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發展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漢字發展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產生于宋代說。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專版刊登了鄒曉明、唐信忠二先生《漢字簡體字九百年前就出現》一文，認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時期，簡體字已在人們的手書中流行，這是有關學者對最近發現的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碑刻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并舉出“記、將、榮、蓋”等14個共17處簡化字作為證明。

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現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釣源村“發現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現‘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在通用的規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兩次。”

三、產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簡化字》，說“現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在的規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生的時候起就出現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幾種乃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生了代表一個音節的符號出現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出現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現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筆”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十種，多數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整。這是兩周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別同音異義字等，創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了所謂“繁化”現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6］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展。

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7］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展。

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規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秦統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說，小篆是經過“省改”大篆而產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1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1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1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較多地取代了圓轉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筆者對現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了現代形體的楷書。楷書又稱“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楷書的出現，使漢字在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寫經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篇（2）

有效教學(effectiveteaching)的理念源于20世紀上半葉西方的教學科學化運動，是指教師遵循教學活動的客觀規律，以盡量少的時間、精力和物力投人，取得盡可能多的教學效果，是教師提高工作效益、強化過程評價和目標管理的一種現代教學理念。有效教學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教師關注學生的進步或發展，關注教學效益，具備反思意識，它要求教師要掌握有關的策略性知識，改進教學實踐行為，增長教學智慧。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

20世紀80年代以來，教師專業發展已成為教育研究的主題之一。一般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在教學專業上不斷發展，并應貫穿教師職業生涯始終的終身自我發展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僅表現為教師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量的累積，還表現為教師對自身和其所從職業的認知的成熟和深化，能夠逐步建立起一種由專業自我、主觀教育理論和專業知識技能所組成的個性化的素質體系。教師在這一過程中將不斷更新專業結構，提升專業水準，從而獲得持續發展。

(一)教學專業化與教師專業化

傳統觀念認為，教師專業發展主要是指由教師所教學科知識和教育專業知識所組成的學科知識的專業化，一般稱之為教學專業化。其包含兩層意思:首先，對剛步入工作崗位的教師來說，在高校學習的專業基礎知識，還只是書本上的教學理論知識，還未用于教學實踐，其僅是前人的教學經驗而已，還未轉化為自己的教學理論。教師需要通過教學實踐，學以致用，實現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理論的不斷升華;另外，時代在飛速發展，知識在不斷更新，經驗在不停升華，任何教師都必須不斷地更新已有的教學知識，充實已有的教學實踐。

然而，從有效教學的核心理念來分析，教師專業發展的重點不在于學習專業知識，而是更注重于提高專業能力和專業品質，即從教學專業化轉化為教師專業化。其中，教師的專業能力是指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能力，它更依賴于在教學過程長期跌打滾翻積累的教學經驗，體現了教師勞動中的創造性成分;教師的專業品質比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更抽象，但它是教師專業化發展的原動力，常常表現為教師對教育、對學生、對自身發展基本態度。這一轉變，需要通過教師的教育實踐和教育理念的變革，同時也將使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更加豐富和立體，為研究教師專業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

通過以上分析發現，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正在發生極大的變化，從以學科專業知識為主轉化為提倡教師個人專業能力及品質的提高，當然，兩者是互相聯系、共同促進的。教學專業化是基礎和前提，教師專業化是對前者的升華和提高，良好的學科專業知識能使教師更有精力來研究和解決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積累經驗;過硬的專業能力和優秀的專業品質則能更好地促使教師掌握更多有價值的專業知識。

(二)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一體化

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漫長而又需要不斷探索的過程，期間經歷著職前與職后教育兩個階段。按照有效教學對教師的新要求，教師的培養過程對教師專業發展至關重要。但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教育機構中，高師院校承擔了教師教育的職前培養任務，而教育學院系統則將重點放在對教師職后的培訓。這樣一方面使教師職前教育遠離教育現場，而教學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識難以在大學中進行有效傳遞;另一方面使教師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師范大學投人較多，培訓機構獲得的資源偏少，教學水平相對低下。因此，導致教師職前培養與職后培訓嚴重分離的現象，極大地阻礙和制約了教師的專業發展。

教師職前教育和職后教育都應該在教師專業生涯的所有階段支持教師的專業發展，體現教師培養的連貫性和互補性。職前教師教育應能夠使未來教師具備他們今后整個專業生涯中完成許多教學專業任務所必須的大多數或全部的能力，以獲得持久的專業學習和發展所必需的所有知識結構和態度。職后教師教育要著重于提高教師學歷;著重于提高教育教學能力，增強職業適應性，培養骨干教師;著重于學習新理論、研究新問題，培養教育教學專家。巨‘口真正實現教育思想，教學管理、內容和方法上的一體化。

二、有效教學理念下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

從有效教學的內涵來看，它是一套極具實踐性的教學理論，主要強調教師的職后發展問題，要求教師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強化自身的專業發展。由此可見，在研究有效教學和教師專業發展的時候，必須看到兩者的相互交融性，它們是相伴而行，相隨而生的。教師的專業水平是影響教學有效與否、效率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和必要條件，它只有在教學實踐中才能被驗證、被激活，從而轉化為有效教學的現實因素。另外，教學的雙邊性、反饋性決定了教學的進步既是學生的發展，又是教師的成長和提高，可謂“教學相長”的過程。教師專業水平的提高是其教學日益“有效”的過程，教學的“有效”程度則是教師專業發展水平最全面、最客觀、最精確的權衡尺度。圍繞有效教學，本文從教師個人和學校兩個層面來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的策略與途徑。

(一)教師追求教學的有效性是自身專業發展的內驅力

1.教師要樹立終身學習的意識

在終身學習的概念里，學習是一個不斷獲得知識、培養能力的過程，能為人生的各個發展階段提供全程的教育支撐。教師的職業是一個需要終身學習持續發展的職業，教師應樹立這種思想，以應對時展的要求，求得專業水平的提高。有效教學理論的提出為教師轉變教育理念和觀念指明了方向，在此理念下，教師要樹立新“三觀”。一是新師生觀，即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是學生成長的引領者，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是學生潛能的發現和開發者，是與學生積極互動共同發展的協作者，是與學生平等相處、共同發展的伙伴。教師要關注每一位學生的身心發展狀況，關注每一位學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養成;二是新教學觀，即教師要追求學生的全面發展，關注學生終身發展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教學工作要回歸生活、聯系生活，注重自己的教學方式與學生學習方式的多樣化化發展趨勢;三是新評價觀，即實行發展性評價，基本特征是多元化，包括標準的多元性、主體的多樣性、內容的全面性、評價手段與方法的多樣性等等。

2.教師要增強對日常教育實踐的反思

當前，我國理論色彩較濃的教育教學研究并不適合作為專業發展主體的一線教師，教師要樹立起“專家”形象，必須重視自身的成長過程及其身處其中的日常教育實踐，充分挖掘日常教育生活中所蘊藏的豐富的研究素材，并形成自身的教學理論，達到掌握策略，改進行為，增長智慧的目的。一是培養發現問題的敏銳性，養成研究的學術自覺。中小學教師研究日常實踐工作的能力，主要取決于他是否具備從教育事件中提煉主題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對當下教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就會變得十分遲鈍和冷漠，更難以具備對教育教學事件加以診釋的能力。教師養成發現自身所處的教育環境中的問題的敏銳性，并逐漸養成一種研究問題的自覺，對于中小學解決實際教學過程中的問題，提高研究能力，有重要意義。川二是善于把自己帶人實踐研究的情境，省思教學效果。情境決定行為，有效教學總是在一定的教學情境中發生的，而情境則與鑲嵌在其中的知識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過程應該是教師的實踐經驗與真實的教育情境之間持續互動的過程。教師必須融人研究情境，從中獲取“原生態”的現場資料，挖掘其中所蘊藏的問題，探尋教學工作對學生發展的意義。通過對教學資料、素材的整理、分析、研究，反思自己的教學行為，把握教育教學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三是注重整理研究成果，促進成果系統化。中小學教師應努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形成文字，對自己教育教學思想進行系統梳理，并從中鍛煉和提高發現問題、收集和處理信息、創新思維、文字表達等能力，從而養成專家型教師的素質。這要求中小學教師及時地把自己對“教學感悟”的感情、體驗、認識、見解、遺憾寫下來，由片斷到長篇，由零散到系統。這樣的文字也許不會闡述得很嚴密、全面、深刻，但由于基于事實，是來自于教育實踐中活生生的感受和體驗，所以，它往往是形象逼真、簡明易懂的。四是積極做好成果轉化，提升專業水平。中小學教師從事日常實踐研究，其研究成果能使教師在深層的文化結構上提升自己的專業視野，使其由客體成為主體，能理性地、富有創意地對待自身的教育活動，并改造以往不恰當的教學習慣與行為。在此過程中，教師從教學研究的邊緣逐漸走向了中心，提升了專業水平。

3.教師要注重開展反思性教學

教師的教學反思是教師把教學觀念和教學實踐等作為認識或意識的對象，對其合理性和科學性進行評判，并考慮、選擇提升教學實踐合理性和科學性對策的過程。它是教師為實現有效教學的有意識努力的過程，同時它也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了教師的專業發展水平。

教師的反思包括對教學工作的反思和對“有效性”教學的質疑，體現在教學過程的每一個環節。既包括教學行為計劃進行反思，也包括對教學行為進行現場反思，還包括對行為結果進行反思，從而增加有效的教學行為，進而促進有效教學成為現實。反思通過將研究納人教學活動中，經驗不斷上升為實踐智慧，將“他人的理論”與“自我的理論”相鏈接，構筑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成為教師成長之源。

(二)學校倡導有效教學的良好環境氛圍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助推器和保障

教師任職的學校是教師工作、生活和學習的地方，是教書育人的主要場所，也是教師本人成長發展尤其是專業發展的關鍵所在。在以往的教師專業發展策略中人們往往過多地注重一般意義上的教師教育，忽略了教師任職的學校，從而影響了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要真正提高教師的專業素養和專業水平，必須充分發揮教師任職學校的助推作用。

1.學校要確立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全面發展同步推進的辦學理念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只有樹立了正的理念，才會有成功的實踐。有效教學要求教師關注學生的發展，而教師的專業發展水平是影響有效教學的直接因素。由此可見，有效教學、學生發展和教師發展三者是互為因果，緊密聯系的。因此，學校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學校同樣也是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場所，教師的教育教學活動本身除了促進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應該也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途徑。也就是說，有一效教學的終極目標是學生和教師共同發展，教師專業化發展就是要在學校教育過程中使教師和學生都獲得成功。

2.學校要明確課堂教學是教師發展的主戰場

過去人們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只有通過送出去進修學習的方式進行，但這種學習培訓的實踐效果并不理想。因為通過培訓學到的知識，與個體當前的、現實的工作、生活情境與需要關聯較少，缺乏個體特定場景定心理體驗的融人和個體內心深處精神的滲透，因此它沒有真正轉化為個體內在心智模式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由此造就了現實中口是“行”非的教師群體，其實踐中的表現就是，教師“所倡導的理論”與“所采用的理論”的分裂。相反，校內課堂教學內容是鮮活的，富有特定的情景變化，教師可以在千變萬化的課堂教學中為自己積累足夠的教學經驗，并可將理論下放到實際情境中，產生出自身的特色教學，發揮出教學水平。由此可見，學校必須充分重視課堂這一師生共同成長的主戰場。它對于教師而言，是其職業生活的最基本的構成部分，它的質量直接影響教師對職業的感受、態度和專業水平的發展、生命價值的體現;對于學生而言，它是其學校生活的最基本構成部分，它的質量直接影響學生當前及今后的多方面的成長。

3.深入開展校本研訓，加快提升教師的實踐能力

篇（3）

關鍵詞：電子商務誠信物流

伴隨著網絡的興起及網絡技術的發展，電子商務隨之興起而得到發展。什么是電子商務呢？國際商會關于電子商務最權威的概念闡述：電子商務（ELECTRONICCOMMERCE），是指實現整個貿易活動的電子化。從涵蓋范圍方面可以定義為：交易各方以電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過當面交換或直接面談方式進行的任何形式的商業交易；從技術方面可以定義為：電子商務是一種多技術的集合體，包括交換數據（如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獲得數據（共享數據庫、電子公告牌）以及自動捕獲數據（條形碼）等。

電子商務從狹義的角度講，是以互聯網為主題，以信息流、物流和資金流為支撐的先進的商務模式；廣義的角度講是基于電子信息網絡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全新的社會經濟活動。電子商務的涵蓋范圍在不斷擴展，電子信息網絡不僅僅是互聯網，還包括電信網、電視網和其他的電子信息網絡，這個網絡是廣泛的。

國家現在強調重視電子商務，發展電子商務。發展電子商務目的就是將交易電子化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獲得更大的利益。要達到電子商務的這樣一個目標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一、誠信是基石

2009年2月23日《電腦報》頭版寫到：“‘淘寶此前假貨超過70%，現在也還有30%。’當當網CEO李國慶炮轟淘寶是中國最大的假貨交易平臺。按照這種說法，淘寶2008年999.6億人民幣的規模，其假貨價值超過300億人民幣，這已經超過一個小國的GDP。”這多么令人觸目驚心。電子商務誠信問題現在已經處在了風口浪尖。

誠信，從電子商務登陸中國以來，一直都是電子商務在中國快速發展的瓶頸。由于消費者同電子商務企業通過網頁交流，雙方很難有面對面直接溝通的機會，彼此的信任是通過感受和體驗等比較初級的手段來建立的，并沒有成熟的體制或者適合的載體來支持開放性的真實信息的傳遞。消費者無法準確地知道經營者的信用狀況，只能憑借自己的經驗和判斷進行消費；經營者無法完全地了解消費者的真實程度，只能遵循著對方的需要和要求實現銷售。雙方在交易中的誠信度的衡量，沒有一個較為科學、合理的控制體系，這使中國的電子商務難免有許多尷尬和無奈，極低的交易成功率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要建立完善的誠信體制有以下三點：（1）完善健全的信用管理體系，包括國家關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執法；政府對誠信行業的監督管理；行業自律等。（2）建立完善的社會信用管理體制。建立企業和個人的信用評價與監管機構；進一步加強政府信用建設；建立信用獎懲機制等，由此逐步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誠信社會。（3）培養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誠信消費習慣。

二、安全是保障

眾多的調查發現，另一個阻礙電子商務發展的問題是安全問題。美國密執安大學一個調查機構通過對23000名互聯網用戶的調查顯示，超過60%的人由于擔心電子商務的安全問題而不愿進行網上購物。由于互聯網的全球性、開放性、無縫連通性、共享性、動態性發展，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入互聯網，特別是“黑客”們可能會采用各種攻擊手段進行破壞等犯罪活動。此外“黑客”的犯罪行為大都具有瞬時性、廣域性、專業性、時空分離性等特點，通常“黑客”很難留下犯罪證據。可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電子商務所帶來的安全問題遠比傳統商務的安全問題復雜得多。因此，建立完善的安全體制和安全技術的提高是電子商務順利發展的保障。

提高電子商務的安全性，可以通過以下方法：1．在技術層面上通過網絡安全技術提高電子商務系統的自身安全能力；2．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通過法律手段保障電子商務的安全；3．通過各種形式的以第三方交易平臺與認證平臺等機構為電子商務安全提供保障。加強網絡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方面的工作，切實提高電子商務安全。

三、交易模式的創新是電子商務發展的源動力

中國電子商務大多數處于電子信息的層次，沒有充分發揮電子商務的作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創新的交易模式。大多數電子商務網站基本上都是貨架式的交易模式，網站將產品信息陳列于網頁之上，這些交易模式的共同特征就是交易形式的電子化，沒有什么創新。在現有的交易的模式下，可以考慮發展下面兩種模式：

（一）發展拍賣型的交易模式。通過控制合理競價，提高交易效率，減少效益雙方的風險。這種模式在如今的電子商務交易中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這個模式的要點是控制合理競價。

（二）易貨交易模式，就是以定量貨物作為交易媒介（充當一般等價物），交易各方均由交易中心（獨立第三方機構）接管。這種易貨交易應該說是最原始的一種交易，在原始的時代只能做到一對一，如今有網絡的支持，可以多方參與易貨。多方易貨的魅力就是依托網絡的空間，為了交易的實現可以有第三方、第四方等多方的參與，加速貨物的流轉。同時這種交易模式可以產生一種新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定量貨物，就是一種虛擬的貨幣。

四、電子商務的發展需要相關行業的強力支撐

電子商務是通過信息流、物流和資金流相互制約與協調來完成交易的。

（一）信息流是電子商務交易前提，包括數據采集、歸納、分析、處理等等，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將這一部分進行業務外包，由其相關行業（如：專業網絡公司和軟件公司）來完成，這樣會更專業、更高效。

（二）資金流是電子商務交易順利完成的保障，而資金流的安全需要第三方支持，如：網上銀行及相關金融機構。

（三）物流是電子商務交易由虛擬轉換到現實，將貨物送達買方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為了達到高效率和高利益而產生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形式，使物流獨立于交易雙方，促進了物流與相關行業的發展。

相關行業的支撐使得電子商務順利、合理發展；同時電子商務也促進的相關行業的發展，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五、結束語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電子商務的內涵與外延不斷地擴展，對電子商務的理解也會不斷的深入，這樣能夠更好的發揮電子商務的作用，為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

篇（4）

漢字在日本的各個時期有各自發展的特點。日本人為了使漢字更加深入日本人的生活，更符合日語的書寫習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但簡化了漢字，制定了“當用漢字表”，更發明了日本人獨有的國字和二戰后使用的新字體。>>>>中國漢字日本四種簡化方法分析

篇（5）

平面設計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文明的起源。古老洞穴上的壁畫就可以看作最早的平面設計作品。它的發展史也是從最為抽象的漢字符號開始的。在近現代，漢字的圖形化設計最早開始于日本、臺灣等地區。在日本當代的平面設計中，設計師們對漢字和中國書法的研究和利用似乎更早一些，但日本的設計師主要是從漢字與書法的形式美的角度去尋找可用的設計元素。現在文學碩士論文小編就來給大家講講，希望能幫助到大家。

中國的漢字作為獨立的載體，它有著雙重的屬性。它不僅具有傳達信息的功能，同時也具有著圖形化的意境，即可傳情達意。平面設計作為一門視覺藝術，也決定了漢字在其中會占據重要的地位。

我們也可以見到大量的以漢字或日語假名為基礎元素，用中國書法的表現方式并且加入現代平面構成理念的而形成的作品。從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漢文化的魅力和漢字對世界平面設計領域獨特的影響力。相對于外國設計師來說，中國設計師似乎更善于從中國文化所蘊含的深層意義中去探尋設計元素和靈感，去表現更為本土的民族文化特色。>>>國字產生和變遷中漢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中國現代平面設計的真正興起是在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藝術設計學科的建立和完善，平面設計這一學科也開始逐漸開始出現。而隨著中國平面設計的發展與成熟，中國的平面設計師將更多的精力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大多數平面設計師，已經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汲取漢字以及其它藝術形式的精髓，進行研究與創作，將它們運用到平面設計中，達到更為理想化的完美效果。

      希望的文學博士論文等更能吸引您的眼球，能幫助到您，如果要進行，也可以到網站查看。

篇（6）

日語的外來語原本應該用片假名來書寫，漢語詞匯對于日本人來說也是外來語，但是至今仍然使用漢字來書寫，這樣的情況在任何其他語言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日本人還利用漢字的結構特點創造了假名及“和制漢字”。>>>>漢字在日本的曲折發展如何成就日本國字

篇（7）

精神家園之根，為中華文化傳統，中華文化傳統之源，首推漢字文化。因此，我校創設漢字教育校本課程，其目標不僅在于落實我校“創造適合學生的教育，引領學生登上巨人的肩膀”的教育理念，營造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育人環境，也在于培養現代語文教學之靈氣、語文教師國學素養之底氣、學生漢語言文字之文氣，更在于用中華文化之魂鑄造學生的傳統文化精神和民族品格，為社會培養精神充盈、具有高尚靈魂的公民，以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們以“漢字研究”為抓手，對原有的課程設置進行了不斷深入的改革，把兩綱教育有機、有序、有效地滲透到教育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互促進，充分體現了我校的教育特色和課程改革的價值取向。其中，拓展類課程有：漢字文化選修課;興趣類課程有：語文組的漢字研究校內師訓項目、學生漢字研究小組;實踐類課程有：“翰墨沙龍”書寫漢字活動、教工書法展活動、學生硬筆書法比賽等。這些都是我校漢字教育校本課程開發的基本內容。

在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實施中，語文組教師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我們的課程實施也對語文組老師在專業水平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寫好漢字、研究好漢字、講解好漢字，成為我校語文教師在專業化水平上的最基本要求，以此推動、提高語文老師專業化水平，為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開發積蓄活水與能量。

二、過程與方法

在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實踐中，我校以文化選修課為點，編寫漢字教育校本教材，帶動基礎類課程與實踐類課程革新;以語文教師為點，帶動全校各科教師規范地讀、說、寫、教;以學生漢字研究社為點，帶動全校學生研習漢字的熱潮;以展示的五個舞臺為點，帶動全體師生研習漢字的熱情。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在市北中學形成良好的漢字研究與學習的校園文化氛圍。

1.制定課程計劃與綱要，形成有效的評價體系

為實現漢字研究的校本化、課程化，我校成立了以師資處、學生處、語文組老師為班底的“漢字教育校本課程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在充分征求廣大教師建議的基礎上，討論研究并制定出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規劃、實施綱要，與我校文化選修相結合，成為學生選修課的課程之一。我們在“漢字拾趣”的大課題下，根據學生的特長與興趣，開設“漢字與六書”“漢字的魅力”“漢字的發展歷程”“書法藝術及欣賞”“民間絕妙對聯欣賞”“漢字的規范要求”等選修課程，引導學生領略漢字魅力，增強其對漢字的情感認同。

為確保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有效實施，我們制定了一套評價體系：（1）文化選修課的學生評價細則;（2）師訓課程作業評價細則;（3）漢字研究文章評價細則;（4）每月一展作品評價細則;（5）活動參與態度及效果評價細則。

2.把漢字研究納入師訓內容，編寫漢字研究校本教材

我校語文組把3000個常用漢字作為研究對象，每人每月至少研究1個漢字并撰寫文章。研究分為三階段：

（1）回歸本源。時間為2009―2010年。主要任務是分析漢字的音、形、義，尤其字形的古今演變。

（2）體驗人生。時間為2011―2012年。主要任務是“從漢字體驗人生”，每個老師選出二、三個能夠概括或揭示自己教學人生特點的漢字，上升到教育學高度來自我評價與反思。

（3）藝術鑒賞。時間為2013―2014年。主要任務是以“詩眼鑒賞”為切入點，再將“詩眼”轉為“教眼”，從教的角度設計引發學生思考的路徑與程序。

學校將語文教師漢字研究三個階段的成果編成三本校本教材：《漢字研究》《從漢字體驗人生》《詩眼與教眼》。

3.成立學生漢字研究小組，開辟“每周一字”交流平臺

2010年9月，在陳軍校長的倡議下，我校成立學生漢字研究小組，并開展了一系列漢字研究活動。學生不僅繼承《說文解字》的遺風，從漢字的音、形、基本含義、衍生含義等角度展開討論和研究，更關注漢字運用的生活性、時代性與個性化;不僅注重漢字的獨立性，更關注它們的關聯性;不僅關注漢字的過去、現在，更關注其未來發展。校報《溯光》開設“說文解字”板塊，每期推出一字，以小論文的形式展示學生研究漢字的成果。每周升旗儀式上也增設“每周一字”演講環節，分享學生最新的漢字研究心得。

4.開展各類漢字文化活動，展示師生漢字研究成果

學校定期開展各類漢字文化活動，提高全校師生的參與熱情。如，舉辦“翰墨沙龍”活動，倡導全校教師寫好“三筆”字（毛筆、硬筆、粉筆），鍛煉教學基本功。又如，學校工會利用“東方講壇”和“午間文化茶座”欄目，為全體教師開設“書法藝術欣賞”“常用漢字規范書寫系列講座”等活動，得到老師們好評。

此外，搭設五個舞臺，及時展示師生漢字學習與研究的成果：（1）每周升旗儀式展示一個漢字研究成果;（2）每月一次師生書法展;（3）每年舉辦一期校園“漢字節”，以“漢字”為主題，開展猜燈謎、接對聯、演講比賽、硬筆毛筆書法比賽、作文競賽、漢字糾錯等一系列活動;（4）編輯刊物，學校為語文教師編輯印刷了三本漢字研究專著，為學生出了5期漢字研究專刊;（5）組織以漢字教育為主題的對外交流、參觀考察等一系列活動，促進學校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多樣化發展，在閘北區乃至上海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成效與展望

立根守正，養氣鑄魂。漢字研究，促使師生形成漢字讀、說、寫規范化與書法練習常態化的新潮與良好習慣;促進師生對漢字的重視與認知，加強了對傳統文化經典的認同與自覺傳承;形成了我校富有特色的漢字教育讀本與漢字教育課程;有效夯實了全校師生，尤其是語文教師的基本功，促進了師生人文素養的提升，更推進了語文學科的建設。

近年來，語文組3位教師舉辦了個人書法展，語文教師發表文章近20萬字;在各項基本功大賽中獲得區級以上獎勵達100多人次。

2012年和2013年，我校在“中小學傳統文化教育實踐研究”總課題組年會上獲得先進集體獎，語文教師的漢字研究集《漢字研究》在校本教材評優中獲二等獎，學生的漢字研究集《甘棠》在校本教材評優中獲二等獎。王志斌老師的《市北中學語文組的文化修煉》、程夕琦老師的《高中學段傳統經典背誦的實踐探究》在論文評比中獲一等獎;顧光宇老師的《中國書法的份量》在案例評比中獲一等獎;顧光宇老師的《尋根?傳承?鑄魂》、舒適老師的《論上海市市北中學拓展型課〈文史哲經典文例學習〉的意義》在論文評比中獲二等獎。

在總課題結題會上，我校交流了“漢字研究”校本課程實施經驗，相關論文榮獲一等獎。

漢字研究雖然成效顯著，但我們仍在思考：在功利化的價值取向下，如何保持漢字研究的熱情與理智？如何讓師生的漢字研究與他們的生活、學習緊密聯系？漢字研究的內容、方法與步驟如何進一步優化？

基于此，我們將在新一輪漢字研究中嘗試新的做法：

篇（8）

王羲之的書法成就不僅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歷史性標志， 更是漢字實現今體化、走向書寫科學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擬通過中國書法的產生、漢字書寫發展的歷史認識王羲之的書法成就，評價其書寫科學價值。

一、中國書法的產生及漢字邁向今體書寫的歷史

1.漢字書法形成的基本條件數千年的華夏文明史表明，漢字的最初形象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屬圖畫文字。但由于后來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圖畫文字變成了以抽象符號拼寫的表音文字，不再有與客觀事物形象有關的表現特征了[1]。然而，中國的漢字則由于兩個主要原因，發展成了具有人類文字書寫最高水平的書法:其一是中國人在促使圖畫文字實現它簡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從來沒有背離象形、表意的基本屬性，其二就是創造漢字書寫美的工具毛筆的特殊作用。

2.漢字今體書寫的萌芽表現

中國漢字真正走向書寫的自覺時代是漢代以后開始的，畢業論文 作為語言記錄的漢字與體現漢字書寫的書體，以及作為書寫藝術的書法，三者分別有了各自的內涵。由于此前的篆體文字，雖然相比圖畫文字簡化了許多，但在實用書寫上仍然不能適應社會需求，急需要通過革新書寫技術去滿足實用書寫的需要[2]。時至今天我們仍能通過漢代帛、簡、牘上的書寫墨跡，看到這一進步的突出成就。如“馬王堆帛書”、“湖北張家山漢簡”、“居延簡牘”、“玉門花海漢簡”、“大通木簡”、“武威王杖詔令簡冊”。這些作品大都是漢代人們社會交流的手寫筆墨實物，一一都突出著書家的真性情。其中最優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誤死馬駒冊》(圖1)，人稱“有張芝之狂，索靖之峻，開拓草書長河的源頭”[3]，是最早反映漢字草寫的高水平作品。另外，還有同時期的“居延建武紀年簡”(圖2)[3]，風格不同于章草，當代人稱為草隸。奔逸放縱，激情洋溢。兩簡共14字，其中兩“建”、兩“武”、兩“年”、兩“三”等字用筆結字變化極其巧妙。篇末一個“年”字，末筆的一豎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氣磅礴又妙趣橫生，通篇氣韻生動，簡直就像今人的書寫。凡此種種正是我們了解此后的張芝、索靖書法形成的珍貴史料。這些洋溢著書寫快樂的作品，其實本是民間或邊塞驛站日常事務者的雜記，它們不僅有著卓越的今體書寫表現，更要比我們以往用來標識漢代書寫形象的漢隸碑銘的《乙瑛》、《禮器》、《袁博》等作品在時間上還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實可知，漢代碑銘之外的民間的日用雜寫等許多書寫現象，已從實用的今體書寫這一主流表現上走在了漢隸碑銘書寫的前面，不僅為后來的張芝、索靖以至于兩晉以來的今體楷書、行書、草書的形成打下了基礎，更為其樹立了榜樣。

3.三國兩晉漢字今體書寫自覺發展的歷史

三國兩晉時期，由于在西漢不久已出現了章草，晚漢又出現了行書和今草，使篆、隸、楷、行、草多枝開花的書寫表現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會的發展與科技進步，歷史在這一頁里漢字書寫在造紙術與毛筆制造兩大技術的影響下走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在這個被史學家稱作“中國周秦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學時代”[4]，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們已清楚地認識到通過追求紙與毛筆質量來提高書寫水平的作用。駕馭毛筆尖、齊、圓、健的屬性，把握好書寫用紙的品質，不僅對于保證書寫質量十分重要，同時對于通過書寫技巧表達書家精神世界，彰顯書家個性與情感，更是有著其他藝術不可替代的表現魅力。這不僅是學習書寫的技術，更是探究書法藝術的科學。

有關書法的種種問題一時間成了上層文人或民間書寫愛好者交流的話題，以至于清談、著書立說中有關書法論述之多前所未有。我們通過讀史發現，從漢末的蔡邕以至魏鐘繇、晉衛鑠以及后來的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書佐人才的研究與實踐，使得以馬毫、兔毫表現篆、隸文字形式美的書寫，漸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強的優質毛筆書寫所代替。

漢字書寫從此走向了自由快樂的時代，甚至還有人制作了鼠須筆用于書寫。碩士論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鐘繇等先鋒書家的影響，之后由晉武帝司馬炎設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書法博士教習。鐘繇作為政權的上層人物，他俯拾眾長，繼前人曹喜、蔡邕、劉德升及民間優秀書寫為基礎的書法創舉，以他與當時社會書寫迥別的今體楷書面貌，為后來的衛鑠、王羲之給予了啟示。在這一時期的民間，在王羲之出現之前的許多簡冊、信札、記事等日用書寫中，漢字書寫已以極其活潑的面目步入了今體書寫的實踐歷史了。無論是出于上奏應急的黃象《急就章》或是已顯現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黃象《文武帖》及樓蘭魏晉草書簡札、樓蘭行楷《三月一日帖》、樓蘭草書《為世主殘紙》、樓蘭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晉《泰始九年木簡》、索靖《月儀本》、《出師頌》、陸機草書《平復帖》、樓蘭草書《濟白帖》都以與當時的碑銘正書殊極的面目表現著書家的書寫情緒，體現著這一時期書家們嘗試今體書寫的不同風格。

二、王羲之書法的產生與發展

1.王羲之所在社會的書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晉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書法活動在東晉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歲月里。在世時前后有其父王導、叔父王廙、姨母衛鑠、其弟王洽、王薈，其子徽之、獻之等著名書家以及眾多的朝野書佐人才構成了一個今體書寫的社會群體，他們無論于理論與實踐都為王羲之書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給予了支持。其傳世作品可從王薈的草書《癤腫》，王徽之的行書《新月》，王獻之的楷書《洛神賦》、行草書《鴨頭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書《中秋》、《送梨》、《鵝群》，王的行草書《伯遠》及不知名書家的行草書紙本的《王念賣駝券》等優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書人的正書磚銘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與精神。他們以其今體書寫的強大陣容樹立了晉書發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書法形成的社會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書全面發展的書家，其楷書作品有見繼承鐘繇書風的《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等。行書有見于他的代表作品《蘭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書有見其《行穰》、《喪亂》、《孔侍中》等;草書有見其《大道》、《此事》、《游目》、《長風》、《上虞》、《遠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嶄新的時代面目及遠超前人的書法成就樹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們在認識王羲之今體楷、行、草書的實用價值及其藝術形象時應當通過其社會原因認識和評價他的意義。這是因為王羲之在東晉不僅有著一個以門閥政治集團需要所形成的強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導是晉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薦的集團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晉右將軍的顯貴地位。這對于實現他書法的最高地位無疑是一個有利的條件。晉政權偏安一方的經營環境更為王羲之從事文學藝術的專門研究提供了極其寬松的條件。在這個可以廣開思想交流的社會中，探究玄學是文人們相互競高的交際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繼的天師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長生不死是當時人們高價追求的享受。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層文人心靈深處竟是那樣的蒙昧與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們受其意識支配為其相關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屢遭挫敗而毫不嘆悔。以此所形成的行為觀念是王羲之這位持有道徒修養的高級知識分子之突出本領。王羲之從事漢字書寫的創新追求是其少年時期早有的夙愿。術好專攻、業成所長。

因長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將仕途難解國家“倒懸之急”[5]的政治抱負，轉變成了以“棄官”[5]為漢字書法而奮斗的熱衷追求。他便游前人書法名跡，以可歌可泣的作為給中國書法史樹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書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體是漢字書寫科學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書法的歷史成就，既體現在他為漢字實用書寫的卓絕實踐中，更體現在他為漢字用筆科學作出的前無古人的實踐上。他還以自己的藝術實踐為漢字今體書寫確立了內涵中國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這里我們可從以下議題認識其價值。

1.實用書寫的領軍人物

漢字實用書寫是以易識、易寫、準確、美觀為客觀標準向前發展的。我們今天看來這是現代書家于右任先生為他的標準草書所訂立的原則。其實王羲之早在他的楷書、行書、草書中已實踐了這一原則。

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中對“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動”，“筋脈相連”，甚至“一波、一磔、一橫、一戈、一牽、一放縱……”都從書寫科學出發追求審美的標準[6]。以往我們在評價王羲之書法時，只注意了他的藝術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實用標準。我們今天仍能很容易地從他的楷書、行書、草書的字例與此前的張芝、索靖、鐘繇及后來的王獻之取得比較，其書寫規律所體現的簡易與可供他人教習的師范特點，實是無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來，“結構者謀略也”[6]，他不滿足漢代隸變字體結構形象和漢隸書體的書寫技巧，積極探索今體書寫科學，從造字原則出發追求漢字的今體結構。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簡的書寫建樹，在楷、行、草各體中，為同時代的書家樹立了追求漢字實用書寫的榜樣。其行書作品《蘭亭序》(圖3)中“領”、“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運用，“攬”、“臨”、“亦”、“跡”、“世”、“骸”、“將”、“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簡寫法既方便了實用書寫又暗合造字規律的創新，在今天仍是我們實用書寫所追求的典范。筆者曾經從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標準草書千字文》的字例中統計得知，其中直接選取王羲之的多達229字，其余的771個字例，則分散在100多位書家或書法研究的群體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過120個字。此中相當多的成分也是間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們在評價“標準草書”的研究成就時，與其說是于右任等民國先驅的創造成就，不如說是他們在王羲之的書寫科學的歷史成就上的總結、歸納和完善。對于書寫科學王羲之不僅自己努力實踐，更以自己的理論教誨兒子徽之、獻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題衛夫人筆陣圖》、《書論》、《筆勢論十二章》等論著，均是用來教誨兒子獻之及后學者的，并常嘆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孫不記”[7]。

2.用筆科學與結字規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來，“用筆者刀矟也”[6]。漢字書寫用筆由王羲之通過實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點。他以無白的筆法實現了中鋒用筆、側鋒取勢;精于使轉、嚴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結合;有方有圓、方圓兼備;懸針垂露、“萬歲古藤”[6];折劍、折釵以及頓、提、波轉、應接等，既嚴守規范，準確把握結字規律，服務于寫實記事，又追求“意在筆前”，彰顯書家情懷[6]，努力實踐深涵表意的書寫藝術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題衛夫人筆陣圖》、《書論》、《筆勢論十二章》、《用筆賦》等書法著作中對其思想與科學理念均有論述。其中對于楷書、行書、草書、八分結構的認識，對章草與隸書關系的分析，對實現結字平正與偃仰、欹側的對立統一關系，對字形大小與筆畫長短的取舍，更以“創臨”、“啟心”、“視形”、“說點”、“處戈”、“健壯”等諸多篇幅作了專論。這些重要論述一一都是指導我們今天認識、學習和研究漢字書寫的科學方法。

3.漢字書寫的科學與書法藝術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漢字書寫發展，由于與社會、科技及書家專研水平等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過了極漫長的發展歲月。距創造這一科學體系的華夏智者的書寫自覺目標，雖近在咫尺，卻遠如天涯。是王羲之這一領軍人物的不懈奮斗與同時代書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終走向了峰巔。字體結構的進一步優化，為漢字今體楷書、行書形象的定立及實用記錄奠定了基礎。是王羲之的歷史召喚著人們快步走入書寫技術大開發、大發展的時代。漢字從文字表達為主的歷史走進了以充分彰顯書寫功能、又積極實踐藝術審美表達的歷程。在這個漢字書寫的自覺時代里，特別是今體草書的歷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書法藝術形象走上了中國藝術殿堂的最高位置。書法家為追求漢字書寫所表現的執著與狂熱，是漢字對自身遵循書寫規律所創造的語言載體與神奇的意象表現的謳歌和贊美;以其對漢字實用書寫的有限表達與審美感受的無限擁有，帶給創作者與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創造者的快樂書寫與接受者的心靈享受共同創造了一個惟有通過漢字才能領悟、而又不可能窮盡領悟的奧秘世界。

縱觀漢字書寫走過的歷程，我們還發現，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醫學論文 又由唐人將其用之于實用書寫創新與藝術開發的實踐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們應該知道這是漢字書寫科學發展必然的結果。此后而有的漢字書寫速度遠不在西方文字書寫之下，這在王羲之時代已成了定勢。且漢字的表意功能卻更在西方文字之上。這正是漢字實用與審美并存之所在。它不僅富有中國道家的哲學理念，蘊存中國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內涵著佛家的徹悟追求。欲求其有當善其無，欲通其妙當會其玄，欲諳徹悟當安空寂。所謂無聲而有音樂之和諧，無色更俱圖畫之美麗。中國漢字書是一門只有博學才能成就的大藝術，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業。所謂“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后乃會通，會通之際”，方有“人書俱老”[7]之境界。

參考文獻

[1]康有為.廣藝舟雙輯[A].歷代書法論文選[C].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 1979.

[2]楊仁愷.試論魏晉書風及王氏父子的風貌[A].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

[3]魏天池.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Z].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

[4]宗白華.論《世語》與晉人之美[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6.

篇（9）

一、綜述

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羅常培所著《語言與文化》一書是文化語言學的先導；80年代，陳建民開設“文化語言學”的課程以及周振鶴、游汝杰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首次使用“文化語言學”這一學科名稱，標志著文化語言學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義《文化語言學》和申小龍《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出版，標志著文化語言學理論的基本形成。從此之后，出現了“文化語言學中國潮”，文化語言學得到了持續廣泛的發展。

二、總論

文化語言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理論建設意識，即對其對象、任務、性質以及方法有一個綱領性的認識。但在近五年間，這方面的研究卻不多，筆者查到的資料僅有《文化語言學初探》（《時代文學》，2014）、《淺談對文化語言學的認識》（《青年文學家?語言研究》，2011）、《從符號的角度看文化語言學》（《商業文化》，2015）等，這些論文所論述的要點大多在之前學者論述的觀點范圍之內。本文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兩點：一是經過近30年的發展，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已經先后建立了眾多較為完整的體系，現如今再想有所創新有一定的困難；第二，構建一套完整的關于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需要長時間的學術積累，但五年是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創新。

由于文化語言學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其理論建設已經非常之多，所以近幾年學者們開始對文化語言學進行總結性的認識。游汝杰、周振鶴的《耦耕集（文化語言學存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一書為論文集，這一系列文章的結集出版進一步梳理了文化語言學的發展脈絡，完整地呈現出文化語言學在國內的發展歷程；邱智晶、任雪蓮、竇晶主編的《回顧與展望：語言與文化問題研究》（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趙明發表的《近十年文化語言學研究：回顧與反思》（《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5）一文回顧了文化語言學的發展歷程，旨在促進文化語言學的發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對中國文化語言學理論的研究，所以這五年中許多學者將視角轉向少數民族語言和國外語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種語言的文化語言學體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語言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語，金榮晃的《文化語言學》（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鮮語等。

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雖然在之前就已經提到很多，但在這五年中不斷得到更新。隨著國外對比分析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度的增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采用對比的研究方法，并且這一方法幾乎涉及了文化語言學的各個具體領域，比如《法語時態與漢語時態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語文建設》，201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男女性別語言差異研究》（《語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性也逐漸顯露了出來，比如和民俗學、新聞學等學科的結合，如《“真實的力量，民間的智慧”――方言節目的文化語言學思考》（《新聞知識》，2011）等。

三、分論

在近五年中，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不僅在原有領域的基礎上不斷擴展，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領域。下文分為8個部分進行論述。

（一）詞匯與詞義

詞匯與詞義研究歷來是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同以往該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時期的研究出現一些新的特點。首先，學者們研究關注的對象不再局限于對詞語文化意義的探求，開始關注詞語的文化意義對詞匯系統的影響，比如《文化語言學視域下的“盂蘭盆”一詞的內涵與外延》（《東北亞外語研究》，201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小清新”》（《時代文學》，2012）等；其次，S著語言的不斷發展，學者們開始關注到一些新詞與借詞，例如趙惠霞、周憬編著的《語言與文化闡釋》（西安出版社，2011）一書中將當代新詞語產生的基本途徑作為研究的對象之一；最后，這一時期對成語的研究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涉及文學作品、其他語言、動物等各種類型的成語，比如《分析來源于文學作品的俄語成語》（《北方文學旬刊》，2013）、《漢泰動物成語對比分析及其文化差異》（李智文，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等。

（二）專名

對專名的研究，伴隨著文化語言學發展的整個歷程。邢福義在《文化語言學》一書中將專名劃分為人名、地名、店名和數字。這一時期對地名的研究尤為豐富，涉及各個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鄉村，如海南州藏語文工作委員會主持編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釋義》（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山東省臨沂村名的語言文化研究》（顏廷花，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漢族姓名》（《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涉及數字的有《“二”字文化語言學考辯》（《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專名研究：研究電視節目名稱的《電視欄目名稱的文化語言學分析》（梁艷，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研究粉絲團名稱的《從文化語言學角度分析粉絲團名稱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時代文學》，2014），研究音樂專輯名稱的《音樂專輯命名特點的文化語言學透視》（《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1），研究飲食名稱的《蒙古族傳統飲食名稱文化語言學研究》（圖拉，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等。

（三）語法

這一時期的關于語法和文化語言學的研究資料并不多見，僅有《語法差異文化闡釋》（《南方論叢》，2011）、《現代漢語對稱結構的深度研究》（劉曉靜，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和《法語時態與漢語時態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語文建設》，2014），這幾篇文章都遵從了申小龍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從文化語言學研究語法的具體觀點，從一個具體的語法角度將漢語語法研究同漢人的思維和文化心理特點聯系起來，主要體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漢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記載漢語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近幾年學界對文字與文化的結合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漢字文化新視角叢書”，它是山東省宣傳文化專項基金項目，歷時5年打造，由山東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國文化地方性視界和世界性視界融通的過程中，該叢書重新確認了漢字在文化承擔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叢書中包括申小龍著的《漢字思維》和《中國網絡言說的新語文》、孟華著的《漢字主導的文化符號譜系》等。除了叢書，還有王寶珍的《漢字與中國文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1）、李運富的《漢字學新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等。這些著作都科學地構建了漢字文化研究的理論體系，為日后的漢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研究漢字文化的論文，但總體上看，研究成果相當零散而不成系統。

（五）交際用語

在交際用語方面，稱謂語仍舊是人們研究的重點。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對一類的稱謂語進行了系統論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漢語稱謂研究》（中華書局，2011）。關于稱謂語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傾向性，即2傾向于跨語言的稱謂語的文化對比以及稱謂語在不同語言中翻譯的文化差異，比如《淺談中英稱謂語的文化差異》（《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中日稱謂語對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等。

除了稱謂語之外，在問候語、雙關語、禁忌語、委婉語、慣用語、諺語、俗語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學生微信問候語的文化語言學解讀》（《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4）、《合肥諺語的語言和文化特點初探》（《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3）等。

在交際用語中，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新出現的諸如對網絡語和廣告語的研究，比如《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中泰廣告語對比研究》（《中國報業》，2011）、《網絡語言的諧音現象》（任莎莎，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

（六）語言接觸與融合

語言接觸與融合，顧名思義，就是文化語言學跳出漢語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比如修剛主編的《外來詞匯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影響》（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別從日語、英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和阿拉伯語等語言層面，對現代漢語中存在的外來詞進行了整體梳理。不過通過對近五年的資料進行梳理，本文發現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翻譯方面。

在翻譯方面，許多專著從總體上把握文化與翻譯。比如李珊、莫興偉著的《文化差異下的翻譯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語言、文化、翻譯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探討了英漢思維模式的差異對文化以及兩種語言間翻譯的影響。類似的還有楊懷恩著的《文化與翻譯》（新華出版社，2012）、楊蔚君著的《翻譯的文化回歸》（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譯方面的論文則主要是論述一個具體的角度，比如《文化語言學視點的漢語詞匯日譯文化信息缺失解讀――以井波律子日譯本為文本》（《凱里學院學報》，2011）、《多角度探討古詩英譯的策略》（《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等。

（七）方言與民俗

從游汝杰、周振鶴合著的《方言與中國文化》開始，學界對于方言與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由邢福義主編的《方言與文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可以說是這一時期該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內容綱領性地分為總論和分論，論及了方言與語言、文字、藝術、民俗等各方面的關系。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區的方言與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與文化叢書”，該叢書涉及多個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與文化》（2015）、王世凱及楊立英著的《東北方言與文化》等。

由于文化語言學跨學科性的特點日益突出，而民俗學又是與文化聯系最為緊密的學科，所以對民俗與文化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學家烏丙安編寫的《民俗文化綜論》（長春出版社，2014），全書共分八卷，內容既包含理論，也有具體民俗與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樣，這一時期對該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種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編的《藏羌文化與民俗》（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維吾爾語、蒙古語中基本顏色詞的民俗語義對比研究》（鬧爾吉，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

（八）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中的文化研究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文化教學實質上是漢語文化語言學在漢語二語教學中的具體應用。該領域經歷了一個從不被重視到被注意、從被熱烈關注到趨于平穩的過程。隨著國家與學界對二語教學的不斷提倡，該領域發展到現如今已經成為了文化語言學的熱點及重點。

該領域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對文化教學的基礎理論以及根本原則的探討，比如王鳴主編的《外語教學與語言文化》（天津大學出版社，2011）、姜萍編著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課堂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對文化教學方法論的研究，比如《英語為母語的中高級留學生漢語熟語的學習現狀及相應教學法》（陳瀅瀅，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再有就是對文化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新認識，如趙明在《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誤區和目標》（《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3）一文中評述了國內外對第二文化教學目標的研究現狀，認為第二文化教學的目標不應該過于寬泛，而應該在梳理文化分類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重點與難點。此外，在唐智芳編著的《文化視域下的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和覃俏麗發表的《略論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習得》（《語文建設》，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認識。除了以上三個主要方面，還包括諸如對課程教材、大綱、課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認識，但都不成系統，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四、結語

總之，近五年間，文化語言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僅在原有研究領域上不斷擴展與深入，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辭、翻譯、語言對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來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仍存在不少問題。第一，文化語言學各方面的發展不平衡。從該學科內部來看，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文化教學方面取得了較多的成果，研究相對深入，但對另外幾個領域基本理論的探討還不夠深入，對他們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謂的“研究得比較多”的方面也存在著“大”而“空”的問題。從學科外部來看，與其他語言學分支相比，文化語言學學科研究開展得較晚、成果仍不夠豐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夠。在總論中也提到過，相較于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理論建設熱潮，近幾年關于文化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建設較少，這說明文化語言學的學科理論在這幾年沒有創新，所以如何構建文化語言學的堅實的理論基礎是首要的問題。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問題。一些論文雖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沒有充足的語料來支撐其所得出的結論。另外，目前的文化語言學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沒有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有機結合起來。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近五年來的文化語言學研究并沒有像20世紀90年代“文化語言學中國潮”那樣發展迅猛，但在某一具體領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對比與應用研究。文化語言學若想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建設，只有充足的成系統的理論體系才能夠支撐文化語言學各具體方面的正確發展；其次，在學界應形成文化語言學風向標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較少的領域找到突破口，進而促進文化語言學的平衡發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換代，雖然近幾年對對比研究方法的運用很頻繁，但對比研究的層面亟待拓展，對比研究的視野也需擴大。同時應重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綜合運用，提升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高度。

參考文獻：

[1]邢福義.文化語言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篇（10）

1我國文字規范的形成及現狀

漢字產生之前“上古結繩而治”，自然是沒有規范的。后世從圖畫和契刻受到啟示，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約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體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規范。

漢字規范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范。舊中國長期以繁體字為正體，那么，以繁體字為代表的正體字也就成了當時的規范字。雖然當時以繁體字作為規范，但是，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手頭字、俗字已經開始流行。這便是對漢字的豐富和發展。

兩表的調整表明我國語言文字規范的一個立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一個不斷進行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沒有終止的時候，需要從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國情出發，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使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使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過程成為積極引導規范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研究了目前作為字形規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認為此表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現在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來。

1.1筆形的變化規律不夠統一

①末筆是橫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橫變成提，“車”和“牛”作左偏旁時改變筆順把橫變成了提，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革”字作左偏旁時也應改變筆順把橫變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時末筆不是橫，四點上面部件的橫不應該就提。

②末筆是豎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時，豎變成撇，如:翔、邦、等，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韓、鄲、韌等字也可以變，特別是“”變“艷”字，左邊部件與“邦”相同，理應變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時撇變成豎，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卻沒變。

④“木”字做底時，如果上部是撇捺對稱且覆蓋“木”字的部件，要把捺變成點，如:條、茶等。如果上部不與撇捺對稱的部件為鄰，則不必改變捺的筆形，如:桌、梁、棠等。可是“雜、親、殺”三個字本屬后種情況，卻按前者的規律把捺變成了點。考查這三個字的來歷，原來它們在繁體字時代只是該字的左邊部件，簡化時把右邊簡掉，卻沒有把作為整字時“木”字該有的捺恢復過來。與此相反本應根據避重捺的原則把其中的“米”字的捺變成點，然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卻設計為兩個捺。

1.2筆順的規則也不夠統一

漢字的筆順基本上是按人體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點和視覺審美要求約定俗成的，這叫作自然筆順;規范筆順是在自然筆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制訂出來的。規范的筆順主要有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橫后豎、先撇后捺、從外到內和先外后內再封口等幾條，除此之處，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但一般都應該符合人的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性。

漢字的歷史太久遠，形成的因素太復雜，要想通過幾條規律把它們統一起來，簡直是辦不到的。不過，作為漢字的規范標準，是文字繼續豐富和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越有規律、越容易掌握，推廣起來就越有效率。我們應該從“有利于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總原則出發，盡可能地使漢字難認、難寫、難記的現狀得到改善，使漢字構形及組合時的變化規律趨于統一，為語文教學、社會應用和對外漢語教學開創新局面。

2文字規范發展的方向和措施

漢字喜逢盛世，必須抓住機遇，盡快適應世界漢語熱的需要、中國加人WTO后因交際的需要、科技發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發展速度。

2.1調動國家與民間兩個個積極性，加大漢字研究的力度

國家“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民間的積極性調動得不夠充分。漢字產生于勞動人民的勞動生活，又服務于社會生活，如果只有國家主管部門的研究而沒有民間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只盯著民間用字出現混亂現象的消極因素，而忽視人民群眾使用和創造文字的積極因素。語言文字的政策應該適當放寬，鼓勵民間建立語言文字研究機構，并積極征求漢字使用者特別是語文教師的意見，吸收民間漢字研究的成果，使語言文字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