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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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2）06-87 -03

前言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世界經濟發展史反復證明，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20世紀60年代末期，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羅納德·I·麥金農和列文等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率先提出并推動了金融發展理論。金融發展指金融體系的規模或效率得到提高，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是金融體系是否具有促進實體經濟增長的功能。在影響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中，金融發展一直是國內外研究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然而各種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一種觀點認為，金融中介在促進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新古典增長理論(Goldsmith,1969)認為，金融發展與投資有效性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強調金融自由化在增加儲蓄和投資方面起著重要作用(McKinnon,1973；Shaw,1973)。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通過有效的資本配置可以提高投資有效性，金融機構的產生與成長促進了經濟增長。而與之對立的觀點則認為，是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并不重要。例如，以（Lucas 1988)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以往的經濟學家們過分強調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認為經濟發展會創造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金融部門的發展，是經濟增長帶動金融發展而不是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金融發展除了對經濟規模產生作用外，對經濟結構特別是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動也會產生一定作用。有關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的關系的研究卻是在最近十多年間才發展起來的。(Greenwood和Jovanovich，1990)的理論模型開創了該領域研究的先河。在此以后，與其觀點相近的文獻逐漸涌現，大都是要證明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的倒U型關系。中國也有很多學者就此問題展開了研究。然而大部分中國學者的實證研究結論都與國外的理論有一定矛盾之處。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國尚處在金融發展倒U型的前一階段，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并沒有區分金融發展規模與效率的緣故。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簡要評述研究金融發展、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文獻。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簡要評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文獻；第三部分簡要評述研究金融發展、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文獻；第四部分是結論部分。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一）理論研究

在金融發展的相關研究中，各國學者都致力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由于各國的學者研究角度不同，他們設計的金融發展指標也不同，且各個指標的統計口徑也存在差異，使其結論不盡相同，但就研究結論而言，主要有以下個方面:

1、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Robert Lucas曾說過經濟發展中金融的作用被過分強調了，內生的技術進步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持這一觀點的這些學者認為經濟和金融沿著各自的方向發展，不存在因果關系。

2、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就外國來看，Goldsmith在1969年以金融規模占GDP的比重設計了金融發展指標，對1860～1963期間35個國家進行實證研究，驗證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很高的相關程度。McKinnon則用M2占GDP的比重構建金融發展指標，在對7個國家實證分析后發現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快速增長。而列文等則對戈德史密斯的研究進行了改進和發展，在1993年用4個金融發展指標對80個國家進行分析，證實了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

3、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抑制作用。Edward S.Show和McKinnon的研究表明由于金融市場上供給及需求不足促使經濟結構上的供求彈性較低，抑制了經濟的發展。金融發展對經濟的抑制作用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地區表現尤為突出。

4、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互為因果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作用，經濟學家WangEC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就說明它們之間的這種關系。研究表明金融發展有利于長期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要求金融市場同步發展，以促進金融發展。

（二）影響機制

篇（2）

一、相關金融學理論簡述

在詳細闡述金融控制理論之前，我們先了解另外兩種金融學理論——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深化理論，通過對這兩種金融學理論的了解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金融控制理論。

（一）金融抑制理論

20世紀50年代，格利和肖開始關注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得出結論——當一國的政府對本國金融實行嚴格的控制時，就容易出現抑制金融發展，進而抑制經濟發展的現象。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調查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發現很多國家存在金融與經濟相互抑制的惡性循環現象，他們稱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可以概括為：一國政府對金融業制定了政策，人為的降低利率，實行歧視性的信貸政策，以此促進經濟發展，但卻制約了金融業的發展，使金融業處于一個沒有效率的狀態，反而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從而形成惡性循環的一種狀況。金融抑制有幾個特征：一是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不能反映實際價格水平；二是金融市場是分割的；三是高存款準備金率。雖然金融抑制有很多缺陷，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也意識到這些問題，但很多政府依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因為他們的金融體系和稅收制度還不健全，只有增強對金融的控制才能保持政府的財政能力，才有力量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這樣雖然造成了資金配置上的低效率，但是卻能掌控經濟的發展。

（二）金融深化理論

1973年，麥金農和肖各自系統地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其核心觀點是政府要放松對利率的控制，鼓勵銀行間競爭，以此最終實現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可以概括為政府放松對利率的控制，加深資產金融化的程度，逐漸形成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使金融業具有充分的競爭性，從而使金融業在經濟的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最終形成金融與經濟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的一種狀態。金融深化的標志有三個：一是推進利率市場化；二是發展正規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三是構建一個有效的中央銀行系統。雖然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一系列問題，但對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沒有足夠重視。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完善，信息傳遞效率差，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道德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如果單純鼓勵銀行間競爭，可能會引起惡性競爭，不利于金融業的發展與穩定。政府放棄干預推行利率市場化也會使發展中國家失去調控金融活動的能力。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進而波及全球，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過度的推行了金融自由化，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過度的金融深化并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金融控制文獻綜述

（一）金融控制的內涵

寬泛的講，控制是政府對經濟的所有干預，政府實行金融控制政策是指在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政府采取有利的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等政策工具，對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速度進行控制，而不是在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實行過度的市場化措施，并最終在不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實現金融的和經濟的發展。政府對金融進行控制的時，由于執行力度、對象和步驟的不同，金融控制的效率也不同。本文認為金融控制是政府對金融領域的控制，即政府為了促進金融業發展、彌補金融市場失靈和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以出臺法律法規為主要手段對金融主體進行扶持、引導、規范和約束的總和。

（二）國外金融控制文獻綜述

金融控制一詞，最早由麥金農提出，他指出財政控制應優先于金融自由化。麥金農的金融控制理論是一種財政和貨幣控制理論，該理論指出轉軌時期的政府靠發行貨幣取得資源將導致通貨膨脹，而不會實現經濟增長，因此必須實行財政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稅收機制。

1、金融控制內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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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已經成為學術界最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近期，央行坐視銀行間市場出現錢慌，未循慣例予以救援，表明政府已決心犧牲一定的經濟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轉加杠桿行為，從而引導實體經濟結構的調整。劉海影刊文指出這一舉措的底線是“不發生財務金融危機”，壓迫實體經濟去產能的政策并未考慮到信貸擴張背后的制度性約束與實體經濟根源，在沒有糾正實體經濟結構性問題之前對貨幣金融體系動刀，有可能導致事先沒有預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為了驗證上述政策生效的可能性，筆者對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經濟波動問題進行了探討。本文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文獻綜述，陳述關于經濟增長與金融結構的相關學術成就以及本文參考文獻；第三部分理論分析，從理論上分析金融結構影響經濟增長的路徑；第四部分為結論。

二、文獻綜述

近代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主要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以及圍繞對新古典增長模理論完善發展起來的內生增長理論。關于增長因素分析方面，舒元和徐現祥在《中國經濟增長模型設定1952～1998》中論證，制度原因是AK模型增長理論能夠刻畫我國經濟增長主要解釋。胡文國和吳棟在《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理論與實證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同時在設定經濟指標時充分考慮了制度因素。本文中，筆者在以上理論基礎上充分囊括以上指標并將試圖將金融結構因素加進去。

國內學者對金融結構的研究大約始于上一世紀80年代，大體可以總結為金融結構成分分析、金融結構定量實證分析和金融結構優化問題研究這幾個方面。其中，吳超在（2012）《我國金融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穩定性研究》中合理設定了金融結構效率衡量指標，反映了我國國家主導型金融結構的特點。筆者在本文中將金融結構影響視為制度因素之一，希望分析經濟增長中不同因素影響程度，得出更合理的結論。

三、理論分析

（一）理理論基礎

根索洛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此處不詳述）：

Y（t）=F（K（t），A（t）L（t）） k（t）=sf（k（t））-（n+g+δ）k（t）

L（t）=nL（t） A（t）=gA（t） K（t）=sY（t）-δK（t）

拉莫維茨（1956）和索洛（1957）等提出的增長因素分析表達式：

■-■=α■（t）■-■+R（t）

其中產量（Y），資本（K），勞動（L），勞動有效性（A），折舊率（δ），儲蓄率（s）。

（二）傳導路徑

首先，金融結構通過資本投入變動影響產出。由索洛增長模型我們可以得知，儲蓄率的提高有利于經濟增長。金融機構通過金融結構提供相對于耐用品等實物資產較高的資本回報率，分散投資項風險，滿足人們預防投資動機吸引儲蓄。當儲蓄供給供給，引起儲蓄供求均衡的變動，使得利率變動，進而促進投資變動，從而使資本投入K改變，進一步使產出Y變動。金融機構的運作狀況和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以及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效率高低，決定著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數量和質量，從而影響著經濟增長。

同時，金融結構通過“勞動有效性”變動影響產出。索洛并沒有對“勞動有效性”具體含義將做出解釋，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提出A代表著研究與開發投入，技術進步，知識積累或者人力資本的觀點。但無論是研發或人力資本的積累，都需要投企業入大量的資本。良好的金融環境有助于企業的外部融資同，同時強有效的金融市場可以通過價格信號引導金融資源投向技術創新項目，提高資本利用效率，減低融資成本。

最后，金融結構通過增長因素貢獻變動影響產出。金融市場的信號作用引導著資本流向技術先進的新型部門，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產業升級。根據前文的增長因素分析公式，當K，A，s，g變動時，將引起經濟增長中各因素貢獻率的變化，這一變化的積累使得經濟結構變動，又反過來影響經濟增長。

四、結論

本文從理論的角度分析了我國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通過借鑒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因素分析模型進行了理論分析。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將金融結構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引入到模型中，建立了相應的模型闡釋了央行抑制加杠桿行為，從而引導實體經濟結構的調整傳導機制。

參考文獻

[1]舒元，徐現祥.中國經濟增長模型設定1952-1998[J].經濟研究，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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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IPO的成功發行對企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可以使公司籌集大量資金投資新項目，擴大經營規模，實現公司戰略目標，且有助于改善公司資本結構和公司治理，實現公司可持續發展，從而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目標。上市公司募股功能的發揮，對促進上市公司快速發展金融論文，提升上市公司的社會貢獻水平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其發展也存在諸多問題和弊病有待解決，IPO上市公司變更募股資金投向就是其中的問題之一。這是因為上市公司發行新股時的《招股說明書》，實際上都是對投資者的一種承諾，投資者據此做出投資與否的判斷。如果投資者決定投資，就等于與上市公司簽訂以招股說明書為內容的投資合同，約定投資人出資，公司方面負責經營管理。所以IPO上市公司變更募集資金的使用方式實際是一種違約行為，這不僅直接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也嚴重影響了證券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而近年來,中國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行為越來越頻繁，其用途變更已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高度關注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因此，本文擬在股權分置改革背景下，通過采用公司特征作為主要研究變量，對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進行了實證研究，試圖從中找出某些規律，為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和推動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提供一些幫助和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理論界對于證券市場和上市公司的研究已經非常成熟和深入，但是由于國外的股票市場比較健全，監管得當金融論文，幾乎沒有隨意變更IPO募集資金使用用途的現象，所以國外文獻對此的研究也很少，未發現西方關于募資投向變更問題的相關研究成果。國外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融資的資本結構、成本、融資順序等方面。但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基礎。國內對此問題的研究也始于1997年后，市場上出現大量變更募集資金使用用途的現象之后。

關于國內對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我國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投向變更的原因進行分析，并從客觀因素和非客觀因素兩個方面進行分析論證。

2、研究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投向變更與變更前后公司業績之間的關系，以此分析上市公司募集資金變更是“善意”還是“惡意”以及募集資金投向變更對公司業績影響是積極還是消極的。

3、分析了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投向變更引起的市場反應，檢驗公眾對上市公司募集資金變更的反應以及影響這種反應的因素有哪些，并對不同種類募集資金變更的顯著影響因素是否不同進行對比分析。

4、從戰略與績效的視角對我國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投向的多元化與變更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分析募集資金投向的多元化程度與變更程度相關關系。

5、對上市公司面對的制度約束分析的較多，缺乏對這些制度約束的形成機制及其歷史演變進行分析。

三、研究假設

張為國、翟春燕（2005）得出了因主觀因素發生募集資金投向變更的比例大于因客觀因素變更的比例。并進一步說明上市公司變更募集資金投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現實因素所造成的。要改變目前這種現狀，需要改變我國“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完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論文參考文獻格式。2005年4月29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證監會向各上市公司及其股東、保薦機構、滬、深證券交易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下發了《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宣布正式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股權分置改革的實行使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手中的股票價值與小股東一樣伴隨著二級市場的價格波動，大小股東的利益基礎一致，這必然促使大股東關心公司二級市場的表現。段特奇(2003)認為上市公司發出的募集資金變更投向公告會在證券市場上產生傳導效應金融論文，引起該公司股價下跌。據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呈正相關。

如何防止內部人控制及大股東操縱、完善董事會的職能與結構，從而重樹投資者的信心，成為全球范圍內企業所關注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于是，人們開始意識到引入獨立董事會制度以強化董事會的職能，確保董事會運作的公正、透明的必要性。從股東投資者層面來看，獨立董事制度有利于制衡控股股東，監督經營者。獨立董事有助于保持董事會獨立性，維護所有股東利益，增加股東價值。董事會中的獨立董事能為董事會提供知識、客觀性、判斷和平衡，從全體股東利益出發監督和監控公司管理層。因此，獨立董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行為的發生，我們提出下面假設：

假設二：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與獨立董事比例呈負相關。

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投向變更現象非常普遍。但在所有發生變更的行業中，以傳統制造業所占比例最大，這是由于傳統制造業處于完全競爭狀態和微利狀態，該行業主營業務利潤率較低，如果把募集的資金用于主業金融論文，給企業帶來的利潤會很小，受高額利潤的驅使，這就使得這些上市公司紛紛放棄原來擬投資項目，而改投其他收益率更高的項目或轉向非實業投資領域以期獲得高利潤。而對于新興行業來說本身主營業務具有很好的前景，公司處于高速發展時期，沒有改變募集資金投向的動機。因此，可以得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與行業具有相關性論文參考文獻格式。

募集資金變更實際上是對IPO公司《招股說明書》中可行性項目的否定，這是上市公司投資決策的失誤，從實質上反映了我國上市公司普遍沒有建立起細致有效的投資決策程序和規范。但這種規范化的決策程序的建立與公司規模是具有相關性的，我們知道公司規模越大，其公司治理結構越完善，也會有科學的規范投資決策機制為其提供支持，對可行性項目的論證相應的較充分。另外，公司規模越大，其受到各項監管也越多，所以不會輕易改變募集資金投向。據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四：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與公司規模呈負相關。

如果上市公司負債較多金融論文，很可能會盲目的拼湊一些項目，來解決資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募集資金到手后，又找各種理由來說明原來的項目效益差，另外的項目好等來變更募集資金投向。同時，債較多、財務狀況較惡劣的公司在遇到其他投資項目或是應對公司發展的其他需要時，沒有其他渠道獲得資金，只好使用募集來的資金。也就是說為了“圈錢”欺騙廣大投資者。根據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五：IPO募集資金投向變更與公司資產負債率呈正相關。

從以上假設定義本文的變量，如下表：

變量定義

 

變量

代碼

變量說明

預計符號

因變量

1

發生募集資金投向變更

 

  0

沒有發生募集資金投向變更

解

釋

變

量

FS

變更年末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

+

DS

變更年末獨立董事比例

―

INS

傳統行業為1，新興行業為0

  LnTA

變更年末資產總額對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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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1]張亦春，蔣 峰. 中外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比較及啟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 21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J]. 中國大學教學，2005（2）：6-18.

[3]王廣謙. 正確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養模式改革[J]. 中國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張 新. 中國金融學面臨的挑戰和發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賢. 從金融理論變遷看金融本科教學改革[J]. 金融教學與研究，2005（2）：38-41.

[6]張亦春，蔣 峰. 金融學專業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改進研究[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1（3）：32-35.

[7]黃 達. 金融學學科建設若干問題[J]. 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0（9）：1-7.

[8]龔明華. 當代金融發展理論：研究及前沿[J]. 國際金融研究，2004（4）：4-11.

[9]劉 澄. 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演變簡評[J]. 當代財經，2001（1）：35-39.

篇（6）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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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支持理論的發展趨勢

研究金融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關系，早已成為金融實踐研究領域之焦點問題。且已在以往諸多經濟學家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中被充分證實。

(一)金融發展理論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為《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的著作，格利以名為《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開啟了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構建了金融發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從初級到高級。從簡到繁變化的特征。該模型論證了經濟發展階段與金融作用成正相關的命題，即經濟發展階段越高，則金融發揮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論文《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中，充分論證了許多金融問題，核心問題為貨幣供給和需求推動。研究表明，金融體系通過刺激投資和儲蓄的方式。來制約資源配置和改進資本構成。如在實踐中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政府會運用金融優先發展方式，去推動貨幣供給總量，從而拉動社會經濟增長。

1969年，在35個國家100年經濟發展信息基礎之上，戈德史密斯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重要結論，經濟發展水平與金融相關率正相關。這一重大結論奠定了金融發展的理論根基，為今后的金融理論研究提供了基礎參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積極指導意義。

經濟在發展。科技在進步。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也在逐漸拓展，其研究結果說明金融要素、金融體系的完善在經濟成長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經濟的發展，必須從金融領域人手，以這些理論為依據研究金融體系的變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通過金融體系改革，減少金融抑制，最終實現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相互協調。

(二)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關系理論概述

就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關系問題，在國外學者理論研究結果的借鑒學習基礎之上，我國的一些學者進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舉如下：

1995年，張杰提出金融成長的定義，指出金融成長范疇有兩個方面，即金融發展與金融增長。張杰從金融努力、經濟結構和經濟狀態三個角度研究了其對金融成長的影響。最后提出金融成長的內生分析框架理論。

1997年。王光謙提出金融對經濟增長有三方面的貢獻。貢獻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產力和實現資源再配置及規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國民經濟增長。貢獻之二：金融借助經濟轉型，來提高儲蓄一投資要素，拉動經濟發展。貢獻之三：金融產業借助自身價值創造。為國民生產總值做貢獻。

2003年。計承江提出發揮金融在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杠桿”作用，需找準均衡點。需借助金融“杠桿”找準城鄉統籌建設的著力點。找準發展現代大農業建設的支撐點，來促進農村信用體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強調了農村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是：在風險防范基礎之上，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對農民農業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

(三)縣域經濟和縣域金融兩者關系的理論概述

黨的十六大會議正式提出“壯大縣域經濟”之說，此后。在我國各地有很多專家就此問題展開了細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國華指出，金融抑制現象在我國各地縣普遍存在。其具體表象是縣域資金外流和信貸投入總量不充足的問題。他們指出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大力發展縣域特色金融。實現農業政策性金融業務職能。來體現合作性金融的積極作用，進一步規范和發展民間金融，去克服縣域金融抑制的現象。

同年，另一學者李文森指出。“三農問題”的發展面臨的困境本質上是縣域金融所面臨困境。因為縣域經濟范疇幾乎涵蓋了我國所有弱勢群眾。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在經濟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狀態良好，反之則較落后。解決縣域金融問題的重點是解決好兩組矛盾：即金融企業商業化運作和縣域經濟效益不高之間的矛盾，及民間金融良性擴張和金融監管部門監管之間的矛盾。

如今，在我國學術領域針對縣域經濟的研究還較少。還未構成科學、系統的理論框架。縣域經濟發展的科學研究還不系統、全面。這就需要對縣域經濟與縣域金融的關系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

二、金融支持理論綜述

金融支持指國家和各級地方金融機構借助多種金融工具，來推動某個特定區域經濟的發展的活動。其途徑是借助金融體系與金融工具的綜合利用。來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區域經濟發展和金融支持的關系十分密切，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制約。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經濟發達地區的金融業也很發達。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發展水平的直接制約。當金融發展到相當水平時，就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發展要求金融機構能高效運行，金融工具需多樣化。金融的發展會導致金融機構增多，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之間的交易成本也會降低。

(二)以金融推動主體不同的分類

以金融推動主體的差異，將金融支持分為兩類，即政策性金融支持與市場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學術界對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異，存在國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認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據一般認知的效率準則去實施。而是根據政府政策目標而制定的。相關金融領域的政策支持，它較好的兼顧了社會的效益與政策的。

2.市場性金融支持

市場性金融支持是將市場機制做為前提，各產業通過金融機構來取得資金支持的一種融資方式。市場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它以社會存款為資金來源，借助負債完成信用創造，以利潤最大化為追求目標等特征。從而實現資金支持各類企業，提供完善的融資服務。

經濟發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程度和經濟的宏觀調控息息相關。

(三)以金融支持形態不同的分類

以金融支持形態的差異，把金融支持分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總量支持和金融結構支持三類。

1.金融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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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金融發展理論

伴隨著銀行的誕生，學者已經開始思考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但受限于當時結構主義，使金融問題無法被單獨作為一個專門的分支進行研究，而是將金融作為發展經濟學的分支來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最先就金融發展理論進行系統性研究始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發展理論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貨幣金融思想研究的變量大多集中于貨幣、信貸等和商業銀行等這些常見的金融變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聯系，也就金融在經濟社會中的重要性給予肯定。

亞當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銀行的活動可以促進一個國家的產業，但是這種增長體現在是本無所利的資本變得有利可圖。隨后經濟學家開始把金融理論放在一個更為重要的位置上開始研究，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首次系統對貨幣經濟理論進行研究，還提出了貨幣金融對實體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實質性的影響。不過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貨幣金融對短期經濟的影響，而并沒有進一步分析對長期經濟的影響，因此，他的觀點不能作為嚴格意義的金融發展理論。

雖然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金融對經濟的作用，但是真正對其進行系統性研究的學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經濟發展理論》中明確系統的分析了貨幣、信貸和利息等金融經濟變量對經濟發展重要促進作用。此外，熊皮特還將經濟發展的根源在于持續不斷的創新，銀行信用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體現在為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提供必要的購買力，銀行的信用創造了這種購買力，而信用創造的能力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他認為銀行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主要關鍵的角色。在這之后，西方學者開始重視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哈羅德多馬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強調資本、儲蓄等金融變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索洛?米德在對哈羅德――多馬模型基礎上，經過改進建立了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模型。該階段的研究雖然已經開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學者關注到單個金融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發表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與儲蓄―投資》兩篇論文中試圖建立一個從初步到逐漸深化的金融發展模型，用來解釋“經濟發展水平跟金融在經濟作用成正比例”這個論斷。隨后，兩人還從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角度去論斷了金融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這兩篇論文開創了從采用基本模型論述金融對經濟發揮作用的新模式。隨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發表了《金融理論中的貨幣》還提出了在某種程度上，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運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制度的運行效率等觀點。與此同時，金融結構理論的創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發表了《發達國家的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于金融形態的比較實驗》文章開啟了金融結構研究的歷程，為后來的金融結構研究奠定了基礎。

格利和肖雖然只是在金融增長的層次上進行了分析，但是已經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變革等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制度性因素，為后來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間，眾多學者對此類領域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他在此書中首次明確了定義了金融發展的概念，即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礎上首次對金融結構的概念和內涵進行了界定，構建了金融結構理論研究的總體框架和金融相關率、各類主要金融中介機構的相對規模指標等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基本指標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標，同時他還綜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國際橫向比較和歷史縱向來論述FIR值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的基本結論，提出了金融發展在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12條定律。

格利和肖為金融發展理論研究啟蒙后來相關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進一步推動了后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遺憾的是，這些研究成果雖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得到驗證，但卻沒有就金融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形成的運行機制做進一步擴展和研究，僅在實證研究中則僅限于35個國家，研究對象相對狹隘，也沒有指出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因果關系。

二、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

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的影響，一些新獨立的國家在其經濟發展進程中遇到國內儲蓄積累少和資本不足，這些因素制約了戰后這些國家的經濟恢復。探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這些國家金融體系效率低下和金融發展滯后。所以以麥金農（Mckinnon）和蕭（Shaw）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將研究重點放在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與之研究成果相關的著作。隨著受關注程度的加大，人們也越來越注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義發展思路已經取代了結構主義思路，成為當時的主導經濟理論。不少學者開始將研究的重點領域從發達國家的金融系統轉變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系統。這些很大程度上為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發展土壤。

20世紀7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產生的標志是麥金農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蕭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書的問世。他們都是以落后地區和后發展國家作為研究對象，他們提出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發展和其經濟之間的關系被學術界稱為“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這兩個理論的精辟見解和獨到研究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和貨幣金融的一個重大突破，在當時的學術界引發一股熱潮。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中，他們的理論都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制定本國或本地區金融政策和確定本國貨幣改革的理論基礎。

麥金農和蕭的核心思想認為，對于那些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內部的金融結構和經濟發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環的運動。這些國家要想獲得更大發展，必須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維，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利率和匯率及資源的配置隨市場供求關系變動。市場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過采取取消利率、匯率的人為管制，減少政府對金融活動的過度干預，并且鼓勵私營金融機構的創立和發展，充分利用國內資本來降低對外資過度依賴的不利局面，運行貿易自由化、稅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體制機制的改革。

三、赫爾曼、默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約束論”

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出現之后，很多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盲目跟風進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獲成功。究其失敗的原因，有學者《金融約束：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一書中指明：信息經濟學的發展為金融發展理論構筑了微觀基礎，金融約束的理論框架是在信息經濟學基礎上對金融體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進行分析，政府的適時適當干預，而不是完全對利率和匯率“毫無作為”可以有效地促進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證明了金融約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經階段。

上個世紀90年代，赫爾曼、默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從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將之前的金融發展理論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約束論”。這個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約束論”與其國內的實際發展規劃、經濟社會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論也為重新審視金融體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問題。他們認為經濟中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等問題導致瓦爾拉斯均衡在現實中難以成立，麥金農和肖在這方面的觀點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對金融活動的管理和規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約束本質上是政府方面通過對存款監管、市場準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讓銀行擁有“特許權價值”，并因此獲得租金。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對租金在生產部分、企業和政府之間分配，從而有效降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出現機率，起到鼓勵創新，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從而對經濟發展起到正向促進效應。兩人還同時指出，金融約束在發展中國家要想取得預期的效果，必須在通貨膨脹率較低、實際利率為正和良好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條件下才可實施。金融約束論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進程中所常見的信息不對稱和金融監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彌補市場失靈。進一步分析了政府適時適當干預有助于金融發展，在理論上更強調政府干預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認金融深化，而是對金融深化的進一步豐富發展和補充。

進入上個世紀末，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斷涌現出新的問題，經濟學家們嘗試將各理論，如博弈論、內生增長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結合金融發展理論為出現的新問題進行解釋。他們利用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對金融體系的構成要素和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進行了分許，同時還將金融因素引進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以便更好論述金融對經濟增長和效率影響。可以說，內生金融發展理論進一步深化和發展金融發展理論。

參考文獻：

[1]（R.R.阿羅）R.R.Arrow主編.風險投資.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 1999.

[2]（美）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周朔等譯.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三聯書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美）邁克爾?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全球深具影響力的管理大師經典著作.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10）.

[4]Vandana Chandra，林毅夫，王燕.領頭龍現象：低收入國家趕超式發展的新機遇[J].勞動經濟研究，2013，（1）：3-34.

[5]埃斯里?德米爾古克-肯特（Asli Demirguc-Kunt），羅斯?萊文（Ross Levine）編；黃純純譯.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銀行、市場和發展的跨國比較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banks， markets and development.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6]巴曙松著.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金融結構與中國金融政策.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3（03）.

[7]格利，肖.金融理論中的貨幣[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篇（9）

正宗的華人女婿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當晚，蔣文寧第一時間接到了美國親戚的通知：堂姐夫彼得?漢森摘得桂冠，他們全家都感到非常高興：“漢森圓了四伯父蔣碩杰的夙愿：用經濟學推進社會，并得到世人高度認可。”第二天，蔣文寧全家就向漢森發去了賀電。

今年61歲的拉爾斯?彼得?漢森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和社會科學資深講座教授。而蔣文寧作為中國資產評估協會理事，談起漢森的學術貢獻顯得十分專業：“他的成就主要是開發了一套統計方法，可應用于驗證估算資產的理論，這套統計方法對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和評估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

蔣文寧向記者講述了漢森與堂姐的相識趣事：上世紀80年代，風華正茂的漢森已經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并開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當時他教的班上只有一位華人女孩，就是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蔣碩杰之女蔣人瑞。

當時漢森主講的經濟學課程非常艱深，課堂氣氛相對沉悶，漢森為了調節課堂氣氛，一天在課上講了一個蘊含著經濟學知識的幽默故事。沒想到故事講完后同學們都沒有反應，唯獨蔣人瑞笑了，這讓漢森開始留心起這個理解力超強的華裔女孩。而蔣人瑞也對年輕有為的漢森傾慕有加，一場“師生戀”由此在芝加哥大學校園里展開了。如今蔣人瑞也成為了芝加哥大學的一名經濟學教授。

蔣文寧說，堂姐蔣人瑞很小就去了美國生活，中文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回鄉祭祖時的發言也由姐姐代勞，反倒是漢森因為經常去臺灣講學訪問，說了一口好中文，而且這個娶了華人老婆的經濟學巨子，對中華文化也有著深厚的情感。

一家兩代經濟學巨擘

蔣文寧告訴記者，漢森今天的成功與蔣碩杰這個華人著名經濟學家岳父的指點和影響是分不開的。晚年的蔣碩杰定居在芝加哥，與漢森和蔣人瑞一起生括，這對漢森在經濟學上的研究很有裨益。

1918年生于上海的蔣碩杰，是元老蔣作賓之四子。在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后，他赴日本求學，后又來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攻讀哲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并繼承了導師的經濟學精髓：“除管制、自由化”、“反對凱恩斯政策”、“抑制通貨膨脹”。

早在跟隨哈耶克學習期間，蔣碩杰的才華便開始展現。1945年，他的博士論文以全校最佳論文獲得了當年的“哈奇森銀質獎章”。在1947年執教于北京大學期間，29歲的蔣碩杰就與等幾位經濟學泰斗一起，被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和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提名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40歲那年，他被臺灣地區“中研院”院長親自提名，與梅貽琦一起獲評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既是第一位經濟學院士，也是人文組最年輕的一位院士。

上世紀60年代至上世紀80年代，蔣碩杰相繼擔任臺灣經研所所長、“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等職務。經濟學界一致認為，他的經濟學理論為臺灣地區走出經濟困境和經濟起飛作出了巨大貢獻。“亞洲四小龍”中中國臺灣地區、韓國經濟的騰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采用了蔣碩杰的經濟理論。

篇（10）

金融發展

在經濟發展進程中，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探討貫穿經濟發展過程的始終。可以講。金融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是人們對金融在經濟增長中重要作用的認識逐步深入的過程，也是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目前。經濟學家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結論而言，充滿爭議，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的增長。

如約瑟夫·熊彼特(1991)的非常信用理論、Goldsmith(1969)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理論、Mckinnon(1973.1991)和Gurley and Shaw(1995)的金融抑制論。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獨具特色的金融因素與產業資本相結合的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經濟發展初期，銀行的信用是金融活動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他首次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作了比較，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的存量和流量指標，并對35個國家1860—1963年數據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在大多數國家，如果對近數十年進行考察，就會發現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率先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制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新紀元。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兩個角度，系統闡述了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麥金農的金融抑制論理論認為。金融變量和金融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來說，并不是中性因素：它既能起到促進的作用，也能起到阻滯的作用，關鍵取決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選擇。肖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資產快于非金融資產積累的速度而積累。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首先應該從金融領域人手，減少人為因素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借助市場的力量實現利率、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從而消除“金融抑制”。這些理論雖然假設條件不同，但都是在嚴格的理論模型基礎上論證了金融中介具有儲蓄動員、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功能，從而金融發展推動了經濟發展。這些結論得到了后來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如King和Levine(1993)從金融功能角度人手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在金融功能計量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金融功能的確對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率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貢獻。Levine和Zervos(1998)發現了金融自身的差別性及其特征的多樣性，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加入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一些指標而擴展了King和Levine對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Levine和gervos選取了47個國家1916—1993年的有關數據進行了交叉國家回歸分析，結果表明銀行信用與經濟增長之間，所有股票市場之間存在著強相關性。雖然他們沒有指出這些結論的因果關系。Philid Ares-tis and Panieos Demetriades(1997)在這一時期實證研究方法上取得了開創性突破。他們在國別研究上用時間序列分析代替了傳統的交叉國家分析-法，以國別研究分析取代了回歸平均法，這一方法能夠更精確地反映諸如金融系統的結梅、政策制度與政府有效管理程度等單個國家的具體環境因素。除此之外，金融發展理論工作者利用不同的計量方法和不同樣本數據檢驗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例如，Ne-usser和Kugler(1998)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利用時間序列數據，Beck.Levine和Loaya(2000)利用版面數據，Le-vine(1999)利用工具變量法，研究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第二種觀點恰好相反，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不產生影響。

這種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觀點可稱為“需求導向”論。持這種觀點的研究者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是無關緊要的，金融的發展只是被動地對經濟發展做出反應，隨著經濟的增長，經濟主體對金融服務產生更多需求，金融發展僅僅就是對這種需求的反應。早期的研究如瓊·魯濱遜(1952)、格林伍德和約萬諾維奇(1990)、萊文(1993)、帕特里克(1966)、羅伯特·盧卡斯(1988)和Stem(1989)等。早在1952年，魯濱遜就對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質疑。她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間的交易會產生新的摩擦，這些摩擦刺激了經濟對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產生的需求，而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應經濟的需要而產生，也就是“實業引導金融”。金融對經濟增長沒有實質性的貢獻，金融是被動地適應經濟增長。理性預期學派的代表人物羅伯特·盧卡斯斷言：經濟學家普遍夸大了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市場的重要性。金融市場最多只不過在經濟增長中起到極其微小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約萬諾維奇、萊文等人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場的建立和發展需要依賴于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只有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才能有金融市場的發展。所以，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經濟增長決定金融發展。近期的實證研究，如Singh(1997)也得出了股票市場發展無助于經濟增長的結論。在類似“需求導向”論觀點中，更有甚者持有金融發展會破壞經濟增長的“金融破壞”論的觀點。如Buitle(1984)和VanWijnbergen(1983)認為正式金融市場的發展爭奪了非正式的民間融資市場，從而減少了國內企業可貸資金數量，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