負責。政府對每個經營者實行同樣的待遇和政策，經營者效率的高低唯一地取決于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三是價格唯一地由市場決定，政府對價格的影響是通過對市場的干預而不是通過直接的價格管制來實現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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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時忠.《淺談糧食市場化與糧食市場建設》［J］長沙：糧食科技與經濟，2002(07)摘要：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廢除“雙軌制”，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用市場化的手段實現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和對糧食消費的保障。在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市場結構、市場規則、企業戰略、政府職能等方面進行體制性和機制性的改革，建立企業完全市場經營，政府適當調控的運行體制；建立自主經營，自我約束的國有糧食企業經營機制；并配套建立市場化的農民利益保護機制，糧食安全保障機制；糧食產業化引導機制和糧食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機制。我國糧食市場選擇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現實的，糧食市場結構的現實選擇應該是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從效率上講，介于完全競爭與純粹壟斷之間，可以發揮競爭和壟斷兩個方面的優勢。

篇（3）

從邏輯上講，證券市場國際化應該是建立在產業領域對外開放基礎之上的金融開放，應該是進一步促進我國產業發展的對外開放，而從目前的產業結構來看，尚不足以成為金融開放的堅實基礎。但是，加入WTO必將導致我國各個領域對外開放進程的加快，國際競爭在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滲入必將會對我國各類弱勢產業形成巨大沖擊，而證券市場國際化可能進一步加劇這種國際資本滲透的速度和深度。由此可見，無論從證券市場國際化需要的堅實基礎來看，還是從證券市場國際化可能帶來的沖擊來看，迫切需要調整的產業結構已成為證券市場國際化進程中的一個突出矛盾。

二、金融體制改革滯后與證券市場國際化的矛盾

（一）商業銀行主導的融資模式與證券市場國際化要求之間的矛盾

1.金融領域的現有融資模式仍以商業銀行融資為絕對主導地位。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證券市場融資已獲得廣泛認可并有較為充分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證券市場國際化的一個首要要求就應該是國內證券市場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從而實現證券市場融資與商業銀行融資兩種方式的協調發展，但目前在我國金融領域中商業銀行屬于絕對主導的融資模式，與證券市場國際化的要求還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首先，從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情況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基本都是通過商業銀行儲蓄存款的大幅增長體現的。1994年城鄉、城鎮和農戶儲蓄中定期存款所占的比例分別為78.2%、78.0%、79.1%，直到1999年上述比例仍沒有明顯變化，分別為75.4%、74.5%、79.4%，表明居民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基本上被用于純粹儲蓄，收益表現自然為單純的利息收入，只有極少部分由儲蓄轉化為投資，重新進入物質財富的創造過程。一項統計表明，居民儲蓄中用于證券投資的比例平均僅為3.7%左右，這一比例顯然是非常低的。

其次，從企業融資的角度看，“過度銀行化”現象十分突出。由于我國在經濟上屬于后發展國家；強大的外部壓力（短期內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使其不愿通過慢慢集聚資本來實現工業化，而是采取政府干預下由銀行推動的工業化模式。這一模式中，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促進工業發展的工具，而不是一種旨在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門中去的金融中介。換句話說，就是銀行信貸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舉足輕重，商業銀行融資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出現了經濟發展過度依賴銀行的“過度銀行化”現象。自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以來，證券市場融資方式逐步得到重視，但從目前我國企業融資構成來看，銀行貸款仍占有絕對主導地位。

2.證券市場融資和商業銀行融資發展不協調，不符合證券市場的國際化要求。我國目前的融資體制仍然以商業銀行為主導，而證券市場的發展則相對滯后。這種融資體制下，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政府控制下的銀企關系背離市場運行規律，一方面，由于市場信號扭曲導致金融中介資源配置功能的紊亂，另一方面，由于企業行為缺乏約束出現巨額的銀行壞賬。

（二）金融監管不完善與國際資本流動產生的金融風險之間的矛盾

1.金融監管不完善下的金融開放具有很大的金融風險。金融運行是經濟運行的綜合反映，金融改革是前沿，只有在金融安全基礎上的證券市場開放才是真正有效的對外開放，如果在金融不安全基礎上進行證券市場開放，不僅是無效的，而且會加劇金融的動蕩。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這些國家在金融監管制度尚未健全的條件下，盲目地過度開放證券市場，導致事前盲目的金融擴張和事后資金的大規模抽逃，從而引發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2.我國目前金融監管模式具有明顯的剛性特征，尚無法有效控制國際金融風險。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基本上是以嚴格管制為主要特點（資本賬戶不可自由兌換），以本國市場為監管對象，以手工操作為基本手段，這種監管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日新月異的金融發展趨勢。在這種金融監管水平下，開放證券市場的風險是難以估量的。既然風險是客觀存在的，那么我們就不能回避它，而應當勇敢的挑戰風險。因為任何想要“堵”風險的企圖都是危險的，它一方面制約了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又沒有起到一個有效的監管作用，而且風險掩蓋到一定程度可能會以一種更為強烈的形式爆發，從而引起大規模的危機。由此可見，在證券市場開放之前，努力提高我國金融監管的水平，增強我國金融市場的抗風險能力才是明智之舉。

（三）金融調控手段單一與國際金融市場自由化之間的矛盾

1.我國目前的金融調控手段仍具有明顯的行政化特征。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使市場經濟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展，但金融領域的改革進度和市場化程度明顯滯后于企業改革和市場經濟中的其他生產要素改革。

首先，在金融調控方式上，仍然延續以往的直接調控思路，調控手段行政化特點突出。我國由于長期以來一直習慣計劃調控手段的運用，如信貸規模限制、信貸總量、結構管制等，對經濟、貨幣供求的調控不是充分運用市場化手段而是采取強硬的行政命令手段，這對習慣于在市場化環境下運作的國外資本來說是難以適應的，必將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

其次，作為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載體——國債市場，發展嚴重滯后，遠遠沒有形成像國外一樣標準化、有序化、經常化的發行機制，而且截至目前我國發行國債的基本動因還只是彌補財政赤字，其調控功能完全沒有得到發揮，在國債利率、期限結構、發行手段和流通等各方面與標準化的調控工具都相差甚遠。

最后，利率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都是作為貨幣政策作用的中間目標，是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對象。在我國，人民銀行目前并不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來調控利率，而是直接制定利率，這不僅說明中國目前的利率不是市場利率，只是一種行政性利率，是一種外生變量，也決定了這種利率與經濟的相關性較差，對經濟行為的調節效應微弱。投資者希望通過把握利率的變化來洞察經濟波動的規律，做出正確的決策、或者是貨幣當局希望通過利率的變化來調整投資者的行為，都是難以有效實現的。

2.行政化的調控手段顯然無法適應國際證券市場的金融自由化傾向。一國證券市場對外開放的根本保證必要條件之一就是金融市場自由化、金融調控手段市場化。沒有這一基本條件，則必將大大削弱本國證券市場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因為資本是具有最強烈逐利性的事物，在利益機制的驅動下，國際資本對處于金融壓制中的國家往往是不感興趣的。

（四）外匯管制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之間的矛盾

事實上，從金融體系各部分的內在聯系看，一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過程就是一國匯率制度不斷放松乃至取消的過程，可以說，外匯管制程度將直接決定一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進程。證券市場國際化屬于以證券為媒介的國際間資本流動，這種流動必然會受到不同幣種的兌換制度和出入境制度的影響，如果貨幣交易實行比較嚴格的管制政策，匯率決定機制非市場化，本外幣出入境不自由，投資者參與投資的證券資產流動性和收益性就無法保證，將直接影響到國際資本的交易是否通暢、便捷。因此，境外投資者在進行跨國投資時，會對該外匯體制十分關注。

總之，從短期看，外匯管制有利于保護我國證券市場免受國際游資的沖擊，但從長期看，如果不把握時機進行改革，強化我們在經濟、市場和監管等方面的市場化建設，必將成為限制我國證券市場融入全球市場體系的障礙。可以說，中國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目前與人民幣完全實行可自由兌換的時機以及對資本賬戶放松管制的進度有著直接密切的聯系。

三、證券市場發展不成熟與證券市場國際化的矛盾

（一）證券市場規模偏小，很難滿足國際資本的流動性要求

無論從股票市場總規模、上市公司數量還是交易金額來看，我們與世界發達國家的交易所相比都存在明顯的差距：滬深兩市相加的股票總市值也只相當于紐約證券交易所的5.25%左右，如果進一步扣除我國證券市場中的非流通股權的話，市場規模差距將更為明顯；但與此同時，上市公司家數已經達到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44%。由此可見，我國上市公司的規模與國際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規模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而具有穩定增長特征的大型藍籌股恰恰是許多機構投資者青睞的投資品種。當然，如果以衡量一國證券市場發達程度的證券化率來看，與許多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證券市場未來的發展空間將更加巨大，而我國宏觀經濟在過去的10年中始終保持了高速、穩健的增長，將給未來證券市場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也必將對國際資本通過證券市場分享我國經濟增長成果產生極大的吸引力，但規模巨大的國際資本一旦形成對我國證券市場的良好預期，也將對我國證券市場形成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二）股權結構不合理，流動性低且集中度高，缺乏對國際資本正常流入的吸引力

證券市場最大的特點是充分體現資本的意志，對于許多中小投資者而言主要是行使其“用腳投票”的權利，對于許多資金規模很大的機構投資者而言就不僅局限于此，他們對于股份公司包括股權結構在內的基本情況更為關心，而且包括在一些公司重大經營決策以及保護自身投資安全等方面能否真正行使一個股東的權利和義務，而保證這一權利的基礎就是需要一個合理的股權結構基礎之上的法人治理結構。從中石化在海外市場上市的過程和國外成熟機構投資者評價上市公司的眼光來看，他們不僅僅關心企業所處行業的成長性或壟斷性，而且對企業的管理層、股權結構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給予充分的重視和考慮。但就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來看，非流通的國有股在整個市場中處于絕對控股地位，“一股獨大”且治理結構存在缺陷，將極大地限制了非國有股東的意志。

應該說，國有股減持政策的醞釀和出臺，正是為了改善目前上市公司股權低流動性缺陷，可以肯定，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股權結構的流動性缺陷必將得到逐步改善，但從截止2000年6月29日滬深證券市場規模來看，總股數為3943.61億股，總市值為53630.58億元，其中非流通股比例高達65.04%，這種低流動性的股權結構至少短期內難以得到根本改善。國有股權及法人股權的非流通性，降低了我國證券市場整體的流動性，造成了國有股權及法人股權交易的封閉性，但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非流通股權在整個證券市場中占有絕對的控股地位，形成特殊的不合理的法人治理結構。截止1998年底，我國境內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所持股本占總股本的平均比例為45.33%，前三大股東、前五大股東以及前十大股東的平均持股比例為57.35%、59.66%和62.75%。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上市公司前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在50%-80%之間最為密集，平均為58.97%，這一指標比美國高50%，比日本高25%以上，比股權集中度較高的德國還高17%左右。

最新的研究表明，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是導致我國上市公司經營業績低下的主要原因，而且從國內外的眾多數據來看，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好壞與股權分散程度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股權集中度在40%以下時，業績存在穩步提高的趨勢，如果一旦超過40%后，業績出現明顯的下滑跡象。因此，降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提高股權的流動性，真正發揮外部監管機制的有效性，才有望逐步改善目前上市公司業績不佳和股權流動性低的現狀，才能增強對國際長期資本的吸引力。

（三）股價總水平存在相當多泡沫，高股價、高換手率的市場特征與國際長期資本的偏好存在一定矛盾

資本的本質是逐利性，任何國際資本的流動都是基于一種尋求獲利空間或回避風險的考慮，因此，證券市場對國際資本吸引力的強弱總是與自身的投資或投機價值密切相關的，這既是美國經濟穩定增長背景下其證券市場獲得全球資本追逐的根本原因，也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的關鍵原因。而以我國證券市場目前的投資價值來看，與發達國家相比，過高的市盈率水平顯然難以對國際資本形成強有力的吸引。相反，如果國際資本涌入是基于我們自身的監管或體制缺陷原因的話，其必然是一種加劇金融風險的短期資本，對當前的投機氣氛將起到推波助瀾的負作用，屆時極有可能對我國證券市場以及整個經濟發展帶來極強的傷害。

首先，以市盈率指標衡量，我國滬深兩市的整體價格水平明顯高于世界主要交易所的價格水平，雖然從我國證券市場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來看，市盈率高于發達國家也有其合理之處，但問題的關鍵是：到目前為止，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突出特征是股價結構無法準確反映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一方面經營業績滑坡的上市公司不斷增多，而絕大多數公司的股價依然保持著相當高的市盈率水平，甚至還存在一些經營虧損而繼續以較高價格維持交易活躍的上市公司；另一方面許多資產規模（更準確的說是股本規模）較大、經營業績穩定而優良的上市公司，始終處于低于市場平均市盈率水平的區域；還有一些上市公司雖然能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保持業績的高速增長，但上漲更為快速的股價表現依然無法僅僅從業績增長獲得合理的解釋。這種不合理的股價結構對于關注長期穩定收益的國際長期資本而言，顯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對于國際短期資本而言或許存在一定吸引力，但與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根本目標卻差之甚遠。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以年換手率衡量我國證券市場活躍程度的話，要遠遠高于世界上任何一個交易所，包括被認為代表新經濟的最活躍的NASDAQ交易市場，而與高換手率相伴而生的就是整個市場的波動幅度偏高、波動周期偏短的市場特征。應該說，交易的活躍和波動幅度的偏高對于尋求短期獲利機會的短期國際流動資本而言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但與證券市場國際化真正希望吸引的長期國際資本的偏好則存在較大差距，因為他們并不期望通過頻繁的交易來實現自己的盈利預期，也不希望通過把握市場短期波動機會實現自身的盈利預期，而是追求通過長期投資來實現穩定的投資回報。但是，換手率的降低和波動周期的延長需要整個證券市場投資理念的逐步轉變，而長期投資理念的培育既能延長各類投資者的持股期，也可以逐步改變目前我國多數投資者的擇股標準，使股價水平和結構進一步趨于理性和合理。

（四）證券市場體系不健全、交易品種單一，無法滿足不同層次和不同風險要求的國際資本需要，也無法有效分散潛在的金融風險

1.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發展狀況與國際證券市場存在相悖現象。事實上，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是一個完善的證券市場體系的兩大支柱，從全球證券市場一體化的進程來看，債券市場也始終是一個國際資本流動更為活躍和青睞的市場。但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體系非常簡單：(1)債券市場發展明顯滯后于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規模的大小和發達程度對于國際資本的流動傾向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債券市場具有流動性高、風險低、收益穩定的特點，所以總是機構投資者重要的投資組合品種，其規模和發展速度遠非股票市場可比。但我國目前的債券市場規模小、市場化程度不高，根本無法滿足國際資本的投資要求。(2)股票市場本身缺乏層次。以美國證券市場為例，其既擁有歷史悠久、上市條件嚴格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也擁有發展迅速、上市條件稍低的NASU,AQ交易所，還有第三、第四交易市場，從而為不同風險要求的投資者提供了不同的投資選擇，也為不同籌資要求和不同規模的企業提供了充分的融資選擇。但我國目前只擁有類似于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一個交易市場層次，既無法滿足不同的投資者風險要求差異，也無法實現不同規模企業的不同融資要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國證券市場退出機制無法啟動的重要障礙，客觀上成為我國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的原因之一。

2.金融衍生產品缺乏，無法滿足國際資本的避險要求。從證券市場一體化的進程來看，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涌現功不可沒，它既是國際資本收益和避險要求的必然結果，也是推動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的重要原因，應該說，多樣化的金融交易品種與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但就我國目前的金融交易品種而言，顯然無法滿足國際資本多樣化的收益和避險需求，金融衍生品種之所以得到國際資本的青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資者可以借助多樣化的衍生交易品種來規避證券市場潛在的各種投資風險，而我國證券市場目前可以說還沒有任何一種可以有效回避或降低投資風險的金融衍生交易品種，也沒有股票投資的“做空”機制，而證券市場本身的波動幅度和波動周期又無法為理性的國際資本流動提供一個寬松的投資環境。

（五）相關經營機構在業務創新、盈利能力等綜合實力方面與國際綜合性投資銀行存在巨大差異

從某種意義上講，證券經營機構可謂證券市場運行的核心，它一方面承擔著為投資者交易媒介、咨詢服務的中介功能，另一方面也為籌資者提供發行上市、資產重組及多方面的財務顧問類服務。不僅如此，證券經營機構還往往是金融交易產品的創新者，正是不斷的創新，推動著證券市場長期保持高速發展和穩定活躍。從美國證券經營機構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其證券市場幾百年的發展史上，大型投資銀行經歷了“混業——分業——再混業”的過程，目前采取的混業經營模式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傳統商業銀行資金實力雄厚的優勢支持投資銀行業務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投資銀行的盈利能力提高傳統商業銀行的獲利水平。當然，這一模式的根基所在就是要擁有一套完整、有效的監管體系，能夠成功地控制和降低因此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傳遞現象。

對應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現狀，目前的分業經營是有利于維持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的，也是有利于防止某類金融風險向其他領域擴散的有效模式。但是，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相互滲透和擴散的同時，也限制了傳統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限制了投資銀行拓展業務過程的籌資渠道，使我國證券經營機構在資金實力、業務品種以及創新能力上都明顯處于弱勢地位。

首先，從經營規模來看，我國證券經營機構1999年的平均資產規模尚不足國際大型投資銀行1998年資產規模的1/10，而資本實力更是只有國際大型投資銀行的3.95%左右，而我們的資產負債率要遠遠高于國際同類經營機構，換句話說，我們不僅在規模上無法競爭，而且在資產質量和經營風險方面與國際經營機構存在更大的差距。造成這一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多數國際同類機構當時雖然尚未進入混業經營階段，但普遍與商業銀行業務處于同一集團的控股之下，其業務發展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而我國證券經營機構則普遍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單一性；其次，國際同類機構基本都是公眾公司，通過證券市場籌資獲得了進一步的資金支持，而我國證券經營機構目前只有1家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其熟悉的證券市場獲得資金支持；三是國際同類機構都經過長期的資本積累以及同業間的兼并重組，而我國證券經營機構只有不到10年的積累過程，增資擴股只是近年才提到議事日程，更缺少市場化的大規模兼并重組。

其次，從收入構成來看，國內證券經營機構與美國投資銀行相比，具有更高的不穩定性。(1)國內證券經營機構的核心收入為手續費收入和自營證券差價收入，二者占比高達74.12%，而美國投資銀行的收入構成更為多樣化，也相對均衡，幾項收入均在10%-25%之間。(2)國內證券經營機構的核心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證券市場活躍程度。目前來看，券商盈利水平高低與市場年換手率高低和波動幅度高低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但一個成熟的證券市場必將在理性投資的引導下，逐步降低換手率和波動幅度。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投資銀行最大的收入來源是各類投資銀行業務，應該說其業務收益的穩定性要明顯高于手續費收入和自營證券差價收入。可見，我們的收入結構表明我們的盈利能力具有更高的不穩定性。

篇（4）

一、驅動市場型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特點

驅動市場型企業是現實社會中企業運作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驅動市場型企業社會責任和一般企業的社會責任具有一些共同點，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企業社會責任的外部環境、企業社會責任的動機、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形式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外部環境－－迫切性和廣泛性的統一

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后現代命題，它產生于企業發展對人和自然的忽視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與環境問題。在后現代社會，各國資本所有者在WTO的旗幟下，開始了一種世界性的聯合行動，WTO實際上成了“世界的資本政府”或“資本的世界政府”。這種趨勢使企業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更加深刻，資本在全球的傳遞鏈條把對社會和環境的支配和影響世界化。隨著人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更多的開始關注生活質量和社會公正，要求全民能夠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并且把資源在人類“代際”之間實現平衡，促進社會與經濟的和諧性、持續性發展。在高度發達的信息技術條件下，企業對社會造成的重大影響會在全球迅速傳播，影響企業的社會聲譽和社會形象。資本在利用全球化進程贏得力量的同時，也尋找到了制約自己的力量。在這種背景下，工業時代就存在的社會責任議題，對企業變得更急迫、更廣泛。無論是驅動市場型企業還是其他企業，都被要求承擔超越經濟目標的更廣泛的義務。“企業要想在明天獲得生存，今天就必須關心非企業問題。”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動機－－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統一

從價值理性的角度看，企業作為生存在社會中的一個主體，由于行為本身的內生性，主體必須為其行為后果承擔責任。這種責任是企業在社會領域內的自身行為引起的必然結果，而非任何外在壓力推促下的企業義務。阿基·B·卡羅認為，“權力－－責任關系是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當然，企業不是生活在“烏托邦”中。我們強調企業不能因為追逐利潤而放棄企業天然的社會責任屬性，同時也不能走向兩個極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根源就是純粹的道德和倫理結果，任何談論工具理性的想法既可鄙又錯誤。從長期來看，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應該讓社會中的相關利益群體生活更美好，也應該是有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如果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果是企業不能得到精神和經濟上的回報。使企業生存的基礎得以喪失，那么企業社會責任就只能成為空洞的說教。因此，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過程應該是帕累托的優化過程，從長期看，在至少不損害企業生存的基礎上，使整個社會的福利得以增加。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形式－－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統一

企業承擔法律規定的責任和義務是社會的正式制度安排。企業必須在社會所制定的社會框架中進行運作，任何超脫法律邊界的企業行為都會受到懲罰。遵守法律的規定，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是企業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但法律責任只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最低限度，道德責任也是企業社會責任非常重要的方面。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公益事務，關心社會的全面發展，這是社會寄于企業的厚望。企業社會責任既有法律規定必須履行的方面，也有依靠企業自愿履行的方面。也就是說，我們固然應當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的自愿履行，但不能放棄必要的、強有力的保障機制，對于懈怠承擔法律規定的社會責任的企業，法律不應該無動于衷。

（四）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內部性和外部性的統一

企業社會責任對象可以分為內部對象和外部對象兩類。內部對象就是企業的員工，外部對象主要涉及顧客、伙伴企業、社會公眾和社會環境。對于員工來說，企業社會責任主要體現在尊重員工的勞動權益和談判權利，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等；對顧客來說，企業要維護消費者知情權、安全權、選擇權。誠實不欺、信守承諾等；對伙伴企業來說，企業要公平地相待、信守承諾、公平交易等；對社會公眾來說，企業要切實維護公眾的基本權益，參與社區活動，承擔社區公民義務等；環境保護方面，主要包括減少污染物排放，減少能源消耗，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等。總之，上述的內部對象和外部對象與企業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利害關系，都為企業奉獻或犧牲過自己的利益，企業對他們的利益負有維護和保障之責。

二、驅動市場型企業社會責任的獨特屬性

驅動市場型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問題上，除具有以上基本特點之外，還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屬性：行動的自主性和責任的自覺性、結構的重構性和責任的系統性。

（一）行動的自主性和責任的自覺性

如上所述，企業社會責任是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統一。然而，對于驅動市場型企業來說，由于其在運作上強調創新和變革，引導顧客需求，領引行業變革。因此不論是法律所確定的基本社會規范還是道德所確定的隱形契約，都不能有效全面的對企業的行為過程和行為結果進行約束。首先，從法律規范來看，法律是對過去社會秩序失調問題的一種制度完善，應付不了社會可能面對的所有話題；法律只能懲惡而不能揚善，對不違法的企業，法律是無所作為的，這是法律的一個根本性的缺失；法律在捍衛既定秩序的同時，也捍衛了陳舊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甚至成為新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尤其在技術迅速發展和全球化融合加速的背景下，各種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并且由于問題之間的交織，使其對社會的影響更復雜。如果只是按照法律規范去約束企業的行為，必然存在責任上的漏洞。其次，盡管道德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對法律有一種補充作用，通過營造企業社會責任的輿論環境和外界壓力對企業的行為起到一定的約束，但是在很多社會創新問題上，由于專業分工和缺乏專業背景，公眾在開始的時候對企業創新的發展方向和社會影響不一定能夠產生清醒的認識。因此，依靠社會輿論來影響企業行為，進而讓其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就存在外部主體能力缺位的問題。

基于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驅動市場型企業社會責任更強調內源性，強調行為的自主性和責任的自覺性。驅動市場型企業應該意識到，正是由于自己行為自主性加強，企業更應該加強社會責任的自覺性。不顧社會利益，濫用自己在某個領域的特長，既不道德，也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在無限重復博弈中，確保博弈雙方決策收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就是合作策略。在信息不斷豐富的博弈過程中，不顧他人利益，簡單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必然導致契約危機或契約解體。驅動市場型企業自覺性的承擔社會責任，既是對自己所在社會網絡的一種資本投資，又可以依靠日漸增加的社會資本構建差異化優勢，增加進入壁壘，維持企業的競爭地位。總之，驅動市場型企業要主動自覺的建立明確的道德準則和道德規范，并將道德標準實施融入企業的控制系統中。

（二）結構的重構性和責任的系統性

驅動市場型企業憑借創新能力，向顧客傳遞獨特的價值主張和重構配置支持這一價值主張的價值網絡，在行業、市場、產品層面進行創新。驅動市場型組織作為變革的主體，變革的對象不僅針對顧客和競爭者，還包括市場當中的其他參與者，如同盟者、機構、渠道成員等。在多數情況下，技術創新是驅動市場型企業驅動變革的根本手段。驅動市場型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上述影響作用的基本機制是：首先，驅動市場型企業能夠將顧客的響應引導到一個新的技術方向，驅使顧客思考和采納新的市場定義和邊界；其次，驅動市場型企業能夠主動培育企業之間的技術聯盟網絡，提高風險分享、資源獲取以及創造和利用規模經濟的能力，不僅僅增加了知識的互補性，還能增加網絡為了支持某一技術格式所開發的產品相互匹配的可能性；再次，這種相互匹配的技術迭進而導致行業標準的聚斂的結果，使那些不能建立或者支持這一標準的企業往往被排擠到不太滿意的利基位置或者完全從市場上消失。在這個過程中，顧客、供應商、分銷渠道、競爭對手、社會公眾等的商業行為和消費行為在“解構”的基礎上進行新的“重構”。驅動市場型企業推動變革所孕育的倫理問題和技術運用過程中的巨大風險要求企業的行為選擇必須承載相應的道德責任。例如以生殖技術、克隆技術等高新技術驅動市場的企業本身就蘊涵著一系列倫理問題。驅動市場型企業的變革使其他參與者的觀念、競爭行為及行業競爭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甚至顛覆整個商業生態鏈條，改變人們的生活模式和生活觀念。這種重構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決定了驅動市場型企業必須考慮社會責任的系統性。

這種系統性和前面所講的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全面性既存在聯系又有著顯著的區別。兩者的聯系是，系統性的社會責任必然是對象全面的社會責任，沒有對象的全面性就談不上系統性；兩者的區別是，系統性的社會責任除了要考慮全面的對象影響之外，還要“前瞻性”的考慮企業的行為結果的長遠影響。也就是說，正是因為驅動市場型企業行為影響的深刻性和全面性，決定了其社會責任不只是一種“現在時”，還必須是一種“將來時”。這種“將來時”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驅動市場型企業要自覺考慮變革對社會、行業、生態可能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對于可能產生的問題，驅動市場型企業要在預見的基礎上，超前采取措施。盡量避免對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驅動市場型企業以系統性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為意旨，不僅有利于贏得員工和社會的尊重，獲得良好的發展環境，同時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就是企業創新的過程，這又進一步強化了企業的創新能力，使企業成為責任導向性的創新企業。

三、承擔社會責任對驅動市場型企業的創新驅動

驅動市場型企業的生命活力在于其不斷地創新能力。對于驅動市場型企業來說，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強化驅動市場型企業的創新能力，對其自身的發展具有正向驅動作用。驅動市場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創新活力是通過內部創新能力強化和外部創新能力強化實現的。

（一）內部創新能力的強化

驅動市場型企業內部創新能力的增強是兩個鏈條正向傳遞形成的結果：

1、承擔社會責任強化了企業的社會聲譽和社會形象，有利于吸引和穩定高素質的員工隊伍，而高質量的人才是實現創新的根本。很多調查都說明，員工喜歡選擇到受人尊重的企業中工作。對企業競相爭搶的高素質人才來說，物質報酬的累積效應已經居于次要地位，他們更看重企業的社會口碑和工作的社會地位。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不具有社會責任意識、損害相關者利益（當然可能包括員工的利益在內）的企業能夠受到求職者的青睞。即使有些求職者看重企業所提供的高報酬，但企業對其他社會主體不守法律、不講道德的行為也會對人才的選擇產生不利影響和心理陰影，會讓他們對自己行為的正確性產生懷疑。當企業不道德的行為殃及員工本人或影響企業生存的時候，最有能力的人往往是最先離開的人。沒有一支穩定忠誠的人才隊伍，企業就很難實施創新戰略。

2、企業充分承擔對員工的各種責任，尤其是承擔對員工培養和發展的責任，有利于創新能力的培養以及知識在企業內部的創造和共享。企業本身就是一種創新源和知識源。持續不斷的創新和知識優勢構成了企業的一種核心能力。然而，創新和知識優勢不是“無源之水”，它們來源于組織學習能力。組織學習是通過組織內部的員工個體學習以及由員工組成的團體中成員之間的知識交流和共享實現的。個體學習是組織學習的基本單元，團體學習是組織學習的主要途徑。驅動市場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員工進行智力資本投資，提高了組織內部員工的學習能力和知識創造能力。但是，如果學習和知識創造只是局限于個人層面，學習的效果和知識的價值就會受到影響。如果學習能夠發生在團體層面，一方面可以通過成員之間的智慧碰撞產生更多的新知識，另一方面有利于隱性知識的社會化、外在化和顯性知識的傳播共享。這些都是建立在員工和企業以及員工和員工之間長期信任關系基礎上的。只有創建和保持了信任互動，員工才會與企業休戚與共，形成合作的意愿和知識分享的動機。“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伯特認為，網絡封閉的社會資本是由群體內部強聯系因素的網絡產生的。這種強聯系有兩種作用：首先，它影響人們對信息的獲取；其次，它促進人們從網絡內的認可擴展到信任他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建立信任關系的基本條件。

（二）外部創新能力的強化

企業外部創新能力的獲取也是和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有著密切的聯系。

1、承擔社會責任為驅動市場型企業創新提供了新視角和切入點。企業不應該把承擔社會責任視為一種負擔。社會之所以向企業提出這種要求，意味著社會相關利益者的一種需求。如果企業能夠認真分析相關利益者的需求，并且在企業資源和技術允許的情況下加以市場化，這往往成為企業驅動市場的一種機會。驅動市場型企業自覺性的承擔社會責任，既是對自己所在社會網絡的一種資本投資，又可以利用承擔社會責任的機會產生差別優勢，增加進入壁壘，維持企業的競爭地位。例如，面臨能源短缺，無論是從法律政策層面，還是從公眾輿論方面，都要求企業必須面對社會的節能要求。企業越是敏銳的捕捉責任機會，積極地采取責任行為，企業就越可能在獲取社會認可和贊許的同時，收獲創新收益。

2、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驅動市場型企業聚集創新所需的外部稀缺資源。伯特認為結構洞能夠產生社會資本。結構洞是指在整個大的社會網絡中各群體之間的弱聯系，正是這些弱聯系使得那些擁有這些弱聯系的個人或者群體通過對信息傳播的參與和控制而給自己帶來了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競爭優勢，這樣也就產生了社會資本。通過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在驅動市場型企業和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創建良好的社會網絡。例如，“與政府保持良好關系能夠獲準注冊、生產許可；與銀行保持良好關系能夠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與企業供應商保持良好關系能夠促進原料和信息交換的效率；與消費者保持良好關系，能促進重復購買，發生危機事件時能夠贏得消費者的信賴；具備先進技術的企業與主要客戶保持良好關系，能夠促進企業知識的獲得等。”

3、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驅動市場型企業利用網絡成員的創新能力。技術能力除了來源于組織內部的長期積累外，還是某種創新思想在網絡群體擴散的結果。這種網絡的實質就是一種技術共同體的社會資本存量，建立在網絡成員之間信任和合作基礎上。由于企業自身資源的有限性，隨著技術變革速度的加快，技術創新投資規模的增加和風險的提高，單純依靠企業個體進行全面系統的創新的商業范式已經難以為繼。現在越來越多的創新開始借助企業聯盟的形式出現，通過動態的生產關系或合作創造價值的網絡，以較低代價獲得合作創新的機會，實現創新價值。例如可以通過產、學、研結合，實現優勢互補、縮短創新周期、分擔創新風險的目的。驅動市場型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一方面和各利益相關者形成非正式網絡，贏得利益相關者信任合作，進而積累技術共同體社會資本；另一方面，可以從外部利益相關者那里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和獲得某些難以表述的市場信息和技術信息等隱性知識，為企業的創新提供更多的知識和信息支持，拓寬解決問題的視角，提高創新的能力。很多研究也證明，創新能力強的企業通常都具有組織間網絡密布、合作關系普遍、信息傳遞和獲得意識強烈等特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所形成的社會網絡成員間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等特性為這種合作創新提供了條件。

四、將道德嵌入驅動市場型企業的創新決策

每個存在于社會中的主體都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著社會，在自己權限范疇內運用資源，履行社會義務，承擔社會責任，進而維護和增進社會福利。作為企業來說，由于其支配著龐大的社會資源，社會的期望是一方面企業能夠通過創新，更加有效的配置運用所掌握的社會資源，發揮資源造福社會的最大功效；另一方面，期望企業在資源運用過程中，要充分考慮資源運用的社會影響，把對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

篇（5）

一引言

從1993年開始，上市資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條塊切塊下達上市指標和額度，并對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的產業政策進行了規定，如中國證監會《關于1993年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產業政策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鼓勵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企業，暫不受理金融企業，控制房地產企業，商業企業則各省不能超過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辦理配股申請和信息披露的暫行規定》，文件除對配股時限、數量等加以限定外，還強調配股募集資金的用途必須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國家計委2002年1月《“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提出鼓勵符合條件的服務業企業進人資本市場融資；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稅務局2002年7月聯合《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在證券市場融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商務部、環保總局和銀監會2003年12月關于制止鋼鐵、水泥、電解鋁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意見》特別指出證監會不能核準含有此類項目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和再融資的申請；2004年1月國務院簽發《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認為資本市場發展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性重組。中國股市中這種特有的上市機制以及各項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使股市的資本配置朝著既定的地區和產業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過程往往就是其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演進過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間，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股票市場處于發展初期階段，其金融資產證券率僅為12％，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僅為8％，與此相適應，其產業結構則表現為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時期的特征——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50％以上，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僅占25％以上，第三產業極不發達；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述國家的股票市場已經高度發達，這些國家的金融資產證券率已經高達5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也達到了較高水平，比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高達l13％，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也達到了后工業化的水平——無論從就業比重還是從產值比重來看，第一產業迅速下降，第二產業略有上升，第三產業后來居上躍居首位。

綜上所述，無論是我國特有的上市機制，還是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表明，股市融資具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但是通過對我國股市目前的發展狀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我國股市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這促進作用是否實際存在?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本文根據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后對理論上應該而實際上沒有起到促進作用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

二文獻綜述

關于股票市場發展與產業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為代表的新金融發展理論，但是它只是將資本市場納入研究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研究則始終停留在宏觀數據層面，尚沒有導人產業和企業層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圍深入到金融與行業增長率的層面，并通過41個國家、36個行業數據，從一個國家內不同行業對外源融資的依賴程度考察了金融與行業成長率的關系，研究發現金融市場的發揮降低了外源融資的成本，從而把企業從內源融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礎上，首先運用跨行業、跨國家的面板數據檢驗金融結構與產業增長的相關性，針對銀行主導和資本市場主導兩種金融體系，檢驗嚴重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在哪種體系中增長更快，主要評價金融機構是否促進資本流向了外部融資依賴性強的產業。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業增長機會概念，并認為導致金融發展效應差異的因素與其說是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不如說是行業增長機會。他們的實證過程表明，在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增長機會的乘積項或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外部融資依賴度的乘積項時，其系數都是顯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個新方法：以資本形成對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彈性)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并運用包括28個制造業部門、跨時33年的面板數據，對65個國家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比較研究。

與國外利用多個國家宏觀數據研究不同，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以國內中觀數據為主的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充滿爭議。歸納起來，關于股票市場與產業升級的關系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股市融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如朱建民和馮登艷(2000)、王軍和王忠(2002)、王蘭軍(2003)、楊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弱相關或不相關。殷醒民(1997)通過對1996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業結構分析發現上市公司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來募集資金的實際效果是加劇了制造業資金的分散化，并且認為股票市場與國家的產業政策基本上沒有聯系，蔡紅艷和閻慶民(2004)度量了行業成長性，研究發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各行業成長性的此消彼長并未在資本市場中得到體現。

上述研究多以理論研究為主，實證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兩種方法。一種是以徐炳勝(2006)為代表的多元統計方法，他主要通過我國資本市場于產業結構有關的經濟數據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另一種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這個模型的出發點是以市場作為配置主體，而且該模型因為缺乏理論依據、關鍵變量的內涵無法做嚴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們的質疑。基于此，本文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從股市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股市融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一)評價指標體系選取與數據說明股市融資指標：為了克服異方差和誤差項序列相關，本文采用股票市場各年度籌資額分別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衡量。即：股票融資率SR=股票融資額／GDP。產業結構升級指標：衡量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可以通過計算和比較不同年代第二產業增加值／GDP、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等指標來衡量。本文選取當年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和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進行衡量。即：產業結構優化率IR=(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

產業績效指標：產業結構理論中的“黑箱理論”即“投入——產業結構——產出”，產業結構在這里實質是承擔一種產業轉換器作用，而關于產業結構升級問題研究的核心，同樣是如何促進高效率(績效好)行業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績效差)行業比重的下降，從而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整體績效的提高。而產業績效定義是基于企業集合體的角度，因此，本文選擇產業利潤率來評價，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數為各地區的骨干企業或者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在稅收政策方面往往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優惠優勢，所以以稅前凈資產利潤率IP來評價，即：產業績效指標IP=(稅前利潤總額／凈資產X100)。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樣本期間選取1991—2005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和CCER數據分析系統。

(二)序列平穩性檢驗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多數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這些序列的矩隨時間而變化，然而某些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不隨時間變化，表現出平穩性。20世紀80年代初Engle與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就是解決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協整理論并不是對所有非平穩數據都能處理，它所解決的是某些單整序列的關系問題。根據E—G兩步發，為防止偽回歸產生，在進行協整分析前，必須檢驗序列平穩性，即序列單整性檢驗。單整性是指，如果一個序列經過n階差分后才能平穩，則稱此序列為n階單整，記為I(n)。同階單整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如果是平穩的，稱之為協整。常用的檢驗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計量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首先，作變量SR、GR、IP時序圖(見圖1)，初步判斷序列平穩性，識別變量截距、趨勢特征。從圖1可以看出，各變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項。然后，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整檢驗，得到的結果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檢驗統計值大于臨界值，說明它們是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AIP以90％的置信度通過檢驗，說明AGR、ASR、AIP為平穩序列。顯然，可以判定GR、SR、IP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I(1)序列。

(三)資本市場融資規模與產業結構優化關系的協整檢驗根據上述單整檢驗結果，SR、GR和IP這些時間序列雖然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形組合卻可能平穩。如果存在平穩的線形組合，這個線形組合則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協整關系。以產業結構優化率GR、產業績效指標IP為被解釋變量，資本市場融資率sR為解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其中1、為隨機擾動項，表示GR、IP中sR無法解釋的其他因素，對GR和sR、IP和sR分別進行回歸，得到模型(1)和模型(2)：

從回歸結果看，模型1的截距項和系數顯著，R=0．560618，調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項顯著，而系數不顯著，其R=0．246154，調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為了檢驗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協整，必須進一步對模型的殘差平穩性進行檢驗。提取模型1殘差，記為e，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3。殘差e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是平穩的。說明GR和SR是協整的，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優化率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股票市場融資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優化率降低5．523358個百分點，可見我國股票市場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優化。

為了進一步確定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長期均衡和短期影響的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誤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該模型能解釋因變量的短期波動是如何被決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誤差修正項(ecm)，即回歸模型1的殘差序列e。將ecm滯后一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修正誤差模型中ecm(一1)系數為負，說明在短期內或因為政策因素影響，或其他隨機干擾影響，導致股票市場融資率與產業結構優化可能偏離均衡值，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偏離將因誤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狀態。:

篇（6）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

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在證券市場規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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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A.M.BEST公司對保險公司的評級時,我們可以看到,其評級的關鍵在于對一個公司的財務實力、經營業績與市場狀況進行綜合評價。其中,財務實力就是以資本金為核心,包括準備金與分保等因素在內的償付能力狀況,經營業績的核心內容就是盈利能力、收入構成與經營管理者的經驗與目標,市場狀況包括市場風險、競爭性市場地位、風險分布與事項風險。行業績效是推動整個行業發展的動力,一個行業的發展理所當然地應把效益作為首要目標,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中資保險公司已經陷入惡性競爭的怪圈

(一)高成本、低技術困擾我國中資保險公司的發展

保險公司兩塊主要成本支出,是人力成本支出和賠付支出。與國際一流保險公司相比,我國中資保險公司的人員普遍過多,據估計,雇員最多的保險公司將會是幾個國有獨資大保險公司。人員雖多,但因人員素質不一、人均績效普遍較低;因此帶來員工士氣較低,與國外公司人員少、績效高相比,可能引起人才流失,使我國中資保險公司在未來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由于種種原因,加之競爭中的各種因素,使我國中資保險業的盈利能力呈下滑趨勢;1999年,在無大災的情況下,全國財產險平均盈利水平僅為4%。對國內保險公司而言,當前突出的問題就是盈利水平下降較快,而資本金未達到償付能力的基本要求,出現了難以大量籌集資本金的問題,從而對行業長期發展形成不利的影響;而各家人壽保險公司都背上了利差損的包袱。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加入WTO,國外保險公司進入中國保險市場以后,各種不利因素的綜合作用,將更加不利于中資保險公司的發展。

(二)行業管理過嚴,出現一定程度的管理失靈

我國政府在保險業發展中,奉行嚴格的較高市場準入制度與經營區域限制制度、嚴格的行為監管制度、嚴格的分業管理制度、國有公司占主導制度,這些嚴格的管制制度對行為規范起到一定限度內的引導作用,但是制約了保險業的發展。

首先,中資保險公司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資本金不足或偏小,實行過高的市場準入與嚴格的經營范圍限制,其結果是:一部分中小保險公司及新公司難以進入部分市場,限制了資本金籌集速度,在經濟環境較好時使保險行業失去了發展的良機;嚴格的經營范圍限制導致一部分保險公司設置了過多的網點,增加了成本、降低了人員素質及經營效率與效益,增加了未來競爭的成本。其次,由于行為管理論在行業監管中占主導,從而以行為論好壞,未能深入研究行業發展的深層次原因與規律,不能對癥下藥,使得保險市場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兩難地步;同時,過分強調行為管理,可能會保持了不合理的市場結構,不利于市場優化與經營水平的提高。第三、嚴格的分業管理與國際潮流相違背;國有企業占主導使得行業內主要企業治理結構不合理、經營機構不健全、經營效率較低。重塑行業管理政策已成為保險業發展的一個關鍵。

(三)國家宏觀政策的不足之處

國家在發展保險事業中,由于經驗不足,也存在一些誤區,集中體現為:1.營業稅過高,不利于行業積累。2.不同等的國民待遇。3.對保險業進行嚴格的投資限制,不利于未來發展。4.法律法規不健全。由于發展歷史短、經驗不足,法制建設方面存在一些不足,隨著我國加入WTO步伐的加快,修訂法律法規已迫在眉睫。

(四)中資保險公司處于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市場結構是由集中度、產品差異和新企業進入壁壘所決定的。在中國保險市場上,保險產品差別較小,對照產業經濟學原理,我們可以發現:一是由于個別公司集中度過高,使保險市場結構性失調十分嚴重;由于壟斷的存在,使得市場上出現進入壁壘與政策限制,中小保險公司不能獲得規模經營的優勢,也就迫使中小公司和新進入的保險公司利用價格戰來獲取業務,由此導致市場業績逐年下滑、市場行為不規范,進入惡性競爭循環,中小公司也就失去了競爭優勢;二是壟斷存在一些既得利益,由于歷史優勢、短期內可以獲其壟斷利潤,也就過份借助了地方政策進行統保控制市場,而未進行必要的技術與制度創新,其結果是,既限制了其他公司發展,也使自己在未來國際化競爭中失去良機,還可能造成加入WTO時中資保險公司失去相當大的一部分市場。

三、保險市場結構合理化是關系保險業長遠發展的關鍵問題

(一)合并、混業經營、放松監管是世界性潮流

從80年代開始,國際金融保險業的購并活動日益增加,并且逐步發展為跨行業、跨國購并活動。混業經營已成為國際化潮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進入90年代后,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西歐和日本等國的銀行法打破傳統的界限,經營業務涵蓋商業存貸款、投資、保險等領域,“萬能銀行”的綜合化趨勢日益明顯。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由于對政府管理失靈的研究較為深入,因此在經濟生活中更加提倡自由競爭與民營化,這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在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的今天,金融領域的競爭將日趨激烈。而信息技術在金融行業中的運用推動了金融監管的放松,這無疑將推動全球金融機構通過并購和業務滲透而實力大增。放松監管也是全球金融行業管理的一大特征。

合并、混業經營與放松監管對保險市場結構將產生重大影響,由此而產生更多的競爭主體、引入更有效率的競爭機制,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保險市場的經營格局。

(二)保險業監管政策是市場結構合理化的前提

為了保證市場結構的合理化,以此促使行業的健康發展,行業管理政策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淡化保險公司的政府或國有色彩,實行嚴格的政企分開政策。按十五大四中全會精神,國有企業在保險行業中應堅持市場競爭選擇機制。這樣,一方面可避免保險市場出現整體系統性風險,加快國有公司完善治理結構與經營機構,快速實現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地方政府介入保險業競爭,從而保證市場競爭的公平性。

2、解決個別企業市場集中度過高,防止公司經營失敗對行業影響過大,防止競爭中有失公平而影響市場效率。在這方面,一則必須實現經營主體多元化、推動企業合理合并及折分上市;二則保證市場競爭有序化、運行機制市場化;三則是推動中小保險公司進行合并,以達到規模經營與市場公平競爭,提高整個市場的經營水平與效益。

3、放松監管,特別是放松利率、費率、條款限制,鼓勵產品與技術創新、鼓勵兼并。

4、建立科學的以償付能力、盈利能力、人才素質與經營管理機制為核心的風險監測指標體系,加強對經營風險的早期預警,同時盡快引進國外保險公司的信用等級評定制度。

5、完善法律法規,完善《保險法》及其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業務規章,將保險業納入法制化軌道。

(三)信息與技術發展帶來中資保險公司趕上世界水平的契機

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是帶動當今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大動力。對保險行業而言,網絡信息技術首先改變了銷售方式,網上銷售更快捷、方便。客戶只要進入各家公司的網站,就可以實現大部分保險交易。

保險公司在經營過程中,要實現科學經營管理,必須以科技為手段,加大對技術、教育和信息的投入,實現公司科學決策,走內涵式發展道路,為社會提供價格合理、質量優良的保險服務。這樣,保險事業的發展才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四)保險市場前景較好,使我們尚有一線生機

據統計,1999年我國保險深度只有1.7%,保險密度只有110.6元;而發達國家1998年保險深度已超過10%,保險密度已超過5000美元;而部分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等國,其保險深度也已達5%,保險密度也達到100美元的水平。從保險深度與保險密度而言,我國保險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力,因此國外保險公司積極謀求進入我國保險市場的途徑,在WTO談判中美國與歐洲都將保險市場開放作為主要條件之一。我國保險市場具有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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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當前，面臨世界經濟結構新變化，我們要密切關注世界農業發展新趨勢，在農業結構調整中逐步明確今后農業發展的方向和重點，以發展的思路優化農業結構，促進農業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

一、當前農業結構調整中市場體系存在的問題

1.市場關系的發育。農業結構調整的最大主體是農戶，我國農戶的基本特征是:①土地經營規模小。1999年底，戶均耕地面積.794畝，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相當突出。②農業人口過多。目前，農村勞動力近5億，富余勞動力大約在1.5-2億。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導致人均資源占有量少，加之資本、技術投人少和農業基礎條件薄弱，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農產品商品率低下。③農民收人低，經濟實力弱，在市場交易中常常處于不利地位。農戶在與其他市場主體進行交易和博弈時，常常處在明顯的弱者地位，不利于市場關系的發育。④就總體而言，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還不強，對市場信號反應不夠靈敏，出現比較明顯的盲目性和地區趨同性，增大了農業生產的市場風險。

2農產品市場。我國目前農產品市場體系還很不完善，主要表現在:①層次結構不完善。在整個市場體系中，城鄉集貿市場占相當比重，批發市場建設不足，期貨市場的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②農產品批發市場布局不完善。有的地方建設嚴重滯后，有的地方卻重復建設，出現”有場無市”的現象。③農產品市場運作體系不完善，各個層次的市場之間的聯系有待加強，目前還沒有形成農產品集貿市場、批發市場、期貨市場全國性的有機網絡。

3生產要素市場。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發達的商品市場.還包括發達的生產要素市場。與農產品市場相比，我國農村要素市場尤其是土地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后。①資金市場。農業結構調整、發展經濟作物和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業產業化經營、鄉鎮企業改制改造和產業升級以及發展小城鎮等，均需要資金支持，然而多年來，農村資金大量流人城市，目前還看不到緩解的趨勢。②勞動力市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級政府在小城鎮的戶籍管理政策上有所調整和松動，但不少大中城市迫于下崗職工的就業壓力，或者以社會治安為借口，對農民進城從業設置了更高的門檻。如何實現城鄉互通，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競爭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以利于農民與城鎮下崗職工的有序流動，需要統籌規劃，作出進一步的政策調整。③土地市場。目前，我國人多地少的狀況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不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轉機制，土地經營規模不斷細小化將不可避免。如何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權的流動市場，需要進一步摸索。④技術市場。進行農業結構調整需要技術支撐，因而興辦各類農業技術交易市場、加強農業結構調整的技術支持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二、解決途徑

(一)調整農業的資本結構

市場經濟的一大特點是資本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表現為不同性質的資本對資源的配置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沒有資本的多元化，市場經濟將不復存在。而某產業若想進人市場并獲得順利發展，也同樣必須有不同的資本在同一產業中發揮不同作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任何行業要想在市場經濟中獲得迅速發展，都必須有不同的資本參與。而我們的農業資本卻一直非常單一，這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業的發展。

就目前的情況看，我國農業資本存在以下問題:

1農業資本弱小。現在農村集體經濟很薄弱，很難有新的資本注入到農業生產中來，再加上我國現在的農業資本主要是靠農戶自身積累(大型水利設施除外)，農業生產所必須的種子、化肥、農藥、農機具、水電等全部由農戶負擔，而且鄉村公路、橋梁、小型水庫等的建設也由農民負擔，還有子女上學、各種統籌提留等稅費負擔，已使農民不堪重負，加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基本無提升空間，農民的積累也相當有限不可能更多地投人大量的資本于農業生產，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也就不錯了，所以農業資本的弱小就成為首要的問題。

2農村資本市場發育嚴重滯后。在我國的四大專業銀行中，唯一與農業掛鉤的是農發行，但農發行的投資對象卻不是眾多的農戶，而是農產品收購、加工、儲運企業或一些政府組織的大型農業項目，也就是銀行資本還沒有真正投入到農業生產的環節中。現在農村的民間信貸由于不規范、甚至非法運作，也不可能成為未來農業運作的主要來源。農村信用合作社的作用由于本身規模小，很難在農業生產中發揮更大作用。由于農業資本嚴重不足，且結構單一，使農業的轉型面臨很大的困難，廣大農戶只能維持簡單地再生產，并且一旦遇到較大的自然災害，農戶將連續多年喘不過氣來。如果農業資本結構調整得以實現，則農業生產的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將從根本上打破，以種養業為基礎的農業產業鏈才有可能得以拉長，綜合農業效益才能夠提高，農業的轉型與農民收人的增長才有可能順利實現。

對此，我們應當分析市場潛力，更新思想觀念，確立利用資本市場推進農業產業化的經營理念。在中國的投資領域中，農業是最大、最后的有待開發的市場，投資的空白領域也很多。如名優特新農副產品生產和經營項目，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精品農業、高科技含量的集約化設施農業等，正在逐步成長為市場份額大、投資回報快的跨行業產業。據相關專家分析，如果按從基礎生產到最終消費的產業化綜合效益計算，農業是最有前途、獲利較高的投資產業之一，同時農業和農村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始終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因此，支持結構優、規模大、素質高的農業類企業上市是依托資本市場、發展大農業，使農業走向科技化、產業化的正確抉擇。農業“綠色板塊”的迅速倔起，將進一步證實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證券市場、乃至整個資本市場最具開發潛力的新增長點，是應當予以積極支持、重點傾斜、加速培育的產業領域。

(二)農業生產組織的創新是農業結構調整的必然選擇

我們過去談農業結構調整，似乎只局限在經營品種上下功夫，過多地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場，利用行政權力在轄區內要求農民種這種那，結果是產品銷不出去，農民怨聲載道。盡管我們通過實行農村，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取得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但依然是一種小農經濟的模式，或者說它依舊屬于小農經濟的范疇。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溫飽問題尚未解決之前，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確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但當溫飽問題解決，農民開始追求小康與富裕生活后，這種生產組織模式顯然已很難擔當這一重任。

1.規模過小，勢必導致生產成本過高，使得產品在市場上無競爭力。我國加人WTO后，這種情形將更加嚴重。我國現有人均耕地大概只有1.5畝左右，加之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把農民限制在有限且逐年減少的土地上，使得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過多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不斷上漲，另一方面是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無上漲空間，這樣農業生產就陷人減產減收而不增收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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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篇（10）

1.地腳錨栓位置偏差、螺桿損壞

1.1現象

在澆筑基礎混凝土和基礎回填時未對預埋的地腳螺桿采取有效保護措施，從而導致地腳螺栓的螺栓彎曲、螺紋損壞等現象，由此也給柱子的安裝埋下了質量隱患。

1.2防治措施

在輕鋼結構廠房的基礎工程施工過程中，運用專用的預埋模板（模板根據施工圖中螺栓與軸線位置關系采用δ5～δ6鋼板進行制作）對地腳螺栓進行準確定位，定位后將螺栓與基礎短柱的鋼筋籠焊接固定。

地腳螺栓定位固定后，對照施工圖紙重新檢查螺栓的位置，經復查正確后方可澆筑混凝土，在澆筑混凝土過程中也應隨時檢查螺栓的位置偏差以便在混凝土終凝前及時進行調整。

鋼結構施工單位與土建施工單位共同協作完成地腳螺栓預埋工作，鋼結構施工單位應給予土建單位詳細的施工技術交底。針對各工程特點，在地腳螺栓預埋前均對土建施工單位做出詳細的技術交底。

地腳螺栓預埋完成后澆筑混凝土前均應對地腳螺栓螺牙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采用一次性塑料袋用膠帶纏繞進行包裹保護，鋼結構安裝時撕開地腳螺栓保護膜后，安裝十分便利。

混凝土澆筑完成后的地腳螺栓應采取箱、盒等保護措施，并嚴禁利用已預埋的螺栓作施工牽引或矯正使用，嚴禁基礎回填時受到施工機械或其他外力的擾動。

2、構件變形引起的安裝偏差不符合要求

2.1現象

對于跨度或長度較大的鋼梁等橫向構件，由于吊裝前未對構件產生的變形及時校正以及吊裝時選擇吊點位置不當等原因，使構件吊裝時處于變形狀態，安裝后導致構件安裝偏差不符合規范

及設計要求。

2.2防治措施

在構件吊裝前，必須對運往現場的構件長度、水平度、垂直度和連接節點的位置等進行詳細的檢查，必須保證構件符合《鋼結構工程施工質量驗收規范》和設計要求。若當構件存在變形時，應按照規范規定和設計要求進行校正。在某工程施工過程中，跨度為30m的鋼梁，鋼梁截面為H1100×300×16×24的焊接H型鋼，在安裝前對所有鋼梁截面高度、長度、翼緣板垂直度、側彎矢高、拱度等均進行了測量，針對測量時所發現的問題進行了相應的校正，保證了構件的安裝偏差在規范允許范圍內。

凡是跨度或長度尺寸較長、側向剛度較差的構件，在吊裝之前應正確的選擇吊點，可通過計算或試吊法進行確定，必要時按構件的結構特性予以加固，以防止構件再產生變形。在吊裝30m鋼梁時，現場項目部根據構件重心和現場的實際情況，合理選擇吊點。由于構件較長、側向剛度差，最終采用雙機抬吊，選擇四個吊點進行吊裝，構件在吊裝過程中未發生拱度和側向彎曲變形，保證了構件安裝的偏差在規范允許范圍內。

當構件吊裝就位，發現安裝連接的尺寸、位置有偏差時，必須采取有效的糾正措施，不得強行安裝、私自改變連接位置或尺寸。

3、鋼構件防腐涂料涂裝不符合要求

3.1現象

鋼結構涂刷防腐油漆后，未起到防腐保護作用，構件表面產生返銹、流墜、褶皺、裂紋；經漆膜測厚儀檢測，防腐油漆涂層厚度不符合設計和施工規范的要求。

3.2防治措施

構件表面除銹處理時，應嚴格按照設計和施工規范要求進行處理，并保證除銹等級符合要求。

對易沉淀的油漆，必須在使用前進行攪拌，以防止產生沉淀，造成涂裝不均勻。

兩個廠家的油漆不得摻合使用，若需摻合使用，必須經相關試驗合格后，方可使用。

配料時，必須根據試驗確定的品種、數量，不得任意摻合催干劑、稀釋劑，以防發生不正常的快干或慢干現象。

涂裝時的環境溫度和相對濕度應符合涂料的產品說明書和《鋼結構工程施工質量驗收規范》中的要求，涂裝后應加以保護。

油漆的涂刷遍數和厚度按照設計圖紙和《鋼結構工程施工質量驗收規范》中的要求執行，每涂刷一遍及涂刷完成后均使用漆膜測厚儀進行檢測。

4、鋼結構高強螺栓連接不符合要求

4.1現象

鋼結構螺栓的螺帽擰緊程度不一，同厚度連接件螺桿露出螺母長度不均、孔位偏差時采用氣割或電焊進行擴孔。圖1為某工程高強螺栓終擰后，螺栓外露長度的實際情況。

高強螺栓擰緊后扭矩值不符合設計和規范要求，產生超擰或欠擰，嚴重影響連接節點的可靠度。在工程施工過程中常遇到以上兩種質量問題。某工程使用的高強螺栓為M20×75，根據T=K×P×d（扭矩系數K=0.128）計算得出終擰扭矩值為435kN·m，但在實際終擰時，發現扭矩扳手扭矩值卻為325kN·m（屬欠擰）和625kN·m（屬超擰）。

4.2防治措施

擰緊高強螺栓時，按正確的程序依次由中間向外側對稱進行，擰緊高強螺栓的工具必須與螺栓的規格一致，嚴禁兩人合力或用套管加大臂長的方法擰緊，以防超擰或受力不均勻。

使用螺栓的長度應符合設計要求，現場不得任意更改螺栓長度和隨意替換使用。

安裝前，對構件上的孔徑和孔距進行復核，復核后方可吊裝。若孔徑或孔距有偏差時，必須采取過孔沖或補焊后，重新制孔，嚴禁使用氣割或電焊擴孔。

高強螺栓終擰，必須使用經檢測合格后的專用扳手。施擰扭矩根據T=K×P×d計算得出，施擰時嚴格按照此值執行。

5、暗扣式屋面板、固定支架和咬口不符合要求

5.1現象

暗扣式屋面板，固定支架質量差，厚度和強度不符合要求，固定支架漏設，在風力作用下，支架被拉直或拉脫，導致屋面板被掀起。暗扣式屋面板咬口未采用機械咬口，采用人工咬口，咬口不徹底、不連續。屋面安裝完成后，屋面咬口未采用機械咬口，采用人工咬口且咬口不連續，不符合要求。

5.2防治措施

暗扣式屋面板的固定支架必須符合相關的規定要求，厚度不得低于1.2mm，布設時必須每波每檁條一個，不得遺漏。

屋面板咬口必須使用與屋面板型相配套的專用咬口機進行咬口，在實施過程中，設專職的質檢員進行檢查。屋面板咬口時，必須將固定支架與屋面板一同咬住，應避免固定支架屬于無咬合狀態。屋面板施工前，應明確施工步驟、安裝流程，向施工人員做好技術交底工作，施工中嚴格按照安裝流程進行操作。

結束語

輕鋼結構廠房的安裝質量問題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對安裝質量的影響環環相扣，因此，在輕鋼結構廠房從基礎施工到后續的安裝等工序，應在每個施工段上的各個施工過程中進行嚴格的控制，將誤差限制在規范允許的范圍內，從而保證工程最終的質量能夠滿足相應的規范要求。

參考文獻：

[1]魏明鐘.鋼結構[M].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