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屯堡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引言

屯堡方言瀕臨滅絕，操此方言者多為中老年人，屯堡后代課堂用語多為普通話或英語。屯堡年輕人面臨著更強大而富有的社群時，會對弱小貧窮屯堡社群的方言乃至文化產生信任危機，從而拒絕融入古老的傳統(tǒng)文化。隨著貴州的開發(fā)，媒體用語、街道標識語與超市用語皆為普通話或英語，很有可能100年后，這種方言會退出歷史舞臺。

一、屯堡方言研究關注點

世界文化大融合、經濟全球一體化、國家民族大統(tǒng)一的時代背景下，政府雖然沒有禁止使用屯堡方言，但也不會為宣傳與存活屯堡方言而有所作為。即便如此，屯堡方言還是引起了社會學家、倫理學家、人文家、考古學家等專家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屯堡語言非常獨特，正是其獨特性豐富了中國乃至世界語言的多樣性。屯堡方言的的種類和演變數(shù)據(jù)的缺失是世界語言學這門科學的損失。而且，不難看出，語言與文化唇齒相依，沒了屯堡語言，屯堡文化也會沒了依附，從而在世界上逐漸消失。另外，語言的改變會導致大腦的生理變化，從而進一步影響思想觀念的變化。對屯堡方言的研究并不是一定要復興屯堡語言，而是客觀記錄這種特殊的社會現(xiàn)象，完善世界語言科學和社會科學。

國際上有許多語言學家對世界語言尤其是瀕臨滅絕的弱勢語言做了大量研究和記載，其研究模式和方法非常成熟，完全可以借鑒。其中方言和文化的關系，也是語言學中的熱門課題，取得很多成熟的理論成果，有的研究課題不僅保存了方言，而且推動了那些獨特語言和相關文化的發(fā)展。屯堡方言作為一個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個案研究是歷史和時展的必然。國內學者從2001年就開始了對屯堡語言的研究，如鄭正強《南腔北調“二堡”話》（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吳之俊《趣說“屯堡化”》（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1年出版）；伍安東，呂燕平，屯堡方言初探[J]（安順師范學院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1）；吳偉軍，從屯堡島方言看早期貴州漢語方言的發(fā)展軌跡。貴州大學2005屆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袁本良，《安順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見》等等。[1]這些著作對屯堡語言的歷史演變、方言現(xiàn)象、語音、詞匯和語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只是從學術角度的理論，但沒有形成考證語料，沒有語音實驗室、沒有方言類比圖、沒有方言分布圖、總之沒有屯堡方言的語料的收集、整理、分類和保存；也沒有挖掘方言所承載的深厚的文化內涵，更沒有在深刻理論方言文化信息的基礎上進行較為科學和系統(tǒng)的翻譯。

二．研究屯堡方言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

對屯堡文化方言和文化關系的研究既利于貴州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社科研究，也利于地方高校屯堡文化研究的學科建設，同時補充完善貴州屯堡文化資料文獻的建設。從翻譯學的角度看，只有弄清了屯堡方言與屯堡文化的關系，才能準確而科學地對屯堡語言和文化現(xiàn)象進行英譯。譯界公認，翻譯的本質就是文化翻譯。[2]從旅游經濟的角度看，屯堡文化的英譯是時展的必然，也是中國和貴州發(fā)展的需要，尤其是文化對外推廣的需要。屯堡文化的英譯實踐目前尚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為了跟上貴州經濟騰飛的步伐，推動貴州屯堡旅游資源的宣傳和開發(fā)，更為了地方高校翻譯專業(yè)的課程建設，屯堡文化英譯實踐與研究迫在眉睫。只有中國人自己明白了屯堡文化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研究透徹了屯堡文化，才有資格將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服務于全社會與全世界，才有資格將屯堡文化與世界文化對話。

三、屯堡方言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基于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論，方言理論研究歸納起來有以下四個方面：

關于方言的產生，沈兼士先生認為，有三個重要的原因：第一，言語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當新的語言替代舊的語言的時候，舊的語言會有殘留，而殘留的部分，便成為一種方言；第二，語言因地理的差異而發(fā)生變化，成為一種方言；第三，原來出于兩種不同的語言。第一種情況是縱方面的變化，第二、三種情況是橫方面的變化，縱橫兩方面綜合起來，就是方言的全體。

關于方言學研究的內容，沈兼士認為基于方言的產生有縱橫兩方面的原因，所以方言學研究自然也應該包括縱橫兩個方面。縱方面的歷史研究包括：第一各代記載中的方言之調查和比較，但如果對現(xiàn)代方言分布的狀況沒有調查清楚，那么這種材料也不容易研究出一個系統(tǒng)；第二，漢語從單綴語漸變?yōu)槎嗑Y語之歷史的研究；第三，語言與文字之分合的研究；第四，語根的研究。橫方面比較的研究包括：第一，語匯的調查，這是一切研究的基礎；第二，同一意義之各地方言的比較研究；第三，各地單語之詞性變化法的比較研究；第四，與異族語之關系的研究。

關于方言的研究方法，沈兼士先生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趨勢》從三個方面與古典方言學劃清了界限。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傳統(tǒng)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現(xiàn)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語言；傳統(tǒng)的研究只是進行片斷的考證，現(xiàn)在應該用友系統(tǒng)的方法進行歷史的研究和比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變之派別，分布之狀況；傳統(tǒng)的研究只是孤立的研究，現(xiàn)在應該利用與方言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發(fā)音學、言語學、文字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等，作為建設新的方言研究基礎。在具體問題方面，關于歌謠用字和考本字，沈兼士先生指出，倘若今字和古字都是依聲托事假借來用的字，不必妄生分別定要用不通俗的今字。“至于歌謠中遇著有音無字的方言，且不必管它應該怎樣寫法，只要拿注音符號來表現(xiàn)出他的聲音就得。倘是考出來的本字的聲音，恰好與今字相合，那也不妨拿來應用；但必須有個限定：就是要現(xiàn)無流行的俗字，而其本字的聲音，又與今語相合方才可以。”當然考證方言本字也是方言研究的內容之一，但是沈兼士先生特別強調“我對于研究方言，是保定‘考證而不輕易改定’的宗旨的”。

研究屯堡方言，首先要有理論指導，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論非常全面，完全可以運用來指導屯堡方言研究，同時結合現(xiàn)代化的學術研究工具：計算機、語音設備等工具。因為國內傳統(tǒng)的漢語方言研究,大體上以單一方言研究為主,基本上是采用“手工作坊”式的操作方法。這種方法對單點方言研究得不透徹,不可能做成片方言的比較研究,進而對屯堡方言作更深入的探討。不僅不能加快“搶救”方言的速度,而且對于一些有細微差別的語音,容易造成人為的判斷失誤,還可能給方言研究造成錯誤的結論。

結論

建立屯堡方言實驗基地的首要任務是運用描寫法、比較法、系統(tǒng)法、論證法和歸納法進行屯堡方言研究，主要從方言史研究、詞匯與文化關系研究以及理論研究幾個方面論述了屯堡方言研究的現(xiàn)狀，通過總結屯堡方言的研究成果來歸納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采取方言實地調查的方式，收錄屯堡方言語音并分類保存；在研究屯堡方言與文化的關系基礎上進行屯堡方言英譯的實踐；繪制屯堡方言地圖，這三個項目的實施為日后建立屯堡方言數(shù)據(jù)庫和屯堡方言語音實驗室的建立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篇（2）

時至今日，現(xiàn)代化的潮流鋪天蓋地，無論通都大邑，還是鄉(xiāng)野山村，都充斥著令人眼花繚亂的流行元素。不僅傳統(tǒng)的漢人，已經拋卻了祖?zhèn)鞯姆棧簧砉P挺的西裝；就是一些在現(xiàn)代化面前猶豫遲疑的兄弟民族，因潮流的洶涌，穿著打扮、風俗習慣也風氣漸開，多多少少沾染了現(xiàn)代化的氣息。然而，今天的黔中地區(qū)（以安順為主），卻依然聚居著一支風俗習慣、穿衣打扮與眾不同的漢族群體。因這群人的來歷，與大明王朝的武力征服有關，且舉家遷徙背井離鄉(xiāng)之后，有秩序地在黔中安營扎寨，聚族而居，“形成軍屯軍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1）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故稱屯堡人。

現(xiàn)在屯堡人的先祖本來生長于鶯歌燕舞、蓮葉田田的江南地區(qū)，只因踐行明太祖“調北征南”的作戰(zhàn)方針，而遠離家鄉(xiāng)。戰(zhàn)爭結束后，又為確保西南地區(qū)的繁榮穩(wěn)定，而就地生根。沒想到，這一住，就再也沒有離開。

因以征服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于當時較為落后的云貴高原，“以特定的身份來到特定的區(qū)域”，（2）又從江南地區(qū)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生產技術，且時時刻刻有作戰(zhàn)任務在身，他們自成體系，較為封閉，即便今天，也還保留著獨特而鮮明的文化氣息。據(jù)有學者研究得知，這種獨特的“屯堡文化”，隨著歲月的變遷，時空的流轉，非但沒有喪失其原有文化的獨特性，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甚至增強，“這不能不說是漢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3）

今年國慶，長假閑暇，筆者得空遠赴安順，深入屯堡文化村寨，與屯堡人的生活習俗零距離，全身心地感受這一群明代遺民幾百年如一日的文化堅守。在屯堡文化保存較為完整鮮活的云峰屯堡，隨著工作人員細致入微地講解，一幅遺民文化的全貌逐漸清晰。

屯堡文化豐富多彩，在當?shù)芈剑捅と说囊慌e手一投足，皆可作妙不可言的文化解讀。因地制宜的石頭建筑，鬼斧神工。聞名中外的地戲，內涵豐富。青、藍色調的服飾，訴說著夢里水鄉(xiāng)，一個遙不可及的江南。屯堡文化的可圈可點，一言難盡。細細品味，用心解讀，任何一個方面均可寫成皇皇巨著。而深入其中，即使皓首窮經，也難窺其全貌。只是S著工作人員的介紹，與屯堡人的深入接觸，我突然對屯堡姑娘那雙穿在腳上的“尖頭繡花鞋”興味盎然。（4）

一、式樣

顧名思義，尖頭繡花鞋因其頂端尖細，而特色鮮明，且尖細的頂端與寬大的鞋身和鞋根相映成趣。也正因中部與根部的寬大，而愈見頂端的尖細，對比突出的效果，于此立竿見影。同時，為了美觀，也為了舒適，鞋子頂端微微翹起，形成翹翹的尖角，整體呈倒鉤狀。在大腳備受冷落，“三寸金蓮”為人追捧的古代社會，這一對漂亮的尖角，即使大腳的女子穿上，也頗能迎合時人小巧玲瓏的審美觀感。因為是純手工制作，尖頭繡花鞋的鞋幫和鞋底，均為布料，且為平底。與中國的傳統(tǒng)布鞋千層底，有相似之處。但又與傳統(tǒng)布鞋大多色調單一的審美，又有所不同。尖頭繡花鞋，又因鞋面上繁復秀麗的花紋和精巧的刺繡，（5）而美妙絕倫。

因江南是刺繡故里，而作為江南遺民的屯堡人，這一點可謂風韻猶存。即使在戎馬生涯，石頭筑屋的黔中腹地，他們也不忘為祖?zhèn)鞯拇汤C絕活，騰出一席之地而精雕細琢。屯堡建筑所不可或缺的“走馬轉角樓”，（6）就是心靈手巧的屯堡女子挑花刺繡的地方。據(jù)說屯堡女子一生要繡出百余件花品，可見平時用功之勤。非但如此，臨出嫁“報日子”的那天，還要收攏起來挑到新郎家去，在眾鄉(xiāng)親面前展示自己的勞動成果。而眾鄉(xiāng)親的交口稱贊，無疑是對她們的最高獎賞。也正如一首發(fā)自她們心靈的歌聲所言：“熬更守夜繡枕頭，繡出鴛鴦戲水圖。有朝一日同共枕，好比躺在云里頭。”（7）屯堡女子的勤奮擅繡，于此可見一斑。

尖頭繡花鞋的鞋幫，大多以屯堡人最愛的藍色、青色為底色，另外也有色感較為接近的綠底。鞋幫上的刺繡，多以色彩斑斕的花鳥蟲魚為主，加之高超的繡工，看上去栩栩如生，熠熠生輝。同時，也由于多山的環(huán)境，與戰(zhàn)地的需要，尖頭繡花鞋也與實際用途緊密相連。畢竟此地山高路險，戰(zhàn)亂頻仍，不比柔風細雨的江南。因此鞋幫上總有兩層白布沿口而上，一直延伸到結實有力的小腿肚。穿戴的時候，可以打緊從腳踝就開始打起的綁腿，具有突出的實用性。也正因如此，不論勞作于田間地頭，還是賦閑于飯館茶樓，屯堡女子都會對這樣的鞋子情有獨鐘。

很多史籍的記載，不屑于著眼屯堡女子腳上的那雙尖頭繡花鞋，更別說對鞋子的用途詳盡記述。尖頭繡花鞋，因實際需要，除上述構造以外，還有一個較為隱秘的所在。那就是為隨時隨地的防御性提供一個憑借。據(jù)云峰屯堡講解員的敘述，每一只尖頭繡花鞋的鞋根處，都有一個掩藏極為隱秘的孔洞，口徑不大，僅可容一把尖細的匕首，且直通頂端，保證了匕首的長度。平時利器藏于鞋底，習以為常。一旦非常之時，則乘人不備，奮起一擊。

二、成因

關于屯堡女子尖頭繡花鞋的來源，有一個動人而取巧的傳說，且與大腳馬皇后息息相關。說是太祖定鼎之后，某年元宵佳節(jié)，皇城里花燈綻放，熱鬧非凡。馬皇后久居深宮無聊，想去宮外的世界一游，與民同樂。遂喬裝打扮，帶上幾個太監(jiān)、宮女，悄悄出宮。一路上燈火輝煌，猶如白晝，且花樣繁多，吸人眼球。馬皇后目不暇接，游興漸濃。皇城里人來人往，摩肩接踵；市面上品類繁盛，爭奇斗艷，雖不比皇宮擺放整齊、花里胡哨，但新巧可愛，近年新貨，多所未見。馬皇后徜徉其間，心花怒放，已忘了自己乃國母之尊。不經意間，一個喬裝的破綻，露出了她那雙與秀氣無緣的大腳，引得看慣“三寸金蓮”的眾人一陣陣哄堂大笑。馬皇后氣不過，掃興而歸，回宮向太祖訴苦。太祖只笑不語，事后命人做了一雙具有小腳特色的粽子樣大腳鞋贈予馬皇后，以示慰藉。馬皇后穿上后，長裙及地，恰到好處地罩住了大腳，卻獨獨露出一雙翹翹的尖角。自此，尖頭繡花鞋流傳開來，而為遠在他鄉(xiāng)的屯堡女人一代代仿效。

且不說傳說本身真實與否，單就內在心理而言，屯堡女子是想為自己的那雙大腳尋找一個有力的說辭。畢竟在那個小腳橫行的時代，她們的大腳總會顯得無比另類，甚至還可能為人嘲諷。盡管她們也嘲笑裹腳D女的小腳為“羊角錘”，但我相信，這種嘲笑，更多的是對他人嘲諷的一種反擊。因與小腳的傳統(tǒng)有違，她們就想方設法尋找大腳的理由，哪怕是一個強有力的榜樣。而母儀天下的大腳馬皇后，正好滿足了她們的需求。即便現(xiàn)在，筆者詢問屯堡女子不纏足的緣由，她們也還會自豪地說：“我們皇帝娘娘不裹腳，我們也不裹腳”。事實上，她們不懂，當年馬皇后之所以不裹腳，是因為出身不好，條件所限。

當然，細細體察，就不纏足一事，屯堡女子扯出皇后娘娘，“這種說法里面包含了屯堡人對故鄉(xiāng)的熱愛之情，以此來延續(xù)她們作為漢族人的自豪和驕傲，從心里提升自己作為漢民族的優(yōu)越感的心理因素”，（8）應是較為合理的推測。但另一個方面，其不纏足，也是情非得已，甚至與大腳馬皇后當年一樣，緣于條件所限。

“研究各民族服飾的異同，似應聯(lián)系地理環(huán)境的異同來考察。地理環(huán)境的獨特性往往形成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也形成民族服飾的獨特性。”（9）云貴高原獨特的卡斯特地貌，決定著她們的生存環(huán)境，并非一馬平川，而是山高林密溝壑縱橫。而征服者的姿態(tài)，又決定著她們的居留環(huán)境多處險要地帶，依山傍水，既為居住，也為防御，且以防御為主。這一相對險惡的生存環(huán)境，使得“三寸金蓮”沒了生存的余地，只有自然生長的大腳，才能于高低不平的山路健步如飛。

而征服者的姿態(tài)，又決定著每家每戶的男主人，都肩負著沉重的作戰(zhàn)任務，只要有號召，隨時都有出征的可能。即使平時，防備意識也不能有所松懈。因為據(jù)史料記載，僅從明至清，大大小小的“焚屯”事件，就不下數(shù)十起。（10）所以，對于男人而言，重要的可能不是生產，而是防守與作戰(zhàn)。那么，生產的任務，就自然而然由女人承擔。而耕地種田，就更不是弱不禁風的小腳所能勝任了，舍大腳而其誰。

男子作戰(zhàn)，女子在家獨當一面，稍有危險，還要能夠保護自己，甚至保護家人。這一點需求，在尖頭繡花鞋的設計上，也體現(xiàn)無遺。那個隱藏至深的小孔，一把尖利的匕首，可算是她們最后一道強而有力的防線。

當年明太祖“調北征南”時，一紙令下，從中原、湖廣、江南等省強行征調大批農民、工匠、役夫、商賈、犯人各色人等遷來黔中。巫醫(yī)百工，耕種刺繡，內地發(fā)達省份的各種技術，隨之而來。時至今日，刺繡仍是屯堡女子的拿手絕活，并成為安順地區(qū)一張響當當?shù)拿６@種刺繡技術，操之于愛美之心濃烈的姑娘手上，自然也會毫不吝嗇地運用在那雙心儀的鞋子上。

綜上所述，尖頭繡花鞋的構成，既有隨遷工藝的烙印，傳承刺繡的絕活，也有特殊的生存環(huán)境里不得已而為之的客觀實在，即生產與防守，不可偏廢其一的現(xiàn)實需要。

三、功能

“屯軍堡子，皆奉洪武敕調北征南。……散處屯堡各鄉(xiāng)，家人隨之至黔。”（《安順府志?風俗志》）當年明太祖一紙調令，這些南下的軍士，就要拖家?guī)Э冢x開世代生活的魚米之鄉(xiāng)，來到當時荒蠻落后的黔中腹地。在多山的云貴高原上，平原稀少，石頭遍地，可耕之地不多，這一群視死如歸的軍人及其家屬，初來乍到的首要任務，便是開墾種地，生存下去。據(jù)當?shù)氐摹度~氏家譜》記載：“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被派遣南征，……平服世亂之后……令屯軍為民，墾田為生。”與歷朝歷代，百姓出資養(yǎng)兵不同，明太祖自認為想出了一個一勞永逸的好辦法，那就是實行軍屯，意圖實現(xiàn)軍用糧草的自給自足。明太祖的這個辦法好壞與否，眾說紛紜，但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形成了鑲嵌于云貴高原的屯堡文化。

屯堡人既以軍人為主，且多為軍士家屬，那么他們的生活就與軍事戰(zhàn)斗息息相關。就連屯堡人的食品也因為軍事需要，而具有長久儲存和收藏的特性。被譽為戲曲的“活化石”，流傳至今的屯堡地戲，雖反映著屯堡人的農事生活，但都是以戰(zhàn)爭為主題，以英雄崇拜為特色。史載屯堡人“跳神戲之舉，借以演習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農”的初衷。還有屯堡人的住宅，雖是就地取材，以石料為主，但更多的是軍事考慮才如此這般。據(jù)現(xiàn)存屯堡建筑而言，村寨內部的巷子縱橫相連，錯落有致，而各個巷子又直通街道，形成點、線、面結合的防御體系，具有鮮明的軍事色彩。

既然屯堡人的生活離不開軍事斗爭，且很多生活習俗的形成，都有服務軍旅的特征，那么屯堡女子尖頭繡花鞋的出現(xiàn)，也應該具有服務軍旅生活的功能。

如前所述，屯堡女子的放足，絕非刻意為之，而是特殊的生存環(huán)境所致。因為是軍人家屬，作戰(zhàn)自然是主要任務，男子在外拼命廝殺，無暇顧及農業(yè)生產，那么生產的重擔就毫無疑問地落在留守的女眷身上。而艱苦的勞作，只能使裹小腳的企求化為泡影。這也就決定了尖頭繡花鞋的尺寸，大過時人稱道的“三寸金蓮”，而為屯堡女子所特有。

男子作戰(zhàn)在外，在家留守的無非就是老弱婦孺。雖然是結寨而居，聚族而住，并且住處易守難攻，石頭建筑牢不可破，軍事色彩鮮明，但青壯年勞動力的缺失，畢竟會降低她們心中的安全感。而從明至清為數(shù)眾多的焚寨事件，就足以說明這種擔心不是杞人憂天。更何況，凡事也要有個以防萬一。所以，屯堡女子尖頭繡花鞋，有個隱藏匕首的孔徑，就再好理解不過。無非就是為了非常之時的非常之需，關鍵時刻給來犯之敵以致命一擊，從而保衛(wèi)家園。

所以，我認為屯堡女子尖頭繡花鞋，除了鞋面上繁復郁麗的花紋為了美觀，極具觀賞價值外，它的出現(xiàn)主要功能還是為了服務于軍事斗爭。不管是穿上它更便于田間勞作，以提供軍需，還是隱藏的匕首可以攻擊來犯之敵，為了使前方作戰(zhàn)的男人能夠義無反顧地痛擊強敵，并盡快地凱旋而歸，其實都是軍事斗爭使然。

參考文獻：

[1]王子鵬、馬晶瓊：《淺析安順屯堡建筑》，《華中建筑》2008年6月第26卷，第172頁。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頁。

[3]王芙蓉、王玲、張志春：《屯堡女子“鳳頭鞋”與“天足”研究》，《湖北民族W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41-42頁。

[4]方遙骸棟菜呈腥辶致繁；び敫新設計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5頁。

[5]帥學劍：《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國西部》2005年第4期，第18-20、29頁。

[6]戴平：《中國民族服飾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頁。

注釋：

（1）王子鵬、馬晶瓊：《淺析安順屯堡建筑》，《華中建筑》2008年6月第26卷，第172頁。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頁。

（3）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頁。

（4）按，“尖頭繡花鞋”一說出自當?shù)貙в沃冢蠊P者查閱相關研究資料，發(fā)現(xiàn)此說有異，但經導游再三確認此說無誤，且較為形象通俗，故采用此說。一般，學者在研究中，將此鞋稱之為“鳳頭鞋”的居多。見王芙蓉、王玲、張志春：《屯堡女子“鳳頭鞋”與“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41-43頁。極少有稱為“尖頭繡花鞋”的，見帥學劍：《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國西部》2005年第4期，第29頁。

（5）王芙蓉、王玲、張志春：《屯堡女子“鳳頭鞋”與“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41-42頁。

（6）方遙骸棟菜呈腥辶致繁；び敫新設計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5頁。

（7）帥學劍：《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國西部》2005年第4期，第29頁。

（8）王芙蓉、王玲、張志春：《屯堡女子“鳳頭鞋”與“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42頁。

篇（3）

“地戲”這個名詞來源于近代人，最早出現(xiàn)于道光七年《安平縣志·風俗志》，是扮演故事的戲。地戲，是相對于高臺上的表演，在平地上表演，四周均可觀看，便稱為地戲，這是從物理的角度對舞臺的高低進行界定而產生的名詞。

地戲作為軍儺的遺存，其中的尚武精神一直流淌在屯堡人的血液中。地戲表演中的武打動作可以看到中國武術的影子。屯堡人關于地戲有這一種古樸的意識，那就是通過表演讓自己的武藝不被荒廢。所以不斷地進行地戲的表演，會強身健體，可以提高武術技能。在民國初年的《續(xù)修安順府志》中就有這樣的記述：“草創(chuàng)開辟之后，人民習于安逸，積之既久，武事漸廢，太平豈能長保？識者憂之，于是乃跳神戲之舉。借以演習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農之深意。”在這樣的“初元”意識之下，軍儺流變?yōu)榻裉煳覀兯芸吹降牡貞蛑形浯騽幼饕簿筒蛔銥槠媪耍⑶沂瞧湔w動作風格的要領，貫穿于始終。經田野調查、資料查詢，發(fā)現(xiàn)其雖然有共同的特點和特征，但每個地戲表演隊所跳的動作，套路動作不一致，并且相同的節(jié)目如同一堂戲，每個村、每個人的動作也并不一致。在此基礎上，筆者將收集到、觀看到、學習到、訪談了解到的動作從身體完成的部位將其歸納在一起，提煉出基礎元素，即舞蹈“動作元素”最基本的單一動態(tài)，也有將某一個舞姿稱為元素的[1]，對其進行分析比對，總結出他們的共同特征。

一、動作分析

將人體以胯關節(jié)為基點，上部為上身，下部為下身；上身包括：頭、頸、腰（包括：頸椎、胸椎、腰椎、尾椎{尾椎和胯關節(jié)保持動作的一致，當與上身動作有關系時，放入上身動作，進行分析；當與下身動作有關系時，放入下身動作，進行分析}）、上肢。下身包括：胯、雙腿、雙腳。這樣的分類是為了能夠更加準確的找出特點，是從理性角度展開的分析，再將其歸為各個系統(tǒng)，有利于掌握特征，便于從單純的形式層面把握動作要素。但也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如動作內在的律動、上身下身的協(xié)調關系、影響動作的文化、信仰、動作傳遞的信息，等等是很難通過單一的分析將其說明清楚的。我們將這一系列問題包括感性的理解均放在下部分（體態(tài)、動律特征）展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動作、造型展現(xiàn)在面前時，往往是由身體多部位協(xié)調完成的，在做具體分析時，我們選擇主要表現(xiàn)力的部分，也是動作特點集中的部位，體現(xiàn)在運動中是線路最長、幅度最大、速度快慢明顯的動作部位，然后是一般表現(xiàn)力部位的分析。

1、上身動作。首先，因為“尚武”精神的存在，儺舞以兵器作為道具比較常見，也是地戲表演中必須的。在表演中，上肢使用兵器的動作表現(xiàn)力最強。表演的歷史人物用過什么樣的兵器，他們就使用什么樣的兵器，當然現(xiàn)在已經以使用木質兵器為主，有些部位上鑲嵌有金屬材質。而在過去，使用的都是真刀、真槍，是戰(zhàn)場上用的。上肢的動作均是和道具（兵器）共同構成的，通過上肢的運動，帶動道具的運動，運動的路線是由道具的用法所決定的。戰(zhàn)場的“再現(xiàn)”，以雙人對打形式出現(xiàn)，兵器以殺敵和防身之用為首，具有現(xiàn)實的功用，所以上肢的動作以：劈、砍、刺等動作為主，動作簡捷有力，粗狂質樸具有實戰(zhàn)的感覺。在運動路線上是：從上向下，左右前后直線運動，表明他的功用。近些年來，也有戲曲、武術方面的學者、地戲藝人等將道具使用的套路、單一動作做了些歸納，如刀就有：反刀、轉刀、穿刀、接刀等；槍有：撩槍、挑槍、掄槍、刺槍等，這一系列的動作名稱均和其用法緊密相連，多是以發(fā)力方式命名，從中能夠體會到上肢運動的多樣性。筆者在劉官鄉(xiāng)肖家村做田野時了解到，他們那里槍的使用就有12種之多，將這些動作與王秋桂、沈福馨編著的貴州安順地戲調查報告集中的部分資料圖片結合思考，探索出了一些舞蹈創(chuàng)編中的動作。

造型動作有較多的戲曲、武術元素動作特點，擰、傾動勢較為常見。通過腰部、胯部的前后轉動使上身與下身不在統(tǒng)一平面或向前向旁的傾倒，產生出多種造型。在這些造型的基礎上，進行多個動作的連接展示，此類動作藝術加工的痕跡較大，具有舞臺表演的特征。多出現(xiàn)在人物上場，自我展示，單獨唱段等時間出現(xiàn)，有個人能力展現(xiàn)的特點，也具有炫技的成分存在。使用道具做快速的旋轉，如‘三劍花’之類。

總體來說，上身動作運動幅度較大，前、后、左、右均有體現(xiàn)，動態(tài)沖擊力較強，力點明顯，韻律不多。

2、下身動作。在動勢方面：由于上身動作的特點，下身動作多以控制重心為主。小腿較為靈活，能夠快速的移動，膝關節(jié)受力強，多在彎曲的狀態(tài)下，降低重心，起到穩(wěn)固的作用。胯部多為不動，配合上下身的協(xié)調。動作、造型方面有：弓步、馬步之類屈膝動作。足部動作造型有虛實之分，虛步為沒有重心，實步有重心。除去跳躍的動作之外，腿部幾乎沒有抬起完成的動作。腿以支撐身體重心的變化為主要目的。

3、步伐與跳躍動作，多種步伐交替出現(xiàn)，集體完成的較為統(tǒng)一、固定，少見跳躍。如：上場時的前虛點行進步：單腳前虛點地，之后抬起向前落下，換另一只腳前虛點地，交替行進。此步伐運動幅度小，節(jié)奏平緩，無跳躍感，儀式感較為強烈。左右后踏步：左右替向側后方向踏步，此步伐多在圈的隊形上完成，眾人集體做，常配合著唱腔一同進行。個人完成的動作變化多樣，沒有固定樣式，多根據(jù)個人能力進行臨場發(fā)揮式的出現(xiàn)，統(tǒng)一比對之后有這樣的特點：小腿和腳的快速、小巧的跳躍式運動，表現(xiàn)急切的心情，出征、殺敵之前，也會在逃跑之時運用此步伐。大幅度的單、雙腳跳躍，在對打時，雙方你上我下，腳下運動幅度極大，多伴有跳躍性動作，身置交換頻繁。

二、體態(tài)動律特征

體態(tài)是指身體的姿態(tài)；動律是指運動的規(guī)律。體態(tài)和動律是舞蹈形式上的重要構成要素，是對某一舞蹈形態(tài)分析的基礎，是舞蹈動作運動的規(guī)律所在。在舞蹈技術理論上來看，對形態(tài)的分析，可以有助于我們認清“這一個”區(qū)分“那一個”，是與他者（舞種）根本區(qū)別所在；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看，對形態(tài)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和理解“動作背后”更多的人文知識和信息。在舞蹈形態(tài)的層面對體態(tài)和動律進行分析，將有利于對該舞種風格的掌握。根據(jù)美國舞蹈人類學家羅伊斯的觀點：“風格是人們通過組合一些事物從而標示出他們身份認同的整個復合特征。它往往是由符號、形式以及潛在價值觀組成的，包括：衣服、語言、音樂、舞蹈、房屋類型以及信仰等外顯的形式與符號。這些形式和符號又是被價值包括友誼、宗教倫理和教化所支撐的。”[2]

文化的不同導致行為方式的差異，行為方式的產生必定有文化因素的影響。“舞蹈風格可看作是通過人們的身體動作與行為方式對群體文化特征與精神的投射。精神氣質也是風格化的。”[3]什么樣的文化就會產生什么樣的心理機制，就會有相應的行為方式、運動習慣。分析今天屯堡文化的樣式，必定要從600多年前的那場戰(zhàn)爭開始，因為有了大明王朝“調北征南”的軍屯和“調北填南”的民屯，才會出現(xiàn)今天的屯堡村落。安順地區(qū)的屯堡人多是來自今天安徽、江蘇一帶，至今仍然保留有獨特的衣著、語言、建筑等生活習慣。他們不同于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也不同于今天的漢族，自稱為“老漢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由于他們是來自于江南、中原地區(qū)，有高于提高貴州土著少數(shù)民族的生產力水平。從環(huán)境的角度來分析，因為駐扎在安順這個地理位置優(yōu)越，地式平坦，河流交匯，農業(yè)生產能力高于貴州其他的地區(qū)。從人文的角度來看，由于大量軍士的存在，“忠義”思想是大家的共識，在意識方面產生強大的“內聚力”。在這樣的形式下，其文化有較高的優(yōu)越性，在時間的長河中，才未被完全同化，并保留至今。但也必須提到的是，文化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會有交流、融合、變遷，只不過地戲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體系保留至今。通過屯堡人的身世來源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尚武精神和忠義思想是今天屯堡文化的高度凝練，轉化為外在形式就是地戲的表演。只演歷代的戰(zhàn)爭戲，不演生活戲、宮廷戲等，表現(xiàn)歷史人物以關羽、岳飛這樣的忠臣為最多，只跳英雄人物英勇殺敵，不跳英雄人物倒霉、不幸的內容是最好的說明。

在尚武精神和忠義思想及山區(qū)農耕文化的多重影響下，地戲表演者呈現(xiàn)的體態(tài)為：身體軀干部姿態(tài)呈現(xiàn)出自然彎曲，略有前傾之感，頭部略微上翹，雙腳在自然站位的基礎上有所擴張。亮相時，往往是一只腳的重心，進可攻、退可防。動律為：上身動作千變萬化，腳下運動靈活自如。上身動作多與道具結合產生，以直線、弧線運動，曲線未曾發(fā)現(xiàn)，動作力點單一、明顯，表意性強。重心始終平穩(wěn)控制，隨重心移動產生相應步伐或跳躍，‘根’在腳下，表現(xiàn)出：穩(wěn)、沉特點，快速運動起來有‘急如風’之感。技巧動作的英武感強烈。

地戲是貴州屯堡人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征和族群特質的儺戲活動，傳承幾百年來以口傳身授的方式成為貴州屯堡人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生動形象地記載了屯堡人的來歷、社會生活和，是屯堡人生活的一部分，是情感交流、團結族群的重要途徑，因此在當?shù)厝罕娭邪l(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儺舞也成為屯堡人傳統(tǒng)文化得以傳承和發(fā)展的重要載體，對其中動作的分析、研究必將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地戲的保護和傳承起到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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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X5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46-0320-01

隨著我國航空事業(yè)不斷發(fā)展，機場噪聲問題日益突出，如何合理地評價機場航空噪聲污染程度，利用何種有效的治理方法對噪聲污染進行控制已成為擺在環(huán)保部門、民航管理部門以及機場規(guī)劃人員面前的重要課題，針對機場進行噪聲污染模擬分析及周邊環(huán)境影響防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研究以桃仙機場為例進行機場噪聲環(huán)境影響評價系統(tǒng)仿真研究。

1 機場噪聲的特點

航空噪聲是對航班起、降、滑、試過程中產生的不規(guī)則聲響，盡管在飛機的飛行過程中，機身會產生一些空氣動力噪聲，但航空噪聲主要還是來源機的發(fā)動機，特別是各種噴氣式飛機的發(fā)動機[1-2]。航空噪聲最顯著的特點是獨立且間斷噪聲的不規(guī)則發(fā)生，具有聲級高、頻率低、影響范圍大、間斷性、非穩(wěn)態(tài)等特點[3]。

2 噪聲預測

3 仿真方法

（1） 桃仙機場建模方法

搜集有關的素材，它包括表示地形的海拔數(shù)據(jù)，表示河流山川道路等的文化特征數(shù)據(jù)，仿真中所需要地形的尺寸以及地形紋理等。然后，構建地形原始數(shù)據(jù)的高度場，通過Global Mapper整合3S數(shù)據(jù)和DEM等高程數(shù)據(jù)，進而生成三維數(shù)字化地形，項目將通過收集的相關數(shù)據(jù)實現(xiàn)對研究區(qū)域的三維模型的仿真。

（2） 飛機實體及飛機噪聲建模

研究采用Deep Exploration將生成的數(shù)據(jù)采用文件格式轉換為ads格式，然后再在Creator中轉換成flt格式。將飛機作為點源，依據(jù)預測模型LWECPNL構建三維立體噪聲源。

4 機場噪聲環(huán)境影響評價仿真系統(tǒng)

根據(jù)以上建模方法，針對桃仙機場進行仿真模型構建的機場噪聲環(huán)境影響評價仿真系統(tǒng)見圖1。

5 結論

（1） 飛機噪聲綜合仿真結果表明富家屯、桃仙鎮(zhèn)、達子堡三個村屯均位于《沈陽桃仙國際機場遠期規(guī)劃》和《沈陽民用航空產業(yè)園區(qū)規(guī)劃》用地范圍內，富家屯、桃仙鎮(zhèn)、達子堡三個村屯均有部分住宅LWECPN超過75 dB。

（2） 噪聲污染模擬模型還需要根據(jù)實際工作進行不斷的修正。3D建模技術在機場噪聲污染模擬中的應用，能夠更加直觀的反映出機場噪聲影響范圍和程度，有利于機場噪聲環(huán)境影響評價的分析。目前，國內還沒有成熟的用于機場環(huán)境影響評價的大型三維仿真軟件系統(tǒng)，本研究將為此類軟件系統(tǒng)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

參考文獻

[1] 田嬰.民用機場航空噪聲控制及其標準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天津：中國民航大學交通工程學院，2005：1-63.

[2] 中國民航學院航空港工程系課題組.民用機場航空噪聲影響控制研究報告[R].國機場噪聲影響控制研究及相關參考資料匯編，2001.

篇（5）

19世紀下半期由于新疆動蕩的局勢，從而引起西方學者對維吾爾歷史的關注。格里高里也夫（Grigor’ev）用俄文撰寫的兩卷本的《自然地理學——新疆》收集了從古代到19世紀70年代有關維吾爾族歷史、民族學、地理學等方面的材料[8]。此書現(xiàn)在仍未失去其價值。

當時盡管已出版許多關于維吾爾歷史的著作，但有關其族屬問題仍未解決。蒙古學家施米特（Ya. Shmidt）和班扎羅夫（D.Banzarov）甚至不認為維吾爾人是突厥人。從19世紀末俄國出版了兩種專著后，對此問題再也無人產生懷疑了，那就是拉德洛夫（W. Radloff）的《維吾爾人歷史考》[9]和波茲涅也夫（D.Pozdneev）的《維吾爾歷史概要》[10]。波氏書的第一部分詳細介紹了關于維吾爾歷史已出版的論著。

巴拖爾德（W.W. Bartol’d）的下面著作對研究維吾爾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它們是：《七河史》、《中亞出差報告》、《中亞》、《蒙古統(tǒng)治前中亞的基督教》、《吉爾吉斯人》、《突厥-蒙古人民歷史》[11]等（現(xiàn)都已收入巴氏10卷本的全集中）。

此外，19世紀許多俄國旅行家也對居住在東部天山地區(qū)的維吾爾族和其他民族的歷史給與了注意，如格魯木-格爾日麥羅（Grum-Grzhimaylo）的《中國西部旅行記》[12]。在此書的第二卷中有關于北山過去歷史的專章記述。他也像上述格里高里也夫氏書一樣，綜合了不同作者關于維吾爾族歷史的材料，并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法國漢學家和中亞史學家沙琬（Ed. Chavannes）和伯希和（P. Pelliot）對新疆歷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13]。法國另一位漢學家叩節(jié)（H. Cordier）的四大卷《中國通史》中的第二卷全是關于突厥、蒙古史的論述[14]。

維吾爾史在法國著名學者格魯塞（R. Grousset）的《遠東史》和《草原帝國史》也占有重要位置[15]。

1934年俄國著名的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措夫（B. Ya.Vladimirtsov）的《蒙古社會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一書[16]對研究維吾爾歷史也具有指導意義。書中強調了人們在社會中的經濟、法律地位和統(tǒng)治階級的剝削方式。

1947年雅庫包夫斯基（A. Yu.Yakubovskiy）發(fā)表了《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高昌王國（9-10世紀）》一文。文中依據(jù)阿拉伯、波斯史料研究了9-10世紀吐魯番回鶻王國的歷史[17]。

德國的馮·加班（漢文名字葛瑪麗）（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一生獻給維吾爾語文、文化、歷史、宗教和藝術的研究，生前共發(fā)表這些方面的論著三百多種，是公認的世界維吾爾學奠基人。她從上一世紀二十年代末與其老師邦格（W. Bang）一起刊布了6大卷的《吐魯番突厥（回鶻）文獻Tuerkische Turfan-Texte》、《回鶻文玄奘傳研究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uen-tsangs》。1941年出版了劃時代的《古代（回鶻）語語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60年代以后，她主要轉向對維吾爾歷史、文化、宗教和藝術的研究。在這些方面也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早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她就發(fā)表了諸如《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1949，Der Islam）、《維吾爾人的早期歷史》（1952，載《東亞自然與民族學協(xié)會通訊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uer Natur-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s》、《突厥回鶻人中的佛教Buddhistische Tuerkenmission》（1954，載Asiatica—F.Weller教授紀念論文集）、《古代（回鶻）人的紀年》、《中亞的佛教》（1961，載《東方學手冊》）、《高昌回鶻王國》（1961年美因茨科學院出版，由我翻譯的漢譯文，載《新疆大學學報》，1980年，2期）、《土魯番收集品中的印刷術》（1967，載《德國科學院會議報告SDAW， 人文科學類》、《高昌王國的生活》（二卷）（1973年，此書有鄒如山的漢文譯本，書前載有我寫的對葛瑪麗教授的簡單介紹）、《中亞學導論》（1979）等許多重要著作。在對古代維吾爾藝術研究方面，除了《維吾爾的佛教藝術》(為她1982年秋訪問我國時所做的學術報告，收入《（中國）突厥語研究通訊，9，1983》外，尚有《回鶻文十王經中的木刻插圖研究》等[18]。

法國回鶻史專家哈米勒屯（J. Hamilton）（原為美國人，1974年加入法國籍）于1954年完成《五代回鶻（按即古代維吾爾，下同）史》（Les Ouigours a l’e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s chinois）的博士論文，于1955年出版（我國有耿昇的漢文譯本。 1988年出版了此書法文的補正版）。另外，1971年他又以《敦煌本回鶻文善惡兩王子的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獲突厥語文學博士學位（此書曾兩次被譯成土耳其文出版）。1983年以《敦煌9-10世紀回鶻文寫本研究》（兩大卷）（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e-Xe siecle de Touen-houang）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他一生除專著外，尚數(shù)十篇，其中重要的有《九姓烏古斯與十姓回鶻考》。在這篇論文中，他從突厥語言學的角度，論證所謂古代突厥碑文中多次出現(xiàn)的Toquz Oghuz（九姓烏古斯）實際上就是漢文史籍中的“九姓”。“九姓”源自toquz oghush（意為“九姓，九個氏族”），也就是說oghush “姓氏、氏族”一詞因受到前面詞toquz “九”中尾音 z 的類比同化影響，從而也變成oghuz。這一點正與漢文史籍相符（在漢文史籍中只載有“九姓”或“九姓鐵勒”，而不見“九[姓]烏古斯”）；所謂“九姓”（突厥文稱“九（姓）烏古斯”）實指“九姓鐵勒”或“鐵勒九姓”。回紇（回鶻）只是九姓鐵勒之一。回鶻一般自稱十姓回鶻（On Uighur）。

1964年出版了美國學者薩莫林（W. Samolin）的《12世紀前的新疆East Turkestan to the 12th century》（此書是在其1961年的博士論文《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基礎上寫成）。

1966年前蘇聯(lián)吉洪諾夫出版了《10-14世紀回鶻經濟社會結構》（D. I. Tikhonov: Khozyaystvo i obshchestvennyy story uygurskogo gosudarstva X-XIV vv. ， 1966）一書。此書由下列章節(jié)組成：1）導論，2）6-9世紀的回鶻，3）東部天山的回鶻王國，4）農業(yè)，5）城市和手工業(yè)，6）貿易和高利貸，7）租稅和勞役，8）土地占有制，9）封建主和依附農戶，10）村社，11）文化和風習[19]，12）結束語。

1983年出版了馬里亞夫金（A. G. Malyavkin）的《9-12世紀回鶻王國Uyg. Gosudarstvav IX-XII vv.》。

1988年開始出版由俄國學者集體撰寫（主編為：S. L. Tikhvinskiy 和B. A. Litvinskiy）的多卷本（已出四卷）《古代和中古早期新疆史》[20]專著代表西方學者研究新疆和維吾爾歷史的最新成果。在第一卷的第六章，大量引用古代希臘、羅馬關于古代新疆的史料，使我們習慣于漢文史料的中國學者耳目一新。其第一卷內容是：1）導論，2）研究史，3）石器時期，4）青銅器時期，5）早期鐵器時期，6）古代（希臘、羅馬）史料中的新疆，7）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后六世紀的新疆，8）7-10世紀的新疆，9）偉大的絲綢之路。第二卷的內容主要是關于新疆古代的民族、文獻和宗教。第三卷內容是關于古代新疆的社會經濟。第四卷是關于新疆民族的服飾。

1991年由多位前蘇聯(lián)學者集體編寫的《維吾爾族簡史》(Kratkaya Istoriya Uygurov)寫得不錯，由下面7章組成：1）導論，2）原始公社制度時期的新疆，3）公元前一千年下半期到公元后第一千年初期新疆民族歷史的態(tài)勢，4）公元5-10世紀的早期封建王國，5）諸封建王國的形成，6）蒙古統(tǒng)治下的維吾爾族，7）9-13世紀時期的維吾爾文化。

最近獲悉2001年在阿拉木圖出版了喀馬羅夫K. Kamalov的《8-9世紀的古代維吾爾人》（Drevnie Uygury VIII-IX vv.）。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于80-90年代組織出版了多卷本的《中亞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迄今為止已出版五卷六冊）。其中的第四卷分別載有西諾（D. Sinor）教授撰寫的《回鶻汗國》和我撰寫的《高昌王國》。

1990年由西諾教授主編出版的《劍橋早期內亞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有澳大利亞維吾爾學家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撰寫關于回鶻的專章(此人1972年根據(jù)兩唐書曾撰寫出版了《回鶻汗國》一書)。

1992年美國學者郭爾登（Peter Golden）出版了《突厥人民歷史導論》的專著（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其中第六章為回鶻史。

1992年德國學者沙爾立普（W. Scharlipp）發(fā)表了書名為《中亞的早期突厥人》（Die Fruehen Tuerken in Zentralasien）的著作，其中關于回鶻史的部分內容為：1）回鶻人的早期歷史，2）（蒙古高原）回鶻汗國，3）新疆和甘肅的回鶻王國，4）現(xiàn)存回鶻文獻：世俗文書和宗教文獻。

2000年由國際東方學會組織出版的《前伊斯蘭時期諸突厥民族歷史》一書[21]中載有我的長篇論文《古代突厥草原汗國》(德文)和西諾的《蒙古高原回鶻汗國》、德國茨木(P. Zieme)教授的《高昌回鶻王國》（德文）、以及哈米了屯的《甘州回鶻王國》（法文）等[22]。

以上簡單介紹了西方學者近二百多年對回鶻（維吾爾）歷史研究的概況。我認為我們在研究維吾爾歷史中對西方和日本學者的有關論著注意的不夠。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和我國學者的外語功力差、不注意國外新的研究成果及使用回鶻等新疆古代語文材料有關。漢文史料對研究新疆史、維吾爾史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何況一百多年來大量新疆出土的文物都流失國外，他們有近水樓臺之便，在這方面不斷有新的專著出版。希望我國年青一代維吾爾學學人能更上一層樓，青出于蘭勝于蘭，為我國維吾爾學的發(fā)展做出貢獻。

* 此處西方主要指俄國和歐美。此外日本學者也對回鶻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擬另外撰文介紹。

[1]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ls ， Paris ， 1739.

[2]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 Paris ， 1748; Histoire general des Huns ， des Turcs ，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 4 tomes ，Paris ， 1756-1759.

[3] Histoire de la Tartarie ， Paris ， 1779.

[4] Descriptions geographique ， historique ， chronologique ，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 1736.

[5] Ue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20.

[6] Opisanie Chzhungarii I Vostochnogo Turkestana… 1829; Sobraniy svedenii o narodakh obitavshikh v Sredney Azii v drevnie vremena ， 1851.

[7] Histoire des Mongols…， 1834-1835.

[8] Zemlevedenie K. Rittera… vyp. I-II ， 1869-1873.

[9] K voprou ob uygurakh ， in Radloff: Das Kudatku-bilik ， 1893.

[10] Istoricheskiy ocherk uygurov，1899.

[11] 1) Ocherk istorii Semirech’ya， 2) Otchet o poezdke v Srednyuyu Aziyu， 3) Turkestan ， 4) O khrestianstve v Turkestane v domongol’skiy period， 5) Kirgizy， 6) Istorriya turetsko-mongol’skikh narodov.

[12] Opisanie puteshectviya v Zapadnyy Kitay，t. I-II ， 1896， 1899.

[13]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 1911-1913等等.

[14] Histoire generale dela Chine， Paris ， 1920-1921.

[15] Histoire de l’Extreme-Oient， 2 tomes ， 1919; L’empire des Steppes，Paris ， 1939(后一書的英文本題作The Empire of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1970).

[16] Obchshestvennyy stroy mongolov-- Mongol’skiy kochevoy feodalism ， L. ， 1934.

[17] Arabskie I persidskie istochniki ob uygursko-turfanskom kniazhestvev IX—Xvv.， Trudy otdela vostok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vyp. IV ， L. ， 1947.

[18]詳見拙文《維吾爾學大師葛瑪麗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4。

[19] 此章我在很多年前曾譯成中文，發(fā)表在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史譯叢》，6，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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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民間藝術是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的積淀，是經過無數(shù)代民族民間文化藝人創(chuàng)造、發(fā)展、傳承下來的，是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性格、習俗、修養(yǎng)和審美。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fā)展，現(xiàn)代化進程加快，文化融合以我們無法想象的速度在進行，很多曾經與人民息息相關的民族民間藝術逐漸淡出我們的視線，有些甚至面臨傳承、發(fā)展乃至生存危機。中國民族文化的生存發(fā)展狀況，近年來引起了廣大學者的重視，國家各種保護、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各種政策、文件逐步出臺，對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貴州是一個多民族省份，少數(shù)民族約占全省總人口的38％，擁有以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等在內的40多個民族，其中世居少數(shù)民族有17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生產生活或遷徙過程中，創(chuàng)造了風格迥異、特色鮮明的本土文化和民間藝術，并一直保存延續(xù)至今。貴州由于地域條件的限制，相對封閉落后，受外來經濟文化的影響較小，原生態(tài)文化狀態(tài)較為穩(wěn)定，許多原有的自然生態(tài)和民族民間文化保存得較為完整，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獨特性。這里主要的民族民間藝術形式有地戲、蠟染、刺繡、銀飾、木雕、山歌、銅鼓、嗩吶、侗族大歌、蘆笙歌舞、苗族舞蹈等，部分優(yōu)秀的民族民間藝術已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然而由于貴州長期處于經濟落后局面，在中國飛速發(fā)展的今天，貴州人民奮起直追，卻面臨著經濟發(fā)展和優(yōu)秀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傳承和發(fā)展的兩難局面。這些優(yōu)秀的民族民間文化的傳承方式主要靠口傳心授，且部分民族民間文化在短時間內是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的。新時期，年輕人多靠外出打工發(fā)展經濟，使得我們的本土文化無法得到有效傳承、發(fā)展和保護。以筆者所在的村子為例，以前春節(jié)跳地戲時，全村人都圍著看，是全村人整個春節(jié)期間的娛樂方式，現(xiàn)在跳的人少了，看的人更少，有時看地戲的還沒有跳地戲的人多，大家都在家打麻將、看電視。可見如果沒有有效的傳承和保護，我們將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傳承了幾百年、幾千年的優(yōu)秀民族文化逐漸消亡。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在中國（貴州）第一屆國際民族民間工藝品文化產品博覽會開幕式上表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越是現(xiàn)代的傳播價值。”他指出，多彩和諧的民族民間文化，是推動貴州省文化繁榮發(fā)展的動力源泉，貴州將加大民族民間文化的挖掘闡發(fā)力度、保護傳承力度、開發(fā)創(chuàng)新力度，推進民族民間文化內容創(chuàng)新、傳播方式創(chuàng)新，讓傳統(tǒng)文化活在當下、服務現(xiàn)代。如何傳承、保護和發(fā)展貴州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是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課題。近年來，很多專家學者都在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思考，但都限于在民間進行保護、傳承和發(fā)展，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文化的傳承、保護和發(fā)展需要民間的自我意識、自我覺醒、自覺參與，以現(xiàn)在的社會發(fā)展情況是很難做到的。僅靠這些民間文化藝人自覺地去保護和傳承，就得犧牲他們的經濟利益，更談不上發(fā)展。即使有部分有經濟頭腦的民間藝人在這方面做出了成績，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也無法廣泛要求他們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所以必須要有政府的支持和相關部門的相互協(xié)調，共同參與。校園傳承是貴州民族民間文化繼承、保護和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有效補充和發(fā)展貴州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

一、貴州民族民間藝術校園傳承的條件和優(yōu)勢

民族民間藝術的傳承、保護和發(fā)展，多少年來都靠本土藝人自覺傳承，與政府行為關系不大，但隨著經濟的發(fā)展，這種自覺性逐漸消失，要很好地傳承、保護和發(fā)展自己的民族民間文化，必須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宣傳部門和教育部門不得不介入其中，共同推動本土文化的保護和發(fā)展。從貴州省目前狀況來看，很多教育部門無論是普通高等院校、高職院校、地方文化團體，還是中小學，都是在自覺地進行本土文化的宣傳和保護，但由于都是自覺性的，并未引起廣泛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基本的了解和認知層面上。部分高校雖然出現(xiàn)了一批研究本土文化的學者，并成立了一定的研究機構或建立了一些小型博物館，但其重視程度還是遠遠不夠的。校園傳承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tǒng)工程，不僅需要政府支持、領導重視，還需要更多的人才、人力和資金，還需要嚴格計劃、投入和研究，要有組織、科學合理地進行資源整合。隨著貴州教育的發(fā)展，很多高校都設立了藝術學院或藝術專業(yè)，有專業(yè)的教師隊伍及學生，數(shù)字化、信息化程度高，信息來源廣，有可供研究的資金，與地方政府、文化單位及民間藝人之間都有著很好的溝通渠道，有一定的研究平臺和研究基礎，這是很好的條件。同時，國家大力提倡應用型人才培養(yǎng)，重視職業(yè)院校發(fā)展，政府對高校研究本土文化也都給予了大力支持，這些優(yōu)勢條件給予了高校繼承、保護和發(fā)展民族民間藝術較大的空間。近年來，很多高校教師都在通過撰寫論文、申報課題對本土文化進行調研、發(fā)掘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能夠記錄、整理和保存一定的本土藝術，只是盡到了知識分子應盡的部分責任。但我們在如何培養(yǎng)適合繼承、保護和發(fā)展本土文化藝術的人才方面還做得不夠，在如何培訓指導民間藝人、提高他們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方面還做得不夠，如何結合地方經濟的發(fā)展在繼承和保護地方文化藝術的同時，讓我們的本土文化藝術煥發(fā)青春，并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方面還做得不夠。只有充分利用校園人才優(yōu)勢和條件，結合本土資源優(yōu)勢，才能保證我們的本土文化藝術在校園內得到很好的保存和發(fā)展。

篇（7）

一、貴州旅游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

貴州在2007年全省共接待旅游者6262.89萬人次，全年實現(xiàn)旅游總收入512億元人民幣。全年旅游收入凈增124億人民幣，比2006年增長47%；相當于全省GDP的18%，相當于第三產業(yè)增加值的45%。各項指標均居西部12省區(qū)之首。旅游正在成為我省的支柱產業(yè)。

目前，全省重點景區(qū)基礎設施條件明顯改善，旅游產業(yè)規(guī)模不斷擴張。數(shù)據(jù)顯示，目前貴州省已開展經營或已進行規(guī)劃的有477個旅游區(qū)(點)，其中有世界自然遺產1處，國家5A級旅游景區(qū)2個，國家4A級旅游景區(qū)3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qū)和自然保護區(qū)20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2個，中國優(yōu)秀旅游城市5個；全省旅游星級賓館飯店數(shù)量達240家、旅行社達194家、旅游定點接待汽車810輛，旅游直接從業(yè)人員7萬余人。

二、貴州旅游業(yè)當前存在的問題

（一）觀念滯后、體制創(chuàng)新不足

貴州宏觀管理部門對全省旅游資源開發(fā)利用和管理缺乏統(tǒng)籌規(guī)劃，對旅游市場需求特點缺乏科學分析和了解，旅游資源開發(fā)和旅游項目建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無規(guī)劃開發(fā)、無序開發(fā)、低層次開發(fā)問題嚴重，致使貴州旅游資源的優(yōu)化結構與整體優(yōu)勢較差。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實現(xiàn)貴州旅游業(yè)的跨越式發(fā)展，拉動貴州旅游經濟必然首先要求觀念的轉變、體制的創(chuàng)新。貴州面對開放、多元化、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環(huán)境，顯然還未完全打破陳舊的發(fā)展觀念及模式，在旅游市場培育方面并未形成足夠的認識和創(chuàng)新的思維，大旅游產業(yè)觀念還未真正樹立。

（二）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傳力度不夠

所謂旅游形象，就是指旅游產品及服務等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整體印象，正確地確定目的地產品的旅游形象有助于旅游業(yè)的成功發(fā)展、帶動旅游經濟提升。許多著名的旅游國家或地區(qū)成功之處就在于其鮮明的旅游形象定位。貴州旅游業(yè)逐步認識到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性，所以自旅游事業(yè)開始起步，就嘗試為貴州的旅游形象進行定位，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定位，為旅游宣傳找到一個突破口。于是八十年代中期，貴州提出了探溶洞奇、觀瀑布美、享民族情”的宣傳口號，旅游定位是“山水風光與民族風情相結合”；大家都說貴州的旅游資源比起云南、廣西毫不失色，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讓廣西儼然成為老大；“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號撐起云南熱火朝天的旅游事業(yè)。但貴州始終沒有找到明確的旅游形象定位，打出具有特色的促銷口號，許多景點還處在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階段。

（三）缺乏深層次的文化內涵性

眾所周知，貴州旅游資源得天獨厚，擁有神秘壯美的自然景觀，古樸濃郁的民族風情，舒適宜人的氣候條件以及悠遠豐富的歷史文化。但可惜的是貴州在發(fā)展旅游業(yè)，塑造旅游形象過程中更多的是強調豐富的自然資源，卻忽視了深層次挖掘資源的文化性。這也是我們和旅游業(yè)發(fā)達省份產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舉辦的“世博園”、楊麗萍領銜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產業(yè)介紹給了全世界。可提到貴州，游客卻很難想到貴州代表性的旅游文化。

三、在新形勢下促進貴州旅游業(yè)發(fā)展對策

貴州旅游資源的豐富性、特色性，為把貴州旅游業(yè)培育成為新的經濟支柱產業(yè)提供了充足的資源條件。但貴州旅游業(yè)還未發(fā)揮出應有的產業(yè)優(yōu)勢，經濟效益的獲取也遠未達到預想目標。因此，貴州旅游業(yè)在新的形勢下，應抓住機遇，順勢而為，突破障礙，使貴州的旅游資源優(yōu)勢。

（一）強化旅游大管理意識

貴州要加快發(fā)展旅游業(yè)就必須對旅游業(yè)實施全面、全方位、權威性的管理，覆蓋全行業(yè)，對市場的多層次發(fā)揮作用，形成調控體系，實現(xiàn)由單一部門管理旅游向相關部門共同管理旅游的方式轉變。旅游的綜合性和依托性使行業(yè)跨度大、行業(yè)界線模糊，旅游市場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門多，旅游管理部門不可能包攬其它管理部門的職能，對旅游市場的有效管理必然是一種聯(lián)合管理，應處理好旅游管理部門與相關部門管理的關系。相關部門必須把涉及到本部門旅游方面的管理作為自己份內的事來抓．職責到位．形成有效的旅游管理體制（二）塑造旅游形象，加強宣傳促銷力度

盡管貴州在塑造旅游形象的道路上走得很艱難，而且成效甚微。但筆者認為貴州還是必須堅持塑造出一個鮮明、易記的旅游形象，因為形象樹立對于貴州旅游持續(xù)發(fā)展的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旅游業(yè)發(fā)達的國家或地區(qū)在旅游開發(fā)時都是追求一種將整體而非若干景點作為旅游吸引力因素來推動市場，依靠形象吸引旅游者前來旅游。貴州過去塑造的旅游形象、打出的宣傳口號變化太多、特色不明。如今貴州旅游形象定位應站在全國這個角度，從旅游者心理感應和市場需求的角度來考慮，貴州旅游形象設計既要符合自己的資源特色和歷史文脈，又要對市場有吸引力。在對外進行旅游宣傳時，應在建立一個總體旅游形象的基礎上再針對客源市場的特征予以區(qū)劃。如貴州的總體旅游形象可定為“神奇貴州多彩風”，然后針對沿海地區(qū)推出“原生態(tài)自然風光、五彩民族風情”形象；對中原市場推出“綠色喀斯特王國、秀美山水之鄉(xiāng)”形象。諸如此類，讓貴州首先在世人心中留下一個深刻旅游形象后，又在不同的客源市場擁有獨具特色、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形象。

（三）突出旅游文化內涵，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當前在文化與經濟一體化發(fā)展的新形勢下，旅游經濟注入的文化內涵越多，開發(fā)出的旅游產品檔次和附加值越高，競爭力就越強。貴州的旅游文化本底是豐富的，擁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和特色文化資源。但現(xiàn)在缺乏挖掘、整合及宣傳。貴州可在紅色文化、古鎮(zhèn)文化、夜朗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屯堡文化、酒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讓貴州的自然景觀和人文內涵緊緊纏繞在一起。在挖掘整合基礎上，要將貴州旅游文化性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方式推廣出去。其中，舉辦文化節(jié)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文化節(jié)是結合地方特有人文資源與文化資產所舉辦的節(jié)慶活動，喚起民眾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更成為觀光客的主要吸引力，2005年中國·貴州黃果樹瀑布節(jié)所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貴州風”就是一個成功的示例，它為貴州旅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提升了貴州旅游的文化和品位，但該節(jié)目在畫面精致性、市場運作等方面還需進一步提升。要想打造貴州旅游品牌，提高貴州旅游經濟效益，僅憑一個黃果樹瀑布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我們貴州擁有一批在國內乃至國際上具有吸引力、競爭力的高品位旅游產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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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437（2013）08-0115-02

與全國重點大學不同，地方高校往往具有較強的地域性。這種地域性是地方高校自身具有的一種優(yōu)勢。在課程教學中，應該充分發(fā)揮和利用這些地域優(yōu)勢。本文以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的旅游管理專業(yè)為個案，從自身的教學經歷出發(fā)進行闡述。

一、地方民族文化在旅游專業(yè)教學中運用的意義

廣西師范大學旅游管理專業(yè)創(chuàng)立于2000年，依托桂林這一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在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和國際旅游勝地等背景下建設發(fā)展。如何利用文化與旅游發(fā)展的大好空間，進行地方高等院校課程的改進，培育社會急需人才，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本身文化底蘊豐厚，有自然景觀、人文景觀、自然與人文疊合的景觀，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文化，包括壯、瑤、苗、侗等11個少數(shù)民族，其文化資源是較為豐富的，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善于灌輸這些地方文化并引導學生共同挖掘。

高等院校為地方經濟服務，“富民強桂新跨越”既要富民強桂，更要人文強桂。專業(yè)設計要符合區(qū)域經濟發(fā)展需求，而區(qū)域文化及企業(yè)文化背景也是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必須思考的重要方面。旅游管理專業(yè)學生尚未經過專業(yè)學習，對地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無法做到融會貫通；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對地方民族文化有濃厚的興趣，對于專業(yè)域有極強的求知欲。地方特色文化在旅游專業(yè)教學中的滲透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旅游管理專業(yè)就業(yè)方向更趨向于所在地域，要求學生必須了解當?shù)匚幕Y源與特色。

二、地方文化資源在教學課程中的設計

（一） 課程設計體現(xiàn)地方文化特色

旅游專業(yè)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新興專業(yè),新開設的課程在培養(yǎng)人才的目標上尚不明確,致使在課程結構設計中偏重理論知識, 輕視人文知識。教師在授課內容上也過分強調理論知識,大大忽視了地方特色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旅游專業(yè)課程中要強調地方民族文化資源，包括廣西區(qū)域民族文化的源起、特點、分類和發(fā)展規(guī)律等，與旅游密切相關的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如民族建筑物、地方特色小吃、服飾、民歌等豐厚的人文內涵。如此一來，建議本科專業(yè)學生開設旅游文化學、廣西旅游文化概論、廣西民族民俗旅游、廣西文化旅游英語等課程。遵循認知規(guī)律，選取廣西各民族文化中具有典型性和積極意義的文化現(xiàn)象作為教育內容，從而使學生真正領略廣西民族文化的內涵和魅力，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滋養(yǎng)。

（二）選編廣西地方民族文化素材作校本教材，以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為主體

為了有效地實現(xiàn)校本課程目標，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要對教學內容進行研究，并共同開發(fā)和制定一些基本的教與學素材，作為校本課程實施的媒介，這些素材構成了校本教材。高等院校旅游專業(yè)教學中實踐性訓練必須結合地方旅游文化資源在內的旅游方面的內容。

參考近年來廣西出版的優(yōu)秀文化作品，如《桂北文化研究》、《紅水河文化研究》、《環(huán)北部灣文化研究》、《壯族文明起源研究》、《中國―東盟博覽會?民族叢書》、《壯族叢書》、《廣西通志?民族志》等書籍編寫本院民族文化旅游的校本教材，共同推進民族文化的傳承，提高廣西民族文化的知名度。

以《廣西民族民俗旅游》中的廣西民歌與節(jié)慶進行教學時，可以把廣西不同民族的民歌資源和節(jié)慶加以利用，形成教學素材，介紹壯族的“三月三”、“歌圩”、瑤族的“做娘”、侗族的“會期”、“吃冬節(jié)”、苗族的“趕坡”和“坐妹”、仫佬族的“走坡”、京族的“哈節(jié)”等。正是這些多姿多彩的音樂匯成，使得廣西“歌海”之譽廣傳天下。拓寬學生的認知領域、情感領域和實踐領域，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奠定堅實的基礎，逐步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yǎng)，培養(yǎng)學生民族精神，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采用多元化的教學資源來促進課程設計，達到教學效果

讓地方特色文化走進專業(yè)實踐訓練，是一種切合實際的良好方法。本人還會利用自己平時田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如貴州的侗戲和屯堡戲、湘南江華的瑤族蝴蝶歌、照片、實物來進行展示，讓學生進行對比學習。

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旅游管理專業(yè)在實際中已聘請當?shù)氐恼方萄惺摇V西壯族自治區(qū)博物館、桂林西山博物館、廣西10+1生態(tài)博物館等部門的負責人員專門以專題形式為學生講解挖掘地方文化的深厚內涵，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的運用

根據(jù)旅游專業(yè)課程的具體特點，旅游專業(yè)教學應以學生為主體，教師要利用學生對地方文化的了解, 引導學生能在課堂發(fā)揮主動性, 積極地參與到課堂活動中，盡量采用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

“任務驅動”是一種建立在建構主義教學理論基礎上的教學法。它要求“任務”的目標性和教學情境的創(chuàng)建。使學生帶著真實的、可操作的任務在探索中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還會不斷地獲得成就感，可以更大地激發(fā)他們的求知欲望和求知精神，逐步形成一個感知――理解――靈活運用的良性循環(huán)，從而培養(yǎng)出獨立探索、勇于開拓進取的自學能力。

各地的、各民族的學生會積極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共同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比如本人在教學中有三江侗族、龍勝瑤族、靖西壯族、那坡黑衣壯等各民族、族群的同學參與教學，對他們進行任務驅動式教學法可以豐富各門課程的教學資源。如此一來，教學也擺脫了以往教學中傳授知識的弊端,以實踐為特色，培養(yǎng)學生對民族文化進行鑒賞和對比，培養(yǎng)學生對地方文化的領會和挖掘。

以《旅游專業(yè)英語》為例，教師給學生分配了以下資料搜集任務，“對自己所熟悉的旅游資源或者景點進行介紹”。學生在課下通過網(wǎng)絡、書籍、報紙等途徑尋找關于廣西的景點，包括桂林象鼻山、七星公園、蘆笛巖、柳州魚峰山、靖西繡球街、上林大明山和大龍湖、北海銀灘等英文資料。學生通過準備，把主題做成PPT格式，圖文并茂地展示景點及旅游線路，比如人文地理、歷史、發(fā)展現(xiàn)狀等。在課堂中進行Presentation，時間為3-5分鐘，而其他同學必須準備關于主題的1-3個問題，由負責Presentation的同學進行現(xiàn)場回答；遇到生詞、專業(yè)詞匯時，教師可以把它寫在PPT上進行解釋與解讀。教師把這些PPT搜集起來做成課程教學資源庫，由大家共同參與完善與改進。

四、教學實踐環(huán)節(jié)引入地方民族文化

（一）民族文化展示平臺

旅游專業(yè)依托每年的校園旅游文化藝術節(jié)，教學成果展示等機會要求學生要進行模擬訓練與展示，每個同學都要參與展示，輔導教師及時做出糾正與指導。在學習民族戲曲、曲藝之前，讓學生事先觀看一些民間戲，對傳統(tǒng)戲曲的角色、唱白、情節(jié)模式、場景等有著清晰的感性認識，然后教學過程中以師生交流為主，引導學生總結歸納。這樣不僅節(jié)省課堂時間，而且能調動學生積極性，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甚至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功效。一些“演員”學生之后便任職于一些本地話劇團、戲曲團，進一步豐富了地方文化發(fā)展。

（二）任務驅動式實地考察

任務驅動式的實地考察不僅可讓學生了解地方文化，還可以服務于課程教學。桂林印象、劉三姐景區(qū)、漓江民俗風情園、世外桃源景區(qū)、劉三姐景觀園離我校都很近。在學習民族文化之前，可以先讓學生到風景區(qū)進行有目的的考察，并對風景區(qū)中各類有關壯、瑤、苗、侗民族文化詳細記錄、拍照。課堂講授時便以學生匯報為主，讓學生將教材內容與實地考察收集到的材料進行對照，從而提高對廣西少數(shù)民族文化認知和體悟。

（三）論文、調研設計環(huán)節(jié)

我院旅游管理專業(yè)學生是在大學四年期間要求必須參加一次創(chuàng)新杯論文競賽，在此任務驅動下學生有機會到廣西各縣、各民族地區(qū)接觸各民族的文化，這對他們是一次很好的鍛煉。通過創(chuàng)新杯論文的設計可以讓學生的綜合知識進一步得到鞏固，而且是建立在具體實踐的基礎上。近年來我們提出要學生注重旅游景點的文化內容探析，注重地方文化特色，同時要求學生要結合地方旅游發(fā)展的情況以及自己具體的實踐地點，對實習實訓的認識，對地方文化的領會等方面來完成設計。

在旅游專業(yè)教學過程中，地方旅游文化的滲透和引入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地方文化特色以及豐富的地方文化底蘊，要真正做到以就業(yè)質量作為檢驗教育教學的標準，突出教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不斷地加強教學改革創(chuàng)新，培養(yǎng)出適應現(xiàn)代化建設需要的綜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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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巖鎮(zhèn)位于貴州喀斯特高原溶原面上,距貴陽市29公里,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為省級歷史文化名鎮(zhèn)之一。是貴陽古代的重要門戶和交通咽喉,也是明清時期集傳統(tǒng)文化、 宗教文化、 軍事文化于一體的重鎮(zhèn)。古鎮(zhèn)內現(xiàn)存寺觀廟宇多為明、清時期的建筑,有九寺、八廟、五閣、四洞、二祠、一書院之說[2]。青巖古鎮(zhèn)的城墻和民居圍墻、石板路、民居、宗教和書院建筑等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區(qū)城市的建筑要素,滿足了人們日常生活、安全乃至精神等各個層次的需求。生活與安全需求可以認為是人的工具性需求,而精神需求則是人的人文性需求。

    1 喀斯特傳統(tǒng)建筑的工具性與人文性解讀

    1.1 基于安全性需求的喀斯特城市軍事建筑

    青巖古鎮(zhèn)約在明天啟四~七年(1624~1627年)由土司班麟貴召土司、土目民眾在青巖司構筑而成。其子班應壽子承父職,于清同治十七年(1660年) 增建定廣門。清嘉慶三(1798年),武舉袁大鵬重修青巖城。清咸豐四年(1854年),貴筑縣團練使青巖教寨中斬殺洋教徒的趙國澍散家財又重修青巖城。青巖歷經兩百多年的發(fā)展,形成由內城南門、定廣門(青巖鎮(zhèn)的南大門)、北門、西門圍合的標準的喀斯特古城鎮(zhèn)[2]。青巖作為貴陽的橋頭堡,是因為貴陽居西南幾省之中,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明代的調北征南及明、清的改土歸流均先據(jù)貴陽以控全局。比如在大規(guī)模改土歸流中,大小戰(zhàn)役就有數(shù)十起。而青巖城的周密防御體系為貴陽政治、經濟、軍事起到了橋頭堡的作用。另外,青巖還是貴陽糧運的生命線。在明清兩代,貴陽糧食全賴定番、廣順供給,《黔南識略》稱“若定番之米不至,價別陡貴”;在軍事上青巖還掌控著八番十二司[3]。由此可見,青巖的“橋頭堡”作用,需要強大的軍事防御體系,以作安全防護的需要。

    1.2 基于生活性需求的城市古民居建筑

    青巖古鎮(zhèn)所處地區(qū)喀斯特地貌強烈發(fā)育,薄層灰?guī)r出露,石材豐富,大量的薄片狀石材成為天然的建材用料。這種建材具有耐風化,對風吹雨淋有較強抵抗作用的特點。人們可就地取材,修建石板房;也可以將石頭與木料結合使用,從而形成多種房屋建筑格局。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喀斯特建筑逐漸發(fā)展成多種建筑形制,如穿斗式和抬梁式,以及各類柱礎、圍壁、石階、院壩等。為了防護雨水對房屋的侵蝕,雙重檐成為青巖民居的主要形式。青巖雨量充沛,氣候潮濕,高柱礎被普遍使用,柱礎可以高達一兩米,有多種單體造型和組合造型[4]。

    1.3 基于精神需求的宗教建筑

    青巖宗教可以稱為“萬神齊聚”,信奉的神有玉皇大帝、彌勒佛、觀音菩薩、耶穌、基督、孫殯、祖師、二郎神、火德真君、水神、井神、樹神、土地神、孫思邀、黑神等。各行業(yè)還供奉有自己的神,如藥行供奉孫思遂,鴨行供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布行供奉軒轅帝,兵圣孫腆則由皮匠供奉。青巖宗教的繁榮催生了眾多的宗教建筑,有“九寺八廟”之稱[4]。

    青巖四教并存、和諧相處的格局是交通區(qū)位、行政管轄、經濟基礎以及宗教等多種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共同形成的[5-6]。又以屯軍和大量移民商賈眾多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需求為宗教建筑產生的前提。宗教需求和宗教建筑發(fā)展相輔相成,在青巖形成了明清時期繁盛的景象。但隨著科學技術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尤其是建國后的“破四舊”運動,部分宗教建筑被毀。改革開放后,民間宗教信仰開始復蘇,尤其是“古鎮(zhèn)”地位的確立,宗教建筑得以逐步修繕。

    除了宗教建筑外,青巖的樓閣、書院、牌坊等建筑都是維護禮制、文治教化等的產物,古人在構建青巖物質空間的同時,也塑造了青巖的精神文化空間。這反映了人們對建筑場所寄予的思想、信仰和情感依然強烈,喀斯特城市的傳統(tǒng)建筑滿足了人們的精神性需求。

    1.4 喀斯特城市傳統(tǒng)建筑裝飾的人文性

    喀斯特傳統(tǒng)建筑不僅滿足了人們的基本生活和安全需求,同時又兼具了人文性的特點。尤其是在建筑的細節(jié)刻畫上,比  如柱? ⑴品

    榴形的立柱抱鼓,既取“福”、“祿”的諧音,又有“多子”的涵義”;桃子、牛角、虎頭都被認為可以避邪,壽桃寓意長壽。門斗、門簪、連楹上的石榴、葫蘆、葵花等木雕,也寓意“多子多福”;如意、牡丹、祥云、龍鳳、象、羊等圖案,象與羊均與“祥”音近,常被視為吉祥的象征。喀斯特建筑在室內外融雕刻、書法、繪畫等各門藝術于一體,人們的人文性需求在建筑裝飾上得以充分表達[7-9]。

    2 喀斯特城市現(xiàn)代建筑的工具性與人文性分析

    2.1喀斯特城市現(xiàn)代建筑的工具性分析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水泥鋼筋為原料的現(xiàn)代建筑如雨后春筍般在喀斯特城市中涌現(xiàn)。磚混結構或框架結構的普適性技術解決了城市建筑,尤其是高層建筑的技術難題。喀斯特城市高層建筑要考慮裂隙、溶溝、溶洞的走向、深度、寬度和盆地淤積層等情況處理高層建筑的地基問題[10],這也是城市建筑考慮的首要問題,以滿足人們最基本的安全性需求。同時,由于貴州喀斯特城市平地少,制約著城市整體功能的發(fā)揮。再加上城市規(guī)劃的滯后性,單一地塊的使用較為普遍,城市建筑尤其是商業(yè)建筑的經濟效益往往被放在首位,而朝向、通風乃至防潮等等基本的生理性需求考慮則位于其次,只略從技術上來改進,在同一建筑內部和建筑群體之間難以獲得最佳效果。另外,亞熱帶地區(qū)喀斯特丘峰和中、低山地貌,山坡陡峭,山體坡高在幾十至幾百米范圍內,伴隨城市化發(fā)展,建筑開始向山體斜坡上蔓延,但這類建筑還缺乏獨特的設計以適應地形的變化特點,尤其是1990年代之前的建筑對傳統(tǒng)缺乏很好的借鑒。

    2.2 喀斯特城市現(xiàn)代建筑的人文性分析

    總體上看,喀斯特城市建筑目前主要基于工具性的需求,對使用者的人文性需求考慮不夠。隨著現(xiàn)代城市的發(fā)展,除了水、電、路等基礎功能外,醫(yī)療、文化、教育等城市功能正在多元化。除了地級市以上的城市外,廣場、博物館、圖書館等人文性需求的建筑在青巖等小城鎮(zhèn)還未得到足夠重視。在貴州喀斯特較大城市如貴陽等地,又由于貴州是一個多民族省份,文化建筑設施往往體現(xiàn)其民族性。雖反映了一方面的地域性內容,但對自然性的地域性關注不夠。城市建筑在整體風貌、建筑風格以及局部和細節(jié)上對人文性的關注還遠遠不夠。

    2.3喀斯特城市現(xiàn)代建筑的地域性的形式回歸

    值得慶幸的是,部分設計師開始追求城市建筑的人文性回歸,諸如道路的鋪砌和建筑的裝飾都在體現(xiàn)地域性特色。在步行街、城市公園用各種手法鋪砌的石板路、賓館用個性化的風格裝飾,如貴陽小河的“全家福”酒店利用石板房裝飾的大廳,都從形式上反映了喀斯特城市現(xiàn)代建筑對地域性的回歸,以滿足人們對鄉(xiāng)土、對歷史的懷舊之情。

    3結論與討論

    喀斯特城市傳統(tǒng)建筑集中反映了喀斯特地區(qū)的地域屬性,而這一地域屬性又是基于人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雙重需求形成的。但現(xiàn)代建筑中對傳統(tǒng)建筑風格與形制忽略較多。在與全球化抗爭的過程中,一部分建筑精英開始反思地方建筑的重要性,使得傳統(tǒng)建筑風格在1990年以后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回歸。但大量流于形式的建筑又受到地域性建筑主義的批判[12]。實際上,任何城市的風貌都是特定社會文化的集中體現(xiàn),傳統(tǒng)和地域文化的重建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的形式、風格和生活方式,“崇尚現(xiàn)代”也不應以新奇為目標,建筑的意義在于發(fā)掘與居住、生活、心靈期待真切相關的東西,目標應指向人類“詩意棲居”的理想[13]。所以廣義的地域主義建筑又在建筑界被討論,強調利用現(xiàn)代材料與科技手段,融匯當代建筑創(chuàng)作原則,針對當?shù)貧夂驐l件而設計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12]。但目前,中國的地域性建筑局限在于“形式本位”,同時缺乏技術因素的支持[14]。

    因此,喀斯特地區(qū)的城市建筑需要考慮具有廣義的地域性問題,其本質是兼顧人們對建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需求,即如何利用傳統(tǒng)的建筑設計技術,體現(xiàn)因地制宜的建筑思想和地域文化特色。在基于青巖的案例上,我們認為,只有滿足當代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需求的建筑才是最具價值的地域性城市建筑。因此,這需要建筑設計師們既要研究喀斯特地區(qū)城市的地理情況,還要研究這一區(qū)域人們的人文性需求。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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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 C9505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3）01008705

民族關系研究主要從縱向的歷時性和橫向的共時性研究進行，前者著重探討民族關系發(fā)展的一般性規(guī)律，總結歷史上民族關系的成敗得失，以服務于社會現(xiàn)實，這主要以民族關系史、民族理論研究體現(xiàn)；后者側重民族關系現(xiàn)狀研究，通過對民族社會交往、經濟往來、文化交流和互動現(xiàn)狀的研究，來為民族關系的現(xiàn)狀把脈，以揭示民族關系的現(xiàn)實狀況，并預測未來民族關系的走向和發(fā)展趨勢，這主要以社會學視角的民族關系研究為主。

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民族關系是民族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進入新世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的民族關系問題日益突出，我國的民族關系也出現(xiàn)一些問題。我國是一個有56 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 民族關系的處理是否得當， 直接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發(fā)展和國家興衰存亡。所以，探討和研究民族關系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本文主要在綜述中外學者在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試圖展現(xiàn)國內學術界對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和調查概況，并對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做出展望。

一、國內外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理論

國外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理論、研究內容和方法起步早且都比較成熟。美國是個移民大國，存在復雜的族群關系，并有過多次種族和族群沖突，這使得美國的種族和族群問題研究在政府和社會的重視下得到了發(fā)展。芝加哥大學的帕克教授在20 世紀20 年代曾把族群之間的互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 相遇、 競爭、適應和同化的過程，基于對美國城市族群關系的研究經驗，他認為族群之間長期互動的最終結果不可避免地將是族群同化。美國社會學家密爾頓?戈登（Milton?M?Gordon）在1964 年他的《美國人生活中的同化》中總結了美國族群關系的社會目標的歷史演變階段和每個階段的特點，他提出了美國族群關系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即“盎格魯――撒克遜”、“熔爐”和“多元文化主義”階段。在此書中，他提出了七項測量民族融合的指標：文化融合、結構融合、通婚、認同、態(tài)度上的相互接受（沒有民族偏見）、行為上的互動（沒有民族歧視）、公民的相似性（沒有價值觀和權力的沖突），這些變量實際上是他歸納出來的具體衡量和測度族群關系的7 個專題或族群融合的7 個子類型。在此基礎上，他以美國社會為例論證了三個假設：（1）在主導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接觸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發(fā)生；（2）即使其他幾個方面沒有出現(xiàn)融合的跡象，文化融合也可能發(fā)生；（3）如果結構融合與文化融合一起發(fā)生，或者說，前者緊接著后者發(fā)生，那么其他幾個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而辛普森（Geo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爾（J. Milton Yinger）則利用美國的人口普查和各類抽樣調查資料，來系統(tǒng)分析美國各個民族在教育、職業(yè)、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現(xiàn)狀及宏觀發(fā)展態(tài)勢，以及美國政府關于種族、民族政策實施后的客觀效果，體現(xiàn)了美國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實證精神[2] 。1975 年，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赫克托教授在他一本關于族群關系的書――《內部殖民主義》中對一個多民族國家內發(fā)達核心地區(qū)和欠發(fā)達邊緣地區(qū)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兩種發(fā)展模式： 一個是“擴散模式”， 一個是“內部殖民主義”。他認為，“擴散模式”是一種理想的模式， 因為一旦不同地區(qū)、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為一體， 實質性的差異就不存在了。在一個成功的擴散過程中， 原有的族群矛盾實際上已經徹底化解， 因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經濟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質載體就不存在了。當然這僅僅是理論假設， 現(xiàn)實中的族群關系遠比這理論上的假設復雜。“內部殖民主義”是指中央政權對國內一些地區(qū)采取了一種與殖民主義相似的統(tǒng)治形式， 國內發(fā)達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 可以把國內少數(shù)族群居住的地區(qū)采取類似殖民地的治理方式， 把它當作殖民地來對待， 在國家政治體制中的核心地區(qū)與邊遠地區(qū)處于不平等地位， 核心地區(qū)對邊遠地區(qū)在政治上進行控制， 在經濟上掠奪[3]。國外這些理論研究內容和方法也深深影響和促進了我國近年來的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

民族關系研究一直是民族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后，國內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逐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6年賈春增主編的《民族社會學概論》 、2003年趙利生著 的《民族社會學》和2005年鄭杭生主編的《民族社會學概論》中都把民族關系作為民族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對民族社會關系的概念、主要表現(xiàn)形式及衡量民族社會關系的指標體系及當代民族社會關系的調試等作出了極有價值的論述，對民族關系具體研究都起了一定指導作用。

在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等新理論和方法的影響下，北京大學馬戎教授開拓了這一領域，他倡導建立“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提倡一種現(xiàn)實性、動態(tài)性、關系性的研究。他在《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的民族社會學研究》[4]和《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1]中，提供了一個系統(tǒng)的學科框架，并在借鑒西方民族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戈登和英格爾提出的變量體系和自己的實際研究，總結了8個測度民族關系的變量指標，即語言使用、宗教與生活習俗的差異、人口遷移、居住格局、交友情況、族群分層、族際通婚和民族意識。他指出，在實際應用中，根據(jù)各個地區(qū)的實際情況，這些因素從數(shù)量到內容都可以進行調整。他所提供的族群關系變量分析、微觀層次上的專題或個案研究、宏觀層次上的區(qū)域研究、族群關系的社會目標等，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社會學民族關系測量指標的提出和應用，使國內民族關系研究進入了量化和實證性分析的階段。

二、民族社會學中對民族關系的界定

民族關系研究是民族社會學的重要內容，國內學術界對民族關系的內涵作了一系列的界定。認為，民族關系當然是指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接觸和影響而言[5]。賈春增主編在《民族社會學概論》中提出，所謂民族關系通常是指不同民族群體之間，在群體交往即群體互動中，體現(xiàn)群體地位和利益的交往方式或聯(lián)系形式。民族關系的性質，從根本說來是由社會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民族關系是一種弱肉強食的不平等關系，只有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才是真正互助合作的平等關系[6]。鄭杭生從社會學社會運行論的角度， 從廣義上將民族關系界定為民族社會關系， 具體包括民族經濟關系、民族政治關系和民族文化關系等。民族社會關系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 并受社會政治制約的民族間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的關系[7]。2003年趙利生在其 《民族社會學》[8]中，從民族關系的平等原則、民族關系的動態(tài)分析、民族關系互動的空間和衡量民族關系的變量以及中國民族關系的發(fā)展趨勢對社會學研究中的民族關系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動態(tài)分析，但也沒有具體、確定地給民族關系給出一個界定。馬戎在《民族社會學導論》中提出，民族社會學稱其為“族群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或“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更為合適，“民族社會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也借鑒其他學科如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來分析、研究當代的族群現(xiàn)象和族群關系[9]。馬戎關于把民族社會學研究等同于社會學角度的民族關系研究，但又通過民族關系來擴展民族之間的理論、民族意識、民族關系的目標、民族之間的結構性差異、民族之間的語言使用、通婚等問題。

其實迄今為止，我國學術界尚未形成對民族關系的權威性定義，甚至像《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等這樣一些權威性最高的大型工具書也忌涉“民族關系”這一概念界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理論界對民族關系的內涵、表現(xiàn)形式以及與社會關系的聯(lián)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識：民族關系是具有特定內涵的特殊的社會關系；民族關系是整個社會關系中一種特殊的、復合型的社會關系；民族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就是各民族之間的社會聯(lián)系，就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群體關系”[10]。

三、民族關系的社會學專題調查研究

除了對民族關系社會學研究學科建設、理論探討外，近年來也進行了大量的民族關系的社會學專題調查研究。1990年，馬戎基于對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主要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共性和特性進行分析和歸納，并與國外多民族城市作比較研究，他對拉薩市的民族關系作調查并寫出了《拉薩市區(qū)藏漢民族之間社會交往的條件》。此外，他對內蒙古赤峰市的蒙漢關系的研究都有新的理論與方法的運用，對于城市社區(qū)與農村社區(qū)的族際關系研究有著極好的借鑒作用。王俊敏在《青城民族――一個邊疆城市民族關系的歷史演變》[11]中，綜合運用民族社會學、都市人類學和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采取社區(qū)史的敘述框架，通過對呼和浩特市（漢譯“青城”）蒙、漢、回、滿四族在人口遷移和居住格局、行政建制與權力分配、教育工作宗教場域的民族構成與交往、語言使用、民族通婚、民族意識等方面的經驗研究，以及對影響民族交往的條件和因素的系統(tǒng)分析，展示該市民族關系的歷史、現(xiàn)狀和趨勢、世態(tài)與心態(tài)，發(fā)現(xiàn)城市民族交往的特點和機制，總結民族政策在城市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探討當代城市民族關系問題的實質和化解思路。古平、高丙中對新疆民族交融諸因素的量化分析、徐黎麗的《甘寧青地區(qū)民族關系發(fā)展趨勢》 ，均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馬宗保在《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回漢民族關系》[12]一書中，分別從回漢關系的歷史特點、民族居住格局、學校和工作單位中的民族關系、宗教活動、族際通婚等專題入手，運用民族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系統(tǒng)分析了我國回漢關系的基本特點和現(xiàn)狀。丁宏主編的《回族、東鄉(xiāng)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關系研究》對西北民族關系進行了調查研究。張海洋、良警宇主編的《散雜居民族調查：現(xiàn)狀與需求》對中國雜散居民族的現(xiàn)狀和需求進行了系統(tǒng)的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對民族關系現(xiàn)狀和問題的研究與探析。

近年來，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也成為許多高校博士和碩士的論文選題，推出了一大批從社會學視角出發(fā)的民族關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院的碩士和博士圍繞著族群、族際互動做了一系列的調查和研究。如馬建福的《族際互動中的民族關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為個案》、徐燕的《散雜居回漢民族關系調查與研究――以洛陽回族區(qū)為例》、馬勇的《寧夏回漢民族關系研究――以石嘴山市惠農區(qū)為例》、馬艷《回民族關系調查與研究――以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qū)為例》、敏俊卿《甘南地區(qū)民族關系研究》、阿依努爾的《新疆維、哈民族關系研究――以克拉瑪依市為個案》、譚茜的《論康定城的漢藏民族關系――從居住格局和社會交往的視角》。此外，還有新疆大學王曄的《論城市化進程中喀什市的民族關系――從居住格局和社會交往的視角》、蘭州大學何生海的《張家川回漢民族關系研究――恭門鎮(zhèn)為例》。這些研究選題基本上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fā)來研究、考量各地不同的民族關系的，理論上秉承了國外民族社會學和國內馬戎教授所提倡的新型民族社會學范式，在方法上主要應用了民族社會學衡量民族關系的若干變量的實證研究方法。這些成果的出現(xiàn)，促進了民族社會學在中國的極大發(fā)展，是新型民族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在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普及和影響的擴大。

除此之外，學術研究界在吸收族群關系研究的基礎上，分別立足于族際通婚、居住格局、語言使用等不同的變量來測量和研究民族關系，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夏河縣拉卜楞鎮(zhèn)族際通婚狀況調查》[13]、《從族際通婚看當代屯堡人與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關系》[14]、梁茂春的《什么因素影響族際通婚？――社會學研究視角述評》[15]、《寧夏城市回族通婚現(xiàn)狀調查研究――以銀川、吳忠、靈武為例》[16]等就是把不同研究地區(qū)的族際通婚作為一個衡量民族關系的指標，來觀測當?shù)氐拿褡尻P系的具體狀況。《呼和浩特市區(qū)的民族遷移與居住格局》[17]、《烏魯木齊市民族居住格局與民族關系》[18]也是通過民族遷移和不同民族居住格局變量來反映不同地區(qū)民族關系現(xiàn)狀。《試論城市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意識與民族關系――以蘭州市為例》[19]以民族意識為指標討論民族意識和民族關系之間的關系。這些成果也都是在新型民族社會學范式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進行的單獨和細化研究。這種研究，客觀上延伸和推進了民族關系的社會學視角的研究進程。

除了以上有關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書籍和論文中。例如，徐黎麗在《論民族關系與民族關系問題》[20]一書中對民族關系理論、民族關系相關問題做了系統(tǒng)的梳理，并列舉出作者在民族關系研究中的個案，這對當代民族關系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她在此書的附錄中對自1994 年以來關于民族關系研究的論了一個整理，其中不少論文是從社會學研究角度出發(fā)來探討民族關系的，許多有價值的被結集出版的研究中也出現(xiàn)了許多社會學角度的民族關系研究，如余振和達哇才仁主編的《中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發(fā)展》[21]就收集了19篇論文。作者們分別從歷史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視角，探討了我國當前的民族關系和民族發(fā)展問題。

四、結語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的民族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民族關系也出現(xiàn)了不同類型的新問題。首先，聚居區(qū)民族關系正在接受著嚴峻的挑戰(zhàn)和考驗，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西部民族關系由于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有倒退的跡象，平等、團結、和諧的民族關系進入了一個不小的低潮期，除了受民族主義思潮高漲、國外敵對政治勢力的利用外，東西部發(fā)展不平衡、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危機等都是造成如此民族關系的國內自身產生的原因，而且隨著現(xiàn)代化的進一步推進，這種不平衡和危機會更加明顯；其次，在深化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過程中， 城鄉(xiāng)之間、西部民族地區(qū)與東、中部地區(qū)之間的人口流動已十分普遍， 這些變化在推動西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與社會變遷邁上一個新臺階的同時， 也使雜散居民族關系（主要以城市民族關系形式）呈現(xiàn)不同于以往的狀況和問題；還有，和人口多的大民族相比較，人口極少民族和特有民族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變遷在經濟和文化上更加弱勢，雖然國家制定和執(zhí)行著扶持“小、少”民族的各項政策，但他們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越來越弱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小、少”民族的現(xiàn)狀也促生了他們和其他民族的關系的不斷變化。而社會學視角中的民族關系研究一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測量各類民族關系的距離，并分析產生這種距離的原因，提出縮短這種距離的對策，為我國各種民族關系的協(xié)調、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的統(tǒng)一作出了不小的理論和實踐貢獻，而學術研究界也不斷為我國各種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從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斷作出新的研究和創(chuàng)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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