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本質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藝術本質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研究和闡釋舞蹈的起源，絕對不能忽視其“內在根據”。只有“內在根據”與外在條件這兩方面的情形都爛熟于心，才能最終把握舞蹈起源的真諦，使這個專題的研究達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所謂舞蹈起源的“內在根據”，指的是人類那身心合一的物質條件，手舞足蹈的自娛意識和傳情達意的交流需要這三種與生俱有的內在因素。

舞蹈不單純是一種娛樂，它是表現人的諸多復雜思想感情的意識形態的藝術。“藝術作品通過形象描寫表現出來的境界和情調”——這就是意境。

一件成功的舞蹈作品，總令人耳目一新，產生感情上的共鳴，一句話：有意境。美的意境需要眼光獨到，善于把握時代的脈絡，抓住一般人司空見慣的事物進行篩選，發展其中的閃光點加以提煉升華，于是栩栩如生的形象脫穎而出。意境不僅對主題起到了深化作用，而且調動起觀眾的想象力，使觀眾有著身臨其境之感。舞蹈的意境創造要達到這種境界，作品才易于被觀眾所接受和歡迎。

舞蹈的意境有許多種，第一個是心態意境。心態是指人的心理活動狀態，喜怒，哀樂，憂愁，煩躁等心理活動的表露形式，受周圍環境的影響會復雜多變，在一定的范圍里，標志著社會某一個民族或個人的精神斗志。

第二個是生態意境，舞蹈從乎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原始狀態起，就由各種物體打擊出各種節奏想伴隨，而打擊出來的各種節奏也正是音樂的原始狀態。舞蹈藝術發展到今天，更是與音樂難舍難分。好的舞蹈構思創作出好的舞蹈音樂，好的音樂創作出優秀的舞蹈作品的成功之作比比皆是。舞蹈音樂屬于音樂的一個品種，但它通過音樂塑造的時空和舞蹈的形體動作珠聯璧合，使觀眾同時從聽覺和視覺兩條審美通道去欣賞同一作品。

三是情態意境。情態，顧名思義是指“情”和“景”的交融，“情”是人所為，“景”是客觀存在，兩者統一形成動態情勢。當人與景觀產生聯系融為一體時，情態便在情景交融中自然結合，起到承上啟下畫龍點睛的作用。

舞蹈藝術和其它的藝術門類一樣，在建構自己的藝術大廈時，情要真，意要深。而情真需要創作者對民眾生活有深刻的體驗，意深則需要藝術家們對社會生活有高屋建領的理解和認識，只要情真意深，形象必然豐滿，作品的哲理品格也便會透過情節自然浮現出來。

篇（2）

二、中國當代油畫藝術需關注的側重點以及藝術家的責任和使命

就油畫本身創作而言,是將現實生活中存在或潛藏的事物，以真、善、美的藝術表現手法，對其進行提煉、放大、夸張等，以實現審美情感交流和價值的藝術的形式。而當今中國油畫創作,則表露出背離了藝術創作應有的社會價值和審美目的，傾向于艷俗、荒誕、邊緣等現象，這不僅使得油畫藝術失去了應有的藝術本質，也使得整個藝術圈的局勢不穩定，割裂了藝術家主體創作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放低對藝術生命力和高質量藝術作品的追求。為了使油畫藝術在中國長期健康的發展，需關注以下幾點：

1社會生活的表述

從本質上來說，藝術源于現實生活，又為現實生活服務。現實世界是每一個人都無法逃避的社會背景，藝術創作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表述，屬于一種社會行為，為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作用。所以，藝術與社會生活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今天的繪畫并不是脫離人的存在意義的繪畫，也不是追求金錢利益的繪畫，而是關乎自身與社會生活關聯的繪畫。它可以憤慨悲怨，也可以自我陳述，但它絕不是迎合時尚，也非謀求利益。做到真正的藝術，需立足于社會生活，通過自身的社會體驗人生經歷進行藝術創作。

2符合審美規律

藝術具備審美人類學的本質，是人類創造審美的符號形式。當代藝術對美的追求逐漸讓真的表現所替代。傳統繪畫的評判應以美為標準，一幅作品如果是真和善但不美，則不可稱之為藝術作品。但目前，由于受到西方后現代藝術思潮的浸染，打著“反傳統”的旗號，逐步降低了對美的要求，高雅脫俗的審美傾向逐步衰退到大眾文化的消費時代中去，從形式和內容上消除審美深度和文化內涵。審美情感是藝術家審美情調，人格境界的體現，是作品主體內容的升華，如果違背了審美規律，則違背了藝術本質的精神，則與非藝術作品沒有任何區別，因此，藝術家在創作時需注重審美規律的運用。

篇（3）

1.文本內容廣泛，彰顯了語文大教材觀。首先，選材文化氣息濃郁，文化特征明顯，給考生以強烈的文化熏陶。如廣東卷的《文化的生與死》、四川卷的《兩漢經學》、安徽卷的《中國經典》等。其次，選文富有藝術品位，引導學生重視人格或藝術品格的培養。如新課標卷Ⅱ的《藝術是什么》、江蘇卷的《羅丹的雕刻》、山東卷的《性格組合論》等。此外，選文關注人類的生存環境，包括科技文明、新能源、新家園等，緊貼考生生活實際。如重慶卷的《關于傳統技藝的傳承》、天津卷的《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湖南卷的《生物電池》等。選取的文本篇幅一般在千字左右，而且語言規范、難易適中、文體鮮明。

2.題型豐富多樣，設題難度增大。主要有以下幾種題型：單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主觀簡答題，填空題，探究應用題。

3.考點明確，略有變化，體現了高考穩中有變的特點。論述文閱讀常常涉及“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義”“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篩選并整合文中的信息”“歸納內容要點”“分析文章結構、把握文章思路”等考點。總體來看，2015年高考論述文閱讀同往年相比，基本沒有變化。但側重考查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能力。

（1）理解能力。這類試題側重考查對文中關鍵性詞語、句子的理解，要求考生從表情達意、理清思路出發，立足于篇章和主旨去分析句子。如重慶卷第4題：下列對“傳統技藝”的表述，不準確的一項是（ ）。再如廣東卷第14題：文化為什么“具有歷史性”？請結合文本回答。

（2）分析綜合能力。①篩選并整合文中重要信息。所謂篩選整合信息，就是根據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將文中相關而又分散的信息提取并集中起來，加以處理。以此立意的試題具有較強的綜合性，既是對文本信息的高度綜合，又是對考生綜合能力的考查。如北京卷第7題：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成功研發有何意義？請根據以上三個材料回答。②歸納內容要點。所謂“要點”是指作品全文或段落層次中的主要內容或基本觀點，既可以是幾句話、一個段落、一個層次或幾個層次的內容，也可以是整個作品的內容。對歸納能力的檢測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將抽象的含蓄的內容加以闡發、解釋，使之具體化;二是將具體的內容進行準確的概括，提煉出其核心內容。如江蘇卷第17題：羅丹給雕刻帶來的“根本性的變革”體現在哪些地方？請簡要概括。重慶卷第6題：根據原文提供的信息，傳統技藝“生產性保護”的途徑是什么？③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觀點態度。這類試題側重考查考生是否具有獨立思考、質疑探究的能力，同時也體現了對考生思維嚴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的關注與考查。如浙江卷第10題：在文章末尾，作者認為“心靈和心靈之間的直接交流”“在心理上也是不可能的”，為什么？根據文本內容說明理由。④考查文章思路結構。這類試題多從文章開篇構思或段落間關系入手，考查考生對作品結構脈絡的把握能力，以及在整體感知基礎上分析段落之間及段落內部層次關系的能力。如福建卷第11題：請簡述文章的論述思路。

（3）探究應用能力。這類試題在考查篩選分析、提煉概括等基本能力的基礎上，重點考查考生的思維發展能力。如江蘇卷第18題：請結合文章，闡釋文末“開向生命的窗子”的內涵。

二、趨勢預測

1.定位更加清晰，命題難度適中。社科類文本側重于選取文化教育、文學藝術和歷史學等方面的文章，越來越注重對考生基本閱讀理解能力的考查，總體來說設題難度并不會很大，同時，分值權重與選考部分也會基本相當，設題會盡可能貼近考生實際。

2.命題式樣穩定，調整幅度不大。大多數省市將會繼續沿用單項選擇、多項選擇再加上簡答題的命題樣式。簡答題的設題上會盡可能避免一題多問，同時，將逐步增加分析、探究的成分。

三、備考策略

1.研讀考綱，明確考點。考生在平時要認真研讀《考試大綱》，明確考查方向和重點，然后著重加以訓練。

2.探究真題，對癥下藥。認真研究和試做真題、樣題，有利于考生對考試形成直觀感性的認識。做題時，考生要認真研究每一道題目，并與考綱逐一對照，以此明確命題人的命題意圖。

3.細讀文本，把握用意。要逐字逐句細讀文本，逐段總結，步步為營。明確文本中作者贊成什么，反對什么;喜歡什么，厭惡什么;歡迎什么，拒絕什么等等。弄清了這些，也就弄清了作者的觀點和態度。

4.審讀題干，理清要求。社科類文本和文學類、實用類文本是有本質區別的。對社科類文本的考查，除了包括對詞語、句子的理解外，還包括對段落、主旨的理解，即作者的論點、論據和結構安排等。做題時應當針對具體題目審讀題干，按要求作答。

篇（4）

產品的涵義及種類特性分析

（一）產品的涵義

從原始意義上講，產品也稱勞動產品，它是“人們運用生產資料從事有目的的活動所創造的物質資料。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由此可見，產品的原始意義是指人們勞動創造出來的有形物質產品。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認識到，“在廣泛的意義上，產品還包括精神產品，即人們通過精神勞動而創造的產品，以滿足人們文化生活的需要。”

但無論是體力勞動還是精神勞動的產品，產品都具有是勞動產品這一本質屬性。關鍵是有形的物質產品一經生產出來，它就既可獨立于生產者，又可獨立于消費者而存在。只有當它被消費者購買并實際消費時，這一產品才逐次或一次消亡。與此相反，除了那些可以用物化形式承載的精神產品之外，還有很多精神產品，當不具備物化條件時，這種產品的生產是在生產者頭腦和身體中完成的，并且儲存在生產者的頭腦和身體中，沒有外化于生產者頭腦與身體之外。只有在受眾欣賞時，這種精神產品才能通過語言、動作、顏色、接觸等媒介渠道，獨自或與環境一起外化出來，讓受眾感知獲取，并內化成受眾的感受體驗。

除了精神產品之外還有一種東西也是由勞動創造生產出來的，而其產生或存在方式也和缺少物化載體承載的精神產品一樣，以獨特的外化和被接受方式進行生產或消費。這種產品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服務產品。“服務產品（簡稱服務），是生產者通過由人力、物力和環境所組成的結構系統來銷售和實際生產及交付的，能被消費者購買和實際接收及消費的‘功能和作用’”。而從一般意義上說，精神產品也可歸為廣義的服務產品之中。

（二）產品的種類特性

我們把完全可以獨立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有形物質產品叫做“獨立性產品”。而把廣義的服務產品叫做“非獨立性產品”，因為廣義的服務產品既不能獨立于生產者，也不能獨立于消費者而存在。并且在“非獨立性產品”中，又根據是以物還是以人為直接作用對象而分為兩類，即“對物非獨立性產品”和“對人非獨立性產品”。就“對物非獨立性產品”來說，它指的是那種“直接對物”的“功能和作用”。但這種服務的真正作用對象是人而不是物品，因為是消費者在購買和消費這種服務產品。這種服務是通過物品作用于消費者的，因此我們這里也可把它叫做“物媒非獨立性產品”。而就“對人非獨立化產品”來說，它指的是那種“直接面向消費者身心”（即直接對人）的服務產品，它的直接作用對象是人。

“獨立性產品”在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存在可以截然劃分的三個階段，即生產階段、流通階段、消費階段，出現兩次交換（少數直銷的除外）即生產者與商家的交換；商家與消費者的交換。同一產品的生產過程與消費過程在時空上都是完全分離的，沒有重疊。而在“非獨立性產品”中，無論是“對物非獨立性產品”還是“對人非獨立性產品”，生產者提供的產品都不是一種有形物，而是人和物以及環境結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種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價值。而消費者消費的就是這種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價值。而“非獨立性產品”從生產到消費過程中，不存在可以截然劃分的三個階段，而且只有一次交換，即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交換。并且“非獨立性產品”的生產階段與消費階段在時空上是同一的、重疊的，“非獨立性產品”的特殊本質屬性正是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

另外，“非獨立性產品“與“獨立性產品”的最大區別，在于二者的消費界面不同：“獨立性產品”的消費界面在消費者購買了產品后并實際使用商品時，而且是在與生產者脫離情況下。消費者的每次消費，都是自己主動和產品及消費環境相結合，以使產品功能得以發揮，然后消費者自己又實際消費這種功能發揮所產生的作用，形成對產品功能的體驗性（即作用感受性）消費。由此可見，在“獨立性產品”購買和使用過程中，消費者是一次性購買“獨立性產品”，一次或多次消費使用該“獨立性產品”。因為一般的“獨立性產品”都至少具有一次或以上的“功能和作用”。而“非獨立性產品”，則是生產者將人力、物力、環境相結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結構系統”，即“大產品”，生產者出售的不是整個“大產品”，而是將這種“大產品”的一個或多個“功能和作用”作為可以出售的產品，分次或分時加以出售，而自己則保留對“大產品”的剩余“功能和作用”的產權。

如果生產者將人力、物力和環境相結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結構系統”，而消費者不購買這種“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則就會出現構成“結構系統”的各種人力、物力、環境的浪費。因此，“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是時間的函數，它被消費利用比率越高，生產者的效益就越好，反之則越差。這就像“獨立性產品”被生產出來后未銷售出去形成積壓一樣，積壓的“獨立性產品”雖然可以降價，甚至可以免費贈送，但對生產者來說必然是一種損失。

而以“功能和作用”作為產出品的“結構系統”，其一旦出現，如果無人購買它的“功能和作用”，那么它的“功能和作用”就不能商品化，但構成它的人力、物力和環境卻是隨時間而消耗的，是有成本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即“非獨立性產品”）的價值（尤其是時間價值）就隨時間的流逝不但無法實現，而且還被浪費。在這一過程中，購買的人少也不能降低以“功能和作用”作為產出品的“結構系統”的固定生產成本。

旅游產品的涵義及本質屬性

（一）旅游產品的涵義

旅游產品是一類特殊的產品，它的特殊性產生于它的消費者──旅游者的旅游消費的特殊性。旅游是由旅（旅行）和游（游覽）這兩個核心內容構成的。而且在這兩個核心內容中，游覽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因為它反映了旅游活動的直接目的所在，而旅行則是實現游覽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在旅游活動中，如果把“游覽”活動去掉，那么，這項活動就只剩下旅行了，而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因此，旅行并不等于旅游；如果要在旅游活動中把“旅行”活動抽掉，這也不叫旅游。可見，“旅行”和“游覽”是旅游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二者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二者結合才能變成旅游活動。

根據上面對旅游活動的分析，旅游作為一種消費，就是由“旅行消費”加上“游覽消費”而構成的“組合性消費”。為滿足這種“組合性消費”需求而整合出來的組合性整體產品。因此，旅游產品就其本質來說，就是由“旅行產品”加上“游覽產品”而構成的“組合性整體產品”。

（二）旅游產品的本質屬性

旅游不同于一般休閑活動的最突出的特點，是旅游消費的“組合性”。而這種“組合性”特點又使旅游產品成為“組合性整體產品”，呈現“珠鏈形”。并且構成“珠鏈”的每一個“珠子”都是傳統產業（主要是各種服務產品生產行業）的一種產品。但這些構成“珠鏈”的每一個“珠子”本身卻不能被稱為旅游產品。

旅游產品主要是由各種傳統服務行業的服務產品組合起來的。旅游產品是由各種傳統服務行業生產的多種服務產品組合起來的“服務產品鏈”，而且由于這個“服務產品鏈”中的每個服務產品珠子都是某種“功能和作用”，所以，這個“服務產品鏈”又可以被稱為“功能和作用鏈”。

綜上所述，旅游產品就是“珠鏈式”的由多種“功能和作用”串在一起的“組合性整體產品”。旅游產品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性”與“組合整體性”就是旅游產品的本質屬性。因為正是這兩個屬性使得旅游產品既不同于“獨立性產品”，也不同于一般的“非獨立性產品”。它是“服務產品鏈”，又可以被稱為“功能和作用鏈”，也即“非獨立性產品鏈”。

篇（5）

一、案例的啟示

案例1：微軟OpenGL開發小組堅持認為世界上沒有比OpenGL更適合Windows系統的圖形引擎，于是激發了內部的戰爭，“動物男孩三人組”秘密開發DirectX引擎。戰爭最終以更多的內部的部門采用更快更簡單的DirectX而不是OpenGL，并使OpenGL組最終轉變成為DirectX組而告終。案例2：微軟組建了上千人的NetDoc隊伍，目的是要擊敗自己的Office，結果歷經三年，Office如期了OfficeXP，而NetDoc還沒來得及就被解散。建立在NetDoc上的其他的各項應用，也隨之被解散或合并。案例1說明：技術創新競爭有內部與外部之分，而且DirectX組的技術開發過程的特點就是一個內部小組獨立創新、內部競爭、內部選擇的過程。案例2告訴我們:企業可以自主實施技術創新內部競爭策略。

上述案例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微軟、因特爾、蘋果、3M等公司均存在著大量的類似的內部技術創新競爭現象。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不確定性使得許多精心設計的商業計劃變得毫無意義，為了規避風險，許多企業在R&D部門中同時采用不同的技術進行開發，鼓勵部門間使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工作等方法，為企業提供由于市場、技術迅猛變化所需要的柔性。英特爾公司雙小組制項目攻關，在進行項目攻關時同時成立兩個小組分別來攻克同一個項目，比如摩爾在探索處理器存儲技術最佳方案時，決定使用MOS和雙極兩種途徑實現，于是成立了MOS技術和雙極技術兩個技術開發組分頭攻關。

國外有學者針對高科技企業的這種內部激烈的技術創新競爭現象，提出了“內部達爾主義”概念，如邁克爾?德拉蒙德在《微軟帝國叛逆》中指稱的“微軟帝國的達爾文主義”；王建碩在《微軟的過去和Google的宿命》一文中指出：“微軟內部的達爾文主義，從Windows95時代到現在，從來都沒有改變過”。企業技術創新“內部達爾文主義”是指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尤其指技術領先型企業）在基于市場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技術預見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傾向于獨立創新、并根據內部有計劃或無意識的競爭和選擇、從諸多同功能效用的研發項目中確定目標技術的過程和現象。微軟產品創新開發模式：同步+固化，就很好地詮釋了內部達爾文主義的要義：同步意味著內部競爭，固化意味著內部選擇。本文僅僅基于高技術企業內部的技術創新競爭的案例，力圖在理論上回答技術創新內部達爾文主義的本質特征，這有助于優秀企業在激烈外部技術創新競爭條件下從內部采取更有效的競爭行動。

二、企業技術創新內部達爾文主義的本質

“企業技術創新內部達爾文主義”是企業技術創新競爭的必然結果，更是企業實施技術創新領先戰略競爭的必然結果，其本質就是外部技術創新競爭與選擇的企業內部化。

熊彼特早就預言了技術創新內部進化：“如果競爭性的經濟被巨大的聯合組織的增長所打破……，那么……新組合的實現必然會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變成同一經濟實體的內部事情”。企業技術創新競爭是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核心思想，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熊彼特即提出了企業之間通過技術創新開展競爭的思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中，熊彼特進一步揭示技術創新競爭的性質和特征。他精辟地指出，技術創新競爭與其他類型的競爭相比，“猶如炮擊和徒手攻門間的競爭”。實業家時刻感受到競爭的嚴峻，這種緊迫感來源于他們對外部創新競爭的高度動態性的本質特征的把握，創新競爭無時不在，企業就一刻不能停止對外部創新競爭的應戰。然后，從“應戰”逐漸升級為“迎戰”、“挑戰、“衛冕戰”，內部達爾文主義順應著這種高層次高基準的企業技術創新競爭的不斷升級而逐漸從外部走向內部，由低級走向高級的。

技術創新戰略的競爭是技術創新競爭的關鍵。企業技術創新戰略是指企業在正確地分析自身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的基礎上，所作出的技術創新總體目標部署，以及為實現創新目標而作出的謀劃和根本對策。企業技術創新戰略類型有三：領先型、尾隨型、模仿型。一般情況下，企業都傾向于把追隨技術領先者作為低成本的途徑，而把技術領先看作是實現差別優勢的一個車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E?B?Roberts教授在1999年末對全球技術戰略管理標桿進行研究，在北美、西歐、日本等所有研發投入超過$1億的公司中，日本有74%、歐洲有84%、北美有79%的企業采用了技術領先戰略。俗話說：三類企業賣產品、二類企業賣技術、一類企業賣標準；同樣地，三類企業比產品技術、二類企業比技術創新、一類企業比技術創新戰略。技術創新戰略的競爭之所以是技術創新競爭的關鍵，是因為技術創新競爭已經難以在技術創新活動本身比高低，關鍵在于比誰更具有洞察力，誰更理解技術和市場走勢，誰的技術創新戰略更合適。

Intel就是實施技術創新領先戰略并且獲得巨大成功的企業典范。在“RISC和CISC構架之爭” 的較量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RISC即精簡指令系統計算，CISC指復雜指令系統計算，這是兩種計算機和處理器的設計方式。Intel的芯片是以CISC為基礎的，故RISC新技術會威脅其核心業務，Intel怎么辦？進退維谷之間公司只能“兩面下注”，建立了兩支相互競爭的隊伍：486組和i860組，兩個研究小組幾乎同時進行，他們既相互較勁又相互學習。i860于1989年2月正式推出，它成了回擊SUN公司攻勢的秘密武器；486于1989年4月在全球同步，它迎接了Motorola公司的挑戰且衛冕成功。其戰略競爭的高妙之處有二：一是486 架構的原始構想高妙，它的微處理器的整數單元采用RISC核心以加速處理單一指令，其他部分保留CISC原樣以處理復雜指令并保持與過去兼容，可以說是一念之間改變了思維模式和競爭模式，獲得科技創新；二是沖刺i860排除RISC的威脅，為將公司內部資源和市場注意力集中到X86架構上排除了障礙，讓X86形成更高產量、更好性能、更快速度，這樣才能以逸待勞不必擔心競爭者的挑戰。

三、企業技術創新內部達爾文主義的特征

1.技術創新主體上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1）技術創新主體往往是技術領先型企業。實施“內部達爾文主義”需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領先的技術為后盾，卓越的人才、創新冒險的精神為驅動，這些只有領先型企業才具備。領先型企業沿著研究――開發――工程管理的軌跡前進，力求采用最新技術以領先于市場，控制技術的發展方向，占據技術發展的制高點。(2)內部技術創新主體多采用項目攻關的“雙（多）小組制”，這些小組可以是正式組織，也可以是非正式組織。英特爾公司雙小組制項目攻關的做法屬于前者，兩小組的友誼競賽取得輝煌戰果；前文案例中的“動物男孩組”屬于后者，成功的背后伴隨著部門間矛盾的沖突、隨意決策導致重復投資和低效益、精英人才的流失，為技術創新管理提出了棘手的管理課題。(3)小組核心成員多為內企業家型。美國學者吉福德?平肖第三在《創新者與企業革命》中提出了“內企業家”一詞，指那些在現行公司體制內，富有想象力，有膽識，敢冒個人風險來促成新事物出現的管理者。內企業家是現代大公司的產物，處于公司最高管理層與基層的中間結合部，是連接上面與下面的過渡層，因而在企業創新中居于關鍵部位。

2.獨立創新傾向性。技術領先型企業往往具備獨立創新的潛能和現實基礎，他們擁有較多的知識經驗和智慧、較強的智力資本、快速經濟的創新源――領先用戶，重視學習能力的不斷提升和動態調整，掌握了獨立開發所需要的能力和資源，可完全控制研發過程及回報。 A-U模型表明企業“過渡創新”依賴于在常規創新階段所積累的知識和技能，領先型企業很少依賴廣泛的創新互動網絡，為從創新中獲取更大的回報，公司都充分激發內部能力，促進內部知識流動，力求把新一代產品推向規范化市場。獨立創新不僅是一種可能，更是領先型企業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要求，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領先型企業具有自發的獨立創新的動力源。個體原動力是內部達爾文主義產生的微觀基礎；技術創新系統內部競爭協同力是技術自主發展的前進驅動器和創新系統自組織進化的內在源泉，當系統趨近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往往就意味著內部達爾文主義的階段性勝利；創新組織保障，如微軟創新人員15%、Google20%自由支配的時間就是內部達爾文主義強有力的支持。

3.創新的內部“”選擇性。競爭產生的多樣性是其技術進化的內在根據，選擇是技術進化的外在條件，人們根據技術的功用最大化原則來選擇。選擇是英國技術哲學家約翰?齊曼在1993年的《技術創新進化論》中最先提出的。內部“”選擇與共相選擇的不同點在于：(1)選擇模式不同。內部選擇主要不是依賴社會需求拉力模式，而依賴于技術推力的作用模式。技術內部矛盾運動是技術進化的直接動力，是內因，社會需求是外因，社會需求只有通過技術自身的內部矛盾運動才能發揮作用。(2)選擇判據不同。共相選擇認為技術選擇的判據有三種：技術自身的判據、社會選擇的判據、現有環境資源的物向判據。埃呂爾(JEllul)指出：現代技術具有自我增長和自我選擇的特征，內部選擇則更側重于技術自身判據。(3)選擇所處環節不同。內部選擇所處環節尚處于構思實驗設計試制階段，尚不涉及到社會市場經濟選擇，即使有，往往也是企業想象地模擬外部選擇，由企業內部專家模擬或各種不同的社會角色，如：供應商、消費者、不同社會職責的政府官員等；即使真有顧客的參與，那也不過是極少數領先用戶，這種社會市場經濟選擇也是片面的不完全的。(4)選擇環境不同。環境選擇包括經濟市場的客觀選擇，也包括系統各成員的價值判斷、喜好傾向等主觀選擇。內部選擇的環境往往僅僅指企業內部環境，它是單一的主觀的環境。

4.內部技術創新的強競爭性。內部競爭之必要性體現在：它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是外部競爭的加強機制，它也是高端技術企業在全球持續領先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內部競爭促進了多樣性的涌現并提高了對環境的普適性。技術創新戰略制定中“混沌規律”也指向這種隨機多樣性，強調計劃制定的隨機性，強調時間差和快速反應。另一方面，技術與技術之間的競爭是技術生態系進化的內部動力，沒有競爭就沒有發展。競爭的作用是通過技術本身的功能、效益、效率、方法上的競爭達到優勝劣汰，實現內部達爾文主義的。它首先以企業技術預見確定技術創新的大方向，然后以不同技術范式或技術軌道之間的競技優選具體的目標技術。企業技術預見是企業技術預測與自身運營狀況以及戰略發展規劃的融合，它更加強調需求導向，強調相關利益主體的參與，強調預見結果的決策支持作用，強調對預見結果的跟蹤和監控。其目標是確定未來技術創新的方向，企業可從戰略的高度有效預測行業關鍵技術的未來發展趨勢，制定有效的戰略規劃，降低企業新技術開發風險，提高新產品市場成功率。目標技術的最終確定則依賴于不同技術范式或技術軌道之間的競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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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北京:商務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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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發展了資本主義，不僅數量上頗為可觀，而且還發展了在其它各地從未出現過的類型、形式和方向。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理性的工業組織只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資贏利活動相適應；所有這些西方資本主義的特點之所以獲得了重要意義，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聯系著（即使通常所謂的商業化、可轉讓證券的發展、投機的理性化、交換等等一類東西也是與之聯系著的）。

經濟生活整體上的顯著特征可以說是經濟理性主義。在技術和經濟組織領域的這種理性主義的進程，無疑決定了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理想的一個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物質產品，毫無疑問是他們畢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資本主義在西方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不僅為西方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發展過程，改寫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歷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們的中心問題，歸根結底，也不是資本主義活動發展本身，中心的問題毋寧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或從文化史來說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起源及其特點的問題；這個問題與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的起源問題肯定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韋伯指出：初看上去，資本主義的獨特的近代西方形態一直受到各種技術可能性的發展的強烈影響，其理智性在今天從根本上依賴于最為重要的技術因素的可靠性。然而，這在根本上意味著它依賴著現代科學，特別是以數學和精確的理性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的特點。另一方面，這些科學的和以這些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的發展又在其實際經濟應用中從資本主義利益中獲得重要的刺激；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曾經受到經濟考慮的鼓勵，這些考慮在西方曾對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甚為有利，而這一鼓勵是從社會結構的特性中衍生出來的，當然，并非社會結構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這些方面中具有無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那么這種法律從何而來？韋伯分析如在其它情況下一樣，資本主義利益毫無疑問也曾反過來有助于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試圖做出這種說明時，我們首先考慮了經濟狀況，因為我們承認經濟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與此相反的關聯作用也不可不加考慮。因為，雖然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的依賴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但與此同時，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卻要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

一種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這種經濟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所欲達的經濟成功，這與農民追求勉強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冒險家式的資本主義的那種享受特權的傳統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因為這種傳統主義趨向與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投機活動來追求經濟成功。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從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主義這一角度可以說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卻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義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包含著各式各樣東西構成的一個完整世界。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這一特殊具體的形式到底是誰的精神產品，韋伯指出，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其實這也是韋伯在這部著作中所要論證的觀點。

韋伯同時還指出，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并不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結果，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產物。其實，在宗教改革之前，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業已存在了，這有力的證明了以上的觀點。其實韋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傳播。更進一步的說，資本主義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從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釋。在這本著作中韋伯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加爾文教的分析來說明這一點。

韋伯認為：加爾文主義在社會組織方面的無可置疑的優越性能夠與這樣一種斬斷個人和塵世的千絲萬縷聯系的傾向有關系，這種關系源于基督教胞愛在加爾文信仰所導致的個人內心孤獨重壓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義就是如此的，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服務的，被選召的基督徒在塵界中唯一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地服從上帝的圣誠，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與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會成就，因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據他的圣誡來組織社會生活。因而在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是為“增加上帝的榮耀”。為社會的塵世生活服務的職業中的勞動，也含有這一特性。在加爾文教中，這成為了他們倫理系統中的一個鮮明的特點。胞愛只能為了上帝的榮耀而存在，而不是為肉體服務的，那么這種友愛首先只能表現在完成自然所給予人們的日常工作中；漸漸地，完成這一工作開始具有了一種客觀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為我們社會的理性化組織的利益服務。這便是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天職觀”。

同時，韋伯還指出，作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義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理性化的發展。這種禁欲主義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種禁欲主義的，清教徒的禁欲主義是一種入世的禁欲主義。禁欲主義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種明確的理性特征。禁欲主義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發展成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為的有系統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狀態”，使人擺脫非理性的沖動的影響，擺脫對外界和自然的依賴。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類型的禁欲主義一樣，力求使人能夠堅持并按照他的經常性動機行事，而不依賴感情沖動，這種禁欲主義的目的是使人可能過一種機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務是摧毀自發的沖動性享樂，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為有秩序。

禁欲主義如何深入個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確定自己受到恩寵呢？況且只有在證明具有與自然人生活方式明顯相異的特殊行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這種恩寵，由此產生出對于個人的推動力，激勵個人有條有理的監督自己的行為，以使自己獲得恩寵，并因此而把禁欲主義注入其行為之中。但是，這種禁欲主義行為意味著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這種禁欲主義再也不是一種不堪承受的負擔，而是每一個確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與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們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離開塵世的修道院里度過，而是在塵世及其各種機構里度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這種在現世中（但又是為了來世的緣故）將行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義新教的職業觀引起的結果。

在私有財產的生產方面，禁欲主義譴責欺詐和沖動性的貪婪。被斥之為貪婪、拜金主義等等的是為個人目的而追求財富的行為。因為財富本身就是一種誘惑，但在這里禁欲主義是那種“總是在追求善卻又總是在創造惡的力量”，這里邪惡是指對財產的占有和占有的誘惑力。因為，禁欲主義，為了與《圣經•舊約》保持一致，為了與善行的倫理評價相近似，嚴厲的斥責把追求財富作為自身目的的行為；但是，如果財富是從事一項職業而獲得的勞動果實，那么財富的獲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標志了。更為重要的是：在一項世俗的職業重要殫精竭慮，持之不懈，有條不紊的勞動，這樣一種宗教觀念作為禁欲主義的最高手段。

當著消費的限制與這種獲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實際效果也就顯而易見了：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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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昭第《審美形態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將人類審美活動劃分為前審美、審美和后審美三個階段，并將現實美、感覺美和藝術美作為審美形態分別置于相應審美階段進行研究，對傳統美學數千年來看似無法統一的或強調現實美、或重視感覺美、或關注藝術美的片面本質論、學科論、形態論，乃至審美形態學理論構想進行了成功修正、整合和超越，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建構了審美形態學的完整理論體系。

一、對傳統美學本質論的修正、整合與超越

古今中外的許多思想家和美學家關于美的本質論僅強調審美活動某一階段的審美形態，卻忽略了其他審美形態，明顯存在片面性。或如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車爾尼雪夫斯基、蔡儀等僅關注前審美階段的現實美，認為美是事物的客觀屬性;或如伊壁鴻魯學派、休漠、柏克、康德、杜威、桑塔亞那，乃至呂熒等僅關注審美階段的感覺美，基本上主張美是心靈活動，是愉快;或如狄德羅、黑格爾、朱光潛等僅關注后審美階段的藝術美，強調美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尤其主觀的客觀化。所謂美的本質的界定，必須涵蓋前審美階段的現實美、審美階段的感覺美和后審美階段的藝術美等所有審美形態，否則就是不全面的。但是任何一種針對某階段審美形態，卻忽略其歷史發展的界定，同樣是不科學的。而且，任何對具有普遍意義的本質屬性和規律的抽象和界定其實都不可能是毫無遺漏的，甚至往往以漏失更具有真理意義的本質規律為代價。因為人們總是對已經引起注意的因素進行了概括，卻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同樣有理由成為本質規律但是沒有被人們注意到的那些因素。所謂對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規律的抽象常常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對具體、鮮活和復雜的形態特征的描述為代價的，而對形態特征的犧牲同樣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其作為真理存在的可能。對最具有普遍意義的美的本質的抽象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空洞而沒有意義的。因為事實上不存在可以涵蓋所有審美形態的概念，任何概念所能涵蓋的只能是具體的暫時的審美形態，而不是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審美形態乃至審美本質。

郭昭第《審美形態學》對傳統美學本質論所進行的修正和整合，不是從最普遍意義上重新獲得一定貌似新穎實則仍然不免偏頗和膚淺的本質論，而是創造性地將審美活動劃分為三個階段，將各個不同審美階段的審美形態都作為界定對象，使傳統美學數千年來看似無法統一的片面本質論在具體審美形態的描述中獲得真理性地位。這就是該著作超越傳統美學的一個主要體現。正如他所說:“堅持概念性與非概念性的有機統一，放棄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審美形態乃至審美本質的界定而尋求對具有具體性和暫時性的審美形態的描述，是我們所謂審美形態學的一個基本思路。”雖然這種具體描述也非無所遺漏，但相對于最為普遍意義的抽象來說畢竟漏失得少些。

二、對傳統美學學科論的修正、整合與超越

傳統美學學科論，或如柏拉圖、蔡儀和洪毅然強調對美本身尤其現實美的研究，認為美學是研究美的性質和規律的科學，是美的哲學。或如鮑姆嘉通、桑塔亞那、高爾泰，甚至李澤厚等強調對審美心理、審美經驗和審美意識等感覺美的研究，認為美學是研究審美的性質和規律的科學。或如謝林、黑格爾、朱光潛等強調對藝術美的研究，認為美學是研究藝術美的性質和規律的科學。以上三種學科論由于強調某一審美形態而忽略其他，明顯存在片面性，但最受忽略的是現實美中的自然美。因休漠、鮑姆嘉通、黑格爾和桑塔亞那等對感覺美和藝術美的片面強調，最終使現實美尤其自然美逐漸被貶斥或遺忘。雖然西方現代美學尤其是英美肯定美學已經對黑格爾等否定自然美的學科論有一定程度反撥，但在我國仍有許多人將美學限定為美感學或藝術學。近年來興起的生態美學雖有所反撥，卻因忽視和貶抑感覺美和藝術美而陷人另一片面性之中。

真正全面、完整的美學體系應該對包括現實美、感覺美和藝術美在內的人類審美活動各個階段的一切審美形態進行整體觀照、動態把握和歷時性研究。有些著作或教材雖然注意到整體觀照，但多停留在基于邏輯關系的共時性研究和靜態闡述層面。郭昭第《審美形態學》將人類審美活動劃分為前審美、審美和后審美三個階段，并將三種審美形態分別放置于人類審美活動的相應階段中進行歷時性研究和動態描述，不僅成功修正和整合了傳統美學學科論的片面性，而且超越了傳統美學的共時性研究和靜態闡述的理論模式，在重視歷時性研究與動態描述的基礎上，達到了宏觀的歷時性研究和動態描述與微觀的共時性研究和靜態描述的有機統一，實現了審美形態學體系宏觀結構與微觀結構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動態性與靜態性、歷史性與邏輯性的統一。 三、對傳統美學形態論尤其審美形態學的修正、整合與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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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治療及其流派

藝術治療（Art therapy）或稱作藝術心理治療（Art psychotherapy ），國外許多機構在20世紀40年代末起相繼明確了對其的定義：美國藝術治療協會（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簡稱AATA）在成立宗旨中對其所作的定義為：藝術治療是“運用藝術媒介、形象、創造性藝術活動和患者對作品的反應，來呈現個體的發展、能力、人格、興趣、關注和沖突的一項服務性職業。藝術治療以人類發展和心理的理論知識為基礎，以包括教育、心理動力、認知、人際和其他的治療途徑在內的評估和治療為輔助，解決情緒沖突、提升自我意識、提高社交技巧、管理行為、解決問題和減少焦慮，輔助現實取向，提高自尊”。

而英國藝術治療師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of Art Therapists，簡稱BAAT)對藝術治療的定義是：“一種治療的方法，在藝術治療師的協助下，透過繪畫、塑造等藝術媒材，從事視覺心象表達，借此心象表達把存在于內心未表達出來的思想與情感向外呈現出來。這種表達和呈現出來的心象產品，具有治療和診斷功能，提供治療者和當事人治療期間的處理指標。治療期間，當事人的情感常常包含在藝術作品里，并在治療關系中加以處理與解決。”

此外，還有如加拿大藝術治療協會、澳大利亞國家藝術治療協會等機構都對藝術治療下了定義。綜合來看，藝術治療的主要框架包含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當事人運用某種藝術表現手法，如繪畫、雕塑、書法等，結合自身的情感體驗與主觀感受，呈現一個非語言性的藝術表達。這樣的表達不一定需要藝術表現手法功底，以樸素和無任何范式窠臼的方式來呈現自己的內心世界，簡而言之，即主觀的客觀表現過程。

其二，藝術治療師結合藝術理論、心理分析理論、視知覺認知理論等學科，對當事人的個性化藝術呈現進行分析評估，依此作為診斷依據對當事人進行治療，達到解決情緒沖突、提高社交技巧、管理行為、解決問題和減少焦慮等目的。

比較各地藝術治療機構對藝術治療所下的定義，各自有其側重，分別強調了藝術治療的不同價值取向，即精神分析、藝術表現媒介、創作過程、治療關系和藝術本質，因此便形成了不同的藝術治療流派，如心理分析取向的藝術治療、行為認知和發展取向的藝術治療、人本主義取向的藝術治療以及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等。

在藝術治療與藝術教育相結合的情況下，為了充分發揮藝術教育的功能性優勢，我們更應該傾向于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美國藝術治療專家伊蒂絲?克雷莫于1979年提出了“art as therapy”（藝術作為治療）的主張，就傾向于藝術本質論，認為藝術創作過程中就存在著治愈性特征，強調藝術創作過程和藝術升華作用在治療中的功效。我們認為，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在重視藝術表現的同時，更加強調藝術表達活動或創作過程本身，創作過程能調節當事人的情緒沖突，升華感情，促成當事人的自我探索、統合并提升其自我體驗，增進自我認識，修復或改變自身對外界的認識及交互狀態，增進心智完善和感知覺的發展。

二、藝術治療中外發展歷程

廣義上的以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在中國由來已久，莊子主張通過對藝術的關注，對人的本源性存在進行拯救。莊子的“道”之思想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影響有眾多學者做過相關研究，徐復觀作為其中代表之一，他認為：“由莊子所說的學道的工夫，與一個藝術家在創作中所用的工夫的相同，以證明學道的內容，與一個藝術家所達到的精神狀態，全無二致。莊子所追求的道，與一個藝術家所呈現出的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藝術家由此而成就藝術地作；則莊子則由此而成就藝術的人生。”①莊子所倡導的“藝術的人生”，究其思想根源，無非是想樹立一種理想的人格，因其“物物而不為物所物”最終獲得一種人格上的完滿，精神上的暢游。

北宋《宣和畫譜》中寫道：“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間，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揪斂，則葩華秀茂，見于百卉眾木者，不可勝計。……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于此，與詩人相表里焉……展張于圖繪，有以興起人之意者，率能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文中對畫家借物傳神以及抒情作了精辟的描述。“奪造化而移精神”――此時作為修辭手法的移情，將人的主觀感情移寄到某種客觀事物之上，反過來又用被感染的客觀事物影響人的主觀情緒，達到物人合一，這樣的模式和藝術治療中藝術本質論模式不謀而合。

“奪造化而移精神”的范式在文人畫中有更淋漓盡致的體現，無論是《宋史?宗炳傳》中記載的宗炳的“澄懷觀道，臥以游之”，還是蘇軾《東坡題跋》下卷《書摩詰藍田煙雨圖》評論唐代王維的作品中指出的“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抑或倪瓚為張以中畫墨竹題跋所說的“畫者不過意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寫胸中逸氣耳”。諸此觀點，大多以書畫的形式，抒發胸中戾氣，不拘泥于對客觀事物的詳盡描繪。文人畫將中國古代藝術精神中的藝術治療因素發揮到了極致。

狹義上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在我國歷代也屢見不鮮。隋朝名醫莫君錫運用“精神順逆原則”，使隋煬帝觀《京都無處不染雪》與《梅熟季節滿園春》兩幅畫作后疾病不治而愈；《太平廣記》第二百一十一卷也記載了一個觀畫治病的故事：“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心用恍惚，遂成癔病。醫所不療。袁茜善圖寫。畫人面，與真無別。乃令畫王形象，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偶寢。密令媼奶示妃。妃見乃唾之，因罵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清代王時敏觀賞王石谷《秋山紅樹圖》后，咳嗽霍然消失，并在畫上題詞：“石谷此圖雖仿山樵，而用筆措思全以右丞為宗。故風骨高奇，逾出山樵規格之外。春晚過要，攜以見視，余被欲留之，知其意頗自珍，不忍遞奪，每為悵悵然。余時方苦嗽，得此飽累日，霍然失病所在，始知者昔人檄愈頭風，良不虛也。庚戊谷雨后一日西盧老人王時敏題。”魯迅先生當年在病中也曾與夫人許廣平共賞《芥子園畫譜》，在贈送許廣平畫譜所題的詩中也寫到了“聊借畫圖怡倦眼”。

另外書畫令人延年益壽的觀點，醫學根據古已有之。清代醫學家黃匡《甌北醫話》載：“學書用于養心愈疾，君子樂也。”清代畫家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寫道：“作書能養氣，亦能助氣。靜坐作楷書數十字或數百字，便覺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揮灑，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覺靈心煥發。”而王昱在《東莊畫論》中也做過闡述：“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長壽，蓋煙云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由以上記載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歷代的藝術精神的承載和美學意蘊大都滲透出藝術治療的特征，而且大都是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但是發展到當代，藝術治療涵蓋藝術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等多學科的體系研究，在我國尚處于理論探索和起步階段。近10余年藝術治療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一些學者翻譯了相關基礎文獻，如《藝術治療手冊》《作為治療師的藝術家――藝術治療的理論與運用》《藝術治療實踐方案》等，同時一些原創性研究也應運而生。2005年，孟沛欣等發現團體繪畫藝術干預可緩解精神分裂癥患者精神癥狀，促進患者自我概念和生活質量的提升，并在中央美術學院開設繪畫心理工作室及心理咨詢門診；2007年顧黎明、趙晶將積極心理學與藝術心理治療結合，提出了基于積極心理學的藝術治療理念。我國臺灣地區藝術治療學者陸雅青，在兒童藝術治療方面研究頗具見地，著有《藝術治療――繪畫詮釋：從美術進入孩子的心靈世界》《藝術治療團體實務研究――以破碎家庭為例》《兒童藝術治療》等。臺灣地區部分高校相繼開設了藝術治療專業，培養藝術治療專業人才，但是大陸目前尚無一所高校設置藝術治療相關專業。

國外的藝術治療歷史也相當久遠。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書中，最早提出藝術起源于“巫術”的主張。暫且拋開關于藝術起源的種種爭論，無可非議的是在遠古時期，巫術宗教活動與藝術活動往往融為一體，從史前巖洞壁畫到古代祭祀活動，都表現了人類試圖運用具有象征意味的畫符和儀式等表達方式來戰勝疾病或精神痛苦。

18世紀的新古典主義秉持著“理性”的信念，當時人們確信從繪畫作品中能讀出作者的精神狀態，在藝術作品中對情感的刻畫具有一定的范式，使觀者從畫面接收創作者的情感信息成為可能；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則對人們的想象力與創作力抱有很大程度的期許，他們認為藝術活動中再現內心的過程具有很高的價值。這些觀點與相信藝術具有治愈功能的信念是息息相關的。意大利“犯罪學之父”切薩雷?隆布羅索通過對大量精神病學等學科的研究，認為藝術活動能緩解人們的身心障礙。

19世紀末心理學界出現的精神分析學派對藝術治療學科的興起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0世紀初，弗洛伊德對藝術家創作的精神病傾向做了相關研究，他以意象，尤其是心象和夢中的映像，來進行精神分析式的藝術治療；同時他的門生榮格進而在他的心理治療活動中也鼓勵患者將夢中的意象用繪畫的形式記錄下來，他們兩位無可爭議地成為了藝術治療理論的奠基人。

在他們的影響下，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的精神治療運動則幫助了藝術治療的成長。該運動比較強調潛意識（unconsciousness）和象征化（symbolization）的作用，理所當然，當時的藝術治療純屬于心理分析的導向。在此期間，瑪格麗特?諾姆伯格創立“art in therapy”（藝術應用于治療）的藝術治療模式，此模式與精神分析取向和心理治療密切關聯，強調“分析（analysis）”和“動力（dynamic）”，鼓勵當事人做自發的描繪，并對其圖畫加以自由聯想和解析，依此模式來應用藝術是心理分析闡釋的延伸。至此，“藝術治療”正式成為精神病領域里的一個專有名詞，以圖像為媒介進行人格檢修和心理干預的治療實踐逐步進入公眾視野。

1946年，在英國國民衛生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ystem）設立了第一個藝術治療職位，但是實際上一直到1981年這個行業才在健康服務領域獲得正式認可。

20世紀50年代，美術教師埃莉諾?烏拉曼在美國華府綜合醫院從事藝術治療工作期間，發展了廣受重視的“烏拉曼評價體系（Ulman Assessment Procedure）”。同年代，伊蒂絲?克雷莫在從事兒童藝術治療工作中總結出：藝術創作過程中就存在著治愈性特征，強調藝術創作過程和藝術升華作用在治療中的功效。至此，克雷莫和諾姆伯格各持不同的立論觀點：“art as therapy”（藝術作為治療）與“art in therapy”（藝術應用于治療），其影響持續至今。

20世紀60年代，諾姆伯格和烏拉曼共同創立了《藝術治療公報》，后來該刊物發展為《美術藝術治療期刊》，同時，美國藝術治療協會于1969年成立，AATA制定的目標是運用藝術創作去幫助兒童或成人去發現他們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間的一致性。根據AATA于1992―1995年會員普查報告顯示，該組織已有注冊會員4000多名，具體登記藝術治療師約2000多人。

1989年，國際藝術治療師組織（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Group of Art Therapists，簡稱ING/AT）成立。該組織成員來自全球77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使命是增進國際聯絡和信息交流，尤其是幫助那些孤立無援的為推進藝術治療事業而努力的同行們。據ING/AT2004年發行的會訊（News-letter）稱：目前不少國家藝術治療師已經成為被政府承認的心理衛生專業人員之一。

目前，在亞洲范圍內，韓國的藝術治療已經開始走上正軌，已有兩個藝術治療協會來培訓、發展和推廣治療師，而且藝術治療已成為政府認可的專業。

通過對中外藝術治療發展歷程的梳理，鑒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們可以發現，西方藝術治療的發展自始至終貫穿著理性的精神分析色彩；而中國藝術精神中所蘊含的藝術治療因素往往更傾向于藝術本質論，強調藝術活動過程中的治愈性特征。

三、藝術治療的當下性

藝術治療在西方近30年來已經慢慢被普遍接受，其人才培養模式以及社會實踐規范已基本成形，在不少國家獲得了健康服務領域的正式認可。在我國，無論是社會的需求還是藝術創作的發展也都為其發展鋪平了道路。我國經濟、科技高速發展，社會結構轉型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化，使身處該時代的人們需要一種與生俱來、直觀鮮活的方式觸及心靈深處，安慰、潤澤人們焦灼的心理體驗，來點燃人們本性中所具有的靈性，重塑一種和諧、平和、圓滿的人格。

其一，藝術治療是使社會價值取向回歸人文的時代需求。

當代社會以數字媒體為代表的物質類技術快速發展，學科分類不斷細化，知識信息愈加碎片化。“技”在當代的高速發展，為我們帶來豐富充足的物質的同時，卻使人的精神日益萎弱，這樣的特征一直維持到現在，作為現代化進程不可回避的現實，這種情況還會持續下去。所以，“回歸人文”的價值取向便應運而生。要獲得“以技進乎道”的突破，藝術治療的參與不可或缺。

此時作為人文關懷價值取向的藝術治療不再是把人當做心理疾病者，而是對在生活中克服內心與環境沖突、遭遇到特殊的問題時所作的安撫，治療處理的方向在于增強當事人的生活意志力及發展當事人尋找生活意義和對自身認同的能力，使當事人的情感得到升華，創造更好的生活形態。在借鑒國外心理治療家和藝術治療師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的同時，將我國傳統的以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融入其中，注重藝術創作過程中的創造性和升華功能，藝術能夠幫助觸及我們的壓抑、防御結構、阻抗，這些內心的體驗往往難以精確地言說，但藝術創作的過程中能夠使諸多感受沖突浮現出來，讓人們重新獲得圓滿的人格。

其二，藝術活動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智性模式的研究為藝術治療提供了基礎。

以訴諸人的視覺為主要特征的藝術，一直以來都是人類認知、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現代實驗心理學表明，人在對世界的認識和把握過程中，絕大多數的信息來源于視覺圖像，即人類感知世界的首要方式是視覺反饋。實驗心理學家特瑞拉通過大量的實驗證實，人類獲取的信息83%來自視覺，11%來自聽覺，3.5%來自嗅覺，1.5%來自觸覺，1%來自味覺。圖像為人們的視覺提供了客體對象，作為視覺信息接收主體的我們并不是對圖像的機械復制，而是對其有意義的整體結構式樣的把握。這個認識把握過程，包括接受信息、儲存信息、加工信息、輸出信息等相關生理、心理活動。可以從圖像的形式、色彩、空間、光線、秩序、平衡及其表現、運動、張力、發展來把握圖像的整體認知。因此，我們可以將視覺圖像對世界的認知和把握分為三個由此及彼的過程，即視覺表象、視覺處理和視覺思維。

英國世界藝術研究學院院長約翰?奧涅斯曾做過相關的實驗，兩個人從事同樣的藝術活動――臨摹一幅肖像畫時對腦部活動進行功能性磁共振掃描。其中一位是職業畫家，熟練掌握繪畫技法，另一位則是第一次畫肖像畫。功能性磁共振掃描結果表明，在未受過繪畫訓練的常人大腦中，大腦后部的視覺大腦皮層被照亮；而在專業畫家的大腦中，雖然眼睛所接收到的視覺刺激信息首先是到達視覺大腦皮層，但是主要處理過程卻是大腦的前部區域。基于神經元的可塑性原則，藝術活動對于人們的思維方式、創新能力等方面的培養在心理學、生理學等方面均已得到相關實驗的證實，為藝術治療的作用機制和有效評價提供了理論基礎。

其三，藝術在當今社會的發展為藝術治療提供了豐富的媒介和公共空間。

藝術發展至今，已突破了傳統架上繪畫的局限，創作表現手法豐富多樣，今天的藝術選擇性愈來愈強，藝術的創作風格、選擇的媒介、體現的功能已經全面發展，其內在的單一邏輯線索已經被多樣化取代，藝術的動態性、交互性、瞬時傳播性與公共性等特性在不斷加強；藝術家的身份也向普羅大眾擴散開來。

藝術活動中風格、媒介、素材等多維度發展的前提下，我們應注重藝術教育的公共性問題，即對廣大民眾的美育功能，正如德國美學家康拉德?朗格在《藝術的本質》中所說的：“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我們不要在乎怎么可以培養更多的藝術家――藝術家已經許多，而在乎怎樣教育對于這等藝術的公眾，即怎樣教育公眾，使國民能夠理解偉大的藝術品并保護之。”

因此，應將當下多維度、全面發展的藝術活動與中國傳統美學活動中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相結合。表現手法的多樣性，可借由多種手段達到主觀的客觀呈現目的；同時藝術創作也不再是受過傳統藝術訓練專業者的專利，大眾都可以通過藝術的方式，基于藝術治療的“潛意識欲望的滿足”和“情緒的凈化與升華”功能，發展自身的創造力，培養審美鑒別能力，完善自身。

其四，蘊含著調適身心、促進心智因素的當下藝術教育發展趨勢與藝術治療相互共生。

在體現人文價值、倡導創新思維的現代藝術教育思想的引領下，國內眾多藝術教育工作者對未來藝術教育的走向產生了深深的思考：一方面，積極地吸收、借鑒國際上先進的教育思想、理念以充實發展自己；另一方面，充分發揮自身的藝術教育特色，對中國特色的藝術教育精神、方法、內涵進行挖掘弘揚，來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教育體系。在藝術創作走向多元的當下，我們應重新認識西方和我們自身的藝術教育傳統。正如阿瑟?艾富蘭在《西方藝術教育史》的序言中所說的：“我衷心地希望中國能根據自己的社會需求找到其藝術教育模式。我預祝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中國的學者們寫出中國藝術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及其在未來再創造的歷史。中國成熟的藝術教育實踐模式的出現和形成將會引起世界的極大關注和興趣。”

我國藝術教育史上眾多的學術觀點都存在著藝術治療的特征，如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到的“明勸誡，著升沉”。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寫道：“成教化，助人倫。”近代提出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張。以上觀點都突破了藝術教育僅僅作為“技”的訓練的局限，藝術教育起著增進人類感受力、創造力，并能解脫心靈的桎梏，凈化心靈、升華欲望的作用，以上都滲透出治療的傾向。

將藝術治療融入藝術教育是中國藝術教育的一次老樹新枝的創新，兩者必定相互共生，共促成長。藝術治療不同于傳統的技能型藝術教育，是包含了美育功能的干預性教育，與以教育原理架構藝術課的藝術教育相比，偏重于心理的健康調適、機體的潛能開發，是以心理學理論為依據的干預性藝術活動。更強調創造性的體現，而不是純粹的技巧；更重視創作環境、過程與作品分析中的互動環節，以施教者和受教者建立的和諧關系為前提，對創作作品的最終價值探求側重內在真實和形式品質的統一，而不僅僅是作品本身的技巧品質，進而兼備調適身心、促進心智成長等多重功效。

四、藝術治療現代教學體系框架的構建

1957年，美國藝術教育家羅恩菲德提出了“藝術教育治療”（Art Education Therapy ）概念，豐富了藝術治療以及藝術教育的內涵，使藝術治療的含義和范疇被擴大到整個教育和社會成長領域。在“藝術治療”提出半個多世紀以來，它的概念和外延一直處于開放的狀態，在教育領域不僅波及不同層面的心理干預和心理疾病的預防應用，而且影響了整個藝術教育。當前，國外的藝術治療漸趨成熟，不少國家和地區成立了藝術治療協會，承擔著建立并維持藝術治療專業倫理及臨床服務基準，協助教育機構提高藝術治療教育水準并輔導專業人員繼續教育，增進藝術治療人員的聯系與合作等職責。以美國為例，從20世紀70年代起，芝加哥藝術學院首先開設了藝術治療的碩士課程，并授予相應學位。其后美國許多大學都相繼開設該方面的課程，授予學士、碩士以及博士學位，由美國藝術治療認證委員會( ATCB) 進行資質核準和授予證書。美國大多數州在獲得藝術治療認證以后，即具備了心理醫生和精神醫生的資格，可以在醫院、心理診所從事藝術治療工作。美國目前已有百余個專業的藝術治療機構。英國德比大學的藝術治療專業本科課程設置包含團隊的創造與合作、技能訓練和創作表現，以及生理學、心理學和治療實踐三大模塊，強調藝術活動的交流性和內在治療性。

鑒于藝術治療在我國的發展存在明顯的滯后，同時，“藝術學”從一級學科提升為“藝術學門類”，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第十三個學科門類，時代對藝術的需求得到了提升和重新認識，社會賦予了藝術創造新的使命；藝術教育學術積淀深厚，造型圖像藝術的人文性、教育性傳統卓有聲譽，以藝術為主要載體對“藝術治療”進行現代教學闡釋，首先結合中國傳統藝術一貫秉承的心靈追問，在現代教學框架內進行基礎體系研究和實踐來培養藝術治療領域專業人才；嘗試依托藝術具有多元性，實施傳達語言文字無法表達的情感與精神，整合多元藝術與心理治療和教育相關領域，將藝術表達視為媒介，透過藝術的創作力與表達性以及藝術創作過程中的治愈性特征進行心理慰藉，并且基于藝術治療的“潛意識欲望的滿足”和“情緒的凈化與升華”功能，發展自身的創造力，培養審美鑒別能力，完善人格。為此我們提出藝術治療教學體系首先需要完成以下五個方面的構建。

（一）教學體系的指導思想

面對社會、經濟、技術的迅猛發展，由于結構調整和發展中不平衡局面帶來的不和諧因素，從當下藝術教育承擔的責任和使命，以及當下藝術教育的傳播手段與方式不斷拓寬的時代背景為切入點，將藝術治療融入我國藝術教育體系，在藝術教育學科范疇之下，突出其公共性，構建多學科相互滲透、融合的，以強調藝術創作過程和藝術升華作用特征的藝術治療現代教學體系。

（二）教學體系的目標定位

將以藝術本質論為取向的藝術治療融入藝術教育，建立大陸地區首個藝術治療專業，以培養具備藝術專業素養、教育方法和藝術治療專業技能的公共服務性復合型人才為目標。這類人才在擔任藝術治療工作者或藝術教師、藝術傳播工作者時，寓藝術治療于藝術教育之中，在促進受教育者的美術知識和技能增長的同時，也兼顧心理、人格的成熟和完善，使藝術教育在當下和諧社會建設中得以豐富和發展。

（三）教學體系的課程結構和內容

1.美術專業知識

（1）實踐類必修課：形式規律、立體構成、書法、素描、色彩（含水彩、色粉、油畫等）、雕塑、陶藝、綜合材料（含涂鴉、拼貼、多媒體等）；（2）理論類必修課：中外美術史、藝術概論、視覺心理學、社會學等。

2.藝術治療專業知識

（1）藝術治療歷史與理論：藝術治療史、藝術治療理論流派、藝術治療實踐案例等；（2）藝術治療生理學醫學理論：視覺系統、神經系統、大腦認知模式等理論；（3）藝術治療相關心理學：心理動力學、發展心理學、精神分析學、認知心理學、人本主義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等；（4）藝術治療課題訓練小組：7―8名學生第三學年開始每周在訓練小組內與指導教師進行課堂式和實踐式的學習，主要任務為：對象分析和場景環境設計方案；通過藝術創作，進行自我探索，掌握藝術與精神分析技能；學習團隊合作以及互動；掌握各種材料、各種主題與各種取向的美術創作方式；（5）藝術治療評估：心理測量學、統計學等；（6）藝術治療的倫理與法律規范學習。

3.教育基本理論的學習和實踐操作

（1）理論類必修課：藝術教育概論、藝術教育史、教育心理學、音樂學、教學法等；（2）實踐類必修課：社會調研、實踐和個人案例報告等。

4.藝術教育治療社會實踐

5.畢業論文

（四）教學體系的組織形式

一、二年級完成藝術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理論課程和實踐類課程學習；三年級進行藝術治療課題化小組訓練，并組織資格證考試；四年級完成社會實踐和畢業論文以及個人案例報告。

（五）教學體系的特色

藝術教育內涵的豐富和外延的拓展；專業藝術院校人才培養以創作型實踐人才為主要目標與強調藝術創作過程和藝術升華的藝術本質論取向的藝術治療互為呼應，使多學科互動融生；課題化教學強調團隊合作的教學方式順應藝術治療發展方向；在當下發展變革中，藝術教育視野下的藝術治療建構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和應用性。

從藝術教育內涵的豐富和外延，學科建設的拓展與教學體系的構建，在多學科背景下，履行當下社會賦予藝術的新使命，立足于人才培養，形成有特色的藝術治療教學體系，以上五個部分是其建構的核心內容。

（注：本文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學科共建”課題《圖像的智性――藝術治療的現代教學闡釋》成果，課題編號：11XKGJ13）

注釋：

①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4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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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蘇珊?布查爾特.藝術治療實踐方案[M].孟沛欣，韓斌，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6.

篇（9）

一

討論文學的本質,首先有一個討論的角度和出發點的問題。因為文學是復雜的,任何復雜的事物其本質也不會是單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發點,得出的結論也肯定不會一樣。國內一般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探討文學的本質,從而得出文學是一種審美的意識形態,更具體地說,是一種用語言來塑造形象的審美的意識形態的結論。這種學說著眼的主要是從人類的整個活動中將文學區分出來,進行的是一種形而上的探討,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學作品乃至整個文學活動作為一個具體、復雜、系統的整體,對其本質的探討不能僅僅著眼于整個的人類活動,滿足于將它與人類的其他活動區分開來,更應著眼于其本身,從中探索出更為符合其本性的結論。由此可見,意識形態說雖然正確,但也不是沒有局限,它透視了文學本質的一個方面,卻忽視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學本身來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筆者以為,探討文學本質的最重要的角度與出發點,應當是也只能是文學作品。這不僅是因為在文學四要素中,作品處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為作品是文學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載體,還因為在供我們研究的文學材料中,作品是最為可靠、最為準確、最為長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以說,文學的本質,歸根到底是由文學作品的本質決定的。因此從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學本質的最好的途徑。

二

從作品的角度出發,文學有兩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現的生活,一是它用來表現這種生活的語言。在我們看來,表現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為形象不是別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經過作家主體的把握、轉換,去掉了其物質實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1]從這個角度出發,文學的本質便只可能有兩個,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語言。

西方語言論文論反對文學的形象本質,強調文學的本質在于語言。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第一,西方語言論文論的語言本質論是建立在“現實是語言的建構”和“語言的現實決定著思想的現實”這兩大理論支柱之上的,而這兩個命題雖然有片面的正確性,但在總體上卻是不正確的,無法撐起語言本質論的大廈。[2]第二,不光文學文本由語言構成,非文學文本也是由語言構成的。要肯定文學的語言本質,首先得確定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的區別。而在我們看來,文學語言的特性不是別的,就是它的構象性。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闡述。

1文學語言并不是一個獨立的自足體,總要表現出一定的生活內容。

俄國形式主義認為,文學是一個獨立有序的自足體,它一方面獨立于政治、道德、宗教等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筑,一方面獨立于社會生活。什克洛夫斯基宣稱:“藝術永遠是獨立于生活的,它的顏色從不反映飄揚在城堡上空的旗幟的顏色。”[4]結構主義認為,文學語言不指向客觀世界,不與客觀世界發生關系。羅蘭·巴爾特斷言:“文學的實踐活動是一種絕對的不及物的活動。”[5]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即使不從理論的角度,僅僅根據常識判斷,文學語言也總是要指向外部世界的,因為它總是要表現出一定的東西。哪怕作者是自言自語,這自言自語的語言也是有意義的,而這意義便是由客觀世界賦予,并與客觀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

語言論文論認為文學語言與客觀世界無關,不反映現實的生活,其主要的理由有兩條。第一,語言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語言符號與它所指稱、描述的現實之間存在著一種結構性的偏離,人們無法借助語言,從主體的此岸到達客觀現實的彼岸,也不能到達主觀心理現實的彼岸。既然如此,語言所呈現的世界便不是客觀的世界,而是語言自己構建的。第二,文學語言描寫的世界是作家想象的結果,是虛構的,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我們認為,語言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雖然存在著某些滑動與偏離的現象,但這只是兩者關系中的次要的一面,其主導的一面則是相應的與確定的。語言并不是純思辨的產物,它是在人們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步產生、發展、完善的,其用法與意義也是由此確定的。西方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之一索緒爾其實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認為語言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專橫的、武斷的、約定俗成的。既然如此,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便是直接的、基本穩定的。人們完全能夠通過語言,從主體的此岸到達客觀現實的彼岸,到達主觀心理現實的彼岸。因此,語言不是與客觀現象無關,而是緊密相聯,語言所呈現的世界并不是它的自我構建,而是它所反映的。另一方面,文學語言所表現的世界的確是虛構的,但這虛構并不是無本之木,它離不開客觀的現實生活。作者的虛構即使再怪誕也離不開生活的基礎,需要生活所提供的素材,作品的內容是生活的反映,讀者的閱讀也要以生活為參照系。既然如此,文學語言便與現實生活有著各種牽連,不是不及物的了。

由此可見,文學語言是不可能與客觀世界也即生活脫鉤的,它總要指向客觀的世界,表現出生活的某些內容。

2文學語言表現的是感性具體的生活。

文學與科學的反映對象都是生活,但兩者又有明顯的不同。科學從現象出發,目的卻是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本質和規律,一旦抓住了這些東西,便要拋開現象,運用定義、公式、概念、判斷、推理等將它們表現出來。而文學卻始終不離開感性具體的生活現象。它雖然也要表現本質與規律,但卻是通過對這些感性具體的生活的細膩描寫,將本質與規律間接地暗示出來,而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將它們直接地表述出來。

進一步考察,文學表現的,還不是整個的感性具體的生活,而只是這些生活的感性形式。黑格爾認為:“藝術作品盡管有感性的存在,卻沒有感性的具體存在。”“盡管它還是感性的,它卻不復是單純的物質存在,像石頭、植物和有機生命那樣。藝術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時是一種觀念性的東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種觀念性,因為它還作為外在事物而呈現出來。”[6]生活是一個復雜的實體,既有外在的表現形態,又有內在的物質實在。人們可以從外觀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文學把握的,只是它外在的表現形態。因為文學無法進入生活的內在的實質,它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為自己表現的對象。比如一個人,他有外部的表現形態如外貌、表情等,同時也有內部的物質實在如骨、肉、內臟等,一幅畫要將這個人表現出來。它能表現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內在的物質實在是表現不出來的。文學也是如此。

自然,文學不僅能夠表現外部世界,也能表現人的內心世界如思想、感情等。但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現形式和抽象的實在的區分,文學表現的,仍是那感性的表現形式,而不是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概念。自然,由于文學是用語言來表現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說文學表現的是具體的生活的感性形態,也就意味著文學語言表現的是具體的生活的感性形態。這種感性形態表現在文學中,也就是形象。

3文學語言總是運用各種手段,調動自己塑造形象的潛能,以滿足表現具體生活的感性形態的需要。

語言由語詞構成,語詞的核心是詞義,詞義的核心是概念,概念總是抽象一般的。因此從本質上說,語言更適合于表現抽象的思想。而文學語言要表現的,則是具體的生活的感性形態,要達到這一目的,文學語言便必須采用種種手段,調動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潛能。我們這里所說的潛能,指的是語詞的具體特殊的一面。語詞從總體上看雖然是抽象的,但它卻是從若干個別事物中提取出來的,在保持抽象意義的同時,它又與個別具體的事物保持著一定的聯系。另一方面,人們理解語詞總是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為基礎的,而這些生活經驗總是感性具體的。要理解概念的時候,人們必然要把這些感性具體的東西與概念聯系起來。因此語言在普遍一般的下面,還有具體特殊的一面。只是這具體特殊的一面在一般情況下是次要的,被普遍一般所掩蓋了的。而文學語言就是要通過各種手段,使這具體特殊的一面突出、放大出來,使自己帶有一定的具象性,從而適應表現具體特殊的生活的需要。文學創作中常見的種種手段,如語詞的組合,修辭的運用,言語的偏離,語境的構建,等等,實際上都是為了突出語言具象的一面,從而為表現感性生活,塑造形象服務。[7]

可見,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的根本區別就在于:科學語言執著于語言普遍一般的一面,表現抽象的思想,而文學語言則要運用種種手段突出自己具體特殊的一面,以達到表現具體的生活的感性形態的目的。由于形象就是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感性的生活,因此我們說,文學語言的特性就是它的形象性。

明乎此,文學的本質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文學語言的特性就在它的構象性,其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表現生活,塑造形象,那么,文學的本質就不在語言,而在語言所描繪的形象。三

文學的形象本質,我們還可以從它的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在存在形式的角度加以探討。本質并不是什么虛幻的、強加在事物身上的東西。它真實地存在于事物的本身,決定著事物的性質、面貌和發展。文學的本質也必然地要表現到它的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在存在形式上來,決定著它的結構與特點,構成文學與人類其他精神活動的根本區別。反過來,確定了文學的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在存在形式同人類其他精神活動的相應方面的根本區別,也就確定了文學的本質。

所謂文學的外在表現形式也就是文學反映生活的形式。人類的精神活動及其產品是多種多樣的,文學只是其中的一種。總的來說,它們反映的都是生活,廣義的生活。但反映的方式卻有不同。科學、哲學等用抽象的方式反映生活,而文學則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

所謂文學的內在存在形式,也就是文學本身的形式,換句話說,就是文學以什么樣的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

歌德認為:“藝術并不打算在深度與廣度上與自然競爭,它停留于自然現象的表面;但是它有著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這些表面現象中見出合規律性的性格、盡善盡美的和諧一致、登峰造極的美、雍容華貴的氣氛、達到頂點的激情,從而將這些現象的最強烈的瞬間定形化。”[8]卡西爾解釋說:“這種對‘現象的最強烈的瞬間’的定型既不是對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是強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對實在的再解釋,不過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觀,不是以思想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為媒介。”[8]蘇珊·朗格認為,文學并不是詞語的連綴,“一串連綴起來的詞語并不比餐桌上的一摞盤碟更有資格充當創造物”,“詩人用語言創造了一種幻象,一種純粹的幻象,它是非推論性符號的形式”。“在現實生活中事件的外觀是支離破碎的,是轉瞬即逝的,而又常常是撲朔迷離的……詩人務求創造‘經驗’的外觀,感受和記憶的事件的外貌,并把它們組織起來,于是它們形成了一種純粹而完全的經驗的現實,一個虛幻生活的片斷”。[9]從物質的角度看,文學是以語言或者說文字的形式存在著的。然而,一串詞語的連綴并不說明什么,只有當它們通過一定的形式組織起來,形成了某種形象的時候,才能成為文學作品。如李白的《靜夜思》,20個字可以有無數種組合方式,但只有以李白所用的形式組織起來,才有可能構成形象,成為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可見文學作品的物質存在形式不能成為文學作品真正的存在形式,文學作品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形象。它所表現的內容,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都是以具體的感性形式即形象表現出來。

自然,文學也要表現思想,但這些思想也必須隱含在形象之中。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表達了十分深邃的思想,但這思想是隱藏在形象之中的,我們無法直接把握,我們看到的只是形象,要把握這些思想就得對形象進行分析。即使是一些目的在直接表達某種思想的作品,它也必須把這種思想用形象表達出來。如默里克的《獵人之歌》:

小鳥在白雪中的足跡多么纖巧,

當它在高山頂上閑游浪蕩;

我的愛人可愛的小手更為纖巧,

當它寫一封書信寄往他鄉。

短詩表達的意思十分明顯,贊美愛人的小手和心靈的美麗。但作者卻采用了循環往復的詠唱,巧妙的比喻,使這種贊美之情化為具體可感的形象表達出來。

論證了文學的外在表現形態和內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它正是憑借形象,與人類其他精神活動區分開來,我們也就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文學的形象本質。

四

認為文學的本質是形象,有可能遇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反駁:一是認為形象沒有普遍性,有些作品沒有形象;一是認為形象沒有特殊性,有些非文學作品也有形象。既然如此,把形象看作文學的本質便缺乏說服力。我們必須回答這兩個問題。

認為形象沒有普遍性,這是反對形象本質論者常常提及的一個理由。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都持這種觀點。什克洛夫斯基寫道:“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努力,奧夫相尼科─庫里科夫斯基院士終于不得不把抒情詩、建筑和音樂劃為無形象藝術的特殊種類……如此看來,有些具有廣闊領域的藝術,并不是一種思維方式;然而屬于這一領域的藝術之一的抒情詩(就這詞的狹義而言)卻又與‘形象’藝術完全相像,它們都要運用語言,尤為重要的是形象藝術向無形象藝術的轉變完全是不知不覺的,而我們對它們的感受也頗相類似。”[4]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持這種觀點,其理論基點之一便是把形象特別是文學形象理解為視覺形象。[10]然而,形象并不局限于視覺方面,它訴諸人的整個感官與心靈。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作品的內容通過一個個的文字,經過我們的想象,呈現為活生生的生活,這些生活有些我們可能看不到它,然而我們能夠感覺到它。正像現實生活中,我們看不到人的內心活動,但我們能夠感受到一樣。這些能感受到的生活自然也是生活,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就是形象。它們與那些用概念、判斷、推理表現出來的抽象的思想有著本質的區別,而與那部分可以訴諸視覺的生活有著本質的共同之處。它們都保持著生活的全部的感性形態,因此它們都是形象。

明白了這一點,再回過頭來討論形象沒有普遍性的看法,問題便明朗了。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形象沒有普遍性,主要有兩個理由:其一,形象不能包括所有的藝術種類,有些種類的藝術沒有形象;其二,形象與非形象之間的界限不分明,難以區分。他特別舉出抒情詩作為例證。但是,既然形象不限于視覺方面,他的這一例證也就缺乏力量。抒情詩抒發感情,大致有兩種主要方法,一種是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描寫,把情感顯現出來。即中國古人所謂的情景交融,或者按照艾略特所說,尋找“客觀對應物”的方法。另一種是直接把情感描繪出來。前一種類型的抒情詩里無疑是有形象的,即使按照反形象本質論者的觀點也是如此。后一種類型的抒情詩里是否也有形象?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它雖然沒有描寫客觀事物的感性形態,卻描寫了主觀情感的感性形態。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中的確沒有描寫什么客觀事物,然而它描寫了一種獨特的感受。詩人從“天地之悠悠”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愴然”什么?為何“涕下”?也許他知道,也許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種無可名狀的感覺。總之,詩中沒有表達出來。詩中描寫的,只是詩人獨登高臺,撫今追昔,百感交集,涕淚交流的那種具體現象。至于這種現象包含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哲理,則需要讀者自己去體會。詩的形象性就體現在這里。

既然任何文學作品都有形象,那么,文學作品中也就不存在形象與非形象的界限,無需我們去區分。什克洛夫斯基關于形象沒有普遍性的第二個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說,認為形象無普遍性的著眼點是文學內部的關系的話,那么,認為形象無特殊性的著眼點則是文學的外部關系。有的評論家認為,不光文學作品中有形象,許多非文學作品如宗教書籍、演講,政治、哲學著作中都有形象,甚至動物、植物等自然界的客觀事物也有形象。因此,形象只是文學作品的外部特征之一,而不是文學的本質。

與人類語言的其他一些重要的術語一樣,形象也是一個負載過多的術語。各種各樣的意思不斷地堆積到它的身上,其本身的意義反而模糊了。因此,要討論形象有無特殊性,首先應該把一些不應該由其擔當的意義從它身上卸去。我們認為,形象的本質是生活,是通過人們的創造所表現出來的保持著全部感性形態的生活。藝術家的想象“用圖畫般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創造觀念和形象,顯示出人類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6]形象只涉及客觀事物的外在表現形式,而不涉及客觀事物的內在實質。據此,我們首先可以把形象和物象區別開來。所謂物象,指的是客觀事物的外在表現形式,可以由我們的感官所感知。物象總是與具有這物象的事物的內在實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老虎的物象,它由老虎的空間形狀,顏色、毛皮等組成,但在這物象里面,是強健的筋骨、發達的肌肉、肉食動物的消化系統等,而畫中的老虎則只取了現實中的老虎的外在表現形式,與其內在的實質無關。其次,我們還應把形象與語言的形象性區別開來。所謂語言的形象性,指的是運用比喻、擬人、借代、夸張等修辭手法使語言的表達變得具體、鮮明、生動。它與形象有一定的聯系,因為形象也要求具體、鮮明、生動。但兩者仍有著本質的區別。形象的本質是感性的生活,語言的形象性涉及的則是語言的表達方式。在一些非文學作品中,作者為了使文章變得鮮明、生動,具有感染力,常常運用一些形象的表達方式。但這還不能說是形象,只能說是形象的語言,或語言的形象性。因此,非文學作品中的形象遠比人們所認為的要少。

應該承認,非文學作品中也有形象,而且與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也有某些相似之處,但之間的區別也很明顯。首先,非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一般都是單獨存在的,散見于其他的文字之中,而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則是一種系列的組合,是作品的主體。其次,在文學作品中,形象占據著中心位置,它既是作品的主體,又是作品的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為塑造形象服務的。文學作品中,即使有議論,這議論也要服從塑造形象的需要,本身并不能成為作品的目的。

由此可見,文學作品和非文學作品中的形象雖然有些一致的地方,但在作用與地位等方面,卻是大不一樣的。我們完全可以據此把它們區別開來。因此,說文學作品中的形象無特殊性,也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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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文學理論核心范疇；本質論；真實論；語言論

〔中圖分類號〕 i0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8-2689（2011）01-0039-06

高校文學理論課程，事關對文學的宏觀把握與微觀品析，其難度和要求非一般課程所能比，在設置之初就被寄予了特殊的期許。作為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核心課程，文學理論對學習者的要求自然更高了：以本科階段學習的一般理論為基礎，及時掌握國內外研究的最新進展，進入文學理論的深層次問題并能作出自己的判斷。就現在研究生的實際學習情況來看，跟上最新理論潮流基本上不成問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困難在于：面對新潮理論，能否抓住問題的實質，避免矮子觀場、隨人說妍，獨立作出自己的判斷。要實現這個目的，途徑很多，從核心范疇的內涵演變入手，為重要方式之一。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變化，最終都必定會體現為核心范疇的內涵演變。通過審視這些變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疇本身的局限、發展空間及發展方向。就文學理論而言，基本的核心范疇一定不能漏掉本質論、真實論和語言論。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下，這幾個范疇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甚至有關它們是否應該保留在文學理論這門學科之中的爭論，也早已開始。因此，掌握它們的來龍去脈和內涵演變，對于提高文藝學專業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以及獨立作出價值判斷的理論鑒別能力，意義重大。

一、本質論

后現代思潮在學理上用以挑戰文學理論的武器，首推反本質主義。我們在蘇聯專家直接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文學理論學科與課程，是以本質主義為方法論的：提出“文學是什么”這一最為根本的問題，孜孜以求地追尋答案，并以該答案為基礎，構架幾乎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文學現象的理論體系。

把握反本質主義的理論原點，是應對挑戰的前提。

對反本質主義問題的探討，恐怕要注意避免以維特根斯坦為標竿，而應當追溯至歐洲中世紀以奧卡姆為典型代表的唯名論對實在論的批判，了解著名的“奧卡姆剃刀”如何剃除“不必要地增加實體或基

質”[1](239)之類的累贅物：“能以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較多者去作即是徒勞”、“如無必要，勿增實體”。[2](570)尤其應當回到波普爾反本質主義方法論的出發點，在波普爾那里，他是將本質主義與唯名論相對立的。[3](67)本質主義方法論（其前身還有歷史主義、理性主義）以揭示事物本質并用定義加以描述為目的，而唯名論方法論則以描述事物在各種情況下的狀態為目的。至于如何描述、如何科學、有效地描述，則與語言規則有關了。接著這個思路來理解維特根斯坦后期的反本質主義思想，對于他那些類似于測試人類智力極限的邏輯語義推論，也許會看得更清楚些。

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追求共性，后者追求個性。用波普爾的話來說，就是本質主義所達到的是“含糊”，反本質主義所追求的是“精確”。[3](68)弄清了兩者對立的關鍵所在，就沒有必要惡意貶低本質主義方法論，例如用“毒汁”來形容，[4](5)更無必要列舉大量事實來指責反

本質主義方法論的不實之處。那樣的話，只會又一次陷于以往常見的那種爭論：雙方總有充足的理由指責對方的致命缺陷，又都無法否定對方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只要能夠心平氣和地看問題，就會意識到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之間存在相容性。

學術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以社會現實中的日常經驗為依據，是無法應對學術論爭的。否則，對待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僅用一句“藝術至今仍然存在”足矣，不需要克羅齊煞費苦心構建另外的邏輯理論，通過指出黑格爾邏輯理論的不足，來駁倒“藝術終結論”。附帶說一句，杜書瀛先生對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也有十分精辟的辨析，指出我們同樣誤解了黑格爾：“終結”不是“消亡。”[5](18-21)

后現代思潮雖然沒有運用像黑格爾那種一以貫之的邏輯理論，但其基本出發點是語言，卻是不爭的事實。從具體的語言使用出發，比較容易接近“個別”、“具體”、“精確”，達到將過度抽象還原為本色、從天空回到地面的目的。且不說維特根斯坦，德里達的反中心主義，就是直接來源于他對語言能指與所指之間關系的獨到辨析。相比之下，我們的文學理論，一直比較偏向于形而上的思辨那一塊，即通向“抽象”、“含糊”的那一塊，而對于具體語言這比較容易通向“個別”、“具體”的一塊，則相對忽略一些。

其實，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不啻文學理論的資源寶庫之一。比如，對于《詩經》中的“國風”，多年來無人提出任何疑問。而根據新出土文獻《孔子詩論》，我們得知：“國風”二字，是避劉邦之諱的結果，原為“邦風”。[6](15-16)雖一字之別，然而個中涵義，大有深意焉。如今文學理論“無邊化”過程中所包含的走向“田野”，如果指的是田野出土的資料，那真是太好了！密切關注最新出土資料，對比、對照古籍中關鍵字詞的異同，對文學理論的基礎工作來說，意義十分重大。最明顯的事例，莫過于江蘇儀征胥浦101 號西漢末年墓中出土的《先令券書》。

這份遺囑表明了當時社會的家庭關系：長子具有家長地位，去世前立遺囑；母親嫁過三個男人，現從長子而居。這個材料對于重新理解《孔雀東南飛》大有裨益：為什么劉蘭芝回到娘家后所感到的壓力主要來自其兄而非其母，因為家長是其兄長而非母親；劉蘭芝殉死并非出于一婦不事二夫的貞烈觀念，而純屬感情問題。[7]

再如，一直爭論不休的“羊大為美”和“羊人為美”的問題，要是僅只停留在許慎的《說文解字》，分歧恐怕永遠得不到解決。我國著名甲骨文研究專家陳煒湛先生，從甲骨文入手，指出許慎的誤解，證實了“羊人為美”。在古代，人們狩獵時頭上戴著獸角，裝扮成野獸的樣子，可以提高狩獵的效率，久而久之，這種獸角就逐漸演變為裝飾品。“早期的甲骨文里美字就不少，也有好幾種寫法……美字也是一個象形字，本是一個人戴著兩雙羊角而正立的形象……人正立而戴羊角，所強調的正是美好的裝飾，亦即裝飾之美”。[8](246-247) 十分有趣的是，我國甲骨文里“美”字的來歷，與普列漢諾夫考察原始人關于美的概念的產生過程，具有驚人的一致：“野蠻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齒或是野牛的皮和角來裝飾自己的時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靈巧和有力，因為誰戰勝了靈巧的東西，誰自己就是靈巧的人，誰戰勝了力大的東西，誰自己就是有力的人。”[9](314-315)時間一長，這些起初只是作為勇敢、靈巧和有力的標記而佩戴的東西，漸漸引起審美的感覺，演變為裝飾品了。

實，不正好說明人類藝術的起源和美感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嗎？而到目前為止，本質主義思路存在的主要問題，不也就是執著于探討文學藝術的共同性——本質——嗎？如果世上確實存在著共同性、本質，或者說人們確實可以從現象中概括出共同性、本質，那么，大大方方地進行探討，又有何妨？沒有必要因為這種思路也確實存在會使研究對象處于僵化境地的問題，就刻意回避甚或一概否定。所以，企圖追求并運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本質來規定人類文學藝術的特性及發展，肯定行不通，但是，如果企圖運用反本質主義來反對本質主義，恐怕也行不通。

非常贊同杜書瀛先生的意見：要本質、要普遍，但是不要主義，要規律，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5](239)

二、真實論

真實論既是認識論命題，也是美學命題，還同語言學命題相關。在文學理論領域，三者密切相關。

從認識論看文學，就存

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再現是否符合對象以及符合程度的問題，也即是否真實的問題。在古希臘時期，索福克勒斯與歐里庇得斯對于文學創作要不要追求真實的問題，就產生了分歧：一個主張“按照事物應有的樣子來描寫”；一個主張“根據人的實際形象塑造角色”。[10](178)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有關真實性的爭論，一直絡繹不絕，而且常常與政治緊密掛鉤。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又出現了干脆否定真實性的觀點。[11]

真實論的背后是認識論。從西方形而上學認識論傳統看，支配真實論的認識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起初是追求知識的確定性；后來就是從歷史哲學角度，以社會進化的理想模式為判斷認識是否符合對象的主要標準。

“求知是人的本能”。[12](1)這是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開篇的第一句話。古希臘先哲奠定了西方文明中以求知為己任的認識論傳統，幾千年來一直發揚光大，造福于世人。

在綿延而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認識論一直在質疑中前行。其所遭受的最主要質疑，要而言之，首先是認識的前提何以可靠的問題。古希臘的許多哲學家，在考察人的認識能力之前，就宣稱人們能夠獲得關于事物本性的知識，另有一些被稱作懷疑主義的哲學家，認為這是一種獨斷態度，經不起檢驗。獨斷論者將知識建立在感覺經驗的基礎上，而懷疑主義者則提出，感覺經驗具有相對性，在此基礎上得出的知識，不具有普遍性和確定性。他們所提出的質疑，揭示了形而上學認識論無法回避的“無窮后退”窘境：“用來證明一個所研究的事物的證據其自身亦需要進一步的證明，而這個證明本身又需要進一步的證明，如此類推，以至無窮”。[13](23)這種“無窮后退”，實質上也就是后來的現代闡釋學所指出的“闡釋的循環”。如何破解“無窮后退”這一窘境，其實是一個如何確立認識前提的難題。直到笛卡爾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思考，說明我存在，因而不必再用其他什么證據來證明我存在了——“無窮后退”的認識論前提問題才算告一段落。然而由此而來的心物二元對立，又將笛卡爾置于無法將身心統一起來的更為難堪的窘境。黑格爾的辯證法，堪稱人類認識史上的分水嶺，他提出“實體即主體”的原理，[14](10)用他獨創的辯證思維方式，解決本體論與認識論相糾結的共同難題：人類精神認識“絕對”的過程，也即“絕對”自己認識自己的過程。哲學是自己證明自己的，“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過程，就是這樣一個圓圈”。[14](11)

僅僅解決前提是不夠的，如何保證知識的普遍有效性，更是認識論發展歷程中的頭等大事。康德在這個問題上的貢獻，恰如他自己所言，是一次哥白尼革命，他顛倒了以往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相一致的符合論真理觀，提出認識對象與認識主體先天知性范疇相一致的“知性為自然立法”的認識理論。康德的探索，是直接受到休謨啟發的。休謨對因果關系的質疑，令他如夢初醒： “我坦率地承認，就是休謨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條主義的迷夢”。[15](9)因為，根據個別事例或經驗得出的知識，是不具有普遍性的。知識具有普遍性的依據，在于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先驗綜合判斷”這一先天知性范疇。

海德格爾對西方形而上學認識論進行了深刻反思，發現這種思維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主客二分，由此必然導致人類中心主義，導致人類對大自然無窮盡的征服與索取，導致近代以來的深刻人文危機。他認為人與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一體，所謂的“在之中”，是指人在世界之中，人不可以冷冰冰地站在世界的對面，將世界當作自己的對象、客體。他的思路，自然引發了人們對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思，并直接導致了當今方興未艾的生態美學。

從認識論角度看，真實論的發展必然走向歷史哲學，也即將社會進化的理想模式作為判斷認識是否符合對象的主要標準。真實論的最高表現形態典型環境理論，就是以歷史哲學為立論基礎和判斷依據的。

文學發展的歷程表明：當社會演變呈現出與預想模式相吻合的發展特征時，真實論就得到特別關注；反之，就會被忽略，甚或受到質疑。典型環境理論在目前趨于平淡，從現實角度看，是因為社會發展沒有出現與預期模式的吻合，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面前，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得到凸顯，于是文化問題便成為吸引文學理論關注的焦點。從理論層面看，不是典型環境理論本身出了的問題，更不是真實論出了問題，而是以認識論作為真實論的理論依

據這一思路出現了問題。

文學不可能離開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此即文學真實的源頭。但是文學又不能止于日常生活經驗，止于對真實的追求，尤其是不能把對真實的追求轉化為對抽象的本質真實的追求，否則，就會成為歷史哲學，就會走向干巴巴的概念哲學。[16](147)從美學角度看真實論，最重要的，就是文學不能追求將活生生的感情提煉為抽象的思想，不能追求將活生生的生活抽象為干巴巴的本質概念。也就是說，文學雖然離不開真實作為基礎，但是一定要超越真實。超越的結果，不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仍然是活生生的具體生動的人與世界。在看待文學這個問題上，認識論與審美論，好像接力賽，認識論跑的是第一棒，只有由審美論接著跑，比賽才能正常進行。在文學研究領域，認識論是不能包打天下的。同理，要排除認識論的想法一樣站不住腳。

三、語言論

語言真是奇妙之級！它毫無疑問是人類的創造物，但是人類的一切表達，又都被語言所控制。前面談到本質論的時候，已經指出，克服本質論弊病——過度抽象、從而使對象僵化——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重視具體語言的使用，以達到具體、精確、個別。但話說回來，人們又是如何實現過度抽象的呢，難道不是通過語言嗎？所以，審視語言論的內涵變化，眼光可稍稍移出抽象與具體之爭，關注傳統與現代之別。

傳統的語言論，把語言當作交流的工具。語言是純粹客觀的，無論什么人，都可以運用純客觀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反過來說，無論思想和感情的傾向性有多么強烈，與表達者所使用的語言的性質都沒有關系。正如武器一樣，在敵人手里，可用來侵略、犯罪；在戰士手里，可用來保家衛國。至于文學語言或藝術語言，關鍵在于以各種方式運用各種修辭手法，盡可能放大語言本身所包含的音樂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等元素，從而產生文學效果或藝術效果。

現代的語言論則不同。首先在于提出語言除了客觀性之外，還有被客觀性所遮掩的意識形態色彩、權力色彩等等。凡是通過語言說出來的，都不是純粹客觀的。道理很簡單，任何人，都生活在具體的文化語境中，他通過語言所說的一切，都不可避免要受到具體文化語境的制約或支配。這個觀點，幾乎成為后現代思潮中解構理論的潛在理論基點。

學的語言觀則與此不同，它所做的，恰恰是要把語言的客觀性推向極致：將語言表述中所有不科學的命題、沒有實際意義的語句，全部清除。這樣一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語言來說的東西就很少了。雖然有了科學的精確性，但是語言的應用范圍卻大幅收窄，世界的范圍大幅收窄，維特根斯坦的目的也就實現了：“我的語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17](79)只是，如果嚴格按照這種語言觀，人類的思想還有文學，恐怕大都不能用語言來表達了。

現代語言觀中，最重要的變化，還是把語言的地位提升到遠高于交流工具的地位。理解這種現代語言觀的要點之一，就是借鑒信息論視角來看世界，承認萬物有言。不要以為世界上只有人類才擁有作為交流工具的語言，世界上的一切，無論生物還是植物，無論有機界還是無機界，都具有自己的語言。一旦能夠讀懂萬物有言的具體內容，就會達到人與萬物交流、合一的境界。這種境界，正是文學或藝術所追求的意境。所以說，文學或藝術語言，就最高層次來說，就是通達人與萬物交流、合一意境的語言。

一旦通達萬物有言，對人類語言的把握就不在話下了。所以文學或藝術語言是最豐富、最深邃的語言。

僅僅弄清語言觀的內涵變化，還遠遠不夠。對語言的理解，必須能夠將其與人們的日常經驗聯系起來、與以日常經驗為基礎的文學經驗聯系起來。為此，還必須解決人的現實知覺與語言的關系，以及語言如何將在場的東西與不在場的東西連結起來的問題。

每個人的知覺是個體性的，語言則是普遍性的，兩者之間有“鴻溝”：普遍性無法達到個體性。如何解決這一難題？不知有多少哲人受困于此！分析哲學家莫漢蒂以靠近海德格爾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語言要想與其所指稱的單一性事實同一，必須此事實本身就是主體與客體的融合。”但是莫漢蒂畢竟不能“真正懂得有意義的世界本身必然是主體與客體的融合”，他雖然看到了知覺中單一東西所顯現的不在場的東西，可他采取的是縮小視角的方式，甚至縮小到某個個人的“主觀語言”，以捕捉這單純在場的東西。張世英先生的辦法則反之

“不是從整個領域向在場的單一性東西縮小，而是由在場者向整個領域即向不在場的東西擴大、延伸，以至把握這整個領域，把握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相融合的整個‘天人合一’的境界”。[16](205)

在這里，要點是“萬物相通”：單一即個體也可通至“整體”。也就是說，不要把個人知覺的個體性限于在場的東西，而要看到在場的東西背后的不在場的東西。傳統的主客二分思維，講究的是通過現象看本質，現代的主客相融思維，則講究透過在場的東西看不在場的東西，但不在場的東西不是像“本質”那樣抽象的概念，仍是活生生的現實世界。

解決了個人知覺中個別事物與語言的關系，實際上也是以新的方式，解決了康德所致力的認識能力與知識的確定性問題：知識的確定性、普遍性，不在于先驗的知性，而在于個別的知覺與不在場的東西的“萬物相通”，因為“相通”，它不是單一的在場，而是與不在場緊密相聯的。

這樣一來，不僅在當代語境下重新解決了困擾人們上千年的認識論難題，尤其能夠破解因后現代思潮影響而產生的對文學真實問題的質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惟一的宇宙之中，他的任何知覺，都是對這惟一宇宙的個別視角的知覺，然而其背后又關聯著無窮無盡的不在場的東西，惟一的宇宙在其中得以顯現。也就是說，個人知覺中的個別的東西，與宇宙整體有著實在的、真實的聯系。這聯系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并非僅僅是個別的。同樣道理，單個作家對生活的真實感受，以及單個讀者對作品的真實感受，一定也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因而文學真實的存在，是不可否認，也沒法否定的。只是，再不可將具有相當程度普遍性的文學真實，堅持當作對所有文學的定性了。

經過梳理可以看出，本質論、真實論和語言論，作為文學理論的核心范疇，三者之間其實是相聯相通的：本質論的出發點之一，應該說就是對現象真實的抽象。就現象和本質的關系而言，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真實論問題，既涉及到認識論，也涉及到語言論；語言論問題，在現代意義上，不僅與真實論密切相關，更與本質論在文學或藝術的最高層次，即意境的層次上相通相聯。

目前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理論新潮的向往和敏感是值得稱道的，落伍者的名聲幾乎與他們無緣。需要注意的，應該是真正做到扎實、深入地掌握、研究深層次問題，形成自己的獨立判斷能力，避免在新潮面前盲目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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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馬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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